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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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非与现代化必然背道而驰。儒家思想在经过清理、改造、转化之后是能够与西方市民法文化结合的。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应走中西文化结合之路，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为法治模式的形成培育出适合它成长的文化土壤。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台，立法以相当快的速度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但遗憾的是，人们发现对社会关系行使基本职能的仍然是一些传统的机制，构建起来的法律体系没有完全融人我们的现实。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曾任民国政府司法顾问的美国法学家庞德就曾告诫中国法律专家不要无限度追求立法层次上的西化，西方法制是有一套功能要件与之配合的。梁治平先生也说道:“因了观念的不同，一种技术既可能‘物尽其用’，也可能‘形同虚设’。所以历史上凡割裂两者，只要技术，全不顾观念者，没有不失败的。”所谓的法律现代化，并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转型或法律操作技术的进步，也并非是简单地向西方国家法律制度认同的过程，在它其间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的不同价值趋向和模式选择，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川。仅有制度的引进和移植，而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内在条件、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被引进和移植的制度是很难“存活”的。法律的接受须与中国的内在文化相契合，为此必须对传统法文化予以准确的定位，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法律资源之间的关系，完成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一、传统法律文化的定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儒家伦理为内核，产生并服务于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儒家以“礼”作为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礼的主要功能在于“别贵贱、序尊卑”，汉朝确立儒家的独尊地位，礼融进了诸子学说中的可取成分，成为“礼教”，并进而成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推导立法、司法的原则和理论依据，其要旨即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由此衍生的“亲亲”、“尊尊”的政治伦理原理。
“亲亲”、“尊尊”确立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宗法等级秩序，使古代法成为等级的、身份的法。“天人合一”的和合伦理，道德教化所产生的“礼让”则产生厌讼、无讼的传统。儒家思想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发挥至极致，被所利用，形成所谓的政治文化，成为专制政治的附属品，丧失了评判、矫正政治现实的功能。有学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格格不人，严重阻滞着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权利的实现”，甚至认为当前所出现的“道德滑坡、法律松驰、司法腐败是传统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症状”。将当前所出现的社会问题完全归咎于儒家伦理。恐怕儒家文化背负不了如此之大的罪名。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诚如先生所说，旧的制约机制—礼治秩序被打破，新的制约机制未建立。大量权力行使处于真空状态，法律至上原则落空。这种对儒家文化予以彻底否定的观点与德国法律社会学家韦伯的理论不谋而合。韦伯认为儒家思想缺乏基督新教的伦理精神，因而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使西方逐步通向现代化道路的“工具理性”则是中国没有的，这种将儒学与现代化、法治对立起来的观点从理论上、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从理论上说，即使儒家思想不能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大树，并不能说明它必然与现代化社会绝缘(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或资本主义)，也不能说明它必然与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有事实为证，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腾飞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儒家思想与现代化、法治并非水火不容。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政府高效廉洁，社会秩序稳定、社会成员文明礼貌。“新加坡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同时，扬弃了西方文明中可能导致混乱、破坏和谐的一面，转而从东方文明尤其是儒家思想中发掘出可利用的资源，在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中注人了东方的伦理精神和人文内涵。”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并非与现代化必然背道而驰。相反，儒家思想有其积极、合理的因素，儒家思想在经过清理、改造后，能够转化为有利的时代精神，达到使传统与现代，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互动互补。
所谓使儒家文化做创造性的转化，实际上就是通过对儒学的现代诊释，发掘、弘扬与现代化相协调的思想，批评、避免与现代化相矛盾的思想。
二、儒家文化的现代性意义
在谈到传统儒家文化的现代性意义时，我们先对中西方法文化进行简单的比较。
西方法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市民法文化，它把一切人际关系统统视为市民关系，视为契约的产物，这种冷冰冰的契约在带来平等、权利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方社会人际关系的冷漠、亲情的淡漠。追求自由、个性张扬的个人主义在促进社会进步、个人潜质的发挥同时，也带来贫富悬殊，对环境的破坏和向外扩张的侵略意识，对人权的过分保护，则导致对犯罪的控制力度减弱，司法效率有限甚至低下，犯罪猖撅。
再来看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如上文所说，传统法文化是礼治文化，伦理文化，将一切人际关系视为家人，亲属之间的关系。家国一体，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相通。“亲亲尊尊”是其核心原则。“亲亲”要求在家族范围内，人人皆要亲其亲，长其长，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亲亲父为首”全体家庭成员以父家长为中心。“尊尊”即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尊敬一切应该尊敬的人，君臣、上下、贵贱应倍守名分，一切臣民应以君主为中心，即所谓“尊尊君为首”。
“亲亲尊尊”的确是对等级秩序的维护，但它也有重视亲情、重视家庭的一面，只要将它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不把它发展为“亲亲得相首匿”、“以亲害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是积极的。“亲亲尊尊”强调亲属之爱的崇高性、正当性，反对以物欲害亲情，主张国家政治应像家庭生活一样有人情味，主张给人们更多的保护亲属的权利，主张责成人们以更多的敬爱亲属的义务，这种思想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再来看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观。“天人合一”讲究“和为贵”，不尚争斗，强调整体的和谐甚于一切，法律的尊严服务于“天人合一”的整体利益，认为为自己或他人的公正而斗争是直接与一种自然的、道德的人生态度相对立。因为这一行为破坏了关于自然和谐的假设，仁慈和谦恭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合宜手段，造成了无诉的价值取向和忍让、屈从、不尚争斗的民族性，但是同样的只要不将“天人合一”夸大至极端，而只取其合理的一面或赋予其新的含义，是可取的。“天人合一”将人、自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保持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这对维护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只要不把“天人合一”解释为为了和谐而无限度牺牲个人正当权益，不把“仁慈、谦恭”变为无条件的忍让、曲从，而把它控制在一定的度内，它是合理的，自由是法的目标，和谐、秩序也是法的基木价值。
