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风险投资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上市公司风险投资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上市公司风险投资范文第1篇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中，海外上市公司会面临着一系列的金融风险，特别是公司的股价与持股比例会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

关键词：

风险投资；过度投资

风险投资是一项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活动，而上市公司的风险融资活动，对各个公司的风险融资具有指导性作用。但上市公司所进行的风险融资具有一定的融资年限，并不是说只要公司进行上市就能收回收益。股票期限的限制使上市公司的风险融资谨小慎微，而股票的活力与亏损，也会对上市公司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对于上市后的公司风险融资行为的研究，能够使公司清楚的了解风险融资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一、风险投资与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存在的关联

1.风险投资与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各种风险投资机构都能够为公司合适的规划投资方案，以规避闲置资金过度投资所产生的风险。但对那些持股较高的国有风险投资机构来说，其不仅能有效规避闲置资金过度投资所产生的风险，而且能够改良外在的融资环境。风险投资机构承担着监督公司风险投资的重要任务，上市公司能够在风险投资机构的监督下，完成风险投资工作，获取相关的风险投资信息。风险投资机构能够给予公司充足的投资资金，保证公司未来的发展状况。但与此同时风险投资机构还承担着公司资金的监督管理任务，需要对公司的各种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指导与约束。公司的人动需要在风险投资机构的监督下进行，风险投资机构也会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对公司人员的任免进行不定时调整。风险投资机构会根据公司的发展需要，进行公司管理层人才的引进；同时也会根据公司的发展状况，对公司管理层的投资活动进行限制，最重要是保持公司绩效的平稳增长。只要风险投资机构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那么它就可以对公司的管理经营活动进行监督与限制。因此我们得出：风险投资机构能够有效约束公司的实物投资与股票投资活动，帮助公司合理的使用闲置资金。闲置资金、公司的实物与股票投资之间，并不存在广泛的正相关关系。同时由于外部风险投资者、融资公司投资间存在的信息获取差异问题，因此公司的外部融资成本会逐渐增加。而风险投资机构能够准确评估外部融资成本，有效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风险投资机构会提供给公司大量的融资信息，公司根据多种信息准确的评估融资风险、融资成本，进而在合理的风险范围内开展融资活动。公司、风险投资机构、投资银行间存在着广泛的利益联系，因此他们之间的风险肉孜信息交流也非常的频繁与快捷。风险投资机构做为主要的公司投资信息提供者，能够对外部融资的整体状况进行准确分析，为公司提供适合的外部融资合作伙伴。

2.风险投资机构特征与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各种风险投资机构具有着不同的融资任务，风险投资机构规模、性质、背景的差异，会造成风险融资结果的差异。风险投资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风险投资机构在公司所占的股份大小。若风险投资机构在公司占有较大的股份，那么风险投资机构对公司有着更大的监督权利。所以对于占有较大股份的风险投资机构而言，公司的所有经营投资活动都要受到风险投资机构的限制与监督。而公司闲置资金的分配状况，也要由风险投资机构、公司两者进行协商解决。风险投资机构能够减少公司闲置资金的浪费状况，保持公司投资的合理与有效。与此同时风险投资机构还不不定时的向外部投资公司传递可靠的投资信息，帮助公司内部吸引高质量的投资，以保证公司运转资金的充足。(2)联合投资。有些上市公司在进行融资的过程中，会吸引两家以上的风险投资机构入股。对于这类上市公司的风险融资，我们可以称为联合投资的风险融资。对于联合投资的风险融资而言，多种风险投资机构对公司投资活动的监督，无疑会影响公司的经营与发展。但各种风险投资机构的介入，也会形成互补性的作用，能够对公司内的各部门进行有效的管理改革与监督。风险投资机构与政府、商业银行存在着广泛的利益连接，它能够在第一时间为投资公司提供有用的公司融资信息。外部融资者、上市公司融资信息的同步，能够有效指导公司的融资活动，提升上市公司的品牌价值与影响力。(3)国有背景。某些风险投资机构与政府部门、各种事业部门有着紧密的连接，因此这些风险投资机构被称为国有背景风险投资机构。国有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并不具备完善的市场融资信息渠道，所以国有背景风险投资机构没有和外部融资公司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系。国有背景风险投资机构能够为公司争取到银行债务融资，但由于其监督的高成本，其对公司闲置资金流的监督力度较弱。

二、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投融资行为影响的研究设计

1.样本与数据根据2010年-2015年间的上市公司的融资数据，进行符合要求的公司样本数据筛选：(1)研究数据选用一年前的财务报表数据、市场交易信息，将一年以内的报表数据自动舍去；(2)，通过使用万得资讯数据库、国泰安金融数据库提供的数据信息，对于那些连续三年亏损的境内上市股票公司、数据信息不完善的金融公司进行主动过滤。报表筛选出500家国内上市公司，整理出1280条监测数据。

