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论文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确保交易安全的要求不断增强,出现了保护商品经济关系交易安全的债的保全方法——代位权制度。债权代位权制度在实行效果上,出现了对“入库规则”的背离,形成了优先权规则。本文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法律对代位权制度的规定以及我国实际存在的“三角债”问题等角度,对保护交易安全的债的保全方法——代位权制度进行一定的评价。

在传统民法中,基于债的相对性,债权人的履行请求只能针对债务人,原则上是不及于第三人的。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民法中的债的担保制度已经不再能全面地满足确保交易稳定安全的要求。因此,债的保全制度产生了:法律为防止因债务人的财产不当减少给债权人的债权带来危害,允许债权人对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所采取的保护合同债权的法律措施。其包括代位权制度,即当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以自己的名义向第三人行使债务人现有债权的权利。

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大背景之下,个体经济的规模不断膨胀,个人自由的过少限制使其他个体遭到了损害,交易与流通秩序无法得到很好的确保。因此,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的债的保全方法——代位权制度找到了其存在的空间。代位权制度是在近现代民法中出现的,而其法律体系的最终形成是在最近的一百年间。

传统民法理论代位权行使的效力遵循“入库规则”。所谓“入库规则”,是指行使代位权取得的财产应先归入债务人的一般责任财产,然后依据债的清偿规则由债权人从债务人那里接受清偿。其效果,并不是为了满足债权的实现,而是准备债权的实现,其强调保全债务人的财产以期确保各个债权人能平等地受偿。当代位债权人在保持住债务人财产后,应把行使代位权诉讼所取得的财产先“入库”,先归属于债务人,然后由债务人向债权人进行平等清偿,此即“入库规则”的意旨。“入库规则”的内在涵义包括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并非是一种直接满足债权的制度,而只是一种保全债权的制度。因此,通过代位权所取得的财产只能作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担保,代位债权人与其它债权人平等受偿。同时,它也体现了债的平等性,债权人在收取自己债权时一律平等。

在代位权制度中,按照传统的保全机能,代位债权人无权直接请求次债务人向自己给付。可是,若债务人拒绝受领次债务人的给付,保全机能将无法实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财产流转速度的日渐加快,传统的保全机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当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有些国家的学者或法律允许债权人请求第三人直接向自己履行。有些学者称之为债权人代位权本来的趣旨与现实机能的悖离。

在我国,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交易中的纠纷不断增加,为了逃避债务,有些债务人故意不主张或者放弃自己的债权,使不少债务案件的判决难以得到执行。同时,存在很多企业体制僵硬,经营观念陈旧,长年亏损,企业间相互推诿债务,经济流转停滞,出现了难以解决的“三角债”问题,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国家为了提高司法效率,在立法时就采取了直接清偿原则。

关于代位权,我国《合同法》第73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过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履行清偿,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从此条可以得出,《合同法》解释进一步地改变了债权代位权制度本来的功能,代权人代位权直接承担起了债权实现的机能,脱离了其传统意义上的保全功能,因为代位债权人可以直接受领次债务人的给付,使自己的债权得到清偿。

立法者对直接清偿原则的规定,可能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的考虑:担心债务人在次债务人清偿后由于种种原因不向债权人清偿债务;保障债权的实现,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直接向债权人清偿更有效率,可以大大简化诉讼程序,便于及时清结债权债务,符合诉讼法。

但是,《合同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导致我国的代位权制度与传统民法理论不一致,在实行中存在很多问题。代位权行使的目的是为了让债务人的一般担保财产恢复应有的状态,是对债务人故意违反诚信的补救。若代位权的目的由保全债权扩充为实现债权,将造成对债的相对性的严重破坏。

再者,《合同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代位权人优先受偿的权利,这点值得商榷。当债务人的财产存在无法履行债务的可能时,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也有保全债权的必要,但是并非每个债权人都能得知其债务人的债权情况。代位权人的债权与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债权都是没有担保的一般债权,若使代位权人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则将造成债的平等性的破坏与违背。

在我国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为妥善解决我国的“三角债”问题提供可行的途径;另一方面,对于实现代位权的立法初衷,对于债的相对性与平等性不可加以违背或破坏。立法者应将上述因素均纳入立法的考虑范围,从而使优质、善良的法律得以制定与贯彻,使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交易安全与良好秩序得到维持与保护。

参考文献:

[1]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M],法律出版社,1991版

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实现商品的高效运输是推动商贸繁荣的重要环节,渤海通道降低了商品流通成本,提高了流通效率,推动了地区商贸经济的发展。渤海通道的建立形成了新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弱化了环渤海区域的行政壁垒,便利了区域商品的自由流通,推动了南北经贸的繁荣,加强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了国际贸易发展。

关键词:跨海通道;商品贸易;积极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以海底隧道和跨海大桥为代表的跨海通道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也将跨海通道的建设摆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其中大连到烟台的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引人注目。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修建将使得东北、华北、华东等地区以及东北亚地区区域联系更为密切,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人、财、物的流动更加迅速和庞大,为我国商品贸易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渤海通道对商品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渤海通道缩短了区域的时空距离,拉近了人们的心理距离,对形成环渤海地区统一生产要素市场创造了条件

