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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贫困发生率;生境退化;空间相关性;贵州省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537(2017)03-0015-06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Poverty Incidence and
Habitat Degrad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HAN Hui-qing1, LI Song2*, YU Hong-yan2
(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Gui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uiyang 550003, China;
2. Institute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Disasters, Guizhou Normal College, Guiyang 550018,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verty incidence and habitat degradation, taking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we evaluated the habitat degradation degree in the entire province using the InVEST model. Then,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poverty incidence and habitat degradation was analyzed using the GoeDa model. Our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re was clear space heterogeneity for poverty incidence and habitat degradation in 2010. Poverty incidences in east, west and south par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north and central parts. Habitat degradation degree in midwest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southeast and south parts. (2)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overty incidence and habitat degradation. High-low group and low-high group were the main types. A higher poverty incidence in administrative region had a lower habitat degradation degree. The high-low group and low-high group were located in southeast and central part for bivariate LISA cluster map of poverty incidence with habitat degradation. The different spatial pattern of poverty grade and human land use types are the main reasons resulting in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overty incidence and habitat degradation.
Key words poverty incidence; habitat degradation; spatial correlation; Guizhou province
生境退化是指人活动或自然环境变化引起的生境质量和支持生物群落能力下降的现象.生境退化程度作为生境质量的表征,其高低对区域生物多样性维持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人类通过社会经济活动导致生境质量下降,从而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探究人类社会经济水平与生境退化程度的相互关系,对区域社会经济与生境质量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社会经济与生境退化之间关系的研究集中于社会经济压力下生境退化监测[1]以及社会经济引起生境退化的驱动机理[2]研究.如Carrete等认为城镇化和农业土地集约利用是引起不发达国家生境退化的重要因素[3].张艳红等发现道路建设、居民地和耕地面积扩张导致保护区生境质量退化[4].孙元敏等分析了社会经济因素对海岛生境退化的驱动机制的影响[2].贫困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生境退化是生态环境质量的反映.贫困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是一种多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5].如曹诗颂等研究发现连片特困区脆弱生态环境与经济贫困共生共存,应该充分考虑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意义,通过保护地区生态环境来达到减少经济贫困的目的[6].李静怡等研究发现吕梁地区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人均纯收入)同步性较差[7].张宁等认为和墨洛地区贫困是环境制约型的贫困,生态环境与贫困之间形成一个不良的循环.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贫乏的自然资源使当地居民对资源采取掠夺式开发,反过来,脆弱生态平衡又加剧对居民生产和生活的约束[8].可以看出,当前国内外对社会经济(包括贫困)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却很少涉及贫困与生境退化之间关系研究.
近十几年来,贵州省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势必对全省生境质量产生一定负面效应[9].同时,贵州省又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其贫困发生率水平远高于全国水平[10].因此,本研究以贵州省为例,利用GeoDA软件和InVEST生境质量评估模型,探究贵州省贫困发生率与生境退化之间的空间关系,以期为区域生境质量保护和精准脱贫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位于中国西南部,地理位置在东经103°36′~109°35′、北纬24°37′~29°13′之间.全省国土总面积176 167 km2,占全国国土面积1.8%.全省地貌以山地为主,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气候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平均气温在15 ℃左右,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最冷的1月份,平均温度在3~8 ℃之间,而最热的7月份,平均囟纫苍18~26 ℃之间,年降水量在1 100~1 300 mm之间,降水季节分配不均,降水集中在5~10月份.2010年,贵州省下辖4市3州2地区88个县级行政单元.2010年全省年底常住人口3 479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 176.25万人,农村人口2 302.75万人,自然增长率7.41‰.生产总值4 602.16亿元,人均13 11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 14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 472元.人均消费性支出中,城镇10 058元,农村2 852元.受崎岖地形、岩性、土壤和气候因素影响,贵州省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加上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该区生态环境呈退化趋势,表现为原生性植被破坏、土地退化、水土流失和石漠化严重[11].贵州省88个县级行政单元中50个县是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县,其贫困具有面积大、程度深和隐性贫困的特点.至2010年,全省贫困人口总数418万,贫困发生率高达12.1%[12].贫困发生率与生境退化之间具有一定的耦合关系,贫困发生率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耦合系统的复杂体现,是生境退化的重要外部驱动因素,而生境退化是贫困发生率高低的外在表现和结果.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2010年贵州省土地利用/覆被数据和2010年县级行政单元贫困发生率作为本研究的源数据,其中2010年土地利用/覆被数据来自30 m×30 m Landsat TM/ETM,利用人机交互解译的方法进行解译,并根据野外实地调查进行修正.根据研究区实地特点,土地利用/覆被类型被划分为旱地、水田、有林地、灌木林地、草地、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交通用地、工矿用地、水域和未利用地.2010年全省县级行政单元贫困发生率数据来源于2011年贵州省统计年鉴.