儒家思想也注重修身养性、道德教化，其目的在于塑造圣人般的理想人格，由“内圣而开外王”，如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但对内在道德过分偏重则走向了泛道德主义的极端。传统文化中对于人的内在德性的要求是应予积极肯定的，但要防止将道德的作用无限扩大，避免使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错位，只要将道德的作用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对德性的要求不是寄望于成圣成贤，而是做一个诚信的人，有独立品格的人，具备仁义、智慧等良好品性的人，那么儒家的修身养性在法治社会中是有现实意义的。毕竟“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道德力量的支撑，没有自律的充分保障，法律会成为单纯的规范形式而失去生根的基础。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意志薄弱者难免利令智昏，注重理想人格塑造的儒学可以作为人们的清醒剂，在一定程度上以独特的方式对人们行为予以引导、制约，弥补法律调整的不足，实现社会控制手段的互补。
通过对中西法文化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市民法文化与中国伦理法文化是各有优缺的。儒家伦理在经过改造、转化之后，在不牺牲法治的根本价值前提之下，可以矫西方文化之偏，建成“温馨而理性的法治模式”。中西法文化的结合，应当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之路。
三、出路
在对待法律文化的态度上，有学者指出“建设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文化改良，回归‘五四’，完成‘五四’未竟之业’。诚然，有其历史意义，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将民族屈辱和国家的落后归罪于儒家思想，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张全盘西化，但并不如五四先哲预期那样，全盘西化之路实际上是一条畸型之路，我们摒弃了本身优良的一面，但却不自觉地保留了坏的一面，我们吸收了西方最表面、最肤浅及最劣质的一面，却没有摄收最深层和最优秀的一面，如仿效西方民主选举形式，却没有法治的基础及其它机制去约束操纵选举行为。
正如前文所述，西方文化并非十全十美，西方社会如今也面临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枪支泛滥、人格分裂，暴力犯罪、吸毒等，“西方也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因为它自己也陷人深刻的思想贫困之中”。西化之路行不通，除了西方文化也存在缺陷之外，还在于“设计得再完美的体制和程序，如没有传统力量的支持，就难以有效运转，甚至难以为继”新法制如没有中国特色，是很难真正在中国有效。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实现法治的根基，轻视或否定自己文化根基是悲惨的事。
我们不能彻底否定自己的文化根基，但也不能走“中体西用”的老路子。“中体西用”不是以科学、理性和发展为标准去评价和取舍外来文化，而是以自己的传统为参照系，以维护传统为宗旨来对待外来文化，是狭隘的民族优越感滋生出来的盲目排外心态的表现，是自己政治上和经济上脆弱无能的表现。“体用论”最终导致的是中国法文化传统依然故我，新瓶仍然装着陈酒。
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我们生活在一个真正的品牌化时代。品牌名称是品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品牌的命名是一门高智慧、高价值的艺术。各个行业中都存在品牌中国化、传统化和民族化的例子。历史长河中的那些饱含文化的篇章能够在新的时代展示出其新的价值，使得品牌名称超越自身，上升到文化心理和市场新定位的层面。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品牌化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品牌竞争力强弱的对比。品牌名称是品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品牌日益国际化的时代中，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品牌主和消费者的认同。怎样让自己的品牌名称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记忆？如何在品牌名称中很好地融入企业自身的个性和文化精神？这是摆在品牌建设者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品牌名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美貌只在于名字，名叫拴凤和婉婷的女子给人的印象差别悬殊。在市场营销中最重要的决策是如何给产品起名字。《圣经》中说：“宁择好名，不选巨财。”选一个好名字，品牌可能会名利双收。强生公司的一本小册子上写道：“我们公司的名称和商标是我们迄今为止最有价值的资产。”正如《定位》一书中所讲到，“在顾客大脑中，名称是把品牌挂在产品阶梯上的一把钩子。”
走向世界怎能没有中国自己的特色？管理和技术可以学习模仿国外，但是中国自己的形象只能从自身挖掘。品牌名称就是形象建立的基础元素之一。品牌是和品牌名称和标志联系在一起的一套资产（或负债），它们可以增加（或减少）一个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中国人讲究文化含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留下了无数饱含文化的篇章，它们能够在新的时代展示出其新的价值。在进行品牌命名时充分考虑古代文学作品的民族文化性因素，不仅能够让消费者感受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向全世界，同时利用传统文化中那些熟知的词语，无疑是企业和品牌最恰当的广告宣传，使得品牌名称超越自身，上升到文化心理和市场新定位的层面。以国内外的运动品牌为例，我们可以看出，除却技术和产品设计方面的问题不谈，除了李宁、安踏、3610等品牌之外的大部分国产运动服装品牌存在的问题可以集中到品牌命名上，比如营销策略单一，过分依靠广告营销，并且广告主张浮夸，同时缺乏有效的品牌战略规划，在体育品牌赞助行为中缺乏与目标群体全面的沟通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品牌命名也是企业品牌战略的一个缩影。
一、适应品牌的全国推广和未来国际化的趋势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随着品牌资源配置的国际化、贸易国际化、资本国际化、生产国际化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政策、体制和技术标准的国际化、还有整体推广包装和品牌诉求对象的国际化。汉字品牌名称的国际化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字面翻译，而我国过去大部分品牌名称国际化时却往往犯这一错误。汉字名称的国际化方法应该遵循当代国际品牌的命名原理和方式，结合西方语言特点和国际品牌的特点，创造性的设计出既符合西方语言规则又符合国际品牌发展趋势的新品牌来。
各个行业中都存在品牌中国化、传统化和民族化的例子，尤其在餐饮、休闲为代表的服务行业和一些高消费产品的行业中。有的品牌名称将传统的文化与企业经营项目结合得很紧密。在水一方集团主要经营洗浴、桑拿、足疗、保健等休闲娱乐项目。“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经》的文化内涵将企业品牌经营项目诠释得淋漓尽致。湖北酒业的王牌稻花香将“酿成千倾稻花香”朴实的中国传统古文化演绎为具有深广的具有时代内涵的现代企业文化和品牌精神。消费者在享受品牌的同时，也品尝到了延伸产品的文化意义，深层次地体会到“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中的韵味。马兰拉面来源于一首民谣：“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儿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马兰拉面”这朵幸福之花的品牌精神就是勤劳和朴实。就像“马兰”花开同样需要用勤劳的双手去一点一滴地创造。另外还有很多，如锦江酒店、巴国布衣、陶然居、钓鱼台宾馆、海天、白云山等国内著名的品牌就是我们身边的生动的例子。
中国的品牌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可以借传统文化这艘大船出海，国外品牌在“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土化”中也大打传统文化牌。由于中西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国外品牌在进入中国的时候的都要考虑到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纽约的著名化妆品品牌revlon考虑其中文译名的时候下了相当大的工夫，最后的品牌名称翻译成露华浓，与李白诗句中“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面露华浓”的意境相当一致。用“露华浓”来点染花容，美丽的牡丹花在
晶莹的露水中显得更加艳冶，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化妆品品质的高贵。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雪佛莱、宝马、奔驰等等。诸如此类的案例不胜枚举。
