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权制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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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权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1.1严格管理施工设计环节质量

在设计电力工程项目时，应该先了解电力市场的基本需求，通过分析项目地点和施工的可行性，确定项目实施的效益。此外，应该完善项目计划的施工任务书，使其能够满足投资环境和国家规划要求。而且设计出来的施工方案必须对其具体的施工技术、工艺和程序进行严格的审核。

1.2严格管理施工环节质量

1.2.1加强对施工材料质量的控制

一方面，要安排专门的施工材料采购部门和人员，这样可以提高材料采购质量，严把采购关；另一方面，在施工环节，做好材料的存放、储存和使用管理工作，并根据有关要求做好材料的测试和试验工作，为电力工程的安全、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1.2.2加强过程监控

确保工程质量要科学计划和妥善安排工程监理，确保监控的整体性和全程性。从施工前的方案审查、图纸会审，到施工中的材料进场、工序验收、现场管理，再到竣工阶段的质量检查验收，都必须有明确的目标、计划、要求和具体措施。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电力工程施工质检机构，完善质检制度，并加大制度执行力度，采用精细化管理，科学处理好质量安全管理与进度控制之间的关系。

1.2.3对变更方案的管理

电力工程规模有大有小，在工程施工前，都会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来设计相应的方案。为了保证工程的质量，要求工程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方案进行。但是，在电力工程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却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这会对工程的顺利实施产生一定的影响。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对方案的变更和调整，而对变更方案的质量控制也成为电力工程质量控制的关键任务之一，必须切实解决电力工程施工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在方案变更时要对其进行多次审核，确保方案的合理性、完善性之后，再将其投入到施工中，避免施工方案变更过程中存在漏洞，进而对工程的的质量、进度等造成影响。

1.3严格管理

竣工环节质量电力工程竣工以后，就进入竣工验收管理。这一阶段需要重点检查电力工程的质量和安全情况，还需要整理、分析和保存相关的施工资料、图纸等文件。项目质量控制人员应该对每一项施工项目中的质量进行检查与研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电力工程项目的质量符合标准，通过掌控施工实际情况，为日后电力工程的整修与维护提供保障。

2电力工程建设安全管理措施

2.1建立与完善安全体制建立与完善安全体制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①要对电力工程的安全生产和管理机制进行完善。一般来说，需要具有三级安全监督机制作保障，而且，在电力工程中，还要做到动态化的安全管理，从工程项目的准备阶段、施工阶段到验收阶段，都要加强安全管理。②需要不断优化施工现场的操作流程，并建立安全防护用品使用制度，严格并科学地运用安全防护用品，进而确保生产过程中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③为了有效提高安全生产水平，还需要建立和增加各种安全防护设施，例如在施工现场或者危险处设置安全标志和警示牌。④要严格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安全巡视和检查，主要对生产各环节，尤其是隐蔽工程进行安全检查。如果在检查的过程中遇到安全隐患，就要及时进行整改。对于那些不遵守安全规定的人员，要采取惩罚措施，进而提高人们的安全意识。⑤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将安全责任落实到个人。这样有利于增强工作人员的责任心，提高安全管理的效果。对于顺利完成安全考核指标的人员，要给予一定的奖励，对于出现重大安全事故或者没有完成安全指标的人员，要给予一定的处罚，形成一种激励机制，鼓励工作人员进一步做好安全管理。

2.2提高安全管理人员的素质

只有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提高了，才能提高整体安全管理水平。因此，在电力工程中，要不断提高项目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措施来提高人员的安全意识：①加强安全知识培训。向员工讲授与电力工程有关的安全法律法规，并通过一些安全事故案例的分析来警示工作人员。同时，还要讲授一些安全知识和安全防护技术，提高工程项目参与人员的安全技能水平。②项目中间涉及到的人员很多，有管理人员、一线操作人员等，因此需要根据他们的工作范畴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内容。这样不仅可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还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根据笔者的工作经验，公司在开展了安全培训以后，人们的安全意识明显增强了，安全技能也提高了，工程项目的中安全事故大大降低。

2.3严格安全检查监督要想有效加强安全管理

必须有配套的监督监管制度。其中，有良好效果的措施就是开展全面、定期的安全大检查和不定期的安全抽查，这不仅是对施工情况的一次检查，还能对工作人员起到督促和促进作用，使他们时刻铭记安全的重要性。需要注意的是，安全检查必须具有全面性和全员性，而且要严格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进行检查，对于查到的问题，要及时解决，尤其是一些一笔工程、安全薄弱环节、危险点，要加大安全检查的力度。

2.4危险点分析与预控

虽然电力工程施工现场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但并不是所有的风险都是未知的，一些危险点通过分析是可以被发现的，因此应该加强对危险点分析与预控，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只有发现了危险点，才能采取相对应的预控措施，未雨绸缪，及时地把安全隐患消除，有效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3结束语

典权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无疑昰从刑法典的高度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无疑昰从刑法典的高度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罪刑法定的最早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国大第39条的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贵州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这一规定奠定了“罪刑法定”的思想基础。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进一步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张，将罪刑法定的思想系统化，使之成为学说。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罪刑法定学说在资产阶级宪法和刑法中得以确认。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在此规定指导下，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4条首次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尔后，大陆法系国家纷纷在宪法和刑法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目前，这一原则已深深植根于现代各国的法治意识之中，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刑法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项准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有利于保障人权。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包括：排斥习惯法、排斥绝对不定期刑、禁止有罪类推、禁止重法溯及既往。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是：（1）罪刑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罚必须由法律事先加以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的擅断；（2）罪刑实定化，即对构成犯罪的行为和犯罪的具体法律后果，刑法应作出实体性的规定；（3）罪刑明确化，即刑法的条文必须文字表达确切、意思清楚，不得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体现

