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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改革
教师在职业英语课堂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及交流中来,拉近师生的心理距离,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从而让教师从情感方面去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英语课程学习兴趣,从而提升职业英语教学效果;二是强化职业英语师资队伍建设。定期开展教师说课比赛及评课,对于学生的课后反馈加以重视,并根据学生的意见等督促英语教师改进。同时定期组织职业英语教师的培训工作,其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英语专业知识及职业英语最新教学手段及模式等,在提升教师专业知识素养的同时,也提高其教学能力及技巧,从而强化职业英语师资队伍素质建设;三是重视听说技能的教学改革。教师应改变以往的英语教学观念,改变传统英语教学只注重英语听写能力的培养,而是在课堂教学中,要更加强调学生的听说技能的习得,提升学生的英语口语实践能力,如在课堂教学中,多开展英语活动,并让学生参与角色扮演等,让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口语实践中;四是教学内容方面。该方面是英语职业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在职业英语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一切围绕提升学生职业英语素养为中心,同时在教学内容中引入信息技术手段,实现英语教学的计算机化,从而提升学生的英语实践能力。如多开设语音教学及多媒体教学等[1]。
(二)教学方法方面
要想实现职业英语的有效发展,就必须在教学方法上加以改革,丰富职业英语教学手段。如教师在导入新课环节,其可以采用现将自己精心设计的好问题展示给学生,让其思考,然后在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预习几分钟,并根据学生的座位来进行分组,每组选出一个小组长,在学生对本课有个大概了解后,根据其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每个小组成员展开激烈的讨论交流及分析,并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答案后,各小组组长代表各小组发言,然后由教师对各小组的发言作出公正的评价并给予适当指导,此过程的目的就是为了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进入良好的学习状态,活跃课堂气氛及学生思维,从而有利于后续教学活动;同时教师在职业英语教学手段的选择上,还要根据本课内容难易程度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教学方式,如对于较简单的教学内容,教师可以采取让学生通读全文,然后由其提出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教师予以指导,并同学生一起交流探讨,共同解决这些问题,并最后作个小节;此外,为了提升学生的英语实践应用能力,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更多的精心设计课堂情境,并多开展英语课堂活动,如角色扮演等,让学生积极参与到其中,在英语活动中增加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并提升自信心,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其英语口语实践能力也得到了巨大提升,这与职业英语教育改革目标不谋而合[2]。
(三)改革考核机制
传统的英语课程考核主要采用笔试的方式进行,对口语技能的要求不多,为了适应职业教学的发展,对职业英语的考核机制实施变革很有必要,职业英语的考核方式不仅包括英语笔试成绩,还要将口语技能纳入到考核体系中,同时对于学生课堂教学中的表现也要纳入到考核体系中,从而完善其考核机制。
二、结语
随着职业院校对现代职业教育探索的日臻成熟,现代职业教育正迅速发展,学科设置、人才培养目标同市场逐步向“零距离”对接,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结合渐入佳境。
1.政府部门推动“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
省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以城带乡、以强带弱,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合的新兴办学模式——职教集团。”目前已经在交通、农业、水利、牧业、医药卫生、建筑、化工、机电、地质、工艺美术、国防科技工业等行业部门组建了职业教育集团,职教集团总数已经突破60个。截止5月,我省普通高校已达到127所,其中本科学校达到50所(含独立学院8所),高职高专学校达到77所。年底,省教育厅与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还签署了《共建校企合作交流平台合作协议》,为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实现“产学研用”无缝对接提供服务平台。但从人均数量上来看,职教集团内部组织相对松散,这与农业大省、人口大省是不相匹配的。
2.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滞后
就高等教育类型组成来说,目前所实施的职业教育其最高学历仍是专科,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本科,缺少职业教育人才成长的“立交桥”。尽管这几年针对高职毕业生对口“专升本”,实际上还是升入普通本科院校,而非职业教育本科,很难满足社会对高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也不利于学生继续学习,这也容易导致人们对职业教育在认识上存有偏见。
3.高等职业教育人均教育经费依然偏低
“十二五”以来,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高等教育经费保障范围进一步扩大。世界银行研究表明,职业院校生均经费为同级普通教育的2.53倍,实验实习设备设施的成本更高。
4.职业教育自身吸引力仍有待加强
①专业教师不足。发展职业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支撑和保障。教师的知识结构与职业教育所要求的知识结构不相适应,缺乏必要的工作实践能力和专业实践技能。
②企业缺乏合作动力。由于缺乏相关利益链条的连接,政策落实机制不健全,导致校企合作缺乏长效机制。目前,大部分校企合作的有关政策还有待完善,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多数校企合作项目、职业教育集团组织松散,捐助教学设备利用率不高,实训实习基地后续建设和利用、培训员工等仅停留在层面上。
