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汇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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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汇率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汇率制度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市场化

2010年6月19日央行表示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此次汇改主要有以下显著特点:一是人民币汇率不会一次性重估调整;二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三是人民币汇率不会出现大幅波动;四是央行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因此可以看出,此次汇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不会一次性重估,将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也将继续保持不变。

人民币汇率变动一直是市场和公众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动必须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入手,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就是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让市场引导人民币汇率的走势,真正建立起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是逐步推进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和汇率市场化机制的完善是相辅相成的,其中包括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市场化,以及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工具将逐步被市场化的汇率所代替等等,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将有利于真正的人民币市场化汇率水平的形成,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

一、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的改革

2005年7月21日我国进行了外汇体制改革,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弹性有所增加。当时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升值2%,同时央行规定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格。因此2005年7月2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确定为8.11元/美元,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内浮动,此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受到这个初始汇率和每天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的影响,如汇改后的第一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8.11上下千分之三的区间内变动,第二天在第一天收盘价上下千分之三内变动,以此类推。由于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同时央行对人民币汇率每天的波动幅度有所限制,人民币汇率呈现持续小幅升值的态势,如自2005年7月21日至2005年底,人民币只升值了约0.49%,升值幅度并不大。由于对人民币初始汇率和汇率波动幅度限制,人民币汇率制度体现两个特征:一是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区间很窄;二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变动很小。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很难充分反映外汇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汇率变动超出人民币汇率的限制区间,则必须由中央银行的干预来平衡,即如果外汇供给过多,人民币升值将超过所限汇率区间的下限,多余的外汇将由中央银行吸收;如果外汇需求过多,人民币贬值将超过所限区间的上限,则央行卖出外汇满足多余的外汇需求。总之,央行的干预保证汇率的波动不要超出所限的人民币汇率区间,人民币汇率变动是有限弹性的,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高。同时央行规定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1.5%幅度内浮动,并且前一天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第二天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开盘价,因此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变动也难以反映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之间三角套汇关系很难维持,往往存在一定的汇率差价。也就是说,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有一定的浮动幅度,但由于汇率波动幅度小,同时又由于是以头一天收盘价作为第二天开盘价,容易形成汇率之间的三角汇差,不利于外汇市场的稳定,央行必须对此进行改革。

2006年1月4日,央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引入了询价交易方式和做市商制度,即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所有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询价,央行将全部做市商报价作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样本,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将剩余做市商报价加权平均,得到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这一改革虽然促进了汇率定价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但也面临一些新问题。一是询价能否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尽管银行间外汇市场中间价采取询价方式确定,但是由于做市商考虑到人民币汇率最终会有中央银行的干预,并不完全由市场的需求和供给来决定,它的报价往往会偏离自己预期的市场价格。例如,如果是美元的净买入者,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会报的较低;如果是美元的净卖出者,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会报的较高。如2008年12月初,我国外汇交易中心询价系统中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几个交易日跌停,人民币贬值预期上升,就是由于做市商预期央行可能会采取贬值措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报价逐渐走低。二是汇率权重的确定问题。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权重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根据报价方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及报价情况等指标综合确定。汇率权重是影响汇率变动的重要因素,它的确定直接影响汇率变动,人民币汇率的权重确定比较复杂,既要考虑到技术因素,又要考虑到市场因素,同时由于我国人民币汇率还承担央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功能,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还要考虑到国内外宏观经济因素,如通货膨胀、贸易收支、利率、资本流动、美元汇率的变化等因素,因此合理权重的确定是非常困难的,权重确定依赖于央行对宏观基本面和市场变动等的判断。我们认为央行虽然可以自主确定权重,但是由于中间价的确定主要是根据做市商的报价,因此人民币汇率也主要是参考美元汇率变动,而难以参考一篮子货币。实际上,做市商的报价主要是根据美元汇率指数的走势、市场供求情况等因素来报价,而央行是根据他们的报价进行加权平均,这样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的变动幅度被限制了,不管你怎样取权重,中间价总是在整个报价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央行虽然可以变动权重,但人民币汇率也主要是参考美元汇率变动,因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是根据做市商的报价确定的,而不是根据有效汇率来确定的。这里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人民币汇率目标是人民币跟着美元走,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小,但随着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人民币对欧元、英镑和日元等货币波动幅度变大。反过来如果假设央行确定人民币跟着欧元走,人民币盯住欧元,则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将加大,同时人民币对其他非美元货币的波动幅度将变小,因此汇率变动取决于央行主导汇率的选取,长期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是我国汇率体系的主导汇率,因此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大。

2008年8月以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了相对稳定,汇率基本稳定在6.83左右(见图1),没有大的起伏,期间人民币和美元汇率保持小幅双向波动,随着美元升值,人民币对美元微贬;随着美元贬值,人民币对美元微升,但是均在窄幅内变动。

2010年6月19日我国进行新一轮汇改,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我国汇率改革目标是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此人民币有效汇率应该成为央行关注的一个货币政策目标。我们认为,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必须解决两个技术性问题,一是货币篮子里的货币种类;二是人民币对篮子里每一种货币汇率的权重的决定问题,只有确定了这两个问题,才可能确定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现实的问题是建立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参考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确定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人民币有效汇率是对多边汇率的综合反映,也是全面反映一国货币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尽管BIS和IMF等都公布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但是我国央行必须公布自己的有效汇率指数,篮子货币的选择、汇率权重的选择等都由央行自己确定,建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有效汇率指数之间的关系。这样只要确定了有效汇率的目标,就可以确定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过,我们认为建立参考一篮子货币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也只是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改革中的一个过程,最终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也将由市场供给和需求来决定。

