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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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范文第1篇
对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争论从经济学的出现至今就没有停止过。罗森伯格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处于纯公理系统与应用几何学的交叉点上、类似于数学的一个分支”的科学;米塞斯(L.V.Mises)认为:“经济学不是来自经验,它先于经验,是行动和事实的逻辑”,“经济学的定理不是来自于事实的观察,而是从行动的基本范畴中演绎出来的”。按照米塞斯的这段话,其认为经济学因为无法进行精确可控的实验,所以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在获奖后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因其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
2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
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波普尔在其自传中简单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科学的划分标准:可证伪性。从逻辑上来说,每次的实证描述都只是单称描述,而一个全称陈述的理论是不可能被一个个的单称陈述所证实的。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假定之一: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可以从对某种资源的观察得出结论来证实“资源是稀缺的”这一假定。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穷尽世界所有种类的资源是否稀缺来证明这个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证实的。但它却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这个假设的反例,从而推倒这个假设。但是人类发展至今,还未能找到什么资源不是稀缺的,因此这个假设暂时未被证伪。但是它有被证伪的可能性。这就是命题的可证伪性。可证伪性正说明了科学的科学性。波普尔从这个角度说明,科学的分界应该是可证伪性。此外,对科学性质无任何争议的物理学,有存在无法实证的假定,例如物理学中的随机性假定。
3经济学的客观性
3.1关于客观性
科学的客观性并“不是建立在脱离了科学家个人的价值判断采取超然态度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波普尔的前提观点。由于科学的客观性在于科学方法的公共性质,所以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偏见的社会科学家们正是在充分彻底的讨论中产生出客观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比社会科学家的态度更客观,这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之所以认为社会科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因为他们将以前自然科学的标准强加于社会科学的后果,是对客观性本身的误解。我们应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客观性问题,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有何不同的问题。“与此相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不是建立在科学家们的不带偏见的心境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事业的公众性和竞争性的事实……客观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评,建立在批评的方法,批评传统的基础上。”从中可以看出,波普尔认为的客观性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不同。他认为科学的客观性是方法的客观性,而不是内容的客观性。
3.2关于经济学预测不准确
经济学家预测的不准确性是受人们诟病的一个方面。历史决定论者主张:在经济科学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观性。其根据之一就是预测具有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的双重效果,波普尔把这两种效果总结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体来说,这种效果也就是指预测既可以成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为阻止该事件的原因。如果经济学家有意图的进行预测,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自身的利害关系来进行行动。这种价值判断就会影响预测本身的内容,给预测内容的客观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曾经说过,在他认识的人里,很少有因为根据经济预测采取行动而赚钱的人,倒是有不少靠卖经济预测赚到了钱。
但是,波普尔认为俄狄浦斯效果属于科学的处理操作内部的事情,即预测的准确与否不能成为一种理论是否成为科学的衡量标准。乔治•荷曼斯(GC.Homens)也认为:有效性和精确解释等科学构成因素虽然说对一门科学而言极为重要,但它们只是社会科学的目标而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乔治•荷曼斯(GC.Homens)举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例:虽说它并未精确地叙述进化的过程,也未从其理论中引申出有效的预测,但没有任何科学家会否认进化论在科学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对现代遗传学的贡献。
3.3关于经济学受经济学家意识形态影响
人们普遍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比较容易保持“价值中立”,而在经济学中,研究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很难保持“价值中立”。经济科学中没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则,而自然科学中却有。罗宾逊夫人坦言:经济学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观性偏见的论述。
从波普尔对科学的客观性的看法可知,经济学常受到的关于阶级属性的质疑是无意义的。因为经济学的客观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观性。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的国家里都是可以借鉴的。在经济学的方法上,是无阶级意识之分的。因此,对经济学的阶级属性的质疑是对经济学不公正的对待。至于部分经济学家的带有阶层性质的,“巧”借客观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为某个阶层服务的经济理论,那就是那些经济学家个人问题,而不能成为论证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论据。
4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
4.1研究对象
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普遍的看法是,社会情况比自然情况更加复杂——这在经济学科的研究中不胜枚举,计量经济学者更是常常为变量的选取与舍弃而大伤脑筋。也因此,认为经济学没有自然学科诸如物理学那样的客观性。波普尔认为这种偏见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我们往往把不应比较的事情加以比较,即具体的社会情况和人工隔离实验的自然情况。二是一个古老的想法,认为社会情况的描述必须涉及有关的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乃至生理状态。他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曲解,是不加思考随波逐流的一种看法,“社会科学不但不如物理学那么复杂,而且具体的社会情况一般说也不如具体的自然情况那么复杂……”。波普尔的话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学中的经济现象分析,不必考虑进社会全部的因素,我们能够建立一些简单的模型来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而这种简化的模型与自然科学的模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的模型中,我们同样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变量。而那些普遍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可以更简化,乃至可通过实验来模拟,由此认为自然科学更具客观性的看法只不过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具深厚的传统罢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进行模型分析和应用的困难只是程度问题而并不是性质问题。
