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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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论文范文第1篇

文化作为人类在生活中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其他有意义的象征综合体，其影响日趋重要，企业在营销中必须注重文化营销以适应目标市场的文化差异。因为人们的行为受到文化的强烈影响，从他们的习惯、爱好、处世哲学、与他人交往的风格到他们的产品、消费方式，无不是以文化背景为基础的，尤其是当营销活动跨越国界后，频繁的经济交流活动带来的是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各国交往中的文化冲突、个体价值观念和群体意识形态的变动与抵触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而在全球营销中因忽视跨文化营销而导致营销失败的态势，使得文化营销全球化的影响力就更为突出出来了。

、文化营销全球化影响的是全球消费者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对于什么是文化，十个人可能有十种不同的回答，从市场调研、谈判、定价、促销、商品的款式、包装到销售商的选择与佣金的确定，文化渗透于所有的营销活动中。文化的差异使得各国消费者对物质内容的要求各有其特点，有的要求产品实惠、有的讲求产品的档次和品味，有的注重美感。日本人设计的产品普遍小巧、精致、玲珑，这与日本特有的文化分不开的。企业如何满足这些“上帝”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采用全球文化营销是个切实可行的好方法。

文化营销全球化是企业开拓全球市场的重要途径。当今全球市场的竞争，更多地体现着“文化竞争”的特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往往成为企业开拓市场的障碍，许多在国内市场畅销的产品因不适应国外市场的文化传统、文化观念而失去这一市场。因此，企业要开拓市场就必须令其营销活动渗入文化，必须赋予产品文化品位、文化意境、文化格调。

文化营销全球化是企业创造全球长期优势的必然选择。一个企业要在全球范围内长期占领市场，必须使其产品、价格、分销渠道和促销长期为目标市场接受。然而，随着社会信息网络化、科技现代化、交通便利化程度越来越高，似乎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企业之间模仿、借鉴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不同企业的产品特征却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易为消费者辨别。企业致力于寻求能长期、稳定、排他地占领市场的良方，而文化营销便具有这一特性，文化优势是极不易被他人模仿、借鉴的。

二、文化营销全球化的动力

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首要标志是“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他们在世界各地从事生产活动，从而大大推动了各国商品在国际间的流动。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年世界投资报告》提供的数据，目前全世界共有跨国公司母公司%万多家，其境外分支机构已发展到了多万家，占世界总产值以上，国外分支机构销售额达万亿美元，大大超过)万亿美元的世界出口额。生产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提高了各国国内市场国际化的程度。全球货物贸易出口额达亿美元，进口额亿美元，“地球村经济”呈现出强大的发展空间，传统意义上的国内、国外市场界限将消失，市场无国界，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世界统一市场将会全面形成。企业生产与市场全球化，必然要求营销全球化。为了获得全球竞争优势，企业营销应突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企业应及时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欲望，而网络化的出现，使得营销全球化更为方便、快捷，从而加速营销全球化过程。这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企业竞争的地域也逐渐由区域扩展到全球范围，使企业营销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企业只有适应这一变化，才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其中，根据各国文化差异进行全球文化营销，将成为企业全球化竞争的重要手段。入世的推动。入世，意味着中国将融入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入世后，中国能与占世界经贸(以上的世贸组织成员国在多边基础上、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进行国际贸易，这必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入世使得商业日益繁荣与发达，人们更加富裕，有了更多的能力与机会去创造文化活动，人们追求的生活方式更加不同，同样也造就了不同文化的自我复兴。企业认识到商品意识和文化营销的重要性，从而注意吸收和借鉴国外的营销文化。同时，中国传统的文化将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企业营销中的文化蕴量将随着入世的到来而显得越来越厚重。

三、中国文化营销全球化的障碍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企业面临着不容忽视、且亟待解决的文化多元化问题，根据文化差异而成功地进行市场细分成为企业制胜的诀窍，只有那些审时度势、把文化差异转变为资产的企业才能够为文化不同的各国市场服务。而现阶段，中国的文化营销在全球化进程中，仍存在着巨大的障碍。

