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的意义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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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的意义与作用范文第1篇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为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精神，切实在2017年1月1日至5月31日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做好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以下简称“加计扣除优惠政策”）落实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级税务机关应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增强服务观念，精心谋划部署，夯实管理责任，确定责任人和责任部门，积极稳妥地做好加计扣除优惠政策贯彻落实工作。

二、加大宣传力度，实现应知尽知。从现在起至整个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间，各级税务机关要充分利用官方网站、微信、微博、APP等方式开展多维度、多渠道的宣传，提醒纳税人及时申报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要通过纳税人学堂等方式开展“面对面”的精准辅导，扩大宣传辅导覆盖面，方便企业及时了解政策和管理要求。要充分发挥12366纳税服务热线作用，统一政策口径，规范政策解答，及时为企业答疑解惑。

三、优化纳税服务，畅通办税渠道。各级税务机关应依托信息化手段，进一步优化办税流程，简化办税手续，提高税务机关办事效率，为企业及时、准确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提供便利条件。对纳税人反映的相关问题和投诉，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在接到问题和投诉后的10个工作日内予以解决。

四、明确工作重点，确保应享尽享。各级税务机关在落实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时，应以核实企业享受2016年度优惠的有关情况为基准，原则上不核实以前年度有关情况。如企业以前年度存在或发现存在涉税问题，应按相关规定另行处理，不得影响企业享受2016年度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如企业申报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但账证不健全、资料不齐全或适用优惠政策不准确的，各级税务机关要积极做好辅导解释工作，帮助企业建账建制，补充资料，确保企业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如企业2016年度未及时申报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可在以后3年内追溯享受。

五、加强督促检查，加大落实力度。各级税务机关应组织开展加计扣除优惠政策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工作，并将落实情况列入绩效考评，切实加大优惠政策落实力度。

六、做好政策评估，强化效应分析。2017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结束后，各级税务机关要及时做好数据统计和政策评估工作，强化政策效应分析，查找存在问题，进行针对性改进与完善，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同时，对完善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及操作事宜向总局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

税法的意义与作用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两税法是中唐时期为解决财政危机而实行的一次重要的税制改革，它不仅对改善唐朝的财政起到了显著作用，对以后的税制改革也有深远影响。其中的很多税收思想都是史无前例的，因而具有进步意义。

1引言

由于唐初的税制给国家带来这么多的经济问题，杨炎便上书请作两税法，唐德宗最后也采纳了杨炎的意见，首开中国税改费的先河。

1. 1两税法的主要思想及其评价

1.1.1两税法的主要思想

    两税法归并了税种，把混乱繁杂的税种归并为地税和户税两种。集中了纳税时间，一年分为夏秋两次纳税，费全部改为正税，一同并人两税。其具体类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其租、庸、杂摇悉省，而丁额不费”，就是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税，简化为地税和户税两个税种:地税按纳税人的田亩征收，缴纳米粟;户税按资源多少划分等级，以货币征收，分夏秋两次缴纳。

    (2)“户无主客，以现居为薄”，就是以户为征税单位，不分主户(本地土著户)、客户(外来户)，一律以现在居住地方为准登人户籍纳税。即“居人之税”。

    (3)“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放弃按丁征税的办法，改为按照资产和田亩征税，即根据资产定出户等，确定应纳户税税额，根据田亩多少，征收地税。

    (4)“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制人”，要求唐朝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定出全国总税额，分配各地征税。这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

1. 1. 2两税法的进步意义

    两税法的进步意义着重体现在两大方面:第一由于规定了贵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税，扩大了纳税面，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第二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这种纳税方式是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的，较之于“租庸调制”更合理，更进步。

    两税法对封建生产关系的调整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给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带来很大冲击。

    首先，两税法的颁布意味着“租庸调制”的废除，因此与“租庸调制”为依托的均田制—政府直接控制全国土地的、法理上的“土地国有制”，实际上也正式宣告废除了。这就表明唐朝政府从法律上正式承认了两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经不能照旧并存下去的现实。

    其次两税法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身丁为本”，直接控制农民的人身征取赋税、特别是征取力役，而着重按财产多少征税，实际上废除了力役;而且实行“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的原则，不再区分土户与客户，全都按资产多少分等交纳两税。