2.2 基于InVEST模型的生境退化评价
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大自然保护协会联合开发的InVEST模型主要用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主要包括海洋系统、陆地系统和淡水系统的各服务功能评估,如碳储量、授粉、木材、生境质量、波能、产水量、营养物沉积和土壤侵蚀等模块[13].
本研究利用InVEST模型中的生境质量(Habitat Quality)模块评估研究区生境退化状况.该模块主要是利用土地利用/覆盖数据,结合各种对生境质量构成威胁的生态威胁因子,对区域生境退化状况进行评估.该模块运行需要3类数据,包括土地利用/覆盖图、威胁因子图层、各地类对威胁因子敏感度.其中土地利用/覆盖图是利用2010年贵州省土地利用/覆被图.威胁因子图层和各地类对威胁因子敏感度具体参数,主要利用专家、相关文献[14-15]和实地调查获取.其中威胁因子图层主要包括各威胁因子种类(农田、农村居民点、交通用地、城镇用地、工矿用地)、威胁因子威胁距离、威胁距离衰减率和权重(表1).威胁因子影响距离、距离衰减率和权重的确定主要依据威胁因子对生境质量的干扰强度.如城镇用地是人类活动的集中地,它对周边生境质量威胁距离较远,影响强度较大.而农田和农村居民点对周边生境质量干扰相对较小.因此,其威胁最大距离和权重等较小.地类对威胁因子敏感度主要涉及各地类对威胁因子敏感强度和生境适合性(表2).敏感强度的确定主要依据威胁因子对各地类的影响强度,如城镇用地扩张主要是占用耕地,且城镇周边多为耕地.因此,城镇用地对旱地和水田的影响较强,进而导致旱地和水田生态系统对城镇用地干扰的敏感性较强.生境适合性分值确定主要依据各生态系统适宜动植物生存的种类多少.如有林地、灌木林、草地等适合多种动植物生存和繁衍.因此,其生境适合性分值较高.
该模型生境退化状况评估公式:
Dxj=∑Rr=1∑Yy=1(wr∑Rr=1wr)ryirxyβxSjr, (1)
式中:Dxj是生境退化状况;Wr是威胁因子权重;ry是生态威胁因子个数;Sjr是威胁因子对生境质量(各地类)的敏感度.生境退化评估值为[0,1]区间,越接近1,生境退化程度越高;越接近0,生境退化程度越低.
2.3 空间相关性分析
GeoDa软件中的Morans I 和LISA聚集图被用于分析贵州贫困发生率与生境质量相关性,计算公式为
Ii = Zi∑nj=1WijZj. (2)
式中,Zi和 Zj是分别是空间单元i 和j的标准化值,Wij是空间权重.Morans I分值为0-1之间,小于0 代表负相关,等于0 代表不相关,大于0 代表正相关.LISA聚集图中把全省划分为高-高(高值区与高值区相邻)型、低-低(低值区和低值区相邻)型、高-低(高值区和低值区相邻)型、低-高(低值区和高值区相邻)型和不显著型(区域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3 结果与分析
3.1 贫困发生率与生境退化空间特征
利用ArcGIS软件的自然断点法将贫困发生率与生境退化程度分别分为5个等级,即高贫困发生率(>15.77%)、较高贫困发生率(12.60%~15.77%)、中等贫困发生率(8.81%~12.60%)、较低贫困发生率(4.63%~8.81%)和低贫困发生率(0.064)、较强生境退化(0.047~0.064)、中等生境退化(0.030~0.047)、较弱生境退化(0.019~0.030)和弱生境退化(
由贵州省贫困发生率与生境退化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图2)看出,贵州省贫困发生率与生境退化之间Morans I为-0.428 206,说明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由图2可知,贵州省贫困发生率与生境退化之间相关性分析中,区域多集中于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这说明贵州省贫困发生率与生境退化之间以负相关的低高集聚和负相关的高低集聚为主.
