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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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是一个可循环再生、良性科学的社会、生态、经济环境。人文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必然离不开某一区域某一族群社会伦理道德、风尚习俗、人居环境的保护，进而维系其族群繁衍、文化传承，进而可持续地发展。而文化则承载伦理道德、风尚习俗、人居环境的构建功能。所以我们今天国家的文化保护则亦应类属与可持续发展得范畴之内。文化保护包括物质文化保护与非物质文化保护两个类型。贵州苗族地区农村音乐文化可持续发展需要从整个人文生态即社会伦理道德的构建、人居环境的保护、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系统整体地探索策略和路径。这势必涉及贵州苗族农村地区的物质文化保护和非物质文化保护的相关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交叉复杂。

二、贵州省苗族地区农村音乐文化可持续发展与物质文化保护的关系

贵州苗族地区农村音乐文化是依附于各地区各支系苗族族群各种祭祀、婚恋择偶、社交礼仪等习俗。这些特殊的生活习俗与各地区各支系的自然地理、苗族族群的历史性建筑（如古老芦笙坪、鼓楼）、居住房屋（吊脚楼—古老杆栏式建筑）、生产器具、娱乐器具（乐器）等物质文化形成水融的共生关系。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内容之一乃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生态应为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而构成贵州苗族地区农村音乐文化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那些物质文化，首先应得到保护才有可能创生其新的时代功能，才能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与贵州苗族地区农村音乐文化相关的物质文化应包括与祭祀相关的木鼓音乐、铜鼓音乐、芦笙音乐、歌舞音乐中的鼓、铜鼓、芦笙、芦笙坪、吊脚楼、酒具等等。所以对贵州苗族地区这些物质文化的保护就是保护其音乐文化整体的一部分，进而为贵州苗族地区农村音乐文化可持续发展创生一种新的人文生态，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三、贵州省苗族地区农村音乐文化发展与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关系

农村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不少学者对农村居民公共需求意愿表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主要认为：居民收入的提高对公共需求有了更高要求。廖清成（2006）通过对中部地区居民调查后发现，农村居民的公共需求表达受收入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大，不同的收入水平有不同的需求表达意愿。二是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会影响居民的需求表达意愿。梁爽等（2005）通过对密云水库周边的实地调查，并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对居民环保支付意愿进行分析发现，年龄、家庭年均收入以及受教育水平都会影响居民的支付意愿。三是居民的组织化程度也会影响居民的需求表达意愿。陈晓莉认为，农民进行政治参与，要想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及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农民就要联合起来形成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通过对相关文章的梳理，本文认为关于需求表达意愿的研究主要有两点结论：一是随着社会的转型，农村公共文化需求表达意愿正迅速增加；二是家庭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会影响居民的需求表达意愿。

二、研究设计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最早提出社会分层理论，他提出社会地位等级的三重评价标准：一是财富———经济标准，二是威望———社会标准，三是权力———政治标准。他指出，财富是社会成员在经济社会中的能力，可以用经济收入来交换商品与劳务。威望是个体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所获得的声誉与尊重。根据当前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居民中已出现分层的局面。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网络是资源的载体，拥有网络意味着可以可以从网络关系中获取实现目标的资源。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从网络规模和网络关系性质两方面来展开分析。一般来说，网络规模越大，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资源的可能性就越大。而网络关系性质不同，网络资源动员的能力也就不同。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为了探讨农村社区居民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笔者从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职业、健康状况、是否传统）、社会地位（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社会关系网络（交往人群、在交往圈中的威信）这三个方面来分析。以下是对农村社区居民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农村社区居民的职业、健康状况、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交往人群、在交往圈中的威信这些因素与农村社区居民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意愿的程度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农村社区居民的职业越脱离农业、身体越健康、文化程度越高、收入水平在整个社区层级越高、与其交往的人群层级越高、在交往圈中的威信越高，他们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的意愿就越强烈。其可能原因在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程度的提高、职业的多元化及信息的快速传播，这部分居民的人际交往圈子不断扩大，同学朋友越来越多，基于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利益等，“农民越来越成为社会各个圈子的一部分”，其主体意识增强，敢于表达自身的真实需求。农村社区居民的年龄、思想是否传统这两个因素与农村社区居民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意愿的程度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居民年龄越大、思想越传统，这些居民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的意愿就越不强烈。其可能原因在于，一是居民的权利意识、政治意识相对淡薄，缺乏维护公共利益和关注公共生活的热情；二是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人们就变得相对圆滑，个人主义倾向严重，往往怕生出事端，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说为妙，多说无益”、“枪打出头鸟”的思想，缺乏合作意识；三是受世俗文化的影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某些居民存在“搭便车”心理，认为即便自己不参与公共文化供给决策，同样可以享受公共文化带来的好处，这就导致农村社区居民在进行需求表达时出现信息失真的情况。