跨国经营观念落后的障碍。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历程实在是太短了。几十年来，中国搞的计划经济形成的是卖方市场格局，那时，企业不要说文化营销，就连市场营销都不必谈。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逐渐过渡到市场经济，市场也逐渐过渡到买方市场，受到了巨大冲击的企业传统的经营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但这种转变，还无法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我国企业仍热衷于提不起人们的购买兴趣、刺激不了人们的购买欲望，只会造成顾客竟相观望和忠诚度下降的“价格大战”，这是中国文化营销全球化的障碍。’、中外营销环境中的文化差异障碍。要真切地了解营销环境中的文化差异，那就需要知道文化构成的各个方面，主要有物质文化、语言文字、审美观、、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根据文化对营销的意义，本文仅从文化传统、消费者的文化观念以及社会的文化潮流三个方面探讨各国的文化差异。文化传统是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的积淀。各国的民族精神、传统观念必然体现在商品消费中；文化观念是一种社会心理，从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审美观念、价值观念一直到消费者的思维方式、需求心态和满意程度都属于这一范畴。因此，产品必须有“情”，必须与消费者“情投意合”；文化潮流表现为一定时期的消费潮流，或者说，一种新的社会时尚往往决定了当时的文化潮流，每个国家的文化都不是静止、古板的，它在缓慢地变化着，任何一种现有文化都是对以往文化的变革，因此，一旦形成一股文化潮流，那么，它对市场的影响将是迅速且长久的。以下列表对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观念进行对比，以进一步说明各国的文化差异。中外营销环境中巨大的文化差异，是中国文化营销全球化难以逾越的屏障。

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文化差异障碍。产品在不同的国家所处的生命周期也有所不同，而在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文化差异的影响力是不同的。在投入期，由于竞争压力相对较小，产品的特色和它在市场的垄断地位使得企业经营持“惟我独尊”的理念，把跨文化差异的费用转嫁给国外消费者，忽视市场的文化差异，以一种文化涉入另一种文化。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竞争的压力使企业不能忽视文化差异，也不能把弥补买方和卖方之间跨文化差异的费用转嫁给国外顾客，为了成功，企业必须考虑文化差异，为不同市场设计、生产、营销不同的产品。北京前门肯德基“变脸”为青砖大瓦房即说明了这一现象。肯德基刚进入北京市场时，其店面与全世界各地肯德基的标识一样，并凭其独特的服务、环境、标识，令中国消费者体验美国文化，忽视中美的文化差异。但随着中国快餐业竞争压力的加大，他就不能再忽视文化差异了，通过适应中国文化的要求，适当改变店面，以加深消费者的印象，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在衰退期，消费者对原文化的重视减弱而去追求新的文化要素，因此，在这一阶段，企业要在全球市场中生存下来的唯一法宝就是顺应文化的变化潮流，解决文化多元化问题。这一系列问题，都将成为文化营销全球化的障碍。

四、跨越文化营销全球化障碍的思考

文化传统、文化观念及文化潮流等文化差异左右着消费者的购买和消费行为，营销活动时，如何在了解、把握目标市场的文化差异中实行文化营销策略，是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立足全球市场的关键所在。

注重文化适应与互动。跨越文化界定的消费趋势必定存在，日本的家用电器、汽车和照相机；美国人的电影、音乐、快餐和饮料；欧洲人的住房、服装、文娱用品和休闲情调，成了全球相当多消费者共同追逐的目标。然而，文化的相互兼容是有限度的，全球的文化差异无法被抹去，在市场营销中，要充分了解全球市场的文化环境并适应它，避免与当地的文化发生冲突，它要求企业在进行文化营销时不是被动地适应当地文化特点，而是在吸收当地文化的同时，针对市场还没有或还未定型的某种消费模式，利用公司的优势在市场上建立新的文化模式，从而进入并占领该市场。在法国巴黎巴士底狱广场附近有一条名闻遐迩的家具街，多年来，国内家具厂试图把中式传统家具打入欧洲市场，可惜一直收效甚微，且关键就在于未能重视东方风格的传统家具在进入西方市场前所应进行的适应性的改变。传统的中式家具展现出的是东方古文明的美，但雕人画物太多太繁，色彩大鲜艳，与法国人所喜欢的风格粗犷，构图简洁、色彩古朴沉着的家具不适应。