1.环渤海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阻碍商品的自由流通。尽管环渤海地区被称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增长极”,成为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引擎”,由于渤海海峡的天然屏障,环渤海经济圈被分为京津冀、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三大板块”,三大板块以各自区域内的中心城市为依托,逐步发展为“三足鼎立”的“诸侯经济”态势。目前,在行政分割的五个省市之间区域合作机制缺乏,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对接不足等原因,相互之间竞争多而合作少。

从环渤海各个地区的产业布局和产业分工结构来看,该区域在项目安排上呈现雷同现象,各省市在产业政策上追求大而全,导致产业结构明显趋同。也正是这种区域经济的重复建设,区际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不明显,相互间的贸易需求较弱,使得地区保护主义盛行,地区行政壁垒较多,市场分割严重,最终结果是相互之间争资源、争项目、争投资等现象严重,商品等生产要素流动不畅,造成了资源、效率的巨大浪费,导致大量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而且直接造成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2.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建设将推动环渤海区域一体化进程,实现商品的自由流通。跨海通道的建成打破了原有的区域限制,通过“点效应”将原先两个联系很少的区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快了资源的市场配置和产业的整合,便利了资源共享,促进了区域产业整体效能和综合效益提升。

(1)“点”效应的形成。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直接连接隔海相望的大连和烟台,使得同三高速实现全线贯通,通道继续向北延伸贯通营口、鞍山和沈阳,向南延伸联通威海和青岛,这些“点”形成新一轮的发展极,表现出极强的集聚效应,吸引资本、人员、技术、产业等进入这些区域。

(2)“轴”效应的形成。随着“点”效应辐射范围的逐步扩大,“点”之间逐步形成组合倍数效应的以这条通道为主轴线的“轴”,这个轴线的交通量逐步增大,经济效率逐步提高,大大提高了运行效率和时间价值。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形成了以沈阳-大连-烟台-青岛为轴线的交通大动脉,同时实现了沿海交通大动脉与内陆地区的衔接,使众多的内陆区域有了一个更加便捷、畅通的出海口,势必会产生大量的物流、客流,这样就要求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的支撑,从而拉动和创造交通需求,诱导新的交通网络的发展,形成依托此轴线的新的交通轴。

(3)“点-轴-圈”综合集成效应的形成。即为多个“点-轴”型系统的组合所形成的综合效应。表现为在辽宁省以沈阳为“点”向西南发展,以京哈铁路、京沈铁路为依托,形成沈阳-锦州-葫芦岛-秦皇岛的轴线,在西边与京津冀相接;在山东省以黄烟铁路、胶济铁路、威乌高速、青岛-银川高速为依托,以烟台、青岛为“点”横向发展,形成烟台-青岛-潍坊-淄博-济南-聊城的发展轴线,向北与京津冀相通。这两个轴线继续纵向、横向的集聚、辐射、发展,与沈阳-大连-烟台-青岛轴线一起形成一个有多个发展极协同作用的“交通圈”。逐步形成的四通八达的一体化交通网络,使得交通运输更加便捷、快速、高效,物流、人流更加自由、加速运行,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更加突出。随着“交通圈”的逐步发展,最终达到一种产业互补、分工协作的产业一体化的环渤海“经济圈”,逐步消除地区间的行政壁垒,实现劳动力、资本、技术的配置在整个区域逐渐发展为由市场来主导,在区域内部更加自由、合理的流动,逐步形成统一的劳动力、资本、技术市场。

(二)实现南北贯通,缓冲了南北运输压力,使南北商品流通更加快速便捷

目前,就全国范围的铁路网来看,交通运输线都是超负荷运载,运输能力与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严重的制约着物流、人流的快捷运转,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就渤海海峡两岸的铁路交通网来看,进出关交通运输“瓶颈”问题突出。虽然东北是我国铁路运输最发达、路网最密集的地区,渤海海峡北岸布有京沈线、京锦线、京通线和哈大线,但直接进出东北的铁路通道只有一个出口-山海关。由于山海关是连接关内和关外的唯一陆上铁路通道,通过能力十分有限。这样的地理位置和封闭的环境,直接阻碍了信息、资金、技术、产品、资源等市场要素的南北流动,对东北经济的发展的制约是不争的事实。渤海南岸只有一条蓝烟线——胶济线,运能只有1000-2000万吨左右,使得山海关的南北运输线成“葫芦”状,“瓶颈”制约明显,这种局面使得南北运输不堪重负,致使更多的物流、人流分流到公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上来。

为了缓解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运输需求,我国加大了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提出了“五纵七横”等国家干线建设规划。然而,全国公路建设仍然满足不了需求的增长。从水路运输来看,这些年来客运量和客运周转量呈负增长,而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分别增长了251%和454%。由于铁路、公路的“瓶颈”制约,沿海各大城市货运要走水路,内地相当多的货运量也改走水路。更为重要的是沿海港口吞吐量从2000年至今翻了一番,但港口能力明显不足。流通成本是制约商品流通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高效率、低成本的运输可以扩大流通商品的种类和延展商品流通的范围。目前,东北地区、华东地区之间无论是陆路运输还是水路运输,都是既要途径更多的路程,而且耗时较多。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成后,真正实现了环渤海经济圈人流、物流的闭合环状通道,从根本上改变了环渤海南北的铁路和公路运输路线,大大节省运费及时间,使得南北农产品、其他商品等加速流转。