四、结论与对策

其一，农村社区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表达意愿与其社会认同度（身份）有关，认同度越高，需求表达意愿越强烈。除性别外，年龄、职业、健康状况、思想是否传统都对农村社区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表达意愿产生影响。因此，一方面，举办社区文化活动，培育社区文化。通过社区宣传栏、讲座等宣传教育方式，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认同感及凝聚力，培养社区居民的权利意识以及依法表达自身需求意愿的能力；另一方面，培育农村社区居民积极表达公共文化需求的意识。制定农村社区居民权益保障法，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公共文化决策活动，改变被动消极的心态，摒除部分社区居民存在的“搭便车、随大流”思想，逐步形成主人翁意识。

其二，农村社区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表达意愿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关，地位越高，需求表达意愿越强烈。居民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都对农村社区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表达意愿产生影响。因此，一是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增加受教育年限和改变受教育方式，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文化水平。二是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社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居民的劳动技能，切实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农村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培育新型农民主要是针对传统农民而言，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不仅是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最为艰巨和伟大的历史任务，更是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重大任务。培育新型农民是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建设的重要内容。农民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力量，也是发展生产的主体。所以中国农村问题、农业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讲是为了农民，主要的依靠力量也是农民，所以“三农”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及其思想政治素质的高低事关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成败。因此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建设应该以培育新型农民为核心来开展相应的内容培育，主要针对农民的文化素质、科技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来设计相应的建设内容，是各项内容能够有的放矢，解决农民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培育新型农民是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建设的重要目标。以人为本是我国各项工作追求的终极价值。在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建设中，因为依靠和服务的主体都是农民，因此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就是要切实做到实现农民素质的提高，促进传统农民转化为适应时代需要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建设是培育新型农民的重要途径。我党提出的新型农民概念是对我国农民在新时期的新要求的具体体现，如何真正实现农民向现代转型，根本的途径只有通过加强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建设切实提高农民的各项基本素质，使之实现由内而外的转化，真正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建设中在新型农民培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虽然我国不断加大农村发展的力度，但是不可否认，我国农村物质文化生活在日益丰富的同时，而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却相对滞后。相对滞后的农村文化已经成为我国培育新型农民的严重瓶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农村精神文化设施落后，不能满足新型农民的基本文化生活需求。我国长期以来在农村的文化和教育建设投入相对不足，致使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存在一系列问题：长期严重缺失、落后简陋、年久失修等等，造成大多数的状态是“名存实亡”。农村文化设施是农民文化生活的物质基础，而农村文化设施的缺失致使农民难以正常展开文化活动，这就难免会影响农民对精神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压缩了农民提升自身素质的空间，最终阻碍了新型农民的发展。农民受教育程度低下导致新型农民在文化素质上的低下。在我国农村由于地区的差异和历史的原因，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包括文盲在内占到绝大多数。这就导致绝大多数农民只能成为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农民，缺乏现代化大生产和现代农业所需要的劳动技能和专业素质，因此距离新型农民的“有文化”的要求相差甚远。农村专业技能培训机制不健全、机构不完整，致使农民缺乏技术及管理能力，这与新型农民的要求不相适应。我国农村的技能培训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培训机构数量少，农民数量众多，两者之间形成巨大差额，无法满足农民对科技的需求。培训内容与农民需求之间存在差距，农民需要实际操作层面的培训，但培训方面却理论知识偏多，实用性差，较难掌握，致使农民不能掌握到培训内容，得不到真正有效的培训。培训形式单一，只有理论授课，实践环节缺失，致使培训最终实用性丧失。