我国1979年刑法典没有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却在第79条规定了类推制度。对于当时我国刑法是否采用罪刑法定原则，理论上存在争议。事实上，我国1997年刑法典修订之前基本上实行的是罪刑法定原则；尽管对该原则的认识、重视和贯彻程度尚存在不足之处。新刑法典第3条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原则的价值内涵和基本要求在1997年刑法典中得到了全面系统的体现：（1）1997年刑法典实现了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罚的法定化。犯罪法定化具体体现在：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概念，明确规定了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刑罚的法定化具体体现在：明确规定刑罚的种类包括主刑和附加刑，明确规定量刑原则是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明确规定各种犯罪的法定刑种与刑度。

（2）1997年刑法典废除了1979年刑法典第79条规定的类推制度，为罪刑法定原则得以彻底贯彻实施扫除了障碍。

（3）1997年刑法典重申了1979年刑法典在刑法溯及力问题上采取的从旧兼从轻原则。

（4）1997年刑法典在分则罪名规定上相当详备。分则条文在1979年刑法典的103条的基础上增加了247条，罪名个数由1979年刑法典的130个增加至413个。

（5）1997年刑法典在个罪的构成要件以及法定刑上增强了可操作性。在犯罪构成要件、罪状的表述上，尽量使用叙明罪状；在法定刑设置上，注重量刑情节的具体化，使立法更趋细密化、明确化。

三、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

刑事立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有赖于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贯彻执行罪刑法定原则，应当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典权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曹丕 《典论・论文》 文体观 导向意义

从东汉末年开始，人们越来越重视文章写作，而此时文体观念的兴起无疑是人们重视文章的最为核心、最为具体的表现。人们对文章的重视，也就是对文体的重视。由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此时期的文体观呈现出明显的以文类文体与个体文体①相结合的体用一如的文体观结构。曹丕《典论・论文》［1］P82-84正是在这一思维之下、体现汉末曹魏时期文体观的重要论著。本文从汉末文体观形成的实用性背景入手探讨《典论・论文》由此而形成的文体观及其对魏晋六朝文体学著作的导向意义。

一、汉末文体观形成的实用性背景

东汉后期，由于人们对冗长枯燥经学倦怠与文学自身的发展，文章写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与喜爱。曹植说那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1］P159（曹植，《与杨德祖书》），曹植说得虽然夸张了点，却足以反映当时的士子尽一切之能事学习文章写作并力图使自己的文章所形成的个体文体是独树一帜的，颇有些疯狂的意味。如果仅凭文学自身的发展与人们的喜爱，人们对文体的追求不可能迅速地达到如此疯狂状态。我们不能够把人们喜爱文章的种种现象当成是其兴盛的原因，也不能够把此时期文章或文体的兴盛理想化地归之于“为艺术而艺术”［2］P59，中国是一个极为注重实用的国家，不实用的东西很难找到它生长的土壤。文体观念的兴起并逐渐繁荣正是与当时人们人才观念的变化的实用性根由相伴随的。在汉末曹魏之时，人们对人才的观念与选拔的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代选拔人才施行察举制度，在经学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汉代，考察德行、通于经术成为选拔人才最重要的考核内容。汉章帝曾下《四科取士诏》：“辟士四科：其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才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1］P35在人才选拔的四种标准中，德行居第一位，经术占第二位，根本没有能写文章这种才能的位置。人们虽然不免为美丽辞赋所吸引，甚至夸赞、陶醉，但是能文之士的地位始终不高，文辞只能作为修饰国家文政的边缘而存在，能文之士要么像司马相如一样做一个御用文人，要么像班固一样在东观修史书，做一个刀笔文吏，能文与通畅仕途之间没有什么联系；甚至，单纯的能文是如此的被人瞧不起，杨雄“自悔类倡”，身份低贱如此。到了东汉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朝廷腐败，政权为宦官外戚所把持，无德无能之人充斥朝廷，名不符实，旧有的以德行为人才选拔的标准被破坏，进而这种标准也受到人们的质疑：“以汉之广博，士民之众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治，而官无直吏，位无良臣。此非今世之无贤也，乃贤者废锢而不得进达于圣主之朝尔……贡士者，非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也，直虚造空美，扫地洞说。”［4］P151-152由察举制选上来的官吏，都是些无能之辈，旧有的标准受到怀疑，人们有必要思索新的选拔人才的标准；同时，在汉末军阀战乱之际，争取、获得人才是军阀壮大自己力量的重要策略，就算是旧有的标准没被破坏，德行高洁、通于经术的人果真能够在决定成败的战争中发挥作用么？如何选拔名副其实、真正有用的人才成为政治家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这种需求之下，新的人才选拔标准应运而生，人们不再以德行为尺度，而是从人的实际本质、性情来判断这个人是否有才能、适合于承担什么职业。许劭《人物志・材理篇》：“质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质性警彻，权略机捷，能理烦速，事理之家也。质性和平，能论礼教，辨其得失，义礼之家也。质性机解，推情原意，能适其变，情理之家也。”［5］P47人的本质与性情是可以通过外在的显现鉴察而出，比如通过外在体貌来鉴察：“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质也。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者也，礼之本也。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者也，信之基也。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者也，义之决也。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5］P10（《九征篇》）而我们所要讨论的文章，正好是能够体现人物本质性情的重要指标之一。萧子显《文学传论》：“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6］P907人们把性情与文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有什么样的性情就会写出什么样的文章，文章是性情的外在显现。曹丕《又与吴质书》说王粲：“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1］P66认为王粲由于外在形体的弱质，不能够写出大气的文来。《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潘岳评价夏侯湛所作《周诗》：“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7］P138潘岳从夏侯湛所作的诗看出他“孝悌”的性格层面来。建安七子去世后，曹丕非常伤心，常常看到七子之遗文就泪流而下：“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1］P66正是因为文是人的性情的外在显现，所以见其文如见其人，曹丕见七子之遗文如同七子之在眼前，能不落泪？文与人完全统一为一体，文如其人。因为曹植文才出众，所以曹操曾三番几次地想立曹植为太子。当性情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有才的时候，当文章成为性情的重要外在显现的时候，文章就与才能、仕途有了无法割舍的关系②，于是，这才导致士子们疯狂地重视文章写作，即曹植所说的“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以至于南朝时达到“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8］P5的地步。所以，文章能够表现性情及其娱乐性质都只是士子们此时热衷文章写作的一个方面的原因，而更深层次的，则是此时由文章而表现的性情可以和才能、仕途联系在一起，实际性的用途极大刺激了文章写作、追求别致文体的。