4.2科学发现方法
除了提出理论的划界方法这一对经济学有利的论断之外,波普尔在理论发现的看法上也有力支持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观点。在波普尔看来,科学发现的方法是试错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应该是坚持试错法
,他们都是人类理性的产物,理性是可批判的,因而在可错性这一点上没有本质的差别。经济学中,从古典经济学派,到凯恩斯学派,再到新古典综合派,无不说明经济学是在问题的不断提出、解决过程中发展的。二战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正是为了解决当时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而产生的。经历了约40年的统治时期,资本主义进入滞涨发展阶段,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也渐渐地失去其威力,于是新的学派出现。经济学在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发展流派恰好体现了经济学理论的发现遵循着波普尔的科学发现公式,这一点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
4.3经济学发展现状
波普尔指出:“所谓科学学科不过是以人工的方式划分的问题与尝试性解决方法的混合物,真正存在的是问题和科学传统”。由此我们甚至不应该太过注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划分,这可能只是一种传统的偏见。确实这一看法也是符合社会科学发展现实,随着自然科学家的新论点和文化研究的兴起,“从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组织分界”。许多科学家都承认不仅两个领域的彻底区分是不可能的,就是对“对社会科学知识所作的鲜明制度性区别也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数学 经济学 应用
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中的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的一门学科，它反映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数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的特点。而经济学是研究社会资源配置及社会经济关系的一门学科。从经济学与数学的发展历史可以获知，经济学与数学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数学能为经济学提供特有的、严密的分析方法，它是经济学的一个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一、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历史
17世纪90年代威廉配第在经济学论文《政治算术》中将算术引进经济学，首次运用数学方法来解决经济学问题。在19世纪之前，经济学主要运用的是初等数学。从19世纪起，经济学的研究引入了变量和函数的概念，数学方法的运用更为普遍。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爆发，有力地推动了数学和经济学的结合。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索洛和罗曼的经济增长模型等等，一大批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的论著纷纷问世。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既使用了一般经济概念和传统经济方法，同时又使用了从最简单的数学符号到最新的数学方法。
二、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
1.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工具性作用
数学作为经济研究的基础工具，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利用数学语言我们可以将经济学中的某些问题描述得非常清楚，并且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错误，应用已有的数学知识我们还可以推导新的结论，得到仅凭直觉无法或不易得出的结论。因此，运用数学知识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可以减少无用争论。同时，由于经济活动的多样性，研究中存在许多变化的因素，导致了经济研究的错综复杂。而数学就恰恰为这些复杂的思想和现象提供了简洁明了的解释，为许多错综的数据提供了计算模型，从而使经济研究简洁条理。
2.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思想作用
数学的严谨思想在追求精确和理性的经济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数学思想越来越多地贯穿到经济学中来。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作为市场经济运行描述的基本理论，对我们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的深刻特点之一就表现在其数学性方面，也正是这一特征使人们常常把经济学看成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的理论形式、研究方法是公认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这表明，数学作为一种理论信念、方法论和研究手段，十分明显地体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中。按传统流行的科学观，一门学科达到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它能否充分运用数学方法。而在经济学中，对于经济现象、经济运行及其规律的描述与研究，正需要数学方法与数学思想，从而达到它的科学性。
三、高等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要想掌握好经济学理论，学好高等数学是一个非常必要的环节。大学阶段的高等数学分为微积分、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三大部分。其中，数学与经济学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微分，比如经济学的核心词语“边际”就是一个将导数经济化的概念，“弹性”这个在经济学中无处不在的词语更是体现了数学思想的重要性。线性代数作为一个将复杂多元方程简单化求解的数学工具，其重要性集中体现在计量经济学中对大量数据的处理上。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在保险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非常重要。要想学好经济学必须先学好数学，但近几年来，关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有很大争议，争议的焦点，不是经济学要不要运用数学方法，而是如何运用数学方法解决经济学的问题。
四、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存在某些问题
1.在经济学中盲目运用数学知识
数学很重要，但在经济学研究中，更重要的是经济研究方法和经济思想，经济学不是数学，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并非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都是可以用数学解决的，它主要还是依靠经济学的思想来解决，而不是数学推导，数学只是解决经济学问题的一个工具，不可滥用。
2.应用数学知识建立模型忽视前提条件
数学方法逻辑严密性和计算准确性的性质决定了任何一个数学模型都要受到若干条件的约束。但某些经济学家建立数学模型时根本不去考虑或是过于简化约束条件，对约束条件不够重视，仅从模型本身的需要出发而不考虑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要求。这样很容易引起理论的混乱和实际操作的重大失误。
由此，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是非常基础和广泛的，我们要重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认真学习数学并掌握它的方法与精髓，同时，也要重视经济学的方法和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现实中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剖析和研究。
参考文献: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范文第3篇
[关键词]契合；经济思想史；历时性；共时性；主流和非主流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1-0087-09
知识的契合要求表明，理论发展的途径不应该通过知识的高度专业化及单一思维的绝对深化，而是更主要依靠人类所积累的知识之间的互通和整合。对社会科学更是如此，因为每个社会科学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视角或层面来审视共同研究的课题。当然，理论的发展除了要对共时性知识作跨学科的横向契合外，更重要的是要对历时性知识作学科内的契合。究其原因，学科内的历时性知识提供了更为集中的研究视角、历史背景以及分析工具，提供了理论深化的基本轨迹。因此，要提升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知，就要获得足够的相关知识，而其中的重要途径就是潜下心来对前人的思想和文献做细致的梳理。波兰尼就曾指出：“科学家……只要他同自己的智识良心进行搏战，他总会考虑到与整个科学的传统进行接触――事实上便是与他引为典范的所有过去的科学家，与所有承认他在进行探索的在世的科学家，与所有他打算为之而建立新学说的未来的科学家――进行接触”。
