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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职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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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职业的关系

教育与职业的关系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职业技术教育 学习型社会技术与就业 网

近代职业和技术教育是伴随着产业革命和工业社会的兴起而逐步发展的,随着产业结构高度化和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提高,经历了以技能为主向以技术技能为主的转变;从为制造业服务向同时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服务的转变;从学历本位向能力本位的转变。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职业技术教育也必然要经历这种历史性的转变。

1 职业技术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社会需求

(1)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当前,我们既面临着国内市场的需要,又面临着国际市场的竞争。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这种国际市场的竞争对我们培养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由于境外教育机构的进入,使我国的职业教育面临国际教育的竞争。

(2)技术进步和劳动就业。工业化的发展必然要求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要求我们加快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专业人才。但是,我国的技术进步是在有大量的低素质劳动者、教育问题非常严重的对比下来推动技术进步的,这就产生了一个“两难”问题:推动技术进步就会加剧低素质劳动者的失业,而要满足低素质劳动者的就业,就必然会影响技术进步的推动,所以,职业技术教育需要探索出一条新路,既能为技术进步加快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又尽可能地适应中国的实际,为解决低素质劳动者的就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3)二元结构和城乡教育统筹。工业化过程中,要面临一个从二元结构转向发展城镇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乡教育资源统筹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包括城镇制造业的相当一部分就业人员向工业转移的问题,均影响到职业技术教育结构的调整。

(4)工业化与信息化。我国的工业化处在全球信息化,尤其是网络发展的背景下,因此我们需要新型工业化发展。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加快信息化发展,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产品,要求我们在发展职业教育、为工业化服务的同时,为加快信息进程提供更多的教育。

2 建设学习型社会过程中,职业教育必然经历相应的转变

建设学习型社会是社会形态和教育形态的深刻变革,它是以知识革命、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的兴起为前提的,将从以制度化教育为主要形态的工业社会,转变为以终身教育为主要形态的知识社会。这个转变是覆盖全社会和全部教育的,职业教育也必然会经历相应的转变。

2.1学习者

制度化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的学习者主要是学习某种职业技能(技术)的谋职者,学习只是他谋生(职)的手段,习得某种知识和技能就实现了学习目的。而在学习型社会的终身学习体系中,学习者面对的是职业、职业岗位以及职业知识和技能不断变化的环境,同时随着科技进步,各种职业岗位的知识含量也不断提高。这种情况一方面对学习者的综合素质会要求更高,另一方面要求知识和技能不断更新。断变化的有预见的应变能力。按照这个要求,我们在对学习者的培养上提出几个问题。(1)近期需要与长远发展的问题。我国的职业教育要针对岗位群的需要来培养人,但是这种针对性地培养人和一个人的长远发展是不可兼顾的,我们既要把学生培养成能够胜任某种职业的人,同时又能够为其终身发展奠定基础。这里面有一个近期和长远发展的关系。学生应在现有的职业学校里更好地学习各门基础课,打好基础,具备再学习的能力,知识迁移的能力,以及再学习以后转换经验的能力。同时,在普通学校教育中,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学习计划,让学生能够有更多的选择。(2)培养职业素养与综合素质的关系。(3)技术技能与人文道德的关系

2.2学习机构

在制度化教育体系中,学校是惟一的学习机构,而在学习型社会中,各种社会机构都应该建设成为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的建立,即所谓的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不是仅仅靠学校来支持的,各种社会机构都应该成为学习型机构。所以,需要探讨的是在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环境中,职业技术教育的学习机构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1)学校

这是职业教育的主要载体。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知识和技术、技能的更新速度加快,学校教育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会有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学校教育再也不能局限于传授现有的知识和技能,而是要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打基础;二是学校教育具有相对稳定性,且受经费、信息等因素的影响,常常不能与企业和工作场所的技术更新同步,所以实行学校与企业合作教育或者学校教育与工作场所的交替学习,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途径。

(2)工作场所(企业)

在逐步建设学习型组织的条件下,企业将成为实施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机构,其主要作用是:与学校联合进行职前教育,企业应该成为职前教育的合作伙伴;进行在职教育和继续教育,为学习者提供终身学习的场所。未来的职业教育应该是不断的继续教育。

(3)社会教育培训机构

(4)网络(虚拟学校)

依托互联网开展的网络教育,正在成为新的教育体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它既可以作为学校教育和企业教育的技术补充,又可以独立承担某些职业技术教育课程,尤其是它在未来教育发展中的前景更是值得关注的。

利用网络教育作为学校教育和公共场所教育的一个补充,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当然职业教育如何利用网络这个问题还有待探讨。

教育与职业的关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 劳动力市场 关系 职业流动

[作者简介]米靖(1975-),男,内蒙古固阳人,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学。(天津 300072)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2008年教育部重点课题“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体制和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GJA080003)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8-0012-03

职业教育要为人们的未来工作做准备,它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深入分析社会工作何以能获得以及人们怎样被配置在这些工作中的原理和现实,为完善职业教育的政策与规划、体制与机制以及课程与教学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劳动力市场的内涵

“配置劳动力并且协调就业决策的市场称为劳动力市场”,它是以一定的工资率将工人配置于工作岗位。这种配置不仅符合个人的需要,也适应社会的需求。通过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被分配到不同的企业、行业、职业和地区。

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和调节的一种机制,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般应当涉及劳动者从求职、就业、培训、失业和转业直至退休的全过程,涉及用人单位招聘、给付报酬、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确立福利待遇等诸多环节,还涉及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的确立、调整和终止以及市场中介服务、信息交流等相关内容。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具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等特性。