2.风险投资影响公司投融资行为的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计算风险投资机构能够控制上市公司的闲置资金，避免上市公司进行盲目的投资活动，从而保障上市公司内部运转资金的充足。风险投资机构对上市公司融资活动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上市公司进行的投资活动中：公司t年所积累的实际投资等于，公司第t年的市场价值与重置价值比值(由公司的股东资金总值减去背负的债务，再除以公司资产总额得出)，加上公司第t年所拥有的现金总值(由外部投资与内部现金之和，除以公司资产总额得出)，加上公司上市的年数，加上公司相比于同类公司的规模程度，加上公司第t-1年股票投资所产生的收益率(由第t-1年股票投资收益，除以第t-1年股票投资总额得出)，加上行业虚拟变量、年度虚拟变量得到。通过对数据中的回归系数进行计算，可以得出公司t年所积累的预期投资值(t年所积累的预期投资值为公司第t年资本负债占资本总值的比例。)。通过使用t年所积累的实际投资(公司第t年新增投资支出，是由第t年进行的所有有形投资、无形投资、长期投资、短期投资的资产总值除以公司资产总额得出)，去掉t年所积累的预期投资值(公司第t年资本负债占资本总值的比例)，可以得出预期投资的残差结果。残差大于0则表明上市公司的新增投资为过度投资；残差小于0则表明上市公司的新增投资的资金数值还小，投资处于不足状态，预期投资的回归结果用残差的绝对值来表示。若残差的绝对值的数值越大，则表明新增投资出现严重的过度投资问题或者投资不足状态很严重。自由现金流量、内部现金缺口的计算，可以使用上市公司第t年所存有的现金净流量除以公司资产总额，减去固定资产的折旧、低值易耗品的摊销、无形资产的摊销、待摊费用的摊销、长期待摊费用的摊销资产除以公司资产总额年初总资产；得出的数据再减去第t年的预期投资值，就能得出最终的自由现金流量、内部现金缺口数据。以上三者相减所得的最终数据，若数据值大于0则表明：公司现金净流量在保证自身投资经营的情况下，还会存在适当的剩余，剩余的现金流量即为本年度的闲置现金流；若数据值小于0则表明：公司现金净流量不能保证自身投资经营，数据的绝对值即为本年度公司缺乏的现金流量。

三、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1.变量描述通过分析所有上市公司的风险投融资数据，得出以下结果：上市公司新增投资数据中，有13.5%的投资为过度投资；有17.3%的上市公司是风险投资机构、公司联合入股的股份公司，其余公司不存在风险投资机构的入股；对所有上市公司的现金流量进行统计后得出，有53.4%的上市公司存在现金流量缺乏的状况，其余公司则出现现金流量过剩的情况。

2.风险投资背景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我们运用含有一个因变量、两个以上自变量的回归方法，进行投融资数据的分析处理。分析结果得出：对于那些以政府、银行为投资背景的上市公司，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投资发展资金。它们也能够依赖风险投资机构，合理利用自身的闲置现金流进行风险投资活动，保证自身投资的稳定与安全。风险投资机构能够发挥自身的监管作用，对公司的投资活动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监管。风险投资机构能够有效代替其他的管理机构，对公司的闲置现金进行合理的分配管理，以缓解外部带来的投资风险。

3.风险投资背景对融资行为的影响我们运用含有一个因变量、两个以上自变量的回归方法，进行投融资数据的分析得出：对于那些以政府、银行为投资背景的上市公司，他们能从外部获得更多的融资资金。而他们能够获取的融资资金，相比于普通上市公司多出5个百分点，5个百分点的差距会加速上市公司的资金流转，以产生更多的融资收益。

4.不同的风险投资机构、上市公司投资融资行为间存在的关联结果表明：那些在公司占有较大股份、信誉度良好的风险投资机构，能够为上市公司争取到更多的外部融资资金；若风险投资机构所投资的上市公司为多家风投入股公司，那么该上市公司能够有效规避外部投资风险。

5.多个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相关性问题及稳健性检测多个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相关性问题，通过以下研究方式予以解决：对500家上市公司上市前后的风险投融资行为进行比较，整理出1280条监测数据。通过对样本进行回归研究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无论在上市前还是在上市后，各个公司的投融资活动都保持平稳状态。多个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相关性问题监测，可以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测与解决。通过运用配对样本法进行稳健性检测，得出公司的投融资活动的开展不受上市的影响，稳健性良好。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筛选出500家国内上市公司，进行1280条监测数据的分析整理，得出以下结论：那些存在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的上市公司，它们的闲置资金流量受到风险投资机构的控制与管理，上市公司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盲目投资；以政府、银行为投资背景的上市公司，它们能从风险投资机构中获取到外来的市场融资，以解决公司内部资金流短缺的问题；那些在公司占有较大股份、信誉度良好的风险投资机构，能够改善上市公司的外部融资环境。那些具有国有投资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能够从银行获取上市公司需要的债务融资。通过对上市公司投融资活动的理论与实际分析，得出不同的风险投资机构对上市公司的投融资活动具有不同的影响，这些影响均为有益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到以下启示：政府需要建立一系列完善的风险投资规范措施，对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活动进行监督管理。上市公司要依赖自身的风险投资，进行公司内部生产结构的调整、投资体系的完善。上市公司在不断的外来融资过程中，能够大力拓展自身的投资融资渠道，形成广泛的投资联盟。因此政府在介入风险投资后的一系列政策，能够帮助上市公司完成投融资的扩张活动。

五、结束语

上市公司在进行投融资活动的过程中，都会出现不确定的内部资金不足或者资金过剩问题。而风险投资机构的介入，能够有效对上市公司的投融资活动进行监督管理，保障风险投资的合理与适当。同时各种不同的风险投资机构还能够吸引外来资金、分析公司的投资结构，进而对公司的投资项目进行规范与调整，有效规避潜在的投资风险。

参考文献:

[1]孙德美.社会责任视角下的中小公司融资约束研究[J].经济论坛,2013(10).