1. 1. 3两税法的局限

    两税法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货币计量税收，虽然可以简便征收，但是货币的币值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货币的变动又会影响税收负担的高低，尤其是在货币升值的情况下，会加大税收负担，从而可能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不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二是，单以资产作为课税的依据，不够合理。因为资产的多少并不容易测量，而且很可能发生隐匿资产的行为，不利于保证财政收人，资产的价值高低也不一定和资产的数量成正比，就可能出现负担不均匀的后果。

3两税法与现代税收思想的联系

3. 1两税法中体现的现代税收思想

    两税法虽然是唐代的税收思想，但是它也是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人为目的的。其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现代税收思想的影子。

    首先，两税法规定的:不分主户(本地土著户)、客户(外来户)，一律以现在居住地方为准登人户籍纳税。不分贵贱和身份，每个人都要履行纳税义务，这体现了税收当中的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现代税收思想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在两税法中人们已经有了要公平纳税的理念，只是还没有明确提出而已。

    其次，两税法规定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税，简化为地税和户税两个税种，地税按纳税人的田亩征收，缴纳米粟;户税按资源多少划分等级，以货币征收，分夏秋两次缴纳。这样简化了税种，也简化了缴税的程序，节约了纳税成本。

    第三，两税法的量出为人原则，规定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定出全国总税额，分配各地征税。中国古代财政制度，一向遵循量人为出原则，在清代以前，我国始终没有产生预算制度。预算制度本质上是量出为人的。杨炎主张“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人”。这就开创了我国预算制度的先河。现在的要把国家先划分事权和财权，再制定收人计划，也是以这一思想为源头的。

    第四，两税法将租庸调和其他的杂税、杂费统一为两个税种，首开了中国费改税的先河。可以作为以后税制改革的借鉴。

税法的意义与作用范文第3篇

【关键词】税法基本原则理论基础现实根据历史依据

法律原则是一个部门法存在的根本，任何部门法如不能归纳、总结出若干自己的法律原则，而只依赖于某种价值取向，则难以构造出一套严密、周全的理论和相应的体系。税法基本原则是一定社会关系在税收法制建设中的反映，其核心是如何税收法律关系适应一定生产关系的要求。税法基本原则是税法建设中的主要理论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但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的税收法制建设还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对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和依据作以探讨。

一、关于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各种观点

关于税法基本原则的定义，有人认为“税法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亦是一国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征税）双方应普遍遵循的法律准则。”也有人认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是规定或寓意于法律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守法、税收司法和税法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适用解释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规则。”

对于税法的基本原则的内容，我国学者观点不一，论述颇多。1986年刘隆亨教授最早提出“税法制度建立的六大基本原则”。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借鉴和参考西方税法基本理论，将西方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即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社会政策原则和社会效率原则介绍到我国，研究如何确立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到目前为止，仅从数量上看，我国学者对税法基本原则的概括就有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六原则说等四种，即使所主张的原则数目相等，不同的学者对各原则的表述、概括又不仅相同。徐孟洲教授根据价值取向将税法基本原则区分为税法公德性原则和税法政策性原则。税法公德性原则涵盖以下内容：（1）保障财政收入原则、（2）无偿征收原则、（3）公平征收原则、（4）法定征收原则、（5）维护国家原则。税法政策性原则包括税法效率原则、税法宏观调控原则。而刘剑文教授将税法基本原则界定为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还有学者认为税法基本原则包括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公平主义原则、税收民主主义原则。税法学界对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意见归纳起来有十几项之多：（1）财政原则、（2）税收法定原则、（3）税收公平原则、（4）税收效率原则、（5）社会政策原则、（6）实质征税原则、（7）合理征税原则、（8）平等征税原则、（9）普遍纳税原则、（10）简便征税原则、（11）税收重型原则、（12）宏观调控原则、（13）无偿财政收入原则、（14）保障国家和经济利益原则、（15）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原则、（16）税收民主主义原则、（17）税收公开原则、（18）保障财政收入原则等等。

我国学者以上税法基本原则的理论难免存在以下嫌疑：（1）以偏盖全，将某一具体法律制度当成税法的基本原则；（2）未能正确界定税法基本原则之定义，将税法或税收的某些职能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3）混淆了税法原则和税收原则之概念。

二、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

那么，到底那些原则可以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呢？我认为，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又称税收法定主义、租税法定主义、合法性原则等等，它是税法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原则。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税收法定主义是指“没有法律的根据，国家就不能课赋和征收税收，国民也不得被要求交纳税款。我国学者认为，是指一切税收的课征都必须有法律依据，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纳税人有权拒绝。税收法定是税法的最高法定原则，它是民主和法治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举足轻重。它强调征税权的行使，必须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征税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的税法构成要素为依据，任何主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均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从而使当代通行的税收法定主义具有了宪法原则的位阶。

