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区域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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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1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其在东亚乃至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大为提高。世贸组织的加入，为东亚经济发展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提升到更高水平和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显示了其发展潜力。作为大国，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稳定器、推动器、加速器的作用。东亚各国在经济联系日益加强的同时，开始憧憬一个与欧洲、北美并驾齐驱的第三经济体系――东亚经济一体化，中国的参与程度决定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成败，中国的发展战略将对此发挥重要影响。
1．扩大对外开放，加强自身建设，参与和创造“多赢”的合作渠道
长期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推动东亚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是东亚地区最大的进口国和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 ）最多、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这极大加强了东亚地区内在经济联系。但中国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结构和相应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这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全球化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机遇，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和交换的程度，大胆吸收国外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人力资源，多渠道促进中国经济更大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把科学和教育放在经济发展的关键地位。“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加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素质的提高。” ⑴对于区域经济合作，首先应当认识到其对于更深入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和维持稳定良好的经贸环境的重要意义，根据有利原则、互惠原则，在经过充分的经济效益分析和全方位论证之后，制定我国参与区域乃至全球性经济合作的战略。同时要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要做到总揽大局，加速提高本国经济水平。充分、积极、主动地参与和建设对我国利益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大力推进“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创立，促进制度化的“10+3”合作，积极推动东亚经济合作一体化进程。
2．加强区域货币合作，促进东亚货币一体化
在东亚诸国经济复苏，不断走向繁荣的形势下，各国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加强区域合作，以开拓国外市场，升级产业结构，同时利用本区域的整体力量与欧美相抗衡，争取尽可能有力的经济贸易环境。而且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是东亚各国更加认识到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这也就产生了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的要求。区域性货币合作与货币一体化的发展将成为维系世界金融稳定的主要基础，东亚作为世界经济重要一极，要享受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所带来的利益，进行货币合作是一个不可少的手段，要防范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货币合作乃至货币一体化是东亚的现实选择。随着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东亚各国之间经济纽带联系越来越紧密，东亚各国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金融风险越来越大。在未来的几十年，东亚仍将是金融危机的高发区。东亚地区无核心货币，易使东亚金融与货币市场发生动荡，潜伏着金融风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对东亚乃至世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承诺不让汇率贬值，其言行一致的大国风范给世界各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稳定和发展东亚金融市场，中国理应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不仅要夯实自己的经济基础，强化金融监管，同国际金融接轨，加强自我防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同时，要参与东亚各国货币和金融合作管理，实行东亚统一货币的工作。“在美国看来，没有中国的参与，任何一种新的亚洲货币基金都不可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体系形成强有力的挑战。在国际政治地位上，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地位，中国都有实力发挥东亚货币合作制度建设的领头羊作用。对于中国来讲，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消除东亚各国对中国的顾虑(担心中国大国主义和中国地区威胁)；二是中国必须致力保持物价稳定，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推动经济增长，赢得国内、国际声誉。”⑵当然，单极领导的东亚货币合作难以进行深层次的合作，中国要联合日本、东亚多国共同努力、共同推进。
3、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
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潜在的巨大经济能力能够推进东亚各国共同事业的完成。在推进东亚经济合作、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是重中之重。“它包括南北两方面：在南部，建设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贸易自由区，积极主导湄公河流域的国际合作开发，推进“克农运河”的开发建设，增进南线海路安全；在北部，将中国的‘环渤海经济圈’建设成为东北亚的产业制造中心和金融投资的中心，使中国的整个东部经济成为东亚经济体系的大陆桥梁和重心所在。”⑶
