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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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学理论范文第1篇

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代表性学说。它们假定，个体的经济社会行动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人们正是通过对关系资本的建构与利用达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是屈从于个体理性的，关系人其实是理性人，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弱嵌入，它并未否定经济理性的客观事实。在新经济社会学领域，格兰诺维特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的立论基础是在被其称之为“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视角间展开的。格氏指出，社会学家将个体的经济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个人行为屈从于共有的价值与规范系统，受到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支配。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念，持这一主张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帕森斯。格氏反对帕森斯的社会学传统，“十分贬抑对符号、价值、规范以及文化等等的学术关怀”。他试图“帕森斯所强调的模糊的社会系统概念，而将个人行动理论及如何链接他人行动的方式置于新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个核心便是关系网络，它使个人行为和总体的社会形态的链接成为可能。与过度社会化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在认识人的经济行为时，将人视为理性个体，个人行为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人类的一切文化与制度行为均可从理性个体的自利动机中得以理解，这便是“低度社会化”观点。该观点假定，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影响。格氏指出，无论是低度社会化还是过度社会化假定，都将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没有处理好社会网络与社会行动的关系。因此，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应当尽量避免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孤立问题。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实际上是嵌入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社会网络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嵌入性的基本内涵是：“经济行动和经济绩效以及所有社会行动和社会绩效，都受到行动者动态的社会关系和全面的关系网络结构的影响。”［1］格氏以职业流动为例，比较了社会学和经济学在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上的差异。他指出，这两个学科在看待劳动力市场中行动者的跳槽行为时，都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从个人行为及其动机入手，来分析求职者通过何种手段来达致跳槽和转业的目的。不同之处是，社会学强调个人的求职流动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社会网络的限制，而经济学则坚持社会孤立性假说，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可以脱离于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制，强调是受雇者的个人倾向、经济动机、人力资本、升迁机会等因素决定了其跳槽或转行。格氏认为，经济学的解释不符合真实情况，个人的职业生涯及工作流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人的求职及跳槽经历取决于他认识的人的数目及在工作中同这些人的关系状况。同样，经济学中的隐形契约、有效工资论将劳工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孤立，将员工和雇主视为陌生人，将他们的关系从社会组织网络中抽离出来，忽视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熟识关系。在企业中，通常情况是，那些靠着关系获得职位的人已建立了工作上的非正式关系，这种关系促进了双方之间的信任。从社会学视角看，职位升迁的决定与行动嵌入在非正式的交换网络中。格氏关于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经验研究是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最具代表性的尝试，被视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第一个范例，体现了他将个体经济行为与网络关系、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加以链接的理论野心。他力求解答的基本问题是：人际关系如何建立和维系，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传递信息、关系人如何从网络中获得信息，这种关系是强的还是弱的，其本质是什么。基本观点是：人际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个人高度依赖其现存的个人关系特别是由弱关系构成的关系链来获取求职信息。个人关系是寻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多数被访者指出，更好的工作是通过弱关系即工作关系和其他关系找到的。在个人求职经历中，弱关系往往比强关系更有效。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对个体的经济行动更为有利。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组成者之间的相似度高，他们之间的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范围内；而弱关系是群体间的纽带，其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能使信息流行起来，弱关系充当了信息传递的桥梁。在群体关系中，弱关系更能扩大自身的关系网络，连接不同群体的成员，从而能获得更多的求职机会并找到更好的工作。弱关系的引入建立了一座链接微观至宏观、个人经验与社会结构的桥梁，形成了一条解释个人经济行为的因果链条。