事实上，整个科学理论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学术传承的基础之上，即使在自然科学中那些看似完全对立的理论，新理论的确立也是建基于对旧理论的深入解剖而不是凭空构造之上。否则，如果学术“不再寻求对话，彼此肯定完全脱节，双方当然就没有共同语言”，又何以有理论的发展？相应地，就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而言，其理论发展更需要契合经济史及经济学说史的知识。一者，如熊彼特所说，“因为每个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不管他对纯理论多么嗜好，总离不开事实，而大多数事实，照我们看来，必然是历史性的。”二者，如贝拉等所说，“与社会整体挂钩的社会科学，必须是历史的和哲学的社会科学。狭义的专业社会科学已经提供了关于当代社会的多方面的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它同时又缺乏或没有历史感。社会科学家在提供关于过去的信息方面是足智多谋的，所提供的信息和他们关于现在的发现相差无几。”
然而，现代经济学教材却将历时性演化的各个理论放在同一个共时性的平面框架中，从而抽去了理论的时代性、主观性和规范性，而留下一堆没有人文思维的技术性骨架；正因如此，教材上的经济学原理往往蜕变成为脱离现实的说教，并遮蔽了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显然，要缓和这一弊病，就需要加强经济思想史的教育和研究，“为往圣继绝学”本身就是学者的本色。事实上，有机契合本身就包括了借鉴和反思这双重含义，从而需要注重知识的继承性和积累性；特别是，如果说基于常规科学范式的研究比较适合自然科学的话，那么，对前人思想的讨论、争鸣和反驳的批判式研究更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发展途径。是以本文基于思想史的梳理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
一、经济学界对思想史的认知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来自于经验事实又超越经验事实；因此，要透过当前的经济现象而揭示内在规律，就需要梳理经济事实的发展历程，而历史则是经济学家探究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材料来源。同时，对特定历史事实的研究构成了特定时期的经济学说，它是对历史事实的提炼和概括，从而有助于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现状，因而经济学的研究也要充分关注这些学说史上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本人也是他自己世道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这意味着，经济学说史的学习必须结合对经济史的了解，两者的结合才会真正有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规律的探究和深化。正因如此，熊彼特说：“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我有三条理由：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经济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不仅是熊彼特，包括像帕雷托、阿罗、阿莱这样的数理经济学家，也都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例如，阿莱说：“如果为了理解经济学，人们必须在掌握经济史或掌握数学和统计学之间作出选择，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应该选择前者”；因为“历史事实、学说和经济思想是最具指导性的，别的什么都不能与之相比。无论是经济制度、实际收入的变化、货币现象、人口统计、国际关系、意识形态，还是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的因果链接，没有什么比这些更重要了。”在很大程度上，思想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因而思想史和历史往往也是同步发展的。经济思想史家斯皮格尔就指出，“思想史其实只是……经由人类头脑过滤之后才反映为一般的历史”。为此，熊彼特、阿莱等人都认为，经济学研究至少需要四个方面的知识：理论、历史、统计和经济社会学；并且，他们都更为强调历史的重要性。当然，一般学者似乎都倾向于把这四个方面看成是独立和平等的，但实际上，这四个方面却是浑然一体的，并且又是存在层次之分的。
一般地，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包含了四个层次，它们都涉及历史和思想史的知识。首先是方法思维层次，这是研究者观察和思考社会现象的哲学理念和基本视角，是演绎主义还是归纳主义，是因果探究还是功能分析，是演化的思路还是均衡的分析，是整体主义的还是原子主义；显然，通过对学术史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认知到各种方法的优劣和适用性，以及目前方法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其次是理论素养层次，这要求研究者通晓各个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了解它们所站立的背景、哲学理念以及观察的侧面，并能提出自己的观点、思维；显然，通过学术史的学习，更便于对理论来龙去脉的梳理，并便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从而更有利于理论的全面性。再次是工具表达层次，有了思想和观点就需要表达出来便于与他人交流和传播；显然，通过学术史的学习，就可以发现多种多样的分析工具：文字逻辑的、图表矩阵的、数学模型的，并且，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不同工具使用的适用性，便于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更好地进行表达。最后是实证检验层次，这一层次是对理论的检验，可以运用案例调查或者统计分析的方式；通过学术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由统计实证得出的社会规律的适用性及其缺陷。事实上，拉弗曲线、奥肯定律、恩格尔定律、工资铁律以及格莱欣法则等都具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则认为，增发货币可以促进就业，但显然在不同环境下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因而就不能简单地运用某些局部的数据来实证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理论。
而且，任何理论都是一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都体现了特定背景下的主体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如果离开了时代背景、离开了特定的主体，那么理论就成为毫无生气的一堆骷髅：没有思想、没有内容，更缺乏理念和目标，而只留下形式。米尔斯就指出，经济学中那些影响延续若干世纪的观念都具有一个关键特征：“它们――至少就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现象来说――几乎都是一些清晰、简单并且对每一个智力尚可的相关人士来说都可以理解的观点”；但“事实上，几乎所有曾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有所贡献的人，其工作和著述都经历了很长的时期，经常是经历了几十年，其问它们的思想观点逐渐成熟和变化。在他们就这些思想著述的时候，他们不仅清楚地知道这些思想的长处，而且清楚地知道它们的短处和需要与它们相配套的先决条件以及它们的限定范围。然而，一旦这些思想渗透到公共领域，往往就会被简单化。经过多年研究才能认识到的那些先决条件、限定范围和微妙差别，往往会遁为乌有。”同样，熊彼特也写道：“既然历史是经济学家材料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由于经济学家本人是他自己时代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会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问题只在于影响程度的大小而已。……因此即使经济学家自己不是经济史学家，仅能阅读别人写的历史报告，他们也必须了解这些报告是怎样产生的，否则就不能评价其真正意义。”此外，埃克伦德和赫伯特则认为，“人类只能按照他们曾处的位置来判断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而且，由于历史是人的研究，我们忽略历史便是以冒着不理解我们自己的风险为代价的。”这就是说，我们探讨任何理论都必须弄清楚它背后的东西，这主要包括主体的基本思维及其提出该理论或分析框架的目的，离开这一点，我们根本无从真正理解理论。