二、人民币对非美货币汇率、人民币有效汇率变动的形成机制

如果人民币盯住美元,则人民币对欧元、人民币有效汇率变动幅度都较大。2008年8月以后,人民币对美元稳定,人民币对欧元汇率波动幅度较大,根据三角套汇原理,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则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和美元对欧元汇率的走势基本相同(见图2),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反映了美元对欧元汇率的变化。2010年上半年在欧洲债务危机的冲击下,避险资金纷纷转向美元资产,美元走强,美元对欧元、英镑等货币纷纷升值。随着美元走强,人民币也跟着升值。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的条件下,美元对欧元汇率升值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到人民币对欧元汇率上来,随着美元对欧元升值,人民币对欧元汇率也跟着升值。随着美元对欧元走弱,人民币也会跟着走软(见图2)。

从2010年美元汇率变化来看,美元对欧元汇率从1月4日的1.4389美元/欧元升值到6月17日的1.2363元/欧元,美元对欧元升值了16.39%。同样从人民币汇率变化来看,人民币对欧元汇率从1月4日的976.35元/100欧元升值到6月17日的838.78元/100欧元,人民币对欧元升值了16.40%,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人民币对欧元升值幅度较大。

人民币有效汇率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加权平均,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是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套算出来的,因此人民币有效汇率也主要是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加权平均得到的,因此从美元有效汇率变化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就能够基本判断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变化。由其中NEERt为t期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t-1为t-1期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Si,t为t期人民币对i国货币的汇率,Si,t-1,t为t-1期人民币对i国货币的汇率,Wi,t为t期人民币对i国货币的贸易权重。根据三角套汇原理,Si,t=S1,t*Xi,t,其中S1,t是t期人民币对美元货币的汇率,Xi,t是t期美元对非美货币的汇率。

Mt表示美元货币对这n-1种非美货币升值或贬值幅度,也是一个指数化的数值,尽管Mt和美元有效汇率指数的权重不同,但是由于包含多种相同的货币,同时又由于两个数值都是指数化形式,因此Mt和美元有效汇率指数走势比较接近。而S1,0是一个固定值,S1,t将影响NEERt的走势。

尽管统计上人民币和美元的有效汇率的权重不同,但这不影响我们对有效汇率总体趋势的判断。随着Mt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化,人民币有效汇率和美元有效汇率之间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至2010年6月19日汇改。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因此,人民币有效汇率走势和美元有效汇率走势基本保持了平行走势(见图3)。

因此如果人民币钉住美元,则人民币的有效汇率也基本上跟着美元的有效汇率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形成机制也决定了人民币对非美货币的变动和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变动。

三、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完善

自2005年7月21日以来,我国银行间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我国的汇率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要依赖于这一汇率套算决定(见表1)。

目前为了防止投机者套汇,人民币兑欧元、日元和港币汇率中间价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分别根据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与上午9时国际外汇市场欧元、日元和港币兑美元汇率套算确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直接影响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水平的大小,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市场化程度也直接影响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市场化的程度。2005年9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交易价的浮动幅度作了调整,由原来的上下1.5%扩大到上下3%。尽管浮动幅度有所扩大,但是汇率的中间价的变动决定了汇率区间的位置,如果汇率中间价偏离了市场汇率,汇率区间也就很难反映外汇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变化。2007年5月21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三扩大至千分之五,根据三角套汇的原理,若知道人民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波动幅度,我们就能计算出美元货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由于我们采取的是上午9时国际外汇市场欧元、日元和港币等对美元汇率,因此就能套算出当天人民币对这些非美货币汇率应该在9点汇率水平的上下3.5%幅度内波动。但值得指出的是,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并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一旦国际金融市场的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变动幅度超出上下3.5%的幅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变动幅度就不能够满足三角套汇原则。也就是说,央行锁定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幅度,也就间接地锁定了美元和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幅度,但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幅度是由市场自动调节的,央行对此不能够控制。实际上,即期外汇市场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交易价的浮动幅度、人民币对美元货币波动幅度,以及美元对非美元货币的波动幅度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制约关系有利于防止投机者套取汇差,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一旦国际金融市场美元对一些非美货币汇率波动幅度超过了锁定的幅度,央行必须通过第二天的中间价调整来消除套利机会。因此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央行将来应逐步放宽人民币对美元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波动幅度,让人民币变动有更大的弹性,更多地让市场力量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变动。

除了完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以外,外汇局还要完善银行对客户挂牌汇价管理,放宽挂牌汇价波幅限制。实际上,2005年7月21日后,央行规定银行对客户挂牌的美元对人民币现汇买卖价不得超过央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0.2%,而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央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0.3%的幅度内浮动(见表2)。这样柜台市场的区间幅度小于银行间市场的区间幅度,会出现银行柜台市场买入美元的价格可能低于银行间市场卖出美元的价格,银行存在经营亏损的可能。因此银行为规避经营风险,不得不把每天挂牌汇率确定在规定浮动幅度的两端,客观上导致了银行对美元挂牌汇率只能是每天价格不变。

