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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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夏播大豆；化学除草；苗期；芽前

明光市夏播大豆常年播种面积6666.7hm2左右，丘陵山区和平原地区都有种植。因夏播大豆常遇连绵阴雨，人工除草难度大、耗工耗时、劳动强度高、除草不彻底，效果差，一般田块因草害减产10%~20%，部分田块甚至绝收改种。笔者在夏播大豆田推广化学除草技术，取得省工、省时、减轻劳动强度，降低成本的良好效果。现介绍如下。

1苗期除草

1.1禾本科杂草田块

用药的关键时期要掌握在大豆2~4片复叶、禾本科杂草三至五叶期，要在杂草生长旺盛，有利于药效发挥的条件下及时施药，在杂草二叶一心断奶期施药更好。施药过早杂草尚未出齐，达不到应有的除草效果；施药过晚，杂草过大，增强了抗药能力，在常用剂量的情况下达不到理想的除草效果。施用药剂应以防除禾本科杂草为主，不需要考虑药剂的混配问题，单一药剂就能达到理想的除草效果。药剂种类有：①12.5%盖草能乳油；600~1200mL/hm2，在雨水充足、田间湿度大时用下限；在干旱情况下用上限，对水375~450kg/hm2喷雾。②35%稳杀得乳油为750~1500mL/hm2，15%精稳杀得乳油为750~1050mL/hm2，使用方法同盖草能。③10%禾草克乳油900~1500mL/hm2,使用方法同盖草能。

1.2单子叶和双子叶（阔叶）杂草混生田块

这样的田块要想达到理想的除草效果，除草剂不能单一使用，要两者兼顾，既能防除单子叶杂草又能防除双子叶杂草。目前所使用的除草剂中，两种都能兼顾的品种还比较少，因此就要考虑到除草剂的混配问题。混配并不是简单的凑合。要选择对田间杂草种类防除效果最佳的药剂相配合，配合后不因混配而降低防效才能达到好的除草效果。因大豆也是双子叶植物，它和双子叶杂草往往有很多相似之处，要考虑到除草剂对大豆的选择性程度来决定，以免大豆受药害。根据多年来的经验，大豆田防除单子叶和双子叶杂草的除草剂有：①单一使用，分期进行。用25%虎威水剂1050~1950mL/hm2于大豆第1复叶期对水450kg/hm2喷雾，防除阔叶杂草；在禾本科杂草基本出齐时，可使用稳杀得、禾草克、盖草能等的任意1种750mL/hm2对水450kg/hm2喷雾,防除禾本科杂草。②混用。把2种除草剂混合一次性喷雾。据试验，以25%虎威750mL/hm2与15%精稳杀得750mL/hm2混用，在田间杂草三至五叶期进行喷雾，除草效果非常好，无论是禾草科杂草还是阔叶杂草，防效均在96%以上。

2芽前除草

芽前除草，即大豆播种后出苗前进行土壤处理，控制杂草出土。土壤处理的技术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精细整地

苗前进行化除，对整地的要求极为严格。整地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除草剂的药效发挥。土细墒平的田块，不仅有利于一播全苗，而且易喷施除草剂，在常规的剂量下就能达到一定的除草效果；如果耕作粗放，墒面高低不平，土块较大，这样就增加了土地的表面积，在常规的剂量下就降低了除草剂的浓度，影响除草效果。同时，土块较大，除草剂很难全面接触土块，加之经过雨水淋润后土块破碎，土中的杂草种子仍会生长。

2.2严把土地水分关

苗前土地处理时，土表的水分含量是除草剂药效发挥的关键。如果土地处于干旱的情况下，除草剂的化合物则被牢固地吸附在土粒表面与土壤胶体形成结合态，很难发挥其除草作用。因此，要想达到较好的除草效果，就必须加大用水量。如果表土含水量适中，除草剂的有效分子在土粒的吸附与解吸附之间，很容易被杂草的根、芽鞘吸收，且不会因水多而流失，只要杂草生根、发芽，就会接触和吸收到除草剂而中毒死亡。同时，适宜的土壤水分条件，有利于杂草的萌发和生长，新陈代谢的活动逐步加快，更有利于杂草对除草剂的吸收。因此，在苗前进行土壤处理，施药后必须要考虑土地含水量的多少，在一般情况下，表土壤含水量应保持在35%~40%为宜。