上市公司风险投资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上市公司　风险投资　优势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并一直保持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势头，这一现象被众多学者和经济界人士誉为“新经济”。有研究表明，美国“新经济”的形成是与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分不开的。据估计，美国经济增长的70%来自于高新技术产业，而高新技术产业和风险投资是一对孪生兄弟，在风险投资贫瘠的土地上不可能出现高新技术产业的绿洲。撒切尔夫人曾说过，英国落后于美国的不在于高新技术而在于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推动力是毋庸置疑的。在风险投资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企业是风险投资的积极参与者，如1996年美国企业投资者的风险资本在总的风险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0%，英国企业投资者的风险资本在总的风险资本中也占有18%，而我国的风险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企业的风险投资所占比重很小，尚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本文就上市公司的风险投资问题进行研究。

一、上市公司进行风险投资的必要性

有研究表明，我国存在着两种不对称现象：一种是一些国有企业包括上市公司存在的低技术结构、低创新能力与高筹资能力的不对称；另一种是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所存在的高科技含量、高增长潜力与低融资能力的不对称。这一方面使得上市公司筹集的大量资金因没有好的投资项目而闲置，或者在原有的主营业务上进行简单的扩张，或者存放于银行以获取较低的利息收益，或者简单地投资于债券以使资金得到保值，这些都造成了资金的大量浪费；而另一方面，大量高新技术成果因资金缺乏无法实现产业化，又造成技术资源的大量浪费。据统计，我国近几年来每年都有将近3万项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只有20%，形成产业规模的不过5%，从而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针对这种资金和技术配置错位的情况，笔者设想：如果上市公司进行风险投资，便可以将上市公司的高筹资能力和高新技术企业的高科技含量相结合，既可为高新技术企业解决资金危机，也可使上市公司进行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实现上市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双赢。上市公司进行风险投资的必要性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为上市公司的大量资金寻求了好的出路。上市公司是我国企业中的优秀代表，他们具有比较高的筹资能力，可以通过在证券市场发行股票、债券或从银行贷款取得大量资金。但由于我国现处于买方市场，在物质和资本丰富的买方市场下，资本要想得到较好的收益日益困难，尤其是在竞争激烈、成熟的传统投资领域，要想得到较高的投资报酬率很难，投资者必须寻找新的投资机会。高新技术企业具有较高的成长性，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可以获得比传统投资高的收益，当然也要冒着较高的投资风险，所以风险投资是上市公司资本的一个好去处。

2.降低上市公司内部研发的风险，使上市公司获得新的技术创新源。21世纪是信息时代，在信息社会里，技术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技术上的竞争，企业只有科技上不断创新并处于领先地位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上市公司要想获得新的技术创新源，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公司内部研发直接获得，二是通过风险投资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间接取得。上市公司如果通过内部研发直接投资于高新技术，将可能由于较高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面临投资失败；上市公司如果通过风险投资投资于具有一定技术和市场基础的高新技术企业，同时辅之以良好的运作优势，将会极大地提高投资的成功率，从而凭借高新技术企业来不断更新自己的技术，使企业跟上科技进步的步伐而不断地发展壮大。如著名的朗讯科技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他的技术优势，其贝尔实验室拥有遍布全球25个国家的3万多位专家，曾诞生出11位诺贝尔奖得主，平均每个工作日创造4项专利，其中功不可没的便是朗讯科技全额投资设立的风险投资子公司在对朗讯科技具有战略意义的光通讯、半导体和电子商务等具有高成长性的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弥补了公司内部研发的不足，使公司可以迅速地进入新的领域。

3.有利于带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起步比较晚，相对于风险投资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来说，风险投资还不够发达，鉴于风险投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努力地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风险投资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更需要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和管理方式的投入，这是一般企业所无法达到的。而上市公司是我国企业中的先进代表，其在资金、人才和管理等多方面具有其他企业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所以由上市公司来带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是最合适不过了。

二、上市公司从事风险投资的优势

上市公司在从事风险投资方面具有的优势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资金优势。高新技术企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和高成长的特性，在其创立和成长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由于风险高，使得高新技术企业很难从传统的融资渠道取得资金，而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在证券市场上发行股票、债券或从银行贷款取得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大多是权益资本，没有还本付息的限制性约束，这些特性都非常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资金需求，所以在资金方面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优势。

2.运作优势。风险投资不仅是资金的投入，更有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和管理方式的投入。由于上市公司是我国企业中的先进代表，处于市场竞争的最前沿，其在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另外，上市公司一般和证券公司、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等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将会加大上市公司在风险投资运作方面的成功率。

3.风险资本的退出优势。任何资金都有逐利和避险的特征，风险资本也不例外。企业之所以进行风险投资也主要是因为高新技术企业具有较高的成长性，等到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壮大后便可将手中持有的股权出售而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由于我国的主板市场规定的门槛比较高，风险资本的退出主要是通过二板市场，但由于我国建立二板市场较晚，风险资本退出机制不全，致使一般的风险投资发展不畅。上市公司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主板市场进行资本运作，达到风险资本的退出，从而获取收益。

三、上市公司进行风险投资的方式

上市公司进行风险投资的方式总的来说有以下两种：

1.直接投资。所谓直接投资就是指上市公司通过收购兼并或参股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即直接将资金投向高新技术企业。这种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委托成本，能扩大公司的规模和科技实力，但是风险比较集中，一般只适用投资于与自身产业比较接近的高新技术领域，因为风险投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工程技术、市场营销、资本运营等多方面，如果介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就会缺乏相关的知识、人才和经验，这无疑会加大投资的风险。

2.间接投资。所谓间接投资就是先投资设立风险投资公司或投资于风险投资公司，然后再由风险投资公司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投资。这种方式下企业的出资额可多可少，由企业根据自己的资金情况来确定，因为是集合投资，投资比较分散，另外风险投资公司具有专业的管理优势，所以投资风险相对直接投资要小得多，也不受投资领域的限制，但是，这种方式不利于上市公司全面提升主营业务的科技实力和改变业务方向，一般只使用于资金实力相对不是很雄厚的上市公司。

通过上市公司进行风险投资的必要性和具有的优势的分析可以知道，上市公司进行风险投资将会实现上市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双赢。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上市公司进行风险投资并不是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虽然对外投资日益成为公司经营中的重要一环，投资收益在公司收益总额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但是看一个企业是否具有发展前景仍然是看他的主业经营得如何，所以上市公司作为风险投资者同专业风险投资者在公司资金的分配上和风险投资对象的选择上等方面应有所区别，在公司资金的分配上应以主业为主，在风险投资对象的选择上也应选择那些处于成长期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尽量降低投资风险。我们相信，在上市公司的带动下，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将会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参考文献：