第一,为农产品流通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快速通道。东北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土质肥沃,粮食生产的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是我国粮食生产和安全保障的重要基地。东北经济区每年都有大批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要运往关内,但是面临“出关难”的巨大运输瓶颈。处于渤海南岸的山东省农产品资源丰富,同样面临难以快捷北上的困境。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直线取道海上捷径,绕过山海关这处“瓶颈”,开辟了东北地区至山东省及东部沿海地区的最短运输通道,缩短沿线地区这些农产品储运的时间,加速农产品的流通和农业信息的交流,改变农产品的市场环境和需求状况,扩大了市场空间,加快了粮食产销区的衔接,有力的推动了农贸市场的发展。

第二,南北互补品流通更快,种类更多。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与东北地区在经济结构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大东北经济区矿产资源丰富,主要矿种比较齐全,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以冶金、石油化工为主体的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共同构成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产业。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作为我国比较活跃的增长极,原材料的短缺、高级技术人才的缺乏,以及所需设备对国外市场较高的依赖度,已经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长三角、珠三角可以加强与东北地区在轻工、食品、电子等方面的交流。这种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在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助推下,可以构建一条互通有无、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南北经济纽带。

(三)加强环渤海地区与经济腹地的良性互动,推动新一轮人流物流运转,为培育全国统一大市场创造条件

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网络的密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沿海省份的交通便利程度,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建设明显超过中西部地区。在我国中西部的大多地区,基础设施的短缺仍是困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实现交通网络等方面的无缝对接,才能促进区域商品的快捷流通。

1.环渤海地区加强了与其经济腹地的经济联系。对于处于环渤海南岸的山东省来说,在极力拓展与经济腹地的联系,加速建设山东省与内陆省份完整的高速公路运输网络,新的省际大通道建成后,山东将形成与京津塘都市圈、长三角经济区、中原经济区和西北地区之间的便捷通道。对于处于环渤海中心位置的河北省来说,近年来在积极以加快港口、高速公路、铁路建设为重点,基本建成以港口为龙头的“东出西联”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以强化沿海与腹地互动。“东出”就是利用河北省港口群和沿海综合物流体系,为华北、西北等地区提供便捷的出海大通道,提高河北省及这些地区的开放水平;“西联”就是加强与京津、山西、陕西、内蒙古、鲁北、豫北等地的经贸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双赢共进。辽宁提出“五点一线”的一项关于全省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积极推进与其经济腹地内蒙古东部地区、吉林和黑龙江的联系。这些涉及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地区的经济腹地的交汇点即是环渤海地区,交汇点的焦点即是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的纽带作用,而纽带的中心则是实现同三高速的南北对接,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修建对连接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地区的经济腹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渤海通道使得各经济腹地互相覆盖,加强了全国市场一体化发展。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建成贯通了属于国家规划建设的“五纵七横”12条主干线中最长的同三高速公路,同三高速在胶东地区、苏北地区向西与新欧亚大陆桥、青岛-银川高速、霍尔果斯-连云港高速相接,加强了与中西部地区的经贸联系和合作。向南与京沪高速铁路、京福高速公路、京九铁路等国家重点布局带相通,与长三角、珠三角东部沿海地区以及港澳台地区加强了联系。向北与哈大、京沈铁路、沈大高速相接,贯通了整个东北地区,使得东北、华北、西北等地区区域联系更为密切,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成为东西、南北方向上的物质、信息、资金、技术、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联系的纽带。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是这条纽带得以畅通的结点,是一个以点、轴带面最终使得这些地区形成互动的网络式发展格局,为逐步形成人流、物流、交通流、信息流等自由流动的区域共同市场,为国内商品贸易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四)加强我国与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推动国际商品贸易的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发展,环渤海经济面临快速发展的极好良机,渤海海峡跨海通道使得环渤海地区成为中国公路、铁路、水路综合运输网络中最发达、最灵活、最重要的枢纽,使得环渤海地区成为投资的热点,为加快制造业的转移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对进一步推动我国与东北亚地区经济贸易的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一,东北地区是我国与东北亚地区加强经贸合作的桥头堡。我国的东北地区的北部和西部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和蒙古国接壤,南面与朝鲜半岛相连,东部与日本隔海相望,具有国内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目前,东北地区具有与东北亚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和经贸往来的相对较完善的交通网络,有12条公路同朝鲜、俄罗斯、蒙古相连,有5条铁路分别与俄罗斯和朝鲜接轨,其中以大连为桥头堡,以哈大线和滨州线为通道的第一欧亚大陆桥是重要的国际大通道。这些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的完善为我国加强与东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奠定了基础。

第二,环渤海地区是我国与东北亚地区加强经贸合作的中心。环渤海地区是位于太平洋西岸的日益活跃的东北亚经济地区的中心部分,也是中国欧亚大陆桥东部起点之一,居我国与亚太地区东来西往、南联北开的枢纽地位。随着区域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环渤海地区逐渐成为我国与东北亚加强经贸合作的中心。

