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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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弊范文第1篇

一、东亚区域合作的内部动力和外部影响因素

首先分析一下外部因素：(1)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飞速发展，导致国际市场的竞争与风险加剧，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中，由于巨额游资充斥其间，如果某个国家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不够高，就有可能使投机者有机可乘，从而给该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动荡。而东亚地区大部分国家还处在发展中国家水平，其金融制度、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会面临较大的风险，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前，东亚任何一国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迫切需要紧密合作来共同面对机遇与挑战。(2)作为上世纪末经济全球化浪潮过渡和补充的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合作浪潮汹涌澎湃，加上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大大激发了东亚国家加强区域合作的积极性，增强了它们对区域合作的信心。当初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使该地区形成了约3.6亿人口的大市场，内部贸易额达到2250亿美元，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2万亿美

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0％。而东亚地区如果能形成这样的自由贸易区，则会形成约19亿人口的更大市场，内部贸易额必定会大幅度上升，运行良好的话就有可能会取得超过NAFTA的成就，这极大地诱惑了东亚各国。

在外部因素驱动的同时，东亚各国自身对区域合作意识的加强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东亚整体意识”在区域内达成了共识，*求区域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很长一段时间，东亚被“割裂”为东南亚和东北亚，两者之间来往很少，个体意识较强，东南亚国家更多的是*求内部合作。从1967年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到1992年实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到如今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得有声有色，其内部贸易确实做得不错，但其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却十分有限，危机爆发后，东盟国家发现东北亚国家也被波及，这让它们了解到东亚各国的经济依存度其实是较高的，加上中国在危机期间毫不犹豫地向东南亚受灾国伸出援手以及所表现出的一种负责任的大国姿态，让东盟国家转变了地域观念，将自身置于东亚整体区域之内，转而谋求区域合作机制以提高整体竞争力，这种主观意识的转变奠定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其次，由于美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姿态以及操纵IMF对援助方案提出苛刻条件的所作所为，让受灾国从惨痛的经历中意识到必须依靠东亚内部自身的合作才能生存发展，外部的力量并不

一定靠得住。而在2001年美国经济的衰退导致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东亚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更加深了东亚国家对上述观点的认识。正是由于这些主观因素的影响才造成了如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热潮。

二、关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具体形式问题的分析

现在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形式是“10+3”模式，即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的交互合作方式，但这仅仅只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过渡阶段，并非真正地实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假使这一阶段过渡得很成功，区域经济合作要朝着一体化层次发展，那么可能会表现为哪种一体化形式呢?

区域经济一体化按层次高低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不同的形式会给成员国带来不同收益，但也需要其让渡不同程度的国家，因此，各成员国会谨慎权衡自己的利弊得失，相互协调以做出抉择。由于在东亚区域内，既存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又有东盟的一些小国家，况且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政策更是千差万别，也就是说上述X指标在东亚各国间差异很大，因而可以认为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是相当高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各国组成货币联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东亚区域内采取经济联盟这种一体化形式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建立自由贸易区会给各国带来一些看得见的利益：如果自由贸易

区能够建立，会形成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市场，由于取消了关税和一些同等效力的限制措施，内部贸易额肯定会大幅度上升，这样就能够通过促进各国外贸额的增长带动其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该形式并不妨碍各成员国针对非自由贸易区成员采取其它的贸易政策，即没有要求各国进行国家的转让，这使得东亚国家比较容易接受。

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的阻碍

根据上述分析，似乎在理论上建立自由贸易区给各国带来的收益大于其付出的成本，比较容易实行，但来自经济理论之外的因素却给自由贸易区的形成造成了不小的障碍。

这些负面影响来自区域内和区域外两个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来自美国方面的阻碍，由于之前欧盟的高速发展已经开始威胁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美国不愿再看到一个潜力巨大的经济联合体的崛起对其造成影响，同时更担心被其认为是潜在对手的中国会借助区域合作的力量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因而其会阻止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上日韩均是美国的盟国，美国的干扰无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与1997年日本提出建立AMF均因美国的反对而未成功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同时，区域内的不和谐因素也对区域经济合作构成了干扰。主要表现为：(1)作为“10+3”主要推动者的东盟由于担心其内部合作会被区域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弊范文第2篇

关键词:区域金融合作;利弊;对策

一、区域金融合作的概念和内容

1.概念

一般来说,所谓区域金融合作,是指由地理位置临近、经济联系程度较紧密的若干地区,为获取金融资源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通过协商达成各金融主体的联合与协作,以实现金融资源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自由流动而形成的,是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表现,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将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2. 内容

区域金融合作主要包括区域金融资源的共享、金融市场的联结、金融制度的统一、金融政策的协调等方面。

金融资源的共享是指区域内包括金融合作所需资金、人才、管理、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共同使用。一个金融区域内的要素只有能够摆脱地理上或行政上的束缚,使区域内各成员享有自由享用的权利,才能够带来资源优化配置的好处。资源的共享是建立区域金融、区域经济的必要条件。

金融市场的联结是指整个金融区域内的市场是个统一的整体,没有市场进入或退出的壁垒,金融市场是开放的、完整的,是一个大市场而不是相互分割和独立的。分割独立的市场对经济联系较紧密的地区的发展是不利的,国与国之间的市场如果相互封闭那就享受不到开放经济下自由贸易和合作的好处,区域亦然。

金融制度的统一是指在一个区域的金融领域内拥有同一的制度,包括法律、规章、准则等具约束性的规范。制度是人为制定的,各地区因为不同的经济基础和发展背景而具有不同的制度,但是要进行区域金融合作就得有一个统一的制度约束,如果制度杂且乱就失去了制定制度以便于管理的最初目的。

金融政策的协调是指在一个统一的金融区域内,不同地区的政策需要相互协调以适应整体区域的发展。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各地区金融政策的差异性。东部沿海地区因其具有总体上的优势而率先发展,其经济基础雄厚,产生了较发达的金融业,其政策需求和供给无论从数量上还是适应性上都要多且优;相反,西部边远地区因其区位劣势造成的经济基础薄弱而不得不停留在较低层次的金融业发展水平上,对应的政策需求和供给也有显著的不同。因而,不同地区的政策需要相互协调来适应区域金融合作的需要。

二、参与区域金融合作利弊分析

安徽参与长三角区域金融合作,抓住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结构调整的机遇是有利的,即能够在中部振兴中加快提升、带头前进。然而,参与合作,必然也会有很多不利的结果,下面就安徽省参与长三角区域金融合作打利弊进行分析。

