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经济与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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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经济与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必要性，路径

一、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内涵

培育壮大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经济的振兴，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佩鲁（1955）从技术创新与示范效应、资本的集中和输出及聚集经济三个方面分析了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推进性单元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因此，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在此基础上，布代维尔（1955，1972)又从两个方面丰富了增长极的内涵：一是作为经济空间上的某种推动型产业；二是作为地理空间上产生集聚的城镇，即增长中心。并尤其强调推动型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他定义：增长极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在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他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增长极在拥有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城镇中出现。主张通过“最有效地规划配置增长极并通过其推进工业的机制”，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此外项目管理论文，缪尔达尔(G.Myrdal)、赫尔希曼(A.0.Hirschman)等经济学家对增长极理论都进行了不断的补充与完善论文怎么写。在繁荣区域发展理论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然而，随着国际发展格局的演变，现有的相关理论在适应当前日益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形势，并对之提供相关的指导与借鉴等方面，出现了欠缺。基于此背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课题提出创新性概念：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

当前形势下，就产业的发展方向而言，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各国走向经济复兴的选择和重点。对我国而言，在综合考虑当前世界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以及我国当前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需要，更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科学发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出发，促进区域协调共进、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则是依托新兴战略性产业，培育壮大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

作为本课题提出的创新性概念，“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增长极，它主要指：城市发展的源动力来自于关键核心技术，通过充分利用现有和潜在的优势，实现产学研的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创新驱动与产业发展的结合，并且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能够统筹规划产业布局、城镇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带。它以经济实力雄厚、产业聚集水平高、城市之间的协作度强、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完善、科技实力强、对外开放程度高、经济与社会和谐共进等为基本特征；它着眼于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瞩目于城市内生增长潜力的培育。它是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的载体、是利用外资的平台、是对外贸易的窗口、是加大经济技术合作的桥头堡。因此，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以此来成为撬动区域经济崛起的支点，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和谐度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分析

2009年，是我国区域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从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开始，接连有近20个区域发展规划获得国务院或国家发改委的批准。具体规划主要有：《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支持福建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总体规划》、沈阳经济区获批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等。上述这些规划，在地区分布上，遍布了全国的东、中、西、东北等各大区域板块；在产业发展格局上，着眼于产业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性；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着眼于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事实上项目管理论文，这一系列规划，无论是基于产业发展，还是基于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其实施进程以及预期效果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这一区域发展平台的培育与发展。通过打造新兴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对于集聚区域力量，改变产业同构性严重、重复建设、过度竞争、资源配置效率低等恶性循环，摒弃各自为政、盲目发展、“诸侯割据”的区域混战局面，提高产业实力与区域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离不开产业的实体支撑。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新型性”与“战略性”决定了其主导产业需要摒弃过去“三高四低”——高资源消耗度、高污染、高投入、低产出、低附加值、低要素回报率、低竞争力的粗放式城市发展模式，转为以拥有关键核心技术为城市发展的源动力，以关键核心产业的发展为载体，以产学研的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的结合为途径，充分利用现有的和潜在的优势，推动传统产业的高新化、高新技术的产业化、优势产业的集群化发展，通过产业布局的科学统筹规划、产业链的延伸、主导产业的增长、优势产业集群的形成、企业实力的增强，发展壮大一系列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产业关联度高、市场前景广的产业项目，推动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并且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注重推进节能降耗，推行清洁生产，促进资源利用的循环化，以此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进程，进而在实现城市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此外，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石化、钢铁、电子信息等战略性产业，制造业、纺织轻工和旅游等传统优势产业，金融、航运、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和生物医药、新型材料等新兴产业在区域经济的振兴过程中可以得到科学的发展规划，实现合理的空间布局，进而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从而在区域增长极的新型化带动产业发展的高端化的同时，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论文怎么写。

2，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增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

当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在行政区划经济的大环境下，一味追求GDP增长而导致的空间开发无序现象严重。区域经济的数字增长以过度占用土地、矿产、水等资源和环境损害为代价，众多区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盲目开发现象，致使资源更加匮乏项目管理论文，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威胁。目前由于过度开采、粗放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其正面临的经济与社会转型发展的诸多难题，就是有力的证明。同时在区域体内部，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甚至县与县之间都存在着“诸侯割据”，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现象。上述问题的存在，既制约着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进程，也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综合承载能力的掣肘。

