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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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的基本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税收筹划；避税；节税；偷逃税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税收具有无偿性、固定性和强制性三个主要特点，所以纳税人往往会采用各种手段来减轻自己的税负，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些手段包括：避税、节税、偷逃税等。纳税人之所以可以采用各种手段来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纳税人利用税法间的差异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对某一税种的应纳税款往往有一个以上纳税方案备选，这就为纳税筹划提供了条件；二是利用国家规定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为纳税筹划提供了前提条件；三是利用了税法的不完善等。总之纳税人可以通过税收筹划行为来降低税收负担。但是在税收负担最小化的概念中，除了偷逃税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外，税法学界对税收筹划、避税、节税的法律界定众说纷纭，造成实践中的障碍，期待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一、概念辨析：避税、节税、偷逃税与税收筹划

理论界将税收筹划与避税或节税混同使用或是将其视为是避税的子概念。一种观点认为①，广义上的避税分为“正当避税”和“不当避税”，“节税”、“税收筹划”就是所谓的“正当避税”，狭义上的避税专指“不当避税”；第二种观点认为②，税收筹划就是节税，一般指纳税人采用合法的手段达到不交税或少交税的目的。由此看来税收筹划与避税（包括不当避税）、节税、偷逃税之间的关系与法律界定是本文的主要命题。

(一)避税与税收筹划

笔者认为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事先对经营、投资、理财等活动进行的筹划与安排。税收筹划具有合法性、事先筹划性、目的性三个基本特征。与之相对应的税收筹划权是纳税人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一般来讲，纳税人充分利用税法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差别和税法的不完善，以减轻税收负担，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合法的。税收筹划行为既体现了国家的政策导向和意图，也符合纳税人市场竞争的需要，国家应该给予支持和鼓励。但是法律规范从被制定后一般都具有的滞后性和不完善性，决定了任何一部法律（包括税法）都存在着许多漏洞。如果从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可以将其可分为避税和节税。避税事实上也就是纳税人利用税法存在的漏洞和不完善，采用隐蔽的手段事先作出各种规避税收的行为。避税行为人往往打税法的“球”，并不会直接触犯法律规范。我们认为引起避税的原因和其所具有的法律特征都包含在税收筹划行为之中，它是税收筹划的子行为。而相关学者所说的不当避税是指偷逃税这一违法行为，它既不属于避税概念的范畴，也不属于税收筹划的范畴。国家为了避免避税行为的发生，只能通过不断修改和完善税法和其他有关法律。

(二)节税与避税

节税和避税属税收筹划的子行为。节税是指纳税人充分利用税法的优惠政策和差别待遇，采取法律许可的正当手段减轻税式支出的行为。避税与节税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节税行为符合国家的立法意图和政策导向，各国政府都持有支持的态度，而避税却恰好相反。避税只是纳税人利用税法上存在的漏洞，钻法律的空子，通过巧妙的隐蔽的行为安排其经济活动，虽可暂时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但不利于长期经营和发展。因为漏洞一旦被堵上，纳税人将无能从此获利。因此，节税才是纳税人的首选。避税和节税作为税收筹划的两方面，同样也具有合法性、事先筹划性、目的性这三个基本特征。不同的是，避税是在纳税义务发生时或之前纳税人通过寻找法律漏洞的手段达到规避税收的目的，而节税是纳税人利用了法律许可或鼓励的方式达到减少税式支出的目的。

(三)偷逃税与税收筹划

关于偷逃税，各国税法都有明确的规定并给予严厉的惩罚。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明确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叫偷税”；逃税是指“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采用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防碍税务机关追缴税款的行为”。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偷逃税的基本特征有三个：一是非法性，即偷逃税是一种违法行为；二是欺诈性，也就是说，偷逃税的手段往往是不正当的。三是“事后补救性”，这与税收筹划的事前筹划性不同，偷逃税是在纳税义务已经发生并且能够确定的情况下，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来进行所谓的“补救”和“弥补”，安排而推迟或逃避纳税义务。这种“补救”既包括积极的作为又包括消极的不作为。偷逃税直接触犯税法的规定，导致政府当期预算收入的减少，有碍政府职能的实现。偷逃税与税收筹划都有减轻纳税人税收负担的特点，但是偷逃税是违法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税收筹划的法律分析

