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筹划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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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筹划的主体范文第1篇

关键词：房地产企业；税收筹划；注意问题

房地产项目投资大，周期长，涉及到许多税种，如果经过科学合理的税务筹划，就可以为房地产企业节省资金，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进一步发展，促进税收制度的完善。笔者从多年的财务工作中，对房地产税务筹划有一些实践经验，供大家交流。

一、房地产企业税务筹划

房地产企业税务筹划包括合理避税、节税、转税等多方面的内容。避税是利用税法的漏洞或缺陷，规避或减轻税收负担；节税则主要是依据税法规定的优惠政策，采取合法的手段，最大限度地享用优惠条款，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转税是通过提高或降低价格等方法将税收负担转移出去的方法。房地产行业涉及的税种主要包括：营业税及附加、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契税、土地使用税等，所以税务筹划工作应主要围绕这些税种展开，其特点在于筹划性、合法性、多维性。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税务筹划

（一） 营业税的税务筹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房地产企业所涉及的应纳营业税的税目包括服务业、建筑业、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税率皆为5%。房地产开发公司营业税的计税依据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销售额，房地产经纪公司的销售额为向房地产开发公司收取的佣金。营业税本身纳税筹划空间比较小，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业务特点进行税收筹划：1.减少营业税应税项目的流转（转让）次数。我国税法规定，房地产等不动产的转让属于营业税的纳税范畴，而营业税是按次重复征收的。2.选择合作建房方式。（1）合作建房是指一方提供土地地使用权，另一方提供资金，双方合作建造房屋。根据营业税法的规定，甲企业以土地使用权，乙企业以货币资金成立合营企业，合作建房，房屋建成后双方采取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分配方式。由于甲企业投入的土地使用权是无形资产，无须缴纳营业税。（2） 甲企业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而拥有了部分新建房屋的所有权，从而产生了转让无形资产应交纳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从两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出选择合作建房可以避免营业税。3.在房地产企业中，如果企业在开发之初便能确定最终的用户，那么采用代建房方式进行开发，而不采用先开发后销售的方式，这种筹划方式可按建筑行业适用的3%低税率缴纳营业税，而且还不需缴纳土地增值税。

（二）土地增值税的税务筹划

1.减低增值额：（1）降低房屋的销售价格房屋销售价格的降低会使销售收入减少，从而会使增值额减少，也会使地增值税减少。但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降低房屋的销售价格时，必须认真比减少的销售收入和减少增值额所带来的税金减少额两者的大小，从而决定是进行 税收筹划。（2）与客户签订销售与装修两份合同，随着装修费在房款中所占比重逐年递增，其对土地增值税的影响己不能忽视。若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者签订合同时能稍加变通则可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房地产开发企业可先设立一家装修公司，同时与客户签订两份合同： 一份房屋销售合同，一份房屋装修合同，则只需就第一份合同注明金额缴纳土地值税，第二份合同不用缴纳土地增值税。

2.增加扣除项目金额：（1）选择适当的利息扣除标准，一种情况是依靠负债筹资，预计利息用较高，应计算分摊的利息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以据实扣除；另一种情况房地项目主要依靠权益资本筹资，预计利息费用较少，应不计算应分摊的利息或提供金融机构证明，以多扣除房地产开发费用，达到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2）慎重选择销售时间。

3.选择合适的建房方式：（1）合作方式，税法规定，对于合作建房，建成后按比例分房自用的，暂免征收土地增税；建成后转让的，应征收土地增值税。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此项政策进行税收筹划。（2）代建方式，税法规定，代建房屋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代客户进行房地产的开发，向用户收取代建费的行为。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言，虽然取得了收入，但没有生房地产权属的转移，其收入属于劳务性质的收入，故不属于土地增值税的税范围。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利用这种建房方式，在开发之初就确定好最终用户，实行定向开发，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避免销售缴纳土地增值税。

4. 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的税收筹划。根据我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如果增值额超过扣除目金额20%的，应就其全部增值额按规定计税。筹划的关键就是将普通标准住宅的增值率控制在20%以内以获得免税待遇。

5.利用销售比例进行税务筹划。根据（国税发（2006）187号），扩了对于开发商征收土地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税务筹划的思考。增值税的清算条件规定：“已竣工验收的地产开发项目”，已转让的房地产建筑面积占整个项目可售建筑面积的比例85%以上的，或该比例虽未超过85%，但剩余的可售建筑面积已经出租或自用的以及“取得销售（预售）许可证满三年仍未销售完毕的”都将纳入新的土地值税征收条件。因此，可以利用85%这一临界点进行筹划。当开发项目不能全销售时，视情况将其销售比例控制在85%以内，将纳税时间向后拖延。这是新的清算条件制定后的一项新的税收筹划方法。

（三）企业所得税的税务筹划分析

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为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一准以扣除项目金额。企业的收入总额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以及其他行为取得的各项收入的总和，包括纳税人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生产经营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1.合理延迟产权转移时间。税法规定，只有当房地产的权属发生变更时，才能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通过合理延迟房地产权属变更时间，推迟房产证的办理来推迟销售收入的实现时间，以缓缴企业所得税，达到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状况的目的。

2.合理推迟成本最终确认时间。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税务人员可通过合理推迟成本最终确认的时间，以缓缴企业所得税，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

三、现代房地产开发企业税务筹划注意的问题

（一）加强税法法律、法规学习。

现代房地产企业进行税务筹划必须知法、懂法、守法，不能只靠对税收政策的一知半解，税务筹划必须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二）税务筹划要规范化。

房地产企业在进行纳税筹划时要注重规范性筹划，万万不可只重投机；要合理、合法地做好纳税筹划工作。

（三）战略与战术相结合进行税务筹划。

房地产企业虽然不能从对单个项目、单笔业务或单个环节进行筹划，但还应构建整体的税费筹划思路和方案，免得顾此失彼，因小失大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四）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和财会人员的业务素质。

四、小结

总之，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现代房地产企业需要灵活运用税务筹划手段，在合理承担自身税负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经营成本和资源浪费。

参考文献：

税务筹划的主体范文第2篇

【关键词】纳税筹划 税负转嫁

一、前言

纳税是每个公民和企业必须履行的义务，作为纳税人的企业，税收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支出，企业想通过降低税负来增加自身财富也无可厚非。随着税收法治化推进，偷逃骗税的风险加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采用纳税筹划这一正当途径减轻税负，试图通过各种不同渠道和手段降低税负，提高经济效益，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纳税筹划认识和行为。