而培育发展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通过合理规划城镇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以创新与科技的蓬勃发展为核心，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各类别的城镇、产业园区、经济协作区为载体，以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繁荣、经济活动联系的日益紧密，产业关联度的日益增强为媒介，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由局部到整体，依次推进的破除行政区划壁垒，提高城市之间的协作度和对内、对外的开放度，强化科技与创新对城市的承载力。进而有效弥补现有行政区规划的不足，以差异化、互补化、协作化的竞合发展，破解诸如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分工与合作度低、基础设施共享度差、资源等要素自由合理流动不足、环境保护协作度弱，等难题，弱化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等导致的投入产出率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外部性问题。以区域发展的新型化、战略化以及科学化发展路径模式，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

3，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增强区域发展的生命力

无论是佩鲁，还是布代维尔，亦或其他的经济学者，在增长极相关理论中，都瞩目于主导产业的发展，强调产业的关联效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事业、公共事业，给予的关注度较少。当前我国的区域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经济的增长，对于社会事业、环保事业等公共事业则重视不足，从而导致我国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尴尬局面。社会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正在日益显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

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项目管理论文，它既着眼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着眼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既着眼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着眼于对资源的保护和环境承载力的提升；既着眼于城市实力的提高，也着眼于城乡之间统筹力的提升；既着眼于区域物质文明的建设，也着眼于精神文明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总之，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是一个融合了城市竞争力、产业支撑力、城乡统筹力、环境承载力、文化软实力等多元因素的有机体系。因此，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加快城市周边的中小城镇、县域经济以及新农村的建设步伐，增强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力与带动力，扩大城市发展的外溢效应，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还可以推进城乡社会公共服务网络体系的建设，加快形成和谐、平等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同时，还有利于开发、弘扬当地的文化资源，通过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彰显地域民俗风情，突出城市发展的个性化与特色化，增强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力；此外，也有利于生态功能区的建设，完善生态涵养，保障生态安全，通过对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的研发，达到对资源的合理开发、有效治理、科学利用，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社会发展系统与经济运行系统，三大体系的良性循环，进而增强城市发展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力。

总之，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提升产业的竞争力、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增强区域发展的生命力，对于加快建设发达城市、生态城市、和谐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三、加快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发展的建议

正是基于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加快其发展建设步伐，就显得尤为重要。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现状，综合考虑国际与国内日益变幻复杂的形势，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改变“唯GDP是上”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科学完善的区域发展评价指标系统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在一定的发展历史阶段项目管理论文，受财政预算、产业成长历程、治理成本等因素约束，财政收入、税收等凸显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些指标还会出现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而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在一定辖区的者，二者之间的委托——关系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既面临政绩考核压力又面临一定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具有自身独立利益的主体者，还面临着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竞争博弈关系。积累足够政治资本的愿望，竞争的压力、政治晋升的动力以及实现增长的执行力，这些都强化了任期有限的地方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实现辖区发展的各种政策与行为的期限性、时效性和功利性论文怎么写。而这些政策和行为与培育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政策和行为并非总是呈一致性，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还会呈现相逆性，从而不利于城市战略性增长极的培育与可持续发展。例如：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需要不断完善创新体系建设，加快科技与研发进程，推动城市发展向创新驱动型、科技驱动型转变。而这是件耗时、耗财、耗力、风险大、见效慢的长期工程。一届政府任期最多只有五年，地方政府官员作为“理性人”，不会去从事“自己耕耘，他人收获”的行为。这是直接导致目前我国诸多城市创新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再如，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就需要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培育一批具有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强、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资源消耗等特征的主导产业。这种情形下，一方面，这些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见效缓慢；另一方面，需要对现有产业发展格局进行有进有退、有保有控的调整。在“退与控”的过程中就会有财政的损失、就业的下降。在“指标决定政绩”、“提拔干部看数字”的习惯思维影响下，地方政府缺乏主动“退”、甘心“控”的积极性，也缺乏积极“进”、尽心“保”的主动性。因此，在过多突出城市经济运行的规模，而忽略城市运行的内涵与质量的地方政府政绩评估指标体系和考核制度带来的弊端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构建全面的、科学的、系统的区域发展评价指标系统，迫在眉睫。