三、通过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建设培育新型农民的对策

农村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1．1传统文化逐渐流失，封建陋习普遍存在由于现代文化形式的经济性、便利性和可获取性，对传统民间文化活动或节日感兴趣的农民群体逐渐减少，尤其是青年群体。调查结果显示，高达83．58%的农民感觉村里的春节不如以前热闹，青年群体缺乏对传统节日习俗的关注度。独具特色的庙会文化也在逐渐消失，庙会活动的开展频率正在减少、农民参与度逐渐降低，也从侧面反映了现如今的庙会活动缺乏特色，无法激起农民参与的热情。除了春节、庙会等传统文化活动的发展呈萎缩趋势外，传统的民间工艺技术的保护和继承也受到很大冲击。在问到“你村里赌博的人多吗?”时，仅14．08%的被调查者表示本村“没有赌博现象”。在参与赌博的群体中，数量最多的为中年男性，占46．86%;其次是中年妇女，占20．71%;再者是老年人，占14．85%。其中49．72%的农户认为，形成赌博风气的原因是村里的娱乐活动太少;30．03%的农户认为，赌钱玩着刺激、有意思;20．25%的农户认为，玩牌赌钱比较容易把大家聚在一起。调查算命等迷信现象时发现，有一半的农户表示自己算过命，被调查者表示一般在家里有病患、子女订婚或结婚、给新生儿起名字、家里孩子考学等情况下去算命。调查数据显示，95%以上的农民每次花费在10元以上;其中花费超过30元的被调查者超过30%;更有甚者，个别村落的著名“大仙”、“天师”等单次收费超过100元。这说明当前农民对算命的信任度很高，且愿意在这一件事上花费金钱。

1．2婚丧嫁娶民俗衍生出新型文化产业婚丧嫁娶是家庭中的大事，对于农民来说尤其重视，现今专门服务于婚丧嫁娶的民间乐队就是在此基础上迅猛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型文化产业。调查结果显示，78．88%的村民表示婚丧嫁娶时会请民间乐队来助兴表演，而且随着这一产业的发展，乐队的表演形式也在不断丰富，如唱戏、歌舞、相声小品、二人转、魔术杂技等，其中农民请的最多的是唱戏表演和歌舞表演，分别占34．37%和30．48%。在调查民间乐队花费情况时，被调查者的支出存在差别。94．92%的被调查者表示花费超过500元，且在500～1000元和1000～1500元这两个区间比较集中，所占比例分别为27．08%和27．93%，这一情况说明农村在婚丧嫁娶上聘请民间乐队的投入并不小。

1．3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硬件设备不能满足农民文化需求电视、手机仍然是农民家中主要的文化设备，二者占67．88%的高比例;其次是影碟机，占15．53%;受农村经济水平和农民自身收入的限制，电脑、数码相机等相对高端的硬件设备在农村家庭中的购买率较低，电脑占11．20%，数码相机仅占5．4%。在调查村镇公共文化设施时发现，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形式逐渐多样化，如有线电视安装、网线铺设、广播站、体育场地、图书馆、文化活动室或文化广场、报栏及户外健身器材等，但并未普及。对于村子里现有的公共文化设施，56．65%的农户表示不能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在今后的文化建设中，完善硬件设施的同时还要加强设施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

1．4农村文化队伍年龄大、人数少、技术低，文化队伍建设亟待提高在调查文艺队伍建设情况时发现，文艺队伍中人员年龄普遍偏大，队伍的规模不大，大于20人的队伍仅占14．23%。在文艺队伍的专业技术方面，专业人员较少，仅占7．48%。针对农村文化队伍建设积极性方面，被调查者年龄越小，热情度和积极性越低，30岁以下的农民仅有21．67%表示愿意加入。综上所述，河北省农村文化队伍建设处于基础阶段，文化工作者专业技术不高，数量不多，年龄偏大，在今后的农村文化建设中应加强农村文化人才的建设。

2制约河北省农村文化建设的因素分析

制约河北省农村文化建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个人素质等都可能影响其发展，文章在数据调查的基础之上，从政策、农村经济、农民素质及区域位置等方面着手，利用交叉列联表方法，分析了以下几方面因素对河北省农村文化建设发展的影响。

2．1政策因素由分析以往河北省出台的文化政策可知，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工作是相当重视的。但是文化建设情况却不是十分乐观，政府出台的文化政策下放到基层落实不了。原因如下:首先，从政策方面，河北省出台的文化政策仅仅是纲领性的总体计划，并不具体且不详细，导致基层政府不知如何开展文化工作;其次，从政府工作人员方面，对落实农村文化工作人员编制、审批、考核等制度不明确，许多文化工作人员工作了几十年后仍然是农民身份，客观上打击了农村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严重制约了农村文化建设的步伐。以上两点说明河北省文化建设相关政策及管理制度并不完善，应继续深化、细致文化建设工作内容，具体落实文化政策，推动文化发展。

