高等教育智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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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智慧教育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等数学实验 教学方法 教学质量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3-0010-02

高等数学实验课程是面向理、工、经管各专业的一门基础必修课程，它对学生理解复杂抽象的数学概念、公式、定理具有很好的直观作用，也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动手能力和主动学习性。我校是从2005年才把高等数学实验课列为基础必修课程，起步较晚，作为高等数学实验课程教学梯队的骨干成员，从近几年的数学实验教学中我对如何提高我校高等数学实验课程教学质量的有了几点体会。

一、教师要整体把握数学实验课程的重要性及其常用方法

有很多同学困惑的是数学怎么也有实验课？实验课怎么上？在开始授课时就应该和学生讲清楚，数学实验与其他上机实验不同，不是单纯的学命令、学编程，更重要的作用是对大学数学课程的辅助学习与探索作用。作为高等数学实验课的教师，整体把握数学实验课程的脉络不仅可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数学实验课程的主要学习内容，而且可以使我们站在更高层次上以一览众山小的姿态来面对数学实验课程。在每学期高等数学实验课程的第一次课都应该向学生讲授高等数学实验课的重要性和常用方法：大学数学课程往往是抽象难懂的，高等数学实验恰好可以弥补这个缺点，让学生在形象而又直观充满趣味中学习、理解数学，常用数学软件绘制复杂函数图形，编程实现等学生感兴趣的方法完成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具备良好的数学素养才能使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认识到并把握好数学的主线，才能更好地将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在奉献自己的同时，更要不断地汲取，不断地超越自我，要有勇于创新与创造，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积极探索教育教学规律，科学施教，开阔自己的教育视野。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逐步完善自我，以便取得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整体把握数学实验新课程不仅可以提高教师自身的素质，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

二、教师的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要不断更新教学理念，改善教育教学行为

作为我校数学实验课程的骨干成员，我曾有幸听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李尚志教授的数学实验课程培训,李先生从自己对数学实验的理解到七个具体数学实验的例子两方面谈了他自己的看法，深入浅出的讲解、风趣幽默的事例、耐人寻味的提问，让人轻松获取知识。他强调了当前我们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努力提高新课程指导下的课堂艺术，真正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让学生主动的发展，同时告戒我们必须关注自我、关注收获，更要更新理念、改善教育教学行为。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微积分基础的实验中李先生从一个sinx函数图象出发,讲到了sinx的泰勒展开式、数值计算甚至引出了傅立叶级数,在教学中的几个难点由李先生娓娓道来,妙趣横生,问题也迎刃而解却丝毫不觉困难。

李尚志教授还为我解释了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数学实验与数学建模的区别”,数学实验是一个探索加创新的过程,它着眼于数学的学习方法,强调自主探索和实践,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学习数学知识、应用数学知识,以培养创新能力为根本。而数学建模是一个应用加创新的过程,它着眼于数学的应用,强调解决实际问题的数学方法和模型。这一讲解使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以上两点使我意识到在教学中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要不断更新教学理念，改善教育教学行为。这样才能使课程生动有趣，学生容易接受。

三、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知识和道德修养

李尚志教授在回顾他自己的教学历程的同时让我们也反思自己的教学历程。李先生是一个涉猎广泛的教师,在这次培训中可以看出,李先生不但有深的古典文学的修养,还在音乐、诗词方面有一定的造诣,在培训过程中,枯燥的数学知识经常被李先生用非常浅显幽默的比喻或诗词、典故解释,而这些李先生往往拈手而来,这是需要平时不断积累的。短短十几天的学习，我的思想上受到了震撼，我不断的在反思自己的教学，在寻找自己的差距。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承担的不仅仅是数学实验课程的教学，还应该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体会到数学学习的乐趣，掌握更多领域的基础知识。

通过李先生深入浅出的讲解，我知道了如何更好地反思教学，如何进行同伴互助，怎样从一个单纯的教书匠转变成一个“经验型”的教师等等。在以后的教学中，为了更好的教授数学实验，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我们要做的是：

1.自我锤炼,前进中反思。从以往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得失。尽管我校的数学实验课程无论是从师资力量还是教学水平都无法和一流大学相比，但是我们胜在教师的年轻热情，富于创新和干劲，我校高等数学实验课程组只有7、8人，承担着全校3000多学生的数学实验授课任务，但是仍坚持每周做教学讨论会，不断完善教材细节，讨论课件制作内容，经常为了一个函数命令的教授方法和一个教学内容的设置进行讨论，力争在有限的学时中将高等数学实验教学内容尽可能的丰富和高效。