二、纳税筹划

（一）狭义税务筹划观

该观点认为税务筹划仅指节税。持该观点的代表学者有印度税务专家N・J・雅萨斯威先生、国内唐腾翔、方卫平等。他们认为税务筹划仅仅指节税，即纳税人的筹划行为要在符合税法的规定内，并且要满足国家立法的意图。我国国家税务总局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税务大辞典将税务筹划称为节税，并指出纳税人应在税法的规定范围内，以税收负担最低为目的来进行有关财务、经营交易事项而制定的设计和运筹。

（二）广义纳税筹划观

该观点认为税务筹划既包括节税又包括避税和税负转嫁，包括一切利用非违法手段进行的有益于纳税人的财务安排。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美国W・B・梅格斯、张中秀、盖地等。他们认为广义税务筹划包括狭义税务筹划外，还包含不违反税法的其他筹划行为，这包括在形式、内容方面符合税法的行为，同时包括形式上符合但是实质上与国家立法意图相悖，甚至利用税法模棱两可的内容或者漏洞进行税务筹划。

（三）财务管理观

该观点认为税务筹划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持该观点的学者有印度税务专家E・A・史林瓦斯、沈肇章、蔡昌等。史林瓦斯在《公司税务筹划手册》中，将税务筹划作为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组成部分；宋献中将税务筹划与企业财务管理的相关性研究作为主要内容在《税务筹划与企业财务管理》一书中进行阐述。

（四）税务筹划范畴观

有学者认为，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为达到降低税负、实现涉税零风险，利用非违法手段，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事先安排，主要包括避税、节税、转嫁筹划及实现涉税零风险四个方面。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税务筹划包括站在纳税人及征税人两个角度的税务筹划，二者既相互矛盾又统一，并且密不可分。笔者认为以上两个研究是站在不同角度对税务筹划范畴进行的划分。

通过以上梳理，国内外学者对税务筹划的定义还不完全一致，但大部分观点一致，只是表述不同，多数学者赞同税务筹划是纳税主体为了取得税收收益而进行事先安排的行为，并有如下特征：首先税务筹划有确定的主体，即筹划行为是纳税人的行为，其主体是纳税人，即具有纳税或潜在纳税义务的单位或个人；二是筹划具有事前性，即纳税人为达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对涉税事项做出事前计划；三是合法性，即任何企业行为包括税务筹划只能在不违反现行税收法律规范的前提下进行；四是目的性，税务筹划有明确缴纳最少税款的目的，即尽可能降低税负从而获得最大税收收益，以此实现纳税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

三、税负转嫁

（一）税负转嫁筹划的原理

税负转嫁是指纳税人通过将应缴税金全部或部分转嫁给他人承担，以减轻税负的经济行为，这是造成纳税人与负税人不一致的经济现象的原因。税负转嫁筹划常常通过调整价格来实现，其操作原理是通过对价格的提高、降低、分解来转移或规避税收负担。决定税负转嫁筹划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是商品的供给弹性与需求弹性的大小。

（二）税负转嫁筹划的方法

1.税负前转。指纳税人在进行经济交易时，通过对商品或劳务价格的提高，将其应负担的税款转移给产品或劳务购买者或最终消费者支付。

2.税负后转。指纳税人通过压低原材料或商品的进价，将应纳税款转嫁给原材料或其他商品供给者支付。如一个批发商纳税后，因为该商品市场价格下降，已纳税款很难通过税负前转转嫁，于是批发商与生产厂家协商退货或要求生产厂家支付全部或部分已纳税款，这就是税负逆转。

3.税负混转。又叫税负散转，是指纳税人通过分解自己的应纳税款，转嫁给多方负担，税负混转通常是在税款不能完全前转，又不能完全后转时所采用。如纺织厂将自身税负分解为三部分进行转嫁，分别采用提价、压价、降低工资的办法将税负转嫁给后续的印染厂、原料供应纱厂和本厂职工。

有观点认为将税负转嫁看作是税收筹划有些勉强，因为税负转嫁并不改变纳税人本身的纳税义务。但本文认为税负转嫁是一种纳税筹划，由于通过提价销售或压价购进进行税负转嫁的决策与减轻或免除实际税收负担直接相关。税负转嫁只是税负在纳税人之间的再分配，不影响国家的税收总额，属于法律上无意义的行为，即广义的合法行为；但通过商品交易中的价格机制来实现的税负转嫁，能减轻纳税人税收负担，给纳税人带来好处。所以，税负转嫁是纳税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主动合法行为，应该纳入税收筹划范畴。事实上，在流转税领域实现税收负担最小化最有效的手段是税负转嫁，在所得税领域更多地采用其他手段。

综上，本文认为税负转嫁是指在商品的交换中，纳税人通过价格浮动、分解来转移或规避税收负担，将税负在纳税人间分配的方法。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通过对纳税主体生产经营活动、财务活动等的事先安排，以达到企业税负最小化为目的的经济活动。税负转嫁是不违反现行法律规范的，其又能减轻纳税人税负，所以税负转嫁是纳税筹划的一种方法。税收利益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经济利益，纳税筹划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企业进行运营决策时，要加强树立税务筹划意识，综合运用避税、节税、税负转嫁等纳税筹划的方法来降低税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保证自己的正当权益，使企业财务活动健康有序、其利得到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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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李佳.论企业纳税筹划[J]理论学习与探索，2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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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海花，邱慈孙.浅论税收筹划的内涵与外延[J].老区建设.2010（16）.

[5]刘@，马艳红.物流企业在营改增之后的纳税筹划[J].财会通讯.2010（03）.

[6]杨冬梅.小议纳税筹划、节税、避税和转嫁[J].现代商业.2010（30）.