国际形势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竞争尤其是金融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与欧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有待提高。本文着重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存在差距的原因，在此基础之上，提出改革和完善金融业创新机制，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对策。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金融领域国际竞争商业银行竞争力

商业银行竞争力是商业银行综合能力的体现，是商业银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相对于竞争对手所表现出的生存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总和。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在我国市场占据优势地位，而这种优势地位的产生大多是由我国的政策保护而取得的。但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我国政策的进一步松绑，国外银行的进入会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市场优势产生冲击。我国商业银行在这场竞争中势必暴露出一些潜在的问题，而如何保持住商业银行的持续竞争优势是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制约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因素分析

（一）治理结构因素

1.组织结构不合理。现存的银行机构还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管理模式，部门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各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对经营风险和责任谨小慎微，而对谋取局部的自身利益则违规操作，暴露出从内部而来的机制风险。对基层行贷款权的上收，严重扼杀了基层行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这种贷款项目的层层上报和逐级审批，延误了基层行良好的投资时机，而上级机构为平衡社会关系指令发放的贷款，下级只能听命，如此导致放款项目的评估、决策和运作出现偏差，背负巨额坏账或亏损。

2.制度不合理。在国有独资的产权模式下，国有银行形成了一级法人总行对分行、分行对支行多层次的委托关系。从委托人的角度看，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与银行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不一致，使得国有银行具有内在的政企不分的制度特征。从人的角度看，银行经营管理人员事实上或依法掌握了控制权，他们的利益在公司战略决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控制往往是通过经理人员与职工的共谋而实现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制度环境的不成熟，银行内部人控制问题尤为突出。

（二）整体经营素质因素

1.资本充足率低造成流动性风险较大。资本充足率（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之比）是资产安全性的衡量指标，按《巴塞尔协议》的规定，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必须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不少于4%），以保障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抵御风险的能力。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远远低于国际大银行的平均值。资本充足率不足的直接后果，是抗风险能力不强、盈利水平低、竞争力差。我国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少，在主要依靠债务杠杆运作的过程中，银行的债务过高，即存款占总资产的比重过高，必须留有较高比例的备付金以应付正常的提款需要。而政府长期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干预，导致呆坏账严重，金融资产质量低下，运营成本居高不下，盈利能力低。

2.我国商业银行经营规模与业务范围狭窄。资产和资本总额、分支机构数量、跨国经营状况、是否开展证券、投资、保险等业务都是衡量商业银行规模的主要指标。银行是一个规模效益显著的产业，但在经营规模上我国商业银行明显处于劣势。我国商业银行业务范围狭窄，品种单一。设备也比较落后，不仅电子化和网络化的服务设施层次低，而且服务软件和专业人才的水平也亟待提高。

3.金融人才缺乏。国际金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随着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既精通外语、计算机以及国际金融专业知识，又熟悉东道国区位优势、人文状况的复合型人才，同时也缺乏一套合理有效的人才竞争机制。由于普遍缺乏开展国际业务的人才和经验，致使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国际化能力方面的竞争力明显不足。

（三）外部经营环境因素

1.资金价格管制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利率、汇率管制依然存在，长期的资金价格管制，使得中国的商业银行形成了利率、汇率波动无风险的思维定势，银行缺乏资金价格变动的风险意识，自然就不会主动规避金融风险，创新具有保值功能的金融产品。当银行不能很好地预测、防范风险，势必会降低自身的竞争力。

2.中央银行监管的乏力。中央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监管效果不太理想。目前对商业银行的比例监控与监测仅局限于几张报表，只是作了一下几种比例关系的统计分析，不仅填报的数据真实性差，而且也缺乏必要的计算机汇总分析，缺乏硬性的考核办法和强硬的监管机制，无法迫使商业银行自觉调整各种比率。同时，商业银行内部缺乏必要的专门管理机构和人员，对比例监管只是应付，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这些都使中央银行的比例监控、监测流于形式。

3.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商业银行深受其累。由于商业银行受命于政府，将贷款发放给国有企业，而不是最安全的客户，在企业亏损倒闭，国有企业转型过程中这些贷款便成为银行的呆帐或坏帐，无处可寻。