（一）税收筹划的理论依据

长期以来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国家总是处于主动、支配的地位，而纳税人则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国家凭借政治权力无偿征收税款，税款征收多少都由国家说了算，纳税人根本谈不上税收筹划，表现在税收法律上纳税人的权利匮乏，这是税收权力关系思想在税收实务中的反映，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市民意识的觉醒，这一状况逐渐有了改变，为税收债权债务关系所替代。20世纪初以德国法学家阿尔巴特•亨塞（AlbertHensel）为代表提出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即在法律面前，把国家和纳税人定性为债权债务关系，权力在该关系中居于次要地位，纳税义务依法在课税要素满足时成立。该说对认识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提供了全新的视野，纳税人与国家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服从与命令的关系，这实质上是“社会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国家与纳税人之间是“合作与服务”关系等思想在税收关系中的体现，也正是这些思想为纳税人开展税收筹划提供了思维意识的理论前提。在税收债权债务关系思维的支配下，纳税人依照税法缴纳税款，无需超额承担不属于自己的义务，并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纳税人有权选择对自己更为有利的行为，选择对自己最轻的税负，这即纳税人的税负从轻权或税收筹划权。我们认为将税收筹划权上升为纳税人的法定权利，是今后我国税法修改和完善的一个重点。

二)税收筹划的法律特征

⒈合法性。如果说税收债权债务关系是税收筹划的思维意识的理论前提，那么税收法定原则则是税收筹划进行实践的理论基础。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在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中分别担负起了维护公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重任。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包括③：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课税程序合法原则。课税要素法定原则是指有关纳税人的纳税权利义务的构成要件必须要由国家的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来制定，没有法律的规定，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得开征，任何人也不能被要求承担任何税收义务，违反法律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行政规章等不具有法律效力。课税要素明确原则要求税法中有关课税要素的规定都应该是确定的和明确的，不应出现含混或有歧义的规定，导致税收机关滥用税法解释权而造成对纳税人利益的损害。课税程序合法原则是指税收权力的行使必须按一定的程序来进行，税收纠纷也必须通过公正的程序来解决。由于税收法定原则要求征税法律根据的明确性和无法律根据政府不得向任何组织和个人征税，这就决定了法律应该保护纳税人利用税法所规定的优惠等措施等进行的税收筹划。纳税人只根据法律明确规定的要求承担税收义务。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都应该属于义务排除的范围。对于法律规定的解释权要做严格的限制，不得任意扩大和类推。这一点不仅是为防止法律解释权的滥用，也是保护纳税人的合法财产权。不能通过扩大解释的方式使纳税人发生新的税收义务。法律的漏洞在没有被堵上之前，由此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都应当由国家来承担，而不应该让纳税人承担。也就是说，当出现“有利国家推定”和“有利纳税人推定”两种解释时，应采用“有利纳税人推定”。因此，笔者认为税收筹划（包括避税）具有合法性。

⒉事先筹划性。税收筹划是纳税义务形成以前进行规划、设计和安排的意思。税收筹划是通过延迟应税行为的发生或事前以轻税行为代替重税行为，以达到减少税款支出或综合净收益最大化，具有前瞻性。如果经营活动已经发生，应税行为已经能够确定，纳税义务已经产生而去采取人为的规避、逃避应纳税款，则是偷逃税而非税收筹划。

⒊目的性。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目的，就是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减轻税收负担，降低税务成本，从而增加资本总体收益。