税务筹划的主体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税务筹划　效应分析　影响因素　激励与约束

论文摘要:我国的税务筹划事业与国外相比发展较为缓慢，其主要原因在于尚未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存在明显的弱激励弱约束效应。而实际上，税收制度、税收行政、纳税环境、企业财务等因素客观上影响着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从管理角度出发，探讨社会不同层面促进税务筹划发展的具体操作，建立健全税务筹划发展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将有利于科学促进我国税务筹划事业的健康发展，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税务筹划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纳税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事项的事先筹划，使企业获得最大的税收收益，最终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财务管理目标的经济行为。尽管税务筹划在我国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相比较国外税务筹划发展而言，我国税务筹划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务操作都可以说是处于摸索、研究和推行的初始阶段，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框架和比较规范的操作技术，尚未建立起税务筹划健康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因此，从管理角度分析税务筹划发展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健全税务筹划的发展机制，有利于促进我国税务筹划事业的顺利开展，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一、税务筹划发展的弱激励弱约束效应分析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天性，其行为准则就是经济上是否有效。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利益，他们会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调整其行为模式。激励与约束是影响人的行为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管理的核心内容。如果两者关系失衡，激励不足或者约束不够，机制的运行将发生偏差，激励或约束的实施目标将无法实现。而实际上，目前我国税务筹划正处于弱激励、弱约束状态，激励与约束机制的运行不畅阻碍了税务筹划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税务筹划的弱激励效应分析

1、政府缺乏必要的政策宣传与舆论导向

税务筹划工作的成效直接关系到政府税务机关、各类纳税主体和税务中介机构等方面的切身利益，因此，加强税务筹划工作的组织和管理，对税务筹划工作给予正确的指导和必要的监督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我国至今尚未明确制定关于税务筹划的法律、法规，没有专门就税务筹划的政府管理、行业服务、企业规范等方面出台指导性的法律、法规，税务筹划缺乏可操作性。同时，政府税务部门对企业税务筹划的宣传指导工作几乎没有，更不用说必要的监督了。政府指导和监督不力造成了企业开展税务筹划工作的积极性不高，偷逃税现象依然十分严重;同时也加剧了税务筹划业内收费混乱、业内人士税务筹划理念和职业道德水准低等诸多问题的严重性，客观上限制了税务筹划的现实发展。

2、税收制度“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

鉴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税法中不同纳税主体客观上存在着税收负担差异。如我国针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不同于内资企业的所得税制度，最终国内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大约比外资企业高近10%之多。不公平现象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国内有的企业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方式减轻税收负担，甚至于采用违法的偷逃税行为。尽管两税合并进程正在加快并将从2008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我国仍存在比较严重的税收流失现象。不公平的税收待遇客观上降低了国家利用税收政策宏观调控经济的功效，也抑制了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理性行为。

3、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不佳

从总的政策而言，税收优惠是国家税收必要的补充调控手段，而实际上税收优惠也为广大纳税人进行税务筹划提供了广阔的可操作空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客观上激励着纳税人开展科学的税务筹划，遵从国家的税收宏观调控。但同时税收优惠是有条件限制的，这些条件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纳税人开展税务筹划的主观意愿，使税收优惠达不到预期的激励效果。

4、片面强调理论研究而忽视实践指导

尽管税务筹划在我国已经逐步开展起来，但目前理论界大都着重于税务筹划基本理论的研究，且较少有很深人的探讨;关于税务筹划实务方面的研究也仅限于基本方法、技巧及相关领域的探讨，少有对某一特定行业或特定对象的综合性税务筹划研究;而且税务筹划实务研究大都倾向于分税种的税务筹划，很难对一个企业的操作实务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这样，一方面税务筹划理论研究的滞后抑制了税务筹划向纵深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税务筹划实务探讨的不足也抑制了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税务筹划的弱约束效应分析

1、税收执法的非公正性

税务部门作为国家的行政机关，相比较企业来说具有行政管理者的强制优势，这使得企业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主观意愿的影响，税务执法人员的主观性直接影响着执法的公正性。目前尽管国家加强了相关部门的廉政建设，但仍有不少人收受贿赂为他人提供便利。对于税务部门而言，由于税务检查本身的复杂性，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检查出来，因此执法人员往往对行贿者网开一面，轻处罚或根本不予追究相关责任。这就加剧了纳税人试图借“税务筹划”之名搞偷逃税之实的主观意愿，不利于企业科学开展税务筹划。

2、税务筹划认定标准的模糊性

目前税务筹划的概念尚没有权威统一的认识，尤其是避税究竟是不是税务筹划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由此造成社会各界对税务筹划在具体实践中的态度也大不相同。政府虽然对于税务筹划的态度有所改观，并开设了相关税务筹划网站，但并未从根本上界定税务筹划的基本内涵与范围。因此，税务机关在进行企业税务筹划认定的时候没有统一的依据标准，也就是说，其认定只是税务人员的一种随意性较大的主观认定。这对于企业开展税务筹划活动的合法与否起不到很好的约束作用，也不利于税务筹划的科学实施与发展。

3、税务筹划人员的低素质约束

目前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从业人员，无论是企业内部的财税人员，还是税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大多为专门的财务人员，其知识面普遍较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高层次税务筹划人才的缺乏导致企业税务筹划的层次低，很多企业只是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套用一些税收优惠政策或运用一些简单的税务筹划方法，针对企业某一个具体问题提出的筹划方案，而不能从战略高度对企业整个经营管理活动就税收问题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筹划。真正成功的税务筹划应该是从经营战略的高度上考虑企业长期利益的。因此，政府或企业应从根本上界定税务筹划的行为资格，要求税务筹划人员具备相应的税务筹划、法律、财务管理等相关知识，从人员素质方面约束税务筹划的科学性和合法性。

二、影响税务筹划发展的因素分析

税务筹划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既有宏观层面的原因，也有微观层面的原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科学分析税务筹划的影响因素，将有助于企业有效组织和实施税务筹划活动。

(一)税收制度因素

税收制度是规范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税收征纳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体现国家政策导向的宏观调控手段，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状况使得税收制度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税收法律规范也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由于国家在制定税收制度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制定一些为引导经济的良性运行而设置的税收差异政策，如不同行业、地区的减免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高低差异等内容，这实际上为企业的经营行为提供了税务筹划的选择空间。同时，从国家宏观调控角度来说，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必然引起宏观政策导向的转移，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税收制度的变化上。因此，企业应密切关注税收制度的变化趋势，适时调整税务筹划方法体系，切实保障企业的经济利益。

