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研发产业分析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医药研发产业分析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医药研发产业分析范文第1篇
京津冀具有加快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良好基础和明显优势，合作空间大，三地生物医药产业亟待协同发展。在区域内加强产业上、中、下游的衔接以及相互问的分工合作，实现各种要素有机组合，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是避免地区间产业同构、恶性竞争，实现区域内互补共赢、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的内在需求。目前，北京、天津、河北均把生物医药确定为产业发展的重点，但是与国内外同行相比，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普遍存在组织结构不合理，制药企业数量众多，但规模普遍较小，巨型生物医药企业不多，国际竞争能力弱的问题。从京津冀区域来看，医药制造业的生产总值从1996年的104．77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819．02亿元，增加的速度很快，达到了7．82倍；医药制造业的投资额从1996年的17．17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72．10亿元，达到了4．20倍；医药制造业的新增固定资产从1996年的10．97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45．5l亿元，达到了4．15倍；医药制造业R&D活动人员从1996年的1149人增加到2008年的5075人，达到了4．42倍，这个增长相对较少；但是医药制造业R&D经费内部支出从1996年的4614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91584万元，高达19．85倍，这表明京津冀很重视医药制造业的R&D投入。整体来说，京津冀对医药制造的发展足够重视。并一直作为大力发展的行业，那么京津冀如何协调发展医药制造业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产业协同的内涵及研究方法
(一)产业协同的内涵
胡大立(2006)在产业协同与集群竞争优势关联机理的分析中认为，产业协同是指集群内的企业在生产、营销、采购、管理、技术等方面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形成高度的一致性和和谐性。产业协同在集群内会产生协同效应，作为集群中的一个企业比作为一个单独运作的企业所获得的盈利能力更高，也就是产生“1+1>2”的协同效益，进而形成竞争优势【11。徐力行等(2007)在关于创业创新与产业协同关系的研究中提出，产业协同是指开放条件下，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子系统，各产业或产业群相互协调合作形成有序结构的过程。协同是系统自组织的动态反映，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随着经济的发展时刻处于动态平衡和失衡的交替过程中，因此，用动态的分析方法研究产业结构在运动中的平衡条件是很有必要的121。徐力行等(2007)认为，产业协同是指开放条件下各产业子系统自发相互约束藕合，表现出在时间、空间或功能上有序结合的过程，并指出要以系统的观点考察各产业间的联动状态与过程，在关注各产业变化在时间和功能衔接的同时也关注其在动态变化中方向的一致性。并进一步指出，产业协同的关系指的是产业之间的关系，产业之间通过产品或服务的投人产出关系来维持上下游间的纵向关联，而非横向关联。但当产业的分类较大时，处在同一大类的产业细分出来的产业问可能出现横向关联，比如钢铁和塑料行业间的替代关系就有可能产生横向关联口】。作者认为产业协同是指在某地区形成区域产业，它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受到科技、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作用下，各产业或产业集群相互分工协作形成有序的产业结构或者完整的产业链，从而形成区域内产业竞争力“1+1>2”的整体效应。
(二)产业协同效应
王传民(2006)认为，县域经济产业协同机制是指县域产业系统受其内外因素的作用，产业外部环境与产业竞争力要素之间以及产业竞争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促使协同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控制方式问。吴结兵等(2007)从新产业区理论和波特的集群理论两种范式对产业集群的协同效应进行研究，认为在产业集群结构中的成员行为形成了资源整合的协同效应是产业集群绩效和竞争优势的基础。新产业区理论重视在竞争基础上产业区内企业间的合作行为，不仅不否定企业间的竞争，而是更加强调合作在整个产业区的形成发展、经济绩效等各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协同效应的主要机制是合作降低成本；而波特集群研究的协同效应主要机制是竞争提高生产率四。万幼清等(2007)从知识的视角研究产业协同，建立了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绩效模型，认为产业集群可以通过知识重组进行协同创新，产业集群协同创新不但可以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和学习能力，而且也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最终促进企业中各种核心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在同一创新中，与单个企业的同一创新相比，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比单个企业的同一创新的经济效果更加显著q。
(三)产业协同的实证研究
在产业协同的实证研究方法方面，徐婕等(2007)在对我国各地区的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对有效性进行分析评价中，运用改进的DEA•88•模型——交叉效率评价方法，引入“伪标准指数(FSI)”，将传统DEA方法评价值与对抗交叉DEA评价值比较分析，构建了一个经济—协调发展二维综合评价矩阵，据此对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协调程度进行评价r71。徐力行等(2007)在基于创新的分类基础上，运用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对制造业进行了敏感影响产业协同的关键产业链接环节的分析【¨。王传民(2006)对县域产业结构的研究中，通过构建县域产业协同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县域产业协同发展成熟度进行评价。研究中，将社会经济大系统分为社会、经济、科技、环境子系统来设计县域经济协同发展指标体系，依据D(k)结果对子系统内部和子系统之间协同发展成熟度进行测算，以此来评价产业协同程度。并得出结论：一般情况下，D(k)越接近l，协同成熟度越高圈。之后，王传民等(2006)在对县域产业结构的优化研究中，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资产结构的协同问题，构建了县域产业的协同发展模型。通过分别计算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固定资产形成额比重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对县域经济的产业协同水平做出评价嗍。董春等(2008)也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资产结构的协同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为四川省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了政策建谢lq。