(一) 安徽省参与长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有利分析

1. 可以筹集地区资金,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区域金融合作,可以使成员地区在资金上进行融通,以弥补单个地区资金不足对地区发展的制约,促进地区经济发展。首先,区域内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市场,有更多的投资者,资金来源会较之前充足很多。其次,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筹资能力被放大了。无论从担保上、信誉上还是还款能力上都比单一地区更有优势和实力。这样就有效克服了以前单一地区、单一企业、单一政府筹措资金能力不足的问题。2008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在面临国内外不利的金融发展环境下,长三角地区仍然体现出较强的吸收资金和存款的能力。从存款情况看,2008年末,长三角16城市本外币存款余额突破9万亿元,达到95945亿元,同比增长19.9%,比上年提高4.0个百分点。可见,安徽加入长三角地区金融合作必然也可以享受资金融通带来的好处。

2. 带来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提升本地金融软实力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桥头堡”,尤其是上海更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的又一中心。上海集中了金融业的先进技术和高级管理经验,有很多世界著名银行、证券等金融业机构的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像汇丰银行、花旗银行、恒生银行和东亚银行等外资银行。上海与拥有世界先进和前沿技术经验的国际性金融机构相联系、相交流,使上海成为传达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前沿地区,因而毗邻上海的整个泛长三角地区都会享受到金融辐射带来的好处。安徽作为长三角腹地,与长三角地区建立区域金融合作关系会极大的有利于本地区的金融业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提升。

3. 享受资源优化配置的好处,促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金融要素在“无形的手”的支配下,从低收益率区域向高收益率区域流动,要素的流动和组合使充沛地流出要素、短缺区流入要素,最后形成整个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区域内要素的自由流动,还会极大的节约成本。因为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要素流动性加强,并且有个更大的市场来让这些要素自由流动,这样可以达到机构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益。譬如当一个产业足够大时可使资源有更好的配置,该产业内企业的平均成本也可以因为产业的规模扩大而降低。形成更低的交易成本,企业的融资成本也会随之降低,节约在融资中介过程中所占用的各种资源,提高资本配置收益。这些的共同结果是一个更大的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4.区域联合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一定程度上受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和关联度的影响,也就是说,金融风险可能会在一体化程度高的区域间迅速传导。而安徽处于长三角腹地,其经济金融要明显滞后于沿海地区,这种客观现实在短期内并不会消失,也是因为金融关联度不强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隔金融风险的传播。另一方面,区域体系内如果政策制定得当、金融监管有力、防范措施健全,那么区域金融风险就难以形成。最后,当然,如果整合地区的整体力量,相互给予金融支持,发挥区域连接的资金、管理上的优势,就能提高地区抗击投机资本的冲击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5. 金融方面差异化大,有利于与长三角金融业的互补而非竞争,提高整体竞争力

安徽缺少创新类金融产品,例如金融衍生类产品、金融理财产品;缺少创新类金融业务,例如金融租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风险投资和融资担保等业务;缺少各种类型金融机构,例如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专业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证券市场不发达,地方政府的债券、企业的债券、公司的债券、专项投资项目的债券发展落后。但是安徽金融有其发展特点,虽然在现代化程度上是落后的,但正因如此,才与长三角地区不存在激烈竞争。安徽金融可以定位于低端商品,侧重传统商品的继续发展,发展金融支持农业、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做好符合本地区实际的融资需要。差异性会让本省薄弱的金融业拥有自己的发展机会,会提高其竞争力,走出去发展壮大。这也有利于提升长三角整体金融实力,有利于加快区域金融中心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

(二)安徽省参与长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不利分析

1. 落后的金融基础设施可能不利于合作的深入展开

这是安徽本地金融弱势的表现,目前,从各项统计数据上来看,安徽金融业整体水平差强人意。金融基础设施的落后体现在金融机构上:缺少外地金融机构、本地数量不多,且局限于国有商业银行,非国有银行、中小银行较少;体现在吸收资金能力上,据统计,安徽在08年末全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首度突破万亿元,达到10303.3亿元,而07年长三角三省市这一数据分别是江苏30450.5亿元,浙江29030.33亿元,上海30315.53亿元;体现在法律法规建设上:还没有建立资本市场的健全的法律法规制度,欠逃债务、政府干预、法律执行力不够等问题还相对严重;体现在政策服务上:没有发达的金融业就肯定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政策服务,因而这方面也是缺失的。基础设施薄弱可能会让“有想法”进驻安徽的外地金融机构也无法实现,可以说这是个“硬伤”,也是外地金融机构最担心的。

2. 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会带来本地优良要素流失的风险

要素自由流动是把双刃剑,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某个区域的要素自由的从边际生产率低的地区向边际生产率高的地区流动,达到利润最高的地区,有利于该区域整体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对于要素流出区来说,这却并不一定是件好事。尤其是资金的流失和人才的流失,前者可能会导致银行等金融产业的流动性风险,后者可能会削弱金融发展和创新的动力。流动性无论是对于银行或企业都是致命的,缺乏流动性就意味着这个银行或企业可能会破产倒闭,失去存在的基础,无论哪家银行或企业都不会无视这个风险。对于金融业竞争力不强的安徽来说,尤其不能有大量资金的流失,否则不要说合作带来的益处了,只能承担巨大的风险。人才是创新之源。没有金融高级人才就不会有金融的创新发展。创新现在在任何领域都是个相当热门的词,因为创新会带来巨大的利润、带来持续的发展。安徽金融在成长阶段也就更不能流失大量的高级人才,而区域间的合作,出于利益考虑,人才不一定可以留得住。

3. 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扩大了风险

跨省市的区域金融合作显然使金融监管的难度加大,多加个地区可能会多加几倍的风险。首先是监管机构不一定了解该地区现存金融业的状况,要去查找调查会花费时间和成本。其次是监管机构就算可以容易的获得该地区的金融所需资料,这方面的成本较低,但是,也要有专门的人员来分析加入后监管条例的适应性和统一性,并制定出相应的适合整体区域的监管条例或法规。最后,新增了一个地区显然增大了惩罚区域内违犯法律法规的金融机构或人员的工作量。从这几个方面来说,融入长三角金融区,如果没有建立起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和治理金融危机的制度安排,就会扩大市场风险,造成风险和监管之间的失衡。

可以看出,安徽融入长三角金融区是既有收益又有成本。但是区域金融一体化是一种趋势,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也需要更广阔的腹地来支撑,区域金融一体化的有利之处将是大于其付出的成本的。所以基于以上分析,本人提出了安徽参与合作的策略。