二、有助于良好的品牌识别和品牌联想
好的品牌名称有助于消费者建立或保持的一组独特的品牌联想。包括功能上、情感上及自我表现上的利益。联想到品牌代表什么，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以及品牌对顾客的承诺。名称本身即是一个有价值的主张正如人的名字普遍带有某种寓意一样，品牌名称也应包含与产品或企业相关的寓意，让消费者能从中得到有关企业或产品的愉快联想，进而产生对品牌的认知或偏好。整合广告、价格、分销、包装、产品特性的努力传播品牌形象。
比如日本著名的化妆品品牌资生堂，最初是设在日本东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的一家西式药房，取名源自《易经》中的“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涵义为孕育新生命，创造新价值。1981年进入中国以来，通过运用资生堂的丰富经验和护肤品生产技术，在中国消费者中树立了上佳的美誉度，在市场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反观之中国国内的众多的化妆品生产商，品牌自身无特色，缺乏个性，低俗化味道从其品牌名称上表露无遗，另外媚洋和雷同的思想严重。“黛丽丝”“蒙娜丽莎”“红棉”“粤穗”“艳丽”。
这仅仅是国内众多行业中品牌名字雷同现象的冰山一角。我国语言词汇浩瀚如大海，五千年的文明博大精深，其中更有无数的绝妙好词，《诗经》300首，《全唐诗》4万多首，更有《史记》洋洋洒洒的50余万言，此类著作数不胜数，其间更有相当的富有趣味的坊间俚语，我们国内的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的品牌文化，结合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汲取灿烂的中华文化中无尽的精神财富。大家熟知的毛纺品牌“恒源祥”有着自己的故事，1927年，创始人沈莱舟成立了一家人造丝毛商店，取“恒罗百货，源发千祥”之意，于是有了店名“恒源祥”。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发展，恒源祥从最早的毛绒商店起家，演变至今涉及针织、服装服饰、家纺等领域的全球最大绒线产销公司。另一家国内大型的制衣集团——江苏的红豆集团。品牌取名来自于一首很流行甚广的诗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在品牌的传播过程中，王维的诗歌无疑就是红豆集团最恰当的广告宣传。诸如此类，通过对品牌名称和传统文化理念的结合打造的品牌，往往在进入市场之初便占有先机。享誉中外的中国名酒剑南春，原名剑南烧春。“剑南”，地处四川剑门关以南；“烧”是指工艺，以粮食酿制，即蒸馏；“春”是唐人对酒的雅称。剑南烧春又名“烧香春”或“生春”。唐代已流誉华夏，成为皇家专享的贡品。唐李肇《唐国史补》、宋李昕《太平广记》、元代宋伯仁《酒小史》中都有关于剑南春的文字记载。酱菜品牌“六必居”始建于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最初，这里是一家酒店，为保证酒味醇香甘美，这家作坊曾制订了六条操作规则：黍稻必齐、曲孽必实、湛之必洁、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水泉必香。六必居由此得名。著名的全聚德烤鸭店始创于1844年，原先是一家鲜果店的招牌字号，叫“德聚全”，其意思是“以人德聚全，以德取财”。1862年老板杨全仁见招牌字号中“全”字与其名暗合，于是把牌号倒过来以“全聚德”为自己的招牌字号，取其“全仁聚德、财源茂盛”之意。
这种借鉴吸收传统文化的现象不仅仅只存在于中华老字号中，在“走进来”和“走出去”的国际化浪潮中，国内许多企业已经显示了对中华文化的浓厚兴趣。南山奶粉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西名酒杏花村品牌名称最初来源于杜牧的名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近年来兴起的网络新贵百度，其公司理念则是与辛弃疾的代表作“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内涵不谋而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凶猛造就了下载功能强大的迅雷公司的成功。
除了直接从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取词，我们还注意到，在全球所有的国际性品牌中，大部分是来源于新创词汇，即造词。采用能说明产品特点的词或词根，通过一些方法，如缩略、组合、词汇、变异等，创造性地设计出新词，用做品牌名称。
实际上，品牌的命名是一门高智慧、高价值的艺术。在现代社会同质化和过度信息严重的今天，注意力是第一稀缺的资源。与之相应的市场竞争，实际上就是心理竞争。品牌命名要一定要新颖独特对比强烈。因此，新颖性和独特性无疑是品牌命名的第一原则。观众如何处理所接触到品牌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观者按一般的方法处理信息，他就会产生一般的感觉，而一般的东西是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注意的，也自然会被我们这个时代逐渐地被淘汰掉。也就是说，大多数观众不会随便浪费自己的精力，他们都有选择的去寻找自己最重要的东西，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心理特点。品牌命名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有利于消费者的选择，使它们在同类产品中具有“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效果。同时，贵族消费和时尚消费最大的驱动力也是品牌。古语常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做好品牌命名和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不仅仅关系着品牌的生存，更是发展的必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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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unde,j.(2000).corporate religion: building a strong company through personality and corporate soul[m]. london: prentice hall.
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一带一路;城市;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0-0127-02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是在2013年提出的战略构想，简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中文化“走出去”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应该坚持文化先行，通过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1]，从而更易向其输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数千年来对世界的影响很大，是“一带一路”建设中最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丝绸之路”这一具有广泛亲和力和深刻感召力的文化符号，积极发挥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作用，使沿线各国都可以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合理内容，促进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使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在城市发展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一、洛阳城市现代化快速发展为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所带来的机遇
（一）旅游资源合理开发为文化复兴提供了更多可能
洛阳是一座拥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氛围浓厚，旅游资源丰富。十三朝古都的身份使得它具有得天独厚的开发资源与利用条件。近些年来，洛阳市对风景名胜的开发始终没有懈怠，仅5A级景区就有五家之多，著名的龙门石窟就是其中之一。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佛龛造像遭受到损坏十分严重，而洛阳建立龙门石窟风景区，对文物进行修复和保护，无疑是赋予了它新的生机。龙门石窟风景区将石窟附近旅游资源进行了全面整合，将风景区范围扩大，整体格局细分，提高了龙门石窟的整体观赏价值，也使得吸引海内外游客的中国三大石窟之一龙门石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标签。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龙门石窟风景区的建设，从现代化发展的角度出发，注重的不仅仅是文物保护，更是文化复兴与传承。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签之一和中国特色风景名胜的重要代表，以一个大气、亲和、厚重的新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拉动旅游业发展和推动洛阳当地经济增长的同时，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再次推向了世界舞台，无论是我国古代雕刻工艺的高超，还是佛教盛行的历史环境，无论是我国对佛教文化的深刻诠释，还是文字与经书的再创造，都得以全方位展现，文化传播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城市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能够给传统文化复兴带来更多机遇。