李若朋等(2004)通过建立产业协同促进分工发展的模型，研究基于知识交流的产业协同模式，从知识管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出发，分析知识交流效率对分工发展的影响，阐述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提高知识交流效率的方法，进而得出了TKA型和HD型两种产业协同模式【ll】。在产业协同的实证研究结论方面，陈建军等(2003)对上海和浙江的经济发展进行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都表明，上海和浙江的经济关系并不是单纯的中心—、吸纳一扩散的关系，而是资源优势互补，产业相互分工协作的关系，也就是说浙江和上海之间的资源流动是双向。加快浙沪和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实现该区域发展目标起到正面作用【切。邱风等(2005)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研究中提出，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趋同问题并不严重，特别是深入到制造业和产品层面，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趋于弱化，因此，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发展是可以而且能够互补式推进的【埘。阮晓莺(2007)在对福建省和中国台湾两地产业结构动态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后提出，闽台两地区的产业结构比重存在梯度差异的发展态势，应确立闽台两地产业分工架构，营造闽台两地产业合作发展环境，提升闽台两地产业合作水平Ⅱ棚。吴国清(2009)以上海和长三角为例，探析了都市旅游圈空间结构网络化(多核心+互动)发展，即通过景区(点)、交通、产业、市场等各个子(分)网络共同构成互补、协作和竞争的大旅游产业体系，不断推动都市旅游圈发展壮大【15】。谢晓丰等(2009)在对东北欠发达地区装备工业集群发展欠款进行分析基础上，提出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产业政策的政府引导方式，建设基于主导产业的装备工业配套协作体系的建议【1610
三、区域经济产业协同成熟度模型
本文采用的是灰色关联分析方法。两个系统或是两个因素间的关联大小的量，称之为关联度。灰色关联度分析是以关联度大小来衡量—个系统内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如果在系统内两个因素的变化程度相对基本一致，认为二者的关联程度较大；反之，二者的关联程度较小。灰色关联分析的一般步骤：第一步，确定原始数据参考数列(母序列)和比较数列(子序列)。原始数据参考数列Xo(k)--{Xo(1)，Xo(2)，…，Xo(n)}M个比较数列x。(k)={X。(1)，X。(2)，…，X，(n)}X2(k)={X：(1)，X：(2)，…，X2(n)}X。(k)={x。(1)，X。(2)，…，x。(n)}第二步，对原始数据通过初值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第三步，求无量纲化后的参考数列Yo(k)与比较数列Ym(k)之间的差列。。A。=IYo(k)一Y。(k)|-(。(1)，A。(2)，…，。(n))产IY。(k)一Y2(k)I=(：(1)，A：(2)，…，：(n))n=IYo(k)一Yn(k)l=(Ⅱ(1)，A。(2)，…，n(n))第四步，分别求两个层次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第五步，代入公式求关联系数：rainmink[xo(k)-Ii(k)l+maxmaxI“k)噶(k)Ir(知(。)，Ii(。))=．L丽再研面孟盯∈(O，1)为分辨系数第六步，求关联度：r(xo，xi)=i1。；r(】【i(‰(k))
四、京津冀医药制造业产业协同研究
(一)北京医药制造业产业协同研究由分析表l、表2、表3可得出：
1．1996---2008年北京医药制造业在京津冀地区的产值比重一直是增加的，2000年以后对其新增固定资产的比重是一直降低的，2006年以后对医药制造业的研发经费以及研发活动人员的比重都在增加，这些表明北京对在传统的医药制造方面的投资逐渐减少，更加地注重新医药产品的研发，而不是传统的医药制造。
2．按照灰色关联度的求解步骤进行计算可得，北京医药制造业的总产值比重与从业人员年均数比重、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新增固定资产比重、R&D经费内部支出比重、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R&D活动人员比重的关联程度依次为0．8685、0．8557,0．7820、0．7818,0．7752、0．7459，关联程度依次降低。医药制造业的总产值比重与从业人员年均数比重的关联程度最高，次之是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这说明要加快北京医药制造业的发展，必须增加医药制造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从产品的研发角度考虑，北京应该更多增加对研发经费的支持以及研发人员的投入。
(二)天津医药制造业产业协同研究
1．1996--2006年天津医药制造业的总产值比重是逐渐增多的，从2006年以后总产值比重开始下降，从2000年开始医药制造业的研发经费支出比重和研发活动人员的比重下降，但是从业人员比重却在2006年以后呈现递降的状态，2006年以后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重一直增加，这表明，从2006年开始天津对现代医药制造业的发展重视程度降低，主要体现在产值比重的减少，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减少，从业人员比重减少；对传统医药制造业的发展重视程度提高，主要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增加。
2．按照灰色关联度的求解步骤进行计算可得，天津医药制造业的总产值比重与从业人员年均数比重、R&D经费内部支出比重、主营业务收入比重、R&D活动人员比重、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新增固定资产比重的关联程度依次为0．9826、0．9491、0．9438、0．8892,0．8105,0．6093，关联程度依次降低。医药制造业的总产值比重与从业人员年均数比重的关联程度最高，说明要加快天津医药制造业的发展，也要增加医药制造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从产品的研发角度考虑，天津应该更多增加对研发经费的投入以及研发人员的投入，但是结合2006年开始天津对医药制造业的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减少，从业人员比重减少，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增加等方面来考虑，天津应该继续加大对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相对适当减少对研发经费支出比重以及研发活动人员比重，也就是说在医药制造业中，天津要兼顾传统医药制造业和现代医药制造业。
(三)河北医药制造业产业协同研究
1．1996--2008年，河北医药制造业的总产值比重一直是下降的，从业人员比重是降低的，但在2008年有所增加，新增固定资产的比重一直是上升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变化趋势不明显，研发经费和研发活动人员从2004年开始有所降低，由此可知，最近几年河北在增加对医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却在减少研发费用及人员，这说明河北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传统医药制造业的发展上，对现代医药制造业的发展程度逐渐减弱。