不幸的是，自从边际革命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就逐渐抛弃了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进行剖析的思路，而将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这一问题上；接着，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的不断努力，经济学最终成为只专注于“个人致富发财”的微观技术。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以普遍化假设为基础，而专注于理性模型的构建或者通过对现时、现世问题的计量分析来论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因而它就逐渐抛弃了研究方法和知识素养这两个主要层次。斯特拉斯曼就写道：“目前的经济学知识来自越来越准确的分析进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计量经济学与数据收集的技术进步以及数学发展的结果。”相应地，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抛弃了自身的发展史，把建立普适性的数理模型视为理论的，而把那种反对将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具体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的经济学视为缺乏理论的。而且，在功利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主导下，承袭新古典主义思维的经济学就日益鼎盛，从而成为主流经济学；相反，那些对现实制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的则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或是“异端”经济学。尤其是，受主流化效应的引导，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子热衷于遵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常规范式，并逐渐舍弃其他社会科学和经济思想史的知识素养，以致现代经济学的思想越来越空洞化，形式越来越僵化。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大量运用数学以求经济学达到所谓硬科学的要求，从而导向了经济学的抽象化分析取向；但是，正如沙克尔指出的，“经济学不可能成为一门计算结果的精确科学。它本性是成为批判性的想像的题材，本质上适合文字从书面表达的题材，如同它自己的历史一样。”
二、基于思想史对经济学科的审视
基于思想史的契合，不仅有利于经济学的学术研究，而且有助于对经济学科进行全面审视。事实上，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我们可以深深地认识到，不仅经济学本身具有非常广泛的研究内容，甚至往往与其他社会科学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决不仅限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分析工具更不主要是基于数学符号的均衡分析，或强调实证的功能性分析。一者，就经济学研究内容而言，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表明，目前纷繁芜杂乃至相互排斥的经济学各分支和各流派原本是统一的，它们有一个共同源头。经济学的内容根本上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主要关注具体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不幸的是，自新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了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二者就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言，早期经济学大多走跨学科的交叉道路。凡勃伦指出，“对于任何对经济现象感兴趣的现代科学家来说，人类文化的任何特定阶段所包含的因果链条、在人类行为结构中由于习惯性行动积累起来的种种变迁，比起那种把人类行动看作是在给定的正常、不变的条件下不断地平衡快乐与痛苦的方法来，显然更能引起人们强烈而持久的兴趣。前者是种族或社群的‘生命史’的问题，是关乎文化传承发展和世代命运的问题；而后者则是这种文化发展历程中的某些给定情境下的个人决策问题。前者是人类处理其生活的物质资料的行为体系及制度的连续性和可变性的问题；后者，如果按照快乐主义的看法，关注的是社会个体成员的一段段的感官经验。”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割断了思想史的传承，而热衷于一个普适性的常规范式。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界普遍信奉这样的观念：“如果足够多的人足够强烈地相信一个陈述，那么，这个陈述就构成了知识。”相应地，既然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为当前大多数人所信奉，并且为主流学者提供了经济行为分析的基本路径和分析工具，那么，大多数经济学人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是值得仿效的，那只形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拜物教。那么，这种一元化的研究范式果真可取吗？拉卡托斯指出，“思想史告诉我们，许多人完全虔诚荒唐的信仰。如果信仰的强度是知识的标志，我们就不得不把关于神灵、天使、魔鬼和天堂、地狱的某些故事看作知识”；“因此，即使一个陈述似乎非常‘有理’，每一个人都相信它，它也可能是伪科学；而一个陈述即使是不可信的，没有人相信它，它在科学上也可能是有价值的。一个理论即使没有人理解它，更不用说相信它了，它也可能具有至高的科学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当前经济学界普遍信仰和盲目仿效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乃至形成了方法论导向的研究，结果，就严重窒息了思想的生成，导致了经济理论的萎缩。
尼采曾指出，流行的一般都不是真理，而只有经过长期思考的才是真理。利奥塔尔则强调，怀疑是科学进步的结果，而这种进步也是以怀疑为前提的。事实上，一些具有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们甚至对自己最偏爱的理论也常常表示出高度的怀疑；为此，拉卡托斯说，“科学行为的标志是甚至对自己最珍爱的理论也持某种怀疑态度。盲目虔信一个理论不是理智的美德，而是理智的罪过。”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经济学正是在反思和批判中才得以不断前行的。而且，流行的新古典范式自诞生起就遭受各种批判，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的兴起更是遭到诸多科学哲学家和方法论专家的批判。M.鲍曼就写道：“正是在经济学（经济人）分析思路乐观自信的扩大过程中，人们也听到了对其行为模型普遍适用性越来越多的怀疑声。人们质疑经济人模型作为一般社会科学研究计划的惟一基础是否还能满足也必须针对经验理论‘硬核心’提出的经验合适性最低条件。在试图将经济行为模型使用到人的任何行为的过程中，人们无法再对相反的事实视而不见。这一模型中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行为往往是例外而不是惯例。”
那么，如何对主流的学术取向进行反思呢？其中一个根本途径就是，分析社会经济的演化史并从中剖析相应的思想根源。黑格尔就指出，“思想的活动，最初表现为历史的事实，过去的东西，并且好像是在我们的现实之外。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领域里，过去的东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构成我们现成的，那个有共同性永久性的成分，与我们的历史性也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而且，基于思想史的学科反思对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正如前面指出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都是与特定的时代相适应的，从社会环境的历史变动中就可以探析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试图撇开社会环境而研究抽象的个体理，同时又热衷于寻找一种普世性的技术分析工具；结果，就将经济学分析与历史和思想史割裂开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忽视了对历史和思想史的梳理，现代主流经济学就背离了经济学科的根本特性。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貌似强大，但在众口为经济学抽象化分析鼓噪的声浪中，我们还是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学者一贯的治学态度，以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来真正审视流行的理论。
