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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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特征范文第1篇
河南偃师东蔡庄的“二鬼摔跤”俗称“二鬼扳跌”，是东蔡庄村每年正月初五春节庙会时所表演的一种民俗舞蹈。“它虽名为‘二鬼’，但实际上是一人独舞，舞者将两个假上身缚于肩上，用两手臂作另一小鬼鬼腿，手掌插入鞋内，好似双脚。这样，一人就变成了两人，在锣鼓声中，表演者作出搏斗状。”其表演滑稽诙谐，生动有趣，因此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东蔡庄“二鬼摔跤”作为一项传统的民俗表演艺术，是民众智慧的结晶。而挖掘和分析其所具有的民俗文化特征和社会功能，又是对这一民间艺术的有效补充和保护。
一、“二鬼摔跤”的起源
“二鬼摔跤”，又称“二贵摔跤”、“二娃摔跤”、“二喜摔跤”、“二鬼扳跌”等，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叫法。关于这种艺术形式的起源也有着多种说法，由于在现有的史志资料中缺乏明确的文字记载，所以到目前为止，“二鬼摔跤”的起源只能从各种民间传说和假说中获得。1、“摔跤”演变说“摔跤”是中国传统体育竞技活动中的一种，秦汉时出现的“角抵”，已经具有摔跤的性质，这在出土的秦汉文物资料中得到证明。“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木篦漆盘上所绘角抵图，二人摔跤，一人旁观，三人头不着冠，只束发髻，上身，着短裤，腰系长带。山东临沂金雀山西汉墓帛画所绘角抵者穿袍系带，怒目相向，作欲摔跤状。”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角抵”被改称为“相扑”，并作为练兵强身的手段，在各族人民间和军中流传较为广泛。隋唐五代角抵因是徒手相搏，故又称“手搏”或“卞”，在军中更为盛行，并且在宫廷宴会和祭祀场和也多有角抵表演。到了宋代，相扑发展到顶峰，宫廷宴会、外交宴会都要用到相扑表演，军中的相扑比赛更是备受关注。与之前最大的不同是，“民间的相扑运动极为盛行。在城市中有瓦市相扑，颇具特色，并且是一种商业性的艺术表演。”汉民族的相扑在元代依然盛行，并且民间的角抵比赛，常在庙会上举行。明清时期，尤其是到了清代康熙皇帝，还专门设立“善扑营”，格外重视摔跤之技。由于“二鬼摔跤”的表演动作是对真实摔跤动作的一种模仿，所以不少研究者认为“二鬼摔跤”的造型就是从传统的体育竞技摔跤中来，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到唐宋时颇为盛行。2、土行孙战张奎说传说殷商时代，武王兴兵伐纣，其麾下大将土行孙与商朝猛将张奎于战场上拼命厮杀。二人从天明杀到天黑，从马上打斗到马下，不分胜负，最后都丢下手中兵器，赤身相搏，搂抱厮打。两人一胖一瘦，一高一矮，但又都各怀绝技，难分输赢。随后这在民间传为一段佳话，人们模仿他们便有了“二鬼摔跤”的表演。3、蒙恬背草人战匈奴说相传秦始皇时期，匈奴进犯，来势凶猛，攻破了雁门代州。蒙恬大将军奉旨率领军队与匈奴作战，但由于匈奴骑兵骁勇善战，秦国将士们与之相持数日抵挡不过，损伤惨重。正在无计可施之时，蒙恬将军从民间得一计策，即让将士们身背草人作战，接近敌军战马时弯腰直击马腿，而让背后的草人直立，诱得敌人误砍草人，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击退匈奴。从此士兵们在演练之余，常将两草人相抱捆绑在一起，并将其背在背上假扮摔跤动作，滑稽可笑，之后这便在军民中广泛流传。4、康熙智擒鳌拜说“清初，康熙帝即位时，大臣鳌拜恃权肆行，且其为人剽悍，入宫更是刀不离身。因此，康熙帝专门训练了一批擅长布库的宫中侍卫，乘机将鳌拜擒住，扫除了政治隐患。”这里的“布库”就是摔跤在满语中的说法。后来，民众为了颂扬康熙帝的圣明，在民间将竞技摔跤衍化成“二贵摔跤”这一民间艺术表演活动，“二贵”是民众对少年侍卫的敬称。直至道光末年，“二贵摔跤”作为民间表演活动才兴盛起来。5、傀儡戏演变说“二鬼摔跤”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傩仪”与“傩戏”。其演变顺序是，由“傩仪”发展出了“傩戏”，进而由“傩戏”发展出了“傀儡戏”；“傀儡戏”的一个分支——“肉傀儡”虽已失传，但民间艺人借鉴它的表演形式，发展出了道具舞蹈——“二鬼摔跤”。这一说法相对于体育竞技“摔跤”演变说，是从“鬼”文化的角度对“二鬼摔跤”的来源做出的一种推论和假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然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证实。6、小鬼打碌碡说在陕西省的关中、铜川、户县等地区，民间对“二鬼摔跤”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彭祖活了八百八，没见过小鬼把碌碡打。传说彭祖活了八百八十岁，最终被阎罗王察觉，派黑白无常到人间去勾取彭祖的魂魄。他们按照生死簿上彭铿的名字多方打听而没有结果，因为彭铿早已随着祖祖辈辈的逝去而改名为彭祖。百无聊赖之际，两个小鬼打起了碌碡，恰巧被彭祖看到，引得彭祖大笑：“我彭祖活了八百八，没见过小鬼把碌碡打！”小鬼一听，立刻反应过来，用锁链把彭祖带走。经拷问，彭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能活到八百八十岁。最终，还是机灵的小鬼发现，彭铿之名被粘在了书缝中而被阎王忽略，因此得以长寿。在民间，人们模仿“二鬼”打碌碡便有了“二鬼摔跤”的表演。东蔡庄“二鬼摔跤”的起源，也同样没有确切的文字资料记载。民间相传，“在宋仁宗时，汴梁城中住着两个赶考举子，尽管囊中羞涩，仍在酒楼中狂饮暴食，在结账时都争着付钱，最后原型毕露，二人厮打起来。看热闹的人说：‘这两个酒鬼怎么夺魁？扳跌倒是高手。’后来，民间艺人就根据他俩的厮打场面，创造了这种艺术形式。”而在偃师市文化局申请“二鬼摔跤”为洛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中提到，“二鬼摔跤”源于渭河平原，明朝洪武年间由晋入豫，扎根豫西，落户于洛阳地区。但也没有相关的史志资料作为支撑。因此，还需要多方面查找资料来对这一说法进行论证。
二、东蔡庄“二鬼摔跤”的道具制作及表演形态
东蔡庄“二鬼摔跤”所用的道具，既不是头小身大、形象粗陋、面部狰狞的小鬼形象，也不是身着旗装、嘴叼辫梢的满族“二贵”形象，而是身穿蓝色工装、头戴灰色工帽的普通工人形象，且大小设计与真人接近。这虽然减弱了“二鬼”的夸张性，但却以其形似真人取胜，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是时展的产物。由于道具要被捆绑在表演者的背部，所以其基底用了一块相对稳妥的厚木板。两个“小鬼”的上身是固定在木板两端的两个十字形圆木桩。互相搭在一起、摆出“支架子”形态的双臂是四根捆绑着干草和棉花的圆木。头部轮廓则是用纸浆层层堆积塑造而成，然后再用颜料绘制出五官形象。两者都肤色粉白，浓眉大眼，一个表情凝重，像是在表现要摔倒对方的不易，另一个则面带微笑，似乎胸有成竹、志在必得。架子做好之后，还要有所装饰。先给“小鬼”穿一层薄衫，再套上宽大的蓝色工装，既能够将道具各个部分的接口遮掩，又能够发挥工装“布围子”的作用。为了与工人的身份相契合，还特意在袖口处缝上了白色的线手套，在头上固定了灰色的工作帽，这使两个“小鬼”的形象更加逼真。至于双腿则只有一个“小鬼”能够拥有，不过也只是在其身下固定一条黑色的裤子，裤脚处缝上一双黑色的鞋子。表演时，表演者需要将道具牢牢地捆在背上，俯身弯腰，双臂伸进道具上事先固定好的裤子里，双手伸进鞋中，来扮演一个“小鬼”的假足。而表演者的双腿作为另一个“小鬼”的双腿。头与臀分别为两个“小鬼”的臀。待鼓乐奏响，鞭炮齐鸣，表演者便开始做出推、摔、压、抡、拌、踢、转等多种动作，活灵活现地展示两位壮汉摔跤的场面。表演者双腿、双臂交替弯曲，便表现出两个“小鬼”你推我搡的姿态。表演者双腿由弯曲到倒地的过程与双臂的上扬相结合，呈现出的又是“两鬼”互摔的姿态。更为滑稽的是，一“鬼”倒地后，表演者双手支在地上，形象地表现出另一“鬼”压倒对方的情形。起身后又是新一轮的较量，表演者用双臂与双腿之间的互相缠绕、磕碰加入“使绊子”的动作；用向前踢腿或向前扬臂加入“踢”的动作；用双腿屈膝撑地、双臂扬起划弧线，或双臂撑地、双腿扬起划弧线来加入“甩”和“滚”的动作；用双脚、双手的同向移动画圆，并不断猛换方向来加入“转”的动作等。这些摔跤动作的呈现，全靠表演者双腿和双臂的配合，出神入化地表现出摔跤时的情景，相互搏斗，互不退让。“二鬼”的上体是僵硬的，但却能够随着表演者手脚配合的动作呈现出活灵活现的摔跤姿态，从而使其具有诙谐滑稽的表演效果。