伴随经济的日益强大，中国对东南亚各国经济影响力明显增强，积极与东盟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积极开展同中南半岛各国就共同开发湄公河达成一致，由中国主导开发湄公河已成定案。中国同有关各国共建纵贯中南半岛的铁路和水陆交通，开发水力资源等，这将大大改善相关各国的经济地貌，推进这一地区新的经济地缘格局的形成。“克农运河”的修建将大大推动东亚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推进中国、印度等周边国对本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在增进东南亚经济安全的同时，进而增进整个东亚经济安全。通过壮大东南亚地区的陆路经济与海路经济，从而形成一个大的环南中国海的经济圈。就东北亚而言，中国地缘经济战略核心在于建设“环渤海经济圈”，全面吸收日韩的产业资源和金融投资，壮大华北经济和东北经济，实现中国东部经济大发展，进而向西部渐次扩展，形成全中国超大市场经济体系。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重心在于发挥中国东北地区经济比较优势，吸引日韩资金技术，使中国的“环渤海经济圈”成为托起中国华北与东北经济的中心，进而形成由中日韩共同参与的“环黄海经济圈”，使之成为西太平洋最发达经济地区。
4、中日合作是关键
中日合作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两国在资源方面有较强互补性，中国拥有价格低廉、质量较高的劳动力资源，日本有丰富技术和国际资源。日本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是通过和中国的互补关系来实现的。中日两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关系，推动了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建立中日韩――东盟自由贸易区过程中，中日两国应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中日合作不仅对双方都有益，对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只要两国互补经贸关系充分发展，完全可奠定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中日两国关系的调整对东亚地区经济货币合作乃至一体化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可使东亚减少对美国依赖，若两国能像法德在区域货币合作中一样起双领头羊作用，将大大推进东亚货币合作的制度化。中国一贯负责的经济政策、顾全大局的原则立场已赢得世界多数国家的信赖，中国事实上已成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坚力量。日本也应该正确认是历史，与东亚国家建立真诚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如果中日双方能够就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达成共识，就能在这一进程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此外，加快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进程也非常重要。2003年，中国内地先后与香港、澳门签署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CFPA），为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中华经济圈形成迈出可喜一步，这是中国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开端，也表明中国政府进一步开放内地的决心和诚意。推动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进程可大幅提升我国经济地位，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完成。再有，努力同东亚各国加强政治、军事、文化合作，也必不可少。因为经贸交流与合作不是孤立的，它一方面有赖于政治上彼此信赖、军事上消除敌意、文化上互相交融，另一方面又可促进其他各方面要素的稳定和发展。中国作为东亚大国，应以积极建设性姿态参与东亚事务，推动东亚合作，实现政治、经济、安全等各领域全面区域合作，最终走向“东亚共同体”，使之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重要一极。
作者单位：河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⑴.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2篇
一、当前形势下，阿拉伯国家的经济走向
（一）地区经济增长肯定要受到影响
埃及发生反政府示威动荡的前一天，1月25日的五个星期之后，阿拉伯16个国家股市市值蒸发了1240亿，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国的经济遭受严重打击，评级下降。3月初，美国的龙比尼全球经济公司已经将2011年西亚北非地区经济增长预期由原来的5%调低到4.5%，为什么没有大幅下降呢？从地区经济机构和国际经济机构，沙特、阿联酋、卡塔尔这些重要的经济体它的局势，还有经济走向还是比较看好的，无论从股市的表现，或投资者信心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想支撑这个地区经济总体保持上涨。
（二）地区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更加严重
最近一段时间油价非常高，在3月份达到116美元一桶。油价保持高位，将使产业国收入增加，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改善民生、完善基础设施和调整经济结构，而非产油国将面临成本上升、资金短缺，推动通胀加剧、食品价格上涨、粮食危机加重，从而加剧和引发新一轮的危机。
（三）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政策将出现起伏
在政策方面阿拉伯国家将更加注重引进资金和技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阿拉伯国家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和创造就业的任务更加迫切。前一段时间利比亚、阿拉伯出台了一些改善民生的措施。目前由于美法英军事介入利比亚，利比亚局势如何发展引发人们关注。
经济政策的调整、改革开放和保护兼有。一方面阿拉伯国家保增长、促就业、惠民生政策力度加大。比如像沙特一千多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增加就业当中来。阿拉伯国家主要是依靠石油、依靠能源，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为了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阿拉伯国家能够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上世纪90年代多元化的主要领域是石油化工的加工，旅游、金融、服务业。现在在海湾国家、产油国里面，服务业GDP比重也是相当高的。