三、税收筹划中的避税问题

税收筹划中的避税虽然是不违法的经济行为，但它也给国际市场和各国经济稳定发展带来了颇为不利的影响。一方面，避税直接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流失，弱化了财政功能，有碍国家对社会管理和公共福利职能的实现。另一方面，避税者利用这种方式竞争，会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避税产生的客观原因在于税制本身的缺陷，要想尽可能的减少纳税人的避税行为就必须完善税法，做到税法条文的完整，措辞严谨，使税制的内在机制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在反避税立法上都较先进。如最早实行转让定价税制的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美国税收法案》、《税收改革法令》等不断出台，完善的法规囊括了所要规范的内容。我国应在借鉴国际反避税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税收中单独制定反避税条款，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税法专门法规。针对经济全球化对跨国公司的管理要求，补充、修订转让定价调整方法及其使用条件。从长远角度来看，适当取消部分优惠措施，会避免滥用优惠现象的发生。此外加强税务行政管理，如严格实行税务申报制度，加强税务调查制度，强化会计审查制度，实行所得评估征税制度等有效措施也可控制避税行为泛滥。对跨国避税行为我们应加强情报的搜集和交流，建立涉外税收信息库，并在征税方面相互协助，加强国际合作，加快国际税法的研究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市场经济是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的经济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其竞争规则是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税法规范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关系，且对双方具有同等的约束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与纳税人的利益分配关系规范化，税收秩序正常化，税收法定原则被加以确定，国家便不能随意侵占纳税人利益，征税机关要依法行政，依法征税；而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提高一定阶段后，减轻税负不再过多依靠偷、逃、欠、骗税等手段和方法，纳税人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通过税收筹划来实现。

参考文献

[01]应飞虎,赵东济.税收筹划的法律认定[J].法学,2005,（8）

[02]陶其高.从法理上对税收负担最小化手段的再界定--税收筹划概念的内涵和外延[J].浙江师大学报,2001,（5）

[03]刘隆亨.依法治税的目标、理论和途径[J].中国法学,2002,（1）

税法的基本特征范文第2篇

笔者以为，无非纳税人与纳税人之间、征税人之间、征纳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以及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人与环境）之间“五种”关系。事实上，全部财税体系就由这五大基本关系或系统构成。

关键在于，如果理顺这五大基本关系，就能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坦率地说，如果不能理顺，而是引发、制造或加剧这五大基本关系的矛盾、传统与摩擦，便有悖财税治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目的。而且，如何理顺征纳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应是重中之重，是根本和杨心。因为它决定和制约其它四种关系的和谐程度。

为此，必须首先弄清楚这五大基本财税利害关系的本质，即，它们是怎样一种关系？

众所周知，交换关系是关涉人类利害生存的基本关系，分为两种：因果交换关系和目的与手段交换关系。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的交换，作为交换主体者，不是一种为了什么的交换，比如施舍。因此，这种交换就不是一种等价的利害交换，属于分外的善行。但后者，则是一种目的为了什么的交换，交换是为了从对方交换者那里得到什么的交换。自然，等价交换是其必然的逻辑与基本特征。

直言之，纳税者把自己的一部分财富交给政府，并不是纳税者的觉悟有多高，是一种无私利他、大公无私的行为。恰恰相反，纳税者给政府交税，让渡他的一部分财富，是一种不得不的自利行为，是为了从政府那里交换到他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一种物品――公共产品和服务。他之所以不愿意自己生产，或是认为不值，个人生产成本太高，无法承受，或者是因为不愿，或是因为有“搭便车”的投机心理，企图免费享受，等等。

其次，如何理顺和调节这种关系，避免冲突和混乱，防止其背离财税体制创建的终极目的？

迄今为止，就人类社会治理的基本途径与手段而言，无非道德与法两种。财税道德是一种财税主体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它主要依靠教育和舆论两种非权力力量来发挥作用，调节五大财税利害关系。财税法则不同，它是一种财税主体行为“必须且应该”如何的规范.属于权力性规范，一方面依靠暴力强制，比如军队、警察、监狱等手段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则依靠行政强制，比如提薪、降职等手段发挥作用。

财税道德与财税法之区别，在于各自所依靠力量的不同，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非权力，以及财税道德影响力弱一些，但范围大，可调节一切财税利害行为，而财税法影响力强，但范围相对较小，仅仅作用于那些重要的财税利害行为，重在守住财税治理的“底线”。但必须强调的是，财税道德是财税法的价值导向系统，财税道德优良先进，财税法就可能优良先进：财税道德落后恶劣，财税法可能落后恶劣。

进而言之，尽管财税道德规范可以任意约定，财税法规范也可以任意约定，但优良财税道德和财税法却不能任意约定和制定，只能从财税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经由人类社会创建财税体制的终极目的，根据财税价值，从财税价值判断中获得。这是因为，财税终极目的是客观的，财税行为规律是客观的，财税价值是客观的，财税制度（财税道德与财税法）的结构，及其制定的过程与方法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因此，要全面理顺和调节好五大财税基本关系，制定优良财税道德是前提，制定优良财税法是关键，核心则在于如何调节好征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固然，调节好纳税人之间、征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也十分重要、不可或缺。