(二)税务行政因素

税务行政执法的主体差异性为企业提供了可利用的税务筹划空间。税务筹划工作属于企业的一种主观理财行为，这种行为的科学合法性依赖于税务机关的认定。尽管税收法律制度中存在着很多的税务筹划可利用空间，包括自由裁量权和税收执法的客观偏差等，但由于税收征管人员业务素质的参差不齐使得企业在进行筹划时总是谨小慎微，唯恐一不小心被判为“违法”操作。这就限制了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除了税务机关提高税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外，企业也应了解税务部门对税务筹划的态度，争取获得其税务筹划方案的认可。

(三)纳税环境因素

公平的纳税环境不仅有利于公平市场竞争，而且有利于公民依法纳税意识的增强。纳税环境包括公民对依法纳税的认识、企业对税务机关执法公正性的认可、企业对不同税收政策差异的可接受程度等。纳税意识作为一种观念，不仅直接影响着纳税人正确履行纳税义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而且成为纳税人是否具备税务筹划意识的制约因素。重视税务筹划与纳税意识的增强具有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增强公民依法纳税意识的基础上，在良好的纳税氛围下，企业开展税务筹划工作将会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企业处于明显不公平的纳税环境，税务机关存在执法上的主观偏差，周围企业偷逃税行为盛行，那么它肯定不会采取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可见，纳税环境的优劣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税务筹划选择，因此政府应注重公平纳税环境的建设，为税务筹划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氛围。

(四)税收知识因素

税务筹划作为企业的一项高层次的涉税理财活动，客观上需要筹划者熟悉并掌握国家现行税收法律制度的相关内容。这是在存在税务筹划空间前提下的主观决定因素，只有当筹划者具备相当的税收知识，才有可能发现存在的税务筹划空间并保证筹划方案的有效付诸实施。客观上说，筹划者所熟悉和掌握的税收知识越多，理解程度越深，其可能发现的税务筹划空间就越大，设计实施的税务筹划方案就越有可能成功。因此，对于企业税务筹划人员来说，加强自身学习修养，熟悉掌握相关税收法律规定，努力提高自身业务素质，是保证企业税务筹划方案科学设计和顺利实施的必要前提。 (五)财务因素

.可以说，企业财务管理水平决定着企业能够开展税务筹划及税务筹划操作水平。税务筹划作为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组成部分，必然要受到财务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税务筹划中财务处理技术方法的运用上，包括合理安排收人确认的时间、选择合理的成本计价方法、筹划方案评估的成本收益分析等，而这些技术都是靠企业的财务处理水平成就的。这就要求税务筹划企业建立健全会计制度，不断提高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素质，特别是企业内部税务筹划人员的综合业务素质，从而从技术上为税务筹划的科学实施提供保障。

(六)税务筹划期待因素

在具备开展税务筹划可行性的外在条件基础上，企业的主观意愿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税务筹划期待因素是一个主观性的因素，也就是说企业本身有这样一种愿望、意识，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借助科学税务筹划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如果企业本身没有这种意愿，不管外界环境是如何有利，税务筹划都是无从谈起的。文章将企业税收负担的认识、企业对税务筹划的正确理解、企业对税务筹划风险的态度和企业的诚信纳税意识等内容归为税务筹划期待因素。其中，认为企业税收负担重、能够科学认识税务筹划及其风险的诚信纳税企业，税务筹划期待高，企业税务筹划的积极主动性就强;反之则税务期待低，主动性弱。

三、建立健全税务筹划发展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税收作为企业的一项刚性现金流出，理性纳税人必然在整个经营过程中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减轻税收负担以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实际上，违法的偷逃税行为一旦被税务机关查处，纳税人将承担更大的纳税成本支出。因此。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之间的征纳博弈永不停息。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税务筹划是纳税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其最基本的要求是合法性。因此，为了保证我国税务筹划的健康发展和保护纳税人权益，我们需要寻求并建立一种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纳税人积极理性的开展税务筹划，引导纳税人自觉地按照税收法律规定科学纳税，从而形成良好的依法治税氛围。

(一)激励机制

1、科学宣传税务筹划，加强税务筹划工作的指导与监督

鉴于企业对税务筹划认识的片面性，政府部门应采用各种方式向企业宣传税务筹划相关知识，帮助企业消除对税务筹划的不正确认识，从政策层面帮助企业树立正确的税务筹划意识。另一方面，政府税务部门应加强对企业税务筹划工作的指导和必要的监督，建立和完善对企业和中介机构税务筹划业务的监管制度，进一步规范税务筹划业务的开展。当然，政府科学宣传税务筹划的前提条件是政府认可企业开展税务筹划行为的科学性，因此政府部门特别是税务机关必须对税务筹划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2、建立健全相关税收法规，加快税务筹划的法制化进程

纵观世界各国，重视税务筹划的国家都有一个相对完善稳定的税收制度。尽管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得到了不断的改进和完善，但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税收制度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税务筹划工作的开展。因此，国家除了明确制定有关税务筹划的法规外，重点仍应加强税收立法，尽可能提高税收立法级次，修改税法中不公平、不完善、语言表述不清的内容，使现行税法有章可循。同时，针对税收法律的复杂性，加快税收基本法的制定和颁布，加强税收立法的前瞻性，保障税收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的稳定性，引导税务筹划的健康发展。

3、加快税制改革步伐，逐步消除税收制度“不公平”

税收制度中的不公平违背了市场经济下的公平竞争原则，影响到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利于不同纳税主体的长远发展。因此，应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逐步消除税收制度中的不公平现象，有效遏制企业偷逃税等的违法行为，促进企业在正确纳税的基础上利用税务筹划技术方法实施科学纳税。目前国家“两税合一”、“增值税转型”等新一轮的税制改革，将进一步体现税收的公正与公平，从而也有利于我国税务筹划事业的理性健康发展。

4、开展税务筹划专项课题研究，促进税务筹划向纵深方向发展

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税务筹划的实践活动就难以真正有所作为。严格意义上说，税务筹划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税务筹划的发展方向和速度。为了促进税务筹划向纵深方向发展，政府应设立专门的研究基金，激励学者们加强税务筹划的理论与实务探讨，切实从根本上促进税务筹划的科学发展。基于税务筹划实务性很强的特点，应加强企业税务筹划可操作方法的研究，为切实开展税务筹划提供方法上的指导。