化学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医学院校；感恩教育；文化传播；渠道

一、医学院校开展感恩教育的必要性

医家自古重德，医德是调整医务人员与病人、医务人员之间以及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是一般社会道德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特殊表现。医德的根本，源于医者对社会的感恩之心，由感恩转化为以自身医术回馈患者、社会的行动。近些年，由于对市场经济的错误认识，一些医务工作者的不当行为严重伤害了患者利益、丑化了白衣天使的形象，致使医患关系紧张。这些不正之风折射出当代医务工作者的感恩之心已经淡漠。更严重的是，这种风气对尚处于象牙塔中的医学生也有不良影响，导致部分医学生学习目的异化，甚至形成了“学医成本高，学成大把捞”的心态。对于未来将要承担救死扶伤神圣使命的医学生而言，开展感恩教育刻不容缓。

二、医学院校感恩教育存在的问题

近年许多院校将感恩教育列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医学院校也不例外。但许多医学院校并未真正认清医学院校开展感恩教育的特殊性，感恩教育开展还存在各种问题。

首先是对感恩教育的内涵认识不清，导致感恩教育内容空洞。感恩，是对自然、社会和他人给自己的恩惠和帮助的由衷认可并真诚回报的一种认识、情感和行为。感恩教育所承载的内涵，应该是与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道德融为一体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些医学院校在开展感恩教育的时候人为地将之与社会生活割裂开来，使感恩教育成为了一座没有生活根基的空中楼阁，这导致感恩教育在推行的时候，架势十足却缺乏充实内容，流于形式而缺乏实效。

其次是对感恩教育的外延理解过窄，导致感恩教育缺乏特色和创新。感恩教育既然与传统道德融为一体，其内涵异常丰富，因而也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当前医学院校在开展感恩教育的过程中，几乎都重点着眼于“孝道”这一外延。医学生的专业特点决定了对他们的感恩教育不能仅限于家庭中的“孝”、而应扩大到社会中的“仁”，这一点却被许多医学院校忽略了。这导致医学院校感恩教育缺乏医学教育独有的特色，对当前医学生中存在的思想道德偏差也缺乏针对性，不能很好地引导他们深刻认识自身与社会的关系。

医学院校开展感恩教育，不能仅仅从学科的角度把感恩教育当做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一个篇章，还应当上升到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把它融入到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去，使之成为当代医学生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当代医学生身上固有的人文气质的一部分。只有解决了感恩教育从学科向文化的认识转变，才能够真正解决医学院校感恩教育存在的问题。

三、医学院校感恩教育的文化传播渠道

既然对医学生的感恩教育应当上升到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和执行，则医学院校在开展感恩教育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的文化传播渠道，使学生能全方位地沉浸于德能一体的医学教育与文化氛围中。与普通院校相比，医学院校感恩教育可以利用以下特有的文化传播渠道，来开展医学生感恩教育。

1.特殊的课堂传播渠道

除与其他院校一样在思想政治道德教育课程中专门开辟章节讲解感恩教育以外，医学院校可以充分利用医学教育的特殊课堂教育形式展开感恩文化的传播。医学院校的专业课程教学具有和其他院校不同的课堂环境，包括尸体解剖室、标本室、实训中心等。利用这些专业课程的课堂环境，开展关于生命、关于健康、关于仁爱的感恩教育，既符合医学生的对文化信息的注意焦点，又与他们即将担当的社会角色有密切联系，比被纯理论架空的感恩教育更易被医学生所接受。