③职业资格证书亟待规范。随着我国职业资格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对提高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促进人力资源强国建设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某些政府职能部门、行业协会、学会团体等出于自身利益,既培训又颁证,一方面造成培训质量下降、走过场,另一方面政府公信力不断下降,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证书泛滥,“证”出多门,严重妨碍了职业资格培训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
二、深化产教融合的路径分析
当前,国家已把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还需要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和营造全社会重视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要着力服务产业的转型升级,把理论教学逐步转向理论与应用相兼顾,学历教育逐步转向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培训相兼顾的现代职业教育模式。
1.专业规划对接地方产业规划
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不同,职业教育具有突出的社会性、职业性和实践性。教育部副部长在“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能力经验交流会暨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年会”上的书面讲话中指出:要坚持以服务就业为导向,立足类型教育特点办学,走对接需求、特色鲜明的发展道路,从而为社会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
①专业人才培养对接行业企业人才需求。职业院校要紧跟产业发展动向,不断调整专业结构,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和教材改革,加快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步伐,有针对性地系统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特别是重点支持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相关专业,服务中原经济区产业发展战略的实施。以专业群建设带动学院转型,专业规划对接地方产业规划,专用链对接产业链,校园文化建设对接行业企业文化,推动创业教育向终身职业教育方向发展。
②教师职教能力要求对接职业岗位要求。要以实施职业院校骨干教师培训为契机,做好职业院校青年教师企业一线实践的引导和政策支持,全面落实职业院校教师到企业实践的制度,解除一线教师的后顾之忧。
③支持中小企业吸纳职校毕业生。一方面要设法提高职业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对企业职工参加养老等社会保险给予政策支持,出台导向性人事和相关劳资政策,帮助企业更好地发展。
2.逐步提高职业院校经费标准
职业教育体系需要有强大的社会系统支撑,政府必须稳步增加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在全国教育总经费的占比,使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与职业教育规模相适应。此外,应不断拓宽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渠道,建立以政府为主,兼容企业、社会团体、民企、外资等多方参与的职业教育投资体系。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应发挥应有的推动作用,不仅制定相关政策,而且搭建具体的实质性合作框架,出台相关细则和落实政策措施,并建立长效激励机制,促进校企双方的积极参与,使省的职业教育发展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进一步完善教育基金的投入,对职业院校的学生予以与普通院校同等的主体地位,尤其是给予民办职业院校的教师与普通院校教师享受同等待遇和产学研的政策支持。
3.加快职业院校内涵建设
①注重“双师型”教师的培养。职业教育的职业性与教育性是提高职业院校核心竞争力,打造高职教育特色专业品牌的重要途径。加大统筹职业教育发展的力度,优化全省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加强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建设;完善“双师型”教师培养认定办法,加大对“双师型”教师的政策激励,重点提升其专业实践、教育教学能力,努力打造高素质师资队伍力量,促进“双师型”教师在区域内合理流动;同时,以德育人,用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新风尚,促进学生成长成才,培育更多社会需要人才。
②完善职业人才成长“立交桥”。在推进中职、高职紧密衔接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人才成长“立交桥”,拓展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专业硕士的发展空间,增强学生的荣誉感。将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合起来,引企入校、引职校入产业园(区),为当地经济、产业发展作更大贡献。学校与企业及行业单位联合起来,建立职业教育就业评价体系,以硬件、软件、就业来吸引学生、留住学生;积极开展学业水平测试,提升学生文化素养,扭转只重技能的旧观念,为职业教育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必然要求。
③增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贡献最为直接的教育类型。现代职业教育只有与实践、工作过程相结合,学生才能学到职业活动中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技能。因此,职业教育的全过程都离不开企业的积极参与,需要企业提供更多实习和实训基地。职业教育正逐步由规模化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过渡,提高职业教育质量,企业要有参与的自觉性。
④规范“职业资格证”的市场秩序。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规范职业准入类职业资格和职业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提高职业资格证书的含金量,这对造就高素质的劳动者,无疑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此,政府职能部门要做好宏观管理和质量监管等服务工作。
三、结语