保护本国产业和当地就业的倾向更加严重，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将面临着上升，比如像埃及发生政府更替以来，埃及当局准备将最低工资标准从400埃镑提高到1200埃镑，大概一美元换六个埃镑。总体上看，随着阿拉伯国家政局不断变化和演进，他们的引资政策将出现时松时紧、外松内紧的可能。
二、地区局势的动荡对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的影响
（一）近期的政治风险将直接威胁到我们企业和项目的安全
在利比亚我们项目遭受重大损失，如果多米诺骨牌效应传导到阿尔及利亚、约旦，我们人员机构比较多的国家，这样我们会面临更大的损失。现在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的人数大概是3.5万人，约旦大概7千人。目前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一共有50个，涉及到合同的金额是188亿美元。由于当地政局动荡，大部分中资企业人员撤出之后，对于项目的进展和中资企业的经营状况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建立有效的海外投资安全保障机制尤为重要。
形势恶化对我们在建的在谈的承包工程和产业转移项目会有影响，我们对阿的海外业务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滑。2010年在工程承包领域的合同额出现一定额度的下降，今年恐怕幅度会稍微再大一点。比如像在埃及的中资企业，他们对市场预期普遍调低了，业务在收缩或者占据投资的计划。现在穆巴拉克下台以后，埃及的开罗成了示威之都，很多行业发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在埃及的中资企业一度面临劳资关系紧张，给当地员工加薪10%到20%。当地员工对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待遇诉求使企业经营成本有所上升。
政局动荡造成北非地区部分采购商因经营困难卷货逃走。短期内的贸易应该谨慎面对，防范贸易风险。
（二）地区局势的动荡对我们经贸合作的长期影响
1. 能源供应可能会趋紧。利比亚石油产量下降，油价上升，我们原油进口的成本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如果巴林形势再出现一些变化的话，对沙特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沙特原油都在东部，也是什叶派人口比较多的地区，局势有待进一步观察。如果沙特受到影响，将对我们的供应产生影响。2010年我们进口沙特原油4464万吨，占我们总进口的18.7%。
2. 出口增幅可能放缓，甚至下降。这次出现动荡的埃及、约旦、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这四个国家，占我们对阿拉伯国家出口的比重是22.6%，超过五分之一。阿联酋是一个转口中心，2010年我们对阿联酋的出口是212亿，占阿拉伯国家出口的33%，将近三分之一。地区动荡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四个国家的出口，可能还会影响到我们对阿联酋的出口。
三、地区局势动荡之后市场出现一些新的机遇
虽然现在面临动荡的局势，但需要我们正确看待和分析今后局势的发展。中阿双方合作的基础较好。近年来中阿合作发展迅速，联系紧密，今后无论是阿拉伯国家政治体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民主化进程如何演变，他们加强对华经贸合作，分享我们的发展成果，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这个大的方向是不会变的。一旦政局稳定下来，就会出现一些新的机遇。
（一）第一个机遇：阿拉伯国家与我们开展战略性合作有所加强
从一般的商业合作到战略合作的意愿加强。西方抛弃穆巴拉克，令海湾国家失望，在战略伙伴的选择上向东倾斜。同时阿拉伯国家寻求稳定的外部支持，充分发挥本国的资源优势，加快推进产业多元化的愿望更加强烈，对我们资金、技术和经验，借助的诉求有所提高。
有北非的国家提出来，加强和我们在矿产开发领域的合作。摩洛哥是磷酸盐的主要产地，上游开发领域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他们提出来希望在已有的贸易合作基础上，中国企业能够在矿业开发上加强合作。此外在农业、制造业、高技术人才交流领域我们也迎来战略合作机会。
（二）第二个机遇：阿拉伯国家的私有化进程
有分析认为，这次地区动荡之后，部分阿拉伯国家的金融服务、电信、旅游等行业私有化进程将加速。据统计，阿拉伯国家政府在公开上市企业里边，拥有的股份达到3200亿美元，比如突尼斯政府表示，本阿里家族控制的矿业和旅游业将直接出售或上市来吸引外部资金。这些领域包括金融服务、电信、旅游，这些都是我们对阿拉伯国家合作中的短板，如果我们企业能够借投资私有化进入，对于拓展商业利益，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商机和服务，都会有很大帮助。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3篇
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市场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着7.5%以上的增长率（1979～2004年年均增长率达到9.6%）。持续26年的高速增长已使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国内外市场空间不足问题。本文试图在分析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基础上，探讨通过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来拓展稳定的市场空间的战略思路。
（一）国内市场环境。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长期以来，投资、出口一直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也十分明显。但是，从长期来看，作为一个大国，此种经济增长方式将会给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目前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已逐渐显示出市场不足的迹象，即需求增长速度跟不上供给增长速度、总需求趋弱。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内需成为当务之急，成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总的来看，目前这两者的形势都不尽如人意。200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为55567亿元，比2002年增长27.7%，为历史最高；但从2004年起，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逐渐呈现下滑趋势：2004年增长率（比上年增长）为26.6%，2005年为25.7%。与此同时，消费增长亦不明显。200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9501亿元，比2003年增长13.3%；但在2005年消费增长也出现下滑，增长率（比上年增长）为12.9%。与此相呼应的是，从1997～2005年9年间，除了1999年增长放缓外，人民币储蓄基本呈加速增长态势。2005年12月底，我国居民储蓄突破14万亿元，比2004年底增加2万亿，储蓄率高达40%以上。投资下滑、低消费和高储蓄的“两极化”，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国内市场环境考验。
