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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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社会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资本；经济发展；非正式制度；信任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9)05-0019-0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基于特殊双重委托问题的家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08JC790092)。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该理论一经社会学家提出，就引起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关注。经济学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尽管经济学领域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总体而言，社会资本被认为是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的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要素的综合体。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上，众多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大量研究，这一研究领域文献的出现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将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历史文化因素纳入经济学研究框架，人们发现社会资本在促成合作和交易、保证交易制度良好运转、降低交易成本和契约的实施成本、提高资本运行效率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从而有利于提高经济绩效。
一、社会资本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兴起
(一)
“资本”概念的扩展
“社会资本”在概念表述形式上就体现出鲜明的经济学色彩。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本是在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行动中被投资和动员的资源，资本的本质属性在于它可以通过投资实现增值，是一种生产性资源。古典经济学将生产要素分为三类：土地、劳动和资本，这里的“资本”是指以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和以货币形态表现的物质资本。长期以来，物质资本作为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20世纪60年代，以Schuhz和Becker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同质性的假设，将“资本”的范畴从实体性概念过渡到了非物质性概念。
循着“资本”与“人”相结合的思路继续前进，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受制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社会因素的影响。Loury在经济学领域首次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在研究种族间收入不平等问题时提出，存在于家庭关系和社区组织之间的社会资本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到了20世纪80-90年代，以Bourdieu、Coleman和Putnam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然而在广义资本的子概念群中出现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划分。资本概念的扩展反映了人们对资本认识的不断深化，也表明人们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的理解更加全面。
(二)对经济增长解释的完善
经济学对于“资本”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同样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古典经济学将有形的物质资本当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强调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使得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完善。人们开始认识到，以教育、培训、健康、迁徙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束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上，即为什么不同国家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速度不同。
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技术知识和组织知识的巨大进步还需要依赖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交易的制度。因此，以信任、规则和网络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家开始将社会资本的贡献作为经济增长的因素加以研究①。在微观层面上，主要考虑社会资本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方面发挥的作用；在宏观层面上，主要探讨非正式制度、社会网络等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绩效的。Putnam认为“社会资本增加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利益”。
(三)“东亚奇迹”的启示
在对经济增长的考察中，“东亚奇迹”成为社会资本推动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东亚奇迹”打破了西方国家通过长期的经济微增长实现工业化的传统经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就断言，东方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伊斯兰国家)缺乏类似新教这样的宗教伦理，不能生成资本主义；相反，儒教所主导的东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会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东亚奇迹”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韦伯的预言。Krugman通过分析也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自于劳动力与资本投资的增加，而非与技术进步相联系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因此，他认为这种增长是难以持久的。然而历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东亚地区仍然表现出持续的经济活力。
对于东亚经济发展的奇迹，理论界较权威的一种观点认为，
“东亚奇迹”只能部分地由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等传统因素解释，和谐的人际关系及儒家文化道德规范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资本，是东亚经济发展的特殊动力和深层原因。东亚社会在经济发展目标上的共识、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观念和社会关系结构、政府与社会间较为和谐的关系、以制度安排和组织设计为特征的政府政策，所有这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增强了经济效率，促进了信息交流以及政府和企业间的合作。