上市公司风险投资范文第3篇

【关键词】投资者；上市公司；财务风险

财务会计信息的任务是促进经济交易，提高资源在不同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效率。财务会计信息之所以越来越被人们重视，是因为它所提供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资源的管理责任等有价值的信息能够提高人们的决策质量。财务会计信息的供给者在财务披露带来的效益和为披露所付出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力求以最低的成本筹集所需资金；而投资者（财务会计信息的需求者）同样需要有关公司的业绩、机会和风险等财务信息，以便降低判断上的不确定性，提高投资效益。不难看出，财务信息也像其它商品一样受到供求规律的影响，两者之间艰难博弈。

一、引言

随着中国资本交易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快，目前发展还不完善的证券市场浮现出了市场规模小、投资者少、监管力度不够以及法律体系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机构性投资发展滞后，以基金为首的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仍未能占据主导地位，证券市场的中坚力量是数以万计的小股民散户，他们的风险意识十分薄弱。而证券公司的种种过度投机行为和上市公司的虚假财务信息，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广大投资者的视听，致使他们无法把握住证券市场的的命脉，难以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所以，股价长时期以来不正常的暴涨暴跌是难以避免的结果，进而也阻碍了股市的健康发展。由此可见，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透视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投资者能够借助于一套科学的财务风险评测系统来进行投资决策，清晰地观察到企业的经营业绩和发展情况，从而有效规避证券市场的投资风险，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这对于证券市场的稳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资本市场规范化进程的推动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投资者来说，要从直观的角度来判断企业财务风险的大小以及在其行业中所处的位置，建立一个科学有效地风险评测系统是客观有力的评价工具。因此，本文通过对上市公司财务指标的整合分析，从投资者的角度去透视证券市场中的财务风险。

二、财务风险预警体系的构建

1.综合评分预警体系的设计

如表1所示，评分权数是在偿债能力、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营运能力、财务弹性和财务结构六个方面按重要性进行分配的；其次每项能力中具体财务指标的权重分配时根据指标本身预警效果的优越程度分配；再则，具体指标的权重大小可以根据不同时期和行业特点进行适度调整，以保证预警的实时性和实用性；另外，标准比率是将全行业的所以上市公司当期的财务指标进行加权平均得出的，这使得评分的过程更加科学合理。笔者认为，通过这种评分办法排除行业间的差异因素对评分结果的影响后，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最终的风险指数将具有可比性。

三、结语

从保护投资者利益出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交易所制定了一系列防范和化解财务危机风险的制度。但是，这些预警制度下所的信息都是事后信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投资者需要的是事前信息，他们想知道盈利的上市公司是否会陷入财务困境之中。因此，建立例如本文中所设计的综合评分表对投资者而言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这样的评分表也有助于上市公司防患于未然，更有助于证券监管部门从实证的角度去开展有效地监管工作。

然而，文中的财务风险综合评分系统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笔者希望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能够就这一研究议题更加深入的学习，利用所学的计量经济学工具进行实证分析，掌握不同行业在不同时期的预警区间，得出一套在各行业之前灵活变换并且行之有效的财务分析评测系统。

参考文献：

上市公司风险投资范文第4篇

【关键词】倾向匹配得分（PSM）；分步滞后模型；风险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创新

一、引言

近年来在政府大力支持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产业规模迅速增长，但新兴产业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和金融支持力度不强的问题仍然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为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问题，发展多元金融尤其是科技银行及风险投资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对此政府层面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问题进行政策调控，如2016年4月21日，银监会、科技部、央行三部委联合的《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以及2016年9月20日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风险投资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创新机构，其专业性、高风险偏好和投资长期性的特点对解决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企业融资难和创新能力薄弱问题具有高度针对性，二者在资金、管理、企业发展等多个方面的配合，可以极大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和发展。迄今为止，理论层面上学者关于风险投资对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作用研究较为丰富，从资源互补性、公司治理机制的适应性等多个角度出发，论证了风险投资对新兴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和作用机制[1-3]。实证方面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和产业层面，企业层面研究较少。并且由于各国金融市场与新兴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在企业研究方面意见并不统一[4-6]。借鉴于众多学者在理论上关于风险投资对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本文力图通过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微观数据，从企业层面上论证风险投资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二、文献评述与假设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层面上风险投资与新兴企业技术创新的文献较少。理论上，对于风险投资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也有着不一致的看法。1.风险投资能够促进新兴企业技术创新。认为风险投资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认证、监督理论，风险投资通过对新兴企业资金注入和提供增值服务，有对被投企业进行监督的需求，并且声誉越佳的风投所产生的对企业的背书越能吸引其它资金方对被投企业进行资本注入和服务提供[7]；二是逐名理论，风险投资一般的存续期为7—10年，新成立风险投资为了向其资金供给方证明自身实力，会有动力为新兴企业尽快上市，并在企业IPO时证明企业价值[8]。2.风险投资对新兴企业技术创新有负面影响。持有负面影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第一，受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容易产生柠檬市场效应，优质新兴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内源融资，而较差的新兴企业才会选择风险投资[9]；第二，风险投资为了让企业快速上市，会加快新兴企业商业化步伐的同时减少企业创新投入以达到较好的经营绩效，破坏企业长期发展潜力[10]。实证研究上，受限于各国金融市场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关于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结果也多有不同。龙勇（2012）从吸收能力的角度出发，认为风险投资能够提高企业的动态吸收能力和静态吸收能力，吸收能力的增强能够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绩效，降低企业技术创新风险[4]。陈伟（2013）利用创业板前28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风险投资有利于企业创新资源的增加，但只有民营背景的风险投资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益[5]。国外方面则以认为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为中性的学者居多，EngelandKei（2007）利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德国274个风险投资支持企业和50574个对照企业，发现获得风险投资的创业企业的创新产出并没有增加，但表现出了更高的成长率，作者认为这是风险投资为了企业价值最大化，促使创业企业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已有创新的商业化方面，而不是放在继续创新上[2]。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总结，本文认为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尚存在较大分歧。分歧主要在于对风险投资家投资新兴产业的动机问题，若风险投资家过度短视，追求短期利益则有损企业创新，反之若风险投资家拥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资源则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事实上基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风险投资出于对高投资回报的要求，有理由让人相信风险投资家会做出对将上市公司自主创新不利的举措。基于此，本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后仍留在上市公司内部的风险投资家为研究对象，有理由相信这些在被投企业上市后仍留在上市公司的风险投资家，具有较为长远的眼光且无资本迅速变现的压力。因此本文假设：上市公司上市后仍留在公司的风险投资能够提升该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水平。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处理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WIND数据库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中个股分类，挑选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306家，在剔除了数据缺失、极端值样本点后获取了2004—2015年12年间306家企业有效年样本点1700个。