2.不断学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是提高自我素养的良好基奠，知识是财富，人生旅程是财富，教学经验、过程与感悟更是财富,同时要学会从其他学科中借鉴经验,总结规律,当然这个目标需要自己有渊博的知识。教师不能仅仅局限于本专业，本领域，要走出去，要不断学习，丰富自己，其实数学实验课要讲的生动有趣就要求光懂得数学是不够的，要求对物理学、生物学，甚至美学、文学都要有所了解，比如在《大学文科数学——实验高等数学》一书中就举了很多人文、社科、经管方面的实例，像“园林艺术中包含的数学原理”，“天鹅湖舞曲与傅里叶谐波谐波”给我们在高等数学实验课的教学中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

3.学会交流。他人直言不讳的意见与建议可能是发现不足、认识“庐山真面目”的有效途径。要听真言，要想听真言，更要会听真言，久而久之对我大有裨益。无论是同行之间的交流还是师生之间的交流对我们的教学都是很有益处的，记得在讲授利用数学软件做函数图形时我的学生就提出很多有益的意见，比如对图形着色，线条加以区别等等，后来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对相应的内容进行了改进，效果很好。

4.在数学软件与数学实验具体应用时要注意调动学生的能动性，避免以往数学实验课教学过程中出现的老师干巴巴讲、学生迷糊糊在听的尴尬局面，提倡师生互动启发式教学，提倡一题多解、集思广益并将之融于一堂课中，让学生在空间上有一个数学思维拓展的过程，切实感到在学习数学，使用数学，在讨论数学的过程中，不再感到无趣厌烦，而是不断的提高学习、研究数学的兴趣和能力,可以介绍一些最常用的解决问题的数学算法，不用将具体证明也不用做具体计算，听懂会用即可。从目前设计的数学应用实验来讲，还存在代码复杂、交互性较差等缺陷：有些函数命令过于抽象，通用性不高、不便于使用和推广，不能做到较快上手。因而在做具体问题时，应注意选择合适的数学软件平台，贯穿讲透简单的数学建模思想从实际问题引入，引导求解，还应注意向学生介绍软件的兼容性和简单的使用原则，能看懂基本的代码并结合具体的问题自己动手完成一些实际的问题掌握软件使用的基本规则即可。

5.教师教学方式上应恰当的考虑以数学软件或数学实验为载体，结合高等数学教材中的知识演示难懂的概念，或与实践相关的数学方法。在选择数学应用试验事上既要注意把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相结合、也要把数学方法与数学思想等结合，把已有的数学方法与教学思想溶于数学软件与数学实验教学方法之中，把实用性、成效性放在首位。对开放型问题中的一些教学内容，可指点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后从网络上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和调用，完成一些教师指定的题目。要做到精心安排学生的数学实验，保证学生有自己动手上机做实验的时间和条件。同时数学软件和数学实验在教学中的应用，必须方便、简洁，借助计算机而却不是完全依赖计算机，使用其根本目的是让文科学生能根据提示而学习高等数学。平时数学软件及数学实验的介绍和应用中要注意培养学生规范性、逻辑性和准确性，使学生在学习和使用中能保证既看得懂又学得会，并将之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中,作为高等学校一名数学实验教师,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我要不断提高理论知识，填充自己。因为自己以前实在是知识面较窄、积累也很少。有一个人说过：一个优秀的教师，必须有四大支柱，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支撑起教师的人性，高超的教育智慧支撑起教师的灵性，宏阔的课程视野支撑起教师的活性，远大的职业境界支撑起教师的诗性。总之,我们需要终身学习,希望能体会到李先生在培训中引用的一句诗——“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那种境界!

参考文献

[1]姜启源 数学模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2]李卫国 高等数学实验课，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3]章栋恩 许晓革，高等数学实验，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4]成丽波 蔡志丹，周蕊 大学数学实验实验教程，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年

高等教育智慧教育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教育评估；社会参与；机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3）07-0059-05

随着“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理念逐步成为社会发展趋势，高等教育评估必然成为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的行为。如何建立合理的机制使行政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形成适度的张力共同参与到高等教育评估中，成为当前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环节。