东北亚地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我国与这些资源富有国家开展资源贸易前景非常广阔。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煤炭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近50%,远东地区的铁矿石储量占全俄储量的10%左右,石油储量超过150亿吨,俄罗斯每年通过铁路向中国输送1000万吨左右的石油。我国与蒙古国也建立了良好的互惠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其矿石资源开发。日本经过十余年的经济结构调整,仍未完全摆脱困境。当前日本更加注重把国内结构调整与中国华北结合,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同时把开发西海岸的列为本国21世纪的战略目标。韩国提出重大经济举措之一就是把中国作为它的第二内需市场,同时重点开发与中国邻近的西海岸地区。中国、日本、韩国新的开发计划同时集中于该环渤海地区,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又使三国的相近城市在经济上存在着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交叉的依存关系。因此,可以预见,中、日、韩之间在环渤海区域的经济合作将呈加速趋势。

第三,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架起了我国通向东北亚地区的桥梁。发达的交通网络是区域合作的基础,交通运输是实现地区之间经济联系、加强商品贸易交流的物质手段,完善、配套的交通运输体系使得地区间的物流通畅,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如同一座跨越渤海的桥梁,打通了东北亚西部的贸易通道。它接通了与东北亚合作的“桥头堡”和中心地区,并进一步向南贯通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联通了我国的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向西与第二欧亚大陆桥相接,与我国中西部地区形成了良性互动,搭建了一条我国中西部地区、华东地区等通向东北亚地区的桥梁,同时也打开了俄罗斯远东地区资源南下的陆上通道,使第一欧亚大陆桥与第二亚欧大路桥实现了对接和联网,扩大了我国东北地区及俄罗斯重工、木材、化肥、粮食等物资与内地的交流,扩大华东地区轻工、食品、电子等物资与东北及俄罗斯的交流,加强了我国与韩国、日本的信息、科技、人才、商品交流,对推动区域经贸繁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结束语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不仅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是构建环渤海区域一体化交通体系的重要载体,对促进环渤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将发挥重大作用;对完善全国交通网络体系、对拓展环渤海地区的经济腹地、进一步加强东北、华北、华东地区经济贸易的合作,将发挥重要的功能。它联通了第一亚欧大陆桥、第二亚欧大陆桥,贯通了我国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北地区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对推动东北亚地区商品贸易的交流以及东亚经济一体化都具有重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魏礼群.世界跨海通道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魏礼群,柳新华,刘良忠.渤海海峡跨海通道若干重大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3]《渤海海峡跨海通道》课题组.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研究[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3.

[4]金凤君.东北地区振兴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清代前期苏州众多经商冲突的发生，至少有两个具体效果。一方面，经商冲突给利益相同的商人更多的交往协商机会，有助于商人捐款产生团体，使众多会馆公所随着经商冲突增加而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商人将经商冲突呈请地方政府处理，也给苏州官员对工资争议、经商安全和商事纠纷等相关讼案有更多的处理经验。

在各类经商冲突事件当中，或是合作对付工匠、或是合作控告无赖胥吏、或是与商场竞争对手从事商业竞争，商人和商人之间，产生了更多的或合作、或冲突的紧密互动关系，彼此间的交往与竞争机会愈来愈多。互动关系的增多，才使商人加强了定期捐款创建维持一个团体组织的意愿，会馆公所这类团体组织才有成立运作的坚强基础。会馆公所成立以后，不仅使捐款商人在贮货、议价、陈设公定度量衡等方面节省了交易成本，也使捐款商人和同乡官员增加了交往亲近的机会，使许多商人具有更省成本与更多保障的经商环境。

同时，苏州地方政府官员也在诸如协议工资、保护商标等经商冲突的处理经验中，不断累积着各种相关赋砂浮沟拇砭椤5娜罚僭辈⒉皇俏舜俳梅⒄苟；ど倘说木倘ㄒ妫晒僭倍跃坛逋皇录拇矸绞嚼纯矗僭倍陨倘烁髦志套杂珊筒撇ɡ谋；と肥荡嬖谟谇宕捌诘乃罩荩荒芩嫡僭痹谥葱兴降摹敢稚獭拐摺V敝镣砬逡郧埃泄晕丛嬲鱿执罅χС志梅⒄沟摹钢厣獭拐吖倘皇鞘率担床荒芙宕捌谡粗С稚桃捣⒄沟南窒笏党墒恰敢稚獭梗种粕桃敌枰导实闹贫群驼撸伤罩莨僭贝砭坛逋坏姆绞嚼纯矗比晃薹ㄋ凳恰敢稚獭埂?BR>

到底传统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有效性如何？其实这要区分差异来看。中国上的政府的确执行过所谓「重农抑商政策。至少自战国以来，政府对商人经营商业采取压制措施的「抑商政策即已形成。有学者指出：禁榷制度、官制度和土贡制度三者，即是秦汉以下政府落实「抑商政策的三项「重要支柱，政府以此将民间和政府的消费需求以及地方特产，束缚在官营事业和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有效地阻碍和缩小民间商人的经商范围（傅筑夫，1980b：667）。政府执行「抑商政策的原因，是和战国时代部份富商大贾以「轻重术造成贫富不均有关，政府为抑制严重的贫富不均，有时便藉官营手工业等制度来抑制商业贸易的自由（杜正胜，1990）。另外，为避免富商大贾勾结资助政敌，先秦时代政府也曾采取「抑商政策以保持政权的稳定，这种历史经验也到战国秦汉以下政府采取「抑商政策（吴慧，1982）。