而现在美元现汇卖出价与买入价之差不得超过交易中间价的1%,而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央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0.5%的幅度内浮动,柜台市场区间幅度基本等于银行间市场区间幅度,且是不对称管理,更具有灵活性。如果央行进一步放开银行对客户挂牌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我们认为央行必须得同时调整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如果只放宽柜台市场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柜台市场区间幅度大于银行间市场区间幅度,银行同样可以套取汇差。如果柜台市场美元买入汇率越低,则银行在银行间市场卖出美元,获得的差价也就越大,商业银行可能会把美元价格压得很低。因此:如果柜台市场的区间幅度小于银行间市场的区间幅度,银行存在经营亏损的可能;同样如果柜台市场的区间幅度大于银行间市场的区间幅度,银行可以套取汇价之差,央行需要协调柜台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幅度。

四、人民币汇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障碍还体现在我国人民币汇率是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要承担央行的宏观调控功能,往往还需要在多个目标之间取得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的平稳增长。首先人民币汇率需要兼顾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如2008年上半年我国通货膨胀较高,专家呼吁通过人民币汇率升值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同时人民币升值,中央银行买进同样的外汇资产所投入的本币会下降,外汇占款会减少,货币供应量增速变缓,这都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但是为了防止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盈余的不利影响,央行又不希望人民币汇率升值过快。2008年底随着国内对外贸易形势的恶化,人民币贬值呼声较高,企业希望通过人民币贬值促进产品出口。其次央行需要在人民币对美元货币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之间取得平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往往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央行还需要在人民币对美元货币汇率和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之间取得平衡,维持人民币币值总体水平的稳定。最后需要在人民币利率和美元利率之间取得平衡。2008年上半年,随着美元利率下调,人民币的基准利率比美国的基准利率高,根据利率平价的原理,只要人民币保持升值的步伐,投机者就可以获得套汇和套利的双重收益。因此上半年我国为了防止“热钱”流入,在中美利率倒挂的情况下,必须控制人民币升值的幅度,限制投机者的获利空间。由于我国的人民币汇率一直作为央行货币政策的一种调控手段,央行干预是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重要因素,汇率的市场化改革需要央行逐步放弃汇率工具,通过基准利率的调整来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汇率将不再直接作为央行宏观调控的工具。

另一方面,汇率制度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人民币钉住美元会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央行必须要干预外汇市场,货币政策要服务于汇率稳定。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不仅仅人民币对美元保持稳定,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港币和美元是联系汇率制度,香港就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由于香港是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体,资本自由流动,所以根据“三元悖论”,港币钉住美元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同时存在,也就是说,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香港要么选择固定汇率,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要么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放弃固定汇率。在这两者之间,香港选择了固定汇率,放弃了独立的货币政策,意味着香港为了维持固定汇率,香港的利率水平必须跟着美国走,如美国降低联邦基金利率,香港也必须同时降低基准利率,保持利率政策的高度一致性。

就大陆而言,稍有不同,人民币钉住美元,但人民币不是自由兑换货币,资本不能够完全自由流动,大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相对较高。不过,随着我国不断扩大金融开放,资本流动增大,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会有所下降。央行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必须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被动买进美元,投放本币,货币政策必须服务于汇率钉住,独立性受到一定影响。因此在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条件下,大陆也面临着香港类似的情况。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热钱流入增加,央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必须买入美元,投放人民币,外汇占款增加,同时央行又必须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冲销,控制基础货币,防范通货膨胀。

从人民币、港币和美元三角固定来看,香港钉住美元,放弃了货币政策;大陆钉住美元,但由于资本不完全流动,货币政策部分独立,只有美国才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在三角固定中,美国居于主导地位,香港和大陆处于从属地位,因为港币和人民币主动钉住美元,而美元是自由浮动货币,不用维持美元对港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因此美国可以独立地决定自己的货币政策。而香港和大陆没有选择,为了稳定汇率,不得不跟着美国货币政策走,这是三角固定汇率的特点。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大陆人民币不能够完全自由兑换,资本不能够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相对独立,但是在人民币钉住美元和经济高度开放的情况下,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增大,如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为了稳定汇率,央行必须买进外汇,投放人民币,货币政策处于被动地位。就三角固定的整个汇率系统而言,港币和人民币主动钉住美元,美国处于货币政策的主导地位,不会干预汇率,干预汇率的任务主要由香港和大陆自己完成。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调整货币供给和利率,必然会影响到香港和大陆,如美国货币增加供给和利率调整,流动性上升,热钱流入,为了维持汇率稳定,香港和大陆必须吸收这些流动性,港汇占款或人民币外汇占款会增加,资产价格上涨,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因此美元贬值,港币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冲销干预的压力加大。同时美元币值的变化对港币和人民币影响也较大,如美元走弱,人民币和港币也跟着美元贬值;如果美元升值,港币和人民币也跟着美元升值。另一方面美元走软,美元的吸引力下降,意味着港币和人民币的吸引力上升,港币和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上升,升值压力增大。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必须要考虑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