(二)约束机制

1、加强税收立法，建立税务筹划法规体系

纳税人开展税务筹划必须符合国家的税收法律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税务筹划的行为范围。依法治税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因此，为促进税务筹划的科学发展，需要提高税务筹划的立法级次，建立相对完善的税务筹划法规体系。具体包括税务筹划的主体资格、税务筹划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税务筹划的法律责任等基本内容，从而做到有法可依，从法律角度科学界定税务筹划行为，限制企业的税务筹划行为偏离合法性轨道。

2、严格税收执法，加强税收征管与稽核

纳税人进行税务筹划需要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即依法治税环境。依法治税要求税收工作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全面贯彻税收法制原则，征税方依法征税，纳税方依法纳税。为此，税务机关应严格按照税法规定办事，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充分体现税法的严肃性与强制性。另一方面，还应加强税务干部队伍的廉政建设，更新税务筹划观念，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税务人员业务素质越高，执法力度越大，廉政意识越好，纳税人通过非法手段增加收益的可能性就越小，风险越大。依法治税方略的贯彻实施，为税务筹划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前提和保障，促使税务筹划走向规范化、法制化。

3、科学认定税务筹划行为

成功地实施企业税务筹划需要对税收法律、政策有全面深人的理解，而最终税务筹划行为合法与否取决于税务部门的认定。事实上，在对“税务筹划”的认定上征纳双方往往会出现分歧，企业认为是“节税”筹划，而税务机关则认定是避税甚至是偷逃税行为。因此，有必要从法律角度界定税务筹划的认定标准，统一税务筹划标准。同时，企业必须切实了解税务部门对税务筹划的态度和认识，了解正确筹划行为的判断标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企业开展税务筹划行为的科学合法性，避免因对税法的随意理解而使税务筹划偏离税法制定的初衷，确保税务筹划方案的实施效果。

税务筹划的主体范文第4篇

关键词:纳税理性;偷逃税;税务筹划

“理性经济人”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企业作为市场经营的利益主体,其目标是追求企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企业自然希望能少纳税甚至不纳税,总是想方设法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在法制不完善的税收环境下,这种动机往往演变为违法的偷逃税行为。随着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和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偷逃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纳税人开始转向运用科学的税务筹划手段合法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企业纳税人追求的是税后利润的最大化,而税务机关则尽可能保证国家税款的应收尽收和及时征缴入库。因此,企业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税收征纳的博弈客观存在,只是在不同税收环境下两者之间的策略选择存在一定的差别。

一、企业偷逃税与税务机关的博弈分析

假定企业纳税人欲通过偷逃税手段减轻税负,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偷逃税行为的影响,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业,局中人(2)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偷逃税或不偷逃税也不筹划,税务机关为税务查获或未查获。这里仍作如下假设:偷逃税款额为T,被税务机关查获的概率为P,查获后应补缴税款为T,加收滞纳金并处罚金为C32,查获后用于寻租以减轻处罚的支出为F,因此影响预期收益的因素有T、P、C32、F(为研究上的方便,这里不考虑企业开展偷逃税行为的额外成本支出,如设置两套账成本、心理成本等)。根据假设条件分析得出企业纳税人的得益矩阵,如图1所示[1]:

从可以分析得出,纳税人的预期收益为:

U=T×(1-P)+(-C32)×P

=T(1-P)-C32×P=T(1-P)-λT×P

=T[1-(1+λ)P]

其中税收处罚率λ=C32/T,当T[1-(1+λ)P]>0,即(1+λ)P<1的情况下,纳税人将获取偷逃税收益U>0,此时企业就有了偷逃税的经济激励;但企业并不一定选择偷逃税行为,其具体行为的选择取决于纳税人的依法纳税意识和税法遵从度[1]。

当T[1-(1+λ)P]<0,即(1+λ)P>1的情况下,纳税人偷逃税收益U<0,此时企业偷逃税行为是不经济的,但企业不一定选择不偷逃税。这里需要考虑一个特殊因素——税务寻租,当不存在税务寻租途径时,由于偷逃税的预期收益小于零,企业不会选择完全不经济的偷逃税行为;当存在税务寻租途径,企业的具体行为选择取决于寻租支出F和逃税支出T+C32之间的关系。若F>T+C32,则企业纳税人不会选择偷逃税行为,若F具体来说,在税收处罚率λ既定的情况下,当查获概率P<1/(1+λ)时,企业的理性纳税行为是偷逃税行为;当查获概率P>1/(1+λ)时,企业的理性纳税行为是纳税遵从,但在存在税务寻租的特殊情况下企业的纳税遵从也有可能转化为偷逃税行为。在企业偷逃税行为被查获的概率P既定的情况下,当税收处罚率λ<(1-P)/P时,企业倾向于偷逃税的理性纳税行为;当税收处罚率λ>(1-P)/P时,企业倾向于依法纳税。因此,为有效遏制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税务部门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大税收稽查力度,二是加大税收处罚力度,提高违法行为的查获概率和税收处罚率,从而促使纳税人依法纳税。

二、企业税务筹划与税务机关的博弈分析

严格意义上讲,税务筹划是符合国家立法意图的一种合法行为,但这种“合法性”客观上还需要税务行政执法部门的“确认”,而在这一确认过程中客观存在着税务行政执法的偏差,使得企业税务筹划的成功与否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和税务机关来说,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企业无法准确预测税务机关对企业税务筹划行为的认定态度,税务机关也不可能完全掌握企业所有真实的纳税信息[2]。因此,企业纳税主体与税务机关成为非完全信息博弈下的双方主体。

假定企业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则企业优先选择开展税务筹划,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税务筹划的影响,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3]。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业,局中人(2)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筹划或不筹划,税务机关为税务稽查或不稽查。这里仍作如下假设: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直接成本为C1,机会成本为C2,税务筹划被税务机关认定为违法行为的风险成本即加收滞纳金和税收处罚的金额为C32;企业税务筹划的节税利益为T;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稽查的稽查成本为C。

当企业选择了开展税务筹划,税务机关具有进行税务稽查或不进行税务稽查这两个选择。当税务机关不进行税务稽查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T-C1-C2;当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稽查时,如果认为企业的税务筹划是合法的,此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T-C1-C2;如果认为企业的税务筹划是违法的,此时企业的收益函数为U=-C1-C2-C32[4]。