二、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一）实现治理结构创新

1.组织结构创新。通过兼并重组与整合，逐步成为金融控股公司，达到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花旗集团和汇丰控股公司发展的道路，为我国银行组织结构的调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企业组织形式，作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组建控股集团，是组织结构创新的有效选择。

2.制度创新。应该进行规范的公司化改造，一是规范董事会的权利，推广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二是合理安排股权结构，促进股权结构合理化、多元化；三是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建立明确的业绩考核与评价体系、建立董事会决策责任制度来实现。

（二）提高整体经营素质

1.加强经营管理，提高资本充足率，化解不良资产。通过减少信用放款，增加担保、抵押放款，压低银行风险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重；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以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损失；以分拆、合并重组的上市融资方式募集资本金或准许其发行长期次级金融债券补充附属资本；尽快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利用呆账准备金制度；适量注入财政资金；成立专门的不良资产清理机构等来化解银行的不良资产。

2.开拓业务领域，创新金融产品，实现电子化技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开展网上业务，开展个人理财业务，开辟中间业务新领域，拓展国际银行业务，加快国际化进程。适时把握混业经营商机，推动业务持续发展，进行服务品种创新，拓展会计事务、融通保管等业务范围。此外，还应开展资信调查、财产评估等高附加值的知识型业务，发展保函、贷款承诺和备用信用证等信用服务方面的业务。总之，我国商业银行必须转变观念，学习欧美等国家金融领域的先进经验，加强管理，提高经营效益。

3.选拔高级人才，引进培育高素质专业人才，充实人力资本。应根据人才结构现状、内部结构、发展需求以及人才使用的成本采用不同方式、不同渠道进行选拔、引进和培育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的同时，还要完善对优秀人才的激励与管理机制。

（三）创造外部良好竞争环境

1.推进利率改革，降低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利率市场化，银行把利息和客户风险挂钩，银行不必惜贷，当认为某企业预期风险较高时，可上调利率，使风险通过利率溢价获得化解。

2.转换监管主体职能，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合理竞争。中央银行应加强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监管，督促商业银行改进和完善经营管理体制和组织体制，同时建立和完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南。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完善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促进合理竞争。

3.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经济改组，优化国有经济结构，活化国有资产存量，以有效化解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风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施科学管理，切实提高服务质量，构建我国商业银行的特色文化，有效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国际形势论文范文第3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国际形势论文范文第4篇

一、建立“过程考核”教学考核模式

随着高职生源的变化，学生的学习综合素质和学习主动性有所下降，传统的理论考试或理论+实践的考试评价方式只能评价学生的学习结果，如果复习不到位，还往往造成大面积的不及格局面。高职教育以知识够用，掌握职业技能为导向，所以，评价方式应以学生是否掌握专业技能为主，兼顾学习过程及学习态度。过程考核是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测试的考核方式，这种考核方式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改进，能够使学生获得亲身参与实践操作的体验，并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锻炼团队协作的能力。《包装造型设计》课程是一门理实一体的课程，为了更好地评价学生掌握包装容器造型设计的能力，过程考核的评价方式是该课程在考核方式上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过程课程教学上要求学生自主或团队完成15个工作任务，前面12个工作任务是每个5分，共60分，学生完成每个工作任务中相应包装容器的设计与制作，设计图为3分，成品实物为2分，学生完成任务后老师当场对作品进行评价和给分。后3个综合工作任务为每个10分，共30分，综合工作任务的实施以学生小组的形式完成，每组中组长分配每个组员不同的小任务，之后选取一个学生对本组的完成的工作任务在班级中进行陈述，其他组学生进行分析评价。最后还有10分为学生平时分享和团队协作能力的表现。同时，老师在整个教学过程变得很轻松，只要讲解适当的理论知识，之后整个课堂就以学生为主，老师只需要对学生的学习情况的进行全面掌控，充当评价的角色，待15个工作任务全部完成，该课程的教学也结束了，学生的成绩也出来了。整套过程考核设计中体现了更加公平，以及注重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养成“过程即结果”的正确观点，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也有助于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