（二）研究指标

1.被解释变量。技术创新指标的选取上出于数据的可得性问题，多数学者研究都是选取公司的专利数据和研发投入数据。专利数据有一定滞后性但较之研发投入数据更能反应企业创新水平，因此本文选取公司专利数据（Pat）作为被解释变量。2.解释变量。本文采用二值虚拟变量Vc表示上市公司是否含有风投背景。3.控制变量。本文控制变量参考赵玮、温军对控制变量的处理，将控制变量分为三个维度[11]。一是公司基本特征，包括公司规模（Size）、公司年龄（Age）、企业性质（Nat）、企业创新能力（Pat）、所属行业（Ind）五个指标，分别使用公司资产规模、公司存续期、是否国企和专利数表示；二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本文选取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Dub）、独立董事数量（Ibr）两个指标；三是公司财务特征，本文选取销售净利率（Sgro）、销售增长率（Gros）、资产负债率（Dar）三个指标。

（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是7大战略行新兴产业概念上市公司数量和风投介入次数，1700个年样本中风投介入次数为392次，介入比例为23.06%。表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1700个年样本平均专利数量为67.23件，平均89.5%的上市公司是民营企业，独立董事数量均值为36.28%，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的情况平均占比28.24%。

（四）上市公司风险投资内生性问题处理

研究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创新效应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的内生性问题；二是反事实样本缺失问题。对此本文采用目前多数学者的对该问题的处理方法，采用倾向匹配得分对风投样本进行匹配，将风投是否介入上市公司由非随机性问题转换为随机性问题。倾向匹配分析主要步骤如下：一是建立企业是否被风险投资介入的Logit模型，确定哪些因素对风投介入企业有影响；二是对企业被风险投资介入的概率进行打分；三是通过各样本评分值对风投介入样本进行匹配，使得风投介入上市公司的行为具有随机性。本文采用stata对样本进行倾向值匹配（PSM）分析。本文选取如下变量：时间（Year）、公司规模（Size）、公司年龄（Age）、企业性质（Nat）、企业创新能力（Pat）、所属行业（Ind）、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Dub）、独立董事数量（Ibr）、销售净利率（Sgro）、销售增长率(Gros)、资产负债率（Dar）等11个变量建立Logit模型，模型如下：Logit（vc=1|z）i=覫（β0+β1Sizei+β2Yeari+β3Pati+β4Agei+β5Nati+β6Indi+β7Dubi+β8Ibri+β9Sgroi+β10Grosi+β11Dari）（1）表3是logit模型回归的结果，变量均采用相应变量滞后一期值。总体而言，表3的结果表明，风投是否介入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资产负债率、专利数量、公司规模、公司年龄、销售增长率、销售净利率等公司基本指标和财务指标基本没有关联，上市公司性质为国有股东会较大地影响风投介入，但是统计结果不够显著。在公司内部结构上，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情况和独立董事数量占比与风投介入显著负相关，说明风险投资的介入更多的是看重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在对风投是否介入上市公司进行logit回归打分后，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则对样本进行匹配。本文根据样本数据结构，选择临近匹配法（Nearest-neighbormatching）对样本进行匹配消除风投介入的非随机性问题，匹配效果见表4。从表4的情况上看，在对样本进行临近匹配后，各项指标都有了明显的差异，但公司年龄、销售增长率、所属新兴产业行业指标差异变化情况不明显，说明风险投资是否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与公司年龄、销售增长率及所属新兴产业没有关联。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在对样本进行倾向值得分匹配后，风投介入上市公司大致满足随机性分布。本文采用分步滞后模型对风险投资与上市公司专利关系进行分析。模型设定如下：Yit=β1VCit+β2VCit-1+β3VCit-2+β4VCit-3+β5VCit-4+β5μt+εit（2）上述模型中，Y为被解释变量，即上市公司专利数（Pat），μt为个体固定效应虚拟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本文采用stata软件对该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二）模型结果分析

从分布滞后模型的结果来看，vc介入当年直至介入的第4年，其对上市公司的专利产出情况均有负向作用，其中第三年数据较为显著。但在VC介入后的第5年其对企业专利状况影响明显改善，显著正相关，并且从风投介入的第三年开始，其上市公司的专利影响逐步变得正向。一般来说风险投资企业的存续时间为7年左右，4年时间投资加上3年时间推出。也就是说在VC投后的第五年，也就是VC将撤出投资的第一年，其对企业的专利影响才较为显著，因此我们可以认为VC在进入上市公司后，促使上市公司加大了对创新的投入，这种投入使得风险投资在推出的时候上市公司已经有了较好的创新产出，从而使得风险投资获得较好的退出溢价。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上市公司风险投资范文第5篇