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方面：（1）课税要件法定原则。课税要件是指纳税义务成立所必须要满足的条件，即通常所说的税制要求，包括纳税人（纳税主体），课税对象（课税客体），税率、计税方法、纳税期限、缴纳方法、减免税的条件和标准、违章处理等。课税要件法定原则是指课税要件的全部内容都必须由法律来加以规定，而不能由行政机关或当事人随意认定。（2）课税要素明确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对课税要件法定原则的补充。它要求课税要素、征税程序不仅要由法律做出专门规定，而且还必须尽量明确，以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3）课税合法、正当原则。它要求税收稽征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征税、核查；税务征纳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应纳税额的确定，税款缴纳到纳税检查都必须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定程序，税收稽征机关无权变动法定征收程序，无权开征、停征、减免、退补税收。这就是课税合法正当原则。包括课税有法律依椐、课税须在法定的权限内、课税程序合法。即要作到“实体合法，程序正当”。（4）禁止溯及既往和类推适用原则。禁止溯及既往和类推适用原则是指税法对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在司法上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禁止类推适用。在税法域，溯及既往条款将会破坏人民生活的安全性和可预测性，而类推可能导致税务机关以次为由而超越税法规定的课税界限，在根本上阻滞税收法律主义内在机能的实现，因而不为现代税收法律主义所吸收。（5）禁止赋税协议原则，即税法是强行法，命令法。税法禁止征税机关和纳税义务人之间进行税额和解或协议。

2、公平原则。指纳税人的地位在法律上必须平等，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进行，公平分配，对此可参照西方有“利益说”与“能力说”。“利益说”依据“社会契约论”，认为纳税人应纳多少税，则依据每个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所享受的利益即得到的社会公共产品来确定，没有受益就不纳税。而“能力说”则认为征税应以纳税能力为依据，能力大者多征税，能力小者少征税，无能力者不征税。而能力的标准又主要界定为财富，即收入。我国实际中通常用的是“能力说”，按纳税人的收入多少来征税。税收公平原则应包括两个方面：（1）税收立法公平原则。它是公平原则的起点，它确定了税收分配的法定模式，没有税法之公平，就没有税收之公平；具体又包括（1）纳税地位平等原则，（2）赋税分配公平原则，它可分为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横向公平只能力相同的人应纳相同的税，纵向公平指能力不同的人应纳不同的税。（3）税收执法公平原则，也称为平等对待原则，即税务机关在运用税法时必须公正合理，对于情况相同的人应给予相同的对待。

3、税收效率原则。指以最小的费用获得最大税收收入，并利用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的促进经济的发展。税收的效率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两大方面。税收行政效率是通过一定时期直接的征税成本与入库的税率之间的比率而衡量，即表现为征税收益与税收成本之比。税收的经济效率是指征税对纳税人及整个国民经济的价值影响程度，征税必须使社会承受的超额负担为最小，即以较小的税收成本换取较大的税率。

三、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基础和依据

对上述我国税法基本原则之判定是依据以下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基础和依据而得出的结论：

1、基本原则法理之构成要件是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理论基础

法理学告诉我们，一项法律原则是否能成为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至少要满足此条件：（1）该原则必须具有普遍指导性；它能够作为该部门法的各项具体制度得到应用，即该原则在该部门法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性。（2）该原则必须具有贯穿性；原则内容能贯穿该部门法的总则与分则，能贯穿于该部门法任何具体制度。（3）该原则具有独立排他性；该原则须与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相互区别，不被其他原则所吸收。（4）该原则须具有能反映该法本质特征的专属性，反之则不能作为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5）该原则须具有合宪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一切法律的“母法”，该原则的确立须依据宪法，原则的内容须符合宪法的规定。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也只有符合上述法理规定的几个条件后，才能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我国税法基本原则形成的现实根据