二、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形式主义传统

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将关系视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资源，当作一种能为行动者带来价值增值的新型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嵌入在社会关系、社群组织、社会群体、权威关系之中。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突出个体行动与社会关系的链接，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体行动的意义。与格兰诺维特等为代表的嵌入性关系相比，社会资本理论更明确地将人情关系作为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社会资源凸现出来，彰显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与目的性。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人及其行动出发，探讨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些学者认定，在社会行动中，行动者是理性人，其行动的目的是在确保“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基础上，谋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个人及其理性选择为出发点，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行动者为了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得回报，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是在关系中获得并能带来更好回报的资本形态，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资。不同之处是，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对个人能力的投资，而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可以增值的资源；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行动。［2］行动、社会关系和资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结构要素。首先，资源及其利用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动者即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集体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促进自我利益。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而且维持资源比获得资源更重要。其次，这些有价值的资源是嵌入在等级制结构和网络结构之中的。资源的嵌入性与社会位置、权威关系、互动规则和位置占据者等结构要素相关，它们形成了一个密切相连的连续体，共同对行动者动用社会网络资源产生影响。第三，行动是社会资本得以运转的动因。行动者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加强社会互动的目的在于从行动中获得益处并增进其福利。行动者通过行动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社会资源。林南更关注目的性行动对行动者的意义，因为这种行动指导着社会互动。为评价互动在社会行动中的意义，林南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同质互动”与“异质互动”［3］45－46。前者以拥有相似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动与共享资源的三角关系，这些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动者之间的共鸣与共同关心促进了同质互动。异质互动表述的是拥有不同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同质互动相比，异质互动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动者参与异质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报，这意味着要超越自己的社会圈子，需要高代价的互惠承诺并向搭桥人提供资源。最终，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获益。”［3］54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关系网络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林楠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了三个过程：社会资本中的投资、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社会关系包含了宏观的结构位置和中观的网络位置。行动者依靠行动和社会互动同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连接在一起，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使其实现资本化的转化，最终为其带来资源的增益与回报。林南沿着微观———中观———宏观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从微观的个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开始，逐渐上升至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层面。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工具性行动中用来获取嵌入性资源的实际联系。中观网络层次上，强调的是个体如何获取嵌入在集体中的资源。宏观层次上，强调的是工具性或表达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并受到结构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范式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始终将关系或社会网络视为个体经济行动的重要资源看待，从个体行动的关系论立场出发，力图超越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局限，拓展人类经济社会行动研究的新视野。新经济社会学试图将行动者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的社会结构链接起来，以弥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鸿沟。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理论硬核、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范式反思，并在这种范式反思的基础上，培养我们的“范式自觉”意识，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将再次以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观点为典型范例，来说明这门分支学科在认知人类经济社会关系时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选择格兰诺维特作为典范，是因为其经济社会思想在新经济社会学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认清了格兰诺维特思想的误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了新经济社会学面临的范式困境。格兰诺维特试图从关系主义方法论视角，展开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其理论抱负是超越“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视角，建立经济行为分析的“第三种”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对上述两种视角的处理存在简单化倾向，甚至为了论述其关系主义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如他将斯密视为低度社会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谈到个体的经济行为时，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基础。同样，格氏在认识帕森斯的观点时，同样也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着个人自主的社会基础，又包含着社会秩序的多元基础，行动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帕森斯的理论是在与各种理论传统，特别是在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行激烈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弃整合两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强调集体规范对个体的渗透，一方面又突出个体自发意志的意义，认为规范的相互渗透作用是由两个个体分享共同符号并使之内化的过程造成的。帕森斯认为，就像离散的个体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事实一样，无序的社会行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符号的相互渗透意味着，个体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某种确定的秩序要素。个人行动受内化于其中的规范制约，服从于个人意愿的调整。