现代社会分工的复杂性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大量不同种类的产业部门及其子部门的存在,又形成种类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根据现代劳动力市场理论,可以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将劳动力市场加以区分。由于职业教育更多地参与到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资格获取、流动与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需要根据“职业条件的要求”与“劳动力交易条件”来区分劳动力市场。这种区分标准也正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所倡导的。

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理论,劳动力市场可区分为普通劳动力市场、专业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劳动力市场(在公司之内)三种。第一种又被称为二级劳动力市场,后两者被称为一级(或初级)劳动力市场。二级劳动力市场不要求任何特殊的知识技术和严格的准入条件。雇主通常找寻那些用最少量的训练便能工作的工人,且不一定存在长期合约。这里的劳动力与经济的低技术部分联系最紧密,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水平低,个人升迁机会极少。一级劳动力市场则针对不同的产业及其中的不同职业,要求劳动力拥有产业需要的专门技术。进入此市场必须具备从经过认可的训练和实践中获得的相关知识技术。此市场管理非常严格,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升迁机会多。

二、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

在20世纪产生的人力资本理论中,教育被视为是对个体生产能力的投资,并且这种投资会受到由此投资带来的收益的刺激,即个体在学费和时间上的投资会因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而获得更高的回报性收益。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资会在两个方面影响到个人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即能够使个体增加就业的可能性和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一般情况下,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吻合上述基本规律,但由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因此,二者的关系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必须有制度性保障

现代社会中的工作组织与学校组织之间有着密切的呼应与联系,但这种呼应和联系是有限的。许多学者指出:“学校教育的结构与劳动岗位的结构在许多方面是相互呼应的。不过应予注意的是,由于其他内部的因素也影响学校教育的性质,这种呼应从来也不是完全的。”因此,发达国家在推动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方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良好的、完备的制度保障。这些保障机制在发达国家具有普遍性和一致性,我们就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存在五种制度来保证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别是培训合同制、培训包制度、产业技术委员会、产业顾问机制、准入机制。

所谓培训合同,是澳大利亚在1991年之后建成的新学徒制和培训者制的基础上形成的雇主和受训学徒之间的合同。通常是在一个雇主和一个新学徒之间签订一份培训协议,在这份协议下,雇主为自己的新学徒提供实习和培训,以达到双方议定的具体职业或行业所要求的能力标准,培训协议要在相关的州或领地的培训当局注册。这种培训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此种职业教育的人数在最近几年急剧增加。

培训包是一套由国家认可针对职业技能的培训、认证和评估的标准、原则和资格。由产业部门开发,其目的在于适应产业群或产业的需要。之所以说培训包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重要联系体制,就是在于这套体系是由产业部门开发出来,它直接使得职业教育的结果与产业需求沟通。

产业技术理事会的作用在于向政府提业趋势和未来技术需求以及培训要求的信息。此外,它也支持国家认可的培训产品和服务(包括国家产业培训包)的开发、执行和持续完善的工作。截至2005年6月,澳大利亚共有9个产业技术理事会,分别针对服务产业、运输和物流产业、资源产业、电子和能源产业、社会服务和健康产业、农业食品产业、创新和商业产业、机械工业、建产业而设。

产业顾问机制是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改设为澳大利亚教育、科学和培训部之后出现的新机制,主要由澳大利亚国家产业技术委员会来负责组建。这个委员会的作用在于向部长会议提供关于劳动力规划、未来培训的优先领域以及解决各类培训部门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的高水平方案。这些方案必须要充分地考虑到包括各注册培训组织和团体培训公司在内的相关利益。

准入机制是劳动力市场入门的标准与要求,是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最直接的联系。澳大利亚的这一机制覆盖了大量的企业和部门,也为职业教育提供了标准和受教育者未来的资格要求。

从澳大利亚的这些做法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需要政府设计和出台多方面的制度与政策加以保障,而不能仅仅依靠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去自主地调整与适应。这个系统工程,需要有政府、行业、教育主管部门、劳动主管部门、学校和企业共同的协作与参与才可以顺利完成。

(二)职业教育在提供给受教育者特定的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同时,应当提供更为宽厚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为个体在工作生涯中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职业教育必须为个体的终生发展做准备,不能成为只是面向某种职业的定向的、人门水平的、狭窄的技能培训。这一点,国际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已经充分昭示。因此,职业教育除了提供给专门的职业技术之外,还必须提供给个体较为宽泛的普通知识和技能。

从经济学的视角,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的视角下,职业教育应当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以确保受教育者能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中跨越多个工作领域进行发展。早在1985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就指出,通常企业并不对狭窄的职业主义感兴趣。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雇主更倾向于他们能够接受那种强调阅读写作能力、数学技巧和问题解决技能的课程,接受那种强调学会如何学习和适应变化的课程。

提供可迁移性强的知识和技术、提供精专化的知识和技术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而应当在职业教育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体现在课程设计和教学过程中。

(三)职业教育要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机制

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是动态发展变化着的,因此,教育部门所培养的劳动力不一定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而且不难发现,职业教育尽管要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但许多受教育者并不会在受培训的那个行业领域中就业,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和现象,不容职业教育忽视。

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短缺和富余受多种因素影响。首先是教育能够提供的合格的劳动力的数量,这是一个根本的因素,但却不是根本原因。第二是某个劳动领域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会直接影响进入到这个领域从事工作的劳动力的数量。因此,职业教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它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职业教育的地位越高,它影响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越强;反之,则越小。第三是劳动力市场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和工资水平,因此,这也是影响劳动力及其教育的重要因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一般关系。显然,职业教育会对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那么这种关系的具体细节如何?这便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三、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

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它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这同样是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作用的一项表现。