2．2经济因素选取民间乐队的花费情况作为列变量，且其花费为单次聘请乐队支出额，选取农户家庭总收入水平作为行变量，进行交叉列联表分析，发现家庭总收入水平与聘请民间乐队花费关系较复杂，具体见表2。由表2可知，家庭总收入水平与聘请民间乐队花费情况的交叉列联分析结果与本次调查预期的结果不一致。大多数农民在聘请民间乐队上的花费处于500～1000元和1000～1500元这两个范围内;家庭收入水平“中等偏下”，乐队花费超过2000元的也比较集中，且高出“中等偏上”家庭近5%。这可能是由于收入水平偏低的家庭在婚丧嫁娶场合更加注重形式，喜欢大操大办;而相对收入水平偏高的家庭并不太在意，认为没有必要消耗过多的金钱。

2．3区域因素河北省各地区发展状况不同，区域因素对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着影响。地理位置离城市越近，农村大学生愿意回村就业的比例越低，山区的被调查者表示，村里的大学生“相当部分回村就业”比例为10．4%，而城市郊区的只有6．9%。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城市就业机会较多，就业环境远远优于农村，越靠近城市的村庄交通越便利，既可以满足大学生的“乡土情结”，又可以在城市获得更高的就业环境;也可能是越靠近城市的村庄，经济水平越高，在城市就业的经济压力比山区农村的大学生要小很多。家庭地理位置与大学生返乡情况的关系见表3。

3对策建议

3．1地方政府应落实文化建设内容，规范相应制度地方政府应当转变工作思路，将单纯追求经济绩效的工作重心转变为经济文化两手抓、经济文化共同发展的建设内容，切实做好当地农村文化建设，不形式化，不做秀。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文化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政府落实文化建设内容，规范相应制度:一是规范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农村文化仅仅依靠政府是不行的，文化建设资金除了政府划拨之外，还包括社会筹资，不论哪种资金都要统筹规划、统一管理，都需要不断总结完善资金管理制度;二是规范人员管理制度，调查发现，河北省村文化干部或文化能人的政府编制得不到落实，有的工作人员工作了几十年仍是农民身份，这一现象极大挫伤了其对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文化队伍中大多数人是业余村民，专业性不高、年龄还偏大;三是规范法制管理制度，应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防止出现资金挪用、贪污等现象［1］。

3．2农村文化建设应关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文化需求的差异以年龄为划分依据，发现不同群体文化需求不同;以区域位置划分，发现不同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的程度和重点不同。基层领导应当根据这些差异区别对待，解决好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间文化建设的结构性失衡。对于青年群体做好引导工作，防止其沉迷网络、赌博等，浪费青春。“由于经济条件对上网消费的限制、受教育程度对网络操作和网络文化的理解与吸收的影响及年龄增长形成的惯例思维对新生事物的排斥等，农村老年群体正在被以网络应用为主要特征的信息社会边缘化”［2］。老年群体的闲暇时间更加充裕，也增加了精神层面的需求，基层单位可以针对其需求特征组织一些场面热闹的文化活动方式，如看戏、文艺演出等，以丰富老年群体的文化需求。不同地区也有其不同文化需求，越接近城市，其硬件设备越完善，文化建设应注重形式、内容;越接近山区，应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如文化器材、网络信号等。

农村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人类成长的生活环境（如家庭、社区等）看成类似生物周围的生态系统，强调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人与生活周围环境之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发生的影响。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自生来就有与环境系统互动的能力，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互惠的，个人的意义是环境赋予的，要理解个人，就必须将其置于其生活的环境之中；个人的问题是生活过程中的问题，对个人问题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须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来进行。最早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他用公式D＝f（PE）阐明人的发展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关系，指出D（Develop－ment）即发展，P（People）即人，E（Environment）即环境，认为人的发展就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环境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着人的发展。这些环境系统从主到次分别是：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是指影响个人的生理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中观系统是指家庭、群体等组织，宏观系统一般指大的社会系统。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其中个体微观系统受到中观系统家庭的影响比较大，同时，还受诸如社区、社区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同样微观系统对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构成一个大的社会生态环境共同作用于某一个体或群体，有学者将这一生态环境又做了具体归类：即“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滋养性的环境能在适当的时刻和方式下，提供必要的资源、安全与支持给个人。不友善的环境则缺乏或扭曲了资源支持的提供，因而阻碍了个人的发展”。依此，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并非完全是经济原因所致，更主要是长期不友善的环境的压迫及资源享受不公等原因所致。生态系统理论主张提供多层面、多元化的全人服务，为研究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措施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框架，本文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从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等外在影响因素，探讨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的成因，思考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建议。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及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一）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