2.特殊的课外传播渠道

（1）盘活医学场馆设施的感恩教育功能

医学院校往往配备有与医学相关的场馆设施，例如我校的生命科学馆就是一个极具医学专业特色场馆。安排新生参观生命科学馆是我校近几年新生入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将对生命的敬畏与感恩融入到此类参观中，让新生在入学之初建立起“感恩生命”的意识，不仅是新生入学的感恩第一课，也对之后在校接受其他形式的感恩教育打下了基础。盘活医学场馆设施的感恩教育功能，关键在于人文精神的引导，如果仅仅重视硬件建设而忽略了场馆布置中包含的医学人文价值，这些场馆设施便沦为了冷而硬的技术与标本展示。

（2）发挥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在感恩教育中的作用

近年来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受到各校高度重视，“三进三同”、“六个一”等实践活动，都涵盖了感恩与回馈的内涵。一些医学院校的社会实践活动没有注意将医学院校的特色与活动相结合，不但增加了学生的负担，也没有达成与医学院校培养目标相结合的教育意义。将感恩教育纳入到医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结合医学生的专业特长，才能保证活动落到实处、发挥意义。以“六个一”社会实践活动为例，我校思想政治教学部结合本校地处三峡库区腹心的区位特点和医学院校的专业特点，在社会调查方面，选择了《乡村医生人才队伍建设现状调查》等一系列与医学生专业相关的主题；在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方面则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选定街头义诊、义务理疗、义务护理等不同方式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这些活动既能使医学生在感恩社会的认识下回馈社会、施恩于人，又能促进他们专业技能的提升，不但富有教育意义也是他们所乐意参加的。

（3）重视环境育人对感恩教育的推动

培育包括感恩文化在内的医学人文精神，还需要有适宜的环境，在人文的氛围中深化感恩教育。从“独善其身”的寝室文化打造和校园绿植的维护保养、到“兼善天下”的环保行动，都可以是感恩自然的教育内容。传承千年的中医文化更是为医学院校的环境打造提供了许多素材，这些环境打造，以小品、绿化、景观、建筑为载体，可以对医学生感恩教育起到全方位浸润的功效。

（4）强化社会文化对感恩教育的支撑

以优秀文化为载体，提高医学生综合素质，是进行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中心，感恩教育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应当把握这一目标。因此，感恩教育应当以社会文化为支撑点，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引导学生识恩、知恩、感恩、报恩，最终能够自觉施恩，将仁心仁术付诸实践。医学院校不但为社会培养未来的医务工作者，本身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更是直接承担一线医务工作的重要阵地，立足学校和附属医院所在社区，扩大感恩教育的影响面，为学生开辟一片从校园到岗位处处可见感恩教育成果的社会环境，能够支撑并强化感恩教育的后续效果。

化学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二人台”这个称呼，在当代中国音乐学界已经是无人不知的了。“东有二人转，西有二人台”，都是泥土芬芳十分浓郁，民族风格十分鲜艳，透露着往昔底层老百姓心态情致的独特表演艺术品种。东边的，山东、河北百姓跑关东；西边的，山西百姓走西口，陕北百姓走北草地。在为生计拼搏的漫长岁月里，两边不约而同地创造了集歌舞、器乐、曲艺、戏曲与口头文学于一身的表演艺术品种。

可是，有谁能够把“二人台”置于历史与地理纵横交织的宏伟坐标中，确认它为三大文化板块地缘交融所形成的“西口路”经济文化生活的结晶，对它进行高视角的观照和细致入微的透视？有谁能够深入到当代二人台班社里，跟演员和演奏员们三番五次不辞辛劳重走西口路，亲身体验那表演小组和观赏群体在山沟僻壤间鱼水相依、互动相激的鲜活场景，那充溢生机的民俗文化氛围？有谁能够把乡间土屋墙上用红纸张贴的账单――把演出若干场的出资人姓名和款项尽行公示的红榜一幅幅拍摄下来，作为当代文化生态的活见证搜集保存起来，统计梳理出来，进行音乐社会学和音乐文化学的研究？除了杨红，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人。