二、经济制度中的社会资本：概念和类型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
“社会资本”概念继经济学家Loury首次引入经济学研究之中，社会学家Bourdieu对其进行系统界定后，Coleman、Putnam、Portes、Fukuyama、Butt和Stiglitz等学者都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定义。作为一种具有经济属性的资源，尽管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社会资本涉及到一系列准则、规范、网络和组织等，并且对于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加以肯定，但是对于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至今没有达成一致共识。
综观各种对社会资本的理论界定。笔者认为
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三种观点。第一种是Putnam的界定，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第二种观点来自Coleman，他将社会资本看成是“一系列拥有两个共同要素的不同实体所构成，这些要素均由社会结构的一些方面构成，而且它们促进了参加者的某些行动”。Coleman将社会资本区分为三种形式：义务和期望、信息渠道、社会规范。第三种观点来自North和Olson的研究，他们提出的观点更为宽泛，认为社会资本还应包括使标准规范得以发展及决定社会结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例如政治制度、法律规则、立法体系和公民政治自由等正式制度关系和结构。
关于社会资本概念的三种观点虽然表述各异。但都强调了社会关系与经济结果的相互影响，并且关注经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组织提高经济效率的途径。三者的区别在于，Putnam的界定强调了个体之间的“横向联系”，并肯定了社会资本具有的经济学意义。Coleman特别强调了社会网络的“闭合(closure)”对于社会资本生成的重要性，在他的界定中，社会资本不仅包括个体之间的横向联系，还包括纵向科层组织。而North和Olson的定义则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资本，甚至将某些正式制度也纳入其中。
(二)社会资本的类型
在对社会资本外延的界定上。部分学者对其进行了类型划分(见表1)。Collier区分了“政府社会资本”和“民间社会资本”。Krishna根据集体行动产生的不同途径，提出了社会资本的两种类型：“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Uphoff依据社会资本的来源及表现、存在的领域、动力因素等角度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Collier、Krishna和Uphoff划分社会资本类型的标准各不一样，但是他们区分的社会资本的两种类型却分别具备某种共性。“政府社会资本”、
“制度资本”和“结构型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了社会资本的制度属性，它们以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而“民间社会资本”、“关系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则主要体现了社会资本的非制度属性，它们以内隐的方式存在于群体中，以此影响组织中的个体行为。关于这两组社会资本，Coleman所研究的“开罗Kahn El Khalili市场”和“纽约钻石批发市场”分别提供了两个很好的例证。
虽然对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但是社会资本所具有的非个体属性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同。在传统的经济学假设中，每个市场上的经济个体都拥有独立的效用函数，而在社会资本范式下，个体的效用函数还受到来自他人和组织的影响。按照经济学的观点，社会资本的产生来源于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通过重复博弈产生合作解，并使交易双方形成对于声誉进行投资的动机。Uphoff就对社会资本的这种非个体属性进行了精辟的阐释。他提出社会资本的“社会”是指“一定程度的相互关系、一定程度的共同身份、某种程度的相互间而不是个人利益的合作。Coleman也认为”人力资本隶属于人，而社会资本则存在于人们的关系之中。
三、社会资本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
关于社会资本的经济效应，经济学的研究中其实早有涉及。由于市场机制中信息的不对称和交易的不确定性，经济交往中存在着“社会成本”，尤其是在市场上搜集信息的时间和资金成本，以及保证契约执行的成本。因此，Coase和Williamson等在新古典框架下强调经济制度对于市场效率的重要性，他们将制度看成是减少社会成本和获得信息的正式机制④。North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决定着经济行为和交换的路径、规则和规范同样重要。在有关经济史的研究中他提出，在一个缺乏规范和信任的地方，企业家不可能造就持续的经济增长，他们要完全依赖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要依赖支撑相互信任的有利的制度框架。North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中其实已经包含了社会资本的思想。Greif在研究中世纪地中海地区交易模式时，通过对马格里布和热那亚两种贸易商的对比，用预期的差异解释了两种交易模式在关系上的差异。North和Greif的研究中虽然没有直接用“社会资本”的概念，但是已经涉及到经济发展中非市场制度的重要性。
Serageldin和Crootaert在综合不同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的经济作用归纳为“共享信息、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而对于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多的学者通过实证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在宏观层面，主要关注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在解决贫困问题中的作用；在微观层面，主要研究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以及社会资本对于金融发展的影响。
(一)社会资本与宏观经济增长
社会资本被逐渐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索，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是学者最为感兴趣的研究内容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两个典型的区域发展案例的影响，一个是东亚的经济增长，一个是意大利的区域发展差异。
东亚地区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发展被称为是“东亚奇迹”，在探究“东亚奇迹”的特殊动力和深层原因时，人们最后总会将目光聚集在其丰富的社会资本上。甚至有学者将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形式概括为“网络资本主义(Network Capital-ism)”，认为以家族或联系密切的种族社群为基础的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信任，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并加速了信息的流动和创新。意大利的区域发展差异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Putnam用了20年时间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以公民参与传统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社会资本是决定意大利南北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关键因素。意大利北部地区之所以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南部地区，主要得益于良好的合作传统、互惠性规范和市民参与性网络。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假设，Helliwell和Putnam选取“市民团体”、“制度绩效”和“公民满意度”这三个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用人均GDP作为因变量，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意大利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高于南部地区，同时经济增长率也高于南部地区，从而进一步验证了Putnam关于“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的理论假设。