2．按照灰色关联度的求解步骤进行计算可得，河北医药制造业的总产值比重与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从业人员年均数比重、新增固定资产比重、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R&D经费内部支出比重、R&D活动人员比重的关联程度依次为0．9850、0．9506、0．9382、0．9362、0．8276、0．4794，关联程度依次降低。医药制造业的总产值比重与主营业务收入比重的关联程度最高，次之是与从业人员年均数比重，说明要加快河北医药制造业的发展，不但要增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也要增加医药制造业从业人员的比重，然而由于研发活动人员比重与总产值比重的关联程度仅为0．4794，说明要加快河北医药制造业的发展不仅是要增加研发活动人员比重，更重要的是要增加非研发活动人员的比重，同时新增固定资产比重与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与总产值的关联程度也更能进一步说明增加研发人员要比增加非研发人员更重要。与此同时，还要增加对河北医药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总之，河北更应注重对传统医药制造业的发展而非现代医药制造业的发展。由表10分析可得出，京津冀三个地区医药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与从业人员比重的关联程度是最大的，换句话说，京津冀医药制造业的从业人员的多少直接影响着医药制造业的总产值。从研发方面来看，天津和北京的研发人员比重与医药制造业总产值比重的关联程度要比河北大得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河北的研发人员对总产值的贡献较小，河北与天津、北京相比不适合发展现代医药制造业，更适合发展传统医药制造业，在京津冀医药制造业的发展中，河北应该主要负责传统医药制造业的发展，或者说是北京和天津应该负责医药产品的研发以及现代医药的发展，河北侧重医药产品的制造等传统的医药的发展。鉴于天津近几年对医药制造业的研发经费投入以及研发活动人员在京津冀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天津也不应该更多地与北京进行某些新产品的研发竞争，天津和北京应该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分工协作研发新产品、新技术，同时由于天津近几年在京津冀医药制造业的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重以及新增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重增加，天津可以分担河北一些传统医药制造。由于医药制造业的总产值与主营业务的关联程度河北是最大的，次之是天津，说明河北和天津应该主要担任医药产品的销售任务。(四)京津冀医药制造业产业协同研究由表lO与表11对比可知，京津冀整体医药制造业的R&D经费内部支出、R&D活动人员、从业人员年均数、新增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投资额与总产值的关联程度基本上都低于京津冀三个地区分别计算出的关联程度，只有主营业务收入与总产值的关联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这说明从京津冀整体的角度上来考虑，医药制造业的产业协同程度比京津冀各地区的要低，也就是说资源的配置不是很合理，应该根据各地区的比较优势进行调整。
五、政策建议
京津冀的医药制造业要想能够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链，就需要京津冀三个地区协调发展，进行分工协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以下是对京津冀地区医药制造业的发展建议：
1．北京和天津在研发人员以及研发经费上较河北拥有比较优势，所以北京和天津应该主要侧重于新医药产品以及设备的研发工作，河北主要是辅助北京和天津的研发工作。北京在主营业务收入方面与医药制造业的产值关联不如河北和天津明显，所以北京应该辅助河北和天津的医药产品的销售。
医药研发产业分析范文第2篇
创新研究者在研究不同产业之间的创新时，发现不同产业的技术创新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为了对不同产业间创新差异的成因进行更深入的分析，Nelson和Winter(1982)首先引入了技术体系概念，以解释跨产业的不同创新过程，他们将技术体系分为科学型技术体系和累积型技术体系两种。企业技术创新因不同产业的技术机会、创新可能性、市场结构等因素的影响(Breschi等，2000)而呈现出差异性，产业创新模式是技术的某些结构特征的函数，或者说是学习过程特征的函数。Malerba(2004)在牛津创新手册中，对产业创新系统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他指出，已有文献基于不同维度提出了不同产业在创新中的特征，例如熊彼特I型产业和熊彼特n型产业，前者是具有创造性毁灭特性的产业,企业家和新企业的创新在其中扮演主要作用，后者则具有创造性积累特征，大企业占据主导。另一个产业间创新差异由技术范式(regime)解释。创新来源和专有机制的不同也决定了产业创新的差异，Pavitt(1984)提出了四类产业创新模式，供应商主导产业、规模密集型产业、专业化供应商产业、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产业。Malerba(2004)一从知识和技术领域、行为者和网络、制度三个维度对产业创新系统进行了解构。
Breschi等(2000)从产业角度研究了技术体系，认为一个产业组织技术创新活动的特定方式可以解释为是受技术性质决定的不同技术体系影响的结果，并进一步从后发国家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角度将技术体系定义为四个要素的组合，分别是技术机会、创新的独占性、技术进步的累积性以及知识基础的特征。Park&Lee(2006)M在以上四要素的基础上,补充了对后发国家技术追赶非常重要的四个新要素，分别为外部知识的可获得性、技术轨迹的不确定性(或流动性)、知识的初始存量以及技术生命周期。
研究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学者很快就将技术体系用于考察发展中国家后发企业技术追赶将后发企业的技术追赶分为三种模式，路径跟随型追赶、阶段跃进型追赶和路径创造型追赶，他们认为路径跟随型追赶更可能出现在技术体系特征为低频度创新和发展轨迹稳定型技术;路径创造型追赶则更可能出现在技术体系属于更不确定、高风险型技术。Park&Lee(2006)进一步研究了技术体系和技术追赶的发生、技术追赶速度的关系，认为技术体系的不同要素对技术追赶和技术能力构建产生不同作用，Fulvio等为技术体系和创新的关系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产业创新系统以创新系统和演化理论为基础。Malerba和SunilMani(2009,P.5)M指出了产业创新系统的构成要素：1)产业中的企业,2)企业之外的其他行为人，3)网络,4)需求,5)制度,6)知识,7)互动过程与演化等。因此关注的边界和重点不同，区别于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等。国内学者中，唐春晖、唐要家(2006)^分析了我国的汽车、家电、半导体、计算机、通讯和机械工具六个典型产业技术模式特征,认为我国技术追赶也要根据技术体系差异进行差别化的模式选择。
1.2分析框架
综合已有文献资料，我们以Malerba(2004)M和Malerba和SunilMani(2009)M的概括为分析框架，以产业创新系统的三个维度及主要指标分析中国通信和医药产业创新系统，寻找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创新绩效差异的根源。2中国通信设备产业和医药产业创新系统的比较分析。
2.1知识和技术领域
通信设备产业技术复杂程度高，具有累积性特征。生产通信设备产品需要涉及大量的专利发明技术，因而大部分单个通信技术专利在通信设备产品生产中所起的作用相对医药技术中的医药专利而言没有那么突出，这种累积性、高度碎片化、编码化的知识为企业的技术学习提供了便利。虽然早期中国在通信设备产业的知识基础并不雄厚，但是随着1990年代计算机和通信专业在大学、社会上的热门化，大量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开展相关的研究和学习，促进了相关的知识基础积累，为通信设备产业发展打下基础。