三、安徽融入长三角区域金融的策略分析

(一) 加强地区间的交流,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强有力的利益协调机制是成功创建金融合作区的重要保障。参与合作的各区域都有要求从区域合作中获得利益的权利,只有各地区均能公平合理地从区域金融合作中获得收益,才能带来持续的合作动力,并能严格遵照区域经济合作的要求及规则开展市场化条件下的区域金融合作。如果各区域在合作以后反而丧失了其基本的合作利益,并且似乎还有被“边缘化”的威胁,区域金融合作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但是,区域整体利益与各地区的局部利益并不一定能保持统一,总会由于区域间各方面的区别而产生差异,各个区域内每个个体作用力的总和构成了区域整体的利益。因此,建立一套公平、合理、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解决合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保障各方的合作积极性,是金融合作实现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利益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建立利益协调机构

首先需要的是,有个大家公认的或者共同组建的机构来协调金融合作中的利益。其形式可以是组建一个专门的部门,如泛长三角金融发展协调委员会。负责加强各地区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高层间的信息互通和相互合作,统一协调金融合作的相关事宜,制定统一的金融合作方针及政策,对金融合作进行整体规划设计。或者可以以会议形式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加强各自的沟通。对于可能或已经出现的地区间利益冲突,应该根据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利益兼顾和适当补偿的原则、以实现整体的最优利益为准则、以共同遵守的条例为规范、适当以法律为保障,妥善处理和协调。要能够形成既充分调动各地区开展金融合作的积极性,又有合力,既有整体利益又有个别利益,各地区协调发展的局面。

2. 发挥政府协调的作用,坚持利益共享

市场机制引导金融资源跨地区流动,然而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失灵的时候就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组织者、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以及市场运行的调控者,在规划产业布局、推进区域市场开放和组织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必须以促进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为目的,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发挥其良性作用。对安徽省来说,金融基础薄弱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这样才能发展本地金融业、保护本地金融业。另外,在金融合作过程中肯定会有某一地区成为发展重心,长三角肯定是以上海为中心,但是,每一个地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只要能充分利用优势,准确把握本地区在区域合作中的定位,都将能享受到金融合作所带来的收益。所以要坚持利益共享的原则,最终实现整体的利益。

(二)加强区域内金融监管的协调

在金融监管上,长三角16城市加上安徽省的金融机构分属人行上海分行、南京分行、杭州中心支行监督管理。金融管理当局的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并不完全吻合,主要按行政区划分工的模式不适应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求。为了应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

1. 职责分工明确,搞好本范围内的事情

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职责明确、分工合理,这是适应当前我国金融制度的要求。首先要把属于自己范围内的事情做好。安徽处于内陆,安徽银行业分属人行南京分行管理,因此在南京分行的带领下,本地银行业机构要明确定位,防止监管错位;要建立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和检查制度;对于监管不明确的地方,要相互协商;要明确责任制,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防止出现监管空白和相互推卸责任。

2.进行沟通,推进信息共享,建立区域信息沟通机制

信息披露是发挥金融风险监管职能的有力保障,信息交换的及时准确性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原因。出现信息沟通不畅与信息闭塞将会极大地阻碍合作发展,信息流不畅提高了企业和银行各方面的成本,增加了银行面临的潜在风险。当前信息流已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在金融领域更是如此。因而,要加强区域间信息沟通,金融业高层、各协会、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定期不定期的会议、报告等建立沟通机制,及时准确的传递、披露信息;要建立金融风险预警体系,设立评估机构,进行追踪、分析和预测;要加大信息建设投入力度,扩大和完善信息传导的基础设施建设。

(三)以优惠的政策,引导要素流进来

主要要引进资金、技术、人才,以提升本地的金融业实力。

资金方面,一是需要政府以优惠政策,如进入市场的便利、税收的减免、竞争的限制等措施来吸引外地企业的进驻;二是需要本地大中小企业加快自身发展,以实际需要来扩大资金需求。比如安徽省应该加大力度发展以奇瑞、江淮为代表的本地民族汽车产业,使其发展成更具出口竞争力的民族品牌。在发展中对资金的需求会加大,有需求便有供给,可以引导资金流入,促进本地企业发展,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

在技术上,同样要引进先进技术和适用技术。如为了发展本地金融业,可以借鉴相邻省份,具有类似业情的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结合本地特殊业情,以本地实际需要为准制定政策。安徽目前缺少技术上的创新,原有技术落后,因而要把创新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更新理念,在融入长三角金融区时着重技术的引进。

人才引进上,人才在现阶段是任何行业都需求的。对于落后的安徽来说,想要快速发展和提升,人才的引进是个捷径。有了具有丰富知识、先进管理经验和较强实践能力的人才可以带来知识的“溢出效应”,使总收益大于投入的总成本,节约发展的时间、提高发展的效率。所以,政府应以各种优惠措施挽留人才,给与他们优厚待遇和良好的发展空间。

(四) 建立风险联动防控措施

1. 建立风险预警体系

风险虽然不确定,但还是可以通过种种方法来预知并控制的。这就需要建立整个区域内的风险预警体系。可以通过专门机构首先对区域内可能发生的风险类别、关联度、危害程度等一一作出预测和评估,根据风险的以上信息制定预警指标以供参考。定时对以上各参数重新估计,不定时根据需要和当前形势对各类风险追踪分析。

2. 及时有效的风险处理

发生较大风险后,本着缩小化解的原则来处理。某个成员较小的风险使其不要蔓延至其他地区,较大的风险要集中各成员的力量,通过自我救助、外部救助等形式,通过注资、募股、再贷款、收购、破产关闭等方法来处理。能够继续经营的要坚决给予帮助,不能够再继续经营或者救助成本十分巨大的也要毫不惋惜的令其关闭破产。对任何风险都要及时处理,卡住风险源头,否则就有可能使小风险变大风险,大风险变巨大的风险。

3. 提高风险意识

任何认为加入一个区域就可以依靠别人来帮助自己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区域内是需要相互支持的,然而却绝不是相互依赖。安徽省要加入长三角金融圈也不能放松风险意识,妄图想要在风险发生的时候依靠他人来给予解决是不现实的,只有在风险发生已经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时,相互帮助才是义务。因而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风险意识。而正因为加入长三角金融圈可能面对更多更大的风险,我们更应该提高风险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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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田霖. 区域金融成长差异―金融地理学视角.第l版[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弊范文第3篇

杭州湾跨海大通道的全线贯通，把沪、杭、苏、甬四大城市联成了1小时黄金交通网络，使长三角的南翼、北翼实现无缝对接，区域经济一体化大大提速，产业产生集聚效应，从而加快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崛起。