鉴于此，就需要改革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过程中对地方年度国内增加值和增长幅度、财政收入和增长幅度、吸引内外资额和增长幅度、外贸出口完成额和增长幅度等一系列刚性指标的过度重视，建立并完善科学、客观、合理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例如，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既要看GDP和增速等经济指标，也要看城镇失业率、人均收入水平、产业附加值、投入产出回报率、资源利用效率、科技创新成果、品牌数量、集群效益、市场秩序、环境保护力度、企业污染度、社会保障事业的支出等反映国计民生、社会进步、生态建设的指标。并且还要“善于用全面、历史、客观的眼光评价政府的工作成果。不仅要肯定政府的“显绩”，也要考察政府的“潜绩”。评估政府工作得失，不仅要观察当前的效益，也要分析长远的影响……淡化预期性指标，强化约束性指标，为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树立正确航标。”[②]从而为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营造宽松、宽容、宽广的发展环境。

2，调整产业结构项目管理论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夯实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产业基础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一系列特点决定了其要以内生型集约化的经济发展方式，日渐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为重要内容。过去那种粗放的、高污染、高资源消耗、低投入—产出比率、低产业附加值的外延型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三次产业比例失调的产业结构，对当前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日益凸显。例如：过高的第二产业比重，占用了大量的土地，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能源与原材料，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造成严重的生态压力，使得城市环境不堪重负；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与就业量的增加，也制约着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产能的过剩与消费的不足，将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国际金融危机表面上是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旧有经济发展方式和落后产业结构的冲击。因此，旧有的经济模式与产业结构已经不适合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需要论文怎么写。这就使得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向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内涵式转变，推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合理化调整，积极培育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低资源投入的创新驱动型新兴产业的发展，成为必然。

鉴于此，就需要充分发挥地方的各种优势，变资源优势为发展优势，变比较优势为后发优势，变专项优势为综合优势，变潜在优势为现实优势，以创新引领产业链升级，强化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等高端附加值环节，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此来推动园区经济、集群经济的规模化、集约化运行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进程。同时，还要大力发展社会公共事业，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还要扩大居民消费，突出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缩小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差距、地区发展之间的差距以及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总之，要以科学化、信息化、高端化、服务化、品牌化、集约化、内生化、社会化为指导，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此来夯实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基础。

3，破除行政壁垒，创新城市之间的合作体制与机制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其发展历程离不开其他城市的协调与合作。然而，在我国项目管理论文，无论是长三角、珠三角，还是京津冀都市圈，亦或其他区域板块内，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行政分割导致的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现象都非常突出。各个行政体都保持着自身经济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从而既导致了区域合作机制的缺乏和产业分工的不明晰，也造成了信息、资源的流通不畅和能源的浪费，从而影响了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区域整体效益的发挥。有些省区之间原本具有优越的分工互补基础，但是由于行政界线的分割，使产业聚集与扩散受阻。过度的竞争，低度的合作，不仅造成要素配置效率的低下，也造成了区域发展的“两败俱伤”。

鉴于此，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就要破除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细化城市之间的一体化发展规划，推进各城市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协调与整合，逐步建立并完善一体化的商品要素市场。而这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创新地方政府的资源分配机制、利益共享机制、政绩考核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等相关的利益统筹分配体系，解决好合作中增长的GDP分享、财政分配、投资分担等重大问题。以开放的区域运行环境，一体化的产业运行体系，日益密切的城市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来搭建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有效平台。

参考文献

[1]弗朗索瓦·佩鲁，经济空间:理论与运用[N]，《经济学季刊》，1950(1)

城镇经济与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16年来，我不但从校长岗位的“门外汉”挤进了校长行列，而且“居然”成了宁波市第一批骨干校长，从普通教师逐渐成长为奉化、宁波的两级劳动模范，我所在的学校先后被评为市级文明单位、市先进集体，浙江省首批“100所文明学校”、省城镇示范初中，宁波市现代化学校等等。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有成功的喜悦，有不断进取的梦想，有一步一个脚印孜孜以求努力拼搏所留下的痕迹，更有失败的痛苦和教训，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迷茫和困惑。从小学到大学，我参加正规学习16年，在校长岗位上边工作、边培训，“缝缝补补”又是16载。曾记得在宁波教育学院参加培训时有人就戏称我为校长培训的“博士后”，说我是教育学院“一辈子”都难以毕业的“留级生”。回顾在校长岗位上所走过的路，我发自内心地感觉到，校长培训确实是我的“终身大学”。