互动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指各种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作用和关系结合人们使用的本意[4]。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加强职业教育的和培训。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应用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与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比较,职业教育侧重于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的互动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结构中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以及经济效益等决定和制约着高职教育的层次与类型结构、质量以及发展速度[4]。职业教育发展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模式,教育发展的程度也不相同,这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1.区域经济的发展影响职业教育的进程。
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最终要面向市场进行就业,每个地区的职业教育都要面向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培养人才的方向也是围绕当地经济展开的。因此,区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影响职业教育的进程,尤其是区域经济的结构,具体到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技术结构等直接决定和影响着职业教育的层次、质量和规模。大量实践证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好的地区职业教育也会比较发达。
2.职业教育的发展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早期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资源为三类:土地、劳动和资本,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西方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人类资源的重要性,把人力资源看作是一种除上述三种资源以外独立的资源。可见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不断兴起,现代农业逐渐代替了传统农业,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强。而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的普通教育相比,培养人才的方向更倾向于技术和技能,所以,职业教育的发展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3.职业教育应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
经济发展是职业教育的外部环境,是职业教育的服务对象;教育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人才培养基地技术和信息资源基地,二者相互依赖,相互支持[5]。区域经济的发展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区域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区域经济决定着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层次结构和其发展规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提供的就业机会就会越多,无形中也就扩大了职业教育的规模和水平。因此职业教育应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
二、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
我国的职业教育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职业教育体制不完善、缺乏市场机制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和协调力度。
1.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结构结合度低。
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对于学校本身和当地的经济结构发展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目前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存在与区域经济结构结合度低的问题。首先,某些专业设置存在一定的盲从性、随意性,没有进行科学的调查分析,不了解区域经济结构,造成培养的人才不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次,学校考虑较多的是专业的师资条件和资金的投入问题,往往与市场的需求脱节。市场的变化是很快的,如专业的设置一成不变,就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也就不能与区域的经济结构相融合。
2.职业学校自身地位模糊,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需要。
目前,一些职业学校存在自身定位不明确的问题,如办学理念缺乏个性,办学方向没有考虑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在办学定位上普遍存在着追求“小而全”,忽视“特色”的倾向,模式趋同,为地方服务观念不明确[6]。同时,由于职业学校还包括职业培训,而职业培训的内容需要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职业技术培训需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要求,如失业人员、农民工培训、高技能人才培训等。而现在一些职业培训项目简单、培训对象单一,这就使得职业学校的发展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复杂多变的要求。
三、职业教育的发展策略应适应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
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区域经济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两者呈现正相关性,所以职业教育的发展策略也应适应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