处在桥头堡的城市也在谋划做足大桥文章，“大桥经济”的概念应运而生。

长三角经济圈提速

大桥通车之后，不少评论认为，继巴黎、伦敦、纽约五个国际级大都市圈之后，以上海为中心的“Z”字型长三角15个城市群有望成为“第六个国际级都市圈”。

上海海事大学城市现代物流规划研究所所长徐剑华在接受记者采访中指出，昆山到上海的高速公路很方便，作为重要的便利条件之一，昆山吸引了很多外资，而相对来讲，浙江之前在这方便则稍逊一筹。交通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杭州湾跨海大桥不仅仅是一条交通通道，更是一条经济大动脉。它的通车将影响整个长三角，将重构区域格局。”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的沈玉芳说,大桥的建成将使宁波的经济腹地明显扩大,直接进入上海经济圈的核心圈,成为长三角核心副城之一，并和上海相辅相成,形成功能上的匹配。

前不久，浙江东海边的梅山岛设立我国第五个保税港区，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使用，而处于宁波港核心区域的梅山岛的区位优势也更为凸显。

对上海来说，跨海大桥将进一步巩固上海的金融、贸易、航运的中心地位。对整个长三角来说，区域经济的聚合力，社会发展同城效应、协同效应将成倍增长，人们翘首以盼的“世界级第六大都市圈”的轮廓变得更加分明。

在大桥经济的带动下，杭州湾沿岸地区正加速新一轮产业布局。例如宁波在杭州湾南岸规划建设了杭州湾新区，重点培育汽车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集群。随着大桥的建成通车，杭州湾新区将成为上海、杭州、宁波三大中心城市的中心。

做足“大桥经济”文章

跨海大桥对杭州湾两岸的经济生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大桥经济”应运而生。

其中，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大桥两翼连接的宁波和嘉兴。以嘉兴为例，嘉兴原先以皮革、纺织、轻工等传统产业为主，大桥建成后，通过上海与宁波等大城市的辐射，嘉兴将大力发展装备工业与机械加工、光机电产业、信息产业。嘉兴的海陆运交通优势由此变得极为明显，将迎来物流业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当地的产业结构中，现代物流业的分量也会越来越重。

同样，对宁波而言，到上海的车程缩短了一个多小时，这让宁波接轨上海变得更为触手可及。打好“桥牌”是当前宁波谋划的重点。“我们将充分发挥宁波区位、港口、开放、产业的优势，做足做深‘大桥经济’文章，全面推进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建设。”宁波市市长毛光烈日前指出。

当然，兴奋的不仅是宁波和嘉兴。慈溪日前批准建设杭州湾新区，规划面积145平方公里，相当于5个上海埔东的面积。由于地处交通不便的慈溪市，过去许多当地企业在技术研发、物流成本控制、人才引进以及金融支持上都遇到很多困难。

“杭州湾跨海大桥经济效益极为可观。”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说，预计在建成通车后十年内，浙南地区运输成本将减少400亿元到500亿元，节省时间成本100亿元。

也有不少企业看好一个半小时经济圈内同时拥有上海、杭州和宁波三大空港的区位优势，例如世界500强企业库柏电气有限公司牵手耐吉集团也是源于杭州湾新区符合其战略布局的条件。

港口竞合

跨海大桥建成通车，除了加速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融合外，对于长三角业已形成的外运通道――港口也将重新整合。目前，长三角宁波港、上海港等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港口群，跨海大桥则是连成这个港口群的关键环节。

徐剑华告诉记者，港口是浙江重要的资源，浙江利用这一便利条件也带动了其他方面的发展。

港口是宁波的核心战略资源。2007年，宁波港完成货物吞吐量3.45亿吨,位居大陆港口第二位,世界港口第四位；完成集装箱吞吐量935万标箱，居世界港口第十一位。今年两会期间，宁波港集团公司总裁李令红就曾透露，宁波港正在酝酿上市融资。

“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车后，将大幅度拓展宁波港腹地。”宁波市交通局副局长张延认为，以前主要选择上海港出口货物的杭嘉湖地区和苏南地区，将可能取道大桥便捷路线选择宁波港。

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兴建，彻底打通了宁波北仑港的北方通道，直指集装箱生成量极大的浙西南地区和苏南地区，进而延伸到整个长江流域，形成宁波港与上海港之间新的竞合关系。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弊范文第4篇

[关键词]区域公共管理研究　区域公共问题　新区域主义

[中图分类号]C9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5―0045―05

1982年，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在中断了30年后开始恢复重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和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其分支领域――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应运而生且日益发展，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新兴研究领域。本文着重就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兴起的背景、发展状况及前瞻作一梳理和研讨。

一、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兴起的背景

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背景。

(一)国际背景：全球化下新区域主义的崛起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区域主义(Regionalism)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一般是指地理上彼此相连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政府间的合作和组织机制，加强区域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互动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和生产组织结构的重组，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进一步崛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诺曼・D・帕尔玛教授在论著《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新地区主义》中首次提出新区域主义概念，主张通过“多方面的”、“开放性”的国家或地区之问的联合，建立全面协调发展的国际新秩序。新区域主义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形成了热潮。

在新区域主义的推动下，当今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以大都市区为重点，通过构建大都市区的各种制度、政策和管治机制，实现跨行政区管治的“大都市区域主义”和“大都市区域治理”改革正在进行。与此同时。“涉及不同层次政府和发展主体之间以及同级政府之间的权利互动关系”(Newman，2000)，通过区域各种集团的对话、协调和合作，以达到最大程度地动员和利用区域资源的“区域治理”理念和区域合作实践蓬勃发展。放眼世界。遍布全球五大洲的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协议”正在盛行，由27个欧洲国家组成的超国家联合体“欧盟”已成为当今世界区域一体化的典范；美、加、墨三国缔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及由此形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了与欧盟遥相呼应的宏观区域联合体；东盟“10+1”的区域合作也正在积极推进；跨国界或跨境的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如“中华经济区”、“新－柔－廖成长三角”、“澜沧江－大湄公河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方兴未艾。

显然，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并行发展、全球主义和新区域主义共同崛起的时代。为了迎接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与挑战，当今世界的新区域主义方兴未艾。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正在蓬勃发展，这给我国政府和学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如何应对全球化和区域化带来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打造区域间合作的平台，以提升区域竞争力，推动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这是需要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予以专门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二)国内背景：市场化下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与区域合作的推进