杨红专著《社会变迁中的二人台研究》近日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是她200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的学位论文。这篇博士论文的方法论采纳法国文化人类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倡导的“参与客化法”（王铭铭译名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这方法的特点在于：不仅强调研究者对于所研究文化事象的亲身参与，而且要求把“局外”与“局内”沟通融合，充分“对象化”，达到高度客观性的认知。可贵的是，杨红不仅从理论上准确地把握了这一方法，而且身体力行，把这方法的精髓化作自己的科研实践，去采录，去询问，去统计，去梳理，去洞察。因此，她所广泛阅读的大量文献资料就从纸面上活跃起来了，成为“客观性认知”的历史支撑和地理铺垫，共同还文化事象以深度真实的本来面貌。

关于二人台在当代的生存际遇，有必要再度重视“路文化”这一概念。在近几百年间，二人台艺术是在“西口路”的经济文化独特生态中萌生、发展并成熟起来的，它的表演场景是“西口路”上一个个“点”的乡镇市集，给它注人经济与文化养分的是这些“点”上的底层老百姓。近几十年来，二人台的不少剧团开始登上大城市的国营剧场，不少人认为这就是标志着二人台艺术“登大雅之堂”的“辉煌”时期。杨红的田野调查展示了三类文化生态的对比：（1）国营编制的剧团剧场，(2)都市娱乐场所的火爆炒作，（3)民间班社在乡间的流动演出。我们能从对比中看出，保持着二人台固有生命力的，是第三类文化生态。那么，第三类文化生态何以能保持固有的生命力呢？是由于：它不脱离传统音乐文化的沃土，它满足广大农村老百姓的文化需求，它在密布于广大地域的许许多多“点”上吸纳又播洒民族文化资源。这三项文化优势，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路文化”。我们不妨大胆地断言，二人台在新世纪要保持自己的勃勃生机，必须牢牢握住那“路文化”的命根子。

“路文化”概念的建立，让我们能从“二人台”这一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的文化事象上升到概括化的文化定性，转而寻访各种“文化流”的生命力。

化学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植物学家不养植物么？钟扬笑着解释道：“这是对植物学家的误解，我平时不养植物，那是因为在工作时我已经最大程度地与植物亲密接触了！”钟扬与植物亲密接触的地方正是号称“世界屋脊”的。内地干部一般是两三年时间，而钟扬入藏工作已经十多个年头。

钟扬算得上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个传奇人物。他初中刚刚毕业就考上了中科大少年班，学了5年信息科学。“毕业时我被分配到了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在植物园待了15年，觉得还真找到了我喜欢的方向。但是我们当时的植物研究所只能在华中地区转悠，于是2000年我跑到了复旦，虽说只能当一名普通教授，但毕竟在高校搞研究，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那时候，钟扬原本已经当上研究所副所长，算是干到了“副局级”，但是到复旦大学，他只能当一名普通的教授。

在复旦大学干了没多久，钟扬被聘为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但是上海的生物多样性在全国排名最末，作为植物学家，拥有超过两千种特有植物的青藏高原深深吸引着钟扬。2001年，他自己联系上大学领导，表示愿意到藏大来进行高原生物信息学研究。就这样，钟扬放弃在复旦的副院长职务，开始在大学兼任教授，没有任何额外的待遇。

一段时间后，钟扬发现，在做科研，不能采取一般的学院式研究方法，仅靠夏季一个季节的工作是不可能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钟扬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开展长期性的、系统性的野外调查与室内试验相结合的研究。”

2003年，钟扬和大学琼次仁副教授合作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大花红景天的居群分布、化学成分变化及地理信息系统研究”获得成功。那时，整个大学都沸腾了，这是这所大学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扎西次仁是钟扬在复旦指导的一个藏族植物学博士生，在确定了“巨柏保护的遗传学研究”博士论文课题后，师徒俩用三年时间在藏东南地区沿雅鲁藏布江两岸调查巨柏的分布与生存状况，直至将现存的3万余棵巨柏登记在册，并对其野生种群――标记分析。钟扬说：“我时常教育自己的学生，最好的植物学研究一定不是坐在邯郸路的办公室里做出来的。”