联合国开发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文化贫困”（human　poverty）概念。报告指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微、经济贫困，更深刻的是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即知识缺乏、参与不足、能力低下、素质不高、权利无法保障、健康状况差等的“文化贫困”。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明文指出：贫困不仅表现为饥饿、寒冷、无助，远离政治生活、绝望、没有尊严同样也是贫困。2000年联合国开发署进一步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发展能力的丧失，包括文盲、营养不良、预期寿命不足、母亲健康恶化、可控疾病感染，其间接衡量指标包括缺乏获取维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务和基础设施（能源、卫生、教育、通信、饮用水）的途径。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文化滞后于时展并影响到其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学者秦存强等人分析指出文化贫困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中国农村实事表明，女性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贫困，即我国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相对于农村男性群体的事实存在。而且从本质上看，农村女性贫困并非是单纯的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她们更多的是处于文化贫困状态。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就指这一特殊群体或个人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作为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女性，她们的文化贫困不仅在家庭内部形成代际恶性传递，对其后代产生难以克服的消极影响，而且严重延缓了农村的发展进程，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文化贫困是一切贫困的总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贫困，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提升农村女性个人的文化素质，进而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1．个体微观系统自卑心理、依赖心理导致其主体意识缺失、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

个体微观系统是指个体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系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影响或决定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在分析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现状及成因时，需要深入分析微观系统三个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许多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是她们受剥削的根本，也是她们无法摆脱弱势地位的症结。因为从生理因素上看，女性较之男性，肌肉生长较为细腻，骨骼较小，力气不足。由此限制农村女性多数只能留守农村，导致农村女性不仅经济收入十分有限，而且生活范围、生活内容也十分狭窄和单一，进而致使其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自我效能感低、眼界狭窄、自卑心严重等心理偏差。在这样的心理系统和生理系统的互相影响下，逐渐走向自闭，拒绝社会交往，进而逐渐被限制在农村社会公共领域之外，而农村女性这种参与公共生活不足的状态又导致其对自身的社会价值认识不足，加重了其自卑心理。此外，农村女性自我认知生理性别意识的弱者定位，使女性人格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她们缺乏自主、自立意识，缺乏独立开辟事业的精神。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事业又会导致其经济收入的有限和不足。这种物质贫困、经济贫困致使其产生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使其陷入视野狭窄、缺少主体意识、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境地。

2．中观系统中婚姻家庭体制的负向影响，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欠缺的文化贫困状态。

家庭系统和社区系统是对农村女性生存发展状态影响较大的中观系统。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一现象的结果是农村女性婚前、婚后都很难获得对家庭的土地、财产的支配权力，接受教育权也极易被剥夺。家庭因素对农村女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

农村家庭受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较深，重男轻女依然存在，导致对女性充满了偏见和禁忌，使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造成了深刻影响。中国从事传统农业劳动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调查数据显示：“文盲和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占农村妇女总数的60．9％，远远高于城镇妇女22．7％的水平。农村妇女中文盲、小学、初中文化比例分别为67．7％、67．0％、51．2％，均高于农村男性相应的32．3％、33．0％、48．8％的水平；高中（中专）和大专以上学历中，农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38．8％、27．3％，远低于农村男性61．2％和72．7％的水平”。农村教育的男女差异，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的欠缺，是导致农村女性易于陷入文化贫困的主要原因。

（2）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使农村财产仅由男性子嗣继承，子女随父姓，婚嫁从夫居，对女性的经济状况与地位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如，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中明确要求已婚妇女退回承包地，或规定出嫁女的户口所在地进而剥夺其土地分配权。同时，从夫居的家庭体制导致了女性社会网络资源的流失和弱化，农村女性一旦陷入困境，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

3．宏观系统社会资源不足、文化消费有限，体制结构不合理使农村女性处于“失权”文化贫困状态。在探讨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过程中，应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将其放在特定的宏观环境中分析。纵观农村女性生活的宏观环境，发现问题表现在：