1.职业教育发展策略决定着学校的发展前景。
职业教育发展策略的好坏首先影响的是学校的发展前景,职业教育的自身定位对于学校的专业设置、培训程度都起到关键作用。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职业学校的职业设置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在社会、家长心中的地位。职业教育得到认可,就无形中增加了职业学校的办学规模。只有适合区域经济发展的专业才能培养出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的人才,学生的就业才有了保障,就业得到保证,生源就更加广泛了,学校的发展就有了动力和活力。
2.职业教育发展策略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
职业教育发展策略在影响学校的同时也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职业教育不仅可以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培养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才,还为区域下岗再就业的人员提供培训基地。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产业结构的优化,劳动密集型劳动力逐渐向技术密集型劳动力转变,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加,职业教育正是这种人才的主要来源。同时,职业学院一般都拥有自己的技术人才和实验设备,如果它可以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先进的技术和工艺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则会大力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四、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的策略
1.以政府为主导整合资源。
职业教育应向着以政府为主导下的就业导向模式转变,政府可将社会力量、企业行业、教育资源等多方面力量有机组合,形成合力。政府部门应引导职业学校根据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合理的定位,坚持学历教育与培训结合、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结合。同时,政府应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加大对职业教育的宣传力度,让广大的学生家长对职业教育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评价。
2.加强职业学校的质量内涵。
职业学校的质量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职业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是一张名片、一种信誉。对于职业教育来说,质量内涵的打造是最关键的。由于目前职业教育参差不齐,专业设置差距很大,教学质量也就很难保证,这就很难取得社会的认可,因此只有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内涵,才能提升职业教育在社会中的声誉。同时,职业教育可根据学生的不同需要进行培训,关注社会发展动向,加强重点专业的培训,加强与用人单位有效的联系和沟通和与用人单位和合作,增加学生的就业率。
3.企业应加强与职业学校的互动,构建多元化学习模式。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晚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联邦政府直接干预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成立了一些国家级管理机构,负责管理职业教育与培训。在建立联邦国家之时,澳大利亚宪法就明确规定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权力,联邦政府并不直接干预教育,教育被视为州的职责。直到20世纪20年代,联邦政府才开始涉足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内的教育。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成立了行业培训委员会和国家培训委员会,负责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管理。另外,澳大利亚宪法规定由澳大利亚技术教育理事会、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分别管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采用等级模式,借助调查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等相关机构干预职业教育。20世纪70年代成立“行业培训理事会”(IndustryTrainingCouncil)、“全国培训理事会”(NationalTrainingCouncil)等管理机构负责培训管理。1974年,技术与继续教育咨询委员会出台了《坎甘报告》(Kanganreport)。《坎甘报告》不仅再次提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介入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加大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经费的投入,而且提出成立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TechnicalandFurtherEducation)。20世纪70年代,由于澳大利亚经济进入低谷期,不仅传统的制造业、采矿业和农业开始衰落,教育也受到冲击。这一时期,15~19岁寻找全职工作的青年的失业率已由1976年的10%,上升到1983年的23%。但是,职业教育的地位却得到提升,社会各界都非常肯定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作用。参加学徒培训的人数从1976年的12.3万人,上升到1982年的最高值14.7万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及时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资,缓解了职业教育资金短缺的压力。为了提高青年的就业机会,为企业提供高技能人才,澳大利亚成立了高级技术学院,并将其纳入高等教育学院(CollegesofAdvancedEducation)。高等教育学院只授予应用类学位,而不授予高级研究类学位。在就业环境比较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开始着手建立新一轮的国家认证系统。