如今，钟扬每年在大学工作至少150天。十多年来，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滚滚流淌的雅鲁藏布江边，到处都留下了钟扬忙碌的身影。不管多么危险，只要能对科研有帮助，他都会去。

化学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全书以此为线索，遴选出三位年龄相当、履历相近、乐风相映，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国际音乐舞台上各执牛耳、独具，但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独具特色的汉文化，尤其是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作曲家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跨时空、多维度的文化比较和深层的音乐创作思想研究。这三位作曲家分别是创造了“主要音技法”的德籍韩裔作曲家尹伊桑（Isang Yun，1917―1995）、自称为“蓝领”的旅欧日裔作曲家武满彻（Toru Takemitsu，1930―1996）和“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美籍华裔作曲家周文中（Chou Wen-chung，1923―）。这部中央音乐学院博士论文系列作曲理论编的首部作品已于2013年10月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该书作者宝玉是一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博士，师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亚洲爱乐国际乐团驻团作曲。

从结构上看，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对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渊源及文化互动进行鸟瞰；分析比较三位作曲家的文化观念和艺术理念；对三位作曲家因各自不同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产生的不同的音响观念进行综合阐释。最后，作者就具体作品分析过程中，在其作品中所能反映出的文化气息与创作手段的内在联系作进一步的理论及理念的总结概述，进而得出结论及其展望。

笔者认为，该书的“创新”与“独特”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创新之处――

“311定理”在音乐分析当中的创造性运用

作者根据俄国画家康定斯基的抽象派绘画理论――点・线・面――而提出的“311定理”（其公式为：3+1=1）进行“三点一线一面”的分析。即：个人、祖国、西方（三点）；音响观（一线）；作品风格（一面）。此举不同于一些常见的音乐作品分析理论范式（如“结构――功能理论”、“接受美学”、申克分析法等），“311定理”是作曲家产生作品的客观存在和人文背景，它不是一种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方法。于润洋先生曾提倡音乐理论研究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他说：“坚实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历史知识是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两块基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会对现实有一个真正清醒的认识和评价。”①而“311定理”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从作曲家相关的历史、文化、社会事实出发，勾勒出三位作曲家各自别具一格的肖像。然后，作者再具体到某一部作品，进行譬如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音响形态分析等技术层面上的分析，并重点论述了对作曲家“独门绝技”，比如对尹伊桑的“主要音”及“主要音响”的观察，还有对武满彻“音色音乐”与“点描配器”的整体观察。

独特的视角之一――

对文化与艺术关系的高度重视

1969年，英国著名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1928―1990）在其长文《人类经验中的音乐价值》中，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音乐评价思路。他认为，音乐的价值必须在其所存在的语境（context）中考察：“音乐应该作为社会或个体的产品来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可谓挖到了作曲家的根，因为它把作品分析放到与作曲家本身不可割裂的文化大背景当中。作者对中日韩历史文化溯本探源，以期对当下音乐创作领域内颇为复杂的民族性与西方现代性的主客体关系的再认识，以及对如何以西方现代作曲技术反映本区域或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精神，进而通过研究东亚三位作曲家的人文背景和音乐历程以及独有的美学构架，从而梳理出具有现实意义与应用意义的理论手段。

当我们面对一棵大树的时候，通常只留意上面的枝叶，而很少看到树之“根”，以及它所在环境中的土壤、周遭的空气，所以就不可能理解这棵“树”（作曲家）为什么长出来的是这样的“枝叶”（作品），而不是别的样子。比如，为什么尹伊桑的作品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那是因为他的作品一定是他从本民族文化中悟化的东西。该书认为我们在评价一个作曲家的作品时，不仅是要看其表象，还要追其本质，还要回头去追溯这个作曲家为什么是这样；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然”就是要回到他所身处的文化、他的生平、世界观，所有这些都可能决定“作品”这个结果。