格氏在对帕森斯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并未认真对待帕森斯的理论精神，他对过度社会化问题的解释十分草率。格氏所说的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嵌入，从未否定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关于理性个体、经济理性与市场自主性的假定。他关于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分析强调的是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关系来实现自身的行动目的，关系是为个体理性行动服务的。在他笔下，求职者是自由人，是能够为了达致经济目的而建立、维系和利用关系的经济理性人。不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均为个人的经济需要与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说中的理性人、经济理性、市场自主性等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实仅是市场“硬核”之外的保护带，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格氏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网络变量，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如何产生经济绩效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形式经济学的一些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特认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与其说是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补充，他似乎在提醒经济家，在考虑经济行动时，应当关注社会网络。他的理论并未没有提出一种目的性与策略性行动的理论，仅仅补充了经济行为分析的某些变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网络分析方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到底何谓市场的完整理论，而是构建了一个探索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方法。人们为什么从事交换活动，市场在何种情况下被建立等，都没有被包含在这一理论当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试图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假设，但却陷入了经济学设定的模型中，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嵌入性观念假定，市场世界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但即便从理想类型看，市场也不可能不受时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制度，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炼金术。因此，以格氏为首的网路理论家尽管清晰地验证了市场，但社会内容却从社会结构中蒸馏了。他指出，格氏试图在低度社会化与过渡社会化之间寻求一条认识经济行为的中间道路，但却坚持将经济与社会的本质分割开。这个问题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一种悖论现象：研究者既可以放弃市场领域而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经济过程；也可以将市场视为一个自治的理论实体来研究，而清除所有社会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对提升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化水平贡献甚微。［7］倪志伟等指出，虽然格氏为经济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对人际关系和网络结构本质的片面认知限制了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无法解释与经济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则、契约、产权等制度，也无从解释维系交易的各种组织制度和与社会规范相关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虑，这种网络嵌入的观点在解释力度上就会受到限制。格氏试图为个人行动建构一种社会基础，但他对网络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是肤浅的。在倪志伟等看来，个体的关系网络除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外什么也不是。这些网络牵涉到动态的社会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格氏的嵌入说缺乏对行动机制的阐释，这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行动者有时候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脱离持续的网路。

最后，格氏忽视了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忽视了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虽然他也提及社会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会网，显然简化了社会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此，格兰诺维特曾进行了认真检讨和反思，他指出，社会网络分析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网络分析的细枝末节和因果性分析上，却对社会理论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缺乏敏感性，忽视了经济关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实际上，社会网络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建构和权力结构之外，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论未能有效分析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与网络。格氏的理论认知局限表明，新经济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方法论本质上是沿着个体主义的思路展开的，其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理性个体，没有实现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关怀。关系人本质上是理性人，是为追逐私利而利用关系的人。社会关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为了一种客观的、静态的网络结构，一种可以用数理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按照因果逻辑加以认识的资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观点将社会结构萎缩成关于网络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有这些智识上的选择，都包含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含蓄让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网络是被理性个体操纵的资源，而嵌入性不过是在理性选择旁边加了个括号，亦即假设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张的嵌入性观念不仅忽视了阶级的差异，而且忽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意义，收缩了经济社会行动的时空范围。

但实际上，建立在人际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具有理性与情感、工具性与表达性、历史性与共时性、流动性与易变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限定，更难加以量化和客观化。因此，关系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纷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可能的分析方法。［10］总之，新经济社会学明确以方法论关系主义为取向，来弥合方法论个体论与整体论、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经济与社会之间，是开启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张力的中间路径。然而，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主张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本质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人际互动产物，是经济人为谋求私欲而与他人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工具理性关系。当这些学者将关系视为一种客观结构、一种资源和资本时，表明这种分析理路已经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维困境之中。依照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关系本身是一种客观性资源，这种资源能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仅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弱关系、而在其他社会中可能是强关系。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表述中，关系成为了理性行动者谋求自身利益而启动的社会资源，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资本形式。因此，新经济社会学非但未否认经济理性与经济交往的客观事实，反而赋予了这种理性更丰富的现实基础，如关系理性、社会资本等。它强调的嵌入性，更确切的表述方式是：关系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是理性行动者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这种嵌入性观点未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

四、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范式自觉”

以社会资本、经济社会行动和关系网络为关注对象的新经济社会学，已沦为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女仆”。该学科几乎不加质疑地将形式主义作为其学科基础，去探究人们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从格兰诺维特开创的社会网络理论到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这些学者一以贯之的主线，便是将个人主义的价值承诺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蕴涵于其理论分析之中，从个体理性与行为出发，展开对人类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他们坚持以个人利益和关系理性为中心的分析取向，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是一种指向他人、并在社会互动中谋求利益的社会行为。新经济社会学并未从根本上修正、颠覆和取代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传统。在对个体经济社会行为进行分析时，这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理路，沦为了其附庸和陪衬。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范式并非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其本身是存在认知局限的。这种局限既反映了西方理论范式本身的认识论困境，也为中国本土经济社会学的重建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面对新经济社会学理论传统，我们一定要清晰认识到这种理论的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背景和各种理论之间承前启后的关系，弄清这些理论传统的社会文化与制度语境，把握理论的适应性、时间性与空间性问题。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既要吸收和借鉴西方的知识体系，注重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立足本土实践，直接面对中国的经验世界，深刻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涵，重视自身的理论知识传统的积累，熟悉本土社会理论的知识传承与延续关系，而不是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去创造一些完全脱离本土经验、没有现实基础的新概念。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社会学才可能突破西方的理论边界，并最终从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理论硬核等层面实现自身学科的复兴与重建。要实现这种复兴与重建，当前最为紧迫之事，乃是我们应当具备一种“范式自觉”的素养。