古典经济学的经典代表A・斯密认为，当自由市场经济发轫之际，政区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提供对产权的有效保护，那么，资本所有者就会迁往其他国家，从而促进国家间政区竞争机制的形成。因为“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而资本则容易移动。土地所有者，必然是其地产所在国的一个公民。资本所有者则不然，他很可能是一个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着于哪一个特定国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开放化的背景下，区域间竞争已经出现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一方面，经济发展中形形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等恶性竞争屡禁不止；另一方面，先发地区之间追赶式的激烈竞争此起彼伏。这表明，如何趋利避害，规范区域间的竞争行为，促进区域间的良性合作，是区域公共管理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同时，如何应对经济市场化下大量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也是区域公共管理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甚至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公共问题相对单一，公共事务比较简单，加之社会处于一个封闭发展的时期，因而国内某个行政区域内的政府能够在自己的管辖权内较为得心应手地去解决和处理其内部公共行政问题，生产和供给相应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而无须寻求外部支援和相互合作。但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化的推进，许多地区的“内部”社会公共问题与公共事务已变得越来越“外部化”和无界化，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公共问题”逐渐凸显，并有复杂化、多元化和规模化之态势。如跨国或跨行政区划的环保问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人口与资源问题、流域治理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地区稳定问题、流行病的防治问题以及区域发展的协调互动等等，已经远远超出单边行政的能力域限，以往某个地方政府进行的单边公共行政已无法应对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而相关区域内由双边或多边的地方合作或联合治理便提上议事日程。

在上述背景下，我国省际间、地区间的合作，如“长三角区域合作”、“环渤海区域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粤港澳大珠三角区域合作”、“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等正在蓬勃发展。这需要从区域公共管理的层面，研究探索如何建立健全系列的区域合作机制、联动机制等，以共同应对解决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

二、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

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区域行政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该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改革开放先行点和发达区域的实证研究。如中山大学在国内最早开设行政管理硕士点“区域行政”研究方向，并率先对广东、香港、新加坡的行政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先后出版了《广东行政改革研究》、《香港行政管理》和《新加坡行(市)政管理》等著作和发表系列论文。二是政府间关系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地方政府间关系以及在转型过程中政府间关系的演变，如林尚立的《国内政府间关系》、谢庆奎的《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薄贵利的《集权分权与国家兴衰》和辛向阳、董辅乃等学者的研究。三是行政区划研究。区域行政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甚至许多区域行政问题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行政区划的约束。刘君德等在《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

《中国省区经济研究》等系列论著中，明确提出“行政区经济”概念，用以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画地为牢”、“各自为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形形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并研究了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渊源、现实利弊以及调整改革问题。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关注省管县体制、市管县体制等。此外，区域经济学有大量的对区域公共问题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关系的协调，这类研究多侧重从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来分析具体区域的整合与发展。或从某一区域的角度来分析其战略定位，以促进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二)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从1998年开始，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需要，中山大学相继在行政管理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以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行政管理研究中心、行政管理重点学科设置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方向，至今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先后出版了如《珠江三角洲公共管理模式研究》、《区域公共管理导论》、《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等10多部论著，并在《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中山大学学报》、《学术研究》发表了系列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有关论文观点已被全国不少重要刊物引用。这些论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明晰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路向，构建了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国内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问题。据粗略统计，目前开展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大学有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湖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湖北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及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等学会和研究机构，发表了1000多篇相关的论文和出版了一批著作。同时，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及许多省市高校项目指南都设立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选题，仅以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统计，就有15项相关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具体来看，目前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区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研究。随着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对区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探讨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兴趣。如区域公共物品治理、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区域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变革、区域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行政区划问题、区域公共管理系统分析、区域公共管理的多元主体协调等方面的研究。二是政府间竞合关系研究。随着近些年来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地方政府间合作、地方政府间竞争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区域合作等问题研究。如“当代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当代中国政府间竞争关系研究”、“政府间竞合关系研究”、“珠三角公共管理模式研究”、“长三角区域合作研究”等论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三是流域治理的研究。流域治理是典型的区域公共管理问题。近年来，已有若干篇博士论文围绕“流域水污染网络治理机制”、“珠江流域公共治理中的政府间关系协调”和“政府主导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还有不少学者就“流域污染治理机制”、“流域治理制度框架”、“流域治理中的政府间环境协作机制”、“流域治理模式”等方面问题进行研究。

总体上看，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正在发展，其学者社群也正在形成和发展。但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尚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区域公共管理理论体系有待完善。尤其是区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论、区域政策工具研究目前还几乎是空白。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及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大量区域公共问题，如大都市区治理、不同功能区域的管理、流域治理、跨界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的建设以及区域治理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等，目前还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探讨。三是国内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关注中国。采用的是中国问题研究法(sinological approach)，而对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借鉴尚关注不够，尤其缺乏系统、深入地比较研究。

三、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前瞻

(一)区域公共管理方法论研究

研究方法对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本质上是问题导向的。其发展虽然需要通过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与演绎以使新的理论更深刻、更精细，但更需要从现实的问题出发，树立研究的问题意识，通过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互动，以检验理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并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因此，对区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论进行深入地研讨，运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是促进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深人发展的重要前提。国外在此方面的研究已经具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论，如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区域间的竞争与合作，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分析都市圈的区域公共问题治理。运用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大都市区治理模式，运用政策分析方法研究区域发展，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等。从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看，目前对此方面的研究尚较为薄弱。

(二)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治理研究

一是大都市区治理研究。相关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城市区域化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发育形成的有都市区。都市区的出现，使我国城市政府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从区域公共管理的视角，研究并借鉴国外大都市区治理的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都市区治理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城市群的治理研究。与欧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不同，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道路主要是大城市群。在大城市群中，城市之间相互的交流和交易的活性化是大城市群的活力所在。如何有效地防止和治理大城市病，是区域公共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后20-30年，中国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将会出现几亿人口规模的大城市群，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建设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社会的挑战。

(三)区域政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经历了以经济特区为重心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阶段、以浦东开发为龙头的沿江沿边地区重点发展阶段、以缩小区域差距为导向的西部大开发阶段和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导向的共同发展阶段。从政策效应看，它培育了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增强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拓展了区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区域发展的内涵。但目前。区域政策尚难以有效解决区域差距过大的问题，现代区域政策框架仍在探索阶段，实施过程中的协调机制不完善以及政策工具过于“简单化”。在区域政策目标、政策框架、政策机制、政策实施工具和政策绩效评价等方面仍需深入研究。

(四)流域治理问题研究

我国已进入了环境压力剧增、污染危害高发的阶段。而在这其中，与水有关的问题相当突出，尤其以跨界水污染最为典型。如近年来的松花江水污染问题、清水江水污染问题、太湖蓝藻问题以及新安江、东江流域生态补偿问题等。流域治理涉及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关系，生态补偿问题。上、中、下游地方政府关系以及地方政府间关系诸多复杂问题及其合作、协调关系。

(五)跨区域、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问题研究

如前所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跨区域、跨行业的区域公共问题日益凸显，如医药食品安全监管、跨境警务合作等。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从2004年开始，食品安全由地方政府负责的基调就已经定下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提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统一领导、协调本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和整治工作。新的食品安全法草案也明确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负总责。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强有力的监管，如三鹿问题奶制品事件。另一方面，一旦出现问题。也缺乏区域间的及时通报及联动机制，而往往以简单化的“区域封杀令”为首选。如2005年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宣布全面封杀广东潮安凉果事件。可见，跨区域、跨行业区域公共问题的协调联动机制研究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十分值得拓展和深入研究的内容。