三、东蔡庄“二鬼摔跤”的民俗文化特征
1、稳定性与变异性“民俗的稳定性是指民俗一旦产生，就会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及生活方式长期相对的固定下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只要社会稳定，人们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不发生剧烈变革，民俗文化的稳定性就会越强。”东蔡庄“二鬼摔跤”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农业经济是其产生的经济基础。几百年来这一经济基础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也就为“二鬼摔跤”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保障。“二鬼摔跤”的表演者都是半农半艺之人，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才学习和琢磨表演技艺。并且长期以来，推、摔、压、抡、拌、踢、转等多种摔跤动作在表演中的运用也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依靠艺人们口耳相传保存至今的东蔡庄“二鬼摔跤”，依然是每年春节庙会上一道靓丽的风景，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但是，民俗文化的稳定性是相对的，稳定中随时包含着可变因素，这就是变异性。“变异性也是民俗文化的显著特征，它是指在民俗传承和扩布过程中引起的自发和渐进的变化。”东蔡庄“二鬼摔跤”在产生和发展的早期，多为艺人们谋生的一种方式。演出结束后，表演者会起身站立，露出本人面貌，作揖求钱。现在则是由村委会出资表演，民众只是作为观看者。虽然这并不能说明“二鬼摔跤”对于艺人来说不再具有谋生功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功能相比较以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减弱。从整体上来看，东蔡庄“二鬼摔跤”的表演形式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始终是单人表演。但“二鬼”的形象却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着。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二鬼”的确是面目狰狞，青面獠牙的“鬼”的形象。传至艺人石万斗，才对道具进行了大胆革新，使古老传统的“鬼”样转变为现代人的形象，一直沿用至今。这种变化与时代的发展和现代人的审美需求相符合，是“二鬼摔跤”文化机能的自我调适，也是其不断发展的生命力所在。2、地域性“不同地域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习惯，这就为其民俗文化的生长提供了独特的土壤。即使同一种文化艺术，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民族间，亦有其独特的艺术性格和文化内涵。”在东蔡庄村，人们习惯将“二鬼摔跤”称为“二鬼扳跌”，或者加入偃师方言惯用的儿化称之为“小鬼儿扳跌”。在正月初五春节庙会上表演时，它很少单独出现，而是常常伴随着“高抬故事”的浩大队伍走入场地，待六道“故事”摆好、锣鼓敲起、鞭炮齐鸣时，才开始“二鬼摔跤”的表演。演出结束后，观众们往往意犹未尽，要求续演，因此艺人会当场卸下道具，附加一段“耍棍”的表演，来展现自己为演好这门技艺而练就的真功夫，引得观众阵阵叫好。同样是属于邙岭镇的杨庄村，也有这一民俗事象，但其表演时间一般是在大年初一。两者最大的不同主要还是体现在道具所展现的“二鬼”身上，即杨庄“二鬼摔跤”使用的是依然是“鬼”面形象。而与河北省隆化满族“二贵摔跤”相比，凸显出的则是民族文化的差异。其“二贵”身着满族旗装，头上蓄有辫子，且辫梢被衔在嘴里，互相搭着双肩，脚下配一双薄底布靴，具有浓郁的满族风情。3、融汇性东蔡庄“二鬼摔跤”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戏剧、舞蹈、武术和杂技等艺术活动中的养分，为自身所用。首先，从其道具上看，两个“小鬼”改头换面是对时展要素的吸纳，是对人们在生活中服饰发生改变的呼应。同时，“小鬼”面部的妆容采用了豫剧中人物的化妆方法，在粉白底妆的基础上重笔勾勒五官。其次，从表演动作上看，推、摔、压、抡、拌、踢、转等不仅仅是对摔跤动作的运用，也是对戏剧、舞蹈、武术、杂技等表演技艺的学习。正如艺人所说：“由于‘二鬼摔跤’的本质不是摔跤，而是表演。如何才能把这些动作巧妙地、恰到好处地、用力得当地表现出来，不露破绽，让观众们喜欢，才是最重要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武术的功底要练，压腿、踢腿、练柔韧等舞蹈演员要练的我们也要练。而真正到表演的时候又感到自己像是在耍杂技，功夫练到才能游刃有余。”此外，“就地十八滚”是“二鬼摔跤”的传统绝技，难度较大，如今少有人习得，这便又要求其积极吸纳现代摔跤中的各种招式，来使这一民间绝技获得长足的发展。4、服务性“民俗文化传统是一个庞大的知识系统，包括信仰、宗教、道德、法律、文学、艺术等创造，它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民众在统一的意志和行为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而这种创造又处处体现着它的服务。”服务性是民俗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协调民众心理，满足民众的审美需要又是体现其服务性的基本途径之一。东蔡庄“二鬼摔跤”有其独特的物质载体，同时也蕴含着一定的精神文化。在产生之初，它是人们驱邪祈福的一种方式，是由人们的信仰心理所激发出来的一种艺术表现行为。“在原始的思维逻辑中，人之所以有各种灾病、不能够完全平安的生活，主要原因正是在于鬼灵的作祟，因而驱鬼除邪便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的事。”于是巫术、傩仪、傩戏以及傩舞等应运而生，它们都是人们鬼神信仰心理的产物。作为道具舞蹈的“二鬼摔跤”与古老的假面艺术“傩”有相通之处，它们都与“鬼”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是对民众鬼神崇拜心理的一种调适。从这个角度讲，“二鬼摔跤”又可以视为一种仪式，人们希望通过这种舞蹈仪式来获得神灵庇佑，驱除灾祸，进而求得心理上的平衡。据老人相传，以前的“二鬼摔跤”在出演之前也要和“高抬故事”一样，到火神庙参加祭典仪式，结束之后方才到既定场地进行表演。但如今人们已经省去了这些仪式，“二鬼摔跤”也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改掉了“鬼形”，因此以其滑稽、夸张的表演动作来取乐观众便成为它在现代生活中所体现出的服务性特征。“从美学角度讲，舞蹈其实是一种对人类日常行走姿态的变形化处理。这种变形化处理，可以朝不同的向度展开。”而东蔡庄“二鬼摔跤”是将舞蹈动作朝着滑稽可笑的方向发展，以看似僵硬，实则灵活多变的表演动作来迎合观众，满足民众的审美需要。
四、东蔡庄“二鬼摔跤”的社会功能
东蔡庄“二鬼摔跤”之所以能够传承下来，依赖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驱鬼除邪既是其服务性文化特征的一个方面，又是其社会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人们将其作为消灾祈福的一种手段，从而来满足自身的愿望。除此之外，东蔡庄“二鬼摔跤”还具有维系社会文化和民众情感、调节社会生活的功能。1、维系社会文化和民众情感“东蔡庄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自然村，传说春秋时蔡国公主与晋国世子成了亲，因公主回蔡省亲，銮驾常在此地停歇，故取村名为省蔡庄。省蔡庄西有一自然村，借其意亦命名为西蔡庄，省蔡庄更名为东蔡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东蔡庄保留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以“高抬故事”和“二鬼摔跤”最具代表性。它们在社会生活的世代更替中，不断被后代复制，并且不断吸收新的文化因素，从而有效防止了民俗文化传承的中断，由此保持着文化和社会的连续性。从这个角度讲，“二鬼摔跤”发挥着自身维系社会文化生活相对稳定的功能。