社会经济学理论范文第2篇

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东奔西跑，格外忙碌，他们的身影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中国需要有更多的能够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方面的专家，即所谓实践型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是专门研究资源高效配置、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秘密的学问。一般来说，它较之其他社会科学更具有实用性，历来被人看做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甚至有人把经济学称之为致用之学。所谓致用，指的是经济学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为现实经济的发展服务。这一特点决定了需要有一大批经济学家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专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及焦点问题。相对于美英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大都面临着更多的经济发展难题，因而经济学研究的应用色彩也表现得尤为浓烈。当前中国正在进行前无古人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经济学家面临着诸如宏观调控、国企改革、环境保护、金融安全以及“三农”等诸多世界级的难题。就当下的中国经济学家而言，首要任务就是要能对转型时期的诸多经济难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以使中国经济能更加平稳快速地向前发展。

在我国，多数经济学者都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感和责任感，都很关心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并以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经济学者以满腔热情积极参与探讨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思想活跃，新观点迭出，理论热点一个接一个，从而引发了经济研究空前繁荣的局面。他们的研究工作，已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良多的重要贡献，立下汗马功劳，应当被肯定和受到赞赏。我们不能因为个别或某些经济学家的行为不端，名声不好，而从整体上否定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对经济学家们在中国社会经济20多年间发生的巨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

在体制转轨和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促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多地注重改革和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大量对策性研究不但突出了经济学家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正因为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着许多世界级的难题，他们的研究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品位。这就如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总要有一批经济学家以主要精力关注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和焦点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出谋划策，从而为指导和促进经济发展作出扎实的贡献。同时，经济学家中也还需要有一些人坚持从事与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有关的所谓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是源头活水。如果没有理论的深入发展和创新，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对策研究就会失去科学的依据。我们时代既需要大批实践型的经济理论专家，也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专门从事纯学术研究的所谓书斋型的经济学者。这两类经济学家各司其职，各有各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似乎显得不够，重应用轻理论的倾向比较明显。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情况，这也许与纯经济学理论研究本身的特点及当今中国经济学家所处的学术环境不无关系。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寂寞的行当。翻开一些经济学著作，映入眼帘的是大量专业性的名词术语、种种干巴的符号、数字、图表和艰涩的文字分析。早在100多年前，苏格兰人托马斯·卡拉利曾把经济学称之为“沉闷的科学”，这句话如今已是广为人知的名言。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学是沉闷的即是枯燥乏味，不易使人发生兴趣的。不仅如此，有些经济学理论还十分高深，不易弄懂。因此，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充满着艰辛和坎坷，需要没有“功利性”的杂念，能潜下心来，长久地孜孜以求，不断探索，方才可能有所成就。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就如同登山，惟有不畏劳苦，能不断努力攀登者，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显然，在世风浮躁迷漫的环境里，是很少有人愿意专心这一不能立竿见影换取名利的工作的。

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浮躁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也不例外。在社会的功利和浮躁之风甚炽的现实境况影响下，难免会有一些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耐不住寂寞，不甘心坐冷板凳，纷纷从书斋里跑了出来改而赶时髦、追热点。上述情况，造成我国的经济学者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较少有人问津，研究力量相对较弱。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不断有人呼吁要重视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

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研究很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对经济学理论或研究方法作出原创性贡献并取得重大突破的经济学家，就说明这个问题。在国外，从事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大多在高校担任教职，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针对这部分所谓学院派的经济学家。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反映着一个民族思维的成熟程度和民族文化素质的高低。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民族素质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也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中国作为当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不应当仅仅满足于能够为世界创造出巨大的GNP份额，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应当能够为人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我国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在改革开放所勃发的无限生机的推动下，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为依托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虽然已呈现出长足发展的态势，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起步的初创阶段，水平还不够高。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整体水平虽然大有提高，在我国经济学家中虽然也不乏有成就者，但却无声望卓著、能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堪称大师级的学者，没有具有带动性甚至能够引领国际经济流发展走向的顶尖人物。