然而，战国以来政府的「抑商政策其实并非没有变化。至少自宋代以来，不少官员即已指出「抑商政策的不切实际（谷霁光，1942）。晚明以后，有更多官员看到粮价和物价变动对平民生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无论是抑制商业或是加重商人税捐，结果不仅对商人不利，更造成平民百姓生活因为粮价物价上扬而受到严重骚扰，反对政府执行「抑商政策的改革主张也愈来愈多（林丽月，1988），很多官员都公开主张保障商人的经营自由和财产安全。更重要的是，晚明以后，各种官手工业解体崩坏的速度日益加快，许多资源的开发和生产都转由民间商人接手经营（陈诗启，1958；徐泓，1986），政府更加丧失了落实「抑商政策的制度基础。在清代前期，官手工业没落的趋势仍然持续发展。整体来看，将宋元明清传统政府有关管理民间商业经营的政令概约简化为「抑商政策，其实是错误的。由清代前期苏州的经商冲突案例来看，政府官员对商人经商自由和财产安全的保障和维护都是很明显的事实。尽管有不肖官员胥吏骚扰商人的经商安全，但却不能将这种骚扰事件当做是政府正在执行一种刻意侵夺商人财货和危害商人经商自由的「抑商政策。也就是说，当时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绝非是一种「抑商政策下的官商关系。清代前期政府之所以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政府「压抑民间工商业的发展，而是因为政府始终没有「扶持民间工商业的发展（Perkins，1967；Feuerwerker，1984；张瑞德，1992）。如果说「压抑是种消积的「抑商政策，则「扶持便是种极积的「重商政策，清代前期政府执行的固然不是晚清才开始的「重商政策，但却也绝非是一种「抑商政策。

本文未讨论上商人的地位，因为如何有效地界定「社会地位并不容易，需要更好的取径才能深入讨论。本文重心只放在所谓「重农抑商政策中的「抑商政令部份，用清代前期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的案例来做检视其中的。来看，若以所谓的「重农抑商政策来概括清代前期最发达的苏州地区，其有效性是很令人怀疑的。如果当时中国的经济先进地区不是因为「抑商政策而阻碍经济，则草率地使用「重农抑商政策做为检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受挫的历史原因，则这种论述便有很大的局限性。

表一：道光以前苏州商事纠纷中的商人联名立碑统计

号|年代|人数|联名立碑人身份|立碑缘由|官府级衔|类别|立碑地点|资料来源

1|1650|55|「商民|禁「关棍假冒盘诘|苏州府正堂|乙|未详|苏碑158号

2|1662|18|木商；木牙人|木商木牙联控漕船占泊码头|长吴二县|乙|未详|苏碑70号

3|1670|21|布商|商匠争端并核定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0号

4|1676|12|糖果铺户商人|「永禁铺户当官|长洲县正堂|乙|未详|苏碑159号

5|1677|19|花素缎行经纪牙人|禁止县胥、市棍滋扰|苏州府正堂|乙|城隍庙内|苏碑09号

6|1680|48|木商；木牙人|禁止派取木料滋扰商民|苏州府正堂|乙|未详|苏碑71号

7|1682|18|米铺商人|重申官定度量衡并定脚夫价|长洲县正堂|丙|山塘街|苏碑151号

8|1683|49|木商；木牙人|与「省商均派木料|苏州府正堂|乙|大兴公所|苏碑73号

9|1688|141|木商；木牙人|禁止木牙借「行头病商|长洲县正堂|丙|大兴公所|苏碑74号

10|1693|72|布商|定踹户与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1号

11|1701|69|布商|以「包头约束踹匠|苏州府正堂|甲|阊门附近|苏碑43号

12|1715|72|布商|禁立「踹匠会馆|长吴二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4号

13|1720|45|布商|将踹坊与踹匠编为坊甲制度|长吴二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5号