同时，在每年正月初五，“为了酬谢神灵对世人生活的照拂，期盼未来生活的平安和美好，同时也是为了表达特殊时刻的喜悦、兴奋心情，”东蔡庄的“社火”组织都会照例组织民俗表演活动，十里八乡的群众都会前来观看。村民们会提前一个月来筹备这场盛会，对参加各种民俗表演活动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届时他们又会向亲朋好友介绍“二鬼摔跤”等民俗活动，在讲述中体现着民众对“二鬼摔跤”的认同，对当地民俗文化的认同，一种特定的集体心理也因此被维系和强化。2、调节社会生活东蔡庄“二鬼摔跤”是人们生活的调节剂。无论是青面獠牙的“二鬼”，还是形似真人的“二鬼”，都能够在表演时引人发笑。尤其是在它驱邪祈福的功能弱化之后，“二鬼摔跤”便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的一项娱乐活动，其娱乐功能显而易见。此外，“二鬼摔跤”也有使民众的情感得到宣泄的功能。“人类社会中，个体的生物本能在群体中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无论是肉体行为压抑，还是心理压抑，对人来说都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宣泄，一旦积郁起来集中爆发，其后果不堪设想。”从整体上看，东蔡庄正月初五的春节庙会本就是一场农民大众的狂欢。在平日的生活中，人们一方面要从事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又要应对生活中的诸多事务，并没有太多的闲暇时间。而到了年关，没有了太多的农活儿，人们也开始停下来对即将过去的一年进行盘点，这也是一年中人们放松和休息的最好契机。也正是在这时，村民们才会有空闲去张罗和准备民俗表演。庙会上鼓声震天，秧歌、高跷、旱船表演应有尽有。作为压轴节目的“二鬼摔跤”，一出场便能够引起观众们的轰动，表演过程更是伴随着阵阵的掌声、欢笑声和叫好声。这使得民众的心理能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
五、结语
河南偃师东蔡庄“二鬼摔跤”是当地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民间绝技。在其传统而富有地域特色的道具制作工艺和表演形态中，体现着东蔡庄“二鬼摔跤”所具有的稳定性、变异性、地域性、融汇性和服务性等民俗文化特征。而其社会功能经历由驱鬼除邪向维系社会文化和民众情感、调节社会生活的转变，又表明东蔡庄“二鬼摔跤”的发展必须与民众的需求和社会的发展相契合，才能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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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俗文化；体育休闲活动；中老年；潮汕
随着社会改革和转型背景下，社会老龄化不可避免地到来，中老年人的体育休闲活动状况间接反馈着区域性社会生产力的稳定情况及转入老年后生活质量与社会健康等问题。潮汕独特的地理环境、民俗观念和信仰，造就了潮汕民众独特的民俗心理特征和行为习惯。在民俗文化的影响下中老年人群对休闲体育的参与现状有什么特点？研究潮汕中老年人的体育休闲活动现状与特点，可以为研究潮汕地区中老年人体育工作提供理论参考依据，同时为进一步研究潮汕休闲民俗体育文化提供借鉴。
1研究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潮汕籍民众与广东省其他地区民众41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查阅关于潮汕民俗文化、体育价值取向、休闲体育等方面的资料，确定研究方向。1.2.2问卷调查法：本课题问卷根据为广东省体育局《潮汕民俗舞龙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对潮汕四市（潮州、汕头、揭阳和汕尾）和广东省其他地级市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发放回收812份调查问卷中，抽取41岁以上中老年人问卷293份。其中来自城镇的居民占34.13%，来自乡村的民众占65.87%，男性占60.41%，女性39.59%。其中潮汕196份，珠三角34份，广东边远城市及省外问卷63份。问卷经过重测法，随机抽取20名调查对象，在问卷回收后第三周重测，重测信度达89.66%。1.2.3数据统计法：采用EXCEL和卡方检验，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整理。1.2.4逻辑分析法：对搜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独特的潮汕民俗文化特点分析
潮汕地处广东东北部，位于国防门户，远离省城的东北边陲。潮汕居民是古代的东夷人，闽粤人、南粤人，不断从东北和福建迁入的移民构成。[1]历代不断南迁的北方移民使得潮汕平原不堪重负。北方中原移民带来了中原儒家文化和后期形成的海洋文化千百年来不断地晕染，形成了现代独具特色的潮汕民俗文化。[2]中华的儒家文化在潮汕地区保存完好，在独特的潮汕地理环境和民俗民风晕染下又展现了独特的风格。2.1.1潮汕民俗文化具有传统的农耕文化特性：浓厚的乡土地域性，强烈的血缘意识区域性是由于长期的地理环境造成不同文化形态的原因，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和基本特征。古代中原移民带着中原正统的农耕、狩猎的文化在潮汕地区占有相当的比重和地位[3]。近代潮汕人多地少，潮汕人非常依赖有限的土地资源，他们安土重迁，注重血缘和地缘，地理环境的原因导致聚族而居的封闭性和远在他乡时对同乡关系的重视。受传统的农耕文化影响，潮汕地区有着严重的性别歧视，男人是氏族中的香火，是家族的顶梁柱，男人的数量越多，则这个姓氏族群人丁兴旺，在地区中越有势力，有地位。[4]2.1.2潮汕民俗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特性潮汕地区水系资源丰富，山区河流密布，平原河网纵横，湖泊交错，[5]漫长的海岸线也为潮汕人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地势的原因，人多地少的潮汕地区历来有很多迁移海外的侨胞。潮商是潮汕地区最明显的海洋文化的产物。因此海洋对潮汕地区人民的影响是深远的，培养了潮汕民众敢闯敢拼，能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同时由于历代水灾、旱灾在诸灾害中的危害最甚，科学知识落后的古代潮汕人把希望都寄托在神明上，信神至诚，因此，直至现代，潮地所祀的地方神灵，尤以祀奉安济圣王(水神)、风雨圣者(风雨神)为盛[3]。2.1.3具有严格保守的民俗规约性潮汕地区各个地方的民俗都有固定的民俗规约：有固定的祭祀展演日期、模式和独特的传承方式，一切均围绕着祭祀时“悦神”的需要而进行，这种民俗规约不见文字的记载，但整个姓氏或族人都孰能知晓，并且能自觉按照这样的规约严格遵守，世代更替，传承了千百年。潮汕各地区的民俗传承至今仅是靠氏族头领的言传身教。氏族的头领是氏族里非常有名望的长辈，他们是氏族里没有官印的权威人物，几乎他们的行为就是模范，他们在民俗活动中的言行就是氏族在祭祀中不可触犯的规约，在他们手里似乎有一把看不见的权杖，一代传一代[4]。
2.2潮汕中老年人群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概况与特征