（2）至今很少有中青年经济学者活跃于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论坛，能跻身于国际前沿并能在国外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者更是寥寥无几。至今仍无人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某个方面作出开拓性、奠基性的巨大贡献，更没有创造出一个以中国人命名的定理、假说或模型。

（3）我国至今还没有形成自成体系且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流派，而能否出现或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则是经济学理论研究成熟与否的标志。

（4）经济学的学术论坛进入门槛低，国内有些从未受过专门的经济学知识训练者也可以摇身一变而轻易地成为“经济学专家”，在举办的一些所谓层次较高的经济学论坛上高谈阔论，大讲经济热点问题。

从以上列举的几点看，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确实还有待提高。当代的中国经济学家还面临着经济学科建设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繁重任务。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虽然当务之急是要努力解决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但从长计议，也应当有一部分人在通往现代经济学殿堂的道路上探索。时代把中国的经济学家推到了创新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怎样才能不负时代的重托，提升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促进经济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呢？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国经济学者，应当特别重视树立优良学风和崇尚实践这两种科学的治学态度。

首先，要大力倡导优良学风，反对学风浮躁。

近年来，经济学界的浮躁之风甚嚣尘上，学术贬值，声誉跌落，甚至遭到大众的奚落、嘲笑和批判。就学风而言，社会公众对经济学界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1）有些经济学家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整天混迹于大众媒体，时而出现在报纸上，时而出现于荧屏间，或接受采访，或发表演讲，大谈自己的所谓“高论”、“创见”，炒作自己；（2）有些经济学家通过媒体的炒作和包装，把自己弄得神乎其神，成了无所不知的人，经常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表一些令人十分费解甚至存在常识性错误的言论，出洋相，自然成了舆论批判的靶子。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之所以会出现诸多学风不正的现象，既是因为受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的环境、氛围的影响，也与经济学家个人科学精神的失落，学术品格的缺失不无关系。要净化学术环境，真正形成良好的学风，最要紧的是提高经济学家的学术品格。学者的一生的标志是他的作品，而学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学风严谨和潜心学问以及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而这些学术品质来自于学者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作为合格的经济学家，不仅要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修养，而且还应当具有为国效劳和为民谋利的理想信念，胸怀民族的兴衰，情系民众的苦乐。学术品格和学术根底，是学者的立身之本和成事之基。只有真正具备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才能树立正确的学术荣辱观，以报效祖国和人民而开展学术研究为荣，以急功近利和弄虚作假为耻，不为利所惑，不为欲所动，不求闻达，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艰辛，在经济学理论的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默默贡献。

第二，崇尚实践，坚持理论研究与实际相结合。

社会经济学理论范文第3篇

摘 要 经济学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现有研究忽视了对社会资本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兴起背景的考察，缺乏对相关文献系统和深入的梳理。

关键词 社会资本 经济发展 经济学

虽然理论界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类型尚未形成共识，但是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了理论界的认可：在宏观层面，较高的社会资本存量对促进宏观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并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和提高贫困地区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在微观层面，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收益存在相关联系，此外可以通过降低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金融的发展。同时，社会资本也存在定义模糊和难以测度的理论困境，其非均衡分布还可能造成资源垄断和市场分割，而缺乏普遍性的信任还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一、对经济增长解释的完善

经济学对于“资本”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同样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古典经济学将有形的物质资本当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强调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使得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完善。人们开始认识到，以教育、培训、健康、迁徙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束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上，即为什么不同国家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速度不同。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技术知识和组织知识的巨大进步还需要依赖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交易的制度。

二、社会资本与贫困问题

除了关注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多学者还将研究焦点集中到贫困问题上。现有文献关于社会资本在解决贫困问题中作用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组织）层面。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家庭的社会网络，家庭通过它拥有的社会网络来获取资源，从而影响就业、家庭福利和贫困的改善。