在衡量社会资本水平时，大多数学者都选择将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进行测度。按照Fukuyama的观点，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基础，一个社会的经济繁荣程度，取决于该社会普遍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的高低决定现代私营大企业的发展状况，从而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LLSV从组织的角度出发，运用世界价值规调查(WVS)的数据来衡量社会的信任水平，研究发现
信任水平与司法效率、税收服从度、官僚机构效率、市民参与和大企业成功率等因素存在正相关。Knack和Keefer同样利用WVS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了“信任水平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的结论。张维迎和柯荣柱以中国跨省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了信任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其中的一些结果表明，良好的信任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利润，就中国而言，还有助于吸引外资。
有关信任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Fukuyama的理论假说，揭示了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信任等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证明除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社会资本也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然而此类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一是对于社会资本的定量测度尚无统一标准。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不同，采用的量化指标也存在差异，因此得出的结论缺乏统一的可比性。二是在研究中忽视了信任的标准问题，即没有严格区分“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二)社会资本与贫困问题
除了关注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多学者还将研究焦点集中到贫困问题上。现有文献关于社会资本在解决贫困问题中作用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组织)层面。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家庭的社会网络，家庭通过它拥有的社会网络来获取资源，从而影响就业、家庭福利和贫困的改善。
然而更多的学者还是从社区(组织)层面对贫困地区公共资源管理系统中的社会资本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最具代表的是Ostorm的研究。她运用博弈论分析了自组织资源治理系统中的社会资本。通过对尼泊尔灌溉系统的案例研究发现，依靠合适的激励机制和有效的参与合作，可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并提高公共资源的管理效率。Uphoff对斯里兰卡“合作性水资源管理”案例的研究也表明，通过非正式的组织网络和有效的合作，可以提高灌溉系统水资源的管理效率，实现帕累托最优。Narayan和Pritehett对坦桑尼亚乡村社会的调查研究还发现，乡村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会引起乡村全部家庭收入的相应增长㈣。
社会资本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作用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构建贫困者的社会资本网络、增加贫困者的社会资本存量已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反贫困治理的目标。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提供了一种组织信息共享、合作以及集体决策的非正式制度框架，对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缓解贫困起着明显的作用。在我国当前二元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反贫困治理要由目前的物质资本范式和人力资本范式转向社会资本范式，应当通过构建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贫困群体的社会合作来增加其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有效解决贫困问题。
(三)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
Coleman在经典文献“Social Capital in theCreation 0f Human Capital”中首次分析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二者的关系。他把通常的“家庭背景”变量划分为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将家庭的社会资本看成是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认为存在于家庭和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对于下一代的人力资本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在Coleman看来，由于社会资本的公共物品属性，导致人们向社会资本投资不足。在Coleman的开创性研究之后，部分学者就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Boxman等发现，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会随着社会资本的增加而变小。Flap和Boxman通过进一步对荷兰企业高管人员的研究发现，无论人力资本处于什么层次，社会资本和收入都存在正相关；但当社会资本处于较高层次时，人力资本的回报将下降。
揭示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虽然现有研究已经认识到社会资本是和人力资本一样重要的生产要素，但是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转化还缺乏深入的分析。个体或组织拥有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何种内在关系，个体社会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对于收入决定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别，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四)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却有不同的解释。部分学者将社会资本概念运用于区域金融发展的研究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Guiso等人的著名研究。Guiso、Sapienza和Zingales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他们利用献血率和选举参与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水平与家庭现金持有率呈负相关，而与家庭证券持有率呈正相关，即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居民对金融工具的选择更偏向证券，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意味着金融发展水平较高㈣。Guiso等人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它解释了影响金融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但是没有就社会资本影响金融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说明。