一、社会参与高等教育评估的机制梗阻

社会力量在高等教育评估中的缺位使行政力量过度扩张，在评估项目、评估组织、评估指标以及评估结果等方面形成“政府自导自演”的单边式评估机制，具体有以下表现：

1 评估项目的形成：行政力量主导，社会力量被排斥

高等教育公益性与私益性共存的双重特性决定了高等教育评估项目应该充分体现国家意志以及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的具体要求。但是，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评估项目绝大部分是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来确定的。并且委托行政部门下设的评估机构来实施。社会公众的分散性使得社会力量主要通过社会化的评估机构来参与高校的评估，而当前的评估资源几乎全被政府所垄断，社会化评估机构无法获得相应的评估资源而造成了社会参与渠道的阻塞。尽管这些项目经过了专家的充分论证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这些项目没有得到高等教育“受众”的广泛认可，因而很难保证其社会实效性。前一轮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的所有项目都是由教育部设定，尽管这次评估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高等学校的办学行为、改善了办学条件，也提升了教学质量，但是，公众普遍关注的教学质量的对比度、办学效益度以及学生的满意度等都被忽略。因而，评估的合法性与公正性受到质疑。同时，政府完全掌控高等教育评估项目也会导致评估结果的失真。政府往往通过强硬的行政手段来推动高等教育评估项目的实施，当评估不能给高校带来直接利益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高校与政府（或者政府的评估机构）之间的“软性对抗”，高校被动、敷衍式地对待评估工作；当评估关系到高校切身利益的时候，一些高校就会虚报材料，影响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同时，评估机构的半行政化属性以及约束监督、权力制衡机制的缺失很容易滋生权力寻租现象。

2 评估机构的运行：依附于政府。忽视社会力量

教育评估起源于新自由主义的管理思潮。教育评估组织是调整政府与高校之间关系的“缓冲阀”，可以在政府、市场与高校之间形成合理的张力，以应对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情况下的困境。因此，教育评估机构的运行应该独立于政府与高校之外。根据运行中机构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疏密程度，教育评估机构可以划分为完全独立的社会评估机构、半官方的独立评估机构以及完全隶属于政府行政部门的评估机构。由于旧体制的影响，我国教育评估机构发展较晚，绝大多数属于事业单位，如：2002年成立的上海市教育评估院以及江苏省教育评估院。而“麦可思数据公司”以及“大学排行榜”的三大评估机构属于独立的民间机构。但是，这种影响大的独立的教育评估机构凤毛麟角。隶属于行政部门的评估机构参与的评估项目主要由政府设立，项目本身以及评估结果的社会认同感不强：民间独立评估机构参与的主要是社会所关注的问题，如：麦可思数据公司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预警和重点产业人才供应年度报告”以及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的“大学和专业排行榜”就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与认可。

3 评估指标的编制：注重行政管理诉求，忽视社会需求

第四代评价理论的代表人物古贝（Guba）和林肯（Lincoln）认为，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由于传统评估理论过分强调标准化的科学管理而陷入了单一性价值的泥沼，因此，现代评估应该尊重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担忧与争议，并建立共同的评估价值，以此解决传统评价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现代教育评估理论的观照下，可以看到当前的教育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存在着行政管理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指标体系是由科研人员、评估组织以及学校管理者组成的专家团队研制，尽管他们在主观上尽量使指标的编制更加民主科学，但是，从实践中不难发现，当前的教育评估指标主要还是在政府行政管理的话语体系中编制而成的，社会力量集体失语。因此，政府的需求与行政管理意愿在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意愿往往被政府的话语霸权所筛选，“教学评估成为强制师生达到某种预期的管制行为，”[1]他们的主动权与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

4 评估结果的应用：限制性与隐匿性使社会丧失知情权

由于教育评估项目的形成与实施都取决于政府，因此，依附于政府的教育评估机构就会对政府负责，评估结果也会交由政府处置。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估往往是在体制内封闭运行，评估过程与评估结果的公开制度不完善，评估过程几乎是保密状态下进行的，而评估结果也向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隐匿，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公开，甚至根本不公开。尽管社会公众是一个非特定性对象的概念，但是作为利益相关者的个体却是具体的，因此，社会公众并不是一个纯粹虚化的主体，评估信息向社会公开就是对公众公开。从法理上来说，政府有义务按照《信息公开条例》公开高等教育的评估结果，让公众知道并合理使用评估结果，这既是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更是公民行使社会监督权的一个重要途径。目前，高等教育评估结果的不透明引起了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严重影响了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选择，并引起了对高教评估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质疑，也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另外，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评估专家也是由行政部门来指定，由于缺乏公开透明的专家遴选机制以及退出机制，评估专家更新频率低，严重地制约了高等教育评估信息的公平、公正与公开。

二、社会参与机制梗阻的归因分析

1 “全能政府”包揽高等教育形塑了封闭式的办学体制

教育一度被认为是统治阶级教化百姓、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手段，因此，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被看做政府必须完全控制的公共物品，政府独揽了高等教育举办、管理以及评价等一切权力。随着现代国家管理理念的深入，上世纪末以来，我国政府的职能也开始由“全能”向“有限”转变，高等教育封闭式的办学体制逐步被打开，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不再包办高等教育的举办、管理与评估，一些教育发达的省市开始将教育评估工作从原来的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教育评估机构。表面看来，这些教育评估机构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已经去除了行政性质，但是，实际上是了政府的部分行政权力，因此，它们所实施的教育评估依然是行政委托行为，几乎无法超脱于行政力量之外。