“专业引领”扶进门

1989年我刚好30岁，参加教育教学工作已经有十多个年头了，平时除了与书为伴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任何嗜好，读书、教书、思考、钻研教材教法、和学生谈心交友是我当时的主要工作。因而在教育教学岗位上算不上“很优秀”，但自我感觉还算不错，因为学生爱听我的课，喜欢我所教的学科，乐意与我交朋友，而且当时我还把教学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得及时进行总结整理，撰写的近十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学物理》、《教学月刊》等刊物上。正在我梦想如何使自己的专业能再跃上一个新台阶的时候，上级领导安排我担任农村初中的校长，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始料不及的。教师的信任、领导的重托，把我这个“鸭子赶上了架”，正在我为如何当好校长发愁时，校长培训开始了。在第一轮的校长培训班里，我系统地学习了校长学、学校管理学、管理心理学、教师学、教育法学等基础理论知识，同时，我利用各种机会，虚心向专家学者请教，进一步用心钻研教科书上所没有的“校长管理理论”。2003年宁波市教育局组织大市内的骨干校长到北师大进行短期脱产培训，使我有机会聆听北师大的陈孝彬、诸宏启、劳凯生等教授的讲座，所有这些，使我的学校管理理论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

“同伴互助”长见识

朱熹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校长培训其实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管理科学，所以，在经过“八五”的任职培训、“九五”的分岗培训以后，进入了“十五”的专题培训。我感受最深的是，宁波市的校长培训确确实实是为帮助校长“解惑”的，是为进一步拓宽校长的知识面和促进校长岗位的专业水平再发展的培训。

为了提高校长培训的实效性、针对性和科学性，在开展校长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先后开了不同层次的校长座谈会，最后确定分层次的“新校长新办法，老校长‘老’办法”的培训方案。对已经完成两轮培训任务的校长，主要培训目标是以提高校长实际岗位能力和进一步拓宽校长的管理理论水平为重点，由专题培训转为“同伴互助”。“同伴互助”的主要方法是将应参加培训的校长按其工作性质不同进行分组(分普高、职高、初中、小学和幼儿园等层次)，进行同一组次内的易校蹲点调研解剖、开展学术沙龙交流、组织校长论坛、进行校长教学展示、组织外出学习考察活动，撰写外出考察调研报告、参加以提高校长的管理水平为主的教育科研活动等等，应该说这样的专题培训“看得见，摸得着”、“实打实，用得上”，既有“兵教兵”的培训，又有“官教兵、兵教官”的培训，实现了培训主体的多元化、培训形式的立体化、培训效果的实用化，做到了培训“重心下移”。

以“易校蹲点”为例，我们不是去做看客，而是要对蹲点的学校进行集体“会诊”和“个别诊断”，要根据自己的观察、思考写出“诊断书”，同时又要向蹲点学校中层以上的干部介绍所在学校的治校方略、教育管理思想。校长论坛活动更是校长们办学思想、办学理念的一次交锋和观念“碰撞”，是“真刀真枪”比武艺的“大会战”。

“自我反思”升内涵

一个好校长除了要有明确的教育教学思想和先进的办学理念，还必须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理论积淀。尤其是在发展迅猛的今天，校长必须有有清醒的头脑，认准办学方向，不断自我加压，用自己的发展带动教师的发展，用教师的发展赢得学生的发展，最终促进学校的真正发展。尤其是在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风口浪尖”上，校长更要自觉担当起学校发展的设计师和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的“纤夫”角色，这就要求校长不能仅做一个学校管理的“看门人”，必须成为学校管理的“研究者”。