社会资本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作用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构建贫困者的社会资本网络、增加贫困者的社会资本存量已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反贫困治理的目标。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提供了一种组织信息共享、合作以及集体决策的非正式制度框架，对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缓解贫困起着明显的作用。

三、社会资本的理论困境和非均衡分布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和理论模型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兴趣，而且在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理论发展的困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Arrow 就建议放弃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三个重要概念：信任、规则和网络都不是新东西，博弈论中的“声誉理论”早已涉及，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概念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测度性和定义的模糊性。此外，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Solow 也认为，讨论社会资本与经济运作的关系是难解、复杂的，“社会资本”概念完全可以代之以“行为模式”一词。在肯定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社会资本的非均衡分布问题。国外学者首次提出了“消极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将社会资本的消极因素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圈内信任导致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第二是对团体内个人成员形成限制；第三就是社会资本具有负外部性，黑手党家族、集团和青少年犯罪集团就是例证。正因为社会资本的非均衡分布，很多学者认为它可能为腐败、裙带关系和寻租行为提供基础，而在经济领域还可能造成资源的垄断和市场的分割。

四、结语

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网络、共同规范和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进一步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为解释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经济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很多研究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意义。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社会资本理论的学术价值正日益凸显，然而在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中，相关基本理论问题值得加以关注。

首先，要明确社会资本的不同表现层次。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存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微观层面主要指个体通过社会网络所调动的资源，中观层面主要指社会资本特定网络和组织的结构及其特征，宏观层面则涉及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等的影响。现有研究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存在争议，很大程度是因为忽视了社会资本的这种多层次性特征。

其次，在同一分析层面上，要深化对社会资本测度的研究。虽然社会资本被确信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理论的说服力有待实证研究的支持。社会资本的测度问题一直是研究中的难点，这需要进一步提炼整合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并建立相关指标体系，通过实证研究揭示社会资本影响经济政治发展的内在机制。

从研究的现实立足点看，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富有价值。中国传统社会向来强调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强大的家族制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正是构成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的要素之一。这种微观和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团体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在短期内降低了市场交易的成本；然而从长远看，它强化了团体的排他性，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消极作用。

因此，中国社会当前亟需构建的是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如社会信用体系的保障、公民参与网络的建立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等。在社会资本的培育中，既要立足基于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同时还必须高度重视法律、正式规则和组织结构的制度功效，政府在社会资本的投资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经济学理论范文第4篇

在经历了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之后，我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相应的理论研究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当中发挥的作用十分巨大，为了更好的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强化对于经济哲学的认识程度，进而更好的了解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从哲学角度来对经济发展形势进行阐述，为推动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对于经济哲学的研究工作来看，首先必须要弄清楚其存在的基本形式，只有这样才能从更深层次去进行掌握，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通过强化经济哲学存在的三种形式探究，能够为加深经济哲学的认识程度提供必要的参考，从更深层次上去把握经济哲学的特点以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为社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经济学的哲学是经济哲学的重要形式

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中，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哲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经济哲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学的进步，而离开经济哲学的支撑，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就缺乏了相应的理论依据。在对经济哲学的表现形式进行阐述的过程中，许多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经济哲学，是社会经济能够得到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对诸多历史事件的分析总结发现，在目前较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当中，哲学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经济学家在提升自身经济学能力的过程中，必然要掌握必要的哲学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从本质上来把握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更好的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建议。就拿英国来说，其在长期的发展当中，经济学相关的理论研究一直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些理论研究成果的背后是诸多伟大经济学家智慧的结晶，但是对于这些经济学家来说，他们不仅只是研究经济学，对于哲学也有着十分深入的探究，几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是哲学家。由此可见，在经济学的发展当中，其所体现出来的哲学内容是经济哲学的重要形式。所以说，在现代经济理论发展当中，经济学家想要更为科学的提出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必须要建立在哲学的基础之上，必须要承认经济学当中存在着经济哲学。这就要求经济学家在开展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哲学规律，从本质上来把握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于各种经济事实进行哲学性的解释，将哲学与经济发展更好的融合起来，进而为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经济哲学表现在经济学范畴当中的哲学