事实上，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相应的研究方法上，都与自然科学存在根本性差异。一般来说，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具有明显的进步性质，因而自然科学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各门学科的最新发展上，并且大都相信，在他先辈们从事的工作中几乎没有湮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社会科学的历史不是按在时间中进步的序列发展的，无法用自然科学的进步标准进行相应的处理，而且，社会科学的每一种现代方法几乎都有其古远的历史起源，因而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家却常常会碰到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以及有用的教益。这意味着，诸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斯密等人的思想和理论都值得后人认真地进行梳理。实际上，正如斯坦利・L・布鲁指出的，“经济思想的演变好像是螺旋式前进。确实经常有一些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与以前的理论和政策有相似性，但它们却是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层面上被提出来的。”例如，斯密实际上已经发现并指出了目前流行的委托一机制的特点及其问题，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是到了选择自由得到承认的今天，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才再次将之提升和发展。再如，欧文、穆勒、李斯特很早就阐述了人力资本观点，但也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知识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及劳动力的异质化加剧，这个理论才被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所重新阐释，从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同时，由于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要复杂得多，影响因素也多得多；因此，两者的理论研究取向也存在差异：研究社会现象要防止复杂事情简单化，研究自然现象则要防止简单事情复杂化。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抽象化研究时要更为慎重，社会科学的理论抽象不能完全脱离具体经验事实；特别是，社会环境往往处于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过程中，理论抽象也应该与此保持历史的一致性。譬如，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形势与斯密、穆勒、马克思等所处的古典时代就具有很多的类似之处，因此，尽管斯密、穆勒、马克思的分析可能与西方社会的现实越来越相脱节，对当前中国问题的刻画和分析却极具启发意义。再如，美国当前在世界的霸权行为和国际法的制定也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了解当时的诸子谋略也便于对当前国际走向的分析。其实，理论的抽象是科学的抽象，而不是“为抽象而抽象”；抽象应该是基于具体的抽象，因为社会科学首先是要处理具体的社会现象。这意味着，研究要强调科学化但不是惟科学主义、研究要有一定的形式但不是形式主义。也即，理论研究要谨防落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陷阱，任何东西一旦上升到“主义”的层次，就开始了异化的发展。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危机也正在于它越来越形式化，并已经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帝国主义倾向；结果，其发展也就成为越来越脱离现实的极端抽象化思维方式，成为纯粹的数字游戏，从而窒息思维的自由交流。
三、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史辨析
基于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契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对经济学科的演化和现状，更好地认识现代经济学的结构体系，更好地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优点和不足，从而避免盲从主流而窒息思想的火花。库恩等就指出，“我们每获得一点知识，都伴随着相应的损失，这样一来就不可能断定什么时候我们进步了，甚至不可能断定我们是否在进步。”而基于经济思想史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事实上，当前经济学中往往存在截然的主流和非主流、正宗和异端之分，而且，主流经济学往往标榜自己是前沿的，代表可进步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显然，这也正是经济学本身不成熟的表征，有人甚至宣称，经济学家们只是因为信仰才墨守正统经济学的。
一者，既然存在其他非主流的思想，也意味着存在能够证伪这种主流理论的材料，那么，主流经济学又何来科学性而言？事实上，我们又有谁发现数学、物理学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而且，尽管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也会形成多数研究的氛围，但它们从来没有宣称它们拥有一种关于世界的通论，如社会学就有家庭社会学、工作社会学等等。相反，大多数学科中一直都存在强烈的反正统力量，如生物学等学科中就存在还原论以及进化选择的适当单位等争鸣，这些都有力地维护了这些学科的活力。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相信不可分的个体是行为的基本粒子，而始终把个人意图和偏好的心理或社会基础等等排除在学科的讨论之外。试问：如果抽掉那些毫无实质内容的模型框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模型分析又能留下什么呢？
二者，正统和异端的区分意味着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把自己当成了凭信仰而非逻辑的基础，以致一些经济学“泰斗”的著作、观点只能被解释而不能被怀疑，反对它的都成了异端。事实上，1973―1978年间在美国主流或正统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只有三篇试图否证已有的假说，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真正敢于对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当然，由于学术学院化之后，真正为求知而探索的学者越来越少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主要兴趣在于职业和地位与学术声望等其他个人目标。显然，由于这些东西往往要通过依附一定的学术团体才能获得，因而年青经济学人就被迫在正统和主流的框架中进行研究，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从而限制了他们对经济科学的贡献，也限制了经济学的实质发展。而所有这些问题，借助于经济思想史，我们就容易看清楚。布劳格写道：“经济学史揭示，经济学家也像任何人一样容易错把糟糠作小麦，当它们拥有的一切是一系列复杂的定义或伪装成科学原则的价值判断时，就宣称拥有了真理。除非研究经济学史，否则就无法完全了解这种倾向。可以肯定，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大量空洞的理论、标榜为科学的遇见或具有隐蔽的价值前提的政策建议。”
其实，从经济学说的发展史上看，所谓的主流也是在不断变更的，现在成为主流的那些理论往往就是以前的非主流，甚至是受排斥的异端。这意味着，主流的东西并不一直就是对的，今后也一定不会一直是主流。譬如，现代的主流就是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期间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产物，国民经济的计划要求日益精确的资源统筹、线性规划乃至日益细化的投入一产出表格设计，这导致了数量经济学的偏盛；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各国的实践已经开始证明了这种设计是“致命的自负”，它源于建构理性主义的思维，因而也日益为社会实践所抛弃。然而，尽管实践已经改弦易辙，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却依然一成不变地因循守旧，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只不过，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开始有了转变：不是为了政策应用，而是变成了象牙塔内的游戏。所以，加尔布雷斯指出，思想从本质上说都是保守的，它们不会屈服于其他思想的攻击，却会屈从于它们难以应付的环境的巨大冲击；正是每次大的社会环境的变动，才最终能够促成经济学的真正发展。事实上，正是由于思想的僵化性和保守性，每当一个新环境的来临都必须产生一种大规模的争论，从而才促进经济思想和理论发生阵痛性变革；显然，这也是经济学说史上之所以形成四次革命、四次综合发展轨迹的缘由。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不应该为当前的所谓“主流”所牵引，而更应以反思的态度相对待；只有当知识分子坚守这种学术态度，经济理论才可以不断取得进步，或者说，学术研究才可以形成持续的扩展秩序。