（二）文化产业的现代化管理方式为文化复兴奠定了良好基础
丝绸之路开拓了人类最具影响力的文明交往的通道。由古代中国丝织品打开的这条商贸通道，不仅是一条影响巨大、流传广远的商贸带，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典范性、文明交往内涵十分丰富的文化带[2]。因此这条文化带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而作为丝路起点也是文化带起点的洛阳，在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现代化管理上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奠定了良好基础。洛阳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出土文物不计其数，与国际社会的友好往来更是以文化作为中轴而进行的。享誉世界的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内有许多寺院、碑刻、佛像，它将佛教文化按地域区分规划，使人们更清晰的了解佛教发展传播史，了解佛教文化传承以及地域差异所带来的宗教差异;寺中建立与佛教和白马寺发展背景相关的小型博物馆，对文化进行小范围整合，供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信徒和中华文化爱好者们研究;它定期举行佛事和法会、诵经等活动，彰显了白马寺所蕴含的丰厚佛教文化底蕴和健全的管理机制。在漫长岁月中，随着社会的变迁，白马寺不断地演变与发展，逐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现代化发展和管理模式[3]。身为十三朝古都的洛阳，在文化产业的现代化管理上，不仅仅体现在白马寺的建设经营管理和佛教文化的兴盛，在出土文物的现代化管理方面也有杰出表现。由于洛阳博物馆馆藏量巨大，于是洛阳市于2007年底开始建设全新的展馆并于2009年正式竣工，馆藏的四十多万件文物终于有了踏实的落脚地。灿烂的文化底蕴促使这座博物馆在设计之初便已完全规划好馆藏分类并同博物馆的整体建筑架构相结合，将大批量的展示文物按照年代、地域、风格等方面划分在了不同展厅，这样就使得每一个展厅都拥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但各个展厅间又紧密相连，让观赏者在品味每一件独立的文物时又能体会到中国历史的厚重。而洛阳博物馆作为历史文化普及传播机构，它的作用不仅仅是展示文物，还有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学术研究。通过对博物馆的现代化管理，提高馆内学术氛围，重视学术成果，重视与高校和其他相关文化产业单位的交流学习。
二、洛阳城市现代化快速发展为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所带来的挑战
（一）新媒体发展为文化复兴带来的冲击
新媒体传播在城市现代化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相比于传统媒体，它具全民传播、全域传播和去中心化传播等特点，能够更加快速、准确的将消息向受众传播，且受众可以凭借自身意愿参与其中，成为传播环节中的一员，使每一条新闻消息都更有价值，因此新媒体传播逐渐在城市现代化传播体系中占据主要位置。从传统媒体向网络媒体的过渡转型，到新兴网络媒体的高质量建设，都是洛阳媒体现代化发展的缩影，而新兴媒体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度和传播方式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洛阳日报》是洛阳市当地一家具有权威性的报刊，从1948年开始便伴随着新城市的诞生而呱呱坠地，几十年来历经风风雨雨，其中，它在新媒体发展过程中的转型期表现尤为突出。它没有固步自封，而是结合受众需要成为河南省第一家数字报刊，增加网络栏目，提供更多资讯，实现了从传统纸媒向数字化媒体发展的华丽转身。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固定性”，与多变的现代文化形成巨大反差，于是新兴媒体在向受众传播的过程中常常不会选择已经“老旧”的传统文化样式，而是跟随时代步伐，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快餐文化”。所以传统文化面临着新发展，新媒体也面临着如何将传统媒体和传统文化与自身相结合的问题。
洛阳小调曲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是中华传统戏曲的一个重要分支，承载着华夏大地的艺术底蕴和洛阳的地方特色，但作为传统戏曲，小调曲同京剧一样在新时代条件下面临着来自西方文化与流行音乐的冲击，而高速传播的西方文化和感染力越来越强的流行音乐的载体，就是传播力与生命力日益强大的新式媒体。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关键阻碍力量就是新媒体发展带给它的冲击。
（二）一带一路新形势下土地开发格局对传统文化复兴的负面影响
“一带一路”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总体方略。建设“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长期的国家战略，必将对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传统文化的复兴，而这种影响中比较明显的便是对中国传统建筑以及相应文化造成的破坏[4]。
古代建筑物中也不乏具有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的能够反映朝代文化风格特色的建筑物，但是要建设现代化都市，就势必要进行土地开发，对先有土地格局做整体规划，建设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式建筑，这就与同一空间中的古代建筑物发生了冲突，而古建筑也因此面临着被重塑或的可能，这对传统文化的复兴无疑是一种伤害。因此重视土地开发格局的合理性是必然事件，否则给传统文化造成伤害将不可计数。
三、如何抓住机遇而规避负面影响，以促进传统文化复兴
（一）合理开发传统文化周边产业
洛阳城市现代化发展飞速，对优秀传统文化复兴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这种形势下，想要令传统文化重绽光芒，我们就要想办法抓住机遇而努力规避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合理开发与传统文化相关联的产业以促进并带动其发展就是一项良策。从文化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不难看出，适当合理地开发旅游资源，加大文化开放力度，能够强化宣传力和传播力，因此这就是城市复兴传统文化的突破点所在。
洛阳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可供开发利用的传统文化周边产品也拥有着一定数量的市场需求，从龙门石窟到白马寺，洛阳可供发掘的文化价值数不胜数，无论是旅游产业还是最直接关联的文化产业，只要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把握住机会，稳定健康发展，就一定能够促进传统文化复兴。
（二）直面挑战转危为安
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均衡、宗教问题、族群与文化的差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互信，会遭遇文化差异、误解以及地区政权更迭、地缘政治格局等不确定因素的干扰甚至破坏[5]。因而在推进传统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必须实现经济、人文、社会等各个领域公正公平发展，人文交流、文化的沟通非常重要。对于新媒体发展为文化复兴提出的挑战，我们要善于利用新媒体的发展力量，而去规避负面影响，注重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将不利因素转变为有利条件，使新媒体为传统文化的复兴服务。同小调曲类似，中华传统文化在新媒体时代要想突出重围，充分利用新媒体的特性是必要手段，充分认识新媒体，认识自身发展的局限性，规避负面影响正视缺陷的同时，借力发挥促进文化复兴的作用，才是万全之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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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斐.白马寺建筑与环境研究[D].湖北工业大学，2009.
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行政文化 现代化转型 推动作用
一、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概念
行政文化是行政系统的软组织,是行政管理的灵魂,是行政管理中最深沉而又最现实的问题。任何一个行政组织的结构、运转程序、决策过程,以及行政人员的行为、作风态度、价值观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行政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指的是在过去产生，经历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化过程，至今仍在中国行政活动中产生影响的行政文化。①有学者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主体内容归结为传统行政思想文化和传统行政制度文化两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德政礼治思想、无为而治思想、以法治国思想、为政用人思想、行政决策思想；后者主要涵盖：机构设置制度、官吏管理制度、财政管理制度、行政监察制度等方面。②