2 “官本位”文化阻隔了社会力量参与高等教育评估

两千多年封建制度沉积下来的“官本位”思想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场”，并以一种隐性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社会运行模式。在这种“文化惯习”中，我国高等教育的运行过程有很明显的“官本位”特征，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高校的行政化运行模式。我国高校实行科层化的行政运行体制，大学管理者是以政府官员的身份来行使对大学的管理权。此外，“官本位”思想排斥了非官方的社会评估机构对高等教育评估的参与。我国的本科高校大多数具有正厅级及以上的行政级别，多数半官方评估机构的级别是副厅级单位及以下，而民间评估机构更是不带行政级别。因此，民间评估机构与半官方的评估机构必须得到教育管理部门或者学校委托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对高等教育进行评估，否则评估结果不能被官方行政部门认司。

此外，我国是实行“市场准入制度”的国家，行政部门拥有决定半官方评估机构以及民间评估机构“存与废”的特权，使民间评估机构在对公办高校实施评估的时候有所犹疑：而半官方的评估机构往往被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赋权而对高校进行自上而下的评估。作为评估主体，这些评估机构因为得到了上级的行政赋权而在地位上高于作为评估客体的高校，这种不对等的主客体关系造成了高校对评估机构的“软抵制”，评估中的造假行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时，国家权力先天性的扩张欲望会促使政府对社会化评估组织进行过分干预，通过权力的滥用与越位使社会化评估组织依附于政府，从而失去在高等教育评估中的独立性。因此，在高等教育评估需求旺盛的“强市场”中，社会评估机构却呈现“弱参与”的态势。

3 社会评估机构自身的不足造成功能性缺位

理论上来看，社会力量参与高等学校评估的明显优势在于通过市场化机制来整合评估资源，实现评估项目与评估指标的合理形成，评估过程与评估结果的公开公正。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最终要进入社会，人才质量的高低最终要接受社会的检验，而社会检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市场化的检验机制。面对人才市场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教育管理部门的“有限理性”往往会对市场流动快速的变化做出相对迟钝的反应，因此，评估工作就会和社会的需求脱节。而社会化评估机构是在市场化环境中产生与发展的，它们对市场有天然的敏感性、灵活性以及共时性，这就决定了社会参与高校评估的合理性。但是，社会化评估机构本身也存在规模过小、专业人才缺乏、运作不规范等方面的不足。因此，社会参与高校质量评估在实践中还存在不足，最终造成评估成本的增加以及评估结果的失真，这是社会评估机构功能性缺位的表现。

三、社会参与机制的理顺与创新

1 理顺社会力量的导入机制

首先，建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评估项目形成机制。传统评估项目的形成与运行多数在体制内进行，评估项目关注体制需要而忽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诉求，高等教育评估无须社会机构的参与。但是，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市场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2]政府不可能在评估中长期“一家独大”，“必须保持权力和权利的协调性，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共管共治，实现政府与民间的互动性。”[3]因此，必须重建评估体系，加大社会诉求在教育评估体系中的比重，让社会参与项目的遴选、指标的设定、评估专家的遴选等等。同时，对于一些政府指令性的评估项目要运用市场的竞争机制进行招标，从中选择更合适的评估机构，甚至引入一些社会评估机构对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完成的评估项目进行绩效评估，更好地促进评估机构的自身建设。

其次，建立透明的信息公开机制。高等教育评估的目的不仅是对高校办学效益的考核，还是为公众的教育选择提供客观信息。因此，高等教育评估的相关信息需要通过一定的机制对社会公开，让公众了解不同高校的教学质量，以此决定自己的高等教育选择。评估信息公开机制首先要公开评估过程以及评估结果，让社会公众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对评估结果进行判断。信息公开机制是教育主管部门合理引导社会理性选择高等教育的有效途径，可以促进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与质量提升。同时，透明的信息公开机制可以使社会对评估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监督，最大限度地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

第三，建立合理的竞争机制。社会需求的多元性促成了评估机构的多元化，这些机构代表着不同群体对高等教育的诉求。社会市场的存在决定了评估机构之间竞争的存在，由于传统评估体制的影响，我国高校评估机构以官方形式为主、权力过于集中而且效率比较低下，而社会性评估机构刚刚起步且比较式微，因此，教育主管部门首先要赋予高校根据自身需要选择评估机构的权利。以保证多样化评估机构的合理存在；要制定合理的博弈规制，保证评估机构之间的有序竞争与有益互补。在必要的时候还要针对社会评估机构制定阶段性的优惠政策、让社会美誉度高的社会评估机构优先得到政府的评估资源，促进它们的快速健康发展。