另外，本书从实用性的角度去看待作曲技术，具有正本清源的价值，而不是按常规的做法，单纯地将其归纳成某一种技术公式。从技术本身来讲，理论家习惯把它归纳成一种公式，这样也许便于教学与传播，但试问这些大师中有多少是带着这样一种公式去创作的呢？也许他们只有一种开放的精神和躁动的心灵，从而导致他们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这种冲动促使他找到一种表现方式，而这种方式与其他公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武满彻的技术分析就很难归纳，什么“十二音”、“音集集合”都不是，就像画家对于油彩的驾驭都是由形象思维决定的，而不是说遵从了某种模式；又比如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第一组曲中的《晨曲》与北欧的冷空气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对艺术家的具体探讨一定要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剥离了文化，便成了无源之水。

独特的视角之二――

这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

与一些非作曲专业人士的“隔靴搔痒”的作品分析而言，本书不寻常之处在于它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书，显然这样更地道。要知道，日前在个别地方综合类院校作品分析领域里存在一种“一犬吠影，众犬吠声”的现象，其后果就是使作品分析脱离了音乐本质，成为一种“玄学”，甚至一部“科幻剧”。因为缺乏专业的工具，分析的层面只能停留在华丽辞藻的堆砌上，始终不能深入挖掘，读者自然看不出其中的门道。没有与之匹配的钥匙怎么打得开这把锁呢？作曲是一门学问，不懂技术如同没有钥匙，所以打不开“这把锁”。我们不能把毕加索的“胡来”不能等同于一个普通人的涂鸦。

音乐评价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认知能力、经验知识和评价标准的制约。②作曲家本身积累的丰富的听觉经验、良好的作曲技术，以及个人的音乐、非音乐知识为其在做音乐评价与分析的时候，提供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作者在书中对三位作曲家音乐风格做出了精准的概括：玉树临风――踔厉乱画――好好做自己，精炼地点出了他们的“形神”所在。

关于“玉树临风”的尹伊桑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③、《浸染则会东方文化观念中的“主要音技法”――简评尹伊桑的创作》、《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④等十几篇，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以“主要音”作曲体系为研究对象。

与其他两位相比，国内对武满彻的研究相对活跃一些，相关论文四十篇左右，文章主要集中在对作曲家早、中、晚期音乐创作的研究⑤，还有一些对其生平和传统文化元素对其作品影响的研究⑥；对某一部具体作品的研究⑦，以及对武满彻和声技法的研究⑧，对电影配乐的研究⑨等方面。

作为20世纪美籍法人作曲大师埃德加德・瓦雷兹的挚友，在其逝世后成为他音乐财产的管理人和权威解释者，美籍华人周文中为中国青年作曲家提供在美国事业发展的空间，并为中美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⑩关于“好好做自己”的周文中的研究论文也有十几篇，对作曲家音乐风格和作品的剖析的论文主要有：《周文中：其人其乐》{11}；《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12}；《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13}等。而近年来把东亚三国作曲家放在一起研究的，只有青年韩裔学者刘贞银（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方向的博士）{14}。

作曲家宝玉正是基于对上述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分别选取了尹伊桑的《穆瓦克舞蹈幻想曲》、武满彻的《幻影》和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三部作品，进行了音乐结构分析、音高结构分析和音响形态分析。这三部作品都是以西洋管弦乐为音响载体，虽然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乐队规模略有变化而且稍小一些，但三位作曲家都是以西洋管弦乐编制为主体来幻化东方之声。这是作者选取分析对象的共性。

独特的视角之三――

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独到见解

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欧洲民族乐派是欧洲音乐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为音乐的浪漫主义运动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气。20世纪初，西方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音乐曾对亚洲的传统音乐发生强烈影响。东亚三国迅速接受了西方音乐，但西方元素和传统元素基本处于并置状态，作曲家孜孜不倦地寻求着民族文化身份。20世纪下半叶，西方现代音乐技法和观念的传入使亚洲作曲家找到了新的资源，在探索本民族现代新音乐的征程中更进了一步。可见，东西方音乐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带来的是各国文化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诉求。