总之,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保持稳定,资本不完全流动,货币政策是部分独立的,而美国货币政策是完全独立的。实际上,我国央行往往会陷入调控困境,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必须投放本币,流动性上升,通货膨胀压力上升,这样央行又必须大量回笼流动性,会推高货币市场利率,如果存贷款利率提高,资本将进一步流入。因此为了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必须加强对资本流动和利率变动的管理,这样才有利于央行在维持汇率稳定的同时,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实现国内经济目标。不过,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最终还是需要人民币汇率增加弹性,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是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既定目标。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加和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人民币汇率水平更能反映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变化,汇率对货币政策调控反映更加灵敏,在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中也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摩根士丹利研究部.人民币汇率机制会如何演变,北京:中国证券报,2009年7月2日。

2.陆前进.有效汇率更有参考价值,北京:中国证券报,2009年6月10日。

货币汇率论文范文第2篇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在凯恩斯经济学中，“需求管理”是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这里主要分析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从它们对总需求的影响角度来考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

(一)财政政策的效力

当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政府需求增加将通过财政政策乘数效应使GDP增加。GDP的增加又使货币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货币用于交易。在储备银行不改变货币供给的情况下，利率必然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会抵消由于GDP增加而增加的货币需求，另一方面又会减少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一部分政府支出或减税对GDP的刺激作用。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上升将会大量降低投资。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那么，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货币需求将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着利率必须变动很多)。①(①参见[美]R.E.霍尔和J.B.泰勒： (宏观经济学>，171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

此外，财政支出乘数是衡量财政政策效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财政支出乘数能否使财政政策的效力充分发挥出来，同样要受到上述两个因素的制约。如果投资对利率高度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即使财政支出乘数很大，财政政策也无法产生强有力的效果。

与上述情况相反，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如果利率上升幅度不大，或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利率水平没有多大影响，那么，这种政策对投资的冲击就很小。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就有很强的影响力。换言之，当投资对利率不敏感而货币需求对利率高度敏感时，财政政策的效力就很强。

利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财政政策效力的强弱。财政政策的效力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有很大关系。当投资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IS曲线比较平缓，因为利率的较小变化和投资需求的较大变化有关。相反地，当投资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IS曲线就比较陡峭。

再看LM曲线的形状。当货币需求对利率很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平缓，因为当货币需求随着收入变化而增加时，利率的很小变化就足以使它减少;反之，当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时，LM曲线就比较陡峭。

当IS曲线比较陡峭，或者LM曲线比较平缓时，财政政策的效力比较强。相反，如果IS曲线比较平缓，或者LM曲线比较陡峭，财政政策的效力就比较弱。

(二)货币政策的效力

货币政策的操作主要体现在货币供给的变化上。扩张性货币政策或松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增加;紧缩性货币政策或紧货币政策是货币供给减少。一项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果在货币供给的增加时使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大，并且对投资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很大。这种效果产生的条件是：第一，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下降就会使投资受到极大鼓励。第二，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货币供给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很大(利率的很小下降就足以把货币需求提高到同较高货币供给一致)。在这两个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就强。

货币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效力也有弱的时候。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会使投资受到很大的刺激;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下降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一项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果使利率下降较小，或对投资的影响较小，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较弱。

用IS——LM曲线的形状及其移动来展示货币政策效力的强弱。同财政政策一样，货币政策的效力也与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关系很大。如果幅曲线较为平缓或LM曲线较为陡峭，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强;如果赐曲线较为陡峭或LM曲线较为平缓，货币政策的效力就弱。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献综述

摘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属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可据宏观经济调控要求进行合理搭配。围绕着这个课题,国内外无论在理论的研究上还是在现实政策的运用上,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重点对我国实行人民币二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后两大政策有效搭配的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著,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角聚集于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及内外均衡,鲜有深入到对物价、居民消费、民间投资等重要经济变量以及经济内部结构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相关文献不多。

本文认为,在后续研究中可进行新的尝试,若能遵循“紧扣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总揽全局、内外兼顾、两大政策密切结合”的构想,将会有很大的突破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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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汇率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对外贸易;汇率风险;防范

进出口贸易是典型的涉外经济活动，企业在外贸业务中要收付大量的外汇或拥有以外币表示的债权和债务，故涉及外贸活动的企业受汇率变动的冲击更为显著和直接，面临的汇率风险也更大。

一、汇率风险的形成机理

(一)汇率波动引发汇兑风险 在外贸业务中，从最初的合同订立到最终的货款交付，一般都有一段较长的时间间隔，在此期间若外币升值，进口企业支付既定的外币数额要付出更多的本国货币;而若外币贬值，则出口企业收进既定数额外币结汇时可得的本国货币更少了。虽然以外币表示的款项数目没有变化，但反映到企业的收益水平上，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可能远远超过企业进出口业务所获得的利润。

(二)汇率波动产生利润风险和市场占有率下降风险 当人民币升值时，在汇率完全传递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商的外销价格如果与货币升值上升同等幅度，在国际市场上此商品价格需求弹性较大的情况下，那么出口的数量就会锐减，进而导致出口企业丧失市场份额，收益下降;如果出口商自己承担一部分本币升值带来的利润成本，只部分地提高出口品价格，则会直接导致其出口利润下降。他们只有自己承担大部分本币升值带来的成本，而无法向外国进口商转嫁，因此，当前人民币不断升值的现实背景加剧了出口厂商的利润风险和国际市场占有率下降的风险。