2.2.1潮汕中老年人群参与休闲体育活动项目分布概况从表1可以看出，潮汕中年人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项目多达26个，其中现代体育项目比较集中在羽毛球、骑自行车和篮球等项目，以个人项目居多。而民俗体育项目则集中在拔河舞龙、龙舟和武术太极拳等项目，以团体性项目居多。老年人参与现代休闲体育项目较多集中在中长跑、骑自行车和羽毛球等个人项目，民俗体育项目则更集中在舞龙、龙舟和打秋千等团体性项目。我们可以发现中年人在工作日与周末业余时间参与民俗体育项目的训练活动，而老年人参与民俗体育活动都集中在年俗节庆的小长假。这种情况与其他大城市中老年人的活动比较，参与现代项目的情况较为相似，如慢跑、骑自行车、羽毛球等，但潮汕中老年人群更多地参与民俗体育休闲活动，如舞龙、划龙舟、打秋千、武术等项目[6]。为比较潮汕中老年人群和不同地区中老年人群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不同，把珠三角和广东其他边远城市的中老年人群的情况做为比较数据。在所有参与的293个调查对象中，在41-60岁中年的人群中，每周参与一次体育活动的人数的比例，三个地区有显著性差异，K=6.75，0.01＜P＜0.05,潮汕中老年人群的比例最小，为17.33%。在60岁以上老年的人群中，每周参加2-3次体育锻炼各地区人数比率有显著性差异，潮汕所占比例最小，仅占26.09%，而珠三角老年人比率最高，达70%。当把数据合并起来，发现珠三角老年人群每周2次与2次以上体育锻炼的达80%，而潮汕老年人减少为43.48%，而每周参与一次到一次以下的比例上升为56.52%。见表2。纵向比较以上数据，三个地区中老年人随着年龄越大，呈现出不同的升降态势：生活节奏比较慢的潮汕地区的人群年龄越大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越小，而在工作生活节奏比较快的珠三角地区，年龄越大的人群，参与体育锻炼的比率呈现大幅上升。显然，在老年人群，生活与工作的节奏已经不是影响体育休闲频率的主要因素。其他边远城市的中老年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锻炼频率也有所回升，可见地区经济状况也不是决定人群参与休闲体育频率的主要原因。中老年人群经历的年代较久远，接受地方的文化熏陶更长久，参与体育休闲数据的差异可能是地方民俗文化和价值观不同造成。2.2.3潮汕中老年民众参与体育活动的时间分布研究数据显示（表3），三个地区的中老年在工作日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小长假参与体育休闲活动没有显著性差异。潮汕民众e（中年）年龄段进行休闲体育活动大多集中在工作日的业余时间和周末的时间，而节日长假参与体育活动的人数所占比例较小，f（老年）年龄段的活动时间大多集中在周末业余时间。2.2.4潮汕中老年人群参与其他地区中老年人群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陪伴比较为了更清晰地比较各地区中老年人群活动参与的数据变化，把各个年龄段的活动陪伴的数据罗列出来，进行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从三个地区的数据比对分析发现，三个地区的青壮年、中年和老年年龄段的人群更倾向于和和家人与亲友一起参与休闲体育活动。其中青少年年龄段的活动陪伴有显著性差异，潮汕青年人更多地选择与朋友参与休闲体育活动。详见表4。亲友一起参加，D随意和陌生人组合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广东三个地区的人群在选择休闲体育的陪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青少年人群更多地选择与朋友一起参与休闲体育活动，青壮年、中年、和老年人则更多地选择和家人、亲戚朋友一起参与休闲体育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潮汕地区的人群随着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和家人亲戚朋友一起参与休闲活动，虽然数据没有呈现显著性差异，但这种数据呈现越来越大的差距，可能是由于研究对象数量相对较少导致的这种差异不明显。从以上数据的变化，可以隐约看到，潮汕人中老年人群更具有强烈的血缘意识，中老年人群参与休闲体育活动时伙伴的选择更倾向于亲戚家族成员作为陪伴。从本课题的大数据显示，潮汕青少年与其他地区的青少年参与休闲体育的特点大致相同，这可能是在全国统一的教育方针与作息制度作用下的结果。从潮汕中老年人的数据的不同趋势，可以看到不同区域性的不同的参与特点。民俗文化不同，造成了价值观的不同，直接影响到体育价值取向的不同，为了研究这种数据差异的根源，不妨回到潮汕民俗文化的根源来探讨造成这种体育参与现象不同的原因。用占据主要思想的儒家的体育观来解释潮汕中老年人群的休闲体育参与现象。在儒家的体育观里，以内省、内悟、内观为手段，重视体育对个人品质和素质的塑造价值，自身的道德修养价值，关注调身、调心，[5]通过身体的整体动作，来调整内在的气质、品格和精神修养，[6]；在“中庸平和”的儒家文化背景下，便会会出现“胜亦可喜，败则无忧”的胜负观，以和为贵，维持和协调人与己、人与群体、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因此潮汕人在项目的选择上更多地选择儒雅、表演性质和团体项目，例如：武术中的太极拳、气功、舞龙、英歌舞等项目；随着年龄越大，潮汕人越来越重视家族姓氏和血缘的关系，越来越倾向于家族化的活动；潮汕民众重经验，追求稳定、不求变化、知足常乐，[6]因此在儒雅的价值观里，潮汕人在身体健康允许的状态下，更倾向于选择儒雅的个人品质和素质的提高方式，如美术、书法、或者是潮乐等，休闲体育并不是人们休闲的第一选择；而参与休闲体育的主要动力更显现在岁时节庆的民俗祭祀活动中以悦神为目的的民俗祭祀舞蹈，例如：岁时节庆祭祀的舞龙、舞狮、布马舞等大型的民俗体育活动。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3.1.1潮汕民俗文化是以中华儒家文化为主流，具有浓厚的乡土地域性、强烈的地缘意识和血缘意识的农耕文化特性；具有海洋文化特性；具有严格保守的民俗规约性。3.1.2潮汕中老年人参与休闲体育体育有如下特点：休闲体育项目主要集中在羽毛球、中长跑、骑自行车和篮球等项目，参与民俗体育项目主要是舞龙、龙舟、拔河和武术太极拳等民俗休闲体育团体项目；潮汕中老年人群参与随着年龄越大，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越小；潮汕中老年人群倾向于民俗活动中具有悦神功能的“祭祀”舞蹈；随着年龄越大，潮汕民众越倾向于参加家族性团体的休闲活动。3.1.3潮汕中老年人群倾向于休闲体育对个人品质和素质塑造的价值；注重族群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维护族群间的团结与稳定，打造和谐社会的价值功能，；倾向于儒雅、稳定、知足常乐，调节生活娱乐身心的价值功能。
3.2建议
潮汕民俗文化是在潮汕地区开展休闲体育活动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项目的选择、组织形式、参与方式等做到结合地方民俗特色灵活应用；在中老年人大力宣传体育休闲的价值与积极健康的休闲方式，培育休闲体育活动的良好氛围；在组织休闲体育活动时，应吸取地方民俗体育活动的精华，剔除糟粕，运用科学的表演方式和训练方法，引导中老年人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在组织中老年人参与体育活动时应考虑中老年人年龄段的特点，在中年人群多开展形式多样的现代休闲体育项目，而中老年人群则应多开展简单易行的个人项目，比如羽毛球、骑自行车、中长跑等，开展民俗体育活动可以考虑应季应时地开展舞龙、龙舟等团体性项目；在开展休闲体育活动时，应充分利用工作日及周末时间开展短期的体育休闲活动，大力开发节假日长假的休闲体育市场。这样结合地方民俗特色开展民间休闲体育活动才能有效地，更广泛地得到民众的支持，效应会更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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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特征范文第3篇
作为支配中国古代雕塑发展进程的两大支柱，服务于宗教教化需要的造像与服务于丧葬需要的陵墓、明器雕塑，构成了中国本土雕塑体系的主体部分。然而，至明清时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与社会思想的转变，这两类雕塑日渐式微，无论是在质上还是量上都已远不及前代。近代以后，封建王朝的灭亡直接导致了大型造像活动的戛然而止，加之来势汹汹的西方雕塑的影响，使得中国本土雕塑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以至于如今“古代雕塑”一词已俨然成为中国本土雕塑的代名词。有人就此提出疑问，是否中国本土雕塑已死？其实未必！抛开当下众多学者与雕塑家对传统文化与审美精神的重拾不谈，单是目前在全国各地仍旧散发着活力的各类民间雕塑就已证明，中国本土雕塑依然拥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事实上，民间雕塑如今最能够体现出中国本土雕塑的精髓，反映出“中华民族艺术传统的文化心理基础”，这不仅是因为民间雕塑始终贯穿于中国本土雕塑的发展脉络之中，更是因为它始终与社会民众的生存、生活息息相关。相对宗教造像或陵墓雕塑而言，民间雕塑带有强烈的世俗化特征，它与以统治阶级、文人精英为主体的主流艺术形态有着明显的区别。“民间”二字，意指“民众之间的”或“非官方的”，也就是俗话说的“老百姓的”，这说明民间雕塑与上层建筑无关，与官方意识形态无关，而是为满足以各民族劳动者为主体的普通民众的生存信仰和日常生活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逐渐形成并得到传承的一种文化形态。因此，当封建社会的没落成为造成宗教造像与陵墓雕塑衰亡的直接原因时，民间雕塑不仅未受到不利影响，反而愈加繁荣。