从贵州省贫困发生率与生境退化的双变量LISA聚集图(图3)看出,贫困发生率与生境退化的空间相关性以高-低和低-高为主的空间负相关为主,高-高和低-低的空间正相关较少.其中,高-低相关的地区主要集中黔东南州大部和黔南州南部,如罗甸县、施秉县、三穗县、天柱县、剑河县、台江县、雷山县、丹寨县、三都县、荔波县、从江县、榕江县、黎平县、锦屏县等.呈低-高相关的地区主要集中贵阳市中南部和黔南州西部,如清镇市、修文h、龙里县、花溪区、白云区、乌当区、云岩区、南明区等.呈低-低相关的地区主要集中黔东南州西北部和黔南州东部零星地区,如都匀市、凯里市.全省无高-高相关的地区.其余地区均为贫困发生率与生境退化程度无相关性的区域.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2010年贵州省南部、东部和西部贫困发生率较高,中部和北部贫困发生率较低.中西部生境退化程度较大,东南部和南部生境退化程度较小.高和较高贫困发生率地区以较弱和弱生境退化为主.中等和较低贫困发生率地区以较弱和中等生境退化为主.低贫困发生率地区以中等生境退化为主.贫困发生率与生境退化之间存在负相关,且以负相关的低高集聚和高低集聚为主.贫困发生率与生境退化之间LISA聚集图中,高-低和低-低相关地区集中分布东南部,低-高相关地区主要分布中部.人为地类空间格局差异是影响生境退化程度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生境退化程度与贫困发生率之间相关性.
4.2 讨论
关于环境退化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贫困与环境退化存在简单的正相关,有人认为环境退化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多元因素网[16].我们的研究却表明贫困与生境退化之间存在负相关,这与不同贫困程度地区人为地类(建设用地和耕地)特点有关.贫困发生率较高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为地类(尤其是建设用地)比例较低,这导致威胁地类对生境质量的干扰强度较低,进而使得生境退化程度较低.同理,贫困发生率较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为地类(尤其是建设用地)比例较高,剧烈的人类活动强烈干扰生境质量,进而导致生境退化程度较高,从而导致贫困程度与生境退化程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受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吸引,贵州贫困地区大量劳动力涌入东部,这进一步减弱了贫困地区人类活动对生境质量的负面影响.此外,贵州省贫困与生境退化之间空间相关性特点主要与贫困程度和人为地类的空间格局有关.贫困地区不一定表征生存和发展压力下人类剧烈的社会经济活动,从而不会对生境质量产生过多负面影响,这在贵州省东南部较为典型.一方面贵州省东南部是全省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贫困发生率较高;另一方面,受地形及历史原因影响,贵州省东南部人类活动较弱(社会经济水平较低),建设用地和耕地等人为地类比例不高,这使得人类活动对其生态环境的干扰较弱,生境退化程度较小,这导致黔东南州呈现贫困发生率与生境退化程度负相关特点.我们的研究验证了贫困与环境退化之间受多重因素,不仅仅是简单的正相关.