2 创新社会评估机构的培育机制

首先，建立社会评估机构的激励机制。当前我国一些省份的教育评估机构基本属于政府行政权力的半官方机构，无法独立于政府与高校之间，并且很难给出令社会信服的评估结果。因此，在市场竞争的背景下，政府必须在宏观方面通过采用适当的行政干预手段或启动立法程序，建设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在微观方面要制定评估机构的设立标准，鼓励社会化教育评估机构的多样化发展，可以成立社会团体法人性质的评估机构，也可以成立基金会法人性质的评估机构，既鼓励同质化竞争也鼓励错位竞争，使高等教育评估机构生态性发展。另外，非营利性（公益性）评估机构的行为具有很强的利他性，在运行逻辑上遵循的是文化道德逻辑而不是市场逻辑，因此，政府应该通过税收政策、补贴政策，甚至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来支持这些机构的发展。

其次，健全社会评估机构的监督机制。评估机构的多元化并存与竞争可以激发活力、提升评估质量，但是，有很大一部分非官方评估机构具有营利性特征，它们属于公民社会更属于市场社会，当缺乏有效的制度规约时，它们的逐利性就会异常彰显，使评估异化为一种交易行为。因此，政府的核心任务就是要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社会化评估机构的市场行为，推动社会化评估机构的规范化与组织化建设，使这些评估机构真正成为公民有序参与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中介与平台，如健全监督与问责制度、制定规范化的评估秩序、评估成本的核算与公开制度、外部审计制度、收费制度等。政府还要加强对不同类型的评估机构进行资质审核与绩效评估，对有问题的评估机构进行跟进指导、责令整改、停业甚至撤销退出；政府还要对评估专家进行资质认证或者实行教育评估师执业资格制度，[4]促进高水平专家的成长以及专家队伍的形成，提高社会化评估机构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3 建立社会参与高校评估的筛选机制

社会化的评估机构与市场的联系最为紧密，可以敏感地发现公众的需求并适时地调节。因此，政府与社会化评估机构之间要建立互信机制，政府可以通过招标等形式将一些评估项目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社会化教育评估机构，在项目来源、指标设置、专家遴选、评估资金等方面，形成合理的竞争。但是，高等教育评估市场向社会机构开放也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从三个原则把握其适合性。一是合法性原则，评估机构的选择与项目的招标等环节必须在法律框架之内，而不能跨越已有的制度规约；二是合理性原则，按照评估项目的性质、内容等选择最恰当的评估机构，使高等教育评估既体现评估的本质与目的，又关注评估的效率（社会性效率和本身的运作效率）；三是现实性原则，评估工作必须与历史发展背景相适应，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如在我国社会化评估机制尚未完全理清的情况下，高等教育评估全部实行社会化评估是不现实的。对评估项目与评估机构之间的切合度或适合性考量的目的就是建立合理的社会参与高校评估的筛选机制，让一些与社会公共利益关系度极高或者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项目能够得到客观、具前瞻性的评估，达到质量与效率的最优化。

参考文献：

[1]李华玲，李峻，论高校教学评估的“意义建构”[J]，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3）：120-124

[2]骈茂林，教育评估中介组织发展若干问题探析[J]，江西教育科研，2006，（2）：12-14

高等教育智慧教育范文第3篇

党的十五大提出：“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在这个背景下，我国确立了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方针，并从1999年秋季开始明显扩大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使高等职业教育经历十多年试点阶段后，进入了规范发展阶段。由于试点阶段的多头领导，造成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外部定位和内部制度建设上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在规模发展阶段刚刚开始的时候，对上述问题加以讨论是必要的。

在讨论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定位之前，先要弄清高职毕业生的出路在哪里近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们，高职毕业生的出路在“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与“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的结合部。即，高职毕业生既可以加入劳动者大军，又可以加入专门人才队伍。这样讲，有以下三方面依据。

一是技术进步和迅速发育的市场体制下的用人制度的影响使得劳动者大军与专门人才队伍的界限变得相对模糊。计划体制下的“一条线”，到了市场体制下就变成了有一定宽度的“结合部”。

二是高职毕业生走向社会第一次择业要有可员可工的准备。对于这个学历层次的人来说，是不应苛求入门的工作安排的，况且先做一段工人再做技术员既是选拔人才的方式又是培养人才的方式。所谓“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调整就业期望值”，对高职毕业生来说，理应包含上述准备。

三是职业转换的需要。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职业转换是难免的。这个教育层次的毕业生，有些时候，可下才有上的机会，能屈方有伸的可能。

我国发达地区不少企业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九十年代的高职就相当于五六十年代的中专。”这个比喻对高职毕业生的出路做了形象的描述。

二、产业服务是高职师资队伍社会实践的主要层面

产业服务作为一个社会实践的层面，是相对产业开发而言的。产业开发是关系到开创一个行业、改造一个行业或整合某些行业的实践活动，它包含丰富的有关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内容。而产业服务只是将产业开发的成果应用到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各种管理领域中去。尽管它处处需要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但产业服务一般不涉及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内容。它与产业开发相关联，但与产业开发分处两个不同的层面。