哲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反应。任何一国的税法基本原则通常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下构建的，其核心是税收法律关系应适应一定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各项经济活动都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有序发展进行。税法，作为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决定税法，税法又反作用于经济，这是一条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经济决定税法，就是要求我们在制定税收法律法规、确定税收负担时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依法办事，依率计征，充分发挥税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法治税和发展经济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必须强调税法与发展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而税法的基本原则则是税法的灵魂，它必须能够反映经济的客观需要。因此，对于税目、税率、课税依据、课税对象、税收的开征、停征、负征、减免、退税、计税以及纳税的程序都必须做出符合经济要求的法律规定，这些均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内在要求。其次，党的政策也强调执政为民、依法行政，而社会主义市场本身是法制经济，法追求的价值即是公平、正义、效率；因此，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要求税法也难体现正义的精神，体现公平与效率的价值。故税法的基本原则应涵盖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最后，市场经济需要完善的法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市场本身具有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需要国家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管制，需要完善的法制对它进行调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国家必须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所以，体现国家意志的税法理应是贯彻这种意图，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更应理当其中体现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的意志。

税法的意义与作用范文第4篇

【摘要】伴随着财税法在经济法中的凸现，财税法学逐渐为学者和政府所关注，而坚持权利义务这一基本线索并辅之相关知识的学习才是财税法人才培养的关键。由于传统法学教育弊端所致，引入案例教学可以有效改进财税法教学，并结合实证分析的方法，提供给学生必要的实践机会以保证财税法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的培养。

【关键词】财税法权利义务实证分析

一、财税法学课程开设的必要性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财政税收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为人们所关注，计划经济体制下诸如行政命令等等直接干预经济的行政性手段逐渐为政府所摒弃，取而代之的是运用财税、金融等间接性手段对国家宏观经济加以调控。因此，不仅仅得到政府官方的重视，我国的国民也对其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而这一热情一方面是来源于财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源于财税与国民生活紧密程度的增强，加之人们逐渐对于税收本质认识的加深，更是给了财税法的发展以强大的动力。

在国外，税法对于国民的影响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正如西方的那句谚语所讲：人的一生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死亡和税收。因此，各个国家对于税法的教学和研究也是颇为重视，不论从开设该课程的学校数量还是开设的学时，以及所讲的内容方面等等，都是我们所不及的。诸如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大学法学院的税法的设置位居国家众多项目之首；俄亥俄州大学要求申请法律硕士课程（MasterofLawsPrograms）的申请者，必须是已经修读了联邦个人所得税等课程。欧洲的很多国家都将税法作为一门强制性的课程来设置，只是在本科生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侧重会有所不同。与之相比，我们财税法课程的开设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包括综合性大学和财经类、税务类院校）都是极为有限的，税法课的学时绝大多数是36学时，个别的是54学时，且讲授的内容很多的涉及到财经类等经济方面的内容，对于财税法学的研究和法学所特有的权利义务并为被其所重视。

自由、民主和法治已经理直气壮地成为当今政治生活的主题和时代的主旋律。它不仅成为社会民众的最强音，而且也成为当权者致力实现的根本愿望；它不仅以显赫的文字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而且以崇高的精神追求占据着人们的心灵。它将不再是中国人的梦，也不再是西方人的专利品和中国人的奢侈品，而是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共同理想，以及正将这一理想付诸实施的行动。[1]随着“依法治国”思想的树立以及该思想在我国经济发展中逐渐在各个领域中不同程度的贯彻，相应的财税法治也被提上日程。因此，财税法治建设成为我国财税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但是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法律法规是法治建设的最基本要件，是硬性的指标，无法可依只会导致法治建设成为空中楼阁，无法从何而谈法治！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律法规的制定是人们尊中规律的基础之上，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因此，立法者的素质势必影响到整个法治的进程。这种影响是最基础的，没有权威的、有预见性、前瞻性的法律文本，法治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是不现实的。

伴随着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部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财税法在整个经济法中的地位逐渐凸现，并成为一门显学为法学家和法学研究所关注。财税法人才的培养是财税法治进程中的必备环节。而作为我们这些法学的学生而言，在本科阶段仅仅对财税法有一个比较粗浅的、单一的学习，对于今后的研究仅仅是一个薄弱的基础，因此，在研究生阶段极有必要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加以拓展，才能保证今后在该领域的研究，并可能有所建树，否则都是纸上谈兵。