同时，由于主流学说已经越来越定型和僵化，我们往往就只有从非主流中才更容易获得新的思想洞见。纵观经济学说发展史，那些被称为“天才”的人物往往都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从戈森、古诺、杰文斯、凡勃伦到凯恩斯都是如此；而且，绝大多数思想大师都是通过与这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学者进行交流，或者梳理以前那些非主流文献的基础上而形成自己的系统洞见。譬如，诺思在伯克利读书期间就是一个激进的者，所以他后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教授全来自非主流的正统经济学之外。”赫胥黎曾指出，一般真理的命运是，以异端邪说开始，以迷信告终；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正表明了这一点，经济学的任何发展都是建立在对以前理论的反思基础之上的。当然，要进行卓有成效的批判，首先要对理论出现的前因后果进行梳理，劳丹强调，“在对任何一个学说的历史发展（以及该学说的竞争对手的发展历史）没有充分了解之前，不能作出任何切合实际的合理评价。”因此，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特别关注已经逐渐被淡忘的那些非主流的思想，将对理论的发展和思想的萌发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如果真正通晓了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如果抛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路；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实际上，我们必须首先假定，经济学不过就像经济学家和同时代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其现代定义毫无‘科学性’可言，而且就像它的历届前人一样，它很可能再次改变。”
因此，经济学说发展史告诉我们，不能以静态的、单向的思维来看待现代主流经济学，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更不能为所谓“主流”范式所牵引。事实上，经济学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经济学本身就是针对具体社会状况而产生的一门学问，它的根本特点就是现实性、致用性和批判性。例如，目前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一方面，是经过了古典经济学时期国民财富的生产已经取得了极大成功，从而经济学开始把注意力从财富创造转移到资源配置方面来；另一方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物质资本的匮乏，导致了如何最佳使用这些资源成为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从而极端地发展了数理化的倾向。不幸的是，尽管任何真正的认知都来源于基于新的实践对过去理论的反思，并且作为一个致用的经济学根本上也就是对现存社会制度中内含缺陷的洞悉；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撇开了这种对制度变迁以及人性发展的关注，而在一个冷冰冰的世界中分析原子人的行为。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取代老制度经济学，除了当时的制度主义者并没有提供有效解决萧条的可操作的方案外，更重要的是凯恩斯经济学没有涉及制度变革问题，从而减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怀疑；特别是，麦卡锡主义和冷战的兴起造成了一种对任何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都富有敌意的政治气氛。显然，经济思想史提醒我们，应以反思的态度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只有这样，经济理论才能不断进步，经济学科才能不断发展。
四、结语
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应该建立在对各类知识之有机契合的基础之上，这种契合是建立在对主流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而要对一个学科进行卓有成效的反思，则首先必须对该学科的发展史进行梳理。事实上，绝大多数科学哲学家如库恩、劳丹、夏佩尔等都把历史看成是对科学作出哲学断言的来源或至少是部分仲裁者；对自然科学如此，对社会科学更是如此，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首先必须要建立在学说史和社会史的学习上。究其原因，自然现象仅仅是现象，它的背后并没有思想，从而也就不要求科学家认识自然事件背后的思想；而社会现象却不仅是现象，它的背后还有思想，任何社会现象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由人的思想所指导的，因而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家必须吃透实践背后的思想。例如，伟大的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就强调，史学家之所以关心历史事件，仅仅在于历史事件反映了思想，表现了或体现了思想；在他看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因而“史学的确切对象乃是思想，――并非是被思想的事物而是思想本身的行为。”正因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历史是不可分离的，因此，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必须注重思想史和经济史的梳理。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范文第4篇
本文介绍了《社会和管理药学》的基本概况，对开展《社会和管理药学》教育的意义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开展《社会和管理药学》教育将有利于加强药品管事使用，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医学人才和完善现代医疗卫生学科新体系。文章还对做好《社会和管理药学》教学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 社会和管理药学；医学教育课程；探讨
社会和管理药学(SAS)在药学领域属于新兴学科，它主要利用相关社会科学(主要是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社会公众在药品获得和使用过程中的社会因素与制度保障等问题的一门科学，它既有现代药学、自然科学的属性，又有现代社会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属性，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的产物［1］。社会和管理药学与药事管理学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但是其内容已经超出了传统药事管理学的范畴，它包括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行为药学、交流学、伦理学、药物流行病学、药物应用和药物滥用学、药物计量学、药物经济学等内容，它是社会科学属性的药学发展的高级形态，其研究范围涵盖了药物的研究和开发、生产、流通、使用、监督管理各个环节中出现的社会问题［2］。
1 高等药学院校开展《社会和管理药学》教育的意义
1.1 《社会和管理药学》已成为加强药品管理的重要手段 社会和管理药学对药品管理控制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近年来，我国的医疗费用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远远地超出了国内生产总值10%左右的增长速度，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药品费用迅速增长的因素很多，除人口增加和老龄化、疾病谱改变、慢性病增加、居民保健意识增加。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和需求方过多考虑药品的价格，而忽视了药品的成本效果［3］。不少发达国家都认识到，社会和管理药学作为保证药物在社会公众药品获得和使用过程中既安全、有效又经济应用的重要工具，对合理利用药物资源、提高药物使用宏观调控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使药学生掌握《社会和管理药学》相关理论对于药品的管理与使用具有积极意义。
1.2 开展《社会和管理药学》教育，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医学人才 随着疾病谱的变化、人类行为生活方式的转变、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逐步占主导地位。；一切面向患者的医学模式对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有了新的要求，同时也对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目前我国社会和管理药学的研究人员主要以药师为主，他们对社会和管理药学研究所需的知识掌握得还较少，因而整体研究水平较低，利用社会和管理药学理论开展医疗卫生服务的模式还没有建立。因此高等医学院校应该适应形势，加快教改步伐，从培养医学生综合素质入手，在教学中引进社会和管理药学理论。这不但能提高药学生的知识水平，更能让他们正确认识当前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现状与形势，促进学生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做一个高素质的复合型药学人才，以迎接医学和社会发展的新挑战。