（1）农村女性可参与分配的社会资源缺乏。

社会制度决定了社会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如社会性别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从而导致了特定地区、区域、群体或个人处于贫困状态。农村女性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待遇集中体现在物质资源、受教育培训资源以及社会参与资源不足等方面。这些都表明农村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无法与男性一样享有社会资源和占有发展机会。

（2）农村女性可消费的文化资源有限。

目前大部分农村的文化设施比较落后，一些贫困地区没有科技文化图书阅览室，没有有线电视，没有广播影剧院等文化设施。更没有针对农村女性特点的农业科技教育体系来对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进行全面、系统、有效的农业技术培训。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村女性文化、科技技能的获得。农村贫乏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氛围造成了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

（3）二元分割的体制限制了农村女性的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在同一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城乡长期分设、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明显的差别特征”。由于二元结构制的存在，尤其是现代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大多数农村女性无法随丈夫一起进城，不得不留守农村，长期生活在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中，没有机会接受现代文明和先进思想，消磨了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致使农村女性的生存方式、生活模式得不到根本上的改变。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的体制分割，专门针对农村妇女发展的扶持政策相对较少，农村妇女难以得到必要的资金、技术、信息、基础设施等资源，这些都形成了强大的阻止农村女性发展的制度。加上社会性别歧视的存在，限制了农村女性个体的发展，使之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处于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文化贫困状态。

三、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治理途径

（一）微观层面：

在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激发农村女性文化自觉，培养其主体意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的问题来自个人与环境之间交流的失衡，强调从服务对象的生态环境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的价值理念源于生活内容的基本观点，要改变农村女性主体意识缺失状态，全社会应共同努力积极创造条件，为女性主体意识提升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应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为提升女性主体意识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切实解决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使女性从实实在在的主人地位上产生主体价值；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使女性与男性平等地开展竞争；通过各种社会化途径帮助农村女性进行角色塑造，从而成为主体价值发展的导向与支撑。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女性对自身价值认可与追求的理性起点和支撑，是激活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力。女性的解放和发展关键在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即女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文化贫困”呈正相关关系，即拥有文化自觉意识会使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能够了解自身的文化处境，进而促使其主动获取和接受先进文化。反之，文化主体文化自觉意识缺乏或不足，会极大影响或制约主体文化落后状况的改变。由于历史以及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加之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女性长期以来习惯于“别人的附庸”这一畸形社会角色。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对策就是要不断提高女性自身的认识和评价水平，集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积极宣传健康、文明、进步的女性性别意识，努力实现农村女性自身观念的转变，通过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培养反文化贫困主体的自我觉察、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的能力，使她们从传统角色模式中解放出来，树立良好的现代性别意识，使其从内心深处产生改变其命运的自觉愿望，克服自卑心理和依赖心理，进而真正帮助其从根本上实现文化脱贫。

（二）中观层面：

改变家庭传统观念，倡导男女平等，发展农村教育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鼓励弱势群体多元化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应建立“家庭———社会”联动互动体系。研究与事实表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是影响农村女性智力开发的主要障碍。家庭生活和政治公共领域的决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多数农村家庭血缘的逻辑依然是，只有男性后代才能绵延宗族，而女孩是外姓人，“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受传统父权制思想的影响，农村女孩从小就受家庭的歧视，受教育权力被剥夺，导致女性受水平普遍较低。按照生态系统理论，实现农村女性文化脱贫，需要政府主导下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1．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

在全社会层面开展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教育，使男女平等思想深入每个家庭，让“男女平等”理念从村民生活层面深入村民意识。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女性的氛围，向农村女性和男性宣传社会性别意识，唤起农村家庭性别平等意识。同时，在社会性别意识推广的过程中，还需要电视、广播等媒介积极介入，形成倡导性别平等的良好社会氛围。

2．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消除文化贫困根源。

保障农村女性实现文化脱贫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鉴于中国农村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分布不合理以及男女参与学习的性别差异等因素，应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重点工作：一是发展女童教育，消除“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并通过法律保障以及制度安排确保农村女童教育机会得到真正的实现；二是发展多样的农村社区文化，通过潜移默化使其受到文化的熏陶；三要加强农村女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获取经济收入的本领。

3．通过政策法规减少父权制家庭制度对农村女性应有权力的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