医药制造产业技术与通信设备产业有鲜明的差异,单个医药产品的生产一般只涉及个别的专利技术，而且受到非常严格的专利保护，已有调查研究中发现,专利对于医药创新成果保护相对其他产业而言其重要性最突出。此外，虽然医药知识编码程度较高，但是医药创新需要更多基于科学，需要更大的依赖大量的新实验、统计、观察等,经验积累也十分重要。另外，医药创新需要经历多个阶段，耗时更长，成本很高。
从产业内企业的研发投入角度看，首先，在研发人员投入上,1998年之后通信设备制造业超过医药制造业。2008年，医药制造业R&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为40192人年，通信设备制造业为92972人年;医药制造业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为59711人,通信设备制造业则有110118人。其次,在经费投入上，通信设备产业与医药制造产业在产出上的差异迥然，中国医药制造企业R&D经费及新产品开发经费投不及通信设备制造的1/2,中国医药制造企业的研发强度上，也只有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的1/2左右。2008年，医药制造业新产品开发经费87.2亿元,通信设备制造业新产品开发投入经费228亿元;医药制造业R&D内部支出经费79亿元，通信设备制造业R&D内部支出经费202亿元(如图3所示)。在技术引进、技术改造、消化吸收经费上，通信设备制造业技术引进经费历年高于医药制造业，而医药制造业的技术改造经费支出高于通信设备制造业在研发上的投入直接体现在研发成果上。2008年，医药制造业和通信设备制造业专利申请量分别为3917和16159件;发明专利拥有量分别为3170和10222件。WIPO公布的PCT专利申请也表明通信设备产业的专利申请增长率明显高于医药产业。从产业内企业角度看，通信设备产业与医药制造产业的企业规模差异逐渐加大，前者企业平均规模明显扩大，而后者却几乎没有扩大。前者的部分企业收入和利润率较高，并通过维持高研发投入而形成良性发展态势，后者则规模有限并难以提高利润率，无法维持医药创新所需的高研发投入,无法进入“高研发投入-高收益”模式。
从市场需求角度看，通信设备产业与医药制造产业在我国均有巨大的市场空间，需求增长很快。数据表明，1995年中国只有移动用户362万,2004年3.3亿,2006年4.61亿,2009年全行业手机用户数共达到7.26亿户;1995年固定电话用户数量4071万,2006年是3.67亿。本土固定电话交换机在1995年只有7204万门，2006年是5.02亿，无线交换机容量在1995年为797万门,2006年达到6.1亿门。中国医药市场规模占全球的10%以上，且增长迅速。在1995年至2001年之间，医药制造总产值增长率甚至不到通信设备制造总产值增长率的一半,但是在2002年之后，医药产业总产值增长率开始高于通信设备制造业，达到20%以上。这表明在市场需求规模上两个行业的差异已经变小，医药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期相对通信设备制造业来的较晚。
从行为人网络角度看，首先，医药业的产学研联盟也不及通信业。产学研联盟是医药企业成功的关键，比通信设备产业可能更加重要。但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缺乏有效的与跨国公司的互动学习(柳卸林,2008,103)M。大学和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缺乏足够的联系，研究成果转化成产品的能力较弱，也缺乏足够的风险投资，在新企业的融资中，投资者投资企业但不投资创新(柳卸林。2008,106)M。而美国的经验表明美国垄断世界生物制药产业的主要因素有：美国政府对生物领域基础研究的长期支持，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丰富的风险投资，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的紧密联系等(Pisano,2002128;柳卸林,2008,91M)。其次，政府在通信设备和医药制造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柳卸林(2008,67)M在总结通信设备产业发展中指出，政府在产业发展早期通过有效的产学研合作,一定的市场份额保证，帮助企业积累了技术能力。虽然在通信设备产业政府作用明显，但是创新仍以企业为主体，而且日益明显。但是我国医药产业创新体系的政府特色明显，而且企业的主体作用没有显著体现，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大学和科研机构为医药创新主体(沈阳药科大学、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中国药科大学等)，但其创新成果的商业化缺乏充分支持对产业创新体系发挥显著作用的制度是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开放早期我国较弱的知识产权体系对通信设备和医药制造业创新产生的作用不同。弱知识产权体系促进了医药新技术扩散但阻碍了创新(柳卸林,008,105)16,医药企业倾向于选择仿制药物。对于通信设备产业，较弱的知识产权体系促进了新技术扩散，加之通信设备的技术特征,促进了通信设备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所以通信设备产业的创新没有受到大的阻碍。
在制药业中，国家卫生系统和规制在影响技术方向的变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阻碍或延缓了创新(法格博格等,2009)M。我国的医药市场竞争并不充分，药品定价通过政府定价和市场调节方式，药品招标是省级政府主导的网上集中采购，基本药物目录和医保目录的制定由政府主导(医药行业各种管制如我国的基本药物制度、医保体制改革、公立医院改革、药价、招标和药监政策等)，非市场化竞争导致医药行业对重大创新的重视程度不够或是信心不足，许多医药企业甚至‘‘非常厌恶行业里的一些作风，但是又不得不跟着做”。而通信设备业虽然是受到政府严格管制的行业，但相对医药业的市场化程度要好很多。
结论与启示
为什么中国通信产业比医药产业更创新?两个产业在创新系统中的差异能够提供解释。通信设备产业发展的更好，实现比较有效的技术追赶，原因在于:我国通信设备产业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的增长速度，为本土企业提供了大量市场机会，产业内也存在一定的技术机会,本土企业及研究机构则在政府支持及自身大量研发投入基础上逐步形成技术能力，从较低端市场逐渐进入并发展到较高端层次，部分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并通过进一步的研发投入，实现了从追随式追赶向蛙跳式追赶的转变,整个产业形成了良性的循环，使得产业在国际上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反观我国医药产业虽然也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但是国内医药企业规模偏小，难以支撑医药原始创新的时间和财务成本，偏向于相对容易的仿制药物的研制生产，医药市场的非市场化竞争特征也降低了企业创新动机，国际医药公司高利润率高研发投入的良性循环使得国内医药企业的差距更加明显，国内医药企业因利润率相对较低等在研发投入上的不足使得国内他们只能坚持在缺乏原始创新、维持仿制从而继续保持利润率水平较低、继续维持较低的研发投入的劣势轨道上运行。虽然医药领域最新的生物医药分支中因技术特征的不同，技术机会较多，我国企业具备一定的技术追赶机会,但是我国医药企业在传统医药领域的被动局面必须经过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根本改变。
结论与启示
我国通信设备产业较医药产业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无论是企业竞争力还是企业创新成果都从最初的毫无国际影响发展到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是医药产业中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创新能力都与国际领先企业存在很大的差距。本文运用产业创新系统框架，对两个产业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认为，产业知识基础(如技术机会)、行为人和网络(如市场需求、研发合作、政府支持等)和制度基础(如知识产权制度)三个方面能够一定程度的说明两个产业创新能力产生差异的原因。