二、结合专业竞赛

以赛促学为了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掌握专业技能，开展技能竞赛是一种较好的方式。学生通过对《包装造型设计》的学习已经基本掌握了常规包装容器的设计和算法，在这样的基础再进行包装类设计大赛不但是对学生已有知识的考察，同时也是让学生发挥创新能力的一个机会。因此，在教学的后三分之一的时间，举办院级的包装结构设计大赛，比赛时间为五周，学生根据大赛主题设计作品，作品交给评审组后统一评审，得出各个奖项。为了能广泛地调动学生积极参加比赛，各奖项不但设有奖金，还将比赛结果与《包装造型设计》课程成绩相结合。在参加的艾司科全国包装结构设计大赛中先后有2人获优胜奖，12人获优秀奖，参加全国轻工类包装设计大赛获一等奖三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5名，参加江淮杯工业设计大赛获优秀奖2名。通过竞赛的激励，可以锻炼学生的专业技能，让学生获得荣誉，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就业，而且将比赛与课程教学紧密结合，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基于工作任务的教学内容，以完成具体工作任务为目的的教学设计，“过程即结果”的考核方式及以赛促学的激励措施使得《包装造型设计》课程教学模式在包装技术与设计专业中已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同时课程组老师们编写了《包装设计》实训指导书，该指导书在总结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突出职业技能的训练，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创新性，充分满足教学的需求。通过改革，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得到显著提高，教学效果连续3年达到优秀。

作者：郑美琴涂亮单位：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形势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电视节目;非线性编辑系统;评估指标

非线性编辑(NonlinearEditing)系统从产生开始就在电视节目制作中得到了实际应用,并不断在应用中更新换代,取得技术的突破。近年来,非线性编辑系统在全球范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以磁带录像机为基础的传统线性编辑方式,成为电视节目后期制作的重要手段,极大地提高了电视节目制作效率和效果。

非线性编辑网络系统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在以计算机为主的硬件平台上对数字化的视频、图形、动画、字幕等进行综合处理,完成视频图像编辑、声音编辑、特技、动画、字幕制作等绝大部分电视制作工作,结合了电影编辑和电视编辑的优点,使节目编辑人员能够运用电子方法,在任意时间,对任意画面精细编辑、修改,可不按时间顺序对素材画面精心拾取,特技处理,节省了大量的搜索及卷带时间,也由此消除了对图像和录像机造成的损伤。一个典型的非线性编辑网络系统应该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输入输出接口单元。他影响视频质量,现在一般采用SDI接口(串行数字接口)。

(2)中央处理单元。一般为基于PC平台的高配置兼容机系统、基于MAC平台的系统和基于SGI等工作站平台的系统。依据产品的不同分别集成了不同的板卡进行编解码,主流的包括MatroxoTv、Lx,PinnacleTarge3100系列等板卡。现在也有不采用编解码板卡的CPU+GPU纯软方案,如苹果公司的FinalCutPro。整个非编网络系统视音频处理功能通过中央处理单元实现,其性能对系统性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存储单元。是非编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了网络带宽、网络稳定性。现在一般采用虚拟存储技术。

(4)网络管理单元。主要包括数据库服务器和MDC(MctaDataCnotorl)服务器。

(5)网络设备单元。现在多采用FC+以太网双网结构,也有采用纯千兆以太网方式的。选择不同组网方式主要是为了满足带宽要求。组网方式影响到网络带宽、网络稳定性。

(6)软件单元。主要是各大厂商在相应板卡的基础上自行开发,在系统功能、稳定性、安全性等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素材上下载耗时。采用非编网络系统进行节目制作必须对原始素材进行上载,在加工完成后需要对成品带进行下载。现在大多数非编网络上下载耗时和视频时长相等,上下载的过程实际上是视频播放的过程,这已经成为影响非编网络工作效率的重要问题。

(2)软件质量参差不齐。现在非编网络相关软件,包括编辑软件和管理软件,大多由厂商自行开发。但因为各厂商对相应非编板卡二次开发和软件开发能力参差不齐,导致软件功能大相径庭,软件质量以及编辑后的视频质量都难以保障。

(3)带宽不足。Pal制非压缩的视频流数据量达到约165MB/S。假如按照3:1的比率压缩,为确保双路视频通道编辑,每台非编工作站要求很高的实时带宽,约为14MB/S。现在的解决方法是采用各种虚拟存储技术。但随着网络站点的扩展和容量需求的增加,带宽问题已成为制约非编网络系统扩展的重要问题。