1.3 开展《社会和管理药学》教育，有利于完善现代医疗卫生学科新体系 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体系。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以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为框架的学科群。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出现了纵横交叉发展的新趋势。医学科学也受影响，其主要表现是医学科学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相互渗透，相继出现了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学、医学社会学、卫生经济学、社会和管理药学等交叉、边缘学科，这是医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理论医学新学科群，而社会和管理药学也因医学社会化而逐步完善起来的。但目前在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教学体系中开设社会和管理药学的院校寥寥无几，这是由于缺乏社会和管理药学学科体系，涉及的学科范围比较宽泛，可以借鉴的经验也很少，同时还缺乏高素质的社会和管理药学教学队伍。这些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社会和管理药学教育发展的不合拍，因此在医学院校开展《社会和管理药学》教学对探索该学科教学需要达到的培养目标(即受教育者在学习结束后竟应该掌握哪些知识，获得哪些技能，受教育者接受哪些项目的培训)具有积极意义，将有利于完善现代医学学科新体系，为未来的社会和管理药学专门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同时对促进社会和管理药学教学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社会和管理药学学科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
2 开展《社会和管理药学》教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1 汲取国外《社会和管理药学》教学经验 在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中开展社会和管理药学的院校还较少，目前仅有中国药科大学已经正式设立了社会和管理药学的博士点和硕士点。因此，可以借鉴的教学经验还很少，课程体系也不是很完善。而国外开展社会和管理药学比国内要早很多，我们可以试着借鉴国外的一些教学经验。据美国药学院协会(AACP)统计，目前，在美国药学院校中有35%的课程与社会和管理药学有关［4］。例如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药学院药学服务和卫生系统系开展的社会和管理药学本科教育则覆盖面很广，包括药学的定位(药师的作用，药学职业面临的问题)、卫生保健商议的原理、药学服务实践(专业交流，药物信息补充，健康观念，法律问题，处方处理，监督)、药房和卫生保健系统(药学服务的开展，社区/医院药房实践，药学工业的特征，药学服务过程中的经济学问题)、生物统计学和药物文献评价(生物统计学在数据分析中的应用，临床研究方案设计，药物信息检索和评价方法)、药房实践管理(原理，库存控制，购买，定价，经济分析，人力管理)、药学实践中的法律和伦理学(与药学有关的联邦法律、规则、规范和法庭判决，影响药学实践的伦理学考虑)、与药学服务相关的病人/医生评估、病人自我保健(非处方药目录，社区药房中的诊断设备，使用替代药品)、急救机构的药房活动、社区药房管理、公共药房管理、药物利用评价和管理(包括适宜质量和最小成本)、药学经济和公共政策、纵向病人保健(专业人员间的联系，文化问题，与病人或病人家庭建立联系)。麻省药学和卫生科学大学药学院药学系社会和管理科学专业除开设有教育学、公共卫生、卫生政策、药学信息、法律、流行病、交流、伦理学以外还开设有选择性/补充性康复调查，辅助药学服务(非药物治疗及其经济学)、对实验数据的分析、药物治疗学、专业药学实践(药学服务中的哲学思想和实践活动，包括病人咨询、监测计划、治疗结果，强调药师在药物治疗管理中的主导作用)、输液调配、临床协作、药物治疗学、体格检查、药源性疾病等课程［5］。
国外的学科体系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是在发达国家，药学院培养的学生主要面向医院药房，因此其社会和管理药学的研究重点在药物的使用领域，其课程设置则体现为涉及心理、伦理、合理用药等内容的课程相对较多。但我国培养的药学本科毕业生主要去向是医药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进入其他机构的相对较少，因此我们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把教学的重点放在经济和管理等学科上。
2.2 努力培养一支《社会和管理药学》专业师资队伍 社会科学教学始终是药学教育的薄弱环节：社会学专家不懂药，药学院校科班出身的教师则很少关注社会科学的知识，无论从哪方面聘请教师承担社会药学的课程，都有自身的不足，很难将社会科学知识有机地结合进药学中。而且在高等医学院校中社会学的师资队伍相对比较少，社会和管理药学是一门综合交叉性学科，涉及到了多个学科，因此既懂社会科学又懂药学科学的师资队伍更少。此外，国内医学界已经比较重视社会学和心理学，很多医学院校开设了公共卫生学院(系)，研究和讲授社会医学，但社会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疾病和卫生保健，很少涉及与药物相关的社会问题。因此，只有培养一支社会和药学管理专业的教学、科研队伍才能适应该学科的发展需要。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内社会和管理药学在西方国家蓬勃发展的今天，在我国开展这门学科教育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今，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国药科大学已经正式设立了社会和管理药学的博士点和硕士点，这是我国首次把社会和管理药学作为药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进行设点专门培养本学科的高级人才［6］。相信随着这些学科点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社会和管理药学也会不断地进步。
2.3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树立学生主体意识 理论联系实际是的最基本方法，也应是社会和管理药学教学的基本方法。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首先，要认真讲解社会和管理药学的基本理论，深入阐述社会和管理药学的概念、研究方法、开展研究的意义、以及当前研究的进展。其次，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观察、调查并收集在开展社会和管理药学实践中的各种实例，以在课堂中开展案例教学，通过让学生识别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学生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接触各式各样的知识情境，提高学生主动学习和内化知识、独立思考、综合分析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应使学生以病人和普通药师的身份参与讨论，而作为都是应积极指导，树立学生主体意识，允许学生开放式的辩论，并紧密结合当前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部分药品价格虚高以及用药社会化等难点、热点问题，引导和开拓学生思考利用社会和管理要学理论思考和解决出现这些问题的新思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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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孟光兴，邱家学.社会和管理药学一门新兴的药学学科［J］．药进进展，2003，27(6)：375～377．
［3］ 李 伟，宗东升，陈玉爽.药物经常学评价方法在临床药学中的应用［J］．实用药物与临床，2004，7(3)：53～54．
［4］ 储文功，裘雪友，陈 静等.从美国药事管理学科的演变谈我国药事管理学科建设与发展［J］．药学实践杂志，2006，24(3)：178～180．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范文第5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6-0267-02
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一般在大学二年级开设,上学期学习微观部分,下学期学习宏观部分,是学生在大学中首先接触到的专业课程。因为这门课程本身的特点,学生普遍反映比较难学。但是,因为它是学生后续学习课程的基础,因此必须要学好。鉴于此,提升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特点
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特点可高度概括为:内容丰富、理论常被误读以及对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要求较高[1]。
(一)西方经济学内容丰富
有一个流行的说法――经济学帝国主义,说的是经济学到处攻城略地,大规模分析那些原本不属于经济学领域问题的现象。尽管包含着复杂的褒贬难定的意味,却也真实地道出了经济学包罗万象的事实。因此,作为入门级的教科书,西方经济学即使只包括最基本的主流理论,也难以“瘦身”,只有被分为两部分(两本书或者两册书),才能容纳这些庞杂的内容。更令初学者困惑的是,西方经济学中似乎还“山头林立”,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学派分析的视角不同,给出的结论和政策建议也大相径庭。这对于在中学阶段习惯了唯一正确答案的低年级大学生来说,是比较难以接受的。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常被误读