民间雕塑的这种文化特征首先体现在其民俗性上。民间雕塑的制作往往与某种礼仪习俗、民间信仰或风土人情高度契合，因习俗的需要而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归根结底，它属于民俗活动的一部分，本质上与重阳节时登高望远、女子出嫁跨火盆一样，都是一种纯粹的民俗行为，只不过民间雕塑是以一种实物的形式作为民俗的载体。例如，在陕西、山西及河南一带有这样一种风俗，即当地百姓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打制一种被称为“拴娃狮”的小型石狮，并将其放置在炕头，夜间用红头绳将之与孩童的腿部拴在一起，如此，便能够让孩童免受邪崇鬼怪侵扰。大量类似于“拴娃狮”的民间雕塑作品就是这样通过民间信仰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发生了联系。又如，流行于北方地区的面塑，其产生也与民俗礼仪有着深刻的联系。面塑也称为“面花”“礼馍”，是用麦面制作的、可食用的一种艺术样式，在遇节令、祭祀时作为供品使用。在山西一带，当地老百姓在春节期间要制作“枣山馍”祭祀灶神：端午节时，长辈要制作象征辟邪镇毒的“艾虎花馍”送给晚辈；寒食节时，还会制作“子推燕”来纪念晋国贤臣介子推……这些品类繁多的面塑作品既有具象的动物造型，也有高度抽象化的花饰，但无一例外地都是属于当地民俗活动的一部分。所以，民间雕塑尽管种类繁多，赏玩性、装饰性作品比比皆是，但若考虑到它与民俗信仰、民俗活动的紧密联系，恐怕将之称作“民俗雕塑”更能够说明其本质，而其中蕴含的民俗性也是民间雕塑能够长盛不衰的最根本原因。
其次，民间雕塑作品的创作主体和服务对象也与其他雕塑作品有着很大区别。在创作主体方面，以宗教造像和陵墓雕塑为代表的宫廷美术与官方美术，其制作人员也是由来自民间的工匠组成，但真正负责设计和主持的往往是来自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专门人才或官员，民间工匠在这些活动中大多只是承担施工的任务，而没有话语权和主导权。民间雕塑则不然，从构思、设计到制作，其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工匠自己手中，注重的是普通民众这个群体的集体意志的充分表达。值得注意的是，民间雕塑的创作人员并非全是专业的工匠和手工艺人，很多作品甚至是出自普通农民和劳动群众之手，他们往往只是将雕塑创作当做自己的一个副业或是业余爱好来进行。如前文中提到的面塑，大多是由普通的家庭主妇充当主创人员。而最为典型的是在河南淮阳一带流行的“泥泥狗”，造型原始古朴，由于制作上不需要太复杂的专业技巧，于是当地农民便利用农闲时间在自家制作，庙会期间就担到街上设摊贩卖，而购买者也以当地老百姓为主。这说明，在服务对象方面，民间雕塑属于纯粹的自产自销的模式，在民间产生，在民间流转，同时也是在民间传承和发展。而其自产自销的特点也决定了民间雕塑可以不同于宗教遗像和陵墓雕塑那样受到繁缛的宗教礼仪和陵寝制度的约束。
从事民间雕塑的创作，因为无须对宗教事务或统治阶级负责，所以又带有一抹自娱自乐的色彩。两宋以后，中国本土雕塑的世俗化倾向就开始愈发明显，民间雕塑也因此得到了更大的发挥空间，这一点在民间雕塑的题材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民间雕塑要想获得老百姓的认同和喜爱，其题材必须符合他们的文化层次并满足他们的文化需要，因而民间雕塑中有大量表现世俗生活、小说戏曲、历史传说的作品。这些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也都十分单纯而朴实，其目的不是让老百姓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深究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哲理，而是使老百姓在轻松享受这些作品带来的视觉愉悦的同时，也满足了相应的心理需求。
此外，民间雕塑与其他类型的雕塑作品相比，还表现出将艺术的审美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倾向，甚至很多作品本身就是老百姓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民俗用品等实用物。如南方地区常见的傩戏面具，它就是源自于一种宗教祭祀用品。古代逐鬼驱邪举行巫术仪式时，祭师必须头戴面具以示与人间切断联系而得到与天神沟通的能力。这种面具—般由柳木或白杨木雕刻而成，造型和表现手法则根据不同的角色灵活变化，为了加强视觉效果，制作者往往还会使用一些现成品拼贴在面具上，并绘上颜色，从而造就了傩戏面具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除此以外，民间雕塑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是依附于器物、工具、建筑的配饰，尽管民间艺人和工匠在制作这些物品时并非是从主观上进行艺术创作的，但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却是那些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劳苦大众在艰难谋生的同时仍对生活充满希望、对美的事物积极追求的精神面貌与理想。
因为民间雕塑是顺应民俗文化需要而产生的，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又不尽相同：再者，由于民间雕塑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民间大众的一种自产自销、自娱自乐的自发性活动，因此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规范来约束，民间雕塑从而有着比其他雕塑作品更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由此促使民间雕塑艺术风格的形成带有浓郁的乡土特色、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如西北地区的民间雕塑作品，在造型上往往是在把握对象大体形态的基础上，进行大刀阔斧的体块切割处理，具有一种古朴、稚拙的美感，从而反映出西北人民豪迈、粗犷的性格特征；而江浙一带的民间雕塑作品更偏向华美、细腻的风格，制作上往往是精雕细刻出层次繁复的宏大场面。此外，各地域、各民族的民间雕塑在主题上往往还带有十分明显的本地或本民族原始信仰、图腾崇拜的色彩。例如，乌江流域的民间雕塑就主要以表现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及生殖崇拜等为特色。尤其是该地区的建筑装饰雕塑，至今仍留存有大量的牛角、宝塔造型的作品，这显然与当地苗族的民族信仰有着直接关系。民间雕塑的民族性、地域性特点使其在中国本土雕塑体系中显得最具活力，并与呈现高度模式化和程式化的宗教雕塑、陵墓雕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民间雕塑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本土雕塑主体部分消亡之后继续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并得到持续发展，不仅是因为它作为传统雕塑的一种类型分支，本身就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大范畴，从而继承并发扬了中国传统雕塑的精华：更是因为，不同于宗教造像和陵墓雕塑，民间雕塑植根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民族群体与文化继续存在，它就能够得到传承与发展。当然，随着时代的前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民间雕塑是否能够在当下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屹立不倒，仍旧是未知的，这就不得不需要引起雕塑工作者、学者乃至普通民众等各方面的重视，而如何发掘、保护、传承并发展民间雕塑便是我们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注释：