(六)不同功能区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十一五”规划提出我国区域将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将实施不同的区域政策，预示着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在生态保护上更有约束力，在政绩考评上更有针对性。显然，如何实现这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以及每类主体功能区内部的协调发展问题，对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及科学的绩效评估是区域公共管理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人口管理政策等。此外，还要特别关注老少边穷等落后地区发展的问题。老少边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社会发展相对较慢，形成了区域发展中的落后地区。如何完善对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方面的扶持机制。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

(七)区域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研究

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珠三角区域一体化、长株潭区域一体化等区域一体化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区域一体化的本质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按区域经济原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建立统一大市场，以实现优势互补、联合协作，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产品、生产要素市场的优化配置，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可见，区域一体化及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制度、政策鸿沟和壁垒是当前区域公共管理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如何解决区域合作中存在的重形式轻内容、重协议轻实施等问题，使区域合作和协调走上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是区域公共管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八)区域公共管理国际比较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国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文献还有待丰富，国内外区域公共管理的比较研究也有待加强。因此，需要加大力度翻译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系列著作，对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经典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并参考借鉴国外区域治理前沿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精华，并与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比较研究，以深化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推动区域公共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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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郭巍青，三鹿奶粉事件的再审视――政府管理体制必须创新[J]，南风窗，2008，(23)。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弊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产业政策;地方政府;公共选择;结构趋同;支柱产业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5）01-0070-06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区域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也在不断上升。各地在经济发展规划中，往往选择相似的行业作为主导产业，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迹象日益明显。产业政策是政府对各类产业及其结构的布局与调整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其主旨在于弥补市场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失灵[1]（pp.33-35）。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必然会造成区域之间的产业政策趋同。

一、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特征与表现

无论从地方政府在选择主导产业方面，还是在其实行相关的激励政策与配套措施方面，它们所倾斜的产业和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往往具有一些特点。其一，重点扶持的企业或产业基本上都属于传统型的收益见效快、产值利税高、投资风险小的企业或产业。虽然在规划中也强调重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但常常是口惠而实不至。这是因为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来说，初期投入大而早期收益小，投资风险系数大，还要提供标准较高的配套设施，需要付出较多的先期成本，不符合快出政绩的目标。其二，忽视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一哄而上。某些地方政府盲目攀比、东施效颦，不顾当地的资源、环境条件，热衷于发展当地并不适合的产业，既抑制了本地适合产业的发展，也干扰了当地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破坏了产业发展的正常秩序和区域产业的合理布局。其三，政策手段单一雷同。区域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原本属于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在现实中由于受各地盲目效仿和执行操作失误的影响，屡屡出现简单化的倾向。某些地方政府由于急于求成，往往对他人已经成功的做法趋之若鹜，却常常忽视了当地产业发展的具体环境。归根结底，许多地方之所以会出现产业政策趋同，其实质乃是为了壮大自身实力、增加利税收入以及取得政绩。

然而，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后果是社会整体产业布局的雷同和资源的浪费。

以济南都市圈为例。目前济南都市圈除济南外还有6个地级市。打造济南都市圈的初衷是利用地域上的接近，搞好彼此间的分工与协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圈内互补多赢，促进区域产业融合，提高总体生产效率，从而形成区域整体的产业竞争优势。但从实际情况看，不仅圈内产业结构布局有所雷同，今后的产业发展思路也有趋同化苗头，各自特色不明，产业结构重合度高，不利于配套协作。分析近六年来的数据可以发现，济南市与本都市圈内有些城市的产业相似系数最高时曾达到0.964（倘若该系数为1，则说明样本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完全重合），最低时为0.887，平均在0.7～0.95之间。实证研究表明，只有当产业相似系数小于0.7时，区域经济主体之间才有合作互补的欲求。这说明，人为的“拉郎配”和人为的“赶超”战略只能导致区域产业结构的更大扭曲。比如，在济南都市圈的7个城市中，至少有3个城市（聊城市、莱芜市、济南市）提出要大力发展冶金行业，另外至少有3个城市（滨州市、聊城市、济南市）在竞相大力发展交通装备制造业，德州市、泰安市、淄博市、济南市在发力上新材料产业。目前该都市圈内这种产业趋同化的势头还有增无减，这种趋同恰恰是在竞争中实现的，期待的区域协作关系并没有如愿出现。

二、地方政府推动产业政策趋同的动因

公共选择理论指出，作为一级利益主体的地方政府必然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一方面要求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范围，另一方面要推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改革。随着具有各自局部利益的地方政府权限的增大，其对于自身利益的诉求也将更加强烈[2]（pp.132-133）。考察地方政府的行为效用，有助于分析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刺激，进而深入探讨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内在动因。

（一）地方政府的行为效用

韦伯指出，官员的行为目标是权力;W・尼斯坎南则认为，官员追求的是在其任期内获得最大化预算。一般说来，官员的效用函数包括薪酬、部门规模、社会声望、与职权有关的酬劳、权力和地位等要素;政府的效用范围包括经济预算、社会认可程度、供给公共物品中的额外获得，这些方面都能够强化政府的权力和地位。这里我们假设官员的行为能够如实地体现政府的意愿，假设各级地方政府在其管辖范围内行为具有一致性，政府得到的统一的效用范围包括：地方政府的预算、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比例、地方政府供给的努力成本等方面。第一，地方政府预算的增加或减少无疑会最直接地影响地方政府效用的增减。尼斯坎南的垄断官僚经济理论提出，官僚机构必然谋求预算最大化。对于我国地方政府而言，预算外资金特别是行政事业性收费与预算外收入是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同时，随着国家对预算外收入的统计口径与管理方式的调整，总的趋势是预算外收入的范围逐渐缩小，财政对预算外收入的控制逐渐加强，逐步把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范围内。因此，从长期看，政府掌控的资金大致等同于预算。第二，经济增长提供就业机会，带来更多可供使用的社会资源，有利于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够进一步导致权力的扩张以及获得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认可，可以增加地方政府的社会声誉，减少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通过把蛋糕做大进而造成地方政府的预算增加，这将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满足政府的效用。所以，政府从经济增长中所获得的额外效用随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增长。第三，为了扩张自身预算，提供必要的社会公共物品，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必然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成本（尽管从全社会整体角度看这些成本的投入未必实现了最优化），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在此处同样是适用的。第四，无论是地方政府的预算、地方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地方政府供给的努力成本，都受地方政府辖区内的居民（包括个人与厂商）的影响，地方政府的效用大小依赖于其所吸引的辖区内居民人数。特别是在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和地方的税权得到了明确的限定，划分了各自的收益范围，目标旨在提高中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也促进了财政方面的进一步分权。税种的划分收益，促使地方政府在制度内、预算内寻求经济来源，一方面能够扩大其预算额，造成可支配财力的增加;另一方面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社会公众的满意度，增加自身的美誉度。