20世纪8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对教育质量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修订了初中高年级的课程结构,增加了很多学术科目,删除掉了大多数职业类课程。但是这一时期政府为了发展新兴技术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制定了行业奖励机制,鼓励行业运用灵活的培训方法。行业技能培训成为这个时期职业教育结构改革和政府制定培训政策的主题。1986年,澳大利亚学者科比(Kirby)提出受训制概念。这种培训是一种时间比较短、形式比较灵活的契约培训,是一种比传统学徒制培训范围广的形式,这为未来基于学校的新学徒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结构化改革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到90年代初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结构和管理模式连续调整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之前,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的设计和认证完全是在国家和州层面上,虽然有些项目是不同州之间的合作或互认,但是职业教育的实施几乎都由州政府拨款和管理的公共职业技术和继续教育(TAFE)学院负责。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公众不满经济衰退。80年代中期,青年失业率高达15.1%。80年代晚期,澳大利亚参加学徒制和受训制的人数下降。1989年和1992年,学徒和受培训者分别下降6%和25%,青年失业率增加了11%。此时,联邦政府决定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进行结构化改革,把为青年就业做好准备纳入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的重要目标。20世纪80~90年代,多数TAFE学院开展培训失业者的工作,还为青年人特别是那些辍学者提供职业教育课程。劳动力市场的恶化以及经济的基础地位,导致了澳大利亚部分经济转型,致使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更加注重海外市场和国内竞争。这一时期,TAFE学院与行业联系并不紧密,青年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的转换缺少结构化学习路径。因此,1987年的《澳大利亚重建》(CommonwealthReconstructionTrainingScheme)报告提出关注职业教育与企业技能形成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之前,大多数州政府都致力于满足职业教育发展的资金提供,培训政策没有与行业企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整合起来。1987年,联邦政府出台的报告《澳大利亚技能》(SkillsforAustralia)提升了职业培训的地位,该报告提出职业培训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心地位,并建议设置整合就业、教育和培训的项目。[8]1987-1989年,职业主义共同体政策开启了政策重大变化的窗口。国家就业教育与培训委员会、就业技能形成委员会等新的咨询机构引进政府、行业、学校伙伴关系的政策,实现跨部门合作发展职业教育。1992年以后,通过澳大利亚培训署制定的相关协议,使联邦、州、地方政府达成一致,创建了在澳大利亚培训署管理下、行业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由此也建立起了联邦、州、地方政府共同决议职业教育优先权的框架。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市场变化很大,澳大利亚服务业发展迅速,传统的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不断萎缩,无技术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岗位不断减少,就业岗位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在这个时期,私人培训机构不断出现,为服务业提供培训。同时,能力本位的教育与培训也在这一时期兴起。伙伴关系的建立,也促使企业代表在州或领地层面上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很多行业制定了本行业的国家能力标准,参与开发州层面的、能力本位的课程和模块。同时,州教育局也开发了一系列职业教育课程满足学生需要。经过80年代的发展和调整,TAFE学院遍布澳大利亚各地,毕业生受到雇主的青睐。
三、推进体现新职业主义倾向的改革阶段
1992年至今,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澳大利亚推进体现新职业主义倾向的改革,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快速发展的时期。此时,劳动力市场变化很大,产业部门中经济服务业、咨询和人力服务业占了很高比例,无技术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岗位不断减少,就业岗位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澳大利亚逐步向知识经济社会过渡。这一阶段,合作发展职业教育的思想在澳大利亚得到各界的重视,伴随着权力下放政策的实施,职业院校与政府、行业/企业、社会中介组织组织建立起社会伙伴关系。同时,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体现出新职业主义倾向,提出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应该满足区域青年的需要,建立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框架。尤其是1992年,澳大利亚国家培训署(AustralianNationalTrainingAuthority)成立,这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事件。国家培训署在制定国家战略、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框架,促进行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建立有效的培训市场,促进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联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该组织成为推动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的十年,联邦政府大力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国家培训署制定了三个非常有影响的国家战略。