社会资本在微观金融制度中的积极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⑥”。乡村银行主要面向农村贫困群体开展小额信贷，这一模式获得了极大成功。Van Bastelaer考察了社会资本如何降低小额信贷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的成本，他认为乡村银行主要的社会资本是员工和成员之间持续的关系，是信贷官员与借贷者之间庇护人和受庇护人的关系等。对于这种微观金融制度的成功，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社会资本促进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良好的信息流，并且降低了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四、社会资本的理论困境和非均衡分布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和理论模型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兴趣，而且在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理论发展的困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rrow就建议放弃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三个重要概念：信任、规则和网络都不是新东西，博弈论中的“声誉理论”早已涉及，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概念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测度性和定义的模糊性㈣。此外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olow也认为，讨论社会资本与经济运作的关系是难解、复杂的，
“社会资本”概念完全可以代之以“行为模式”一词。
在肯定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社会资本的非均衡分布问题。Portes和Lan-dolt首次提出了“消极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将社会资本的消极因素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圈内信任导致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第二是对团体内个人成员形成限制；第三就是社会资本具有负外部性，黑手党家族、集团和青少年犯罪集团就是例证。正因为社会资本的非均衡分布，很多学者认为它可能为腐败、裙带关系和寻租行为提供基础，而在经济领域还可能造成资源的垄断和市场的分割。
同样，Fukuyama也注意到了社会资本的这种非均衡分布问题。他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曾将不同的文化区分为“低信任度的文化”和“高信任度的文化”，他认为中国、意大利南部地区、法国等属于“低信任度的文化”，而日本、德国、美国等属于“高信任度的文化”。前者的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上的社会，后者是指信任超越血亲关系的社会。Fukuyama因此得出结论，中国社会缺乏超越家族关系的普遍性信任，强势的家族主义使得难以创建大规模的经济组织，而规模的限制终将阻碍家族企业的进一步成长㈣。他认为社会资本的非均衡问题表现为以社会的“特殊信任”替代了“普遍信任”，而这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Fukuyama的推断仍有待商榷，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五、总结和简评
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网络、共同规范和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进一步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为解释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经济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很多研究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意义。
数字经济社会范文第2篇
近几年来，国内外各类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不断涌现，公安机关面临的社会治安形势日趋复杂，应急通信保障工作尤显重要。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市、县两级公安局都建有350兆集群通信网，该网络在多警种、多业务得到广泛应用，为侦察破案、抢险救灾、重要警卫等工作提供了及时、可靠的通信保障。但是，现有的350兆集群系统存在过网能力差、大范围指挥调度不够方便、警用电台操作使用稍显麻烦等缺陷。
本文提出通过PDT数字同播技术，遍布全省的各个基站通过公安信息网、E1电路和150兆无线链路互补联网，省厅配置网络管理中心，远程对全省基站监控、管理，为各级公安机关提供大范围的高效指挥调度解决方案。
二、需实现的目标
全省警用350兆应急指挥网由省公安厅统一规划和建设，成为具备全省公安无线应急通信指挥调度功能的350兆数字通信系统。系统采用无线、有线互补联网方式，纵向调度，横向联通，构建全省350兆应急通信指挥调度骨干网，保障各市州县公安指挥中心和派出所、交警队、刑侦队等城区各所队、全省全面高速公路沿线的良好覆盖。
在湖北，初步设想该系统由约300个同播基站组成，主要覆盖全省市州县城区和高速公路沿线，形成全省最大的350兆应急通信网络。
组建全省警用350兆应急指挥网的总体目标是：采用PDT数字系统技术，利用公安IP网络资源，建设一套全省350兆应急通信指挥调度骨干网，覆盖全省市、州、县城区和全省高速公路沿线，同时保障无线应急通信车车载基站实现自动寻址就近入网，延伸网络覆盖，实现在突发事件中省厅统一指挥调度各市、州、县公安机关指挥中心、城区所队及全省高速公路沿线警力的目标。
三、主要建设内容
警用数字集群（PDT）标准是公安部自主研发的技术体制，具有大区制、低成本、不同系统互联、模数平滑过渡、国密算法加密、自主知识产权等优点。以湖北为例，设想该省警用PDT数字同播系统由约300个双载波基站联网组成，构成全省骨干网。
主要建设内容：（一）省厅联网中心。系统在省厅设立一级联网中心，构成省厅管理调度系统，配置数字汇接交换设备、管理终端设备、调度设备、大屏监控设备，负责整个网络的统一管理调度。（二）地市二级联网中心。各地市建设二级联网交换中心，配置数字汇接交换设备及双载波同播基站，全部直接采用IP/E1、无线数字链路与省厅联网，构成统一的350兆应急指挥调度网。（三）县（市、区）局、所队基站。各县（市、区）城区范围内配置1至3个双载波同播基站，全部直接采用IP/E1、无线数字链路与地级市局、省厅联网，覆盖县（市、区）局和下辖城区所队。（四）高速公路沿线基站。无线网络重点覆盖全省高速公路沿线条状区域，所有基站配置双载波数字信道机，具备动态频率分配能力，主要为高警部门日常指挥调度提供无线通信保障。（五）移动车载基站。对各地公安机关无线应急通信车350兆移动基站升级改造，通过无线数字链路直接就近自动寻址，接入全省350兆警用数字指挥调度系统，延伸网络覆盖。
四、基本功能要求
网络主要功能是保障省厅对各级公安机关、高速公路沿线警力的应急指挥调度以及全省各业务警种的应急通信需求。
1、采用数字常规同频同播技术，应急指挥调度可实现一呼百应。
2、系统具备远程监控管理功能：管理终端可通过公安IP网对系统进行监控和管理（接收和显示系统设备报警信号及内容；遥控关闭/开启系统设备；监测和修改系统设备的工作参数）。
3、可根据用户需求分区域使用相对独立的同播频率，也可在应急状况下全系统使用同一频率。
4、系统具备GPS或北斗卫星锁频、锁相技术。