（二）国际市场环境。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来看，仅在国内寻求发展的动力是不够的，还要从国际关系中寻找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力量。实际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在出口的带动下，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一路攀升。据相关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的商品贸易依存度(商品贸易占GDP比重)接近60%，2005年预计上升为67%；而2004年美国的商品贸易依存度仅为25%，日本为26%，由此我国成为世界上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过度的依赖外资和外贸，使我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国际市场环境并不令人乐观。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并呈现出扩大化、复杂化、多样化的特点。在2005年，国外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91起，其中反倾销立案调查51起，保障措施立案调查5起，纺织品特保35起。从涉案产品来看，位于前三位的是纺织品、轻工业和化学工业，占涉案产品的83%。从涉案金额来看，大案件增多，直接涉及金额上升约20%。从摩擦对象来看，目前对我国提出贸易救济的国家正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延伸，发展中国家发起的调查目前已占我国此类调查总数的60%。
1、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集中体现在美国、欧盟上。我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由来已久，中美建立正常贸易关系的当年（1979年），美国就单方面宣布对我国7大类出口纺织品实行限额。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密，两国间的贸易摩擦也日益频繁，且摩擦领域日益扩大。2005年美国共对我国7种产品发起337起调查，占其2005年调查总数的28%，涉案金额约为22亿美元，其中机电产品成为被调点。我国与欧盟的贸易摩擦主要体现在纺织品上。2005年欧盟先后对我国两种纺织品设限，对8种纺织品进行设限调查，并对另外十种产品进行监控，涉及金额约20亿美元，占2005年一体化42类产品的66%。
为了减少与美欧的贸易摩擦，我国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效果并不大。为抑制纺织品出口增长过快，我国政府从2005年1月1日起对部分品种征收出口关税，但欧盟仍然对我国的纺织品设限，并在2006年4月对我国纺织服装类产品实施“特保”措施；美国在2006年3月也开始对进口服装和其他纺织品实施特别监测措施。针对这种情况，我国政府进一步提高了纺织品出口关税的税率和征收范围，并在5月20日宣布从6月起要再次大幅度提高74种纺织品的出口关税。但是，欧盟在5月27日还是要求我国就T恤和麻纱两类纺织品的进口问题进行正式磋商，而我国政府在5月30日亦宣布从6月份起取消对81项纺织品征收出口关税。从此可以看出，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在短期内并不会削减，反而会愈演愈烈，且其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一种常态，将长期存在。
2、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巴西、印度等国。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后，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印度、巴西和阿根廷等也将反倾销的矛头指向了我国。在2005年，巴西、南非等国对我国特保调查预警不断，出现了加入WTO后第二个特保案件频发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当前我国投资增长下滑、消费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扩大内需来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有一定难度的。虽然我国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市场环境，且其在一定程度上也使我国商品面临着的市场不足难题进一步深化，但是由于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并不一定代表着经贸关系的恶化，因此，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一难题，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是最为可行的、最有效的途径。
二、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对改善国际市场环境的意义
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不仅有利于区域内各成员国间贸易的增大、投资的加强、资源和技术流动的加快，而且其实行的内外有别的制度安排，在促进贸易自由和区域统一市场形成的同时，又使成员国在区域外的市场上不至于被孤立。因此，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对改善我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国际市场环境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有利于规模经济和竞争福利效应的获取。我国的市场规模和容量正在飞速发展，但由于无法形成有效的规模经济而面临着瓶颈的制约。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为突破这一瓶颈提供了一个可行途径。在国家的主导作用下，一体化的区域经济把全球市场内部化为了区域市场，有效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也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为现代化工业扩大生产、享受规模经济提供了可能。并且，区域经济合作本身就是一个有利于增进福利的过程，它使所有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国家可以在更大范围的国际分工与贸易中获利。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有利于与区域内部各成员国实现优势互补，有效地实现规模经济，也有助于我国企业在后WTO时代拥有更强大的竞争力。