(一)职业教育

个体与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关系体现为就业和转业两方面。其间,职业教育有三重任务:一要为个体进入工作生活做一般性准备;二要为个体从事哪种职业做准备;三要为个体在工作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角色做准备。这三项任务又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组成密切相关。在其间,职业教育决定了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界,对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研究非常深入,不仅对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流动的一般规律进行了研究,也就职业教育对劳动力职业流动的影响作用和具体表现进行了深入研究。

人力资本学说的问世为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对于劳动力的市场流动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出现了几项关于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影响的重要研究。其中,斯彻曼(Sicherman)和盖勒(Galor)于1990发表了《职业流动的理论》一文,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现象,并且讨论了这种现象对于个体职业生涯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它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人力资本、不同个体的工资差异以及升迁、辞职和跨公司的职业流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项研究显示接受“回归教育”会为职业的上升提供更高的可能性。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职业来说,学校教育都会增加其向上的职业流动的可能性。

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使人们注意到人力资本投资会对劳动力收人产生影响,进而引发劳动力的流动。这一点,在今天的劳动力市场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规律性现象,我们以澳大利亚为例来说明这一情况。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发达,职业教育也得到举世公认的赞誉。通过本页的表我们可以看出,在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水平与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位置之间的关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来,资格证书的水平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专职性工作的就业率对于那些高水平资格证的人来说更高;相反,失业率就会低。因此,总体而言,对于一级劳动力市场而言,职业教育及其资格认定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条件。又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有着巨大影响,因此,教育和培训对三种劳动力市场分割中职业的向上流动性都有积极影响。这已被一些实证研究所证实。因此,职业教育和培训事实上成为使劳动力从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流动,且不断获得提升机会的推动力。

人力资本理论进而对公司和企业内部的培训与职业流动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在1962年贝克尔(Becker)就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即“一般的培训”和“特殊的或公司定向的培训”会导致不同的职业流动,贝克尔指出,特殊培训不增加员工流动的可能性,企业可以占有由此带来的收益,因而企业愿意进行特殊的培训投资。由于当雇员被雇主解雇时,特殊培训的投资收益将会丢失,因此,特殊培训总是与低离职率相伴随。一般培训能够提高员工在其他企业的生产率,而由于其他企业并不承担培训成本,他们能够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来吸引受培训的员工。因此,提高一般培训的成本得不到培训投资的收益,企业不愿意承担一般培训的成本。但是,也可以发现,尽管贝克尔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科学性,但在现实中很难找到纯粹的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许多学者通过研究都明确提出任何培训课程计划都具有将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混合起来的特点。

真正将培训与职业流动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思路与方向的研究是由巴坦(Bartel)于1992年提出的。巴坦根据培训目的对培训进行了分类,将劳动力在进入要求准入资格的劳动力市场后的正规培训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核心培训(Core Train-ing);其二为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Employee Development orCareer Training)。

所谓核心培训,旨在适应由技术和组织发展带来的工作变化,以提升劳动者工作能力为目的的培训。由于技术和组织的发展,处于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专业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不断面临着知识和技术落伍的风险,这种风险尤其在技术类的职业领域中会比较高,因此,提供培训就成为减少这种风险的主要途径。核心培训对于在专业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劳动者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培训,可能使他们的人力资本得以提升和更新,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能力不会下降。巴坦认为,处于二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员工不需要核心培训,主要是因为其所从事的工

作对员工的资格要求比较低。

员工开发或职业培训不是为了目前的工作变化进行准备,而是为了员工生涯中的下一步发展做准备(比如在组织中的提升)。因此,职业培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即决定和影响员工未来的潜在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这一方面符合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原理,即培训可以提升个体的职业能力;另一方面,它也符合筛选(Screening)理论,即雇主在雇用员工之初,并不会掌握每位员工的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完整信息,但雇主可以通过培训员工,来发现员工职业能力的水平和特点。因此,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通过职业培训,不断明确受训人员的职业能力,从而使职业培训这种活动实际也成为企业管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参与培训次数多的员工被提升的机会也就比较大。当然,职业培训是否一定能够确保提升,这还要依赖于组织当中的提升制度。罗森堡姆(Rosenbaum)讨论了三种提升机制,即竞争性流动机制(contest mobility regime)、赞流动机制(spon-sored mobility regime)和锦标赛流动机制(toumament regime),这三者根本的不同在于所强调的是“效率”还是“机会”。

竞争性的流动制度中,“职业前景”是推动每位员工维持生产力和防止懒惰的重要工具。尽管提升的机会是有限的,但员工能够参与到提升所需要的培训课程中,这是一个公平竞争的过程,是一个强调“效率”第一的过程。

赞的流动往往是在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选择总是在最初,并且有可能只有一次,而且培训成本很高。提升的机会有限,而且并不依赖于是否参与培训。因此,赞流动从根本上并不取决于“效率”,而是“机会”。

锦标赛流动制度是前两种制度的混合,既强调“效率”又不忽视“机会”。它类似于体育比赛中的锦标赛,雇主会如同锦标赛中的事先确定奖金一样,提供某种“员工奖励”或“获得良好职业前景”的承诺,以此激励员工创造好的业绩。这种流动体系主要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可以有许多员工获得提升所必需的培训,但雇主会决定哪位受过培训的员工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被淘汰者可能会被调整工作岗位甚至是完全离开组织。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职业培训对内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它可以直接地增加员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或者增加其内部提升的机会,即职业培训只是提升的必要条件但并不能保证提升”。