只是进一步的问题在于，评价财税道德和财税法优劣的核心标准是什么？

笔者以为，核心标准应由终极、最高与根本标准构成。终极标准是指一种财税体制增进了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以及增进了多少。即是说，那种财税体制增进得越多，那种财税体制就越优良，反之则越恶劣。而终极标准还可具体化为两个分标准：一是在征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尚未发生根本性冲突、可以两全情况下，应该遵从“不伤一人的增进所有人利益”的帕累托最优原则；二是在征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不可两全情况下。应该遵从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原则。最高标准即人道自由原则，可具体化为“把纳税人当人看”与“使纳税人成为人”两大原则，并进一步细化为法治、限度、民主等原则。根本标准即公正平等原则。进言之，唯有全面符合这三大原则的财税体制才是优良先进的。自然，要彻底协调理顺好这五大基本关系，就必须遵从这一终极、最高、根本之核心价值标准，并以此为目标，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而且，由于财税关系属于目的与手段类型的交换，更应遵从等价交换原则，即公正平等原则。不仅征纳税人之间的交换必须遵从公正平等原则，也不论征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分配，还是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分配，都应该遵从公正平等原则。同理，国与国之间财税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交换，人类与环境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分配与交换，都应遵从公正平等原则。一言以蔽之，这五大基本权利与义务的交换和分配，都必须遵从完全平等原则，按需分配：但非基本权利与义务的交换，则应该遵从比例平等的原则，按照贡献的大小比例分配。

最后，就财税体制改革实践而言，关键是必须弄清楚当下财税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五大基本关系中的哪一对关系之中，并以此确立财税改革的具体目标，对症下药，从而提高财税体制改革的针对性与效用性。

税法的基本特征范文第3篇

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依法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基本特征。税收的强制性。税收的强制性是指国家凭借其公共权力以法律、法令形式对税收征纳双方的权利(权力)与义务进行制约，既不是由纳税主体按照个人意志自愿缴纳，也不是按照征税主体随意征税，而是依据法律进行征税。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我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税收的强制性主要体现在征税过程中。

税收的无偿性。税收的无偿性是指国家征税后，税款一律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由财政统一分配，而不直接向具体纳税人返还或支付报酬。税收的无偿性是对个体纳税人而言的，其享有的公共利益与其缴纳的税款并非一对一的对等，但就纳税人的整体而言则是对等的，政府使用税款目的是向社会全体成员包括具体纳税人提供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税收的无偿性表现为个体的无偿性、整体的有偿性。

税收的固定性。税收的固定性是指国家征税预先规定了统一的征税标准，包括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率、纳税期限、纳税地点等。这些标准一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税收的固定性包括两层涵义:第一，税收征收总量的有限性。由于预先规定了征税的标准，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的征税数量就要以此为限，从而保证税收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适当比例。第二，税收征收具体操作的确定性。即税法确定了课税对象及征收比例或数额，具有相对稳定、连续的特点。既要求纳税人必须按税法规定的标准缴纳税额，也要求税务机关只能按税法规定的标准对纳税人征税，不能任意降低或提高。当然，税收的固定性是相对于某一个时期而言的。国家可以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适时地修订税法，但这与税收整体的相对固定性并不矛盾。

二、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税收是财政收入中最基本、最稳定可靠的形式，税收过程就是国家组织筹集财政收入的过程，也是国民收入的分配过程。充分发挥税收的作用对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有重要作用。在财政收支和税收征管中都要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财政和税收都是国家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重要调节手段。税收的作用与财政的作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的联系表现在:它们都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所运用的重要的经济杠杆．都可以调节并促进经济的发展，财政的作用中包含着税收的作用，税收是财政发挥作用的一种重要形式或重要工具。二者的区别在于:财政的作用包含财政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的作用。

三、税收的财政收入职能

税收具有组织收入的重要职能。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从早期的奴隶社会起，税收就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基本手段。如我国夏、商、周三代的“贡”、“助”、“彻”，相传罗马的土地税、古埃及向农村公社强制进行的农产品摊派等，都是当时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在中国，素有“皇粮国税，自古有之”之说，就是例证。税收财政职能发挥，要处理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税收组织财政收入职能的发挥程度，首先取决于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如果税收比重过低，意味着人们把较多的财政收入任务放在其他收入形式上，税收筹集资金功能的发挥不可能充分;而当税收成为最主要财政收入形式后，意味着税收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其组织财政收入职能才会有较大程度的发挥。