二、财税法学教学应以法学特有的“权利义务”角度为根本研究路径

现今全国开设税法或者财税法的课程的高等院校虽然在数量上有一比较大的提高，但是设置的课时却是极为有限的，绝大多数是36学时，个别的学校是54学时，如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长春税务学院等等。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今对于财税法或者是税法的讲授很多的时候是以财政、税务、税收以及会计知识为主的，对于法学知识的讲授却是非常有限，从财税法或者税法基础理论的探讨更是如数家珍，对于权利义务线索的把握和灌输确实不足的。财税法和财政税收等经济学等之后虽然会有交叉，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两门学科还是有本质的不同，这正是法学学生和财政、税收学学生所存在的差异，权利义务是我们学习应该遵循的最基本路径。而从笔者自身学习的过程来看，我们在本科阶段对于财税法知识的了解和接受不仅有限，而且偏离了法学特有的研究路径的把握，所以在理论根基上并不是扎实的；同时，对于一些财政、税收、会计方面知识的缺乏又使得我们在实务中不能运用自如，出现了一种极为尴尬的局面。因此，笔者以为，我们财税法课程应该遵循“权利义务”基本路径进行研究，运用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深入探究；其次，财税法学相对于法学的其他部门法应用方面更为频繁、综合性更强，因此，研究财税法的学生势必要辅之以一定的财务会计和税收学知识，这也是专业型人才培养。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其他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它相抵触，财税法治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公共财政、税收法定主义是我们所极力倡导的，随着对财政和税收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对于财政、税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公共财政这一服务于市场的财政，是将财政活动限定于服务市场的范围内，避免财政供给的不足或是过量，防止财政资金的浪费，财政活动的适度适时是我们财政活动的目标的；而税收作为一种侵犯国民财产的手段，更是将其定位于“债”的属性，是国民为享有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而支付的对价。纳税不是义务性的进贡，而是获得相应服务的方式，纳税人权利的意识不断浮出水面。一方面是人权在各个领域中的落实和实现，另一方面也是保护财产权的理论支持。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提出：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种种情况无不表明，对于财税的研究从法学角度进行探究，对于权力的监督，权利意识的树立意义颇为重大。因此，作为一名法学学生，在研究生阶段更是要把握这一根本的线索，这也是区别于其他税收学等方面研究的显著方面。因此，从法理学和宪法学、行政法学的角度切入，从更为广泛的背景下研究财税内容，势必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这也是研究范式的一种转化。正如，日本学者北野弘久教授所阐述的税法并非是“征税之法”，更是纳税人据以对抗、制衡国家课税权的“权利之法”，这对于学生的学习则是另一全新的视角，权力和权利的研究也是我们在以后学习中所应重点关注的线索。

此外，要密切加强对法律关系、法律行为以及基本价值和基本原则等基础性知识在财税法中的具体的研究，尤其是该学科所特有的内容的研究。

同时，在自己的一些实习或者是实务操作中，笔者发现，我们现有的法学知识对于研究财税法是远远不够的，财税法学这一学科本身的特点表明：必要的经济学、税收学以及会计学知识的积累，是深入研究财税法的理论问题以及实务操作中所不可或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理论认识的研究最终势必要运用于实践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确的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是积极促进的，而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认识从成本收益角度看是无效的，结论正确与否要得到检验唯一的途径就是回到实践中去，特别是像财税法这样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更是如此。

我们不少研究财税法理论的学者或者以税收学位基础简单的附加法学方法对此进行研究，或者是从法学理论对此进行探究却忽视了财税法本身固有的财税经济方面的知识，总是给人以各行的感觉，因此，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要想从专业的角度对此深入研究，势必要辅之财政、税收以及会计方面的知识，真正挖掘学科自身的特点，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诠释该学科。

财税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综合素质的积累过程，是多领域知识兼备的人才。当然，财税法的讲授必须坚持“权利义务”、“权力权利”等法学特有的研究路径这一根本要求，相关知识的具备是该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该专业人才培养所必备的素质，两者兼而有之，但是应该有所侧重。

三、财税法将案例教学与实务实践操作相结合

传统的教育模式，财税法课堂的教学重视基本知识的讲授，更多的是知识的介绍，尤其是在总论部分许多理论的介绍这是必要的，然而，在具体到之后许多具体内容的讲授，仍然不能脱离这样的模式，使得学生只有一种抽象、宏观的概念，对于数字、公式的机械的接受，对于以后的实践并无多大的意义，许多学生在学习过财税法课程之后，仍然对一些基本税种的征收是不知所云的，从教学方面是失误的，而就学生个人而言也是没有丝毫获益的，只是机械的或者迫于考试等压力记忆，过后就没有丝毫的印象，这是许多学生学习过后的真实体会。因此，有不少教师讲案例教学的方法引入，通过一个个切实具体的案例对具体税种进行讲授，不仅形象具体，同时真正使学生有一种学有所用的感觉，促使学生萌发了学习的兴趣，主动接受且保持持久的记忆效果。