二、《典论・论文》所展现的文体观

曹氏集团是由施行上述新的人才选拔标准的曹操为首的政治集团，在性情与才能紧密联系的观念下，曹氏集团文人经常诗赋宴饮，呈辞斗艺，以表现性情和才能。一方面，经常写作及以诗赋相斗，势必会形成人们以自己独特的写作特长、技巧和体貌为矜夸，同时对他人（包括古人）的写作特长、技巧及体貌有所认识乃至进行深入的玩味，也会对各种事类之文及诗赋的基本要求做到心中有数――以防止违反实用性的事类之文的基本事理意义或基本态度而招致别人的嘲笑。另一方面，既然不同的性情预示着不同的才能，所以文人们努力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独特的性情，在文章上也就努力追求与众不同的个体文体。这些，我们从曹丕的《典论・论文》中可以看到，曹丕对手下的能文之士进行了品评：“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r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这绝不是曹丕一时心血来潮的评论，这既是长时期与众文人逞词斗志的较量中大家心里对彼此的写作技能都有所估量的反映，又是人们试图在创作中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个体文体并试图对他人的个体文体进行把握的反映。《典论》现存残篇中有两条曹丕评论古人文章的记载：“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这正是曹丕那一时代的人为形成自己的个体文体而学习、研讨古人文体的表现。在这种坏境下，人们的注意力极大地转移到了“文”上，于是，实用性的事类之文和表现性情的诗赋自然而然地就有必要被整合到“文”的层面上来：“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之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他将事类之文和诗赋都整合到同一层面上来――以“科”称之。这不再像东汉桓范《事要论》中的《赞像》、《铭诔》、《序作》那样为批判现实而写，也不再像蔡邕的《独断》、《铭论》那样为明晰典章制度而写，更不像刘熙《释名》那样根本就没有给“文”划出一个独立区域的想法。《典论・论文》这一个“科”字，体现了事类之文与诗赋能够拥有一个独立的范畴区域的观念走向；每两种使用性质相近的“文”被划为一“科”，奏议用于君王，书论用于真理，铭诔用于生活，诗赋用于性情。

同时，他对每一科用一个字来表达对其体貌的基本纲程：“雅”、“理”、“实”、“丽”，类与貌的结合，初步显示了他对这些文类文体的认识，这不是曹丕个人的想法，而是在长期的创作中对经常创作的事类之文与诗赋形成的普遍的心理衡量――不离大纲之意；而且他认为在实际创作中想完全合乎这些文类文体的理想状态是很有难度的，“惟通才能备其体”。《典论・论文》对文类文体的认识是简单的，在当时只要行文时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够用就行了，还没有更为细致的说明探究。其下又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正是对形成个体文体的重要因素“气”的阐释。由上所分析，《典论・论文》既讨论了各家的个体文体，又讨论了文类文体，体现了人们的视角已经正式转移到文体上来，使《典论・论文》成为第一部具有文体学意义的著作。

三、《典论・论文》的结构及其文体学导向意义

现在，我们再从文体观的角度重新审视《文选》中所录《典论・论文》的部分内容的结构，兹文不长，引如下（为了行文叙述方便，我们将这段文字分成若干小段并编上序号）：

“夫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r元瑜、汝南应`德、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J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度人，故能免于斯累，乃作《论文》。（1）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厄》、《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陈琳、阮r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时有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于自见，谓己为贤。（2）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3）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4）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5）

第（1）部分，叙述作《论文》的缘由。他感叹：“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文类文体众多，个人难以达到所有文类文体的理想状态，像建安七子那样能够做到各有所长，已经很不容易了，他感慨为文之难，于是作《论文》。第（2）部分，对建安七子的个体文体进行评述。“徐干时有齐气”、“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这几个是直接评论了这四个人的个体文体；“王粲长于辞赋”、“陈琳、阮r之章表书记”这两句是从二人所擅长的文类的角度去说的，但是曹丕绝不是在罗列文类，而是由二人最突出的文类去想见二人之文体的意思。（3）（4）两部分讲如何形成个体文体。（3）讲文类文体，这是本体论，只有掌握了所写文类的基本纲领（文类文体），才能保证创作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4）讲影响形成个体文体的重要因素――“气”，他认为个体文体与个人的先天之“气”（秉性、气格等）有直接关系，先天早已决定，不是后天可以强求的。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气”，就已经注定了他的“文”能够呈现出什么样的文体来。“文”与“人”直接挂钩，甚至有合一的意味。（3）属于体的层面，（4）属于用的层面，（3）与（4）共同形成了体用一如的文体观结构。第（5）部分论述了各种文类所形成的文章总体的地位问题――“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除了《文选》上的节录以外，严可均《全三国文》还有几条从《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上辑来的语句：

“李尢字伯宗，年少有文章。贾逵荐尢有相如、杨雄之风，拜兰台令史，与刘珍等共撰《汉记》。（6）

议郎马融，以永兴中帝猎广成，融从。是时北州遭水潦、蝗虫，融撰《上林颂》以讽。”（7）

观此两条，每条颇有先述作家生平小传，后述作家所作文章名之意，这与晋代以来各种《文章志》的写法是颇为相似的。曹丕不是在写作家小传，也不是简单罗列作家作品，而是由作品想见其文体，体现了第（4）部分所说的“人”与“文”合一的观念。