（二）有利于削减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摩擦。欧盟、美国和日本作为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虽然其前后位置已发生微妙变化（2004年，欧盟东扩后首次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以微弱优势取代日本成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从原本的第一贸易伙伴位置上退到了第三），但是在短期内这三国并不会被取代，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它们仍将主导我国的外贸格局。但是，对日美欧市场的过度依赖，使日美欧经常以经济联系的不对称对我国提出过高的经济要求；经济关系政治化趋势的加强，使我国在政治上也颇受掣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加强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不仅能够获得比较稳定的出口市场，而且更有助于削减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摩擦。
首先，有利于减少我国与集团内成员如东盟间的贸易摩擦。其原因在于，区域经济合作一般是以实现区域内自由贸易为首要目标，通过不断地协商和调整，使各成员国的贸易政策逐渐趋于一致，可规避集团内成员的歧视性待遇。
其次，有利于缓解我国与集团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摩擦。由于区域经济合作一般实行内外有别的制度安排，从而能够形成相对的经济合力和比较优势，有利于我国借助集体的力量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如北美、欧盟相抗衡，抵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威胁和挑战。专家预测，在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以后，其将成为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000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2000亿美元贸易总量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而我国和东盟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和工农业产品等方面的互补性，有利于双方经贸合作的扩大。有资料显示，2002～2005年我国与东盟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38.1%，远远超过我国与其他贸易伙伴如欧盟、美国和日本在此四年的年均增长率。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我国对美日欧市场的过度依赖，避免把经济安全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三）有利于密切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由于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有严重的依赖性，因此我国政府除了强调优先发展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外，还表示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通过“睦邻、安邻、富邻……加强与亚洲邻国的相互信任与合作，缓解热点地区紧张局势，努力实现亚洲的和平与安宁”。近年来，通过建立各种协商机制、合作机制以及加强经贸往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能够在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稳定的地区环带。这个环带的形成，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而且对邻国也有利，能够进一步密切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达成，就为东盟国家寻找新的发展机遇提供了一条途径，使东盟国家与我国的互惠互利关系更加密切。
三、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取向
我国面临的严峻国内、国际市场环境，要求我国尽快建立起一套立足于长远发展需要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对改善国际市场环境的重大意义，又要求我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妥善、周全地处理各方关系，不能急于求成。据此，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应该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共同推进，要按照由近及远、先易后难、积极融入、循序渐进的方针，有步骤、有层次、由低到高地推进区域经济合作。
（一）建立一个包括两岸四地在内的中华自由贸易区。我国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不管是从全球战略还是从地区战略出发，都应该建立一个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香港、澳门作为内地通向世界的桥梁和窗口，作为内地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外资来源地，在长期的共同繁荣中，三者关系已达到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地步。台湾地区作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应该被纳入我国经济一体化的战略体系。因此，作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石，我国首先应该建立起一个包括我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两岸四方在内的中华自由贸易区。在2004年1月生效的CEPA，不仅将香港、澳门与内地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也为两岸四地之间构建自由贸易区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先行经验。
（二）以亚洲为重点，积极推进和参与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作为21世纪最具经济活力的大陆板块，亚洲是我国进行对外经济交往最有地缘优势的地区之一。我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立足于亚洲来谋求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