医药研发产业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DEA；医药研发；资源配置评价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3000803
1引言
医药行业关系国计民生，是国家重点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当前，我国医药企业面临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战略机遇与研发创新能力不足、水平不高的现实困难，迫切需要依托研发创新以推动我国医药产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而研发资源是研发创新活动的物质基础，是进行新药创制和技术改造的前提。所以，积极进行医药研发资源的配置效率评价研究，将有助于优化医药研发资源配置，促进资源的开放共享和综合利用，支撑医药科技管理决策，提高医药研发创新能力，促进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
2研究现状
资源配置（resource allocation），就是基于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比较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上的使用价值和效率，进而做出选择的过程。目前对于资源配置评价的研究主要从投入和产出的关系上进行评价，研究的思路一般为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实证研究以分析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从而评价各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
资源配置评价研究根据研究对象、目标和重点的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指标各有侧重。资源配置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法、面板数据分析法（例如：李建华、刘玲利的《我国区域研发资源配置效率测度实证研究》）、DEA（数据包络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如：蓝天立，杨志江等的《广西科技投入与科技产出的灰色关联优势分析》）、BSC法（Balance Score Card，平衡计分卡法，如：徐建中，关守成的《基于 BSC 的企业信息资源配置效率评价》）、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等。由于DEA分析方法既可以对截面数据（如：崔栋的《我国区域科技资源配置评价及优化研究》），也可以对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如：黄宇、王晓军等的《城市科技资源配置体系的构建与评价——杭州实证研究》），以及具备不受评价指标量纲的限制、同时处理多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问题等优点，所以应用最为广泛。资源配置的研究对象范围比较广泛，在各种领域、地域、行业上都有体现，但是细分到医药研发资源领域配置效率评价的研究却非常少。
3基于DEA的区域医药研发资源配置评价模型
（1）DEA方法与评价步骤介绍。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又称数据包络分析，它是一种相对效率评价方法，最初由A.Charnes和W.W.Cooper等提出，目前常被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应用于管理科学和系统工程等领域。DEA模型主要有两种模式，即CCR模型和BCC模型，其中CCR为规模报酬不变模型，主要用于综合效率评价，而BCC 为规模报酬可变模型，主要用于技术效率评价。DEA效率评价的主要思路与步骤为：确定评价对象选择决策单元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选择DEA模型并进行评价输出结果。
（2）医药研发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模型构建。
区域医药研发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就是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产出，其实质是提高医药研发资源的利用率。因此，可以通过医药研发资源利用效率评价的方法来分析区域医药研发资源的配置情况。
医药研发资源利用效率=医药研发活动成果（产出）/医药研发资源消耗（投入）。
所谓区域医药研发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是要实现各种医药研发投入要素的最佳组合，可以将中国区域医药研发系统（同一时间的不同区域的指标数值）看成是DEA方法中的一个决策单元，它具有特定的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在将输入变量转化为输出变量的过程中，努力实现系统优化的目标——提高医药研发资源配置效率。采用DEA方法及模型可以评价区域医药研发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在评价的基础上，还可以为区域医药研发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4医药研发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只有按照系统性、有效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动态性的原则选取评价指标，才能保证医药研发资源配置评价结果的全面、客观和准确。虽然，医药研发资源涵盖了医药研发活动中所需要投入的人、财、物等各种要素，但是不管是物力资源，还是信息资源等，这些都可以由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来反应，也就是说，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是研发活动中最为重要和基本的资源，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和意义。基于此，本文主要从医药研发的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方面选择指标进行运算分析，具体指标选择如下：
医药研发投入指标：医药研发活动人员数、医药研究人员数、医药研发经费支出额、医药研发费用占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医药研发产出指标：医药专利申请数、医药新产品产值、医药新产品出口额。
根据上述指标，构建我国区域医药研发资源配置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
图1区域医药研发资源配置评价指标体系5各区域医药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原始数据
本文选择了2011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药学年鉴》中31个省、市、自治区的医药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相关指标的数据进行DEA评价分析，目的在于研究各区域医药研发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对有效性。具体方法为：以前文建立的区域医药研发资源配置评价指标体系为依据，选取的输入指标为：X1医药R&D活动人员数（人）、X2医药研究人员数（人）、X3医药研发经费支出额（万元）、X4医药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选取的输出指标为：Y1专利申请数（项）、Y2新产品产值（万元）、Y3新产品出口额（万元）。各评价指标原始数据如表1：
医药研发产业分析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因素；变化分析