(二)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与职业流动

随着对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的深入,学者越来越关注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超过职业需要的过度教育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什么影响,是否过度的职业教育一定会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正向的推进作用?美国学者弗雷曼(Freeman.R.B)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其标志性成果为1976年出版的《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这个领域不断涌现出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过度教育是指“一个社会(或个人)所拥有的教育超过了需要”,即社会的总体教育水平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或个人拥有的教育水平超过其所从事工作的需要,即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的作用失效。我国有学者总结出过度教育的主要表现为:第一,受教育人口的失业率比较高,甚至超过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或教育层次较低的人口;第二,受教育人口的专业技能未得到充分利用或就业不充分,或学非所用;第三,高才低用,如大学毕业生通常从事高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高中毕业生从事常由初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第四,接受过同一水平教育的人,现今的实际收入要比以前低。

总体而言,过度教育对于职业流动有重要影响。首先,当雇主对于员工的生产率不确定时,过度教育可以作为这个工人潜在的生产率的指示器,从而为雇主使用员工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其次,对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过度教育对职业流动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在入门之时,过度教育是很普遍的现象,但会随着工人不断被提升而降低过度教育的程度。在专业劳动力市场,过度教育的情况较少,主要是因为在职业教育和工作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中,过度教育的现象最为普遍。在内部劳动力市场,过度教育只是在刚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暂时存在,这种现象随着劳动力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向上提升而减少;但是,当有技术的工人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中就业后,过度教育也会随着劳动力的升迁而减少。

教育与职业的关系范文第3篇

〔关键词〕医学人文教育;医学生;职业认同;辩证关系

职业认同是指个体对即将从事或正在从事的职业的目标、社会价值及其他因素的总看法,是职业价值观的最终体现。医学生的职业认同主要指对自己将来从事医学职业和将要扮演医生角色的看法,即是个人职业发展的起点,也是职业生涯发展的核心,更是职业生涯成功的动力之源[1]。众所周知,当今社会医疗环境不断恶化,伤医、杀医事件屡有发生,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备受打击,很多青年医生离职,给医疗行业产生了巨大的损失。然而,我们没有看到的是,隐藏在背后的是医学院校报名人数的锐减,医学生职业认同感的不断降低正在威胁着医学事业的发展。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医学生人文教育对医学生职业认同感提高具有较好的导向性作用,因此探寻医学人文教育与医学生职业认同教育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有针对性的改善医学生人文教育,从而有效地提高医学生的职业认同非常重要。本文通过调查及访谈等方式对医学生的职业认同现状进行了解,发现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情况不容乐观,直接影响了医学人才的培养和医学事业的发展。

1医学生职业认同感现状成因分析

1.1国家宏观政策的压力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的不断改革完善,人民对于医疗服务要求的不断提高,国家针对现有医疗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尤其针对医学生教育提出了专科医师规范化培养的改革措施,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加快构建以“5+3”(5年临床医学本科教育+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3年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为主体,以“3+2”(3年临床医学专科教育+2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为补充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医学教育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医学服务水平,然而,这种改革对于很多在校医学生而言却是切肤之痛。改革的结果一方面对原有的7年制专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7年制规培问题成为烫手的山芋,规培则是用10年拿到别人用8年就可以拿到的资历,不规培又不符合国家政策。另一方面学医本身学制较长,三年规培又很难在本单位进行,从中国传统的“求稳”思想角度来看,三年规培为将来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导致很多医学生对医学这个职业望而却步。

1.2社会从业环境的恶劣

医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职业,需要面对医疗制度不健全、保险体制不完善、医院管理不规范、医患矛盾尖锐等问题,而一些媒体热衷于片面报道医疗负面新闻,把“看病难、看病贵”的矛头都指向医生。发展至今,医患关系的问题愈演愈烈,从最开始的媒体对医生工作的失实报道到现在频发的伤医、杀医事件,使得医生处于一种相对不安全的执业环境中。医学生在理论学习阶段尚能理性看待医患关系问题,进入实习阶段后,医学生每天耳濡目染自己带教老师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和社会压力以及面对医务工作的高强度低待遇,逐渐对医生职业产生怀疑。同时来自于学生家庭的压力也对医学生的职业认同带来了负面影响,伤医、杀医事件的频发导致很多父母不愿意孩子从事高危职业,医学生的职业认同再次受挫。

1.3医学人文教育的缺失

在实际生活中经常看到这样一些医生,想推行过度医疗,想从患者身上获得更多经济利益,想让患者接受某种医学实验或者想要掩盖某项医疗差错,他们的人文技能或许很高超,但是这种高超的人文技能是欺骗患者的伪善面具。真正的医学职业精神应该是将患者的利益放在首位,肩负医务工作者应担负的责任。尽管我国医学高等学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将医学人文课程纳入医学生培养体系,但是长期的唯技术主义,使当今的医学生应该具备的人文情怀逐渐没落,医学高等教育应该提倡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的协同发展。当前,在医学高等教育阶段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医学科学教育和医学人文教育的并举,如何在医学专业技术教育中渗透人文精神教育以及如何在人文精神培育过程中体现操作性。医学院校人文精神教育缺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严重影响了医学生从业后的行为和心态,也蚕食了医学生对医学职业的认同,医学生人文素养的功利化,必然导致医学教育的举步维艰。

1.4学生个性发展的阻挠

如今的医学生群体独生子女占绝大多数,受社会大环境影响,独生子女的个性弱点在医学生中普遍存在,医学生对来自于政策上、社会上的外在的困难较为敏感,不能从更加长远的角度考量从医的成本,对待医学或者学医更加的功利化。而且,当今医学生的成长环境确实举步维艰,既要面对周期长、成本高的理论学习困难,又要面对实践难、就业难的操作学习困难,甚至还要面对风险高、地位低的现实生活困难。大多数医学生都不具备职业生涯规划的能力和挑战自我意识,面对困难他们更多的选择逃避。