(三)汇率波动导致折算风险 在我国，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账面资产上不仅有人民币资产而且有外币资产，但其综合财务报表上的资产和负债都要统一折算为人民币来表示。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资产负债表中某些项目的价值也会相应改变。目前我国规定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日波幅远远小于兑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日波幅，对于最终财务成果以人民币结算的我国企业而言，如果他们使用非美元货币计价结算，则其面对的汇率风险要高于用美元计价结算。

(四)汇率变动将强化企业预期并影响其业务拓展 现实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将对出口企业的预期产生很大影响，并进而影响其业务拓展。在企业预期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的情况下，其可能会通过提价来确保正常收益，但当进口国的货币购买力保持稳定或出现对内贬值时，提价的结果将使得企业损失大部分客户，进而导致经营困难。

(五)汇率变动可能导致企业价值变动 人民币汇率改变有可能会导致企业价值发生变动。比如，对于我国外贸企业而言，如果基于公司价值的层面，在人民币汇率的单边升值走势下，以未来美元现金流的现值衡量的企业价值，将出现较大幅度的缩水，从而 可能影响到企业的融资能力及投资价值。 二、人民币汇率风险的衡量 在2005年7月21日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就走上了逐步升值的道路，且升值幅度呈递增态势，我国企业对外贸易的汇率风险因此逐渐积累和放大。

人民币汇率风险的程度可由方差计算的波动率和币值变动幅度来综合反映。从图1可以看出，经过汇改初期的微幅波动之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程度逐渐上升趋势。2005年汇改至年底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日间波动率仅为0.0001，人民币汇率仅升值0.5%;2006年的波动率迅速上升至0.005，人民币汇率也升值了3.4%;而2007年的波动率进一步扩大至0.017，人民币汇率也升值了6.9%。这就意味着，在2007年，如果企业没有做任何汇率风险的防范措施，仅人民币升值一项就使其利润率减少6.9%以上。而从2007年末到2008年2月底，人民币两个月升值幅度就达到2.1%。对于那些习惯了在国际市场上靠薄利多销维持生存的国内企业而言，这种汇率变动的风险已经对其敲响了警钟。 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单边升值相比，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呈现出双向波动的走势。在2005年初至2007年末这段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率为0.07，而对欧元汇率的波动率为0.15，可见国内企业对欧洲贸易的汇率风险程度 更高。另外，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的方向并不固定，汇率风险更难确认。

在2005年11月16日之前，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由10.98升值到9.43，但此后人民币对欧元朝着贬值方向演变，至2007年末，已贬值到1欧元兑换10.65元人民币，贬值幅度高达13%。这就意味着，那些以欧元作为结算货币的国内进口企业，汇率变动已经使进口成本上升了13%。表1反映了这几种汇率的统计性质。 表1数据表明，人民币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汇率波动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基于标准差和方差的分析都表明人民币与港币汇率波动幅度最小，与英镑汇率波动幅度最大，与欧元汇率波动幅度也比较大，与美元和日元汇率波动幅度基本相当。

由于这几种货币都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使用的币种，波动幅度的增加显然是我国贸易商必须面对的交易风险。 上面的计算仅仅揭示了已经发生的风险程度，而将来要面临的汇率风险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从国内外经济形势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将会持续扩大，升值速度也将继续加快。

一方面，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将继续增加。尽管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但受到社会保障、教育以及体制方面的约束，国内需求提升乏力，加大出口是消化国内产能的主要方式，贸易顺差的扩大必然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我国持续施加升值压力。欧美等国为保护本国利益或转嫁国内危机，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我国放宽汇率波幅，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人民币汇率很难维持小幅微升的走势。此外，国内的紧缩货币调控以及由此引发的升值预期，也会促使人民币汇率继续走高。因此，未来的汇率风险程度还将有所上升，成为企业外贸活动中面临的首要风险。

三、汇率风险的后果评估

从目前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并未对我国外贸总体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2005年至200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52.9%，进出口贸易盈余更是增长了157.4%，这说明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还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汇率波动的影响。尽管人民币相对美元持续升值，但我国企业的成本优势仍然较为明显。而且很多企业以加工贸易为主，人民币升值在增加出口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原料进口成本，两相折中后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另一方面说明我国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有所增强，可以积极采取合理措施规避汇率风险。

但是总体的波澜不惊并不能掩盖局部的负面冲击。由于特定行业的贸易模式区别较大，汇率波动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人民币升值对进口比重高、外债规模大的行业而言是长期利好，但对出口为主、外币资产高的行业冲击较大。其中，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等低附加值、低利润出口行业将受到影响。

纺织企业对于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也在不断减弱。然而，对于那些技术和资本门槛较高的行业而言，如电子、机械、冶金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利润率相对较高，且议价能力较强，能够在合同中增加合适的价格条款规避风险，人民币升值对其的冲击相对缓和。 此外，近年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也比较快，在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关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已有相当大规模，2007年末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达6189多亿美元。表面上看，进入我国的外资既能获得投资收益，又能获得人民币升值的收益，真可谓一举两得。

但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从我国近两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上早已体现出来，从2011年到200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幅为28%，而从2005年到2006年，这数值已经下降到15%，从2006年到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14%。这说明，人民币不断升值并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因为一旦投资者将其外币资产换成人民币资产，等若干年后再兑换回去时，可能面临人民币更大幅度的升值所带来的损失。