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加以说明。如果研制并成批制造一种先进的供生产领域广泛使用的数控机床的控制系统是一种产业开发行为的话，那么，将国内外知名厂家的数控系统和伺服机构拿来更新过时的数控机床或将通用机床改装为数控机床，就是一种产业服务行为。前者具有突破性，它关系到能否创造出拥有中国自己的知识产权名牌产品以跻身世界先进国家之林的大事；后者具有后援性，有巨大的经济效益。有关业内人士提供的资料表明，在改革开放20年来各行各业进口的数控机床中，已有原值超过100亿美元的“鸡”趴在了“窝”里，等待更新、改装和维修。而这，主要是产业服务层面的事。

产业服务领域十分宽广，它包括技术服务、法律服务、销售服务、采购服务、仓储服务、运输服务、证券服务、保险服务、会计服务、保健服务、旅游服务、信息服务等诸多方面。虽然除高职以外的其他各级各类高等教育也会驻足产业服务，但只有高等职业教育将产业服务作为师资队伍社会实践的主要领域。这样推论有以下三方面的依据。

一是产业服务是高等职业学校在专业建设上与相关行业联结的纽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专业建设先进与否直接影响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同时也影响学校的招生吸引力。师资队伍介入产业服务有利于抢先创建新专业和改造老专业。创出名牌专业才可能成为名牌学校。

二是产业服务是课程开发的源泉。在技术不断进步、产业不断重组的当今社会，高职课程的不断整合和教学内容的不断更新是教学质量的保证。而产业服务为上述课程开发提供了条件。

三是产业服务可以为学生提供难得的实践教学环境。在教师的主导下，将学生从低年级到高年级有针对性地组织到产业服务之中，通过观察、操作和思考的多次循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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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教结合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定位

任何国家的本科大学——尤其是设有研究生院的本科大学都担负着不断冲击学科前沿的责任。我国传统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社会定位是产学研结合，即高新技术产业化、教学开发与科学研究的结合。这个定位适应我国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需要。这里的产学研三者都有靠近学科前沿的成分。与此特点相适应，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实行学衔制即教授、副教授制度。与此相关，这些高等学校享有国家科学研究经费并得到来自产业界的开发资金。这些投入是实行产学研结合的必要条件。

我国的高等专科教育属于不授学位的低于本科的一种教育层次，其教学开发谈不上靠近学科前沿，它与社会的联结本不适于用产学研结合概括。但事实上，我国高等专科教育在最近20年中一直是用产学研结合作为与社会联结的纽带。与此相适应，其内部也实行学衔制。这有其历史的原因。

一是我国的本科教育资源相对匮乏，需要用较低层次教育资源补充。20年来有不少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大学，有的甚至是由中等专业学校升格为高等专科学校不久又升格为本科大学的。把与社会的联结定位于产学研结合并实行学衔制，有利于高等专科学校顺利融入本科大学。目前，这个补充过程仍在继续之中。

二是我国在80年代的经济发展中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因素。这种因素误导了教育界对人才结构的估计，使得高等专科教育的社会定位出现高移现象。

三是对包括高等专科学校在内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实行包分配的就业制度。多年来这种充分就业的制度掩盖了高等专科教育社会定位高移所带来的问题。这至少是1995年出现大专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之前的情况。

在高职试点阶段，像职业大学这样的高等职业学校也曾被定位于产学研结合并实施学衔制。多年来的办学实践表明，这些学校取得的成绩多与介入产业服务相关，而难于摆脱“本科压缩型”的窘境则与产学研结合这个社会定位以及学衔制有关。这是由职业大学的教育内涵距离学科前沿尚远这个基本事实决定的。而这个事实从经济与社会发展对职业大学的要求来说是难于改变的。尽管如此，由于职业大学多属地、市一级政府兴办的，而我国地、市一级政府多有将所属职业大学改办成本地区综合性本科大学的期望，因此，同高等专科学校一样，要让职业大学放弃产学研结合的社会定位和学衔制，不是近期能够实现的。

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进入规模办学的时候，人们有理由关心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定位以及是否实行学衔制的问题。

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定位或者说与社会的联结关系应确立在产教结合上，即产业服务与教学开发相结合。所谓教学开发包括专业建设与课程开发。与此相适应，在师资队伍内部不宜实行学衔制，而代之以某种有利于推动产业服务与教学开发并将二者结合起来的职务等级制。

如果沿用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大学在过去20年中实行的产学研结合的社会定位和学衔制，将会在高等职业教育中产生两个现实问题：一是学生的就业期望如何塑造的问题，二是教师的价值取向如何引导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和基础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规模将继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越大，越要求高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做好可员可工的就业准备。这种实实在在而非虚晃一枪的准备是就业机制中的某种“调节器”和“安全阀”。1995年我国开始出现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若干年后，几倍于目前高等专科教育规模的高等职业教育若不摆脱产学研结合的社会定位和学衔制，又如何从制度上、环境上和条件上保障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塑造学生的就业期望