财税法案例教学法最早起源于美国，以案例作为教材，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运用掌握的理论知识，分析、讨论案例的疑难细节，从中形成各自的解决方案，培养了学生的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真正将法学这一应用性学科体现的真真切切。财税法学当然具备这一特点，并且具有更为频繁的实践性。但是，在我们现在财税法学教学中还没有充足的案例，虽然不少的学者为搜集财税法的案例作了很大的努力，并且也是卓有成效的，使得我们案例教学成为可能。然而，笔者以为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丰富各异的，我们面对的现实并不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更多的时候是出现多种冲突，和法律规定情形相差很大，教师教学过程中更多的时候是先讲述一个结论，再为此寻求一个典型的案例，当然这一案例可以很好的印证该结论，但是这并不利于法学的研究，也不利于学生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应该注意现实中非典型案例的讨论，以激发学生的思考。

笔者以为，通过引入案例教学的方法使学生对理论知识点的认识具体化，对实务性的操作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于案例所要证明的理论加以检验，这也是对知识再认识的过程，一方面加深对知识的全面深入地掌握，另一方面也是丰富案例、拓展视眼的过程，对于教师和学生都是极为有意义的。

鉴于法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许多学校都栽在法学专业的课程中开设律师实务、毕业实习等，很多学校的法学院系还聘请资深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实务部门的人作为兼职教授，讲授他们在司法实践中的经验，这无疑是一种值得采纳的教学方式。财税法教学也同样，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等实践部门人员。笔者以为，我们更重要的是给学生提供现实的实践机会，真正给学生以接触社会的机会，以保证在毕业之时能更快的融入社会当中。

税法的意义与作用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税法价值 代内公平 代际公平

税法的价值直接决定了税法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每一部税法都应当是对税法价值的记载和表现。然而我国税法的价值问题研究滞后，成为制约税法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税法的传统价值理论

税法的价值，是指普遍的税法主体从实在税法本身的既存价值的非理想性出发，根据其自身的需要，希望待订或待改的税法应当具有的性状、属性或作用等因素；这些因素通过税法主体的实践和努力不断地得以实现，同时又不断地对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进行超越。

税法的价值研究应当将重点关注于所谓“税法的主观指向意义上的价值”或是“税法对其主体的绝对超越指向”。税法的应有价值也正是在其与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之间的冲突和调适过程中而逐渐得以实现的；同时，税法的应有价值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使其与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之间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因而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成为人类税法实践永远追求、不断完善的动力。研究税法的价值理论，从实质上看，在于将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从对规则体系的注释说明和对原则含义的归纳总结层次，进一步深入到对价值系统建构解释的更高层次，以深化税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关于我国传统税法学理论，学术界的主要观点有两种：效率为主导，兼顾公平；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首先，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市场经济结构合理性欠缺而且效率不高，因此，将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应该尊重“无形之手”的作用，按照社会效率最大化为宗旨设置税种、确定税率及该种税的构成要素，由此将社会效率放在第一位是无可厚非的。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将社会公平作为税法的价值取向并以此为指导来架构本国的税法体系，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迅速，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但社会分配极端不公的趋势却越来越凸显，因此，发达国家不得以采用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来解决社会分配走向极端的问题。因而，该观点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较这些国家滞后，贫富差距在社会分配中存在且呈拉大的趋势，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调不会构成任何威胁。所以，社会效率为主就是强调目前应该以经济发展作为中心，分配公平属于次重点来考虑是较为合理的。

其次，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因为法的正义价值是法的基本价值名目，而正义通常又可以被表述为公正、平等、公平等其他的词，因此，从一般的意义说，作为法的基本价值名目之一的“正义”在税法中即体现为税法的公平价值。所以，公平（正义）应是税法最至上的价值目标。另外，税法存在的功用之一就是确保税收的各项职能最大化的实现，而现代税收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调节分配上的不平等，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合理有效地解决，势必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甚至会引起社会动荡。同时，该观点还认为，税收的效率价值要求“税收中性”得以保持，即税收在运作时，不能超越基础性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而对公平产生根本性影响。因此，税法的价值应当以公平为上位的概念，而效率是属于次要的位置，这种税法的价值排序被认为符合我国社会现阶段和长远发展需要。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传统税法的价值理论研究中，效率与公平并存且地位此消彼长。