1引言
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生物产业属于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主要集中于医药领域，世界70%左右的生物技术成果应用于医药领域。近10年，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猛，从国际现代生物以及医药技术产业的发展趋势及成功经验来看，产业空间集聚是实现我国医药产业持续发展的有效选择，是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化，培育新型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2生物医药行业的特征
生物医药产品不同于其他一般的生物技术产品或其他的商品，从研发到产品转化周期长，除了经历生物技术产品必经的3个阶段即理论研究、中试和产品规模生产之外，它上市前要经历一系列严格的临床试验包括Ⅰ期、Ⅱ期、Ⅲ期及Ⅳ期临床和一个审批周期要比一般商品长得多的审批过程。从产业发展本身看，该产业具有独特的以下特点。
2.1高技术性
生物医药是一种知识密集、技术含量高、多学科互相渗透的新兴产业。以基因工程药物的开发为例，上游研发技术涉及目的基因的合成、纯化、测序，以及基因的克隆、导入及工程菌的培养及筛选；下游技术涉及目标蛋白的纯化及工艺放大、产品质量的检测及保证，整个过程对技术的要求很高。同时，生物医药产业的高技术特征也体现在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方面，要求有一批具备较高专业技术水平的技术人才。
2.2高投入
还是以基因工程药物为例，一个基因工程新药的开发费用平均需要1亿～3亿美元左右，创新一类产品一般是3亿～ 5亿美元甚至更高。另外，生物制药对医药厂房和设备仪器要求很高，且属于一次性投入，这又需一大笔资金。新产品的研究开发、设备仪器的配置及GMP厂房的建造等方面的投入相当大，一些大型生物制药公司的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额的比率超过了40%。
2.3产业化周期长
这是生物医药产业最典型的特征之一。从基础和应用成果的研究和开发到中试和规模生产再到产品投放上市的整个过程，涉及多学科、多阶段、多主体。生物医药从开始研制到最终转化为产品一般需要8～10年，甚至10～12年的时间。在美国，一个全新化学药物的开发平均要花10年左右的时间，而技术难度更高的生物药品，开发时间周期要高于一般的化学药品。
2.4高风险
生物医药产品的开发存在较高的风险。这种风险包括产品开发风险和市场竞争风险：一方面，一个生物工程药品的成功率通常仅有5%～10%。另一方面，“抢注新药证书、抢占市场占有率”是厂家激烈竞争的焦点。若被他人优先拿到药证或抢占市场，前期开发则全盘落空。可见，新药的市场推广过程也存在着高风险。此外，还有技术风险、政策风险、金融风险和经营管理风险等。
2.5高收益
生物医药产业是一项高利润的产业。产品一旦开发成功投放市场将获暴利，一般一种新生物药品上市后2～3年即可收回投资，尤其是拥有新产品、专利产品的企业，会形成技术垄断优势，利润回报能高达10倍以上。因此，“抢占创新研发，抢占专利产品和抢占市场份额”形成新的焦点。生物医药产业是一项高利润高回报的产业，它的利润率达到了17.6%是信息产业8.1%的两倍，也远高于7%的计算机产业。
3集聚因素变化分析
3.1产业链的重心发生变化，研发创新作用强化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由于医药的研发、实验各个阶段不可或缺，成本不可减少，只有加快销售才可以实现利润，所以生物医药产业链主要体现在下游的生产销售环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性产品在产业链中占有重点的地位，而创新的源头在产业链的上游，因此产业链的重心也发生了转移。由于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高投入和高风险等特点，企业之间通过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可以达到资源共享及资源互补的目的，如传统制药企业与生物科技公司、传统制药企业之间、生物制药企业之间、生物制药企业与政府实验室、大学等通过建立合作关系来进行新药研发活动等方式越来越被重视；另外，将部分新药研发工作外包给专业的合同研究机构（CROs）已经成为生物医药产业链上的一道“风景线”，因为它可以提高新药研发的效率、加快新药研发的步伐并有助于减少新药研发的成本，由此使生物医药产业链的上游实质上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状链式结构。生物医药产业价值链的价值的实现也不再仅仅集中在产业链的最下游的生产销售环节，而开始向产业链的上游扩散。知识创新和营销渠道是产业价值链的驱动力。把持住研发和营销渠道这样的双重驱动，推进产业链的形成，加快产业集聚。
3.2风险投资成为产业的重要基础
生物制药投资回收期长，开发过程具有很高的失败风险，市场不确定因素很多，而产品寿命周期太短，开发时间越来越长，费用越来越高。此外，各国对生物制药过程都制定了严格的监管政策，政策层面的变动会给生物制药企业带来很大不确定性。这些需要资本市场来分散投资者风险，风险投资是中小型生物医药企业的发动机。有效的资本运作是生物医药产业成功的基础，是推进产业集聚的基础。
3.3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平台成为产业的推动力
知识产权保护是维系技术优势、保护贸易利益、提高竞争力的战略决策，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知识产权保护的经济驱动来推动的。因此，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依赖程度往往高于其他行业。知识产权的保护成为生物医药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之一。生物技术产业是知识创新（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应用开发）、成果转化、规模化生产各个环节的整合，这些环节需要将集群内的不同企业、组织的资源进行系统整合。同时，生物医药产业的高技术性决定了生物医药企业不仅需要有生物医药行业协会、专利机构、法律咨询等中介机构，更需要有能为孵化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的专业化服务机构。因此，政府需要建立公共服务平台，发挥组织协调功能。
3.4知识溢出效应成为推动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生物医药技术以三种方式产生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技术溢出、知识溢出和人才溢出。首先，技术溢出。可通过明显的技术优势如技术发明、创新能力、专利和各种生产要素禀赋等技术转移，从而对其他行为主体产生了示范作用；或者通过增加竞争压力，迫使竞争对手谋求提高技术水平，并引起模仿，产生溢出效应。其次，知识溢出。知识作为产业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通过知识扩散产生溢出效应。最后，人才溢出。生物医药产业具有掌握技术的人员的流动可以带动技术的流动，将由此获得的技术、营销、管理知识扩散出去，产生溢出效应。显然，技术、知识和人才是生物经济增长的源泉。
3.5政府干预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政府政策对集聚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政府需要对新药开发和生产的过程加以监管，例如发放新药证书、GMP认证等程序。同时也需要通过法律法规、金融、财政、劳动力供给、可持续发展等公共政策来为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的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例如，政府机构的改革使得新药的批准时间缩短，制定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等。
参考文献：
[1]朱艳梅，席晓宇，褚淑贞.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新药杂志，2013（8）：900-904.