2．税收(财政收入)总量。当税收确立其最主要财政收入形式的地位后，税收总量的确定，实际上就是财政收入总量的确定。这个总量的确定，应坚持满足国家履行职能的需要，又不能超过社会经济负担能力的原则。

3．税收筹集资金的形式结构。税收组织财政收入职能的发挥，总要借助若干个具体的税种，这就牵涉税种形式结构的问题。税种形式结构问题包括税种数量和各税种在税收总额中所占的地位等问题，科学合理的税种结构有利于发挥税收组织财政收入的职能，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作进一步的讨论。

四、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成为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税收收入逐年大幅度上升，我国的税收收入已占到财政收入的95%左右，是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国家运用税收筹集财政收入，通过预算安排，支持农村发展，用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进行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城市的公共建设以及国防建设，维护社会治安，用于政府的行政管理，开展外交活动，保证国家安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税收组织财政收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税收来源的广泛性。税收不仅可以对流转额征税，还可以对各种收益、资源、财产、行为征税;不仅可以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征税，还可以对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征税;等等。税收保证财政收入来源的广泛性，是其他任何一种财政收入形式不能比拟的。二是税收收入的及时性、稳定性和可靠性。由于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特征，因此税收就把财政收入建立在及时、稳定、可靠的基础之上，成为国家满足公共需要的主要财力保障。

五、加强税收管理创新

伴随着新税制的实施和税收征管改革的不断深人，我国税收管理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国家财政收入呈现大幅度稳定增长的态势。1994年到2001年，财政收入增加了2．14倍，年均增加1593亿元，增长17．7%，是历史上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增长最稳定的时期。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4年的11．2%提高到2001年的17．1%，由不断下降的趋势转变为稳步上升的趋势。地方财政收入也实现了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从1994年到2001年，地方财力年均递增19%，增幅高于中央财政收入16．7%的增长幅度。但是。税收管理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加人WTO后，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正面临新的挑战，迫切要求加快税收管理的改革创新，实现传统型管理向现代型管理转变，应加强税收管理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及对策措施，以实现传统税收管理向现代税收管理转变。

1．税收管理的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是税收管理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创新税收管理离不开现代科技手段的支撑。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税收管理正产生着革命性的影响，为创新税收管理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创新税收管理技术，以信息技术和通迅技术为基础，实现税收管理信息化是深化税收管理改革，提高税收管理质量和效率，实现税收管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税法的基本特征范文第4篇

（一）因不规范的税务行政执法而产生的风险

企业税收筹划的本质与真正意义上的避税是有差异的，税收筹划工作满足合法性特征的前提，决定了其筹划行为是合法的，并应该获得相应税务机关以及行政持法部门的认同。但从实际情况看，由于税收筹划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明确定义，使得其存在的本身就具有一定弹性空间，对于税务持法部门来说，不仅存在行政持法上的缺陷，而且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使得其在判断企业税收筹划行为时缺乏客观公正性，可能会出现企业某种合法的税收筹划行为被判定为违法行为的情况，从而给企业带来经营风险。

（二）因政策性调整而形成的风险

企业在实施税收筹划工作时，由于未能充分考虑现行税法规定与政策的变化，没有对税收筹划方案做出相应的调整，而导致企业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处罚，不仅使企业形象受到了负面影响，而且使企业产生经济风险。这主要是因为税收筹划工作的事先性，如果企业的税收筹划方案未能根据国家税收政策变化以及其他不定因素的改变而及时调整的话，那么可能会导致这一筹划方案失去合法性或是合理性，最后造成税收筹划的失败。

（三）企业税收筹划人员缺乏专业水平与风险意识

对于部分企业纳税人而言，普遍缺乏税收筹划意识，加上执业人员专业素质不高，导致其在开展税收筹划工作时，往往出现事倍功半的情况。一些企业没有配备专业的税收筹划人员，就算设置了相应部门和岗位，其从业人员也不具备全面和扎实的专业知识技能，加上其对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了解不足，更没有对影响企业的不稳定因素进行分析。此外，当国家相关税法政策做出变化与调整时，没有及时的了解相关信息，导致其设计的税收筹划方案不合理，甚至可能会与国家相关税法政策相违背，导致税收筹划违法了相关法规。这些都是税收筹划人员缺乏风险防范意识，且专业技能不扎实所导致的税收筹划风险。