综上所述，曹丕《典论・论文》显示了时人对个体文体的高度重视（开篇即谈），体现了时人对文类文体的把握，表达了对形成个体文体的重要因素“气”的理解，显现了对文体的体用一如结构的思维方式，提高了文章总体的地位，与经国大业相提并论，昭示中国古代文体学向深入、细致的横向发展的走向：既体现了人们研究文章本体（文类文体）的可能，又显现了人们展示个体文体的可能，以及二者兼之的的体用一如的文体理论走向的可能。从个体文体而言，此后文人争相追求文体个性，形成了“谢灵运体”、“吴均体”、“宫体”等名号，并出现了像钟嵘《诗品》那样以品评古今文人五言诗的个体文体的著作；从文类文体而言，此后不断有人为着写作的方便编纂文章总集，出现了像挚虞《文章流别集》和萧统《文选》那样的典范；从体用一如的文体理论来看，出现了像陆机《文赋》与刘勰《文心雕龙》那样将文类文体和如何形成个体文体融为一炉的文体学著作。曹丕《典论・论文》初呈乍现了古代文体学的各个方面的内容，魏晋以来的古代文体学正是沿着《典论・论文》的走向发展而完善，并在南朝达到繁盛阶段。

注释：

①文类文体与个体文体：现代文体学术语。陶东风在《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7）一书中解释这两个词语：文类文体是指“对某一文学类型（如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类型（如小说）的文体特征的概括”，个体文体是指“对单个作品的文体特征的概括”。

②关于六朝文章与人才观念的关系，林童照《六朝人才观念与文学》（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中有详论。

参考文献：

［1］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商务印书馆，2006.后文中凡有再用曹丕《典论・论文》中之引文，不再另行作注.

［2］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商务印书馆，2006.

［4］王符著.汪继培笺.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

［5］许劭.人物志.上海三联书店，2007.

［6］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

典权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股东除名 有限责任公司 价值判断标准 法定除名事由 除名决议

前 言

股东除名制度，最早出现于商业合伙、无限公司等以无限责任为特点的商业主体中，目的是解决股东个人行为能力或债务承担能力减损，危及其他股东利益的问题；或者作为打破公司僵局中解散公司的替代措施，以求尽量维持企业存续。其主要但非完全是一种企业内部冲突解决机制，也包含对无力承担无限责任的股东的淘汰功能。其特点是针对股东的身份，而非财产权利发生作用，目的是将某一股东从企业投资团队中剔除出去。同时，除名追求一种强制性，即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不考虑被除名股东的意见而剥夺其股东身份。

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较晚出现的一种公司形态，是法学家为填补合伙与股份有限公司间的空白，同时发挥人合性在企业管理和有限责任在吸引投资方面的优势而设计出的企业形态。相比于合伙，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再以个人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所以法律对其个人行为能力与债务承担能力的要求并不严格。但是相比于股份有限公司强调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限责任公司中却普遍存在着股东兼任董事、监事，公司“所有者”亲自参与公司管理的情况。而且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分布往往相对集中，大股东和几个股东的联合就可以在公司决策中形成多数票。这些特点都导致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股东的个人行为就可能影响公司的运营，乃至将公司拖入无法维持的境地。因此，为平衡单一股东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影响力，防止其利用股东权利或管理者身份侵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随着公司法制的发展，许多国家都将源于无限责任企业的股东除名制度逐渐引入到有限责任公司中。同时，虽然受到公法的较多关注，有限责任公司仍是股东自愿投资设立的团体法人，无论从社团法还是合同法的角度观察，公司章程都是公司运行、管理和内部冲突解决的重要依据。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公司章程对股东身份，包括其除名的规定的效力，也是许多国家有限公司法的普遍做法。

反观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同样存在“所有者管理”，股权分布集中等特点，股东借管理者身份之便侵害公司利益、滥用股东权利、大股东压制小股东等问题相比他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有关公司法制却相对薄弱。例如在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和其他股东造成损失方面，仅规定了侵权法中的损害赔偿责任，保护程度不及一般民事权利。另一方面，公司法允许异议股东通过股权回购方式退出公司，也允许股东在公司僵局情况下请求解散公司，却唯独不允许在一定情况下将对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个别股东剔除出去。其结果是要么公司和多数股东的利益得不到完整的保护，受害的股东最多只能“用脚投票”，要么忍无可忍的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让公司、所有股东和雇员为个别股东的行为买单。而引入股东除名制度，不仅可以加强对股东不当行为的追究力度，例如允许公司将长期欠缴出资的股东除名，其威慑力将远比现有的仅要求欠缴出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大得多；而且也将在很多情况下成为解散公司的替代手段。可说股东除名制度是极大的缓和了现有有限责任公司内部冲突解决体系的落差。

迄今为止，国内已有多篇论述谈及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除名问题。较早的有律师董红海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自然人）能否被“除名”》，法官刘炳荣的《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教师成的《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除名》等，在旧公司法的背景下讨论了在我国建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硕士齐爽在其毕业论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权制度研究》中比较完整和系统的论述了股东除名制度的内涵和理论基础，并设计了除名制度的大体框架。2008年，叶林老师在其论文《公司股东出资义务研究》中从有效解决股东欠缴出资的立场出发，呼吁引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同年，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博士刘德学在其毕业论文《股东除名权法律问题研究——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为基础》中深入、全面地介绍了欧洲德、法、意、比利时等国家包括人合公司（主要指商业合伙和无限、两合公司）与资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除名制度，并对股东除名的事实前提、除名程序和法律后果作了专门的分析，应属至今为止大陆学者在该领域最全面的比较法研究成果。[1]以上论述都不同程度的指出了我国公司法在股东行为规范上的不足，充分阐明了在我国建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必要性。同时，在刘炳荣、齐爽和刘德学的论述中，还特别就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详细分析。