二、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发展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中国特点的文化。虽然历经数千年，行政文化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是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在变化中具有共性。
（一）君威、中央集权
君主具有绝对权威是政治至上的表现和产物。在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主张行政管理要以君主为轴心，要以君命行政，这个是行政管理的首要原则。
（二）朴素民本主义和官本位并存
传统德治思想以朴素民本主义为主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民本思想一直为圣君贤推崇。民本的逻辑起点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的逻辑终点是维护家天下的政权。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与君威思想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民本事在君威的前提下的中民，中民的目的在于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和绝对权威。尽管传统民本主义为苦难中的百姓带来了一些希望，却无法给予民众真正的幸福；反之，在民本思想掩盖下的官本位却盛行于各个朝代而经久不衰，给民众造成深重的负担。
（三）等级森严与求和并存
中国传统行政组织中，在等级严明的同时，和谐理念的充分运用又为严明的等级制度抹上了剂，增强了其韧性和稳固性。等级社会具有多样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允许社会成员在等级间流动且等级结构自身也随时进行调整，尤其是在秦汉以后，以士人集团为主的选官制度推行，入仕的士人从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的维护者。在行政系统内部，礼仪制度固化为一套模式它无形中规定着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举止，使行政人员自觉遵从封建统治的要求。③同时，当等级的威严使等级关系疏离以至紧张时，统治者又会运用“乐”来达到维护等级秩序的目的。“乐”更加注重和的功能，礼乐并用，使社会既有秩序又有和谐，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等级和谐。
三、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对现代化转型的推动作用
传统行政文化蕴藏了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其中某些要素符合公共行政的内在规定性，能够为现代化行政管理提供公共行政精神文化资源。同时传统行政文化作为一种传承千年的文化精神权威，有其得以传承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一定条件下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可以成为服务行政理念的现实生长点。
（一）发扬政府公共精神
传统行政文化的某些民主思想与政府公共性具有相通之处，对政府公共性培养有促进作用。比如“入世主张”，传统行政文化倡导行政人员的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主张有志之士应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一入世精神与今天行政人员增进民众福利的价值追求具有相似性。传统文化中的行政价值观追求的目标,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个人的奋斗,以其才能和业绩去取得成功,而且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号召将个人与社会凝聚起来。这种行政价值观从微观上看,可以增强行政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从宏观上看,有利于行政系统的运行协调一致,以达成统一完备的行政目标。再如“仁政思想”，仁政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政府应该以民众利益为最终价值追求，而且应该惠及在社会竞争中的最不利者，这有利于政府的公共理念的生成，也就是协调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使政府从管制型政府的追求效率的阴影中走出来，逐步建立服务型政府，达到行政现代化转型。
（二）强调以德自律，以德治国
传统行政文化主张德治，重视官员道德修养以保障民众利益不受侵犯，同时倡导爱民恤民，行仁政以利民这一思想，对于处在转型期，旧的体制已经陈旧落后，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我国社会具有巨大价值。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增加行政人员的主体意识，效率意识和效益意识，但市场在培养行政人员的思想道德情操方面显得乏力无助。而现代新型政府建设尤其要注重行政人员的道德培育，以保证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公共管理者的工作还要接受一种深层次的道德取向的指导，公平地照顾公民的需要，只有这样,政府才能真正服务于民众利益。道德作为中国传统行政中的自我约束机制之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被奉为行政官员的修养格言。世界各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也充分证明，即使最现代的行政管理、最完善的行政制度也是离不开行政道德的自律。
（三）推行科举、重视治吏
在行政执政环节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是重视治吏的，尊贤任能，严考课、明赏罚，强化监察，褒廉惩贪，这些措施都是围绕治吏展开，因为人治政治客观上缺乏长时间恒定有效的制度规范。行政举措是否能够贯彻执行，行政目标是否能实现几乎是依赖治吏的好坏。④在人才选拔制度上，中国传统发达的科考制度是传统行政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每个朝代都设有严格的科举考试和选拔制度，用人强调不拘门第、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考试与晋升制度，并将道德考察列于先行条件，力求公正地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才。这种用人机制不仅在传统社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为我国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四）运用求和思想，促进和谐政府建设
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某些思想有利于推动改革时期行政关系的协调。传统行政文化中“和为贵”的思想、“”的思想从“中庸”思想产生和发展,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但是在今天,对于正确处理政府内部各种关系乃至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则,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唐检云．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发展简论［J］．行政与法,2004，12，35
[2]肖素芳，梅星．浅析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对现代行政管理的影响［J］．消费导刊，2008,10.
[3]彭国甫，盛明科．行政文化创新：行政体制创新的核心［J］．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3,3
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两创方针 辩证关系 理性反思 现代性危机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7.10.003
党的十以来，当下中国文艺如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作为时代号角、引领时代精神的重要功能，已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重点。任何一个时代精神都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经历文学、艺术、哲学的共同熔铸与锤炼，凝聚出精神结晶。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文艺创作不断涌现标识时代印记与精神的佳作，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沉重的翅膀》《平凡世界》《抉择》等，清晰地勾勒出新时期以来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标识出文艺的基本走向。