[2]顾在浜.大连市金州新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路径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校报，2014（37）：269-274.
[3]汤莉娜，申俊龙.江苏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模式与创新策略分析[J].医学与社会，2014（1）：26-30.
医药研发产业分析范文第5篇
在不同行业，研发服务业的成熟度不同，在以创新为驱动力的生物医药领域，以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合同研究组织)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其态势备受关注。
理解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概念需结合研发服务业的概念和生物医药研发的特点进行剖析。我们认为，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是指运用生物医药研发所涉及的相关知识和技术，为生物医药研发活动提供研发策划、技术支撑和成果转化服务的产业。包括产业促进、行业规划、政策咨询、投资咨询、技术咨询、创业孵化、研发技术、成果评估、技术交易等服务内容。该定义是从技术的角度来下的，其核心是拥有专业的知识和技术;其目的是通过为生物医药研发提供服务，最终促进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服务的主体包括研究院所、高校、行业协会、科技中介机构、医药信息咨询机构、研究型企业和服务型企业（包括公共研发平台、综合园区、孵化器等）、临床药品研究基地、销售企业、管理顾问公司、知识产权事务所等；以制药公司、研究院所、高校、生物技术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和专利持有人等为服务客体。
经过专家咨询、到企业实地调研并结合药物研发相关知识，我们得出以下研究成果。生物医药研发策划服务主要对生物医药研发活动进行宏观的分析、规划；生物医药研发项目服务则是对项目研发链条上的各环节提供具体的技术和知识的服务；生物医药研发成果服务为生物医药研发各阶段取得的成果的规划处理提供服务。
二、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个性特征
通过深入研究生物医药研发的特点以及专家咨询，笔者认为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个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具有高度管制的特征
生物医药产业是与人的健康安全，甚至是生命密切相关的。在各国的生物医药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一系列的因使用化学药品而中毒，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件，鉴于此，目前，各国都已经制定了较为严格的药品监督和审批制度。美国的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全球率先实施了临床研究者指导原则，即经过不断完善和发展后而形成的GCP。随后在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也实施了GCP指南，并强制要求其所有成员国都必须执行这个共同的标准。
近年来，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国际协调会积极推动和倡导具有国际统一标准的规范，包括药品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LP)、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GC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新药的商品化必须经过漫长的测试和认证过程，在进行Ⅰ、Ⅱ、Ⅲ期临床试验前需进行药品临床试验申请，通过Ⅲ期临床试验后，为了能够上市销售，制药商还必须向药监部门提交新药上市申请(NDA)，经过严格的审批后方可上市销售，而审批过程往往需耗费时日。药品获准进入市场后，还需定期向药监部门报告药品的不良反应事件或其他有关药品经历的报告，或接受药检部门的检查，一旦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事件，药品就面临被召回的命运。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与生物医药研发息息相关，为生物医药研发各环节服务，必然受到政府的高度管制，如GCP、GLP、新药报批等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重要内容，都受到严格监管。
我国的GCP明确要求，一切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生物医药实验必须无条件遵守《赫尔辛基宣言》和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颁布的《人体生物医学研究国际道德指南》的道德原则。GCP还规定，进行药品临床试验必须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准备在人体试验前，必须周密考虑该试验的目的，要解决的问题，预期的治疗效果及可能产生的危害，预期的受益应超过可能出现的损害。选择临床试验方案必须符合科学和伦理标准。GCP要求进行试验前，必须以合适的方式得到受试者的书面知情同意书，同时规定每次试验均要求得到伦理委员会的审核和批准，这样有助于受试者(包括健康志愿者和合适的病人)的合法权益和生命安全在研究过程中得到可靠的保护。不仅如此，GCP还同时对药物的临床试验设计方案；研究者、申办者(新药研究开发者)和监察员的职责；临床试验的制备、试验记录、数理统计与分析、试验结果的报告等过程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因此可以保证临床研究数据的科学性、可靠性和准确性。
中国SFDA（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从2005年1月1日起，临床试验必须在取得GCP认证的机构进行，从2007年1月1日起，创新药、生物制品、中药注射剂成为首批非临床试验必须在符合GLP要求的实验室进行的药品。为了监督和管理己取得认证的机构，药检部门还将对其进行定期检查和飞行检查，对违反规定的机构将责令限期改正，对情节严重的收回批件，并予以公告。
SFDA成立以来，先后组织修订和制定了急需完善和使用的行政法规，其中与新药审批和上市息息相关法律或者法规主要包括：新药审批办法、新药保护和技术转让的规定、仿制药品审批办法、新生物制品审批办法、进口药品管理办法、药品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LP)、药品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C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等。这些法律或者法规的出台与实施，是对生物医药研发的管理与监督更加规范、系统和全面，无论是从新药品的研发到登陆市场的整个流程管理均可以做到有法可依，切实地做到了依法审评与依法管制。此举对加强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宏观调控，减少低水平重复己经并将继续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2.产业价值链长，分工细化程度高