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站在过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事由、具体制度设计和运行中的问题及解决、需要考虑的特殊问题——如“除名决议异议股东的退出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相反学者讨论较为成熟，大多形成共识的如股东除名的理论基础、引入制度的必要性等问题，本文将仅在有新意的角度——如从我国现有公司法体系内寻找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的基础及适用空间——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1章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基本概念

1.1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内涵

学者对于股东除名的定义较为丰富，具体表述有“除名，是股东被迫地脱离公司，其基本理念乃在于藉由除名，以确保公司存在的价值及其他股东继续经营公司的权益，所以，公司除名权，可说是股东集体性的防卫权”[2]；“股东除名是指股东在不履行股东义务，出现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公司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将该股东从股东名册中删除，强制其退出公司，终止其与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关系，绝对丧失其在公司的股东资格的法律制度”[3]；“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除名指基于法定事由，将有限责任公司某一股东开除出公司，它是被除名股东以外的公司股东作为一个整体作出的强制性决定”[4]；“除名意指将与本人的意思相反，强制剥夺其社员资格的其它社员的自治性意思决定。”[5]

本文认为，对于股东除名的多种定义和其差异，首先来自于“股东除名”这一名词的理解。在各种学者的定义中，有些将股东除名作为一种行为进行解释，强调除名股东的动态过程——如杨君仁、成所言；有些对整个股东除名制度进行解释，说明其是一种怎样的法律制度——如刘炳荣言；还有从除名决定的法律属性的角度作出定义的——如韩国李哲松。此外在刘德学博士的著作中，直接以“除名权”为切入，通过分析其权利属性和特征界定其范畴。[6]这些定义都较全面地体现了除名制度的内涵，总体而言也对股东除名的特点形成了共识，如除名的强制性，除名的结果是丧失股东身份等，但不同的出发点使各个定义在表述重点上存在分歧，使人无法准确把握“股东除名”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者说，在对股东除名进行定义以前，有必要明确所做定义的切入角度。

其次，股东除名作为从合伙法发展起来的制度，其存在形态是丰富多样的。例如就除名的事由而言，在合伙法上就包括特定的股东行为和股东自身情况的改变——如丧失行为能力等，在有限责任公司法上也区分法定和公司章程约定两大类事由出处；就除名的决定者而言，也存在由公司决定和必须请求法院裁决等两种方式。若考虑股东除名的类似制度，如德国有限公司法上的延迟缴付出资而强制丧失出资归公司的制度和比利时法上少数股东强制购买被除名股东股份的请求之诉的制度，则除名问题就远非上文所列的某一定义所能涵盖的了。同时，有限责任公司有其自身特点，除名制度在其中的形态和所需发挥的功能也与合伙、无限或两合公司中的不完全相同。因此明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内涵，必须建立在针对该类企业的专门除名制度设计——这需要充分考虑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与资合性相结合的特点——的基础之上。简言之，学者需要做的不是提出某一股东除名制度的定义，再设计相应的制度，而是进行相反的过程。

有鉴于此，本文将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这一制度为对象，通过分析该制度的基本框架、主体、法律后果及作用，明确其内涵。

1.1.1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运行的基本框架

如前所述，股东除名制度的具体形态是较为丰富的，为便于理清脉络，本文先简单描述拟设计的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基本框架，有关具体的问题的分析和论述将在后文展开。

本文希望建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除名制度，其目的在于驱逐对公司造成严重损害的股东，保障公司的正常发展。当股东行为满足法定或章程约定的除名事由，如长期欠缴出资，滥用股东权利，利用所处的管理岗位之便假公济私时，其他股东可在例行股东会或专门召集的临时股东会上依据专门的表决机制，通过公司对前述股东实施除名。除名作为公司的决定，自通知送达被除名股东之日起生效，即刻发生被除名股东的股东身份丧失的法律效果。随后，公司和被除名股东将依据专门的定价程序，就强制回购或转让其股份达成协议。若处理被除名股份不导致公司减资，则除名程序自股份交易结束时终止。若导致减资，则触发向相应的债权人保护程序。如果被除名股东对除名决定或股份定价有异议，可在专门诉讼时效内请求法院裁决撤销公司决议或重新定价。

1.1.2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主体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的主体是公司，而非被除名股东之外的其它股东。

必须承认，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是催生其股东除名制度的主要原因，这种人合性不可避免的表现为“股东间有着相互信任的关系” [7]。但是，建立除名制度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这种信任关系，或者说仅仅是为了保证股东间的愉快合作。而是一方面，法律为了“沿袭人合性企业组织的一些特点而（对有限责任公司）做了某些特殊制度安排，如股东人数有上限规定、股东转让股份须经过一定的严格程序等，”[8]另一方面，有限责任公司在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完整的董事、监事机构设置和信息披露等资合性公司原则方面有所缓和。其共同结果是股东很容易直接介入公司管理或者说现实中或多或少的，股东不仅通过行使股东权利的方式影响着公司利益。这就导致相比于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能的“破坏力”要大得多，自然也需要更严格和全面的规范机制。

进一步，在充分承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特点基础上，不能忘记其本质仍是由有限责任决定的资合性企业。公司本身是由股东投资建立起的具有独立人格的法人，法律在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除及时足额缴纳出资外并未要求股东承担其它特殊义务，尤其是不存在与其它股东“精诚合作”或“相互信任”的义务。[9]因此一方面，有限责任公司不同于没有法人地位的合伙企业，其对外以自身资产承担无限责任，对内以独立人格与股东建立法律关系，具有除名股东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另一方面，每个股东都以其出资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形成对内仅存在于公司和股东之间的投资法律关系。新股东进入公司虽然要经过其它股东同意，但其是签署公司章程，承诺向公司投资，而与其它股东没有建立实质的契约关系。因此，股东间可以是陌路人，而除名股东的决定需要由公司，而非哪怕是其它股东全体做出。