近期不少研究表明公司经理人个人特征对公司决策有重要影响，如生活经验、过度自信、风险偏好等（Cronqvist et al.，2012[1]；Malmendier和Nagel，2011[2]；Malmendier et al，2011[3]）。CEO需要对公司日常事务及重大事宜作出决策，但是经理人年龄、性格、教育水平等自然属性会造成CEO对事物认知和信息处理能力的限制，往往不能做出理论中的最优决策。尽管CEO年龄是可观测的，但是关于经理人年龄特征如何影响公司风险承担的经验证据并不充足。

不同年龄阶段的CEO因所处时代背景不同，公司发展战略也显差异。年轻派的CEO，如37岁便成为联想集团总裁兼CEO的杨元庆，31岁杨惠妍任碧桂园董事局副主席，雷军23岁加入金山，从程序员做成公司常务副总裁，29岁担任重组后金山CEO，马化腾27岁便与好友注册成立腾讯公司，24岁在中关村创办京东公司的刘强东，少壮派企业家大多为79、80后，以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等新兴行业的企业。中青派CEO，如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马云，51岁巨人网络总裁以及上海健特科技生物总裁的史玉柱。年长派CEO如联想集团柳传志，哇哈哈董事长宗庆后等。老另企业家更多为成熟型企业。不同年龄段的CEO由于所处时代环境、经历等不同，个人特征会影响公司各项决策，公司发展战略各具特色。

以往文献中用OLS估计的高管年龄效应中可能包含有易观测的公司特征差异的影响，如企业规模、年龄（firm age）和市场价值。企业特征差异应只在于年龄区别，而其他属性应相同，只有在这种理想情况下企业风险承担可以归因于CEO年龄差异。本文运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剔除可观测的公司特征或CEO特征对年龄效应的混淆影响，净化公司风险承担中的年龄效应。运用配对统计技术研究年龄与公司决策关系事，一般将中年组CEO企业删除，但本文欲考察随着年龄的增加，公司风险是如何变化，因此保留了中年组CEO企业。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已有理论研究发现CEO年龄与自身风险偏好和风险决策行为相关，但是实证经验结论分歧较大，并没有形成广泛认可的结论。年龄影响理性行为人风险偏好和企业风险偏好已被大量研究证明。Bodie et al.（1992）[4]进一步改进Metron-最优消费和投资组合连续时间模型，研究认为个人金融资产组合中权益资本所占比例随着年龄得到增加而降低，因为人力资本风险通常比股权资本低，随着年龄的增加，人力资本市场价值降低；其次给定年龄，个人调节其劳动力供给的能力越强，那么其资产组合中风险资产所占比重就越高，因此年龄越小的人，风险资产所占比重就越多。Ackert et al.（2002）[5]研究发现年龄偏大的投资者偏好较低风险的资产，即风险承担与年龄负相关。不少研究发现年龄越大的人在做出风险决策时候更容易犯错。Samanez et al.（2010）[6]认为随着人类寿命持续增长，年长投资者的财务决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在不断上升，通过经影像学与金融资产投资动态相结合考察年龄差异在整个成人寿命中财务决策的影响，发现在选择风险资产时，年龄偏大的成年人的决策次于较年轻的成年人。Elsaid和Ursel（2012）[7]调查CEO继任后的风险承担以及年龄是否影响CEO继任计划。在650家小型、中型和大型北美企业中1992-2005年间有679首席执行官继任，研究发现年龄在CEO上任和继任倾向于相近，并且CEO年龄与公司风险负相关。

另一方面，Hirshleifer和Thakor（1992）[8]构建管理者声誉建立和项目选择模型，研究发现公司总经理离退休时间越近，该公司将减少负债金额和风险承担。年轻CEO还未拥有管理者声誉，因此为了避免遭受惩罚而选择保守投资政策，Holmstrom（1999）[9]考擦对未来职业生涯的忧虑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相关决定，并且发现年轻的高管倾向于降低公司风险。

国内关于管理者个人特征与公司决策研究居多，直接考察年龄与公司风险行为的研究并不多，如魏立群和王智慧（2002）[10]试图从中国企业高管特征如年龄差异、教育背景、职业来源多样性、经历复杂程度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分析，发现不同于西方学者研究的结论，其中高管平均年龄与组织绩效正相关，并且高管成员年龄差异越大，组织绩效越好。文芳（2009）[11]实证检验了高管个人特征与公司R&D投资强度的关系，发现高管技术职业经验、教育水平与企业R&D投资强度高度相关；并且任期与R&D关系受到年龄差异影响。

本文运用倾向值匹配得分法估计公司风险承担中的年龄效应。以往文献中用OLS估计的高管年龄效应中可能有可观测到公司特征差异的影响，如企业规模、年龄（firm age）和市场价值。企业特征差异应只在于年龄区别，而其他属性应相同，只有在这种理想情况下企业风险承担可以归因于CEO年龄差异。实证方法上解决公司可观测特征差异可能干扰年龄对公司风险承担影响的方法是匹配方法，即构造倾向值匹配样本（Serfling，2014[12]；Yim，2013[13]）。本文将高管年龄划分成三组，年轻派27-40；中年派41-55；老年派55-69，以往文献通常将中年派组去掉，直接将老年派组为实验组，年轻组为对照组进行匹配检验，本文认为中年派组高管相比于年轻CEO不仅在职业声誉和管理技能上都已经成熟，而相比于老年派组是风险偏好性，本文认为中年派组高管公司风险承担高于年轻派组和老年派组CEO，因此公司风险承担与高管年龄是倒U曲线关系。