二、应对企业税收筹划风险的防控策略

（一）规范税务法规以及持法部门的执法行为

由于我国在税法条款中，还没有形成相关的法律规章来明确定义企业的税收筹划行为，因而使得税收筹划存在的本身具备一定的争议性。这也使一些行政执法部门，在对企业的税收进行稽查与评审时，出现因执法人员的主观判断而导致的，企业某些合法的税收筹划行为被认定为违反税法的行为。针对此种情况的发生，国家应积极修订税法中的相关条款，修正税法中不明确以及模糊的定义，并明确界定企业税收筹划行为的概念，使相关部门在持法过程中，能够有法可依、有据可查，这样既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完善了我国的税收法规。

（二）确保企业税收筹划方案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企业税收筹划方案的制定，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仅需要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协作与配合，而且需要相关人员在实施过程中及时了解国家相关税法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并根据变化做出相应的税收筹划方案调整。此外，如果企业的经营以及市场环境发生改变时，也须考虑税收筹划方案的合理性。在企业税收筹划方案制定时，还应充分考虑该种方案的涉税风险，在遵循国家现行税法政策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企业实际经营情况的税收筹划方案，并确保其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

（三）增强税收筹划人员的风险意识，提高其专业技能

企业税收筹划方案的合法性与优劣性，取决于相关税收筹划人员的风险意识与专业知识技能。只有具备了风险防范意识且税务知识全面的税收筹划人员，才能够根据国家税法政策来科学设计企业税收筹划方案，并能根据政策法规发生的变化，及时采取相应的调整策略。因此，为了使税收筹划人员能够具备全面的、专业的税务知识、技能以及风险防范意识，企业就必须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来提高相关人员的执业水平，如：组织税务知识培训、后续教育与考核等，并通过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让税收筹划人员在经济活动中积累经验。同时，可以成立税收法规研究小组，及时掌握国家税收政策的变化，提高其纳税风险防控意识。

（四）做好税收筹划的成本与效益分析工作

一些企业在实施企业税收筹划时，未能对税收筹划的成本与效益进行分析，导致出现了税收筹划的成本明显要比企业节省下来的税收费用高。为了有效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企业应该客观分析筹划成本与预期收益，并在此基础上予以权衡。企业纳税管理人员了解税收临界点，并通过对临界点的把握来降低企业的纳税金额。例如，可以通过确定销售价格的临界点来有效的控制企业的税负。企业通过加强对成本效益的分析，可以避免盲目进行税收筹划的行为，进而有效控制税收筹划风险。

三、结束语

税法的基本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纳税人概念；国家分配论；权力关系论；公共财政；税收法定原则

一、当下我国纳税人的概念及其形成基础

国内学者在论及纳税人的概念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定义为税法直接规定的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例如，认为“纳税人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或认为“纳税人是税法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条也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上述定义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择其要者有二。

(一)财政学界关于税收概念的界定

长期以来，在我国财政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产生后，就必须从社会分配中占有一部分国民收入来维持国家机构的存在并保证其职能的实现，于是就出现了财政这一特殊的经济行为。因此，“财政是国家或政府的收支活动，它是一国政府采取某种形式(实物、力役或价值形式)，以一部分国民收入为分配对象，为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实施的分配活动”。相应地，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则是“国家为向社会提供公共品，凭借行政权力，按照法定标准，向居民和经济组织强制地、无偿地征收而取得的财政收入”。可以看出，在这种概念下，税收被定性为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取得民众收入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这种取得具有单方性，即表面上看无须取得公众的同意。在这里，突出和彰显的是税收的政权依据及其所谓“无偿性”和“强制性”，公众(纳税人)的义务被过分地强调，以至于纳税人似乎只有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与之相反的是，国家的义务却予以淡化甚至忽略，凸显在纳税人面前的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税收征管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时而被滥用。如此背景下，纳税人也似乎就是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二)税法学界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界定