人们通常认为：只有抵抗西方现代性才有自身民族性，一旦全盘接受现代性的话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性了，宝玉并不认同这个观念，而是通过对三位作曲家的作品研究与分析，并结合文史资料的阅读，从而找到与西方现代性相承因的东亚现代性，以及东亚现代性与东亚古代文明融合的历史渊源关系，进而提出并证实：现代文明是一个经起源、融合、发展，变异为相互关联的一个综合系统。并在结论中胆识、有主见地提出：

“问题的关键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和胆识直面处于‘主场’的西方，而不是‘避实就虚’地绕过西方；有无自信通过西方音乐技术理论进入本民族传统进行国际化的文化梳理及艺术改造。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穿过西方现代性一步步回到自己的传统，而后再将经过整合后的、具有‘普世’价值的音乐作品带向西方以至于世界音乐舞台。”

结 语

音乐分析的途径是多样的，该书既有对作品的形态分析，如对音高、节奏、曲式、配器技法的分析，也结合了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法。无论何种分析，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音乐，并发现其隐含的价值。最后，笔者想借用标题“岁月的凝聚 时空的润融”来结束本文：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作曲家对岁月沉淀之物的凝聚与表达，同时经过了时间、空间的润色、交融。读完此书，也许我们能更理解书中“所谓作曲家的音响观是因其自身所具有的艺术哲学观和音乐美学观而形成的”这句话了，而作者提及的东亚裔作曲家对东西方文化采取的“解构”态度值得世人参考借鉴，令人不禁顿悟：原来我们怀揣的“东方艺术及艺术精神”是如此值得珍惜的瑰宝！

①于润洋《肖邦音乐的民族内容――纪念波兰杰出音乐家肖邦诞生一百七十周年》，《音乐研究》1980年第1期。

②柯杨《有限的相对主义――论音乐的价值、质量及其评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博士论文。

③傅文《“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内乐中的运用》，上海音乐学院2012年5月，硕士论文。

④罗新民《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声手法（上）――〈大提琴协奏曲〉1976简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32―43页。

⑤相关论文主要有[日]渡边未帆《1950年代的武满彻――从五声音阶到意识流》，周耘译？熏2007年第2期；许志斌《论武满彻中期创作》，《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09年第1期，第81―87页等。

⑥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节奏及实践过程特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0年第1期，第113―120页；许志斌《论武满彻作品中音响的“空间构型”及其“时间塑形”功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1年第2期，第83―95页；郭元、郭艺《“树的镜、草原的镜”映射下的日本当代音乐》，《音乐创作》2013年第3期，第146―148页等。

⑦相关论文主要有童昕《〈多利亚地坪线〉的音乐结构――兼论音色在现代音乐中的表现和结构力作用》， 第15―21页；马莉《试论长笛作品〈voice〉的现代演奏技法》，2008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杨一博《东西交融的梦――武满彻作品“吾听水梦”的创作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4月等。

⑧相关论文主要有许志斌《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II〉中的音集技法及音高组织特征》，《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第91―95页；王馨密《武满彻〈Toward the Sea I〉的技法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2年5月；魏扬《武满彻〈诗篇幻想曲〉和声排列的三维构架》，《音乐研究》2012年第2期，第99―109页；陈默默《谈武满彻作品〈雨树素描〉的和声技法及和声语言特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第123―125页等。

⑨刘嫣《武满彻电影配乐的理论研究――以电影〈怪谈〉和〈乱〉为例》，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硕士论文，2010年6月等。

{10}孙铿亮《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使者》，《音乐美学》第59―62页。同类论文还有陈钢的《早春二月柳色新――记周文中教授与美中文化交流》。

{11}尼古拉・斯洛尼姆斯基《周文中：其人其乐》，朱建翻译，《艺苑》音乐版1996年第2期，第54页―59页。

{12}侯太勇《西器中韵 和而不同――周文中〈渔歌〉的音色移植与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乐府新声》2012年第1期，第84―89页。

{13}邹昊《周文中对古琴曲〈渔歌〉移植的艺术观念》，《音乐创作》2013年第2期，第109―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