三、Boostrap-Kernel-PSM估计

在经济学中解决样本自选择选择性偏差问题，除了工具变量法，还有一个新兴的统计方法-倾向值匹配，净化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将可能与因变量和内生自变量相关的混淆变量纳入Logistic或Probit回归模型预测个体受到内生自变量影响的概率值，将倾向得分值相近或相等的样本进行配对，消除选择性偏差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两组因变量上的差异只能归因于研究关注自变量的变化，而不是其他混淆变量，保证因果结论的可靠性。

3.1倾向值得分（Propensity Score）

倾向值得分是给定事前特征下个体接受处理效应的概率（Rosenbaum和Rubin，1983[14]）。

p（X）=Pr[D=1|X]=E[D|X]（1）

其中X是控制组多维度个体特征向量，D是指标变量，当接受处理时取值为1，否则为0。受到处理的个体平均处理效果（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treated）ATT根据倾向值匹配后估计公式为：

ATT=E[Y1i-Y0i|Di=1]=E{E[Y1i-Y0i|Di=1，p（Xi）]}=E{E[Y1i|Di=1，p（Xi）]-E[Y0i|Di=0，p（Xi）]|Di=1}（2）

其中Y1i和Y0i为处理组和对照组潜在产出值。

3.2Boostrap稳健性标准误

根据Ham et al.（2011）用Monte Carlo模拟方法验证了Boostrap估计局部线性匹配回归标准误的准确性，以及对照组与实验组数据样本小的原因，本文使用Boostrap方法估计ATT标准误。具体操作如下：首先从总体重复抽出n个样本得到经验样本；然后利用Kernel-PSM方法估计出ATTi；第三步，重复K次前两个步骤（本文设定K=50），得到K个估计值ATT1，ATT2，…，ATTK；最后，根据ATT1，ATT2，…，ATTK计算ATT统计量的标准误。

四、研究设计

4.1样本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2004年之前上市的沪深两市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执行以下的样本筛选程序：（1）剔除金融保险行业（行业代码为“I”）的公司样本；（2）剔除主要变量的数据有缺失的样本；（3）剔除被证监会执行特别处理（ST或PT）的公司样本。为了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公司层面的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缩尾处理。（4）剔除在观测时期内管理者变更的企业，因为管理者更替可能会带来企业风险承担决策的改变。（5）保留职务名称为“总经理”、“首席执行官”高管数据，与国内其他文献不同，本文仅将总经理作为CEO为研究对象，管理者是企业决策制定的直接主体。删除数据缺失值后，最终得到的样本包含6523家公司-年非平衡面板样本，最长年度区间1999-2010年。本文使用的公司层面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4.2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1.公司风险

早期研究中较多使用公司股票收益波动衡量公司总风险，当股票收益波动越大，则意味着公司风险越高。因此本文使用股票周收益率标准差WTRISK（Total Risk）测度公司风险变量。在估计时，公司风险变量对数化。

2.CEO年龄

本文将高管年龄划分成三组，年轻派27-40岁，中年派41-55岁，老年派55-69岁，本文中CEO只限定在总经理和首席执行官，姜付秀（2009）指出发达国家的CEO与我国上市公司中董事长更相近，并且在国内其他研究中较多以董事长为CEO为研究对象，但是管理者是公司决策制定的直接主体，如果考虑董事长特征，可能会混淆CEO年龄特征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大小。定义年龄处理效应二元离散变量d_age，对于年轻CEO组与中年CEO组，中年组CEO为处理组，即d_age取值为1，年轻CEO企业为对照组，即d_age取值为0。类似的，对于中年组与年长组的配对分析，年长组企业为处理组，即d_age取值为1，中年CEO企业为对照组，即d_age取值为0。

3.其他控制变量

参照Kini和Williams（2012）[15]做法，本文加入影响公司风险决策和高管年龄相关的一些CEO特征和公司特征变量，Tenure是高管任职年限，其平均值（中位数）是2.5年（2）。公司资产Asset，资产规模大的的企业通常不进行债券融资方式，信息不对称问题较轻微，因此我们预计规模越大的企业越不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市账比MB，市账比越高的公司表示未来的成长性比较高，这种成长性类似于一种保价的期权；现金流量持有量Cash_rate，拥有更多融资资源的企业受到外来冲击的影响就越小；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资产收益率ROA；Degree是学历指标变量，博士学历事，则值为4，硕士学历值为3，本科学历为2，专科学历为1，专科以下学历值为0；专公司股票年收益Stock Return；公司年龄Firm age，本文用当年与国泰安数据库首次披露公司财务数据年份之差衡量公司年龄；Blockhold是指标变量，当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至少有一个超过10%，则值为1，否则为0；行业虚拟变量Dum_r，捕捉行业差异性；年度虚拟变量Dum_y。

4.统计性描述分析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WTRISK最小值为-3321，最大值为-0612，平均值为-1879；高管年龄最小为25岁，最大为69岁，均值为46岁。高管平均任职期限为3年左右。通过对我国不同年龄段上市公司的CEO的个人以及公司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简要的统计分析，发现中年的CEO在我国占据主导的地位，老年和青年CEO人数相当，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局面。为了检验本文初步猜想，用二次曲线拟合公司风险与高管年龄，图1从视觉上给出了两者关系。从图中可以大致看出，二者呈倒U曲线关系，大致在47左右达到峰值后再下降，初步证实本文认为中年组企业CEO更倾向于投资高风险项目，提高公司风险。

4.3 Boostrap-Kernel-PSM估计

（1）年轻组与中年组比较

本文定义d_age二元离散变量，当高管年龄处于（40，55）之间，则取值为年龄低于40岁的企业取值为0，删除年长组数据。本文使用逐步回归化估计以高管年龄二元离散变量为因变量的logit模型，以10%显著水平删选变量。Logit回归模型结果如表2 Model（1）。根据计算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倾向值，利用局部多项式核平滑回归匹配算法，并采用Boostrap估计ATT标准误，其精确确性已有实证经验的论证（Ham et al，2011[16]）。回归模型中控制变量通过15%显著水平删选，从表2看出，三个模型中高管任职期限系数在1%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企业资产系数与因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资产和规模越大，公司越有实力和财力实现高风险投资需求，继续寻求发展的储备。