1、进一步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10+1”或“10+3”）。在当前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发展最成熟、最完善的是与东盟的合作：2002年11月我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在2004年双方启动了为期四年的“早期收获”计划，2005年双方又达成了《争端解决措施》。“10+3”自启动以来，已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有效的运作机制和合作形式。它强调在推动东亚国家间的对话和合作的同时，扩大各国在经济、贸易、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合作。“10+3”经济部长会议已就推动区域内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鼓励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合作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虽然在CAFTA和“10+3”的后续建设和操作过程中，必不可少地会遇到一些难题，但是其作为我国开展经济合作最有成效的一个区域，仍然要继续创造有利条件加快其进行。
2、进一步完善与东北亚、中亚地区的经济合作
（1）积极推进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韩国作为亚洲第三大经济体，与我国的政治、经贸关系良好，其应该是我国立足亚洲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战略对象。我国应在《曼谷协定》的基础上，拟定双边自由贸易的实施时间表，尽快实施中韩货物贸易的自由化安排，在此基础上，尽量争取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早日建立。
（2）进一步加强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推动我国与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亚及里海地区自然资源贮量丰富，在能源供给上对我国具有重大意义。从2001年起，在上海合作组织的领导下，我国与中亚五国已经展开了在能源、航空航天、冶金、化工、机械等领域的合作。我国已在2003年与中亚五国总理的会晤中，响应了创建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并提出了一些框架性构想，细化了贸易投资便利化理念。目前，双方已着手在海关体系、法律法规、投资环境、运输条件等方面进行协调合作，进一步促进我国与中亚的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
3、积极推进与南亚、西亚的经济合作。我国与南亚、西亚各国在经济上各有优势，互补性强，双方在信息产业、能源、交通等方面的经贸合作，特别是与印度在电脑软硬件、与西亚在石油上，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2003年6月，中印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要改善两国关系，全方位推动两国的经济合作。2004年4月我国提出了与印度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议，该建议得到了印度的积极响应。虽然我国与西亚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在近几年上升迅速，但是双方并未进入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层次阶段。我国应该在国家层面上加强合作与磋商，积极适时地启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4篇
自我对“一带一路”的正确表达是外界正确理解的前提。为了及时纠正误解、增信释疑，为倡议的推进和落实创造积极的国际舆论氛围，国内相关政府部门、政策及学术研究界、企业界、媒体界在对外介绍时，有必要围绕“一带一路”的几个基本问题达成共识，明确什么应“多讲”、什么应“少讲”，主动树立起“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话语主导权。
多讲“倡议”和“合作”，少讲“战略”和“地缘政治”
“一带一路”是以经济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倡议，中国没有特别的地缘战略意图，然而部分国际舆论将“一带一路”解读为中国向周边及欧亚大陆推行的具有扩张性质的地缘政治战略，曲解和误读倡议的目的和意图。应更多使用“倡议”“经济合作”等软性词汇，避免使用“战略”“地缘政治”等硬性词汇，将倡议政治化和地缘战略化。各省市在表达和宣传本地区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时，慎用“排头兵”“桥头堡”“重要节点”等具有强烈军事色彩的词汇。同时，尤其应该注意在英文语境下用词的准确性。对“一带一路”的英文表达应多用Initiative、Economic Cooperation等词汇，少用Strategy、Plan、Geopolitics等词汇。
多讲“共商、共建、共享”和“对接”，少讲“中国主导”
中国无意追求“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导权，更无意谋求在地区事务上经营势力范围，《愿景与行动》文件明确提出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给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欧洲等地区的沿线国家强加落实中国版的“亚欧大陆发展纲要”、不强求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框架，也不事先预设区域一体化的具体目标，而是在自愿参与、平等协商、充分了解沿线国家发展诉求的基础上寻求优势互补、利益汇合点和最大公约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探索能够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方式及机遇。
多讲“开放包容”，少讲“中国中心”
在“一带一路”沿线，各主要大国和地区及国际多边组织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地区合作倡议，比较典型的包括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印度的“季节”计划、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多边经济合作、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推动的泛亚铁路计划和亚洲高速公路计划、亚洲开发银行牵头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欧洲―中亚交通与能源倡议等。
“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互利共赢、非排他性质的合作倡议，不是零和博弈和对抗游戏，更不是对已有合作倡议的排斥、挤压和替代。中国与俄罗斯、美国、印度、欧洲等在各自倡议下进行对接、形成良性互动的氛围，在主动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面的同时不回避分歧和竞争面，但没有必要夸大各方利益的对立和冲突。中国与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和地区组织在具体项目合作上也可以营造多方参与的氛围，并充分发挥现有机制和倡议的多边合作延展效应。