2医学生人文教育误区

2.1医学人文精神与医学科学精神的“貌合神离”

医学是一门人文精神浓厚的学科,承载着关爱生命、救助患者、安慰患者的崇高使命,一名成熟的医务工作者应该是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同时兼具济世救人的高超技能。医学高等教育应该提倡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的协同发展,然而在实际的医学生教育中我们可以看到,医学技术类的课程仍然占据着医学生教育的绝对地位,医学人文教育始终处于从属或者是可忽略的地位。

2.2医学人文技能与医学人文理念的“欲盖弥彰”

人文技能是一个不被太多人关注的概念,大家更关注的是人文教育、人文精神、人文素养等热门话题。人文技能是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是更加鲜活、具体、可操作的人文素质体现。人文技能可以从与患者的沟通、表达技巧方面体现出差异性,就是说如何将关怀患者、尊重患者的理念完好地体现出来,让患者和家属感受到、接收到。正如杜治政先生说:“没有人文理念指导的人文技能操作,可能成为一种诱导,可能成为掩饰医疗差错的伎俩,有时甚至可能成为欺骗的行为。”[2]高等医学教育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难题就是人文技能和人文理念的相得益彰,帮助医学生真正明确自身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明确自己学医的初衷和根本,在此基础上提高人文技能培养,让人文技能服务于正确的人文理念。

2.3医学人文知识与医学人文精神的“大相径庭”很多人以为医学人文精神的高低就等同于医学人文知识的多少,这种错误的观点误导了医学生人文教育理念。当然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是以医学人文知识的获得为前提的,医学生在校期间需要系统学习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史等相关课程,但是学习人文教育的目的是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明确和树立医学生的人文理念。然而,人文知识的传授不等于人文精神的传授,真正的人文精神是对人的深刻认识和对人的终极关怀,医学人文教育就是让医学生明白医学终究是一门“人性化”的学科。医学人文精神可以通过医学人文知识来体现,但是医学人文知识不等于医学人文精神。在不断反思高校医学人文教育的问题中发现,从功利的角度接受人文教育是当代医学人文教育失败的主要原因。

3医学人文教育对医学生职业认同的影响分析

3.1医学人文教育对医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影响

职业价值观是人的一般价值观在职业上的体现,是人们衡量某种职业优劣的心理尺度,影响着人对职业的选择和态度。在大多数医学院校中,医学生的职业价值观教育没有单独的课程设置,仅仅是通过相关的医学人文课程进行穿插、渗透。另外,当今不良的社会环境对医学生的影响是深刻的,医生职业的光环因为不安全的工作环境逐渐黯淡,诸如儿科、妇产科等科室的人才凋零都是医学生新的职业价值观的体现。而医学人文教育可以夯实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坚定救死扶伤之初心,尊重自己的喜好和特长,尊重自然规律和人类发展的特点。

3.2医学人文教育对医学生职业期望值的影响

职业期望值是人对某种职业的渴求或向往,是个体将自身兴趣、知识、能力、价值观等内部因素与外在的就业机会不断协调的结果,它既是个人内在职业价值观的外在表现,又是决定个人职业选择的内在动力源[3]。当前医学生对于职业的期望值主要体现在对“经济收入”的期望和对“自我发展”的期望,这种职业期望既包含功利性又体现了理想性。功利性是屈从于现实生存需要的物质体现,是人的基本需求。理想性是当代医学生能够理性成熟的界定自己的职业期望,从更加深远的角度看待医学这个职业,对医学职业给予合理的期待。医学人文教育的存在就是帮助医学生将自身的职业期望值界定在合理的区间内,引导和启发医学生不盲从于“眼前利益”和“既得利益”,抵制“金钱至上”的腐朽观念,同时培养医学生的“全人观”,真正适应当今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

3.3医学人文教育对医学生职业归属感的影响

归属感属文化心理概念,是指一个个体或集体对一件事物或现象的认同程度,并对这件事物或现象发生关联的密切程度。对于不同的对象,归属感的维度往往是不同的,医学生对于医学职业的归属感表现为对职业的安全感和落实感。而当今医患矛盾的不断激化,大量医生无奈离职,医学生对于职业的安全感大大降低,对于医学的发展和自身的职业发展也产生了质疑。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具有过程性,它是在接触医学专业理论,进行临床实践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的[4]。医学人文教育能够帮助医学生明确职业定位和进行适当的心理调适,教育医学生在复杂的职业环境中保持理性认知,增强医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抗挫折能力,坚定入职的决心和信心。综上所述,医学生职业认同教育需要从医学人文教育入手,通过加强医学人文教育,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理念,帮助医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职业期望值,从而建立稳定的职业归属感,逐渐实现医学生对医学职业的认同。

〔参考文献〕

[1]陈雪凤,梁博,孙丹,等.提升医学生职业价值认同的思考[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4,27(5):664-666.

[2]杜治政.守住医学的疆界[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9.

[3]谢延明,赵玉芳.大学生职业期望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4,11(11):111-112.