当然，实际操作上公司意志应由股东会形成，但不同主体对应不同法律关系。例如在被除名股东对除名决定提出异议之诉时，被告就应是公司而非其它股东或其整体。另外主体的确定也影响除名事由正当性的判定，因为只有股东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除名事由。而仅仅是股东间的矛盾，即使非常尖锐，如一名股东因私人恩怨杀害另一名股东，也很难成为正当的除名事由。此外有国家规定除名须经法院裁决。[10]但这里的强调的是权利行使须经司法程序，也就是所谓的形成诉权，提起除名之诉的主体仍应是公司。

1.1.3 股东除名的法律后果

股东除名的法律后果，简单来说即被除名股东丧失股东身份，这也是除名制度的价值所在。正如学者所说，“股东除名解决的是股东的身份和资格问题，而不是股东的财产权问题，针对股东资格。并未针对出资额。”[11]这种先解决身份，后解决财产的处理方式，也正是股东除名和其他股东退出机制，如异议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重要差别。同时，“股东权利可简称为成员权。成员权是以社团成员之身份所享有的各种权利……股东的成员权可衍生出复杂的具体权利形式，但若脱离了对于成员权的依附，都无法持续地独立存在。”[12]因此一旦通过除名剥夺了股东资格，股东在公司内基于其身份所享有的各项权利都将丧失。

值得注意的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往往担任某些公司职务，这些职务不是股东权的一部分，是否也应在股东除名是一并免除。本文认为，理论上公司管理职务与股东权没有必然联系，其免除不是股东除名的必然结果。但是一方面股东被除名往往与其特定的管理身份相联系，正是因为存在直接管理公司的机会，股东才由机会对公司造成必须将之除名的重大损害。另一方面，除名股东是一种严重的公司冲突解决机制，很难想象其他股东能够容忍被除名股东继续在公司担任要职。而且，有限责任公司法并未要求公司管理者必须是股东，如果有必要，其他股东大可在除名后再将被除名股东招聘回来。因此，不妨直接在股东除名的过程中一并免除被除名股东的公司职务。

除丧失股东身份外，多数学者还承认在除名决议生效后，被除名股东获得一种“股份收买请求权”，即被除名股东有权要求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其股份。[13]应当承认，“除名时股东丧失的仅仅是股东资格，财产权并没有丧失。”[14]各国立法也普遍承认被除名股东的财产利益并注意保护这种利益不被侵害，只有极特别情况，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21至25条规定的滞纳出资股东被除名时，其已付款项可以收归公司所有。

最后，除名股东以股东对公司利益严重损害为前提，其出现往往伴随着违约及侵权法律关系。如依据公司法第20条第二款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和第28条第二款产生的违约责任。这些责任由被除名股东以个人身份承担，虽无股东身份不可能产生，但在被剥夺股东身份后也不应免除。其原理就像政府官员渎职犯罪，在被免除行政职务后仍需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一样。但是以股东身份为基础承担的法定义务，如组织清算的义务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例如竞业禁止义务，自股东资格丧失时起当为免除。

综上所述，本文可以就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作如下定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就是允许公司在法定事由或章程约定的正当除名事由发生时，强制剥夺公司股东的股东资格和公司职务，使其退出公司的法律制度。

1.2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权

1.2.1 除名股东是法律赋予公司的一项权利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公司这样一种自由，即当股东的行为对公司利益产生严重损害时，公司可以将股东除名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称其为自由，因为公司对股东行为的追究不同于公权力对犯罪行为的追究，其可以选择这种方式保护自身利益，也可以以其他方式解决问题，或者单纯的忍受。因此本文认为将股东除名对于公司而言，符合“权利就是服务于民事主体特定利益的实现或维持，由法律之力保证实现的自由”[15]的描述，是一种民事权利。

1.1.2 股东除名权主要是形成权

进一步，就本文所设计的股东除名制度而言，行使除名权直接导致股东与公司间的投资法律关系解除，应属“当事人一方可以依自己的意思表示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动”[16]的情况，即股东除名权是一种形成权。同时，“根据权利的行使是否需要通过诉讼程序，形成权可以区分为形成权与形成诉权，前者如合同解除权，后者如债权人的撤销权。”[17]则本文所称除名权应是狭义的形成权，而如德国商法典对无限公司的除名规定——“在某特定股东身上发生的某种事实严重影响到共同目的的实现，以至于其他股东无法容忍该股东继续留在公司之内，多数股东可请求法院将股东除名”[18]，则属于形成诉权。

当然，确认股东除名权为形成权不等于其行使不受约束或不承担义务。相反，正因为形成权对法律关系直接产生影响，法律对其行使总是附加苛刻条件的。就股东除名权而言，公司往往在除名前需履行充分沟通和适当容忍、警告的义务，并以“无其他解决办法”为前提。但形成权的本质是一旦权利有效行使即可改变法律关系，而对除名权行使的种种前置条件，严格说来不是行使权利的过程，而是获得行使权利资格的过程。这就好像合同法第47、48条赋予相对人撤销权但又要求其必须“善意”一样，公司在除名股东前也必须拥有足够的正当性。另一方面，股东在被除名后获得“股权收买请求权”，这类似于过错方在对方行使合同解除权后仍可能拥有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19]也不对除名权是形成权的界定构成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种特殊的除名制度设计下，如葡萄牙商法典242条，除名权的形成权属性会受到影响。“根据该法典第242条第3款的规定，在法院的除名判决确定后三十日期限内，公司应当将被除名股东在公司中的出资销除，或者是由公司取得或使第三人取得该出资，否则有关的除名判决失效。因此，除名判决本身并不直接导致股东资格的丧失，而只是构成公司实现股东除名的必要执行名义。在法院判决生效后至有关的措施(出资的销除或公司或他人取得出资)实行前，股东仍然保留其股东身份。”[20]这种情况下，虽然剥夺股东资格仍不考虑被除名股东的意思，也不需要其辅助，但公司在除名之诉结束后须履行相应的股份安置义务才能实现其目的，即义务成为除名权行使的一部分，则不符合典型形成权的要求了。