5、设置CTCSS亚音功能，阻止系统外电台使用。
6、系统具备语音判选功能，保证电台通话质量。
7、系统技术先进，数模兼容，以警用350兆数字电台入网使用为主，特殊情况下模拟电台也能正常入网。
8、350兆终端为PDT电台，使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NVOC声码器，具备GPS定位和北斗定位的双模功能。
五、网络应用需求
1、本无线专网适用于省厅指挥中心对全省公安机关应急指挥调度，高速公路沿线警力日常调度，重要警卫活动无线通信保障以及地市公安机关应急状态下指挥调度辖区警力。省厅科信部门行使系统最高控制权限。
2、数字通信系统设置为4个数字话路。其中，1个话路供各级指挥中心、科信部门等业务警种用于指挥调度，1个话路作备份用于各类公安应急通信保障使用，拿出2个话路供全省高警总队日常通信专用。
3、厅直相关单位和全省各地公安机关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和大型安保活动时，省厅指挥中心享有最高使用权限。
4、全部用户既可在信号覆盖范围内一呼百应，也可在划分区域范围内分组使用。
5、省厅指挥中心可利用调度台对各市州县指挥中心和应急处置现场警力进行指挥调度。
数字经济社会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制度经济学，西部开发，扶贫政策，电子政务，上层 建筑
一、西部少数 民族 地区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2003年，我们带领 哲学 系应届毕业生到贵州省雷山县千家苗寨 实习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同学们带着体验苗族淳朴民风的期望，走进苗家。其中几个同学，带上礼物，到一户苗家作客。东道主非常好客，摆酒上菜，待同学们吃完以后，户主却出乎意料地要收费，同学们顿觉古风无存。在这些崇尚古朴民风的学生眼里，在这些赞赏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学生眼里，这是一件坏事，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败，是势利的金钱文化腐蚀了少数民族的朴质、豪放和好客的优良品质。但对当地人们来说，这是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接受商品经济新观念、接受 市场 经济产品交换的形式。当地苗族人民学会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户主是在经营“农家乐”。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设想这世界最大的苗寨，其独特风格的吊脚楼村寨变成了一般城镇随处看见的砖瓦房怎么办呢？是维护苗族人民住上现代化砖瓦房的权利，还是维持他们的安全卫生水平落后但独具风情的山寨生活呢？
我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保护和文化变迁的矛盾。其一是经济发展可能使得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不复存在。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强烈冲击下，一些弱小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衰退和消逝[2]，文化学术界因此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3]，和对少数民族 语言 的拯救[4]。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又严重阻碍着现代化发展，必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旧观念和旧思想[5]，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由自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6]。
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影响了民族团结和 政治 稳定[7]，因此要积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此要消除“贫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壁垒”[8], 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宗教和其它文化冲突[9]，而这些冲突又会影响民族团结[10]。但是，我们如果保持少数民族现有文化，则很难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因此会使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也影响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文化而经济难以发展会影响民族团结，发展经济却又扭曲了少数民族文化也会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两难困境，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概念的理由之一：没有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有西部的高速经济发展，而东部与西部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就无法弥合。
二、地区主体式开发模式是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能够发展，文化又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地区少数民族为主体。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发展，才能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使西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增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0。要以西部地区当地人 民主 体进行西部开发，就必须转变目前国家政府作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形式，让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提供帮助、扶持和服务的开发客体。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需要对外来文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冲击，有一个理解、吸收、消化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外部 环境 的适应过程[11]，是一个文化社会面对对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广义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根植于当地 地理 环境，并以特殊的定位与外界环境交流，才能发展成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这种根植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总体发展，只能由本土内源性的创造力来完成，因为外源性的发展缺乏地方少数民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所以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在吸收现代化先进科技的同时，充分发挥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精华，实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
“延”有伸展和延拓的意思，用到“ 文化 可延承性”，就是强调了文化的演进、进化、进步。但是，延也有延续的意思，就是强调了文化进步的平稳连续地传承基础。