教育与职业的关系范文第4篇

【论文摘 要】幸福是人之为人意义的实现,幸福感是人根本的总体需要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所产生的愉悦状态。教师的幸福感与教师职业道德共生于教育过程中,教师幸福感是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教师职业道德则是获得教育幸福的必要条件,也是教师享受教育幸福的必然前提,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对教师幸福感提升意义重大。  

 

幸福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对幸福的追求。教育是为了人的幸福,幸福感是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教师职业道德在帮助教师追寻真正的人生目的、获得幸福人生所必须的创造性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什么是教师幸福感与教师职业道德 

幸福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由于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而产生的精神愉悦状态。教师的幸福感则是指在教育过程中教师通过艰辛的创造性劳动,把学生培养成才之后,因目标和理想的实现而在心理上和精神上感受到的职业乐趣和人生欢愉,这是其他任何职业所无法享受到的幸福。 

职业道德是对于从事某一特定职业的道德要求,实现这些道德要求是从事这一职业的最基本的条件。教师职业道德也就是对整个教师群体,作为一种特定的职业群体所应具有的带有普遍性的要求,属于教师团体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 教师职业道德的发展是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充实自己,发现生活意义,获得自我实现的过程。 

二、教师幸福感和教师职业道德的共生关系 

许多哲学家都研究过道德与幸福的内在联系,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的生活是合于德性的生活,即恒久地实践德性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康德认为,道德是“如何使我们配享幸福的学说”。 教师幸福感与教师职业道德的关系非常密切。教师幸福感是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理解教师职业道德的重要情感基础。而教师职业道德则是获得教育幸福的必要条件,也是教师享受教育幸福的必然前提。 

1、教师幸福感是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精神动力 

教育幸福是教师的执着追求,也是教师提升道德品性的动力。教师幸福感是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精神力量和重要前提。因为,没有教育幸福感的教师,他就不可能把教育工作作为自己人生价值的追求,不可能做到满腔热情、耐心细致地关心、爱护、帮助学生。没有幸福感的教师是很难胜任教育工作的。因此,教师只有摆脱了职业感的束缚,不把教学当成谋生的手段,而是出于自己的需要,才能在教的活动中自由地、有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全部才能和力量。 

2、教师职业道德是实现教师幸福的必要条件 

教师是具有社会性的职业,偏离了社会的价值取向,离开了道德的轨迹,所有的幸福都只是空中楼阁。教师职业道德是教师幸福的必要条件,是获得幸福的重要手段和条件。教师职业道德作为社会的价值取向,总是体现为某种一般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原则。同时,教师职业道德为幸福的获得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它通过协调人际关系,避免人际冲突,促进人际和谐。因此,教师职业道德对幸福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教师幸福感是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目标追求 

教师的教育幸福感往往来自教学中的成就,当看到自己以智慧开启了学生的思维、用知识和德性帮助学生走出困境,学校、家长、社会对自己的教育给予充分肯定的评价时,教师履行职责的行为也将会获得强化,并能促使教师更深刻地理解教育的意蕴和教师职业的价值,进一步增强教育责任感与职业道德理想。与此同时,教师也会更加关注自己的行为,并有意识地完善自己的个性。教师越能理解职业道德的内涵,就越能在日常教育生活中领悟和感受教育幸福,并在提高道德认知水平并坚定道德信念的同时获得幸福感。 

三、教师职业道德对教师幸福感提升的价值 

柏拉图认为“公正的灵魂和公正的人就生活得好,而不公正的人就生活得坏……要承认生活得好的人拥有安宁和幸福,而生活得坏的人恰恰相反”,他由此得出了“德性和智慧是人生的真幸福”的结论,由此可见,道德对人自身的幸福影响深远。职业道德高尚的教师必然也会拥有强烈职业认同感和归宿感的幸福体验。因此,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对教师幸福感提升意义重大。 

1、在教师职业道德培养过程中创造和享受幸福 

幸福的体验存在于人的创造性活动过程中。离开了创造性活动,幸福则无从谈起。因此,道德修养的提升要超越道德知识,从知识世界走向充满智慧的生活世界,直面人的幸福生活主题,培养创造和享受幸福的能力。人的创造性活动对于人自我确证、拥有自由和幸福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而且还在于创造人的需要自身,这是一个创造需要及其满足手段的无限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一个创造力发挥、潜能实现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趋于完满的过程。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培养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知识的灌输过程,而是培养道德智慧的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把教师工作与生活的本相与现实境遇揭示出来,使教师生理解工作生活的意义,积极思考关于幸福人生的本质。 

2、教师职业道德提升教师幸福感 

教师职业道德在教师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培养和习得,并影响着教育幸福的生成。亚里士多德认为,“没有一种伦理德性是自然生成的”,“德性既非出于本性而生成,也非反乎本性而生成,而是自然地接受了它们,通过习惯而达到完满”。 

教师职业道德是在教师深入理解教育专业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的道德实践活动,在一种个人自觉的状态下形成的。教师职业道德也是与教师专业发展相伴随的道德品性,既能够有效地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又能使教师在实现专业发展的同时,更深地领悟教育的意义,增强责任感和自律精神,增进对教育与生命的理解,感受教育幸福。享受教育幸福是每个教师的理想追寻。教师职业道德既是教师作为专业发展人员的必要素养,也是教师追求教育幸福的基石。教师职业道德不是对教师的强制规约,而是促进教师提高教育生活质量、感受教育幸福的有效手段。教师德性的拥有,意味着教师幸福感的提升。而教师要获得教育生活的幸福,就必须在理解教育的基础上,在专业活动中长期践行教师职业道德。只有当教师职业道德渗透在教育的每一项活动中,道德行为成为专业生活的必须时,才能产生教师的教育幸福。 

总之,教师幸福感的提升利己利人,价值重大,教师个人应该加强作为个体道德的人格建设和提升,把提升职业道德修养己的重要人生目标,自觉追求有意义的生活,实践有意义的幸福人生。 

参考文献: 

[1]黄正平.幸福感:师德修养的理想境界和目标追求[j],当代教育论坛,2003,(10):79-81 

教育与职业的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职业发展;职业能力素质;学习环境;职业指导;职业教育