第一个国家战略《迈向技能型的澳大利亚》(TowardsaSkilledAustralia)提出优先扩展培训市场,通过竞争筹资试图开放培训市场,特别是通过竞争方式分配资金。该战略试图开放竞争市场,提高培训学校的质量。第二个国家战略《通向未来的桥梁》(ABridgetotheFuture)提出加强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鼓励组织学习文化的发展,强调培养澳大利亚劳动力技能基础。该政策强调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实现职业教育公平,提高培训投入,最大程度提供公立职业教育费用。第三个国家战略《塑造我们的未来》(ShapingourFuture)倡导广泛合作与协商,提出职业教育与培训未来发展的愿景和战略。它试图反映劳动力的结构、就业形式与工作组织构成的变化,满足学习者多种形式学习的需求。这个政策揭示了未来职业教育政策将以个体和雇主为中心。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了一系列国家框架,澳大利亚联邦、州政府与企业、雇员和培训机构代表共同开发国家培训系统,为澳大利亚适龄工作者提供国家认证培训。1995年,澳大利亚政府了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AustralianQualificationsFramework,简称AQF),该框架为职业教育与培训部门资格证书提供了详细的和不同等级的国家路径。1996年,了国家培训框架(NationalTrainingFramework,简称NTF),该框架包括培训包概念,提供了确定能力标准、传授和评价的方法,采用先前学习认证原则加快课程学习。1997年,了澳大利亚国家培训认证框架(AustralianRecognitionFramework,简称ARF),该框架提供了全国的职业技能认证体系,其标准得到各州、领地的认可。1998-2003年制定的国家战略体现了职业教育“灵活性”、“问责制”、“可获得性”等规则目标。
其一,联邦政府提出职业教育与培训要以为澳大利亚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配备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能的人才为己任,鼓励多种途径开展行业企业需要的人才培养项目。这样既可以提高那些失业的早期辍学者的就业机会,又可以为国家储备潜在的拥有新技能的人才。其二,通过注册培训机构为州、领地劳动者提供国家认证资格证培训,促进劳动力洲际流动。需要确定培训结构,去除障碍。其三,政策制定、资金划拨、技能传授都应该以满足受培训者需求为中心,必须保证个体获得公平待遇。其四,提出建立一系列澳大利亚国家技能标准,确保澳大利亚的国际领先地位,提高澳大利亚技能水平,使全社会重视学习能力与职业能力的培养。其五,通过完善问责制,提高州、领地职业教育信息管理,实现职业教育价值最大化。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资金主要来自政府、企业和个人。随着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价值的认识提高,联邦政府、州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入逐年提高。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依然是主要投资方,联邦政府占政府投入的1/3,但地方政府的投入要高于联邦政府。以2008-2012年澳大利亚公共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获得经费为例,各种资金的总额由2008年的61.108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84.285亿美元。2012年,州政府拨款43.334亿美元,联邦政府拨款23.254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将“有限竞争”理念引入培训市场。1994年的《澳大利亚国家竞争政策》(NationalcompetitionpolicyforAustralia)报告指出,政府拥有的实体需要有更大的竞争力,需要去除州际间的障碍,摒弃某些领域的垄断行为。1997年颁布的《用户选择》(Userchoice)政策允许雇主和他们的学徒、实习生自由选择那些由政府资助的正式注册培训组织参与培训项目。为促进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公平竞争,一些领域专家建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州政府应该定期为公立职业院校拨款,同时也应该为私立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拨款资助。这些改革使非TAFE学院可以获得资金开展培训活动,同时也促进了跨州培训活动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职业教育政策和管理发生变化。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试图使职业教育与行业联系更紧密,这些政策希望能提高澳大利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联邦政府所倡导的新学徒制被各州、领地所接受,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都将校企合作放在重要位置。1994年成立的澳大利亚学生实习基地,建立了校企合作项目的伙伴关系。这种实践与经验的职业化模式,是一种关注区域利益、整合教育资源、践行做中学、重视工作场所中的学生福利的模式。1998年,《新学徒制》(NewApprenticeship)等国家层面的学徒系统、实习系统项目开始运行。为提高企业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入,在1990-1994年,澳大利亚执行了《培训保障法》(TheTrainingGuaranteeAct)。该法旨在提高企业自主教育与培训的水平,提出企业将1.5%的工资总额用于员工培训。然而,这个强制征收比较注重大企业,大企业用于培训的花费多于中小型企业。这一时期,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关注点由学习生活向学习工作转变。此时,企业与职业院校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企业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些变化也促使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改变其培养目标,重塑宗旨。2013年,51.9%的企业运用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满足它们的培训需要,其中33.3%的企业提供了职业资格证书培训,26.9%的企业提供了学徒或实习,20%的企业采用国家认证培训。47.5%的企业采用了非认证培训,高达77.6%的企业运用非正式培训,有12.4%的企业没有组织培训活动。从2007年到2011年,15岁以上的学习者参加职业教育与培训活动,成功通过培训的人数比例逐年稳步上升。