人类 历史 上有许多非延承性的文化进步，其路径是强势文化以战争形式消灭弱势文化。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化消逝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也消逝了，因为它们被后来的优势文化所取代了。文化的非延承性进步，不单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会造成 社会 资本的损失和人类文化的损失。以强势文化替代弱势文化，或消灭弱势文化重建优势文化，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 成本 及毁灭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本[12]，都不能为今天的信息时代所接受。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少数 民族 地区 经济 社会发展中，渐进式的文化演变是既能够缩小东西部差距又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时代进步途径的 道德 选择。
在以往人类文化进步历程中，每每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社会资本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影响文化变迁的各方面因素，以制定出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策略。
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 矛盾统一的社会运动过程[13]。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我国改革开发以来，都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政策目标，如今，已经使生产关系由公有制经由、自负盈亏等转变到股份制，并促进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如 宪法 的修改，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和 政治 文明的建设等。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旧观念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区域性的本土社会上层建筑，如习俗、观念、信仰等，如果不能连续地从传统模式演化为现代模式，那么这一区域经济就难以高速发展，或者其高速发展以民族文化的毁灭消逝为代价，两者必居其一，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原则所决定的[14]。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道路。
制度 经济学 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制度经济学定义的正规制度的产权、货币制度、 合同 权利等制度实际上就是理论中生产关系概念的一部分，而宪法、婚姻等制度是上层建筑概念的一部分[15]；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规制度，则都属于理论中的上层建筑概念，如意识形态、世界观、习俗、信仰等[16]。制度变迁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中成本效益分析为工具，认为只要制度变化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则会诱发制度变迁。而收益来源又分为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就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如果政府政策和 法律 建设可以降低贫困 人口 进入 市场 经济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就有可能找到现代化的对接口。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必须对西部软 环境 有较大的投入，对法制建设有较大的投入，这样才可以使文化可延承性发展成为可能。
人类学家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各自有三大类。技术系统被分为以物为操作对象的自然技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技术和以概念为对象的思维技术；制度被分为以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制度、以权利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和以财产为纽带的经济制度；观念被分为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17]。政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步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 传播 技术用以促进技术更新、法制的建设用以促进制度变迁， 教育 培训用以增强理性并促进观念更新。为了文化的可延承性，这些工作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尽量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解释现代化现象，或以科学理性重新解释传统观念以使其与现代观念接轨。政府绩效考核，要以调动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的程度为主要绩效考核，以地方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为最终绩效考核。
文化的演变有三种途径：进化、传播和涵化[18]。人类七个初始文明中，只有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西南弱小少数 民族 文化 所面临的日益开放的 环境 。
五、制度创新内生是文化可延承 经济 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制度 经济学 角度来看，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就是东部文化鼓励更多的制度创新而西部缺乏制度创新机制[21]。由于东部和西部这一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造成东西部经济 社会 总体水平日益扩大。那种将西部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西部缺乏资金、缺乏 地理 优势、缺乏基础设施的观点，虽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如果这些理由都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理由也同样可以成为
西部开发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落后贫困面貌，为了 文化 可延承性发展，为了少数 民族 由开发客体变为开发主体，扶贫政策应贯彻相应的文化可延承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把面上扶贫原则改为现代化边界推进式扶贫原则。我国在扶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大力度扶贫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形成了某些地区等、靠、要的依赖文化[39]，甚至产生“自愿贫困” 人口 [40]。所以，扶贫政策要有相应的阶段性修正，就是扶贫目标不是谁贫扶谁，而是谁有意愿朝现代化多迈进一步，政府就应该给予合理的帮助扶持。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张三比李四富有，张三想采纳新技术而李四没有劳动致富意愿。政府仅有有限的扶贫资金，不能同时扶持张三和李四。按迄今的面上扶贫政策，应该先扶李四，因为李四更贫穷；但按照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就应该扶持张三。应用这一原则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是主体开发原则，扶助张三是因为张三为开发主体，扶持李四则主体是政府，客体是李四；其二是示范外溢效应，张三的进取会促使李四产生对未来的期望，看到劳动致富的奔头；其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维护 市场 激励机制，消除造成返贫的贫困文化；其四是政府有限扶贫资金，扎扎实实地产生了区域 经济 和 社会 发展的效果，积累了 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变作为贫困根源的“贫困文化”。不按现代化推进原则的扶贫，往往会由于缺乏贫困人口本身改变现状的意愿而失败，如发给的良种被吃掉。