无需赘言，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全球化程度迅速增强，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经济发展、思想解放的同时，古今中外的文化异质短时间内急剧集中，当下中国精神状态趋于复杂，时代精神的融铸比1980年代改革伊始艰难得多。作为建设民族精神工程的重要环节，文艺创作面临现实挑战。我们认为，矛盾集中在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在讲话中提出的“两创方针”（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成为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当下中国文艺创作的重要方法。从世界范围看，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只有经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顺利融入世界文明的脉络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国际影响;一个民族的文艺创作只有经历了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真正地具备自身的身份个性，协调心理矛盾、释放不良情绪，从而提炼时代精神，建构本民族的精神世界。 内生性：传统与现代的辩证法
中国从近代与西方猝然照面以来，如何认识传统与现代文化，怎样创新转换，就成为一个重大的文化命题。从、、五四、科玄争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运动、90年代的“国学热”、新世纪的“文化自信”和“中国经验”，可以说，传统与现代这一对命题，贯穿中国一百年多的历史，吸引着最优秀的人文学者。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物质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得到极大增强的背景下，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具有崭新的时代意义。这是因为它既是时间又是空间的概念，从纵向/深度与横向/广度的维度上完整概括了社会经验。从时间讲，传统是孕育现代的“前现代”，现代在传统社会这一母体中发展，确立了社会发展及其文艺创作一以贯之的精神脉络。从空间看，即便在高度发达的现代西方国家，传统文化也未销声匿迹，仍然与现代文化在当下社会并存。对后发现代性的中国来说，物质获得迅猛发展，精神生产存在一定的滞后。可以说，当下中国社会的诸多矛盾均是从这一核心关系衍生出来的。
“两创方针”把传统与现代深层次地引进当下文艺创作领域，从方法论上解决了中国文艺如何凝聚时代精神的难题。“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示了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化需要转化，是因为与现代性存在差异，正是在创造性转化中获得发展;从西方发源的现代文化在世界范围发展成多种现代性，是因为从其他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中吸收了优质成分，形成了自身的文化身份。“两创方针”实际上确定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联，给文艺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没有继承，何来创新？（余英时，2012）更重要的是，辩证性意味着两者的壬性关联。它不是简单的外在并存或者非此即彼的先后替代，而是在同一社会的内部，经历了正―反―合的思辨过程，衍生出的一种既不同于传统文化（又与之相关）、也不是西方现代意义（又属于现代性范畴）的新型文化。它将两者的优质成分整合成中国式的现代文化。确立这种意识，对当下中国文艺创作来说十分重要。我们知道，文艺创作始终是面向特殊个体的特殊的精神状态。它不仅创造形象、抒感，而且，也传达某种思想、价值。任何缺乏辩证性的观念价值都难以成为文艺创作的素材;或者说，真正进入文艺创作的思想观念已通过理性与感性、抽象与具体、同一与特殊的辩证过程，两者一纸两面、难分彼此。这是由这一特殊场域所决定的。具体来说，与哲学强调理性沉思、逻辑推论不同，文艺创作中的思想观念处于多种观念的冲突与竞争中，在形象、情感、符号的动态演绎中展现自身的合理性，呈现出情理结合的微观形态。影响力最大的小说、影视剧等叙事艺术尤其如此。故事一方面用人物、情节、环境，构成了一个完整而自足的虚构世界，揭示人物性格的成长轨迹，映射现实世界，但另一方面，成为意义生成的隐喻，故事叙述也是思想观念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明确的演进。任何人物都带有特定的身份、情感与观念。因此，故事最深层的因素是价值观。不同的类型故事就是不同的意义、观念、价值的冲突，结尾成为集中表达思想与立场的部分。不仅如此，叙事艺术凭借的叙述手段更丰富，能够敏锐地觉察社会现实中晦涩未明的意义价值。如语言、文字、影像既有理性归纳、逻辑推理，也能通过虚构的典型人物、场景设计及情节冲突，张扬感性的情感、精神状态，强化与提炼观念价值。（陈林侠，2013）可以说，文艺创作天然地要求思维的辩证法，需要的是传统与现代经历辩证法之后的新形态。在文艺创作的场域中，文本的意义价值正是借助于人物、情节、事件的多种矛盾得以辩证地生成，其重点在于动态的演绎过程，而非某种静止的既定观念。具体/抽象、形下/形上、感性/理性、传统/现代等二元范畴，在故事这一想象而完整的空间中，经历了辩证过程，获得自由与协调。
进言之，文艺创作在运用想象、虚构、集中等创作方法后，完全可能超越社会学、哲学研究，从微观的主观体验，创造性地应答这个重大的时代命题。它虽然从理性的普适性层面切入、标识时代精神，但表达的是一种主观的、微观的特殊性经验，甚至是自身未能察觉的无意识。事实上，文艺创作并不追求对此命题做出科学意义上的标准答案，它注重表现创作者关于这一命题的主观阐释和独特理解。它以差异性的意义不断补充丰富宏大命题的内涵，从而显示出自身的价值。它在故事设定的特殊情境中，伴随人物与情节的演绎、情感的抒发，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与说服力。这就要求我们正确理解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辩证关系。在当下文艺创作中，我们仍然时时看到两者断裂的现象，这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电影艺术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中，中小成本电影满足于传统的情感慰藉的怀旧功能。如2014年代表中国角逐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夜莺》就是如此。农村虽然物质欠发达，但温馨和谐，具有“前现代”传统;作为现代性表征，城市生活富裕，但父子疏远、人情淡漠，并不值得留恋。2016年颇受争议的《百鸟朝凤》同样也是如此。影片用唢呐艺人在物质金钱冲击下的衰落、解散的命运，象征传统文化在现代性语境中无可奈何的消散。影片为传统吟唱了一首悲凉的挽歌，表达出排斥现代的偏激态度。与此相反，大量的商业电影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传统文化荡然无存。如《十面埋伏》《无极》《长城》等古装武侠片，“西游”系列的神怪魔幻片，虽然人物穿着古装的外衣，在模糊的古代背景中，即便存在某些道具符号，然而，内在的欲求、心理、观念早已远离传统和经典;《夏洛特烦恼》等青春电影张扬励志、自由，却对父母、师道、学校等传统，极尽戏谑嘲讽之能事;以“小时代”系列为代表的都市爱情片，在爱情的虚幻中，对物质消费进行不合情理的推崇与炫耀，等等。毋庸讳言，这种二元对立的价值体系透露出僵化呆板的思维方式。
我们认为，人类在面向前途未卜的理想世界的时候，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都存在各自优势，但也具有难以弥补的缺陷。传统文化在简单的生产关系、舒缓的生活节奏中产生单纯静穆的精神状态，天地人神的秩序稳定而有效地维系共同体，但物质的贫瘠与生活简陋带来的巨大的生存压力，极大地限制了自由发展的精神状态。现代文化在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张扬自由精神等方面，给个体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偌大的空间与无数的可能。但是，另一方面，它也造成社会的科层化、中介化、功利化，人们在物质负累及其精神压力下，产生了疏离、紧张、焦虑、孤独等现代性难以克服的危机。在西方后现代思潮中，原子式个体的“泛中心化”，透射出“现代之后”的精神迷惘与痛苦。这严重影响到人类对理想未来积极乐观的憧憬。我们认为，1960年代东亚现代性发展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事实，已经说明传统与现代并非先前所想象的那样对立，儒家伦理也能生发出现代性。就文艺创作而言，感性形象存在着自足的空间，所包蕴的意义丰富复杂，再加之接受终端的主观阐释，文本意义往往超越了某种抽象的思想观念、逻辑演绎，很难用明确的价值两分来判断。因此，缺乏认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辩证关系，必然会造成两者粗暴的分裂与对立。事实上，决然两分后的传统与现代，在自足的故事空间中很难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生硬僵化，且导致内容经验的狭隘肤浅。传统与现代的创新融合，更是无从谈起。可以说，“两创方针”所蕴含的辩证性，成为文艺创作必需的思维方式与观念。 现代文化：作为总体背景与基本视野