（2）年长组与中年组比较

本文定义d_age二元离散变量，当高管年龄大于55岁，则取值为1；当高管年龄处于（40，55）之间，则取值为0，删除年龄段低于40的数据。本文首先使用逐步回归化估计以高管年龄二元离散变量为因变量的logit模型，以10%显著水平删选变量。Logit回归模型结果如表2中Model（2）。

（3）年长组与年轻组比较

本文定义d_age二元离散变量，当高管年龄大于55岁，则取值为1；当高管年龄低于40岁则取值为0，删除中年组数据。按照上述步骤，Logit逐步回归结果如表2中Model（3）。

表3报告了用Boostrap估计的ATT统计量标准误，与本文预期相符的是，本文发现中年组企业风险高于年轻组，年龄效应为0036，Boostrap标准误为002，在10%水平上显著。但是在老年组与中年组配对检验中，估计系数为-00288482，高管年长的企业总风险比高管中年组企业低，但是标准误为002455，P值为0541，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本文进一步借鉴Ham et al（2011）做法，检验年龄效应对年长组和年轻组企业风险承担效应，发现年龄效应为正，公司平均提高00766，与Ham et al（2011）研究结果不同。可能原因是本文样本中年龄范围跨度小，本文中CEO只限定在总经理和首席执行官，姜付秀（2009）指出发达国家的CEO与我国上市公司中董事长更相近，并且在国内其他研究中较多以董事长为CEO为研究对象，这也许是与其他研究发现不同的原因之一。在Ham et al.（2011）中，高管年龄在59-91岁之间为老年组，29-52岁为年轻组。同时在国内其他文献中，一般60岁以上为老年组，所以本文关于老年组与年轻组年龄对公司风险行为的影响可能仍然有部分中年组高管对公司风险决策的影响。

相关的心理学分析中，随着管理者的年龄不同，其对风险的偏好也有所不同。按照常理来说，年龄较大的管理者由于其社会地位、收入以及声誉等已经或多或少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因此冒险精神将会减少，采用风险规避的策略。从而在投资上将会显得保守。相反，年轻的管理者，年轻且气盛。处于人生事业发展的阶段，为了追求在事业上的成就，他们将会有强烈的欲望和动机来扩大企业的规模，扩大投资与并购。从而极可能导致过度投资。但是本文发现，处于中年期的高管其对公司风险相比于年轻组企业风险高，年轻CEO还未拥有管理者声誉，因此为了避免遭受惩罚和对未来职业生涯的忧虑，而选择保守投资政策，年轻的高管倾向于降低公司风险。职业声誉机制良好，可以为管理者间接产生效应，同时企业也可以从中获益，向市场传达公司业绩和财务状况的信息，因此年轻CEO更倾向于采取稳健、保守公司风险决策。而中年时期的CEO声誉已经初步行为，并有能力采取改变公司运营状况的措施，为企业未来发展做充足准备。随着市场环境及市场需求改变，CEO通过改变企业风险投资高风险收益项目。因此，随着管理者声誉的逐步形成，CEO在公司决策中展示出本身特点和管理水平，随着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信任水平的提高，管理者个人特点会渗入到公司各项决策中。

4.4共同区间检验

（1）中年组与年轻组

在第一步预测倾向值后，虽然每个公司年CEO都有倾向值得分，但存在倾向值得分过高或过低，无法找到匹配的个体。通常倾向值取值极端的个人没有因为没有与之匹配的个人无法为我们提供有用信息，因此在匹配算中就没有考虑。能从对照组找到匹配对象的倾向值取值范围被称为“共同区间”（Common Support）。从图2中年组与年轻组匹配前后倾向值得分密度分布图可以看出，匹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中的倾向值得分区间范围基本保持一致，意味着对于处理组中任何一个个体都能在对照组中找到配对对象。而匹配前中年组倾向值取值范围比对照组大，因此匹配时，低于0.25左右的倾向值被认为是极端值而没被考虑进行匹配。

限于篇幅，本文未呈现老年组与年轻组匹配前后倾向值密度分布图，但通过了共同支撑域检验。

4.5平衡检验

（1）中年组和年轻组

在完成匹配第，通常会对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每个混淆变量之间差异检验。如果中年组CEO企业与年轻组CEO企业之间的混淆变量均值没有显著差异，则认为这样的配对样本是“平衡”的。图3呈现了配对后对照组和处理组混淆变量的平衡检验图，离0值线越近，则表示两组特征变量差异越小，则两组各个变量就越平衡。所有的变量除了工业虚拟变量4在15%显著水平上两组无差异，其他变量均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平衡检验。其中这些变量对应于表2中的Model（1）中的控制变量，d_ind变量是行业类别变量，d_year是年份类别变量。

五、结论

本文以CEO年龄特征为研究对象，在以往文献基础上，研究公司行为决策中的年龄效应，证明不同年龄段的CEO对其公司的决策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认为于中年期的高管其对公司风险相比于年轻组企业风险高，但是实证结果并不支持关于中年组与年长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差异的证据。其次，与其他文献结论不同，本文发现年长组企业风险承担高于年轻企业，因为本文定义高管年龄大于55岁，而与其他文献一般定义年龄大于60的高管为年长组。本文重新将年长组高管定义为年龄大于60岁，并未得到年轻组企业风险承担显著高于年长组企业的实证证据，可能与本文只关注公司经理人特征，而并未考虑董事长年龄特征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有关。〖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