因此，人民币不断加速升值以及仍然存在的升值预期显然会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另外，已经获取相当投资收益的外资也会在各种借口和渠道下流出我国。它们一方面已经取得了投资收益，分享了我国经济调整增长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经过这两年的人民币升值，它们也获得了升值带来的好处，正所谓一举两得。因此，不断加速升值的人民币很可能促使它们尽快汇出以实现收益。 四、汇率风险的控制措施与建议 针对上述几种主要的外贸风险，本文提出以下几点风险控制的措施与建议。

( 一)合理选择结算货币 在对外支付中，应多使用软货币，而在收汇时则应多使用硬货币;在对外融资中，应争取使用软货币以便减轻债务负担。从目前的国际货币走势来看，美元将会延续弱势，而欧元的强势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人民币也将持续升值趋势。因此，要力争在对外贸易中以美元作为支付和融资的货币，而用欧元作为收入结算的货币，尤其是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外币资产与负债的币种匹配。

(二)积极利用衍生金融工具 在发达国家，外贸企业利用衍生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进行保值操作是规避国际贸易中汇率风险最常用的方法。汇率保值操作主要有外汇远期、外汇期货以及外汇期权。这些现代衍生金融工具在西方企业的外贸风险控制中得到广泛应用，而我国企业对此还相当陌生。外贸企业应当积极主动学习掌握外汇避险工具。在汇率波动幅度逐渐扩大的情况下，培养外汇专业人才，不断积累自己的外汇风险管理能力，以便在汇率发生波动时采取适当措施保全自己的利润。

(三)择机确定合同价格和结算方式，适当分散交易风险 我国出口企业在结算货币呈现贬值趋势时，可适当提高出口价格，或与进口商约定按一定比例分担汇率损失;当结算货币可能升值时，我国进口企业可要求境外出口商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外贸企业还可通过提前或推迟结算时间来规避汇率风险。企业可以根据结算货币的汇率走向选择提前或推迟结算，如果预测结算货币相对于本币贬值，我国进口企业可推迟进口或要求延期付款，而出口企业可及早签订出口合同收取货款，反之，进口企业可提前进口或支付货款，出口企业可推迟交货或允许进口商延期付款。

1、赵明昕.出口贸易中的国家风险管理[J].保险研究，2006(6).

2、侍伟.出口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组合型方案[J].中国外汇，2006(5).

3、牛晋玲.进出口贸易中外汇风险的防范[J].世界经济情况，2005(9).

货币汇率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民币跨境使用 MEC均衡 “不可能三角”理论

自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开始试点，三年来，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额已超过4万亿元，跨境投融资人民币结算也在稳步推进，人民币已成为我国国际结算的第二大币种。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关于在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全实现之前，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顺序是否合理、步伐是否过快的质疑。持汇率市场化优先的观点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有风险的，只有价格合理以后，资本大进大出的可能性才会消除，大量的投机活动才能够避免，这两者完成后方可考虑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持资本项目可兑换优先的观点认为只有实现了可兑换，供求充分表现出来，汇率找到真实的价格水平，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和资源配置的功效，其后方可考虑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还有观点认为人民币跨境使用会放大资本流动风险，增大货币政策调控难度，降低政策有效性，因而主张谨慎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人民币跨境使用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之间是否有必须遵循的先后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如何，对货币政策调控有怎样的影响，可能基于不同的立足点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本文以“不可能三角”理论引申的MEC均衡为前提，构建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衡量模型，通过将汇率纳入模型进行理论推导，证明汇率弹性增强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提高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也即人民币跨境使用，但相互间不存在先后关系。利用开放经济IS—LM模型研究人民币跨境使用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人民币汇率弹性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影响，结果显示影响均是积极正向的，人民币跨境使用改善了MEC均衡，提高了政策组合的效率。

一、“不可能三角”理论及MEC均衡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实现两个，即“不可能三角”理论。

蒙代尔本人曾强调“不可能三角”理论体现最好的是美国、日本和德国，他们均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在实施财政扩张时能够保持货币紧缩，很少有发展中国家适合同样的结论。国内有观点认为，在全球化和资本高度流动的今天，即使浮动汇率制也不能保证资本流动均衡，更不能保证货币政策独立性，“不可能三角”可能已演变为“不可能两边”，即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的选择，甚至“不可能一点”，即不可能有完全独立的货币政策。还有观点认为欧元区的实践似乎否定了“不可能三角”，欧元区实行统一货币，相当于各成员国保持一比一的永恒的、固定的货币兑换关系，等于是固定汇率的极致形式；由于是同一种货币，所以资本在各成员国之间流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相当于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欧洲央行的存在，使得各成员国完全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欧元区的这个三角组合，就是固定汇率、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完全丧失独立的货币政策的结合，但欧元区还是陷入了目前的困境。

“不可能三角”理论认为政策组合只存在三种情形，也称“角点解”（如图1），区域4为不可能三角，1、2、3部分是相互兼容的三角形，各代表一个角点解，其它政策组合都是不存在的或不可持续的，导出的政策涵义就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实际情况更多的是政策间彼此的协调和折中，即“中间解”。构造指标体系（M，E，C），分别衡量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资本流动自由度，M、E、C∈[0，1]，将“不可能三角”扩展，即从角点分析扩展为量值分析。如图2所示，三角形中任意点Y（M，E，C）到三边的距离分别是1—M、1—E、1—C，设等边三角形的高为1，可以得到（1—M）+（1—E）+（1—C）=1，即M+E+C=2。不论三个变量取值如何，MEC等式暗合了“不可能三角”的内涵，处于均衡状态，称之为“MEC均衡”，均衡的具体形态因变量的值不同而有所差异。