多讲“经济合作”，少讲“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与 “一带一路”没有可比性，存在本质区别：从时代背景来看，美苏全面对立导致冷战，而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加深导致国家间对合作共赢的诉求上升；从目的来看，“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对欧洲经济援助、实现欧洲复兴以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地缘计划，而“一带一路”则是重点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便利化、金融合作的经济合作倡议；从方式来看，美国对欧洲的援助施以联合援助等附加条件，而中国在《愿景与行动》文件中明确表示将不干涉他国内政作为共建原则之一；从实施主体来看，“马歇尔计划”由政府主导，而“一带一路”坚持企业主体的市场运作。
多讲“惠及所在国民生”，少讲“中国海外利益”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是推进“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极易面临法治、环境、劳工、人权、公益慈善和反腐败等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中国企业必须学会在“走出去”过程中围绕“惠及所在国民生”改进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从而提高在重大项目合作上的风险预警和管理能力，避免和减少损失，并以此降低“中国”“中国掠夺论”等论调的国际舆论基础，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形象。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第5篇
重建全球经济新循环
1.“一带一路”将形成全球第三大贸易轴心。“一带一路”地区覆盖总人口约46亿（超过世界人口60%），GDP 总量达2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1/3）。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1990-2013年期间，全球贸易、跨境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7.8%和9.7%，而“一带一路”相关65个国家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1%和16.5%；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0-2013年期间，“一带一路”对外贸易、外资净流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9%和6.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6个百分点和3.4个百分点。“一带一路”正在形成除大西洋贸易轴心和太平洋贸易轴心之外，新的以亚欧为核心的全球第三大贸易轴心。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出口规模占比有望提升至1/3 左右，该地区将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
2.“一带一路”将构筑新的雁阵模式。雁阵模式的核心是产业转移。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日本经济持续衰退，过去以日本为雁首的亚洲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模式逐渐被打破。根据劳动力成本和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相对比较优势，未来5年，中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有望依次转移到“一带一路”周边及沿线国家，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提升，构筑以中国为雁首的新雁阵模式，要充分挖掘“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经济互补性，建立和健全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促进泛亚和亚欧经济一体化。
3.“一带一路”将形成陆海统筹的经济循环。“一带一路”将打破长期以来陆权和海权分立的格局，推动形成一个欧亚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完全连接、陆海一体的地缘空间格局。建设“一带一路”，将形成一批纵横交错、互相连接的沿海、沿江、沿边的战略大通道，以外部通道建设加快内部各主要经济区块的联系和整合，缓解西部内陆地区区位和空间劣势，破解中国内陆地区因不靠边、不靠海导致的开放条件制约，加快西部地区同长三角、珠三角（含港澳）、环渤海和东南亚地区的连通。
4.“一带一路”与国内自贸区相互促动链接。“一带一路”与自贸区建设是一体两面，相互配套的关系，前者侧重以基础设施为先导促进沿线经济体互联互通，而后者则以降低贸易门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快域内经济一体化为主要内容。例如，作为广东、天津、福建三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新载体，三个自贸区将各有侧重点。广东自贸区功能主要是加强粤港澳合作，带动珠三角地区发展，在高端服务方面有较多投资机会；天津自贸区的功能主要是面对东北亚市场，航运、金融租赁有较强优势；福建则主要发展台海贸易，在与台湾企业开展深入交流、合作方面有优势。
风险与挑战
随着“一带一路”带动“走出去”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扩大，中国海外利益与政治经济风险倍增，具体表现为战略、安全、经贸等几大方面：
1.“一带一路”挑战国际秩序易引发美俄印等大国战略冲突。中美俄都是陆海兼具的全球性大国，其全球和地区战略中都包含地缘战略因素，“一带一路”不可避免要面临大国战略冲突。
美国推动建立由其主导的亚太合作，对中国与周边国家间既有合作机制构成竞争。2013年，美国促动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加大“美国―东盟扩大经济合作倡议”（E3）的推动力度，扩大与东亚经济体的合作。在中亚方向，美国主导“新丝绸之路”计划，大力介入地区事务。此外，美国“重返亚洲”将传统“第一岛链”的南端由东南亚延伸至南亚，形成了南亚（印度）、东南亚（东盟）和东北亚（日本、韩国）三大“板块”，彼此之间成“品”字形分布，其“铰合点”分别是台湾和新加坡。
而俄罗斯则担心中国与中亚各国深化能源合作将导致其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进程受阻。此外，印度非常重视其南亚影响力，并积极发展与中亚、东南亚各国的双、多边关系。特别是印度加强与“印太”区域各国关系与能源合作，与中国建设能源通道可能发生竞争与冲突。
2.“一带一路”建设将深入到多个区域安全高风险地带。中国周边各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且普遍面临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压力，甚至出现政局动荡。东盟国家政治转型阵痛加剧，中南半岛“民主化”来势凶猛，“”风险巨大，政争不断。中亚地区权威体制虽在延续，但执政根据和社会管理模式遭遇新挑战。由于缺乏政治互信和共同的价值观，合作共赢理念较弱，致使区域内一体化难以有效推进。
“一带一路”还面临“”、民族冲突、争议、极端主义势力以及跨境犯罪等诸多挑战。此外，东向的海上运输安全和西向拟议中的三条路线，即以欧亚大陆桥为主的北线、以石油天然气管道为主的中线、以跨国公路为主的南线也面临重大的安全威胁。