地方政府通常被认为适合于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和社会服务。1956年蒂布特提出了一个有关消费者由对地方性公共物品与社会服务的偏好出发来选择居住地理位置的理论模型。蒂布特认为，可以设想存在一个社会系统，其中人们能够得到一个类似于地方性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所做选择的权利，消费者会在提供不同地方公共物品和社会服务组合的不同社区之间挑选，最终选择提供最符合其消费偏好的税收―支出组合方案的社区落脚居住。伴随社会发展的日益城市化，消费者在地区间流动的障碍会逐渐减少，公共物品与社会服务的产出和税收将越来越明显地影响某个地区对潜在消费者的吸引力，进而影响地方财产的价值。分权制度的规范化将使各地方政府在吸引和扩大财源方面具有体制内更多的自由度，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与厂商行为选择的余地加大也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之间更加激烈的经济竞争。

（二）地方政府竞争加剧下的区域产业趋同

区域产业政策属于地方政府所能提供的一项重要公共品，区域性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政策的倾斜方向对于吸引财源、培养财源和留住财源的作用显著。更为重要的是，区域产业政策对于吸引企业落户当地起着尤为突出的作用。不言而喻，地方政府必然寻求其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后者的外延边界，即为容纳一定数量的人口所需要的资源数量，一旦其需求大于供给，就会因为资源的非正常短缺和竞争导致地方政府效用的降低。因此，地方政府寻求在拥挤点内容纳最多的居民，从而带来最大的效用。就我国来说，目前除少数一线特大型城市存在着向外扩张的真实需要，绝大多数二、三线城市还具有发展的空间。故而，利用区域产业政策吸引企业落户必然会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选项。

豪特林模型揭示出，在存在交通成本的情形下，商家将选址定在各消费者居住地点的中间相邻地带，因为无论偏近任何一方，都将导致失去一部分顾客。该模型同样能够用来分析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行为。从短期看，厂商往往对其注册所在地较为熟悉和适应，因而存在着较大的跨区域搬迁转移成本。但是，一旦发现有更加适合其发展的地方存在，搬迁收益大于其搬迁成本时，厂商的区位转移便能够得以实现。譬如，有诸多逐渐做大的厂商，纷纷将其总部或生产基地外迁。政策上的优惠对企业的落户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从长期看，厂商和个人居民会选择居住收益与居住成本性价比最佳的地方落户，像国际上一些著名的避税港就是由此受到诸多厂商的垂爱。就此而言，为了留住现有的厂商并且吸引新的厂商落户本地，对于所处地理位置相对缺乏竞争力的地方政府而言，就需要提供更加优惠的措施，对亟须发展的行业在区域产业政策的某些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以弥补自身在其他方面的不足。而在这种情形下，所处地理位置较佳的地方政府也会相应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防止因政策方面的区域竞争导致厂商的流失。

这里可以就此构建一个博弈分析框架。为便于分析，此处假定：其一，有甲、乙两个地区，除政策条件外，其他某些方面（如地理位置）存在差异;其二，假使甲、乙两地区均不提供政策方面的优惠，那么两地政府获益均是0，因为两地厂商将按照正常的方式发展，可认为其增长率保持相同;其三，假如其中一处地方政府提供政策优惠，而另一处地方政府不提供政策优惠，那么厂商将趋于落户政策优惠地，由于一方面现有居民出现转移，另一方面有更多的新居民在政策优惠地产生，故而提供政策优惠处的地方政府获益是2，不提供政策优惠处的地方政府获益是-1;其四，如果两处地方政府均提供政策优惠，那么就会吸引更多的个人与厂商加大投资，使区域经济总量得以增加，此时两处地方政府获益均为1（参见表1）。

表1 地方政府博弈的标准型

乙

提供优惠不提供

甲

提供优惠（1，1）（2，-1）

不优惠（-1，2）（0，0）

通过对地方政府甲、乙就政策优惠提供方面选择的不同对策的损益对比，能得到唯一的纳什均衡：两处地方政府都提供政策优惠，在表中体现为（1，1）。只有此时各地方政府的可能收益才能实现最大化，这也是一个最优对策[3]（pp.143-145）。

产业政策属于一种公共物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业政策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地方政府无权做大的更改，只能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根据自身情况略加调整。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权改革必然将更多的权力赋予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侧重于全局性的宏观调控，在中观、微观层次的区域产业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大的自。地方政府既可以通过对区域产业政策的掌握，突出区域产业发展重点，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谋取政绩，较容易满足地方社会经济的需要，又能够间接地扩大预算，进而掌握更多的经济资源。在制定和执行区域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提供不同程度的优惠条件相互竞争，厂商把地方政府在区域产业政策方面提供的优惠作为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以地方支柱产业的选择为例，确立支柱产业实际上等同于发出某种信号，即当地政府将对该产业的发展给予极大的优惠;支柱产业的发展必将会带动整体产业的发展，而地方政府对于区域产业政策的运用，说到底是力图通过地方产业发展乃至整体经济发展的成果谋求自身效用最大化。

三、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影响

地方政府对于自身利益的诉求可能会在与中央政府分权的过程中被放大，区域产业政策趋同这一经济现象体现了地方政府之间在产业发展方面的激烈竞争，它又会反作用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区域产业政策趋同产生的不利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譬如，区域产业政策趋同将使地区间产业链难以产生互补效应，不利于区域之间彼此发挥分工合作的优势，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性的割裂造成了区域之间产业发展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长远发展极为不利，不利于实现全国经济发展“一盘棋”战略。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倘若地方政府过分地注重自身预算的扩张，那么就很可能会破坏地方经济资源的优化组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产业政策的趋同及其所导致的重复建设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经济现象，应当看到其内在的运作机理与计划经济条件下具有本质的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自主选择能力的厂商尤其是民营厂商，其行为动机是利润最大化准则。从微观层面上说，他们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会充分运用一切现有的经济资源，高效率地组织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达到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目的，客观上有利于合理有效地配置社会上的经济资源，这是厂商权衡利弊得失、计算期望成本收益之比后做出的自然选择。倘若厂商决策不受外界因素尤其是政府行为的干预，则其投资决策一般都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其做出的决策还会在“市场纠错”过程中得到判别、检验和修正。还应当看到，有时重复建设也是促进竞争与技术进步的必要代价^[4]。