利用MEC均衡，可以对一些经济事件的内在成因进行新的解读。比如目前欧元区的困境，虽然欧元区国家在欧元区内以汇率固定、资本自由流动和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组合实现了MEC均衡，但在欧元区外，却以欧元与其他货币汇率的不稳定、欧元区内外资本流动不完全自由和欧元区国家普遍丧失独立货币政策的形式违背了MEC均衡，危机的发生从而不可避免。同理，对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有的观点认为是钉住汇率制度，有的观点认为是资本项目尤其是离岸市场开放过快，等等，而从MEC均衡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实施盯住汇率制度的同时过快开放资本项目，导致了对均衡条件的偏离，是政策协调而不是单一政策出了问题，危机实质上是对这种偏离的一种破坏性修正。

由此可以看出，汇率、资本项目可兑换作为单个政策变量处于什么状态不应该成为界定其是否合理的标准，必须在MEC均衡的框架下，才能说政策组合达到了最优。这启示我们就人民币跨境使用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关系看，未来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会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会日益完善，这些将为人民币跨境使用创造更广阔的空间，但在承认MEC均衡约束存在的前提下，C和E两个变量值的变化势必导致M即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变化，使货币政策操作相应进行调整，对人民币跨境使用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到底如何，本文将通过构建人民币国际化定量指标来进行推导。同时，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扩大，将使我国经济主体越来越多地以本币进行汇率风险对冲和国际借贷，从而增强应对汇率波动的主动性，提高抵御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需求、货币供应量、资产价格冲击的有效性，改进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即会优化MEC均衡。

四、结论

人民币国际化与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先后关系，目前我国同时推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跨境使用，既符合我国的国情，有效利用了外部机会窗口，也是具有理论基础的。持续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主要障碍不是汇率是否自由浮动、不是资本项目是否可兑换，而是我国能否协调处理好改革开放的整体关系，确保我国经济实力的全面稳定增长和战略影响力的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孙国峰.第一排：中国金融改革的近距离思考[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380

[2]易纲，汤弦.汇率制度“角点解假设”的一个理论研究[J].金融研究.2001（8）：5—17

货币汇率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有效汇率；贸易平衡；双顺差；协整分析

2005年7月21日我国汇率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功，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解、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国际社会给予了积极和客观的评价，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对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缓和。但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失衡，尤其美国双赤字更加严重的情况下，我国贸易出现双顺差，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我国“操纵汇率”的指责，使我国汇率改革这道亮丽的风景线也相对黯淡了不少。时至今日，在人民币不断升值，连创新高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更引起不少学者所争论。

一、我国贸易不平衡现状及成因分析

1998～2004年，中国贸易较为平衡，年顺差200―300亿美元；2005年顺差突然扩大到1019亿美元，贸易不平衡急剧扩大，2006年以来我国贸易顺差一直不断加大并延续至今，今年6月份贸易顺差额为269.1美元，创造了历史新高；8月贸易顺差又达到249.74亿美元，也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可以看出我国贸易不平衡形势之严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认为，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国际收支失衡和美国“双赤字”问题，而美国的“双赤字”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的结构问题，特别是美国储蓄和投资的失衡。理论上，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储蓄投资差就等于外贸的差额，如果一个国家的储蓄低于这个国家的投资，那么这个国家必然有外贸的逆差，就美国而言，美国应提高储蓄率，只有这样国际收支不平衡才能解决。因此分析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单纯汇率因素所为。

（一）我国双顺差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因素

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我国决定利用外资的时候恰恰是拉美债务危机发生的时候。为防止我国出现类似情况，我国政府决定利用外资时，不采用借款，而采用直接投资（FDI）引入外部资本和技术。

（二）中国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基地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大，中国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基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加工贸易已占我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加工贸易出口近年来占我国商品出口的比重已接近55%，加工贸易进口加上外商设备进口和一般贸易中的原料及资本品进口已占我国总进口的60%左右，可见，我国进出口贸易具有十分显著的加工贸易型特征。

（三）中国的高储蓄率和欧美的低储蓄率，是导致中国对欧美高顺差的主要原因

麦金农教授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和欧美的低储蓄率（而且差异很大），是导致中国对欧美高顺差的主要原因，他强调要重视从储蓄率角度来观察失衡问题。我国的储蓄率太高是最根本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的储蓄率高达40%左右，而美国的储蓄率通常在5%以下，有时甚至为负储蓄率。

二、对我国汇率变化与贸易平衡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一）基于弹性理论的分析

根据弹性理论，一国货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具备改善效应的条件是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其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即当EX+EM＞1时，其货币贬（升）值可使出口收入增加（减少），进口支出减少（增加），贸易收支逆差（顺差）减少，从而改善贸易收支。否则，当EX+EM=1或EX+EM＜1时，一国货币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收支不具备改善效应（会分别导致其贸易收支差额不变和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