第二个原则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 在以往公平与效率争论中，公平被分为机会均等的公平权利和收入均等的公平权利两种模式[41]。这两种模式都不利于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对于弱势文化民族来说，他们在现代化市场中竞争能力不强，机会均等只会使他们失去机会，落后于东部。而收入均等抹杀了市场激励机制，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新进取精神。故此笔者提出第三种公平原则，就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这一原则的应用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如果大家都努力劳动致富，按照机会均等原则，能力强的回报自然就高；能力弱的如果屡试屡败，按照 心理 学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2]，就会逐渐放弃劳动致富行为，最终沦为“自愿贫困”人口。所以政府对于能力弱的有意愿劳动致富的贫困人口，应该设法弥补他们能力的不足，提供技术培训、 法律 咨询、信息获取补贴和小额贷款等等。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不能用收入均等原则来扶贫，而应该给他们以劳动致富的机会，并帮助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人人都有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的权利，而且人人都可以经过自身努力致富，无论其能力差别有多大，致富效果要基本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致富期望不能高不可攀，必须一步一步小台阶提高，而且每次努力都能有回报，这就遵循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0，培养少数民族创新进取文化，使他们变为西部开发的主体，使西部得以文化可延承性地发展。
六、地方政府 电子 政务的制度供给导向
为了提高西部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与民间首创精神互动的制度更新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行。
创新的方式之三，是对于重大案件，尤其是经过升级机制才能解决的案件，案件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结案后写出报告，分析案发原因，提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具体建议，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解决类似问题的建议。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也是政府服务部门绩效考核的有力工具，政府可以根据案件处理量和处理速度两个指标，不断完善和提高政府内部 管理 水平。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系统，它可以用于如何政府服务 社会 的机构，例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甚至直接设在政府接待室。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短期内赶上东部政府，
七、结论
西部要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并在发展中弘扬少数 民族 和地方 文化 ，就得在制度创新竞争中走出自己的模式，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就得以当地人民为主体，走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道路。为此，政府政策性 投资 ，要由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为目标转变为以社会资本和 人力 资本投资为目标，建设西部 社会文化 的软 环境 ，建设目标就是要扶持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为此要实行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和努力收益均等原则；软环境建设还要注重产权建设和 法律 建设与宣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以电子政务为切入点，寻求跨越式发展途径。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with argument on the shift of object of adjustment investments to the west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facing a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preserv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the development must be cultural evolutionary. for the culture to be evolutionary, the local people must be the 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not the subject.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must invest on the buildup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fighting pover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als of pushing the boundary of modernization and equal return on corresponding effort. digital government may be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institutionary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economics, western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ing policy, digital government, upper infrastructure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省长基金《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研究贵州省中小企业 发展战略 》科研课题项目阶段成果。
[2] 王希恩，《论
，因为没有综合利用的水电开发往往破坏了生态，并造成沉重的移民搬迁 社会 成本 。对于其它自然资源和 文化 资源也一样，要通过合理产权设计和 管理 ，将开发的负面外部效应内部化，才能够发挥西部资源优势，能够有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36]王炳梅，《试论 水利 经济 与发展》，《水利经济》南京 1998第4期第4～7，13页。
[37] 章竟，《关于西部资源产业化管理的几点思考》，陈育宁主编 《
[38] 徐晓光，《“乡规民约”的 历史 继承与苗族地区 法律 的现代化》，顾朴光主编 《贵州 民族 论从（一）》，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2， 第146～157页。
数字经济社会范文第4篇
目录
一、微信数字经济新时代
1.1 信息消费显著拉动
1.2 社会就业持续带动
1.3 数字生态日益完善
1.4 海外市场加快布局
二、微信影响力作用机理
三、构建用户数字生活
3.1 普及数字红利
3.2 推进智慧生活
3.3 深化分享理念
四、协助产业转型升级
4.1 打造智慧交通
4.2 构建智慧医疗
4.3 推进智慧教育
4.4 拓展普惠金融
4.5 培育社交电商
4.6 创新智慧零售
4.7 助力协同制造
五、助力政府服务民生
5.1 服务政务民生
5.2 支撑精准扶贫
5.3 共治网络安全
六、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6.1 传递正向能量
6.2 推动社会公益
数字经济社会范文第5篇