由于受税收征管力量和水平的影响,税务机关客观上并不对每个企业开展税务稽查。假设企业估计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概率为P1,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概率为1-P1;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情况下,对企业税务筹划“合法性”的认定概率为P2,对企业税务筹划“非合法性”的认定概率为1-P2,则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

U=(T-C1-C2)×(1-P1)+(T-C1-C2)×P1×P2+(-C1-C2-C32)×P1×(1-P2),企业不开展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0。

(一)税务机关的策略选择

尽管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目的在于严格税收征管,监督企业依法纳税,现实中并不一定遵循成本收益原则,但为了研究上的方便,这里假定税务机关也是理性经济人,在选择税务稽查时遵循成本收益原则。当企业开展税务筹划时,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C×P2+(T+C32-C)×(1-P2);税务机关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0。当企业不开展税务筹划时,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C;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U=0。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企业开展税务筹划时,只有当税务机关的期望收益U=-C×P2+(T+C32-C)×(1-P2)>0,即P2<(T+C32-C)/(T+C32)时,税务机关应选择税务稽查策略;当企业不开展税务筹划时,税务机关应采取不稽查策略。

(二)企业税务筹划的一般策略选择

当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时,若企业估计税务机关对企业的税务筹划认定为合法时,企业将选择筹划策略以取得税收收益,此时企业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T-C1-C2,且U>0;若企业估计被认定为违法行为时,企业将选择不筹划策略,此时企业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U=-C1-C2-C32<0。即当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情况下,企业的收益函数:

P2>(C1+C2+C32)/(T+C32),

此时企业应选择开展税务筹划策略;当税务机关不开展税务稽查时,因为T-C1-C2>0,企业应选择税务筹划策略。只有当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

P1×(1-P2)<(T-C1-C2)/(T+C32),

此时企业选择税务筹划策略。

结合前面对税务机关与企业税务筹划的策略选择分析,只有当(C1+C2+C32)/(T+C32)

三、企业特殊策略选择的经济博弈分析

这里的特殊策略选择是指企业纳税人在一定的外部环境下,为减轻税收负担所选择的合法筹划或非法筹划,即选择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还是违法的偷逃税行为[5]。假定在相对稳定的税收环境下,企业欲通过一定手段减轻自身税负,模型中只考虑税务机关行为对企业行为选择的影响,此时的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业,局中人(2)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偷逃税或税务筹划,税务机关为税务稽查或不稽查。

这里仍作如下假设:节税额为T,税务机关的稽查概率为P3,并假定企业的偷逃税行为一旦稽查即被查出,而企业的税务筹划行为被认定为合法;偷逃税被查获后应补缴税款为T,加收滞纳金并处罚金为C32,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直接成本为C1,机会成本为C2。因此影响偷逃税行为预期收益的因素有T、P3、C32,影响税务筹划行为预期收益的因素有T、C1、C2(这里不考虑企业开展偷逃税行为的额外成本支出,也不考虑现实中可能存在的税务寻租成本)。为研究上的方便,现引入三个相对率指标反映这些不同的影响因素:一是税收处罚率λ,即λ=C32/T;二是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δ,即δ=(C1+C2)/T,三是税务稽查概率P3。可以分析得出纳税人偷逃税的预期收益为:

U1=T×(1-P3)+(-C32)×P1

=T(1-P3)-C32×P3

纳税人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为:

若U2=(T-C1-C2)×(1-P3)+(T-C1-C2)×P3=(T-C1-C2);

则U1-U2=(C1+C2)-(T+C32)×P3。

当U1=U2,即:

(C1+C2)-(T+C32)×P3=0时,企业采取偷逃税行为与开展税务筹划行为取得的预期收益是一致的。对该式进行调整分析,两边均除以T,则得出δ-(1+λ)P3=0。在λ和P3既定的条件下,当U1-U2>0,即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δ>(1+λ)P3时,企业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偷逃税行为;当U1-U2<0,即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δ<(1+λ)P3时,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大于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开展税务筹划。因此,企业应尽可能降低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以提高税务筹划行为的经济效益。

在δ和P3既定的条件下,当U1-U2>0,即税收处罚率λ<(δ-P3)/P3时,企业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偷逃税行为;当U1-U2<0,即税收处罚率λ>(δ-P3)/P3时,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大于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开展税务筹划。因此,税务机关应加大税收处罚力度,遏制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促进企业开展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

在δ和λ既定的条件下,当U1-U2>0,即税务稽查概率P3<δ/(1+λ)时,企业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大于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偷逃税行为;当U1-U2<0,即税务稽查概率P3>δ/(1+λ)时,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预期收益大于偷逃税行为的预期收益,此时企业的最佳策略选择是开展税务筹划。因此,税务机关应加大税务稽查力度,引导企业减轻税收负担的方式由违法的偷逃税行为转向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

四、结语

经济激励是影响企业理性纳税行为的根本诱因。偷逃税作为一种违法行为,其可能的预期收益客观上受税务机关查获概率、税收处罚力度等因素的影响。企业税务筹划作为一项合法的理财行为,其预期收益客观上受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税务机关对税务筹划的合法性认定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为了有效遏制或减少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引导和促进企业开展合法的税务筹划行为,税务机关应加大税务稽查力度,加大对偷逃税等违法行为的税收处罚力度,减少纳税人偷逃税的收益预期,有效降低纳税人偷逃税行为的内在经济激励。同时,加强税务机关人员的职业道德与业务素质教育,从根本上堵住纳税人税务寻租的源头,科学认定纳税人的税务筹划行为,从而切实体现税收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对于企业纳税人来说,应在依法纳税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税务筹划手段减轻自身税收负担,尽可能减少税务筹划成本支出,降低税务筹划节税成本率,以取得较好的税务筹划效果。在此基础上,纳税人依法开展税务筹划、依法纳税,税务机关依法征税,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实现“税企双赢”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1]张斌.博弈论在税收筹划中的运用[J].商业经济,2004(12):56-58.

[2]张晓美.企业税收筹划研究——基于风险控制、效应的探讨[D].重庆: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3]王晓芳,肖琳玲.税收筹划博弈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7(2):56-57.