14|1722|100|「金阊市民公立|禁革流丐勾结胥吏勒索抢劫|苏州府正堂|乙|广济桥上|江碑253号

15|1734|61|机户作坊主|「永禁机匠叫歇|长洲县正堂|甲|玄妙观|苏碑12号

16|1739|45|布商|定机匠工资与禁机匠叫歇|元长吴三县|甲|阊门附近|苏碑47号

17|1741|14|冶坊作坊主|定冶坊坊匠工资|元长二县|甲|西园|苏碑97号

18|1742|240|腌腊渔肉商人|定订牙佣|长洲县正堂|丙|高宝会馆|苏碑161号

19|1756|34|纸坊作坊主|定坊匠工资与禁止停工勒价|元长吴三县|甲|阊门附近|苏碑58号

20|1779| |「长元吴三县布商等|议定踹匠工价|苏州府正堂|甲|广济桥上|苏碑49号

21|1781|5|贩木商人|禁止牙行脚夫自称「小甲|长洲县正堂|丙|大兴公所|苏碑76号

22|1793|34|纸坊坊主|定工资与定坊甲司月制|元长吴三县|甲|仙翁会馆|苏碑59号

23|1806| |「山塘铺户居民|禁革结党勒索商家与商船|元和县正堂|乙|山塘街|苏碑257号

24|1810| |「湖南北、江南西通帮|禁地痞索诈米商商船|元长吴三县|乙|枫桥镇|苏碑258号

25|1822|26|账房机户|禁机匠停工并立机户规条簿|元和县|甲|云锦公所|苏碑20号

26|1832|28|布商|禁革踹坊勒借累业|元长吴三县|丙|新安会馆|苏碑51号

27|1837|26|造箔坊铺作坊主|申定工匠工资|吴县正堂|甲|丽泽公局|苏碑104号

28|1844|13|酒牙商人|设立官定公砠并禁阻私牙|长洲县正堂|丙|醴源公所|苏碑169

注一‧「立碑缘由的「类别说明：甲类——与工资争议有关者；乙类——与经商安全有关者；丙类——与商业契约有关者。

注二‧「苏碑指《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碑指《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征引书目

基本史料

1.碑刻与档案数据类

《上海碑刻资料选集》，上海博物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江苏省博物馆编，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李华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苏州博物馆等合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2.笔记小说、诗文集类

《三异笔谈》，(清)许仲元，约成书于道光七年(1827年)，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一编九册，1978年。

《丹午笔记》，(清)顾公燮，书成于康熙年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新校本。

《石隐山人自订年谱》，原作成于咸丰年间，收入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附录，排印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年。

《安吴四种》，(清)包世臣，有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序，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史料丛刊》三十辑，1968年。

《江南经略》，(明)郑若曾，书成于嘉靖年间，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珍本》二集，1971年。

《吴门表隐》，(清)顾震涛，据道光年间刊本点校，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明代史料选编》，谢国桢编，褔州：褔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

《宦游笔记》，(清)纳兰常安，书前有乾隆十年(1745年)序，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

《陔余丛考》，(清)赵翼，据乾隆五十五年(1790)湛贻堂板本影印，台北：华世出版社，1975年。

《清诗铎》（原名《国朝诗铎》），(清)张应昌编，新校本，据同治年间刊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清嘉录》，(清)顾禄，书前有道光十年(1830年)序，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一编九册，1978年。

《巢林笔谈》并附《巢林笔谈续编》，（清）龚炜，据乾隆卅年(1765)、乾隆卅四年木刻本排印，新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广阳杂记》，（清）刘继庄，《人人文库》本第426号，台北：商务印书馆，1976年。

《阅世编》，(清)叶梦珠，原书成于康熙年间，台北版：木铎出版社，1982年点校本。

《镜湖自撰年谱》，(清)段光清，新校本，记嘉庆二十五年至同治七年(1820-1868年)间事，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续见闻杂记》，(明)李乐，收入《见闻杂记》，影印万历年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政典政书判牍类

《正谊堂集》，(清)张伯行，收入(清)吴元炳编《三贤政书》本，影印光绪五年(1879)刊本，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

《佐治药言》，(清)汪辉祖，书成于乾隆年间，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六编十册，1975年。

《吴中判牍》，(清)蒯德模，书前有光绪四年(1878)序，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四编九册，1974年。

《宦游纪略》，(清)桂超万，影印本，书有咸丰二年(1852)序，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

《清史稿》，（清）赵尔巽修，台北：鼎文书局，1981年。

《清朝通考》，(清)刘锦澡编，影印本，台北：新兴书局，1963年。

《资治新书初集二集》，(清)李渔编，书前有康熙六年(1667)序，清「得月楼板。

《雍正朱批谕旨》，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

《福惠全书》，(清)黄六鸿，书前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自序，(日本)「诗山堂1850年板。

5.地方志书类

崇祯《吴县志》，(明)牛若麟等修，崇祯十五年(1642)刊本。

《肇域志》，(明)顾炎武编，书前有嘉庆三年(1798)序，同治年间蓝栏钞本。

康熙《长洲县志》，(清)蔡方炳等撰，康熙二十二年(1684)序刊本。

乾隆《苏州府志》，(清)邵泰等撰，乾隆十三年(1748)刊本。

嘉庆《贞丰拟乘》，（清）章腾龙原本，陈勰增辑，嘉庆十五年（1810）聚星堂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册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道光《苏州府志》，(清)石韫玉等修，道光四年(1824)刊本。

光绪《苏州府志》，(清)冯桂芬等撰，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民国《吴县志》，曹允源等撰，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论著

上田信，1981，〈明末清初江南都市「无赖社会关系〉，《史学杂志》，90(11)：41-59。

小口彦太，1988，〈清代地方官判决录通见民事的纷争诸相〉，《：文化》，3：35-49。

山本进，1993，〈清代江南牙行〉，《东洋学报》，74(1-2)：27-58。

川胜守，1979，〈中国近世都市社会构造：明末清初江南都市〉，《史潮》（新），6：65-90。

川胜守，1982，〈明末清初打行访行〉，《史渊》，119：36-51。

川胜守，1987，〈明代镇市水栅巡检司制度〉，《东方学》，74：101-115。

中山美绪，1978，〈清代前期江南米价动向〉，《史学杂志》，87(9)：1269-1301。

夫马进，1983，〈善会、善堂出发〉，小野和子编，《明清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所，页189-232。