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及创新发展，离不开基本的立场。当下中国文艺创作应当站在何种立场上进行辩证地创新融合，亟需我们厘清。中国自以来就被卷入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现代性、全球化已成为当下中国基本的文化视野与总体背景。“两创方针”的提出，是以传统文化为根源性的思想资源，以创造出适应当下中国社会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的现代文化为目标。传统文化需要在当下现代性实践中获得创造性转化，方能成为具有现代精神气质的思想资源。这种涵括中国文化特质的现代文化，必然是创新性发展。它首先体现在与西方先发现代性的差异，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实践及其文化传统中，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能够更好地应对后发性国家的现实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提供了新的文化形态与道路可能。其次，它用本民族的文化智慧面对现代复杂的情感与心理，创造性地接续了合理发展的脉络。
严格说来，当下中国文艺创作所思考的转化与发展，实质上是一个在现代语境中如何有效地吸取传统文化的问题，是一个如何理性反思自身传统的问题。现代文化以理性为前提，这要求当下文艺创作直面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性，特别避免用传统文化的抽象观念或主观情感，把充满张力的现实生活压缩、臆造为单纯浪漫却又不可能存在的古代空间。传统文化并非天然地成为现代文化的解毒剂，需要在现代性的总体背景中进行理性反思，叙述当下中国社会的大众心理与精神特征，才能成为真正有效的素材。如上文提及的《夜莺》《百鸟朝凤》，简单地站在传统立场批判现代性，无视美化后的农村透视出的偏激态度与保守心态，直白道出农村/过去就是拯救城市/现在的乌托邦。然而，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作为一个生存的现实空间，从来都不是完美的理想世界。影片在写实风格中，仅仅用“回到农村”“重归自然”来摆脱现代性困境，把传统当作消除现实难题的天堂，脱离了现代性作为当下社会的总体背景与文化视野的基本事实。不得不说，这是缺乏创造性转化（过去/农村如同“飞地”“孤岛”，与社会现实缺乏必要的关联）与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经验难以弥补现代性缺陷）的表现，只能是一种局限于封闭与孤立的自我安慰。
我们强调当下文艺创作的现代性立场，当然不说故事的题材内容只能表现现代的城市生活，关键在于以何种态度叙述传统故事。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来看成功的案例。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等农村题材的故事，在世界影坛上均赢得赞誉。它并不把生存的经验局限于传统的过去，导演在理性反思中观照农村及其人物，彰显出复杂的精神气质，在整体上显示出现代性的创作立场。《秋菊打官司》借助农村这一特殊的文化空间，真实生动地表现了传统的人际关系、生活气息，所塑造的秋菊，既非彻底传统又非完全现代，在不断上访维权的过程中，尊严体面与个人主义交织在一起，尤其是法理、人情的困惑，彰显出魍秤胂执错综复杂的精神状态。秋菊远远超出农妇这一类型人物的传统内涵。这就是在现代性为总体背景下理性反思传统的结果。《我的父亲母亲》也是如此。影片重点在于唯美的浪漫抒情，并不追求逼真描摹农村现象。人物同样是传统与现代兼备且整体呈现出现代性倾向。影片流露出1950年代农村人际关系与伦理情感的怀旧，但又通过田招娣执着追求爱情幸福，表现出个性解放的自由精神。在传统与现代的“表里不一”中，暴露出现代性的内核，质言之，这两部影片的形式风格（前者的纪实、后者的抒情）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就人物性格、心理、价值取向来说，充满了复杂的主观情绪与内心体验，这就是理性反思的现代性体现。扩展开来，它已成为世界电影的总体背景。如西方先发性国家，现代性就源自于本民族传统文化，自然能在艺术文本中一以贯之。如美国电影由于国家历史短暂，自诞生以来即强调现代性经验，特别注重幻想类型，突出在未来视野中人类的生存想象。如全球票房前百名的美国电影中，没有一部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电影。欧洲电影所强调的传统，正是近代以来充满理性精神的现代性传统。如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形象地演绎了个体如何从懵懂中走出的成长主题。影片重点表达自我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苏醒，在现代立场上充满对传统的反思。
更重要的是，在后起的电影强国中，大凡引起世界关注的电影，无论其故事内容是传统社会还是当下生活，现代文化已经成为总体背景与基本视野，甚至是重点表达的内容。任何孤立地表达前现代经验的传统文化，都很难成功。《谈谈情跳跳舞》《如父如子》《入殓师》《澄沙之味》等日本电影，均是直面当下的社会生活及其心理;《春夏秋冬又一春》《空房间》《老男孩》《诗》等的韩国电影，凸显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及其绝望;就算是拒绝西方现代性的伊朗，其引发世界赞誉的电影，如《小鞋子》《樱桃的滋味》《一次别离》《推销员》等，无一例外地将重点放在了当下的日常生活，历史题材在数量上明显偏少。现代文化作为缺席的存在，在内容与形式上制约了传统文化进入生活。本雅明曾从理论的角度阐释说，电影媒介从其诞生就天然地具有现代性，这是对传统经验的一种破坏。（《机械复制时代的文艺作品》）我们认为，文艺创作之所以具有重大的精神意义，在于始终面向当下个体与群体的生存状态，处理当下现实的精神困境，积极应对精神建构的未来挑战。因此，作为人类过去的生存经验，传统文化迫切需要创造性转化，才能真正进入当下的日常生活，成为文艺创作的思想资源。
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冲突矛盾，构成了情理悖论、经验悖论、伦理悖论等人类生存的两难处境，成为我们文艺创作难以回避的主题。“双创方针”不仅指出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联，强调现代与传统的内生性发展，而且，也确立现代文化为基本立场。创新性发展即是一种面向当下与未来、回应社会实践挑战的“不可逆”文化演进，由此解决了当下文艺创作的总体方向。事实上，这种创作思路――要求从现代的文化立场上反思传统文化，已经在人类艺术史上造就了无数的经典形象及精品。当现代文化成为基本的文化视野与总体背景后，传统文化只有融入日常生活，具有现代人的主观体验，才能体现出自身的意义功能。如果我们缺乏基本立场与表达重点，很容易造成文艺作品价值观的模糊不清。 传统文化：从现代性危机开始
新世纪以来，跨国资本将消费主义推向全球，当下中国文艺创作承受着同质化的压力。但从另一个角度说，经济全球化反向刺激起民族文化、在地经验的苏醒，文化多元主义应运而生。如法国在欧美自贸谈判时提出的“文化例外论”，在美国以外的范围内得到广泛回应。理查德・施韦德明确辨析了多元主义并不是否定进步与普世主义，而是相信存在普遍约束力的价值观：“我坚信‘普世主义’，但是我相信的这种普世主义是‘去掉清一色的普世主义’，正是它使我成为一名多元论者。”（理查德・施韦德，2010）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现实出发，文化多元主义强调传统文化的当下性，不仅进入当下的日常生活，从一种文化实体演变成抽象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价值观;而且，更需要进入大众文化的生产，借助本国的资本力量与市场机制，避免消费文化的同质化。（单世联，2005）这对后发性国家来说十分重要。换句话说，“两创方针”所要求的传统文化，已经从特殊的实体性概念，转换成一种平实切己且融入生活的态度，并在资本市场的运作下，获得自身的文化影响力。
厘清全球同质化与多元主义的当下语境，我们就能回答一个既有理论性又颇具实践意义的问题：在现代文化作为基本视野的情况下，应当以什么标准选取传统文化？或者说，何种魍澄幕才能成为熔铸新型文化的有机构成？
我们认为，“两创方针”所要求的创新性发展，体现在如何弥补西方先发现代性的重大缺陷上。当下中国文艺应当从文化传统的深处思考应对现代性的意义危机、心理危机、精神危机，尤其需要对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做出自我阐释，如生/死、痛苦/幸福、权利/义务、自然/生态，等等。事实上，任何民族都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与维度上，沉思如上问题，并在时间的磨砺中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方式与理解。文艺创作的特殊性在于，它并不要求科学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人性难题与诸多现实问题，因而能够避开现实的种种矛盾，甚至在想象的空间中，形象地演绎针对现代缺陷的传统价值，从微观的角度探索尝试传统文化在当下语境中创新性的可能。纵观世界艺术发展史，大众叙事艺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影视艺术依托于产业力量、凭借网络新媒体的传播平台，其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传播力越来越深入。好莱坞电影以庞大的资金、先进的影视技术、完善的发行渠道，叙述一种既具有科学精神的未来经验，又具有普适性价值观念的故事。它试图用爱情、自由等人性观念修补现代文化的种种缺陷，形成了积极乐观的叙事范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话语霸权。我们看到，在美国电影的刺激下，欧洲电影坚执人文精神传统。与美国电影追求宏大叙事、未来视野不同，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小切口”的深度叙事，专注于负面甚或病态的人性世界及精神状态，形成了并牢牢控制着世界艺术电影的标准与话语权。这也是试图用传统文化来应答现代性弊端的表现。