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已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进入21世纪的人类社会，无论是人类的生存环境，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运行模式，乃至人类的生活工作方式，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现代交通工具和信息传播手段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地球、数字区域、数字国土……无疑是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数字国土的提出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从国家的层次整合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地球信息获取、处理、分析和共享，发展地球科学、信息科学的机遇。
数字国土是国土信息化、系统化、虚拟化、可视化的复杂信息系统工程。通过数字国土战略的实施能够大大促进数字区域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信息科学技术与相应的产业发展，使区域在现代科学技术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现代科学技术为实现数字地球、数字国土提供了的科学技术手段，就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卫星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先进的地球观测技术组成的地球观测系统，它提供了对整个地球系统进行长期的、立体的监测能力，为收集、处理和分析地球系统变化的海量数据提供了工具。
二、 数字系统内涵
国土资源是国计民生的根本依托，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新时期 的国土资源管理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继续加强对国土资源的宏观调控，构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平稳地运行。RS、GIS、GPS为国土资 源的监测、规划、管理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目前，3S技术在土地、水文、矿产 林业等国土资源领域应用中取得了长足进步。综合国土资源监测与管理不仅涉及范围大、领域广、部门多，而且内容包括图形、图像、文字、表格、声音、实地录像等，只 有站在数字地球的高度，建立数字国土系统才能实现国土资源综合管理的现实需要。
数字国土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建立一个以空间地理位置为主线，将各类国土资源与环境信息组织起来并对其进行动态描述复杂的综合信息系统。数字国土是数字地球的体现和延伸，是数字地球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国土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服务的实时性和为社会服务的广泛性，将已有国土资源信息进行分析筛选并将其数字化；建成基于GIS平台具有信息管理、综合分析和 评价功能的国土资源基础数据库、图形图件库；实现实施过程和调查结果的数字化和网 络化；建立资料汇总、交流和共享制度；向国家和社会提供国土资源的基础资料和相关信息。 信息是知识经济社会的主要经济资源，数字化是知识经济的物质形式。数字国土为 国家管理资源、发展经济充当参谋，也是实现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信息化、现代化的重要 手段。
数字国土系统结构使它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信息系统整体。数字国土的功能是数字国土系统在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它可在数字国土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数字国土的要素、结构、功能和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应对数字系统有一个整体全面的认识。
三、 建立数字国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
为顺应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为使国土资源工作更好地适应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央做出了抓好国土开发整治的重大决策。国土资源部将“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实现信息服务社会化”列为五大目标任务之一，并在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计划中设立“数字国土”工程，旨在通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实现国土资源调查评价、规划、管理、保 护和合理利用的现代化，为全社会提供方便快捷的国土资源信息服务，充分发挥国土资源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公益性和战略性作用。实现对国土资源科学管理与规划，实施国土资源动态监测。动态监测的重要手段就是数字国土与卫星遥感。《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其执行情况也依靠数字国土和遥感来监测。
简单地说，“数字国土”就是把国土方面的有关信息数字化，其本质上是一个信息系统，是“数字地球”在国土资源领域的应用和实现。它以国土资源为研究对象，以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支撑，融合多源、多分辨率数据，并可用多媒体和虚拟仿真技术对成果进行表达，具有空间化、数字化、时间化、网络化和可 视化的技术特点。
建立区域数字国土系统，并使其长期运行，要受到计算机硬件、计算机软件、数据、应用、人才、组织管理、宏观与微观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缺一不可。其中应用处于核心地位。系统所用计算机大都为通用产品，因此其技术集中于软件。这几个因素相互影响，不能只重视技术而忽视应用目标、数据收集、人才培养、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等非技术问题，否则就无法使系统长期稳定的发挥作用。建立本区域的数字国土系统，必须结合区域的实际情况、实力，有目的有重点的实施，不能脱离现实环境，应做好总体战略规划及分布实施的系统计划。它应是一个以人为中心、以各种技术为工具、以多种理论为指导、以信息为生命线、以实际应用为根本目的的复杂巨系统，而不单单是一个技术手段。
四、 数字国土系统的层次结构
数字国土包含着众多的层次不一的各类信息系统，组成系统的要素也是一类系统（子系统），系统的信息环境和结构又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如各类地籍信息（如某一地区所有宗地的名称、位置、面积、界址、权属等信息）结合组成某地区地籍信息系统，土地利用现状系统、土地整理开发复垦系统、土地基本农田保护信息系统等。土地信息系统、矿产资源信息系统、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等组成了数字国土信息系统。
由于土地具有一定的时空结 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权能属性，可以综合运用现代遥感(Remote Sensing，RS)、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技术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以空间和属性数据库为基础对土 地资源信息进行存储、整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并按照土地资源管理的模式，建 立相关模型，完成查询、统计、分析、评价、制图等自动化功能，辅助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决策。存储，实现土地资源信息的增删、修改、更新，为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查询、检 索、分析、评价、预测和规划决策服务的一种信息系统。因此，土地资源和地理信息系统是土地资源信息系统最为关键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