一、序言

尽管在西方社会中,雇主希望现在的雇工比20年前的雇工具有更多的知识、技能并且具有更强的内在动机。但是,职业教育并没有满足他们的这些期望。在学生的内在动机、知识水平及所掌握的技能方面却是存在许多令人怀疑的地方。这个令人失望的结果肯定有其造成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学生在读书期间,没有一个清晰的职业愿望,更不用说职业认识。缺乏内在动机导致学生做出相当随意的职业选择,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较高的辍学率,最近几年,欧盟对职业院校中职业指导的投入不断上升[1]。同时,很明显,学校的管理者并不注重职业指导和职业辅导。他们几乎不向这方面投入经费。

二、职业学习:理论观点

在西方国家,职业教育中的职业指导主要是基于特质论的理论基础之上。该理论对荷兰职业教育中的职业指导及职业辅导的模式构建及内容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其中主要的概念有“知情选择”和“制定决策”。在该模式中,要做出较好的职业选择,雇工的个性及才能必须要与工作中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相匹配。因此,咨询顾问及教师应该为学生提供关于自身能力的可靠信息以及在实施特定工作中所需要知识和技能的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学生就可以对自己的职业做出理性的选择[2]。

该模型的局限越来越明显。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越来越不可预测,因此,基于某些信息做出理性的职业选择,就变得非常的困难。存在一种观点,即学生是否有做出理性的职业选择的认知能力,这仍是一个挑战。30年前,有专家观察发现,人们之所以没有做出理性的职业选择,主要的原因有他们没有掌握当时的实际情况,没有一个坚持的价值体系,此外,还没有掌握高效的推理技巧。人类的理性都是有限的,所以他们经常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只能做出短期的预期,因此,在某一段时间内,他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点上。神经学和神经心理学的研究解释了年轻人“有限理性”的存在,因为他们的前额皮质(大脑的一部分,负责做出事物的选择)要到20-30岁的时候才会发展完全。因此,当年轻人面临复杂情况的时候,就会立即做出决定[3]。

基于以上理论,还是不可能提供关于个体及劳动力市场的准确信息。因此,传统的职业指导及咨询变得越来越过时。这个结果对学生是毫无益处的,尤其是作为教育系统多重选择及基于市场系统的选择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作出决定的实际责任主要就是落在学生身上。所以,在学生有必要做出决定之前,没有必要为他们提供大量信息,只要帮助他们学习如何收集信息,及怎样把这些信息转化为有意义的知识和行为即可[4]。很明显,发展职业素质能力是一种高阶段的学习过程,传统的学习环境是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

三、职业学习

职业发展的第一个理论的学习观点是强调再生性学习。该理论是建立在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其主要观点是职业选择是职业定位自我效能感、预期结果及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5]。关于行为结果的信心与期望被看作两种学习过程的结果:由成功学习和失败学习或者替代性学习所造成的正强化或负强化。自信与个人行动的期望的结合产生了职业愿望。在这些愿望基础之上,做出职业的决定,选择职业。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学习的经验与空间还受种族与性别的约束。

当今社会,发展飞速,很难使用社会认知的学习理论来准确的描述职业学习的过程。在当今全球化经济的环境下,工作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使不断增长的学生去广泛的学习变得越来越困难。另外,在社会认知学习理论中,社会经验被看作是做出决定的外部因素,然而,经验主义的研究建议,它们实际上是做出职业决定的完整部分。要在众多理论当中去理解职业发展,了解理论也是很有必要的[6]。

这种方法是由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提供的,其观点是学习过程就是学习者将信息转换为有意义的知识的过程。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观点中,有意义的构建是通过个体与其他个体关于实际经验进行的对话来实现的。

四、教育中的职业学校环境

在职业导向学习的环境中,学生可以获得真正的工作经验,并且在学习过程中也具有发言权,最后,可以积极参交流与并讨论工作中的学习经验。这种学习环境与传统的学习环境在很多方面上都不同,具体如下:

1.不注重信息的转移,而注重获取真实的工作经验;

2.不注重由教师到学生的知识讲解,而注重教师与学生的意见交换;

3.在作出职业决定的时候,不注重制度的干涉,而注重持续的指导;

4.在教育过程中,不仅仅考虑学生的认知能力,而且还要注重学生的情感培养;

5.不注重单一的标准的学习路线,而是注重多元选择的创新和相互分享。

五、研究问题及研究模型

然而,经验主义并没有像以上所定义的职业导向学习环境,这还有待于加强职业能力的发展。该研究旨在寻求以下问题的答案:

学习环境中哪些方面证明了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学生所掌握职业能力的程度?

除了刚才以上所提到的学习环境的特点,个人在职业能力学习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个人发展职业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性别的影响。在工作当中,男生和女生看上去都有很高的职业兴趣以及较高的独立性。但是,专家研究显示,在作出职业选择的能力方面,女生比男生的得分更高,而结果往往是男学生更确定自己的职业选择[7]。年龄也与职业选择和能力有关:学生的年龄越大,他们为职业选择所做的准备就越充分,对他们的职业也就更加确定。研究表明,内部控制点有助于职业规划,工作态度的知识以及做出更好的职业选择。在研究当中,专家使用了“内部控制点”这一概念,来说明人们怎样理解自己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假如有人说,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归功于自己的行为,那么别人会说,应归功于内部控制点[8]。

六、样本选取

该研究中的学生样本是来自职业准备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第三年或第四年的学生。中等职业学校分成两个子