后发性国家电影同样需要遵循这一规律，需要回到传统对现代文化的释解上来，如上文提及的亚洲电影。韩国电影在国内市场极端饱和的情况下，以“偏执美学”“民族性格”形成一股席卷亚洲的“韩流”，迅速提升了在世界影坛的地位。大抵说来，它存在两种思路展现传统文化对现代性弊端的修正，一是在现代题材中，展现坚强的民族性格与血缘亲情，凸显传统家庭的伦理情感在当下日常生活的重要功能，如《太极旗飘扬》《生死谍变》《我的野蛮女友》等，这在韩国电影中数量最多;再有，用传统题材直接面对人类存在的重大问题，表达超越的文化心理，如《曼陀罗》《春夏秋冬又一春》，用“明心见性”“五蕴皆空”的佛教来疏解现代生活中不堪承受的痛苦，《悲歌一曲》《醉画仙》用传统艺人的坚执追求与沉默的坚韧，应对现代社会的压力、痛苦。可以说，韩国电影在1990年代迅速崛起，根源在于文化自信，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的阐释能力极大提升。在更早成功的日本电影这里也是如此。它体现为实用主义的精神分裂：一方面，注重现代文化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将神道教、武士道、禅宗等传统文化，存留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上，试图解决日本民族追求现代性时遭遇的孤独、困顿、压力等困境，突出传统文化在当下语境中安身立命的重要意义。如周防正行的《谈谈情跳跳舞》、泷田洋二郎的《入殓师》等，当职场竞争成为一块压在心头的巨石时，人物藉以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与现代达成和解，成为日本电影的叙事范式。这在河濑直美2015年的近作《澄沙之味》中同样如此。中年男人千太郎的生活受挫、事业无望，充满孤独苦闷，揭示了现代文化带给人们不堪承受的重荷。然而，一个遭社会弃绝的孤独老人德江，看透红尘却又热爱生命，在平凡的世俗生活中，精致优雅地与自然（食物）亲近。不仅如此，千太郎在老人德江的启示下，重新唤起了生命勇力，面对充满重负的现代性压力。这种投入又超越、沉稳而静谧的“日日是好日”“平常心是道”的生活，典型地体现出日本禅宗的义理，更重要的是，它能够突破现代性所要求的线性发展的天花板，以退让换来进取、在空无中得到信心。这正是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性的精神意义。
与之相比，当下中国电影缺乏对传统深度关注，失去选择传统文化的基本标准。以张艺谋这位国内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导演为例，从《英雄》《十面埋伏》到《满城尽带黄金甲》《长城》，形成了他独特的古装大片模式。这种类型影片虽然披着古装外衣，然而在似是而非的服装、道具与布景的重建中，用“唯美主义”的视觉符号图解传统文化，质变成流行的消费文化。如《英雄》的书法、建筑、古琴，《十面埋伏》的服装、牡丹坊、道具，《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宫女、、宫殿，《长城》的长城、饕餮、武器，等等，均是视觉消费逻辑下的产物。不仅如此，古装大片以文化批判的态度审视传统文化，极力凸显其负面价值，如专制、集权、欲望放纵，等等。这意味着：第一，古装大片对传统文化的片段化、符号化，试图建立与西方现代不同的“异托邦”空间，虽然确实增强了画面的美感，但是，疏于义理的深层，忽视作为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人生态度与价值取向，导致传统、人物、环境的彻底失真。传统仅仅是视觉消费的表象，与当下生活缺乏关联。可以肯定地说，古b大片遵循消费逻辑，体现跨国资本的普适性价值，缺乏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质。第二，这是从西方现代性的立场批判传统文化，而非从传统文化审视现代性危机。古装大片就是在商业电影中搬用艺术电影“自我东方化”的模式，以西方视野中的东方形象为标准，以自由、平等的人性价值拆解中国传统。这是一种迎合西方传统的滞后选择，重复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价值，回避了从这一价值发展而来的危机。然而，当下文艺创作更需要从文化传统深度回应当下的危机与课题，这是其他亚洲电影乃至整个后发性国家电影崛起的根本所在。如此，古装大片在世界影坛的衰落，完全是可以想见的事情。
扩展开来，当下中国电影局限于或赞美或批判传统文化，尚未从物质的实体形态演进为注重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的文化传统。传统文化难以进入当下的日常生活，成为一块与周围隔绝的想象飞地，就很难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深入思考如何解决现代性危机。在社会现代性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中国电影实际上与美国电影趋同，大多以普适的人性价值，简单回应国际都市的孤独困惑、焦虑压力、欲望浮躁、精神空虚等种种危机，这在世界范围内丧失了文化个性与身份。我们认为，正如日韩电影演绎的那样，进入当下日常生活的文化传统，在表现人们的情感、心理、精神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儒家文化注重家国同构、道德情感、家庭和谐，在克服社会冷漠、人际冲突、形构共同体等方面具有自身优势;道家与禅宗则在个体的修身、修心方面存在特殊意义。道家在“天人合一”的虚静境界中窥见生命之道，禅宗“明心见性”的瞬间顿悟，能够释放现代性个体的压抑与紧张，从孤独痛苦中解脱出来，获得永恒、静谧、安宁的体验。这在文化研究中早已成共识，却在当下文艺创作中难以得到充满信服力的发挥。在未能检视传统对于当下危机的意义的情况下，自身的创新性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结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极大改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必然要求与之相应的文化软实力，形成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文学艺术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在构建民族共同体、凝聚时代精神、提振精神面貌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当下文艺创作领域提倡的“两创方针”，就是从创造与创新的角度，再次将传统与现代的命题引入人们的主观经验与精神世界，深刻反映出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形态中的文化自信。
综上所述，“两创方针”要求我们首先从观念上正确认识两者的辩证关系。当社会进入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后，传统与现代在物质层面的尖锐矛盾已然消退，人们开始关注传统文化在精神层面的意义价值。因此，传统文化被赋予当下性，需要融入当下的日常生活，从具体对象转化成一种态度与思维方式，从并置共存的内在性来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关联。更重要的是，文艺作品的思想观念，始终处在互相辩驳争论的动态过程，这本身就是辩证思维的表现。其次，“两创方针”也确立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目标，解决了当下文艺创作的总体方向。现代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总体背景与基本的文化视野，成为我们理解、发展文化传统的思想基础。文艺创作不可能表达原教旨主义式的传统文化，也不追求科学意义上的标准答案。它需要在现代文化背景下，完成传统文化的理性反思。再次，“两创方针”突出创新性发展，即提出了一种针对现代性危机的选择标准与思考原则。当现代文化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总体背景后，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运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来回应现代文化难以解决的、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精神困境。这是比艺术形式更重要的意义价值，也是在本民族历史与现实基础上形成“多种”现代性的根本所在，即是探索人类的现代性道路、创新性发展的另一种可能。它以特殊的个体经验、情感使之具有感染力，在身临其境的想象中获得真实的心理体验。我们认为，“两创方针”的提出，实际上要求当下中国文艺应该具有这样的勇气与敏感，站在人类的高度，回应人类的命题，自信地弘扬有利于解决现代性危机的传统价值。
（本文系2016年国家哲学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海外动态数据库的中国电影竞争力研究[1980～2014]”之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6BZW15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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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林侠，2013，《大众叙事媒介构建国家形象：从特征、论证到文化逻辑》，《中州学刊》，第10期。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2010，《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北京：新华出版社。
单世联，2005，《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天津社会科学》，第2期。
责 编M樊保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