税务筹划的主体范文第5篇

关键词：博弈论；税收筹划；不对称信息；寻租

一、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税收筹划博弈

市场经济是一种平等经济，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拥有平等的市场地位，其体现的经济关系主要是等价交换关系和平等竞争关系。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以及市场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与残酷性，必须谨慎地进行经济决策，在提高自身产品或服务质量的同时，降低经济成本，以期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使企业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

假设市场上只存在具有同等条件的A、B两个企业，且它们共同面临着是否进行税收筹划的选择。此时，博弈的信息是完全的，A、B两企业构成完全信息情况下的两个博弈主体。假设两企业不进行税收筹划的净收益为R，净收益=收入-成本-应纳税额，税收筹划的成本为C1，节税额为T，显然T>C1。如果两企业都不进行税收筹划，则其净收益为R；如果两企业都进行税收筹划，则其净收益为R+T-C1；如果一个筹划一个不筹划，则筹划企业不仅净收益为R+T-C1，还会抢占未筹划企业的部分市场份额S，因为筹划企业可将税收筹划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市场再投资，或以降价等方式占领更多市场份额，因此，筹划企业的净收益为R+T-C1+S，未筹划企业的净收益为R-S。将双方当事人的具体收益列表如下：

从上述模型我们知道，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净收益大于企业不开展税收筹划的净收益，这个博弈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即（筹划，筹划）。所谓纯策略纳什均衡，是指在一个纯策略组合中，如果给定其他的策略不变，任何参与人都没有积极性改变自己的策略。同时，纳什均衡有个非常重要的性质：一致预测性。所谓一致预测性，是指如果所有博弈方都预测一个特定的博弈结果会出现，那么所有的博弈方都不会利用该预测或者这种预测能力选择与预测结果不一致的策略，即没有哪个博弈方有偏离这个预测结果的愿望，因此这个预测结果最终真会成为博弈的结果。由此可见，只要企业具备开展税收筹划的客观条件，理性的企业就会选择进行税收筹划活动，在降低企业本身税收负担的同时增加市场竞争力。

二、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的税收筹划博弈

1、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分析

由前文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税收筹划博弈，我们知道，只要企业具备开展税收筹划的条件，理性的企业就应选择进行税收筹划活动，但在现实生活中，企业开展税收筹划不仅需要考虑自身状况，还要考虑企业所处的税收环境对企业税收筹划活动的影响。在税收征纳的过程中，企业会通过各种手段，甚至是打着税收筹划名义的偷逃税方式来减轻税收负担，而税务机关则通过稽查和处罚等方式，使国家的税收得到最大限度的征收，以保证国家的税收收入。由于企业与税务机关追求的最大利益相互违背，因此两者形成税收征纳双方的非合作博弈关系。博弈模型如下：

企业为实现税收负担最小化的纯策略是合法的税收筹划和偷逃税，税务机关的纯策略是检查与不检查。在此，我们假设企业的两种策略都能使企业获得的节税额为T，企业税收筹划的成本为C1，企业偷逃税被查处的罚款倍数为a，a∈[0.5，5]，税务机关检查成本为C2。则企业与税务机关的得益矩阵如下：

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T>C1，aT>C2。从以上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当税务机关检查时，企业的最优策略是进行合法的税收筹划；当税务机关不检查时，企业偷逃税能获得更多收益；当企业选择合法税收筹划时，税务机关的最优选择是不检查；当企业偷逃税时，税务机关检查能获得更多的收益。由此可见，在这一博弈中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但企业与税务机关的两个纯策略都有正的概率来形成均衡时的混合策略，这就构成了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假设企业偷逃税的概率为P，税务机关检查的概率为Q。

企业偷逃税（P=1）和合法税收筹划（P=0）的期望收益为：

EP(1,Q)=(-aT)*Q+T*(1-Q)=T-(1+aT)*Q

EP(0,Q)=(T-C1)*Q+(T-C1)*(1-Q)=T-C1

由收益等值法，令EP(1,Q)=EP(0,Q)，得税务机关检查的边际概率Q*=C1/(T+aT)。这表明，如果税务机关检查的概率Q

税务机关检查（Q=1）和不检查（Q=0）的期望收益为：

EQ(P,1)=(aT-C2)*P+(-T-C2)*(1-P)= -C2+(T+aT)P

EQ(P,0)=(-T)*P+(-T)*(1-P)= -T

由收益等值法，令EQ(P,1)= EQ(P,0)，得企业偷逃税的边际概率P*=C2/(T+aT)。这表明，如果企业偷逃税的概率P

通过以上博弈模型，我们知道此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是P=C2/(T+aT)，Q=C1/(T+aT)。即企业以C2/(T+aT)的概率偷逃税，税务机关以C1/(T+aT)的概率进行检查。这个均衡结果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现实经济中的多个企业里，会有C2/(T+aT)比例的企业选择偷逃税的方式减轻税负，会有1-C2/(T+aT)比例的企业选择合法的税收筹划方式。税务机关面对众多企业的集合，无从知晓企业采取的减轻税收负担的方法是合法的税收筹划还是非法的偷逃税，更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分布情况，为了最大化税务机关的监控目标，尽量减少检查成本，税务机关只会选择对一定比例的企业进行检查，这个比例就是C1/(T+aT)，即税务机关会随机检查C1/(T+aT)比例的企业的纳税情况。

2、不对称信息分析

对于企业与税务机关来说，两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主要表现为：首先，税务机关作为税收法律法规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它比企业更了解税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目前我国的税制尚不完善，税收征纳的相关法规经常变动，使得对同一纳税事宜，征纳双方的理解有所偏差。例如，我国的增值税负偏高，营业税按行业实行差别比例税率征收，在企业经营多元化发展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增值税与营业税交叉征收或者税收征管真空的情况，但税法的解释权在税务机关，结果毋庸置疑是以税务机关对企业税收筹划行为的认定而告终。因此，企业无法准确预测税务机关对企业税收筹划行为的认定态度。其次，税收机关无法完全掌握企业的纳税信息。由于税务机关人力资源有限，以及我国税务信息网络尚未建成，使得企业比税务机关更了解自己的应纳税情况，具有更多的信息优势，而我国目前实行的纳税制度是先由企业自行申报、代扣代缴，再由税务机关检查，这就容易出现“机会主义者”，不进行纳税申报，从而造成国家的税收流失。综上所述，我们得知，由于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不对称信息的存在，使得企业与税务机关构成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两个博弈主体。海萨尼（Harsanyi）在1967年到1968年间提出一种处理不完全信息博弈的方法，就是引入虚拟参与人――“自然”，用自然的选择来描述博弈过程中的随机因素，从而将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转化为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进行分析。