类,要么注重实践训练,要么注重理论培训。样本的抽取都是经过多个阶段的选拔过程的。在第一个阶段,荷兰所有的342所职业准备教育学校和18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被邀请参加一个关于职业指导和咨询的会议,这个会议是由非官方的机构来组织的。该组织是由教育部来资助的。参加会议的代表首先被问及是否愿意参与目前的这项研究。其中,一些积极响应该研究的学校选出一定数量的老师和学生,并要求他们参与该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参与的学校遍布荷兰全国,并且覆盖中心城市的学校和农村学校[9]。参与研究的学校和未参与的学校在学校的大小,学校人数及环境方面没有什么大的不同。然而,参与学校可能比未参与的学校在职业指导和咨询方面更积极而已。

七、方法的构建

用于从学生方面搜集信息的手段,即一个列有88条的基于自我评价的调查问卷,是经过五个阶段制定出来的。首先,对教育中的职业发展,特别是职业能力素质领域中现有的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因为没有完全适用于改研究的方法,所以,调查问卷成为测量职业能力的方法基础。其次,最初的定性的访谈是与职业准备教育学校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老师、学生及职业咨询者一起进行的,其目的是使相关变量可操作化。在这些访谈中,职业学校使用的具体的职业导向方法和与职业相关的方法被确定。在该研究的基础之上,额外的一些条目也已确定。第三,基于前两个阶段,一个实验性的调查问卷在访谈中已经发给18名同学。该实验性问卷中的每一个条目都与各位学生进行讨论。因此,再对调查问卷进行修改,并请语言专家和方法论专家进行评价。第四,把调查问卷分发给200名学生进行心理表现的考试,其目的是精选一定数量的条目作为最后的调查问卷内容。最后,经过以上几个步骤制定出的调查问卷再送给一些职业发展领域的专家,让他们给与评价,并对不当之处进行较小的修改,再最后定稿。

除了为学生开发的调查问卷之外,同时,也为老师开发了一套调查问卷,目的是想收集与职业学习环境相关的数据。这些调查问卷中的条目是在定性研究的过程中产生的,同时,把它送给一部分教师进行评价修改。选出来的条目再以手写的形式分发给每一位学生[10]。

调查问卷有以下几部分组成:

1.职业能力:衡量职业能力的手段是基于手写的、自我评价的调查问卷。曾有专家划分为五种职业能力,但就目前情况而言,职业能力的三因素模型最具有代表性。能力和动机反射构成其中的一个因素――职业反射,工作探究和职业行为构成了第二个因素――职业形成,所以,现阶段,三种职业能力为:职业反射,职业形成以及网络(即以交互行为为特点的网络)。

条目举例如下:

职业反射:

(1)与自己的父母聊天,找出什么才是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2)经常思考,在我的生活中,我最擅长的事情。

(3)与有经验的人讨论自己未来的计划

2.职业方法与手段:在职业教育中,经常用到的职业定位方法有职业选择测试、课程方法的使用,它是以手写材料的形式来收集面向职业定位、生涯会谈(一对一的与学生进行交谈,但是仅限于那些准备辍学的学生)、聘请职业顾问。另外,现阶段正在使用的比较具有创新性的方法有是个人发展计划(PDP)的方法。通过调查问卷,可以从老师那里了解到,那些方法在职业定位和指导领域对参与该项研究的学生使用。

3.职业定位指导:学生也被询问一些关于哪些生涯对话是发生在工厂,哪些是发生在学校。例如,“老师问我,我向学什么?”,“老师问我,为什么想学那些内容?”,“在讨论当中,老师/指导者就会帮助我找到自己将来的目标。”,“在实习期间,我与我的指导者探讨我适合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4.个人及环境约束因素: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及个人的变量也被包含在调查问卷中。环境的变量有学校类型和学生入学登记程序的形式。改程序分为以下几部分:技术研究、经济学、农业、卫生保健、职业准备教育理论及其他内容。个人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内部控制点以及学习成绩。内部控制点由三个条目来衡量。成绩是作为认知能力的一个指标[11]。

为了调查研究哪种职业导向的学习环境在职业准备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中对发展学生的职业能力影响程度更大,我们对它做了回归分析。三种职业能力的规模作为因变量,描述学习环境的变量作为自变量。个体的及环境的特点被包含在潜在的混乱变量中。

八、结论

在342所职业准备教育学校中有23%的学校参与了该会议,同时,在18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中,全部参与会议。在那些参加会议的学校中,又有23%的职业准备教育学校和94%的中等职业学校积极响应该研究。学校的相关部门选出某些班级参与其中,但是并没有具体介绍是如何选出的这些学生。在这35所学校中,共有3499名学生和166名老师参与了这项研究。关于学习环境的一些信息,大部分都是来自老师。结果显示,学习环境的不同方面正好可以解释职业能力素质得分的变化方差。基于问题的讨论对所有的三种结果具有很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Collin, A., & Watts, A. G. (1996). The 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 of career – and of careerguidance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24(3), 385–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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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ducation.au (2001). National Career Information System Business Plan. Dulwich, SA:Author.Education Queensland. (1999). Review of the provision of career guidance in Educa tion Queensland schools. Brisbane: Author.

[6]Ellyard, P. (1993, July). Education 2020: preparing for the 21st centu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ustralian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Association N.S.W. State Guidance Conference,Sydney, Australia.

[7]Feller, R., & Walz, G. (Eds.) (1996). Career transitions in turbulent times: exploring work,learning and careers.Greens boro, NC: ERIC Clearinghouse.

[8]Furness, J. (1999). Incolink: training, employment and careers unit. Australian Journal of Career Development, 8, 5–8.

[9]Gibson, D.(2000).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career educ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CareerDevelopment, 9(1), 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