在传统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在产学研结合和学衔制条件下，教师们争项目、搞研究、出成果、写论文、评奖、升教授这一系列活动十分活跃。我们可以在这些实践中概括出一个“争名倾向”来。这种“争名倾向”符合向学科前沿冲击的需要，同时也符合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高等教育智慧教育范文第4篇

在现代中国，高等教育获取的问题始终为社会所瞩目，主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是社会向上流动的核心渠道，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指标。但是高等教育获取不平等的问题却变得日益突出，正在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阴影。

Prashant Loyalka等五位学者发表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最新一期上的论文，致力于通过对宁夏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的比较分析，来解释究竟是哪一个教育阶段，导致贫困地区的学生在高考表现上远远落后于非贫困地区。与以往认识大为不同的是，作者们通过对30万名学生数据的分析，发现最大的不平等发生在初中升入高中这一关键节点上，而不是高考一次性表现的结果。这篇文章的数据来源于宁夏教育厅，所以可靠程度较高。作者们把初中到升入大学分为三个关键性转折点――初中升高中、高中教育和高考。从高考的表现来看，宁夏非贫困地区在2010年的大学升学率为32.3%，贫困地区为19.7%；而就四年制本科的升学率而论，非贫困地区为18.9%，贫困地区为10.8%。更重要的是，贫困和非贫困地区间大学升学率的差距已经从2001年的1.43倍，扩大到了2010年的1.64倍，而且从数据分布结果来看，这个扩大还有加剧之势。那么问题就来了，高考升学只是一次性考试成绩的表现，而其考察的则是学生长期积累的结果，到底在哪一个阶段这种教育积累差距就已经发生根本性的不同。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贫困和非贫困地^高中入学的差异，指出前者只有38%的学生升入高中，后者则有53%；而在高考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精英高中，前者的入学率仅为18%，后者则高达29%。这一高中入学状况和高考表现具有一致性。在此基础上，作者们还发现，从中考参加人数来看，2009年贫困地区仅有62%的学生会参加，而非贫困地区几乎达到100%；而且从中考的成绩表现来看，贫困地区和非贫苦地区并没有巨大的差别，因而作者们认为贫困地区较低的中考率恰恰说明，高等教育获取的不平等在中考就已经奠定，当然高中教育质量的差异亦和不同地区学生高考表现的差异存在正相关。贫困地区在初中阶段有如此之高比例的学生不参加中考，其背后的机制值得深入探究。

同时，作者们提及在宁夏贫困地区，由于高中已不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费平均下来，高达家庭年净收入的82%之巨。对于贫困地区的家庭而言，教育支出如此之高，教育质量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又逢高考升学率不理想，其投资教育的边际效益是很低的，这一问题将阻断很多贫困地区学子的求学之路，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参加或完成高中学业。

这项研究的结论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基础教育的重要性，重新理解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这一政策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后果，重新看待一省内教育巨大的地区差异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大学入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竞争性，只有程度之别，但是基础教育应该来自不同阶级、不同家庭的学生提供最大可能的平等。把高中设置为非义务教育本身是资源匮乏时代的产物，因而今天它是否应顺应时代而变，让更多贫困地区的学生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高等教育智慧教育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政策 回顾与前瞻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1-0012-02

一、政策与高职教育发展的关系

中国高职教育20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高职教育的发展状态与高职教育政策的演替密切相关。不同时期的高职教育政策都是根据当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以及高职教育发展的形势和需求提出的，高职教育的发展对政策有着高度的依赖性。

二、不同发展阶段政策的文本及特征

广东高职教育经历2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为广东高职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健康、积极的政策环境。笔者梳理了国家和广东省政府在不同阶段制定的政策文本，发现不同发展阶段政策文本有着不同的核心内容，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导向。

（一）起步阶段的政策文本及特征（20世纪80年代-1990年）

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1983年颁布的《国务院转批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提出地方、企业等多方面办专科教育的实施意见，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下，广东省政府于1983年颁布了《关于努力开创我省教育事业新局面的决定》，提出“必须加快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大力发展广播电视大学等，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各种专门人才”；1985年颁布的《贯彻的意见》指出“要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和层次比例，加快专科教育的发展，扩大招生规模，逐步改变大学本科生和专科生比例不合理的状况。

（二）低速发展阶段的政策文本及特征（1991年-1998年）

1991年颁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和《关于加强普通高等专科教育工作的意见》是首次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题颁发的政策文件，标志着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心。在中央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精神指导下， 1997年，广东省政府颁布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粤府[1997]87号），提出积极发展高等职业学校教育。