产业政策属于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政策手段，它不可避免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看得见的手”最有可能遭到主观性的滥用或不当运用。在制定和实施区域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拟定局部优惠措施时，倘若这种优惠措施的制定是源于厂商或某些利益团体的寻租行为，而不是真正出于有利于地方经济长远发展的考虑，那么它不仅有违社会公正，还将造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这样的区域产业政策趋同不仅会造成恶性竞争与重复建设，更会扼杀其他厂商的投资热情。如果地方政府不顾客观经济规律，仅仅出于对政绩和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制定区域产业政策，那么这种区域产业政策不论是与其他地方趋同还是标新立异，都不会取得好的结果。各地经济发展的经验一再证明，区域产业政策的合理运作、区域经济的良性运行，都离不开地方政府完善的制度建设和执政水平的提高。总之，区域产业政策不管趋同与否，其制定与执行都必须建立在客观、公正、合理、有效的基础上^[5]。

从总体上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政策趋同，属于市场竞争机制发展导致的必然结局，它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在中央政府统一指挥下各地经济“大而全、小而全”的政策选择，而是在各级地方政府具有充分自的基础上，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必然结果。如果排除过分追求政绩和寻租的动机，这种选择也是符合各地真实的经济利益的。倘若地方政府能够从提高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和增加供给的长远利益入手，立足于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物品和社会服务，降低纳税人的成本，推动当地整体经济健康良性协调发展，那就是无可非议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属于一种体制内的竞争，区域产业政策作为整体经济制度的一部分成为竞争的要素。区域产业政策的趋同体现了对整体经济制度的认同。应当看到，区域产业政策的趋同并不意味着区域产业政策细节的完全一致，也不等同于具体执行过程中的完全复制，现实中往往有些地方制定了产业政策后却得不到有效实行，或者在执行过程中走偏走样。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现有分权体制还不够明朗，地方政府的责、权、利尚不够明确，其预算硬约束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解决上述问题的出路在于进一步加大分权改革的力度，不断完善市场机制的作用渠道。只要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即使趋同也能够促进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反作用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对区域经济和国家宏观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四、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化解方式

区域产业政策的制定应以国家产业政策为指导，充分考虑产业发展专业化、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协调化以及规模经济等要求。一套公平、合理、完善的区域产业政策，将有利于合理组织区域分工，形成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否则可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两种影响：一是对所有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二是对部分区域的经济发展有利，对其他区域经济发展无利，使区域间利益关系严重扭曲，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产业政策趋同属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必然结果与必经阶段，因而不必为各地不约而同地选择相同或相近的区域产业政策，确立相似度较高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而过分担心。区域产业政策的趋同可能会造成某些消极影响，化解问题的办法应当靠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更重要的还在于推进制度创新，强化地方政府的责、权、利边界，引导地方政府在区域产业政策的细节上和执行过程中体现差异性。如果效用函数设计得当，地方政府就会更多地寻求当地产业政策的特色，资本的逐利性也将促使厂商寻求最适当的区域经济资源优化配置方式。

区域产业政策即区域布局政策，主要体现不同地区的发展特性和发展要求，解决各主要产业在各地区的合理配置和组合问题，解决区域结构优化问题。目前国家的宏观产业政策比较明确，并且积累了制定宏观产业政策的丰富经验，但区域产业政策还不太明确，更没有达到可操作的程度，因而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积累这方面的资料和经验，将宏观产业政策具体化为区域产业政策。

第一，抓好宏观经济协调，树立全局发展“一盘棋”的观念，统筹安排区域发展规划，并且抓好落实。应当加强对区域产业发展方向的引导布局，一是要合理界定“热门”行业的发展规模，对其设立必要的准入制度;二是要合理安排筹划区域产业布局，根据各地条件，对于不同行业的发展与布局实行差别性待遇，引导其自动流转;三是督导各地在选择主导产业时做好充分的论证，严格防止政绩导向和盲目上马;四是认真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方向确定本地区的发展规划，对于不符合本地在全国产业布局中功能定位的方面要及时订正。

第二，通过市场纽带的连接，建立形式多样的联合和合作，打造经济协作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当加强区域经济协作，密切区域经济联系，打破“以邻为壑”的区域经济界限，消除区际经济往来中的限制性因素。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合理有序流动，使区域市场不断优化和扩展。以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作为区域市场发展的总参照，发挥各自优势以及相互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彻底打破地区经济分割，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

第三，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消除区域产业趋同的出路在于通过完善市场机制的作用渠道，形成化解产业趋同成因的自动调节体系：一方面，通过市场体系的调节，实现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促进各种生产要素良性流动，使各地优势充分发挥，以免使其在同质化发展的单一道路上恶性竞争，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盘活国有资产，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筛选，促进区域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形成行业和企业的各自合理规模，经由市场之手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第四，适时改进政府的宏观管理方式。一方面，要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将专业化的管理任务尽量交给专业化水平高的社会组织运作;另一方面，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好政府对区域产业的组织协调作用，真正发挥好政府部门的经济管理功能，即国家产业政策的目标导向功能、总量平衡及结构平衡功能、利益协调功能、秩序维护功能、社会保障功能等，通过有形之手的合理协调，使区域经济的运行更加合理有序，以尽量消除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不利影响。

第五，区域产业政策不仅应包括一定区域需要发展的主导产业，而且包括保证该产业在这一区域发展的政策条件，如计划、立项、审批、许可、财政、税收、投资、信贷、利率、价格、外资、外汇、进出口等经济政策。也就是说，通过区域产业政策，对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优惠或支持，对不具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不予支持或加以限制。要使各地区的比较优势都具有绝对优势，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失去绝对优势，把区域比较优势与区际绝对优势统一起来。

第六，通过区域产业政策确立合理的产业利益区域格局，构筑一种通向这种格局的利益轨道，使各产业在利益驱动下通过市场流向应该到达的优势区域，从而达到优化区域结构的目标，避免产业结构趋同。这种形式的市场不是自发的、盲目的，而是经过区域产业政策修正或规范的市场。有了明确的区域产业政策，地方政府就有了确定的产业发展方向，对地区经济的调控就有了可遵循的方针，鼓励什么、限制什么就清楚了;就可以创造区域主导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造成一个产业倾斜的区域轨道系统，引导政府外的投资主体有序向自己的优势区域分流;处在各地的企业只要符合区域产业政策，就能得到

区域经济政策优惠，经营得好会获得发展的条件，优化的区域结构就可以逐步形成，区域产业趋同现象就可以避免。

参考文献：

[1]水.产业经济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谢识予.经济博弈论（第二版）[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