另外,贫困发生率与生境退化程度相关性分析结果依赖于生境退化程度评估结果的准确性,由于InVEST模型生境退化程度评估方法是以专家打分为基础,专家的经验是影响评估结果的重要因素,这使得生境退化程度评估结果的主观性较强,降低了评估结果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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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执法部门 柔性执法 公共关系危机
近几年,由于我国城管执法部门全面推行执法工作,城管执法人员和公民开始面对面进行对话和执行工作,但在我国城管执法中存在这一些问题,成为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一个受到广泛争议的社会问题。现在,解决我国城管执法部门公共关系危机,重新树立我国城管执法部门的形象,对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及推动我国政府综合执法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城管执法和城管公共关系危机
城管执法,即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是城市管理主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我国城市在各方面的管理过程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在我国,城市管理是指通过合理的手段对我国城市中的相关基础设施、交通、市容市貌等相关的城市管理的一种综合管理方式,而城市执法则是针对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纪现象进行的行政执法及行政处罚的一种执法活动。根据我国每个城市地域的不同特性,对每个城市的城管执法规定也有所不同,但出发点和目的是一致的。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在我国城市建设中国,为了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本地区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本地的城管执法法规,但是在出现无法避免的城管执法混乱的情况时,由于我国没有一部可以遵循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范和约束,导致城管执法部门执法范围的无界限,也造成执法人员无法可依执法的尴尬处境。例如:在2012年12月27日,网曝武汉城管街头和普通民众的冲突升级到群架的视频,在网上被曝光后,城管人员不仅受到了来自各方的道德谴责,后续的执法工作也无法顺利进行。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我国针对城市管理和城市执法应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统一执法标准和原则,使城管在执法过程中有法可依,确保执法人员的执法活动均在法律法规的控制范围内,良性执法,合法执法,推动良好的执法秩序的建立。
三、建立人性化的执法理念
在城管执法人员与普通民众发生冲突时,我们的市民认为我国的城管执法人员普遍的都缺少人情味,人类都有同情弱势群体的特点,我国城管执法的对象大部分都是下岗失业、待业人员在城市街头自发进行的小商贩和地摊贩生意,他们认为这样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商机。而城管人员忽视了城市该对民众提供的应有的社会责任,一味地以惩处为目的的执法方式使执法者和小商贩之间发生了利益冲突。例如:在2013年5月12日,新闻播出武汉一个婆婆在街边卖豆浆遭遇,被城管执法人员掀摊倒地造成脑震荡的暴力事件。
建立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建立既能保护民生又符合实际情况的执法体制,在提高城市管理职能的同时,加大对人权的保护。执法部门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本着为其着想的目的,对违规违纪的人员进行细致耐心的说服教育,给活动商贩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四、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由于我国城管执法队伍良莠不齐,大部分是转业军人,还有一些社会上的闲散人员,这样的执法队伍没有受过专业的法律法规培训,在对违规违纪进行处理时,忽视或者缺少了人性化的执法理念,逐渐形成了简单、粗暴的执法模式和工作习惯,导致某些执法人员在执法时扰民、执法方式暴力,以权代法的现象,有违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宗旨。
目前,首先应该加强我国城管执法整体队伍的素质,建立一套执法人员招收标准,必须通过相关的考试或考核才能进入执法队伍,同时招收经过正规法律教育的法学学生,在队伍中起到带头作用,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和相关的执法知识。建立一套完整的培训体制,对执法人员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执法专业知识和法律法规的培训普及,培养执法人员的人性化执法理念,且将人性化执法理念真正和现实执法工作融为一体,促进提高执法队伍的执法水平。
综上所述,本文探究我国城管执法部门公共关系危机问题,目的是通过对目前城管执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多方面的分析,以便城管执法部门公共关系危机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改善城管执法部门和普通民众的紧张关系,同时也加强对公共关系的建设,为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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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鸿翔.城管执法部门公共关系问题研究[D].南昌大学,2013