夫马进，1986，〈清代前期育婴事业〉，《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11：5-41。

夫马进，1993，〈明清时代讼师诉讼制度〉，梅原郁编，《中国近世法制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页437-483。

王日根，1994，〈明清时代会馆的演进〉，《研究》，1994（4）：47-62。

王世庆，1994(1958)，〈清代的米产与外销〉，氏着，《清代台湾社会》，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93-129。

王家范，1986，〈明清苏州城市经济研讨：纪念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周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5)：23-30，16。

王翔，1992，《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账房史论》，南京:江苏出版社。

王业键，1973，〈清代经济刍论〉，《食货复刊》，2(11)：541-550。

王泰铨，1989，〈法国私法统一面面观〉，《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18(2)：365-376。

田汝康，1987a(1956)，〈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氏着，《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页1-34。

田汝康，1987b(1957)，〈再论十七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业的发展〉，氏着，《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页35-52。

全汉升，1969，〈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1)：12-20。

全汉升，1972a(1957)，〈雅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页625-649。

全汉升，1972b(1956)，〈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页475-508。

全汉升，1972c(1967)，〈清朝中叶苏州的米粮贸易〉，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新亚研究所，页567-582。

全汉升，1986a，〈美洲白银与明清经济〉，《经济论文》，14(2)：35-42。

全汉升，1986b，〈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7(2)：233-239。

全汉升，1987，〈明清间中国丝绸的输出贸易及其〉，陶希圣先生祝寿编委会编，《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上册，台北：食货出版社，页231-237。

全汉升，1993，〈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中国海外贸易〉，张彬村、刘石吉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五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页1-16。

寺田隆信，1972(1968)，〈苏州踹布业经营形态〉，氏着，《山西商人研究——关于明代的商人及商业资本》，京都：京大东洋史研究会，页337-410。

朱瑞熙，1986，〈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86(2)：127-143。

佐藤学，1987，〈明末清初期一地方都市同业组织公权力〉，《史学杂志》，96，9：。

余英时，1987，《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余英时，1993，〈明清变迁时期与文化的转变〉，余英时等编，《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35-42。

吴奇衍，1985，〈清代前牙行制试述〉，《清史论丛》，6：26-52。

吴承明，1985a，〈论明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氏着，《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页217-246。

吴承明，1985b，〈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氏着，《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247-265。

吴慧，1982，〈先秦时期官商和私商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系主编，《学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313-336。

吕作燮，1984，〈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中国社会经济史》，1984，2：10-24。

李伯重，1986，〈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2)：117-134。

李华，1960，〈从徐扬「盛世滋生图看清代前期苏州工商业的繁荣〉，《文物》，1960(1)：13-17。

杜正胜，1990，〈战国的轻重术与轻重商商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1(2)：481-532。

沙郑军，1988，〈试论明清时期的江南脚夫〉，《中国史研究》，1988(4)：104-109。

谷霁光，1942，〈唐末至清初间抑商之商榷〉，《文史杂志》，1(11)：1-10。

奈良修一，1993，〈十七世纪中国生纟生产日本输出〉，《明清法社会》编集委员会编，《和田博德教授古稀记念：明清时代法社会》，东京：汲古书院，页469-490。

林仁川，1987，《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玉茹，1994，《清代港口的空间结构》，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林绍明，1987，〈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2)：93-95。

林满红，1991，〈明清的朝代危机与世界经济萧条——十九世纪的经验〉，《新史学》，1(4)：127-147。

林满红，1993，〈银与鸦片的流通及银贵钱贱现象的区域分布（1808-1854）——世界经济对近代中国空间方面之一影响〉，《中研院近史所集刊》，22（上）：89-135。

林满红，1994，〈嘉道年间货币危机争议中的社会〉，《中研院近史所集刊》，23：163-203。

林丽月，1988，〈试论明清之际商业思想的几个问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页711-733。

松浦章，1983，〈清代沿岸贸易——帆船商品流通〉，小野和子编，《明清时代政治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页595-650。

邱澎生，1990，《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

邱澎生，1995，「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台北：未刊本。

段本洛、张圻福，1986，《苏州手史》，扬州：江苏古籍出版社。

洪焕椿，1981，〈明清苏州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初步考察：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剖析〉，收入南京大学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讨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页399-449。

洪焕椿，1992，〈明清苏州地区的会馆公所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氏着，《明清史偶存》，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566-612。

范金民，1989a，〈明清时期活跃于苏州的外地商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4)：39-46。

范金民，1989b，〈明清时代苏州丝织业生产形式和生产关系初探〉，洪焕椿等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184-219。

范金民，1989c，〈明清时期苏州的外地商人述略〉，洪焕椿等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220-240。

夏维中，1989，〈明清浒墅关的〉，洪焕椿等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273-285。

徐泓，1986，〈官匠制度〉，于宗先主编，《经济学百科全书》第2册《经济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页38-44。