在最近一轮的校长培训中，我们参加了提高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宁波教育行政干部培训中心的总体要求，结合参训校长的实际情况开展“自我反思”为中心的主题式培训。“自我反思”是分层要求的，首先是“充电”学习，进行理论反思。近三年来，我们又系统地学习了《第五项修炼》、《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帕夫雷什中学》等有关的教育教学理论专著，摘录了近千张学习卡片。我们还以宁波市教育局所开通的校长培训网为平台，在“宁波校长博客群”上“冲浪”。一大批优秀校长聚集网上，把自己的学习心得、管理随笔等贴上网，与市内外的校长一起分享。其次，结合各自学校实际开展课题研究，进行实践反思。我们在教育行政培训中心专家的指导下，从学校自身的实际问题出发，精心梳理出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作为校长提高培训的研究课题，以课题为载体，边实践边研究边整改边提高，以学校管理的实践为平台引领校长专业水平的再发展，以课题研究为抓手促进学校办学水平的滚动式发展。

在这方面我自己有深刻的体会。参加校长培训十多年来，我把“我所思考的问题不一定对头，但只要坚持反思，问题将会越来越清晰；我所写的文章不一定能发表，但只要持续不断地写，发表就有希望；我所做的课题不一定能得奖，但只要持之以恒地去做，得奖就有可能；我所付出的努力不一定能成功，但只要永不放弃，离成功的彼岸将会越来越近”作为自己治校、治教和治学的座右铭，至今已小有成绩，发表教育教学管理论文50余篇，主持的《研究型教师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被立项为省级课题。

“迷茫”路上辨方向

在基础教育教学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的今天，校长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师资水平不容乐观，已经成为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的“瓶颈”。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学校的许多优秀校长和教师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城乡教育出现了十分严重的“马太效应”，导致农村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步履更为艰难，很多校长仍然为办学经费所困惑，无心抓教育教学改革，也没有心思参加高一层次的校长培训，很多校长只满足于做学校的“看门人”和“维持会长”，既没有具有鲜明特色的办学思想，也没有办学的远景目标。从校长到教师，基本上是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传声筒”，教师中的绝大多数都处在教育教学研究“无意识的状态”下工作，所以，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在农村，校长培训的难点也在农村。要提高农村学校的办学水平，加快推进农村教育的均衡化进程，关键在于抓好农村学校的校长培训。

城镇经济与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总部设在纽约的“智慧社区论坛”（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ICF），创建了一套“遴选-分析评价-颁奖”流程，自1999年_始在世界范围评选“年度智慧城市”，分别遴选出“智慧城市21强”、“智慧城市7强”，最后评选一家“年度智慧城市”。

ICF构建的“智慧城市关键评价指标”，由宽带连接、知识型劳动力、数字包容（后改为数字平等）、创新、营销和共识等5个一级指标构成；2015年又增加了“可持续性”指标，表达对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关注。1999年，新加坡荣膺第一届“ICF年度智慧城市”奖。

ICF评比活动对智慧城市理念的普及和推广产生积极的影响。从其历年的年度顶级智慧城市奖项来看，逐步聚焦于城市的信息-网络-智慧化建设，但对城市传统产业转型的重视，尤其是近年获奖内容，更加关注智慧建设对现代城市“经济发展”和“创新经济”的贡献，例如2013年ICF了年度主题白皮书《创新与就业》，介绍了一系列获奖城市转型案例。这些，也为我国智慧经济建设提供了国际范例。

欧洲智慧城市6维度指标体系

2007年，维也纳大学等机构受邀为欧洲开展智慧城市评价及排名活动。

评价方法和数据来源。研究采用2001-2007年间的城市数据，从欧洲ESPON空间规划项目的1600个城市数据库中选择了70个中等城市为样本。评价系统由6个一级指标（关键维度）、31个二级指标（见表2）和74个三级指标构成，例如，一级指标“智慧经济”由创新精神、创业才能、经济情景与知识产权、生产率、劳动市场弹性、国际市场参与度和经济转型能力等7个二级指标组成。数据来源方面，74个三级指标中，48个采用本地或区域数据，26个采用各相关国家的数据，也有部分数据从其他研究中获得。数据收集后需进行标准化处理。

排名评价结果的表达。提炼并归纳出智慧城市的6个维度特征，包括：智慧经济、智慧交通、智慧环境、智慧市民（公民）、智慧生活和智慧（政府）治理，其理论基础分别对应区域竞争力理论、交通和ICT经济学、自然资源理论、人力和社会资本理论、生活品质理论，以及城市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理论等，并对卢森堡等70个城市依评价分值进行了排名。