此动态博弈为上文静态博弈模型的扩展，且假设企业的税收筹划行为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合法的概率为R，我们得到博弈树如下：

①假定企业进行合法税收筹划

从严格意义上讲，税收筹划应是符合立法者意图的一种合法行为，但这种“合法性”需要通过税务机关认可，而在这一认可过程中存在着税务机关行政执法的偏差，也就是说，即使企业进行的是合法筹划行为，也有可能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偷税或恶意避税等非法行为加以处罚，罚金为aT。

从上述博弈树模型我们得到，在税务机关检查的情况下，企业的期望收益

E1=(T-C1)R+(-aT-C1)(1-R)= -aT-C1+(T+aT)R

当E1≥0，即R≥(aT+C1)/(T+aT)时，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收益大于企业不开展税收筹划的收益；当E1

在税务机关不检查的情况下，企业的期望收益

E2= T-C1

此时，企业当然选择进行税收筹划。

结合税务机关检查概率与税务机关对企业税收筹划的“合法性”认定概率，即在企业不确定税务机关是否检查时，企业的期望收益

E3=[(T-C1)R+(-aT-C1)(1-R)]Q+(T-C1)(1-Q)= (-T-aT)(1-R)Q+T-C1

企业要想开展税收筹划活动，就必须使E3≥0，此时Q(1-R)≤(T-C1)/(T+aT)。这说明，在税务机关检查的情况下，且企业的筹划行为被认定为非法的概率小于(T-C1)/(T+aT)时，企业的才有进行税收筹划的经济动机。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结论，只有当税务机关认定企业税收筹划行为合法的概率R≥(aT+C1)/(T+aT)，且税务机关检查概率与认定概率Q(1-R)≤(T-C1)/(T+aT)时，企业才可理性选择开展税收筹划。

②假定企业进行偷逃税

假定企业是运用偷逃税的方式降低税负，在企业与税务机关没有寻租关系的前提下，只要税务机关检查，企业就会被认定为偷逃税，需缴纳罚aT。通过博弈树可得出企业偷逃税的期望收益：

E4=(-aT)Q+T(1-Q)=T-(T+aT)Q

当E4≥0，即税务机关检查概率Q≤T/(T+aT)时，企业偷逃税的期望收益为正，这时，企业有了偷逃税的经济动机。但是，企业此时不一定会选择偷逃税，这还取决于企业对税收法律的遵从程度及其价值观；当E4T/(T+aT)时，企业偷逃税的期望收益为负，表明企业此时的偷逃税行为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因此，理性的企业不应选择偷逃税。但是，现实也不一定如此，如果企业与税务机关存在寻租关系，那么企业是否偷逃税还取决于企业的寻租成本CX与偷逃税被查获的处罚支出aT之间的关系。若CX≥aT，则企业当然不会偷逃税，因为即使寻租，偷逃税行为也是不经济的；若CX

三、结论

通过以上博弈，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税收筹划是企业减轻税负的最优决策。对于市场中的企业A与企业B，无论对方如何选择，他们的最优博弈决策都是进行税收筹划，这样不仅可以使企业本身的净收益为R+T- C1，更有可能在对方不选择税收筹划时赚取更多营利，从而降低成本、扩大品牌宣传、占领更多市场份额S。因此，企业开展税收筹划可在降低其税收负担的基础上切实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这个博弈的纯策略纳什均衡结果（筹划，筹划）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税收筹划的理论与实践在引入我国的短短几十年间就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且发展得日趋完善与成熟。

2、降低税务机关的检查成本能促进企业税收筹划的发展。由P*=C2/(T+aT)可知，企业偷逃税的概率P与税务机关的检查成本C2成正比，即：税务机关的检查成本越高，企业偷逃税的比例越高；反之，则企业偷逃税的比例越低。这说明，随着税务机关的检查成本降低，有可能使得企业偷逃税的概率超过税务机关可接受的概率，因此，税务机关会倾向于检查，而企业为避免被查出偷逃税而支付的罚款，反而更倾向于选择税收筹划。由此可见，通过增加检查成本进行大规模的税务检查并不可取，这样反而会促使企业偷逃税行为的发生，税务机关可适当选取较大或较典型的企业进行税务抽查，积极降低检查成本，以有效抑制企业的偷逃税行为，促进企业税收筹划的发展。

3、税收筹划的成本过高，会抑制企业税收筹划的发展。由Q*= C1/(T+aT)可知，税务机关检查概率Q与企业税收筹划成本C1成正比，即：企业税收筹划成本越高，税务机关检查的概率越高；反之，则税务机关检查的概率越低。随着企业税收筹划成本的增加，税务机关的检查概率会增高，同时，加大了税务机关的检查成本C2，而C2与企业偷逃税的概率P成正比，因此会促进企业的偷逃税而抑制企业税收筹划的发展。由此可见，企业进行税收筹划，不仅需要搜集企业自身的信息，还要搜集外部环境特别是政府关于税收筹划的政策法规信息，使企业能理性、科学地预测外部环境的变动趋势，以免因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企业的筹划成本过高，从而抑制企业税收筹划的发展。

4、加大税务检查的处罚力度、加强监管、提高税务稽查人员的自身素质，能促进企业税收筹划的发展。由P*=C2/(T+aT)及Q*= C1/(T+aT)可知，企业偷逃税的概率P和税务机关检查概率Q均与企业偷逃税被查处的罚款倍数a成反比。又由结论2和结论3可知，罚款倍数a越高，企业偷逃税概率P与税务机关检查概率Q越低，越能促进企业税收筹划的发展。目前，我国的税收体系尚不完善，健全的税收征管监督机制还没有建立，加上税务稽查人员自身素质不高，使得企业能通过拉关系、贿赂税务稽查人员等方式，与税务机关形成寻租关系，这样不仅导致了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更是促进了企业的偷逃税行为，从长远上抑制了企业的税收筹划。因此，加强对税务机关的监督机制，提高税务稽查人员的素质对促进我国企业税收筹划的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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