除名权作为一种形成权，具有单方性和强制性，即由公司一方作出决定即可改变投资法律关系，由此形成对股东行为的规制，达到公司自我保护的目的。但形成权不等于处罚权，不能简单理解行为是单方强制作出的，就是对另外一方的处罚。除名权是否具有处罚性，要结合依据的除名事由进行具体分析。例如因股东长期欠缴出资而将其除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合同法根本性违约而导致“合同解除”的角度进行理解，此时公司除名股东，可认为是解除与股东的投资法律关系，则仅仅是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很难认为具有处罚性。依据公司章程规定而进行的除名也具有这类特征。相反，对于因股东行为对公司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如滥用股东权利、负担管理职责而进行竞业行为等侵权类事由，则侵权的基本责任承担方式是损害赔偿，除名股东作用于身份关系的解除，对于公司既有损害的弥补并无意义——当然，侵权行为可能持续，公司除名股东可能是基于对未来不受进一步侵害的考虑，但是不能排除股东未来不再事实侵权行为的可能——则被除名股东承担的是其侵权责任之外的，额外的身份关系责任，应当说是一种处罚。最后，在除名权的处罚性方面刘炳荣在其论述也有提及，但本文认为其第一点理由：“股东除名的处罚性表现在股东身份上”[21]，没有区分具体的除名事由情况，太过笼统；第二点理由：“股东除名的处罚性还表现在股东被除名后还要承担作为股东的义务和责任”[22]没有对“义务和责任”作具体说明，而股东义务主要是出资义务，在除名后当然免除；其他如（欠缴出资）违约责任、（滥用股东权利）侵权责任，只是“具有股东身份才可能产生的责任”，是股东的个人责任，不能称为“股东义务和责任”，因此不知所指为何。

注释:

[1] 以上论文皆可通过“中国知网”（cnki.net）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搜索获得。

[2] 杨君仁 著：《有限公司股东退股与除名》，神州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117页。

[3] 刘炳荣：《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8辑，厦门大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6月版，426页。

[4] 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除名》，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9期，102页。

[5] （韩）李哲松 著，吴日焕 译：《韩国公司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128页。

[6] 参见 刘德学：《股东除名权法律问题研究——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为基础》，“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7页。

[7] （德）卡尔 拉伦茨 著，王晓晔 邵建东 程建英 徐国建 谢怀栻 译：《德国民法通论》（上），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190页。转引自 齐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权制度研究》，“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6页。

[8] 叶林　段威：《论有限责任公司的性质及立法趋向》，现代法学，2005年1月第27卷第一期，58页。

[9] 有观点认为有限公司股东须对公司和其它股东承担忠实义务，参见 刘德学：《股东除名权法律问题研究——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为基础》，“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79页。但本文认为这种所谓的忠实义务，无非是不侵害公司和其它股东利益，不滥用股东权利，在强度上未超出一般的诚实信用范畴，不足以成为股东的一项特殊义务，只不过是一般民事不作为义务在有限公司股东身上的别称。

[10] 如葡萄牙商法典，参见 刘德学：《股东除名权法律问题研究——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为基础》，“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88页。

[11] 杨君仁：《论有限责任公司之退股与除名及其法政策上之建议》，中原财经法学，2000年第5期。转引自刘炳荣：《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8辑，厦门大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6月版，426页。

[12] 叶林：《公司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86、88页。

[13] 参见：齐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权制度研究》，“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33页；葛仲阳：《有限责任公司股份除名制度研究》，“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33页；刘炳荣：《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8辑，厦门大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6月版，428页。

[14] 张宝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权法律制度研究》，“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30页。

[15] 王利明 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22页。

[16] 同上引，131页。

[17] 同上引，131页。

[18] 刘德学：《股东除名权法律问题研究——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为基础》，“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83页。

[19] 虽然除名股东与解除合同不是相同的法律行为，但学者多将合同解除视为股东除名的最重要理论基础。参见 齐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权制度研究》，“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23页；刘德学：《股东除名权法律问题研究——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为基础》，“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1页；叶林：《公司股东出资义务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7月第16卷第4期，122页，关于公司法第28条第二款的解读。本文认为，这种理解起码对于因欠缴出资而除名股东和依据公司章程除名股东的情况具有较强说明力

[20] 刘德学：《股东除名权法律问题研究——以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为基础》，“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54页。

典权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从传统民法到现代民法，始终充满着浓郁的人文精神。民法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关心人、尊重人和发展人。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具有了崭新的表现形式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主要体现在:人格权保护的强化;弱者权利保护的加强;国家强制的扩张。

人文精神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对人的价值的关怀和人生意义的追求是人类创设一切制度的基本动因。这一精神始终是民法的基本精神，民法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关心人、尊重人和发展人。人类自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民法的人文精神具有了崭新的表现形式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人格权保护的强化