通过率从2007年的79.4%上升到2011年的82.7%。另外,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学习者的就业也产生影响,经过培训的学习者比没有参与培训的人获得工作机会多。例如,2007年,二者相差7%。2008年,二者相差6.7%。澳大利亚工业部每年都进行雇主满意度调查,通过调查发现雇主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满意度一直很高。以2013年为例,90%以上的雇主认为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对工作技能的培养有重要作用,雇主对工作需要的职业资格培训的满意度为78.3%,雇主对学徒制和受训制的满意度为78.8%,雇主对国家认定资格的培训满意度为83.1%,雇主对非认定培训的满意度为90.3%。这些指标2005-2013年间呈现逐渐上升趋势。随着行业企业深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活动,工会和雇主委员会在政策决策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工会和雇主委员会参与制定国家行业能力标准,参与开发与行业相关的、符合行业标准的国家课程文件。此外,澳大利亚国家培训署与联邦政府、州政府建立伙伴关系,通过各种水平的决策确立行业的领导地位,包括教授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教学评价。由于行业企业的参与,促使职业教育模式由“供给模式”向“需求模式”转换。
四、结语
1.职业教育发展缓慢,跟不上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2.缺少应用型专业人才,逐步从数量紧缺转向结构性紧缺;
3.对职业教育不够重视,造成教育资源浪费和流失;
4.职业教育的毕业证书与劳动就业不能有效地衔接等等。导致职业技术教育资源分散,办学效益不理想,职业教育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矛盾。长期以来,我国职业院校受传统教育的影响,造成部分职业院校出现招生难的现象。所以,职业教育要彻底改变教学理念,以终身教育为主,以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的职业教育为标准,其中也包括数量和质量指标,重新调整职业教育结构,逐步贯彻知识、能力考核并重原则,完善职业资格标准,强化就业准入制度。
二、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建议
1.联合化发展、集团化发展是唯一出路只有以市场机制为背景,自愿为基础,只有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在自愿基础上,在保持各自院校特色的前提下,以自愿加盟或股份合作制等形式打造新型联合办学体系或职教集团,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实现共赢,发挥整体综合效应,才是唯一的出路。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职业院校自身无法解决的许多问题。并通过系统创新,实现规模化、集约化、优质化、效益化发展。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创建统一领导、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方法、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超大型职业教育航母,形成低中高阶梯式、多层次,专业结构门类齐全、成龙配套的人才培养教育体系,能够一次性满足企业所提出的多种人才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我省的职业教育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在无情的市场竞争作用下,那些自我封闭、规模小、实力差的职业类院校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会被淘汰。
2.以就业为导向,转变办学模式市场需求是就业导向的“风向标”就业形势的“晴雨表”,现今,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走入到高速期和转型期,这就需要大量的技能型人才。若想要满足这一需求,那么职业教育必会有大的作用。在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中中等职业教育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培养目标旨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培养更多的高素质的劳动人员。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各类企业大量增加,就业岗位也在大量的增长,一线操作人员需求也在急剧的升高。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中职毕业生也越来越受到各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欢迎。
3.根据市场需求培养特色专业和重点专业职业教育办学的成功与否,重点是专业设置,应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动”,跟着产业调整升级而“走”,围绕企业技能型人才需要而“转”,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而“变”。立足本地产业建设、立足区域经济发展,做到专业对接产业,专业链对接产业链。教育、劳动等职业学校(院)主管部门要统一协作,搭建平台加强学校(院)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避免热门专业一哄而上、各自为政,真正做到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校就设置什么专业,生产上推广什么样的技术,教学上就开设什么课程。
4.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多层次人才的支持一是职业教育研究的重点应该围绕人才市场的各种需求动态进行探讨,为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和优化配置以及课程设置等提供科学依据。还应该加强教研与教学管理,提高和确保教师的教学水平。二是加强教材和课程建设,调整培养目标。要面向劳动力市场,改变目前教材出现的“少、空、旧”的局面,建立既注重基础知识又突出员工培训特色的全新教材体系。三是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即接受性学习与研究性学习相结合;调整学生学习的重点,是要教会学生学会学习,培养学生发现与提出问题的能力;改变现行的教学评价体系,应该从重学历到重能力,从重结果到重达到结果的过程,从重知识到重全面素质,从被迫学习到兴趣学习等转变,以此激励学生积极向上学习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