这一阶段中央政策涉及的内容逐步广泛，对办学途径、办学方向、办学特色、办学效益都有了明确的目标要求，增加了“内涵发展”、“产教结合”、“企业、行业积极参与”等符合高职教育规律的核心文字。

（三）快速发展阶段的政策文本及特征（1999年-2004年）

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教育部制订的《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开启了教育部注重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强调高职教育的内涵建设的新建设阶段。

在中央政府积极推进高职教育的规范发展和规模发展的政策指导下， 2004年广东省教育厅为进一步明确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以就业为导向，根据市场和社会需求，深化高职高专教育教学领域改革，推动我省高职高专教育改革与发展，颁布了《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我省高职高专教育改革的意见》、《广东省高职高专教育改革和实践工程》，开展高职高院校人才培养水平评估工作，推动我省高职高专教育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这一时期中央及广东省颁布的高职教育政策逐渐增多，时间间隔越来越短，文本内容更多强调将高职教育作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力量，摸索中国的高职教育发展规律，有步骤地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高职教育改革，重点关注高职教育的制度建设方面，探索高职教育新的管理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高技能人才。政策文本出现 “双证书”、“双师型教师” 、“内涵发展”、“示范建设”等突出高职教育职业性特色的字样，此阶段政策文本特点是内容进一步详实，可操作性强，对高职教育的发展和高职院校的建设发展有着清晰的指导意义，并将高职教育的发展主题逐渐转移到质量和效益上。

（四）稳健发展阶段的政策文本及特征（2004年以后）

自2004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的通知》下发后，标志着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加强内涵建设、提高教育质量的新阶段正式到来。随后颁布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若干意见的通知》、《教育部关于印发的通知》（新方案）、《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等政策文件明确高职教育实以就业为导向培养适应岗位需求的高技能人才，要求全国高职院校积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强调技能训练指导高职教育，大力推进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以期带动高职教育整体教育质量的提升。

2006年广东省政府为加快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推进经济强省、教育强省、人才强省建设，颁布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提出了“完善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多元化办学格局。到2010年全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校学生达65万人以上，招生规模占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50%以上，积极探索发展高层次技术应用型人才教育。”2007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提高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意见》提出“深化高职高专院校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通过实施《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综合改革推进计划》，建立具有鲜明特色的职业技术教育人才培养新体系，探索适应现代企业岗位实际需要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制定和完善职业院校人事制度及师资培养培训、校企合作办学、招生就业、管理体制与模式等相关政策和制度，为我省职业技术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实施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项目，打造高等职业教育品牌，选择20所左右办学理念新、办学条件好、特色鲜明、改革成效大、教育质量高、社会认可程度高、毕业生就业率高的职业技术学院作为省级示范性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带动全省高职高专院校加强建设，推动我省高等职业教育适应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培育高职教育优质资源。”2009年广东省教育厅和财政厅颁布了《关于实施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提出了“特色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方案调整优化计划、精品课程建设与教学内容改革计划、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高水平队伍建设计划、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计划、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计划、质量保障与服务支撑体系建设计划”，希望全方位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满足知识经济时代人才需求。

这一时期的高职教育政策文本不仅提出明确的发展目标、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培养规格的要求，更注重实现目标的配套措施的制定。

三、新形势下广东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政策前瞻

（一）拓展高职院校办学自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推进，高校办学自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扩大高职院校办学自就是让学校本身发挥主体作用，利用内部和外部条件，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一个自由、宽松、严谨的学术研究和内部管理环境，以便更好地提高高职院校的教育质量、管理水平和学术水平。广东省作为经济改革的前沿阵地，充分认识高职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积极探索高职院校在招生、专业设置与调整方面的办学自。2007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全国首批28所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开始实行单独招生试点工作，2012年有单独招生资格的高职院校增加到18所；2010年选取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等15所高职院校开展中高职衔接对口自主招生试点工作，受到社会、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

（二）深化校企合作，引导企业投资办学

推动服务业大发展是“十二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为我国实现产业升级、调整产业结构提供了新机遇。技能型人才供应不足且结构不合理，仍是制约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突出问题。职业教育要为服务贸易人才培养作出新贡献，必须坚持走“产教结合、校企合作”的路子。广东省经济要实现转型，必须充分发挥教育引领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在政策法规上制定行业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法律责任和激励机制，充分调动行业、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以“消费者导向”为办学指导方针，实现学校和企业双赢的局面。

（三）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体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大力发展的方针，转变职业教育自身发展方式，把提高质量和促进公平作为改革发展的重点；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行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新机制”，并明确要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1]陈亚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政策文本分析[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

[2]王应密.我国高职教育政策时间的进程分析与反思[J].当代教育科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