一大队女子中队作为市级“青年文明号”参加了团市委、举办的“青年文明号”示范月活动--“和谐漳州,青年先行”为主题的漳州市青年文明号优质服务示范月,暨青年文明号服务青年就业创业主题活动,并积极将活动引向深入。为即将面临毕业及待业学生简述了自己参加工作的经验,社会经历,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社会,为走出校园,跨入社会奠定基础。
为推动城管志愿者工作的开展,女子中队还积极参加了“五·四”城管青年志愿者启动仪式,与漳州四所高校漳州师范学院、漳州城市职业学院、漳州职业技术学院、漳州卫生职业学院进行结对,向四所院校学生志愿者代表发放了宣传手册等相关材料,并带领学生志愿者队伍走上街头,为市民发放宣传册,介绍城市容貌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不仅让志愿者们切身体验了城市管理工作,了解城市管理,而且给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城市管理现场课,使到会的青年学生志愿者及现场的群众更加深入了解城管工作,理解城管工作,拥护城管工作。让群众切身感受到我们人性管理执法服务的新模式。
在各项主题活动大会后,女子中队以“两促进、两提高”为宣传主旨开展走进校园活动。
首先,队员们以图文并茂的宣传图片、法律法规宣传单页及漳州市城市容貌标准要求等材料,为在校的学生深入浅出,直观具体地介绍了漳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行政职能,以及市区主要干道市容市貌管理现状。并结合学校周边实际,指出城管领域违法现象的实质,尤其是乱摆卖、流动经营等影响城市容貌的现象。同时,执法人员向学生阐述现代城市管理的必要性,对他们进行相关法规宣传,剖析城管文明执法的积极性,呼吁与会学生讲究卫生、健康饮食,以城市主人翁的思想自觉抵制乱摆卖和流动经营行为,力争城市管理从我做起、人人自觉参与。
城管与物业部门齐联手共建工作心得体会
市城管执法局直属二大队积极探索城管执法新模式,努力在共建共管方面下功夫,在巩固原来六个小区共建示范点的基础上,近日又分别与龙湾盛世、丹霞名城、延安广场雅苑小区、永鸿国际城四个小区签订协议,通过开展城管法律宣传、设点协同巡查,建立共管机制,使城管与物业取得双赢的局面。零违建、零投诉逐渐在个别小区形成,特别是丽园君悦更成为共建共管的精品小区,吸引省内外兄弟城市城管队伍前来参观学习,为全面开展城管进小区奠定基础。
在宣传工作上,大队制订了定期进驻沟通检查制度,在小区内专门设立宣传栏,分发宣传手册,发放《物业小区业主规范提示告知书》和《物业小区经营者规范提示告知书》,做好行政指导工作,将社区须知、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城乡规划法以及物业管理条例等有关内容向入住的社区居民进行宣传,让更多的社区居民了解相关法律法规,扩大宣传面。
在巡查制度上,大队在小区内建立城管执勤点,每个小区派出1-2名工作人员,每周不少于2次,与物业服务公司工作人员一起对社区进行巡视监督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协调、制止、查处,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在机制保障上,大队不断完善管理机制,在原来进驻工作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逐步修订和完善共建工作机制,于20xx年4月修订了《共建条约》,新的条约上明确列出共建的内容、双方的共建职责、以及共建的保障等,进一步规范和约束双方的工作,共创优美的小区环境。
一、工作情况
(一)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法行政,服务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二)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强化市场监管,积极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服务。
(三)依法组织监督市场交易行为,组织监督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组织查处假冒伪劣商品行为,受理消费者申诉,组织查处侵犯消费者权益案件,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
(四)能与各部门配合,积极参与联合执法。配合我局做好县域市容环境整治、四城同创等工作,有效地打击了各类违章经营活动。
(五)协助管理广告审批与广告经营活动,指导广告审查机构的工作。
(六)进一步加强对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向经营者广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进一步增强经营者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指导和教育经营者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着力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围绕增强消费者维权意识,深入开展消费者法制宣传,增强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提升依法维权能力。
二、工作建议
(一)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严把市场准入关,实行对各商户登记实施准入制度,提高各商户诚信经营、守法经营,杜绝店外店、店外占道经营等情况的发生。
(二)加强对小商小贩、流动商贩的管理。严厉打击无照经营,净化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