张海鹏、张海瀛（主编），1993，《中国十大商帮》，合肥：黄山书社。

张伟仁，1971，〈清季地方司法：陈天钖先生访问记〉(上)(下)，《食货月刊》，1(6)：319-339；1(7)：388-397。

张德昌，1935，〈清代前之中西沿海贸易〉，《清华学报》，10(1)：97-145。

张瑞德，1992，〈中国近代政府与农业〉，《汉学研究》，10(1)：217-241。

梁方仲，1980，《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其姿，1984，〈十七、十八世纪长江下游之育婴堂〉，曹永和等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中研院研究所，页97-130。

梁其姿，1986，〈明末清初民间慈善活动的兴起：以江浙地区为例〉，《食货月刊》，15(7-8)：52-79。

梁庚尧，1982，〈宋元时代的苏州〉，《文史报》，31：1-45。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1985，《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

郭松义，1982，〈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清史论丛》，4：92-110。

陈希育，1991，《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平，1987，〈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牙人与牙行〉，《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2)：30-38。

平，1993，〈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1)：33-38。

陈诗启，1958，《明代官手的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陈国栋，1994，〈清代中叶(约1780-1860)与大陆之间的帆船贸易：以船舶为中心的数量估计〉，《台湾史研究》，1(1)：55-96。

陈慈玉，1988，〈从清代前期的淮安关功能论官商的关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初期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页685-708。

章英华，1983，〈历史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学刊》，7：215-234。

傅衣凌，1956，《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傅衣凌，1957(1956)，〈论明清时代的棉布字号〉，氏着，《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页127-130。

傅崇兰，1986，《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傅筑夫，1980a，〈中国工商业者的「行及其特点〉，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北京：三联书店，页387-492。

傅筑夫，1980b，〈抑商政策的产生根源、贯彻抑商政策的三项制度及其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北京：三联书店，页608-668。

滋贺秀三，1984，《清代中国法裁判》，东京：创文社。

经君健，1994，〈清代关于民间经济的立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1)：42-55。

刘永成，1959，〈试论清代苏州手工业行会〉，《历史研究》，1959(11)：21-46。

刘石吉，1987a，〈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氏着，《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页1-72。

刘石吉，1987b，〈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氏着，《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120-162。

刘素芬，1991，〈清朝中叶北洋的海运〉，吴剑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四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页101-124。

刘翠溶，1978，〈明清时代南方地区的专业生产〉，《大陆杂志》，56(3-4)：125-159。

刘铮云，1987，〈义庄与城镇：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及分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8(3)：633-672。

樊树志，1990，《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郑永昌，1994，《明末清初的银贵钱贱现象与相关经济思想》，台北：国立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

郑玉波，1985，〈民法五十年〉，《法学丛刊》，30(1)：11-20。

郑昌淦，1989，《明清商品》，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郑秦，1988，《清代司法审判制度》，长沙：湖南出版社。

横山英，1972b，〈踹布业生产构造〉，氏着，《中国近代化经济构造》，东京：亚纪书房，页63-143。

鞠清远，1977，〈清开关前后的三部商人著作〉，收入包遵彭等编，《中国近代史论丛》二辑三册，台北：正中书局，页205-244。

魏向阳，1993，《康乾盛世的扛鼎杆杆：康雍干时期经济立法纵横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藤井宏，1953-1954，〈新安商人研究〉(一)、(二)、(三)、(四)，《东洋学报》，36(1)-(4)：1-44、180-208、65-118、533-563。

Atwell， William S. 1982. “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 Past and Present 95 : 68-90.

Braudel， Fernand. 1979(1977).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trans. by Patricia Ranum.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rook， Timothy. 1981. “The merchants‘ network in 16th century China: a discussion and translation of Chang Han’s ‘On merchant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24(2): 165-214.

Chen， Fu-mei and Myers， Ramon H. 1989. "Coping with transaction costs : the case of merchant associ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 in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c Sinica. pp.317-341.

Fan， I-chun. 1992. Long-distance trad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the Ming-Ching period， 1400-1850. Stanford : Dissertation of University of Stanford.

Huang， Philip C.C. 1993.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Modern China 19(2): 216-240.

Liu，Kwang-Ching. 1988. “Chinese merchant guilds : an historical inqui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7(1): 1-23.

Perkins， Dwight H.. 1967. "Government as an obstacle to industrialization : the case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7: 478-492.

Perkins， Dwight H.. 1969.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Rawski， E. Sakakida. 1972.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we， William T. 1992. "Ming-Qing guilds." Ming Qing Yanjiu 1: 47-60.

Sands， Barbara and Myers， Ramon H. 1986. “The spac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4): 721-743.

Santangelo， Paolo. 1993. “Urban society in Late Inperial Suzhou.” in Johnson， Linda Cooke ， ed.，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pp.81-116.

Skinner， G. William. 1977.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Skinner， G. William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t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12-249.

Skinner， G. William. 1985.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2): 271-292.

Sun， Zen E-tu. 1972. “Sericulture and silk textile production in Ch‘ing China.” in Willmote，W.E.(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79-108.

Wang Yeh-chien. 1989. “Food supply and grain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c Sinica. pp.423-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