3.加强“一带一路”区域贸易投资合作还须克服诸多难题。丝路区域整体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较低，高水平经济一体化建设明显滞后。虽然人口众多、距离相近，具有深化彼此之间经济关系的有利条件，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地缘政治复杂等原因，缺乏以本地区成员为主、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多边自贸安排和有效合作机制，制约了区域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当前，“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经贸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如新欧亚大铁路途经多个国家，轨距不同，换轨操作费时耗力，各国口岸合作机制尚未形成，通行便利化程度不够，物流成本偏高，一些国家的港口设施落后，增加了相互间商品和服务流通的困难程度。
创新模式思路
1.加强“一带一路”区域协调机制建设。一个有效的方式是与其他国家发展战略有效对接。哈曾提出“哈萨克斯坦-新丝绸之路”倡议，初衷是想把本国建成欧亚大陆的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并推动“2050战略”的实施。土耳其也提出“2023高铁战略”，主要核心是以安卡拉为中心联系14个省的高铁网络。中国应与这些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和战略对接。
对合作意愿较强的国家，可共同成立“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编制小组，签署双边合作备忘录或协议，确定双方合作的领域、项目、投资主体等内容，尽早建设一批取得积极成效的合作典型项目，并对其他沿线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需要注意的是，在“一带一路”区域内，已经存在诸多政治经济合作机制。要充分利用并协调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中国与东盟“10+1”，包括TPP、TTIP、RCEP等机制，全面加强“一带一路”下的双边、区域、多边合作框架，同时加快规则的制定和对接，并尽早参与到未来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制定之中。
2.“一带一路”打造七大战略联盟支点。未来“一带一路”需要做出总体性设计，全面打造七大战略联盟支点。
第一个支点是中国-东盟自贸区。东盟自贸区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区域合作平台。近期内建设重点是在扩大从东盟进口解决贸易逆差的同时，推进“2 + 7”合作进程，全面提升CAFTA 质量和标准。
第二个支点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是世界上重要的区域合作组织。未来要以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为重要节点，辐射南亚地区。特别是中斯（斯里兰卡）自贸区协定在有望明年达成，斯作为南联盟成员和转口贸易中心，将有利于打通中国与南亚联盟的贸易通道，进入南亚市场。
第三个支点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是西亚最重要的区域组织，通过海合会辐射西亚地区是理想选择。重点方向是由能源和矿产资源领域合作转向产业链合作，加强双方在新能源、纳米技术等新兴产业合作，与阿联酋合作建设迪拜人民币境外交易中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第四个支点为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未来重点方向是深化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合作，争取尽快达成中国在非洲的第一个自贸协议。同时，争取在南非及纳米比亚建设境外经济合作区，加强双边投资及矿业领域合作。
第五个支点为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欧盟是世界上最大区域经济组织和经济最发达、规模最大的经济体，是“一带一路”终点。今后与欧盟合作的重点方向是推动中国欧盟投资协定谈判进程，争取尽快启动中欧自贸区谈判，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自贸区战略。中欧合作要由贸易向投资和技术研发等重要领域转移，全面深化中欧战略经济伙伴关系。
第六大支点为欧亚联盟。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希望通过发展区域（主要是前苏联地区国家间）合作，发掘前苏联共同经济基础的潜能。欧亚联盟与丝绸之路也非二选一，中国对俄主导的欧亚联盟应顺势而为，发展与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和中亚各方之间的互利合作。着力推进完善包括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D线，中哈原油管道二期工程等重要能源资源通道建设，加快形成跨欧亚大陆的能源管网体系。
第七个支点为太平洋联盟。太平洋联盟是拉美面临太平洋的几个国家组成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墨西哥是北美自贸区的重要成员，通过它可以进入北美市场。
3.全面提升“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水平。中国要通过率先实现互联互通为“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帮助沿线国家开展本国和区域间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规划。但互联互通绝不仅仅是铁路、公路、航空、油气管道、电网光纤、电信、互联网等物理上的联通，也需要以完善大通关制度为突破口，通过简化通关、检验检疫等方面手续，降低关税，推进资金流、物流、人流的便利化，促进“软件基础设施”和标准的互联互通。
4.制定高铁 “走出去”发展总体战略。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高速铁路正在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期，并呈现多强竞争格局。中国已经在轨道技术、车辆装备、移动信号等各方面具备过硬的实力，应建立高铁装备“走出去”统筹协调机制，明确高铁装备“走出去”的战略路径。通过异地投资、兼并重组、合资合作等资本运营手段，实现由产品输出到产品、技术、资本、服务输出的转变。
5.积极构建基础设施多元化投融资框架。当前，中国已经成立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未来，需要以这两大机构为投融资平台，搭建更加开放的多元化基础设施投融资框架。比如，除了中国已有的投资基金可以为基础设施融资发挥更大作用，也可以发行长期债券或设立各种创新融资工具。尤其是应该动员更多私人部门的资金，积极推进PPP模式，增强基础设施项目对于私人部门投资者的吸引力。多边银行可以进一步推动本币债券的发行和地方债务融资的发展，帮助吸引长期投资者投资于基础设施PPP项目。此外对一些投资金额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可以通过国际金融组织中长期贷款、本国政府财政资金、外国ODA、本国企业及金融机构的“联合融资”方式予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