在我国税法学界，多年来，由于在税收概念方面受“国家分配论”的影响，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一直推崇“权力关系说”。该学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依靠财政权力产生的关系，是以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作为优越权力主体与人民形成的关系，该法律关系具有人民服从此种优越权力的特征……税收法律关系是以税务当局的课税处分为中心所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及其代表税务行政机关是拥有优越性地位并兼有自力执行权的，纳税人只有服从行政机关查定处分的义务”。依此定性税收法律关系，将使税收行为无异于一般的行政行为，纳税的核定、执行似乎与警察对违法行为的处分没有什么两样，而作为类似违法者的纳税人负有更多的义务，也就无可厚非了。

二、纳税人概念应予完善的必要性

在当前我国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努力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全面推进依法征税，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背景下，对已有的纳税人概念予以修正和完善，强调其权利特性，增强其主体地位，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选择。

(一)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已成为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导向性目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上个世纪末，为了处理好经济社会转轨、政府职能转变而带来的财政职能转变和财政转型问题，我国适时提出了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导向性目标。这一导向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要以公民权利平等、政治权力制衡为前提的规范的公共选择作为决策机制，即要实现理财的民主化、决策的科学化、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这种权力制衡的规范公共选择实际上也是“政治文明”包含的一个基本路径，即所谓权力制衡的理论：以公众的权利来抗衡和制约日益庞大而似乎没有边界的国家权力。在这种机制下，财政活动尽管直接表现为政府以税收为主要形式无偿地转移公众的财产收入，以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等形式提供市场不愿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但当家人——财富的终极所有者和享用者却是社会公众(纳税人)，此时政府与社会公众(纳税人)的关系是“管家”与“主人”的关系。换肓之，公共财政的钱是主人即社会公众(纳税人)的，而不是管家即政府的。管家能够支配多少钱，如何安排使用这些钱，都只能由主人来决定，都必须禀承主人的旨意。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方式获得收入的，而税收由社会公众(纳税人)决定，即社会公众(纳税人)控制税收决定权，就成为公共财政的起源和基点。依之，应当突出强调的是纳税人的各项权利，而非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的权力，否则便是本末倒置了。

(二)依法治税、建设服务政府已然成为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开始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伟大变革，不仅仅是为了重塑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更是要高扬法治与规则治理的价值和意义，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在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之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国务院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开启了建设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征程，而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弘扬则是建设法治国家、推进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权利乃权力之本，权力为权利而生，为权利而存，为权利而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昔日的规制型政府也日益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因此，改变我国税收法治领域征税主体权力意识极度膨胀、纳税服务意识差的现状，有效控制征税主体权力滥用的欲望和行为的现状，适应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需要，弘扬纳税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便是当务之急。

三、纳税人概念完善的逻辑

一方面，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纳税人因国家或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受益，就应当向后者提供金钱，税收是这两者的交换，这就是所谓税收的“交换关系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个交换关系中，纳税人享有包括税收决定权(是否征税、对什么征税、征多少税)、税收监督权(征税过程的监督、税收使用的监督)、税收救济权(行政救济权、司法救济权)等广泛的权利(纳税人的权利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分为宏观上的纳税人的整体权利和微观上的纳税人的个体权利。纳税人宏观上的整体权利，是指通过税收所体现的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中纳税人拥有的权利。纳税人微观上的个体权利，是指具体的纳税人在税收征纳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与国家税务行政机关的税收征收管理行为直接相联系，主要 体现为税收征纳程序上的权利)，同时负有依照法律规定、按照法律程序纳税的义务(此所谓税收法定原则)。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或政府享有依照法律征税的权力，同时负有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义务和责任。因此，纳税人首先是一个权利享有者，然后才是一个义务履行者，而且仅仅履行他自己的意志。国家或政府不过是按照纳税人的意志，受纳税人的委托去征税，并按照纳税人的意图去使用税收，这个机制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作为公共财政基本特征之一的公共选择机制。

所以，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应该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行为应以纳税人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纳税人的公仆。对于纳税人来说，权利是第一性的，义务是第二性的，是先有权利，后有义务，而不是相反，这显然异于传统理论 j]，涉外税务，2003，(5)

[8]l甘功仁，论纳税人的税收使用监督权[j]，税务研究，2004，(1)

[9]油晓峰，王志芳，税收契约与纳税人权利之保护[j]，税务研究，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