作为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自己的著作以及理论当中对于劳动价值范畴当中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他的理论研究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诸多经济哲学的思想。但是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人们无法更深层次的去理解经济学范畴当中的哲学思想，这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思想产生误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目前的经济学范畴当中，经济哲学有着十分明显的体现，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对经济学范畴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充分的认识到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劳动与商品价值相结合，劳动价值产生之后对于经济学发展的重要作用，通过对劳动价值的重要性来进行分析，能够对经济哲学展开更为深层次的研究。在诸多的经济学家研究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的学者都将经济哲学划分到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来加以理解与阐述，通过对经济学范畴当中的效用、价值以及发展等等因素进行分析，更好的把握其中所包含的经济哲学。从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将哲学与经济学充分的结合起来，通过两者的结合来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行阐述，进而更为科学的对社会的发展进行指导。在经济学的范畴当中，通过客观的认识其中存在的经济哲学，能够更为准确的对经济发展的规律进行把握，在遵循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为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因此，在经济哲学的存在形式当中，经济学范畴中所体现出来的经济哲学是发挥其科学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所在。

四、经济生活智慧的哲学命题化

在现代经济的发展当中，一些经济学家为了更好的对一些经济现象展开研究，往往会提出相应的经济命题，通过对这些经济命题的分析来对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提供更好的建议。而通过对这些命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经济命题当中所包含的内容不仅仅局限在经济方面，其同样包含着诸多的哲学性内容，这就表明了哲学思想的存在，是构成经济学命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经济哲学表现在经济生活智慧当中的哲学命题化，通过将哲学内容与经济学命题更好的结合起来，能够从本质上来对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更好的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学理论以及经济思想史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学命题当中的哲学性质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客观存在性也就决定了哲学在经济命题当中的重要作用。在对经济学命题开展研究的过程中，既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学命题，也可以将之称为哲学性命题，这种双重性的存在也就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研究方式。在现代经济的发展当中，想要更好的适应时展的要求以及经济发展的规律，必须要从本质上来对经济生活进行掌握，通过哲学思想的应用来增强经济生活当中的智慧水平，更好的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目前的社会发展来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要保证资源的节约与环境的保护，这就需要采取最为恰当的发展方式，将哲学思想当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等内容充分的融入到经济发展当中，通过提升经济发展的科学性以及决策水平，更好的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五、结语

社会经济学理论范文第5篇

譬如，一些把我国的消费、储蓄和投资与他国进行简单比较后得出的“中国消费太低、投资太高”的结论，便失之武断。

有研究者指出，即便不考虑经济现实中大量存在的“通过层层转包、三公经费将投资转为消费”等违规情况，仅从纸面数字看，“目前我国的人均投资量在GDP中的占比，也远低于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

而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高投资原本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由此产生的重复建设、低效等问题，理应通过深化改革、让市场在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来解决，而不是人为地压抑其增长。

经济学者林毅夫指出，短期增加消费的确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消费的持续增加是以收入增长为前提的，而收入增长有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源自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后两者，显然离不开投资这个载体。

更何况，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要靠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来降低交易费用，这个自然更需要投资。所以在林毅夫看来，缺乏投资会导致劳动生产率停滞和收入增长缓慢，这恰恰是美国成为最近一次金融危机爆发源头的重要原因。

也因之林毅夫提供了两组中国发展数据做参照：一是2008?2012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9.2%;另一组是1978?2007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7.7%――这意味着，在我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最受海内外非议的这段时间，恰恰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

由此可见，投资比例关系着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绩效，对于投资多寡的判断，要放到这个国家具体的发展阶段和国情下，而非简单套用理论模型。

由是，有关“经济学研究”的反思问题，也摆上了桌面。

事实上，对于近年中国的发展实绩，简单套用任何一个流派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都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尽管这些理论很多曾对中国发展有过重要贡献。

所以，在下一步的引进、消化和决策研究中，研究者需如经济学前辈一样，将理论与中国国情和现实进行结合，避免教条化地以理论剪裁现实，忽略不同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的巨大的经济要素和结构差异。

某种程度上，那种将“凡不符合经济学教科书观点的数据都看作是对‘一般规则’的偏离和扭曲”的研究思路，就是“教条主义”和“食洋不化”之中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