民俗文化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俗语
汉民族 本土文化 价值取向
在语言这个符号系统中，俗语是一种以极少的文字反映多信息的语言形式，言简意赅是它的优势。它是“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简练而形象化，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反映人民的生活经验和愿望。”因此，它又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拥有了一大批使用者和传播者。它不是某个专家学者书斋里苦思冥想出来的产物，而是广大人民在生活中用集体的智慧创造出来的，民族文化土壤中培植出来的一朵奇葩。因此，在俗语这个简洁的形式里面，就希杰先生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的手段，是社会的窗口，是个人心灵的镜子，是古代生活的活化石。”俗语作为语言的一种形式，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活化石的重任。
一、俗语语言形式的选择就是一种本土文化的折射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语言本身就是信息，这信息就是民族文化积淀。”汉语俗语在语言形式的选择上，就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也就是说汉民族的思维模式、审美情趣、哲学思想等，都在俗语的语言形式上留下了或隐或现的烙印。
1、俗语重形象的表现形式，体现了汉民族偏重表象的思维是一种近乎“形象思维”的模式。这不是说汉民族的思维品质不好，或是汉民族的原始思维模式就是建立在“观物取象”的基础上的，汉民族习惯于以感性的成分就占了优势，而理性的成分就显得薄弱了些。这种思维的模式体现在俗语的语言形式上就是：强调形式的完整性，语义的形象性。
俗语是“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在结构形式上，俗语具有比较完整的句子结构。如“识时务者为俊杰”，主谓宾齐整；“吃了砒霜药老虎”，是个连谓语句。甚至还有紧缩复句形式的俗语，如“上梁不正下梁歪”、“日间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俗语在语义的传递时，特别注意语义形象性，俗语的形象性往往是通过运用各种修辞手段来实现的。如“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是通过比喻手法，比喻不管什么样的坏人，都有一样的坏。用“乌鸦”来比喻黑心肝的坏人，再形象不过。“大丈夫顶天立地”是通过夸张的手法，形容有志气有作为的人形象高大，气概豪迈。“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是旧时佛家劝告人行善改恶的口头语，它通过对偶的形式，告诫人们做好事就有好报应，做坏事就有恶报应。“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臭皮匠”、“诸葛亮”又是使用的借代手法，“臭皮匠”代平常之人，“诸葛亮”代足智多谋者。其余如使用比拟手法的“庄稼不认爹和娘，功夫到自然强”；顶真手法的“林多水多，水多粮多”；使用摹状手法的“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使用双关手法的“要打当面鼓，莫敲背后锣”。又由于俗语是劳动者人民创造出来的，因此，俗语在词汇的选择上，也颇具平常心，大多选用朴实无华，平实易懂的词语，这样就使俗语更具平民风格，更平易近人，这也是俗语千百年来得以常兴不衰的原因之一。
2、汉民族这种重直觉，重整体的思维模式还体现在汉语的俗语中，词的独立性极差，词的意义，就词本身而言，在俗语中不能很好地独立展示，有的词义几乎全部丧失了它原有的意义，一条俗语的意义要用整体的、相对的宏观的目光去审视，而决不能用1加1等于2的思维方式套用到俗语的理解上。如果肤浅的用1加1等于2的模式去看俗语的话，那么我们所理解的俗语，仅仅是几个词义的迭加，而几个词义的简单迭加后所得出的俗语的含义，有时与俗语真正的含义风马牛不相及，充其量也只是非驴非马的怪物。如“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大河里有水小河里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等，这些俗语中词的个体符号意义在整条俗语的表现上，已显得微乎其微，读者必须用整体的、相对宏观的甚至要用哲学的眼光去审视，方能悟出其真谛来。
3、汉民族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汉民族喜爱四平八稳，以对称为美，喜欢成双成对，两两照应。表现在俗语的语言形式上，俗语以对偶句的形式出现的也占有很大的篇幅，如“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千尺有头，百尺有尾”、“不怕红脸关公，就怕抿嘴菩萨”等。在语音形式上，俗语讲究音律美，讲究顺口，便于一气呵成。俗语虽在平仄及韵律的要求上不如做诗词那么讲究，但广大人民在创造它时，由于大多数是口头代代相传，于是传来传去，留下顺口的，去掉拗口的，无意之中，就使得俗语意韵和谐，平仄有致，琅琅上口。如“祸到临头再念佛”、“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又如“太婆今年八十八，曾见东南阵头发”，押花韵，合发花辙：“死了张屠夫，不吃浑花猪”押模韵，合姑功辙：“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家之计在于和，一生之计在于勤”押痕韵，合人辰辙。
4、汉民族性格较为含蓄，说话不显山不露水，因此在俗语中，比喻、一语双关等修辞手法也广为运用，如：“爪儿只拣软处捏”是比喻那些专门欺侮弱小的事；“狗改不了吃屎”是比喻暗示人改不了做坏事的本性。“打开天窗说亮话”是使用双关手法，表层的意思要打开天窗透着光亮说话，实际上指不要遮遮掩掩地，要说明明白白的话。“包子有肉不在褶子上”，含蓄地告诫人们看问题要看实质，而不能只看外表。在诸多修辞方法的使用上，比喻又占绝对的优势，因为比喻既通俗易懂，又不失中国人重含蓄、委婉表达的性格特点，两全其美，一石二鸟何乐而不为？
5、汉语俗语的用词也反映了汉民族独特的本土特征，有些俗语，你不用去考证它是出自江南水乡，还是来自黄土高坡，俗语本身就外泄了它的春光。如“车到山前必有路”和“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两条俗语，其意义是一个指向，但从俗语的词语的选择上，前者是“车”与“山”，后者是“船”和“桥”，这些事物都带有明显的乡土地理特征，不用考证，便可知前者来自山区，后者出自水乡。再如“心急吃不了热馒头”与“心急吃了热汤圆”，二者的意义指向是一致的，但所选的事物一是“馒头”，北方人的主食；一是“汤圆”，南方人的爱物，特征鲜明。再如“深山里出鹞鹰，众人里出高人”、“大海里藏珍宝，群众中出英雄”、“哪样亲戚哪样待，哪样馍馍哪样菜”、“看风使舵，就水弯船”，这些俗语的意义指向大同小异，然而，所选事物却都带有浓烈的乡土气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定是出自渔家；“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大约出自樵夫之口；“大官吃大馍，小官吃小馍”是北方平民对官者的评论。这些，正好说明了俗语的平民性质，是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因此，在创造时无不打上独特的本土文化印记。
二、俗语反映了汉民族独特的本土文化心理
“语言对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语言负载着文化，传播着文化，也创造着文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语言，文化就像无根的浮萍，无法天长地久地存在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也是文化的忠实奴仆，它忠实地记录着为之服务的这个民族的一切。因此，从语言，尤其是被人民大众广为接受与流传的俗语中，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出汉民族独特的本土文化心理。