税法传统价值的解析

法的价值研究对于法学研究相当重要，税法的价值研究之于税法学研究也是如此。因为，“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同时“一种完全无视或忽视上述基本价值的一个价值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

正是基于税法价值研究的重要性所在，笔者认为上述我国传统税法价值的确立与表述存在不当。首先来看第一种观点：效率为主导，兼顾公平的税法价值。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税法价值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现有模式下，将社会效率当作首要价值目标，社会公平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其他价值目标处于次要或虚无的地位。这种价值判断存在着历史的原因和心理因素的误导，其更适用于初次分配领域。同时这种价值观让人想起工业文明时期的单纯经济增长论，它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采取了定量分析的方法和实证评判的方法，给了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与可持续发展却是背道而驰的，由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异化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和局限，容易将人们导向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而牺牲公平的歧途，导致“有增长无发展” 的恶果。客观地讲，税法确实注重效率价值目标的追求，但是，税法的注重效率应该“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微观和经济的成果只是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之一”。而税法的效率为主的价值观只侧重于眼前，无视该增长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其次，传统的税法价值论的第二种观点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对于这种观点，笔者认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人类社会不断追求的理想，通过法律确认税收公平，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生活的体现。法学自从诞生之日就同公平、秩序之类的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公平总是与人类文明同步前进的。因为“没有公平，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会落空，而被特权（即特殊的自由和权利）所取代，法律的秩序也就不可能得到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就更无从谈起。而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人们相互之间在能力、禀赋、财富等方面的差别愈加显著，如果法律对这些先天性不平等的现象视而不见，依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只能使“不平等变得天经地义，甚至加剧这种不平等”。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判断一个良好税收体系的第一标准是公平，第二个重要标准是效率。税收对分配格局的再分配调整和影响也只能是在一个合理限度内尽量缩小收入差距，而不可能使收入毫无差距。人们必须突破这种“心理障碍”，重新对税法的“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取向进行全面、深刻的认识。因此笔者认为公平主导，效率兼顾的税法价值取向成为主流是必然的。

但是，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这与理性人追求利益和欲望的无限膨胀等非理性行为之间形成了“二律背反”。当然要求人们与生态自然隔绝是不现实的，那么如何制定各种规范来界定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度”，能否实现法律的生态和形态辩证统一，其“根本的原因恐怕是文化的”，“其核心是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具体体现在对传统法律重新审视时，应该将法律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置于价值观的核心地位。

因为生态或者自然环境危机从根本说是文化危机，因此如何使人类获得更深层次的文化理念是生态环境保护及现代性问题缓解中最根本的层面。只有通过与生态环境相和谐的文化理念来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态环境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从而使可持续发展成为现代税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

因此，不难看出，上述占主流地位的公平为主导、效率为辅的传统税法的价值取向中“公平”所体现的均为当代人的“秩序、公平、自由”，其价值目标在反对和破除封建神权观念统治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历史的作用。但是它与可持续发展是相悖的，具有外延上的不完整性：只关注代内公平（当代人的公平），即满足当代所有活着的人的基本需要并给予机会以满足其追求较好生活的愿望。而对于代际公平即当代人和子孙后代之间的公平有所忽略，所以在公平的全面性和延展性即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缺憾，该缺憾造成的后果主要表现为由于生态环境资源的链条性、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与代际（宇宙）的无限性之间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性助长了人类无限度的掠夺生态自然，破坏生态环境的盲目倾向，从而造成了种种的生态灾难。

现代税法价值确立及体现

从本质上来说，法的价值是“法对于主体需要的积极意义”，“把关注点放在对社会全体成员而言的具有最一般、最普遍意义的法价值的研究上”。在这个层面上，可持续发展就是对社会全体成员而言具有最一般、最普遍意义的。

从理论上讲，在可持续发展观念下，税法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 因为“公平是法律所应当始终奉行的一种价值观”。其认为，“在公平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命令才具有法律效力。在人类事务中，与人类理性一致的，才能称其为公平。而理性的规则，就是自然法。因此，每一种由人所制定的法，只要与自然法相一致，就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它在任何一个方面与自然法相抵触，那么，它就不再是法律，而是法律的堕落”。但是，可持续发展观覆盖下的公平的价值目标，应该是不同于以往的、更深刻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平，它除了上述传统税法的公平价值，即纳税人之间的公平、征纳双方间的公平、纳税人与国家间的公平，还要关注以下两方面的公平：