不少学者通过对我国进出口弹性的计算和分析，认为我国的进出口弹性之和的绝对值小于或接近1，基本不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厉以宁，1991；陈彪如，1992；张明，2001；谢建国、陈漓高，2002；殷德生，2004），如：张明通过对1985～1998年数据的回归分析，得出我国的进出口弹性分别为-0.0566和-0.0057，进出口弹性之和的绝对值仅为0.0623；殷德生（2004）的研究结果是，中国的进、出口弹性也仅为0.0112和-0.5689。按照上述结论推断，人民币的升、贬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收支不具备改善效应。

另一些学者计算出的进出口弹性之和的绝对值大于1（戴祖祥，1997；范金，2004等）。但是，马歇尔―勒纳条件通常对贸易小国适用，而对开放经济大国却未必适用，因为对于开放经济大国而言，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和政策效应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如：范金就认为马歇尔―勒纳条件不适用于中国，其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促使我国贸易顺差的进一步增加。

（二）基于实证文献的分析

张静在其博士论文“人民币均衡汇率与中国外贸”中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了人民币真实汇率偏差与中美贸易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估计的中美进出口增长率的联立方程组表明，人民币真实汇率偏差并不是影响中美贸易的主要决定因素，国内外的需求变动才是影响中美进出口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脉冲响应和情境分析的结果也证实了以上的结论，并且说明汇率偏差如果被人为的调整，将会使中美增长更趋平稳，但并不会从根本上促进中美贸易。

三、人民币实际汇率与贸易收支实证分析

本文拟采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协整分析方法对汇率与贸易收支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作实证研究，使用的计量软件为Eviews5.0。本文采用的数据为我国1980~2006年的年度数据，其中，汇率采用的是实际汇率，并且取对数，实际汇率的计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以及美国经济分析署的有关数据并参照许少强等《人民币实际汇率研究》中的计算，用RFE表示，我国的贸易差额用TB表示，单位亿元。

（一）协整关系检验

利用EG两步法进行检验，分为具体的两大步骤：第一，利用单位根检验确定时间序列TB和RFE的平稳性。第二，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协整回归，并对残差ECM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ECM系列平稳，则表明TB和RFE具有协整关系，给出两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否则，TB与RFE不存在协整关系。

1、单位根检验。在经济计量分析中，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被称为协整关系，协整理论是计量经济学中研究非平稳时间序列的一个重要方法。由于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回归会引起虚假回归等问题的出现，因此需要在回归分析前进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根据协整检验的步骤，首先必须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其中检验过程中滞后项的确定采用AIC准则（检验结果见表1所示）。

由检验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出TB与RFE两个变量均表现出非平稳性的特征，但是一阶差分经检验后表现出平稳性的特征，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TB~I（1），RFR~I（1）。因此他们满足构造协整方程的必要条件，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2、EG协整检验。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协整回归结果如下：

TB=5759.12-1032.42*RFE

（2.01） （-1.74）

R-squared=0.12

Adjusted R-squared=0.04

DW=0.4

F=3.011387

由回归方程可以得出：ECM=TB- 5759.117545+1032.416122*RFE

由表1所示的ECM的单位根检验的结果也可以看出，ECM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因此，TB与RFE并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是Granger于1969年提出的，后又经过Hendry、Richard等人发展完善的一种检验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如果两个经济变量X、Y在包含过去信息条件下对Y的预测效果要好于只单独由Y的过去信息对Y的预测，即变量X有助于变量Y预测精度的改善，即称X对Y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本文经过格兰杰因果实证检验的结果也显示，当确定5%的显著性水平时，且滞后期数分别取1―3期时，都接受零假设，即TB不是RFE的Granger原因，RFE也不是TB的Granger原因。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以上对我国贸易差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关系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发现，无论从相关系数（-0.35）上还是从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上都显示不存在密切相关性，而且分析均显示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也就表明了人民币贬值或升值对我国的贸易差额影响十分有限，因此汇率政策并不是调节我国贸易差额的有效手段，美国等对我国汇率的指责也是毫无实证根据的。诚然如此，但也得出启示，要通过多种方式改善我国的贸易差额，为世界经济平衡发展做出应有的大国贡献。

（一）进一步加快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扩大浮动区间，继续减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不失时机的推进外汇市场进一步改革，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主动引导、培育市场主体管理汇率风险的能力；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调控机制，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既可采取现货交易也可灵活采取远期、掉期等交易方式，进一步做活境内的外汇市场。

（二）积极落实并长期坚持内需主导的战略，增强国内市场的自我吸收消化能力

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达到1.5万亿美元，已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一位，如何合理利用我国高额的储备及合理的储备规模成为国内积极讨论的热点。鉴于目前的国内消费不足，应将一部分外汇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譬如解决体制转轨中的历史痼疾、社保缺口、重大基础设施、科研、人才等方面的战略投资，以降低国内储蓄率，增强自我消化能力；另一方面也利用了目前的高额储备，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三）坚持引进外资的质量，加大“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引入外资要有战略性安排，应重视技术与管理的引进，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要加快改善国内融资体系和放开境内各种市场化融资工具的限制，让企业的资金需求尽可能在境内得到满足，同时宣传和方便企业，充分利用国内资金，减少人民币资产与外币资产替换后的收益代价。

（四）应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

无论是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看，还是从保证当前我国汇率机制改革成功的角度看，很重要的前提是我国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同时，为了保持中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既稳定增长又不至于产生资产泡沫，必须加强海外房地产资金流入的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对于流动性资本跨境移动的管理。近期美国爆发的次级债务危机，更在此问题上给予了我们警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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