1、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中国从原始的奴隶社会起，在人与人之间就竖立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这就是残酷无情的阶级关系，这个屏障尤如人们心理上的万里长城，时时刻刻提醒人们，无人可以跨越，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要下功夫去研究，去协调的。因此“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秀才说书，见屠户说猪”这种圆滑的处理哲学便千古流传。“多载花少载刺，留着人情好办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朝中有人好做官”等。这些俗语，都是汉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通过几代人的实践，得出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代代相传，并不断总结、完善、发扬、光大，以至于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在，汉民族也不得不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抽出一定的时间、精力去研究周围的人，去研究如何与上、与下、与同仁们和睦相处。常听人感叹：活得真累，这个累不是生理上的累。生理上的累，中国人远不能和日本人相提并论。这个累，是心理上的累，这比生理上的累更来得累人，更不能自拔。这是汉民族特有的“墙”文化，也有称之为“麻将”文化使然。
2、汉民族一直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行为的基本价值原则，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观念的，而且特别强调礼，这就使汉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中，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以德报怨”、“自谦自卑”为心理基础的处事方式。“以德报怨”一直是正人君子们不倦追求的美德。而“自谦自卑”这种心理特征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古人“谦受益，满招损”的哲学思想。反映在俗语中如：“强中更有强中手”、“三人行必有我师”、“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知恩不报非君子，万古千秋作骂名”等。 转贴于
3、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又使汉民族的性格中增加一个颇具特色的“自足”性，其心理基础就是“知足常乐”。“人比人，气死人”，就看你怎么比，“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若这样一比，就心满意足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其实就是在没法与上相比时，为给自己的心理寻找一种平衡而使用的自我安慰法。这种自我安慰法若再向前跨上一步，那就是著名的“阿Q”精神胜利法。被人打了是“被儿子打了”，比不上别人，就“我的祖宗比你强”，被人欺侮了，而无力量对抗时，便“君子不记小人过”，这样一来，就使自己永远处于自我劝导、自我安慰、自我陶醉、自我胜利的良好状态之中。在这种状态中即使是碰上天灾人祸这样的大事，也能以“生死有命，宝贵在天”一推了之。然而正是这种“知足常乐”的小农文化，造成汉民族在某些时候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情性。
4、“在传统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中，一直是把‘和谐’或‘和气’当作最高的目标，以自然之和谐为真，以人人之和谐为美。”俗语“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两人和好，不用愁恼”、“家不和，外人欺”、“将相不和，国有大祸”、“夫妻不和，奸人作怪”，就充分反映了这一传统思想。汉民族崇尚天人合一，但更崇尚人人合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谐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而人和又是和谐的最高境界。要达到“和谐”的境界，并非易事，尤其在接人待物时，方式是不可不考虑的。汉民族寻找人和的最佳方式就是“中庸”，不偏人倚，不温不火，因此，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范便成了汉民族检点自己言行的规矩。然而，很多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和是重要的，争斗却也是难免的，舌头有时还会跟牙打架呢，在这种时候，君子们就必须牢记一个“忍”字，“小不忍则乱大谋”、“忍得一时忿，终身无烦恼”，“忍”之后便是退，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之后，便独善其身，修身养性。“当西方民族汲汲于向外探索，以发展世界，改造世界为获得自由的途径时，中国人则向内探求，以认识自身，完善自身为获得自由的途径。”这就是地道的中国人。
5、与“忍”很不和谐的是，在中国人的心理深处，时不时地闪烁出“面子”二字，这两个字常常使人们处于忍无可忍的二难境地。明明有些事退一步则海阔天空，然而一旦退了一步，便失去了面子，失去了面子便无脸面见人，这时汉文化弥漫于整个身心的汉民族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人的名，树的影”两者相依为命，缺一不可。因此“宁可身受苦，不叫脸受热”、“死要面子活受罪”，也是甘心情愿的事。更有甚者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其实，碎玉的作用有时远不如全瓦的作用大，何苦呢？争面子，从某个角度看是争虚名，争虚名是为了一时的虚荣，一时的痛快，这对一个务实的民族来说，实在是很不相称的，然而这却是“中国精神的纲领”，(鲁迅语)或者说这是汉民族的一种“气质”，为了保住“面子”，可以舍弃一切，甚至丢掉性命。
三、汉语俗语充斥了汉民族古色古香的各种价值取向
汉语俗语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肥沃的土壤中，因此，它散发了浓郁的民族气息，充斥了汉民族古色古香的各种价值取向。
1、汉民族在道德观的取向上是“宁死不下道”，德被汉民族列为教化之首。当然，对于不同的人群，其道德取向是不一致的，君有君德，臣有臣德，民有民德。即便是同一人群在不同的时代，对德的要求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例如：妇女的德在封建社会是“三从四德”，甚至是“无才便是德”，而在新时代则要求妇女的德是“自立、自强、自尊、自爱”。
2、在义利观的取向上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财是可贵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因此，有些人便见利忘义，“心为黄金黑，鳃为白酒红”，然而这些是为君子所不齿的，君子们认为“铁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君子要舍利取义，“宁可饿死，决不失节”，其精神可歌可泣，但广大的既非君子又非小人的老百姓对义利的取向还是“害人之事不为，非义之财不取”，只要取之有道，钱财总不是个坏东西。
3、在家乡观的取向上，汉民族是异常地依恋家乡，所谓“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父母在，不远游”、“穷家难舍，热土难离”，若在异乡碰上家乡人更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汉民族对家乡不仅是依恋，对家乡人更是倍加关照，“朝中有人好做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是一个真实的写照。有时，这种关照甚至置原则于不顾，“好狗护三邻，好汉护三村”，“裙带关系”这样的词语大概只有汉民族的理解最为深刻。
4、在处事观的取向上，汉民族讲究方圆。方既正，人要有正气，“不怕人不敬，就怕己不正”、“身正不怕影子斜”，甚至“宁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余”。然而一味地正，一味地方，难免锋芒毕露，得罪的人多了，做事难免到处碰壁，于是不得不在方之外，包裹上圆的外衣，这样“见着先生说书，见着屠夫说猪”、“出门看天气，说话看脸色”、“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某些人处理的座右铭。