（一）代内公平

代内公平即“在任何时候的地球居民之间的公平”，是指代内的所有人，不论其国籍、种族、性别和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对于利用自然资源和享受清洁、良好的环境均有平等的权利。就国内而言，代内公平是指同一代的人公平地获得当地对于生存和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共有的环境资源；同时，也要为公平的目的对私有财产进行限制，不允许以破坏环境资源的形式使用自己的财产。在一国内部由于穷人比富人更加依赖于自然资源，如果穷人们没有可能得到其他自然资源，便会更快地消耗这些自然资源，那么，一国内部的这种不公平性也会助长经济、社会、环境不可持续的发展。

如果对自然资源的要求，是建立在不惜以掠夺的方式开采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而将人类推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量的边缘，就构成了全球性的现代性问题。那么，这种非理性发展无疑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从历史上看，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的剥削和掠夺的基础上的。这是国家间不平等的本质体现。

可见，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代内公平包括国内当代人之间的公平，也包括国与国之间在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享用上的公平。代内公平与传统税法的公平既有竞合，又有延展，其外延大于传统税法价值取向中公平的外延。

总之，代内公平意味着活着的所有人都有权得到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基本满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代内自然资源利益分配的公平，可见，代内公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代际公平

代际公平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国际环境法学家、美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华盛顿大学的爱迪•布朗•韦丝提出来，其基本含义是世世代代之间的公平。韦丝认为，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是各代（前辈、当代和后代）之间的一种伙伴关系，在人类家庭成员关系中有着一种时间的关联。代与代之间的公平为各代人提供了底限，确保每代人至少拥有如同其祖辈水准的行星资源区；如果当代人传给下一代不太健全的行星，即是违背了代间的公平。同时，韦丝提出了组成代际公平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保存选择原则，即每一代人既应为后代人保存自然的和文化的资源的多样性，以避免不适当地限制后代人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和满足他们的价值时可得到的各种选择，又享有可与他们的前代人相比较多样性的权利；第二，保存质量原则，即每一代人既应保持行星的质量（指地球的生态环境质量），以便使它以不比从前代人手里接下来时更坏的状况传递给下一代人，又享有前代人所享有的那种行星的质量的权利；第三，保存接触和使用原则，即每一代人应对其成员提供平等的接触和使用权。基于此，她提出了“行星托管”的理论。 该理论主张，“我们，人类，与人类所有成员，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掌管着被认为是地球的我们行星的自然资源。作为这一代成员，我们受托为下一代掌管地球，与此同时，我们又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

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世展的过程，人类各代都要在地球上生存和发展，都对地球上所禀赋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财富拥有均等的享用权。前代人的发展不能靠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来维持。人类必须认识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过度的消耗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造成生态危机，这就损害了后代人的利益。因为当代人和后代人对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有相同的选择机会和相同的获取利益的机会，当代人有权使用资源并从中受益，也有责任为后代保护资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每一代人都有相同的地位，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因为每一代人都希望能继承至少与他们之前的任何一代人一样良好的地球，并能同上代人一样获得地球的良好生态环境与资源。

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后代人还应该拥有同当代人同等乃至更好的发展机会。未来不是以往的重复，也不是现在的简单延伸，它是人类的选择，后代人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前代人所作的知识以及财富的积累。代际公平的目的主要是体现当代人为后代人代为保管、保存地球生态环境资源的观念。可见，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是“可持续”的内核所在。

但是，代际之间的公平在以往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是有所忽视的，在税法学研究中也是如此。这是传统社会发展观中的公平价值目标与税法可持续发展的公平价值目标的根本区别。而恰恰就是这种区别的存在，人类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无视生态环境自身的价值，片面强调“以人为中心”，而这里的“人”仅仅指涉当代人，忽略了后代人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应当享有的均等权利，在经济发展中心论的传统发展模式下，现代性问题的出现，就不可避免。

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税法的价值必须进行重构，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税法的价值取向仍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但是这里的公平不再是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必须强调是代内与代际之间的公平，即全面公平。当然不能只强调公平，忽略效率，因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既然有发展就不能没有效率。日本税法学者金子宏也认为，当不能将两者（指公平和效率）兼顾起来时，则虽有时优先效率这方面是可能的，但原则上还是要优先公平这一侧面的。

税法价值的重新确立使税收调控的目的不止局限于经济发展，也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人类的长远利益，对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代性问题有了理念性的指导，为我国税法的外在结构性制度构建提供了责任共负的伦理意识和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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