人格权制度是对有关生命健康、名誉、肖像、隐私等人格利益加以确认并保护的法律制度。自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法日益面临着如何强化对人格权保护问题。首先，高科技的发展提出了人格权保护的新的课题，如对个人生活情报的收集和泄露，对个人身体隐私的窥探、对生命信息和遗传基因的保护、对环境权的保护等。其次，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有关信用、商誉、姓名的许可使用以及名称转让、形象设计权的产生等都是民法在人格权制度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最后，随着法治的进步以及对于公民的人格保护的扩张，出现了许多各种新的人格利益。如对于通过造型艺术获得的形象的保护、对于死者姓名和名誉的保护、对于遗体的保护、对于具有人格纪念意义的物品的保护等都需要在民法的人格权制度中有所反映。

21世纪是人更加自由、全面发展的世纪，是人的创造性能更大发挥的世纪，是人的价值更好实现的世纪。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完善，民法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对权利的充分确认和保障以及对人的充分关怀，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是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的重要途径。因为人格权保障了人的尊严与人身的不受侵犯，也保障了个人身体与精神活动的权利，而人的尊严与人身自由是实现主体其他民事权利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实现个人人格的最直接的途径。人格尊严、人身价值和人格完整是最高的法益，被置于比财产权更重要的位置。在现代民法中，人格权的重要意义日益凸现，其类型与具体内容都得到了极大丰富。民法正是通过对人格权的保护，确认了个人的共同价值，并鼓励个人以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人身活动，自主地从事各种正当交往，对维护个人的尊严、培育个人的独立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闪现出更加耀眼的人文精神的光芒。

二、弱者权利保护的加强

自20世纪以来，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变，社会组织空前复杂庞大，垄断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大规模化，公用事业飞速发展，消费者、劳动者等弱势群体权利保护问题突出起来，民事主体在市场经济交易过程中的不平等尤为严重，一方面是愈来愈多的经济实力极为雄厚的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另一面是非常弱小的广大消费者和劳动者等弱势群体。J·斯通发人深思地指出:“实际上，与法律如何规定毫无关系的社会地位是永远不平等的。法律对人的一视同仁，在权力、智慧、个人幸福等实际上的不平等状况下，只能使不平等变得天经地义，甚至加深这种不平等。”现代民法必须面对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种种不平等身份，以加强对弱者权利的保护。保护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加强。法国民法承认消费者可享有“直接诉权”，对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生产者、销售者提起诉讼，德国民法承认了“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来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

二是对劳工权益保护的加强。一些国家的法律对于雇佣合同规定了一系列限制性的规则，如最低工资标准、资方解除合同的限制及相应的补偿、对格式条款和免责条款的限制等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工的利益。还有许多国家的法律普遍承认集体合同的效力，在签订劳动合同时，由工会代表全体劳动者签订集体合同，极大地改善了在劳动关系中单个劳动者的地位，使其成为劳工争取权益的重要措施和手段。由此可见，弱者权利保护的强化蕴涵着对人的尊重和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思想，它使民法的人文精神得到充实，得到升华。

三、国家强制的扩张

人类社会是一个永恒发展的动态过程。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强制日益扩张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国家在私法关系的形成到消灭的过程中，从来就不是一个旁观者，从民法典到外于民法典的民事规范，国家的强制处处可见。从本质上说，国家强制的扩张并不是对人文精神的侵犯，它仍然继续着对人的幸福生活的求索和关切。与传统民法的人文精神相比，他们只有手段上的差异，但内在精神圭臬并无不同，它是真正的人文精神在时代变迁后的新的体现和弘扬。

现代民法中国家强制的扩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合同形式的必要限制。古代法律倍加推崇形式主义，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必须履行特定的仪式，合同方可对当事人产生效力。但随着现代社会交易生活的频繁飞速发展，合同法越来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简化、实用、经济、方便，从而在合同形式的选择上不再具有重视书面、轻视口头的倾向，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对有些合同规定为书面、对有些合同规定为口头。法律大都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合同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合同形式在现代合同法中越来越不重要了，正如德国民法典的立法理由书所言:“遵循某种形式之必要性、可给当事人产生某种交易性之气氛，可唤醒其法律意识，促使其三思，并确保其做出之决定之严肃性。”因此，现代合同法对合同形式做出了一些特定的要求，以督促人们理性地判断选择自己的权利义务，正确谨慎地缔约，自己决定自己的福祉。如在最近的几时年里，在消费者信贷合同、住房租赁合同、全包度假合同、培训合同等合同中越来越要求采取书面形式，形式上的要求体现了对个人的具体生活利益的关切，充满着人文精神。

第二，对合同缔结的强制。基于对人的幸福生活及生存发展的深刻关切，强制缔约成为现代合同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所谓强制缔约，又称契约缔结的强制，是指在特殊情形，个人或企业负有应对方的请求与其订立合同的义务，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承诺。现代各国民法对此均有相关规定，例如我国《合同法》第289条明确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电力法》第26条第1款也规定:“供电营业区内的供电营业机构，对本营业区内的用户有按照国家规定供电的义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对其营业区内申请用电的单位和个人拒绝供电。”这些规定无不体现着民法浓郁的人文精神。

第三，对格式条款的限制。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垄断的加剧和公用事业的发展，格式条款日渐普及，进而大量流行。至20世纪，格式条款的适用范围更加广泛，已成为当代合同法发展的重要趋势。格式条款的广泛应用是现代经济生活的客观要求。但是由于格式条款的提供者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其可以将预先拟订的合同条款强加于对方，排除了双方进行协商的可能性，极易造成对相对人利益的损害。因此，有必要对格式条款进行限制。到20世纪中叶，各国立法和判例大都高度重视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以色列、瑞典、英国、德国等通过单行立法对格式条款施以种种限制。法国、意大利、荷兰、美国、日本等国则是通过司法手段予以控制。这些手段无不以人为目的，无不体现着对人的终极关怀。

归根结底，国家为人而存在，而非人为国家而存在，国家强制的终极目的仍然是社会生活中具有根本意义的一切具体的人的福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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