5、对于美的价值取向上，汉民族崇尚人格美，崇尚对内在品格的塑造，所谓“包子有肉不在褶上”，褶子再多、再美，没有与之相称的内涵，这种包子是假大空。而内涵如若丰富多彩，那么外在褶子多少，美丑都是次要的东西。“与其修辞容貌，不如修正胸怀”，这正是符合汉民族求真务实的特性。
以上，只是一些粗浅的分析，其实俗语所蕴含的内容，所折射的思想，所承载的信息还是远远不止这些，说一部俗语辞典就是一部“百科全书”是绝不过分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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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斌.现代汉语.语文出版社，1981
9.张斌.中国俗文化.语文出版社，1983
民俗文化特征范文第5篇
一、民族民俗文化的价值
所谓民俗，就是民众的一种独特的、重复的生活方式，来自民间，生存于民间。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的自由自觉的交往活动中所积累和沉淀下来的具有继承性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传统。它包括生产与生活习俗、游艺竞技习俗、礼仪制度习俗、社会组织习俗、民间文学艺术等。民俗文化以多样的表现形式和传播载体，深深地渗入在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衣食住行到民族兴衰，天心民意，人间世象，无一不在民俗文化中得到折射。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留在现实中的记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每一个民俗背后都烙刻着那一个深深的记忆痕迹。在民俗文化中，“民”性、民族性、大?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酝酿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背景，这种民俗文化上的多样性，为我们研究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以及其他艺术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和实物的佐证，也是我们发展特色文化的重要资源。我国很多少数民族是民俗文化丰富的地区，且多处于自然存在状态。这一原生态的民俗文化特征，一方面使它具有了独特的文化研究价值和文化开发利用价值，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和失散。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目前一些地区对民俗、民族文化的保护力度不够，使其资源处于艰难的境地，加之外来强势文化的渗透，对这些别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许多地区的人们已经在服饰、建筑、风俗习惯等方面逐渐淡化，不少民俗资源已经改变了原有的文化特征，有些甚至濒临消失。有效地保护、合理地开发和更好地利用民俗文化资源推动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史许多拥有这些资源的地区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民族民俗文化对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意义
1.民族民俗文化的地位
中国史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和积累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让我们得以从中追寻到祖先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足迹。民俗文化作为我们的母体文化，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道德传统、个性特征乃至民族凝聚力、亲和力的载体。民族民俗文化作为民族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以其社会性、多样性、地域性、传承性、变异性、时代性等特征，丰富的内涵和多彩的形态为我们展现着民族发展的历程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发展文化事业，推进民族地方文化产业建设的重要资源。
2.民族民俗文化在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民族民俗文化在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中的作用及其工作意义是深远的，图书馆应该努力做好民族民俗文化实物搜集、整理、保存与开发利用工作，这是创特色馆藏、特色服务的重要途径。
民族民俗文化的搜集工作重要性，还体现在它能为地方决策机构提供科学参考依据。在当前改革开放大环境下，如何利用本地区特有的优势来振兴地方经济，成为各地政府部门优先考虑的课题。因此，各地政府在制定各种发展规划时，必须充分了解本地区自然环境、资源状况、各产业部门特点，民族风俗、文化以及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成就、经验、教训和社会各个领域的重大进展信息，分析得失，地方文献正是这些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保护和弘扬民族民俗文化是图书馆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民族民俗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具有巨大的塑造、规范、引导和凝聚作用。民族民俗文化记录和反映的是这一地区的民族风俗、风情、民族人文景观。民族的风俗文化对于同一家乡的人来说格外有亲切感，感染力、说服力特别强，从而激发他们爱祖国、爱家乡，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力量。搜集、整理民族民俗文化，为合理开发利用当地民俗文化提供详实的资料，是图书馆文献工作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责。民族民俗文化是反映当地民族一定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情况的文献资料。对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建设特色文化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怎样做好民族民俗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1.从事收集整理民族民俗文化整理的图书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搜集资料是一项十分艰苦、细致的工作，因此，首先要建立一支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有一定分析鉴别能力，有扎扎实实、埋头苦干、不图虚名、不怕吃苦的实干精神，热爱图书馆事业、具有奉献建设的搜集资料队伍。这支队伍在征集地方民族文献工作中，首先要具备高度的使命感和奉献精神，要了解民族风俗文化对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认识征集民族风俗文化资料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地向社会宣传征集民族风俗文化资料。主动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征集民族风俗文化的工作，介绍征集民族风俗文化的范围、内容及其重要性，有政府主持征集地方民族文献的工作落到实处。
2.收集整理民族民俗文化资料的途径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