美国哈佛商学院的MichaelE.Porter1985年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所谓价值链是指一种商品或服务在创造过程中所经历的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各个阶段的价值创造活动。在产业范围内围绕某种商品在生产、交换和消费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环节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某种商品的上下游关系和功能作用关系即为产业链。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价值链包括从早期的策划到立项、基础研究、GLP、临床申报、GCP、生产许可、GMP、GSP和市场管理等多环节漫长的过程。
生物医药产业所具有的周期长、风险高和投入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相关产品附加值高、产业价值链长。伴随着生物医药开发水平与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创新，在传统医药研发产业链的基础上，产业链在不断延伸，衍生出许多新的增值环节。如基础研究就可以细分为靶标确认，先导物的发现、制备及生物学活性的筛选、优化等环节；GLP又可细分为实验动物模型、质量控制标准、药品的稳定性、药品的安全性评价等环节。生物医药研发服务各阶段所需的技术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科研人员不可能擅长产业链上的每项技术，完成所有工作。因此，从技术角度来说，需要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衔接。另外，从经营和投资的角度来看，由于价值链长，运作周期相应也长，所需资金巨大，决定了单个企业很难从始自终单独完成一个项目的产业化，还需要在研发各阶段都有经营和投资的接力。因此，医药研发服务的各阶段都必须由各细分领域的专业人员来完成。许多中小企业专注于自己擅长的细分环节，从事专业的研发服务，他们分工负责又互相依赖，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做出反应，灵活调整，迅速组织起来提供满足顾客需要的“定制式”产品服务，使得研发链条各环节都是由各专业细分领域中最优秀的服务供应商来完成，从而能够缩短研发时间，提高研发效率，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制药公司也容易控制预算。
3.服务模式多元化，以CRO为主旋律
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服务模式多样，按不同的分类标准有不同的模式。按服务内容分，可分为信息服务、技术服务和成果转让服务等。按组织模式分，有合同研究组织(CRO)和科学研究管理组织(TMO)。按经营模式分，有虚拟经营和战略联盟，它们是研发服务模式发展的趋势。
目前CRO依然是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主旋律，2004年，CRO承担了全球l/3的新药开发的组织工作，在所有Ⅱ、Ⅲ期临床中，有CRO参与的占2/3。根据Frost & Sullivan的统计，2005年CRO的全球市场规模达163亿美元，2008年已经达到250亿美元，增长率高达14.6%，远远高于同期全球9.5%的平均科研投入增长率。Qu1nt1les、Covanee、Kendle等CRO巨头已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建立了研究机构，现已形成实力强劲的跨国临床研究网络。
4.全球化趋势加强，跨国公司为主要推动力量
当今社会是知识经济的社会，创新能力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竞争力的关键，作为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核心组成部分的研发资源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东欧、新加坡、中国、印度等国家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将成为新一轮研发投资的聚集地，各大跨国医药公司正紧锣密鼓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开发研发中心，同时北美、欧洲这些相对较为成熟的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也渐渐的向着新兴市场转移。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医药产品要想进入国际市场，借力国外的企业或实验室被证明是一条可行之路。
但是，当前医药研发全球化的主流是从发达的北美、欧洲向亚太、非洲、东欧等地区转移，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的业务还很少，到目前为止，较为成功的是印度的企业。大多数印度企业企图在广大的国际市场上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当他们在拓展新的市场时，大都依赖于当地公司的经济实力。
跨国制药公司依然是全球医药研发投入的绝对主导，2004年，投入最高的前十大跨国制药公司的研发投入约占全球研发投入的80%，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调整是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向着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随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为了抢占重新配置和获取研发资源、降低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效率，新兴市场、扩大市场规模，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跨国制药公司实施开放式创新战略，以产品价值链的拆分与整合为依据，专注于核心业务，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使其生产向着“模块化”方向发展。此外，跨国公司从事产品早期开发的项目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从小公司或科研机构购买早期开发的产品来从事后期开发。2005年Pfizer提交给FDA审批的六个新药有三个不是Pfizer内部研发的；EliLilly从2000年至今推出的九个药品，只有五个是内部研发的，一个是合作研发，三个是外部研发。根据市场研究公司Datamonitor的调查，目前跨国公司销售的产品20%来自于技术许可，4年后，这个比例将上升至26%。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为众多的中小企业和科研机构从事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提供了机遇，加速了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的国际化、一体化发展趋势。
跨国的大型制药企业是全球领先的几家CRO的主要客户，比如说昆泰跨国公司，其仅仅凭借承接制药公司药物研发外包和处方药销售管理外包的业务便成为全球500强企业，昆泰跨国公司只承接全球制药公司前50位的企业的业务。再比如Parexel公司，其前五大客户为其带来了40%的营业收入。
三、结束语
近年来，生物医药研发服务正不断地从生物医药产业发达的北美、西欧等地向亚洲、东欧等国家和地区转移。如何把握研发服务转移的机遇，积极与国际接轨，充分利用我国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科研基础、临床资源和成本优势，发展生物医药研发服务业，提高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能力，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