作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经济学有着众多著名的理论。这些理论高频率地亮相于各类媒体,经济学的门外汉也能略知一二。有些理论被很好地诠释与应用,有助于学生接受和理解。但是,大多数理论不是被误解,就是被误用,学生们一开始就有了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以后就比较难以纠正过来。此外,经济学大量借用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的概念,固然增加自己的科学成分和分析问题的工具,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初学者带来混乱。这些概念已经跟他们在原来领域有了本质的不同,却拥有同样的名称,如弹性、边际等。不少学生耳濡目染大众媒体,习惯跟他们一样对经济学的概念简单地采用“顾名思义”法对待,岂知“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教师在西方经济学课堂上不得不经常担起纠偏和澄清的责任。
(三)西方经济学对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有较高要求
尽管是社会科学领域的课程,西方经济学却具备了浓厚的自然科学特色。“边际革命”之后,微积分知识大量引入,许多经济学概念都是借助于数学工具来表达的。各种曲线的平移和旋转,均衡状态的变化及其程度,都需要严密的数学推理和运算。但是,西方经济学毕竟研究的是人的行为,不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研究的是客观事物,不能太机械,太具体,因此,常常需要抽象掉那些可以被忽略的因素。正如罗宾逊夫人所说,易于处理的经济理论常常跟现实不能很好拟合,而跟现实拟得好的理论常常难以处理。因此,经济学总是在跟现实拟合与易于处理之间进行权衡。这样就使得西方经济学既要求学生具备处理数学问题那样的逻辑思维,又必须具备处理哲学问题那样的抽象思维。
二、提升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的途径
(一)重视案例教学
经济学是一门跟日常生活和社会政治经济热点事件联系紧密的科学,教学案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案例教学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所学的基本原理, 而且可以起到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所学原理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要取得实效, 关键在于选取恰当的案例,报刊、杂志、电视和网络等媒体能提供富有实效性的资料, 及时将其充实到课堂教学中,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且能使他们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习惯,培养他们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力,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训练过几次之后,就可以让学生自己提供教学案例了,使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向主动学习。大部分学生都不能成为经济学家,但是学会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可以受益终身,案例教学有助于这种能力的获得。
(二)重视讨论教学
国外经济学教学中常常采用合作学习法,以有效提高学生接受知识的深度。合作学习法亦称为小组学习法( small group learning) 或小组活动法( small group activities) 。合作学习法之所以是一种教学方法而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学习方法,是因为它不是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自身的学习经验自觉总结出来的学习方法,而是教师根据教学需要通过创设合作学习情景,引导和鼓励学生开展合作学习而提高学习和教学效果的方法[2]。教师给学生指定问题,让学生自主组成团队,在课后搜集资料,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课堂上派代表进行陈述,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互相提问,逐渐消除疑惑,真正掌握所学知识。采用讨论教学法能强化教学体系中“学”的环节和“学”的作用,真正确立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促进学生主动思考、质疑问难和探索求解等良好学习习惯的形成,使探索性学习、自主性学习、协同性学习得以真正实现,从而有利于开发学生潜能、发展个性,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3]。
(三)重视学生课堂参与
教师在教学中设置问题情景,引导学生参加课堂讨论。多用引疑释疑的方法,制造学生内心中的认知冲突,使学生“乐而好学”,并主动学习,在教学中成为主动积极的参与者。如讲到一个流派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时,可以引导学生回忆之前学过的另一个流派对此问题的看法,并进一步引导他们思考为什么这两个流派会产生差异。学生在听课过程中,难免有疲劳和精神不集中的时候,这时老师的提问能够迅速调动他们的注意力,而且青年学生的好奇心比较强,面对问题总希望找到答案,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经常采用引疑的方法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在引导学生寻找答案的过程中,老师还可以有意识地制造一种类似于抢答竞赛的氛围,吸引每一个学生参与。
(四)重视及时归纳总结
西方经济学内容丰富,理论密集,关于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论解释,或者是关于同一个理论有一系列相关的概念和曲线,如果不及时归纳总结,初学者很容易陷入茫然无绪的困惑中。而经济理论的连续性比较强,一个环节落下来,之后的内容就跟不上。因此,及时归纳总结在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国内外优秀的经济学教科书在每章都有结束语,归纳总结本章的要点和难点。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归纳总结不仅要求教师在每章结束的时候进行,而且在讲课过程中要随时对重点和难点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如讲到效用理论的时候,要将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的前提假设,度量效用的方法,以及各自采用的分析方法等进行对比总结;讲到古典学派的供给曲线时,要带领学生回忆凯恩斯学派的供给曲线,寻找导致他们出现差异的原因,并进一步将这种原因与他们各自的政策主张联系起来。
(五)重视经济思想史知识的讲解
加强经济思想史的教学,能让学生把整个经济学的来龙去脉搞清楚[4],避免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茫然境地。经济学的理论纷繁复杂,每一种理论都有存在的理由,但是理论之间却常常是对立的。这种看似悖论的情形在经济学中实属常见,要达到见怪不怪的境界,需要对经济思想史有所了解。每一种经济理论都有历史渊源,许多理论之间有继承性,新的理论是对原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而每一次“革命”之后,就会出现一些完全不同的理论,然后这些理论就成为更新的理论的源头。每一种经济理论都是应运而生的产物,是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对现实作出反应的结果,当现实环境发生变化时,经济理论也会作出相应的修正。经济思想史就是关于各种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它像一条彩线将各种闪光的经济理论之珠贯穿起来,握住了彩线,就能把握所有的珍珠。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导论部分,一定要讲解经济思想史,让学生从总体上了解各种经济理论在学说史上的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六)重视介绍学术前沿
尽管西方经济学课程是面向初学者的,但适当介绍学术前沿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初级阶段教科书对某些理论作了过于简化的处理,以至于太脱离现实,不能让学生信服,从而对整个经济学体系产生怀疑。为了不给学生留下经济学不科学的印象,教师有必要告诉学生这些简化在较为高级的阶段已经放松,前沿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跟现实拟合,增强学生对经济学的信心和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另一方面,教师只有不断追踪前沿才能保持知识结构常新。将这些课本上没有的最新知识带给学生,不仅令学生耳目一新,而且能帮助他们更好地阅读最新的文献。当然,对新知识的介绍要适度,如果过于高深,不仅容易打消初学者的积极性,而且也会占用太多课时。
参考文献:
[1] 周敏.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方法研究[J].教法研究,2009,(1):92-93.
[2] 方阳娥.国外经济学教学中的合作学习法和经验学习法[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29-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