(4)缺乏统一的评估标准。现在各电视台和影视制作单位大多购置了非编网络系统进行节目制作,但关于非编测试的国家标准迟迟未能出台,如何有针对非编网络系统进行测试评估已成为推进系统应用急需解决的问题。依据对湖南、广东等多家省级电视台的调查,各台对非编网络系统分别进行了不同方式的测试评估,但均未有系统的评估方案。

3、非编网络系统评估内容

为了检测和提高非编网络系统的性能,电视台需要对系统进行测试评估。现在非编单机系统国家标准正在制订中,而非编网络系统国家标准出台还有待时日。针对非编网络系统的评估,电视台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

(1)网络带宽测试。采用SANergy等软件进行网络带宽测试。

(2)软件功能测试。依据节目制作的需要,对非编软件的功能进行相关测试。

(3)系统稳定性测试。采用频繁登陆、同时读取、制作复杂特技等方法,对非编站点及服务器进行稳定性测试。

(4)视频质量测试。现在各电视台非编网络采用的主流编码方式已经从M-JEPG过渡到了MPEGⅡ。在非编网络视频质量方面,除编码方式和码率外,编解码过程也会影响到非编视频质量。一直致力于MPEGⅡ编解码问题的ATLANTIC项目组做了相关的实验,证明了在编解码过程中可能带来的图像质量的劣化。因此,单纯依靠视频编码方式和码率来判断视频质量是不可靠的,也是不严谨的做法,必须把视频质量测试纳入非编网络系统测试评估中去。

(5)规范系统稳定性测试。系统的稳定性包括软件、硬件的可靠性、容错性等多个方面。

(6)软件性能测试。依据国家标准中的明确定义:软件质量是软件产品具有满足明确的或隐含需求能力的特征和特性总和。具体包括:易用性、功能性、可靠性、效率、可维护性、可移植性等方面。

4、非编网络系统评估指标

非编网络系统评估指标主要包括确定性性能指标和泛化性性能指标两大类。

(1)非编网络系统的确定性性能指标

依据非编网络系统测试各项目的情况,在网络通道和视频接口质量测试单元相应的指标有:

①SDI幅度。实验表明,从信号源改变信号幅度,幅度为720一880mV时可实现无误差接收。

②上升时间。上升时间符号为(t),指标称幅度的20%-80%所经历的时间。上升时间应为750—1500ps。

③下降时间。下降时间符号为(t),指标称幅度的80%一20%所经历的时间。下降时间应为750—1500ps。

④上冲下冲。两者以标称幅度的百分数标记。

⑤抖动。抖动符号为(J),指数字信号跳变沿在时间上对其理想位置的随机时间偏离。用皮秒或UI的百分数标记。抖动值应小于74Ops。

(2)非编网络系统的泛化性性能指标

主要指标有:

①软件编辑功能。表现为对视频编辑功能的支持能力,对素材采集、素材共享、素材管理、故事板编辑、故事板共享、多轨混编、多格式混编、音频编辑、特技编辑和字幕制作等参数估算权值。

②音频功能。表现为对音频处理的支持能力,对音频采集、音频编辑、视频同步观看和内嵌调音台等参数估算权值。

③字幕功能。表现为对字幕的支持能力,对唱词滚屏制作、高级字幕包装、帧精确编辑和模块无缝连接等估算权值。:

④网管功能。表现为对网络管理的支持能力,对用户管理、网络管理、空间管理、日志管理、权限管理、软件设置管理和统计功能等估算权值。

⑤软件稳定性。表现为满负荷情况下对功能的支持能力,包括上载模块测试、下载模块测试、合成模块测试和综合测试。

5、结束语

非线性编辑网络系统是在线性编辑非线性编辑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能够充分发挥创作人员的创造性,把电视节目制作得更生动、更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提高该系统的性能,制作出精美、受众率高的电视节目,需要不断改进系统性能评估指标和方法,以促进系统性能的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李文伟,孙雨霖著,网络中录像机集中式上/下载应用,世界广播视,2004,18(3).

张凯洲,李小桦,非线性编辑技术的发展,世界广播电视,200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