整整十年了，维也纳理工大学不经意间完成了首次大规模的智慧城市评价实践，堪称完美成功的一次评价活动。其构建的智慧城市研究框架体系，严格的评价逻辑和数据处理方法，著名论文《智慧城市-欧洲中等城市排名》的发表，以及六维度模型的提出，形成了业界广为引用的智慧城市评价报告，被广泛认同为智慧建设评价体系的经典样本。

“中欧绿色智慧城市合作”评估框架

2013年起，我国与欧盟开展了“中欧绿色智慧城市合作”项目，双方各选择15个试点城市（区），评估主旨是“比较每个城市的主要特征，以便确定智慧城市诸多项目中的最佳实践；通过一套共同的标准来评估各个城市，评价智慧城市项目所产生的效益，理解智慧城市项目所面临的挑战”。2016年，我国浙江省宁波市作为该项目合作方之一，获得“卓越奖”。

项目评估框架包括9要素，即智慧城市战略思路、利益攸关方、治理结构、融资、价值评估、商业模式、ICT基础设施、城市智慧服务，以及法律与监管政策。

其中“智慧城市战略思路”方面，关注是否具有智慧城市战略规划或顶层设计，是否制订了智慧城市建设目标的关键绩效指标（KPI），是否体现了ICT技术发展趋势；KPI指标是否以国际标准为基准。“利益攸关方”关注智慧发展决策的主要利益相关方，也关注市民参与智慧城市的发展。“价值评估”指智慧城市建设的经济、环境、社会和文化影响，包括创造多少收入和就业、对城市GDP的影响、解决交通拥堵和城市碳排量能力，以及对智慧项目投资的社会回报率问题。“商业模式”则关注将智慧项目投资变现的商业能力，如收取交通拥堵费来为改善公共交通系统提供资金等。“城市智慧服务”关注服务的技术系统架构设计，包括是否可扩展到城市的其他系统或其他城市、是否云上交付、是否利用了物联网技术、是单一服务还是集成产品的一部分、是否利用应用程序接口API设计的开放系统等。

项目还编制了“试点城市成熟度评估标准”，将评估9要素分别设置为“基本、合格、较先进、最成熟”等四个级别成熟度。

【案例】巴塞罗那被誉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智慧城市之一，在中欧评价框架上，其评分为：

“智慧城市战略”之“最成熟”：清晰地制订了各类可量化的智慧城市关键指标，具有完整的智慧城市战略规划或顶层设计；智慧城市考核绩效指标符合国际标准，适用于所有利益攸关方；在城市规划中体现了ICT 技术发展趋势；

“利益攸关方”之“较先进”：各利益参与方的作用和关系能够清晰定义；市民能够较大程度地参与应用设计，政府具有及时的响应反馈机制；

“治理机制”之“较先进”：形成了跨部门覆盖整个城市的治理结构，制订了跨部门绩效评价目标；

“融资”之“较先进”：拥有充裕的资金将试点项目推广到整个城市，对智慧建设资金的使用设计了完备的监控体系；

“价值评估”之“较先进”：建立了智慧城市评价框架，包括社会、环境等非财务因素，且对所有智慧项目开展评估；

“商业模式”之“较先进”：其具有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智慧应用”之“最成熟”：智慧应用在城市内大范围普及，一些应用代表了最佳实践水平，并获得荣誉；能够通过开放数据和资源提供智慧城市各项服务。

中欧绿色智慧城市项目的启动，通过提出较为全面的评价框架及成熟度模型，为我们提供了探知智慧城市建设国际视野的良好机会。

从文献材料看，中方注重评估框架和智慧城市建设，而欧方优选了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曼彻斯特、哥本哈根等知名智慧城市，重点在评估逻辑和项目完成的可移植性，9大评估因素让我们直接观察到不同智慧城市建设运营及其评价视角。为此，建议将中欧交流的经验及教训适时与国内其他城市分享，及早扩大合作成果。

国际标准机构制订智慧城市评价指标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第一城市国际标准，《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城市服务与生活质量指标（ISO 37120）》，于2014年5月，上海成为全球20个试点城市之一。

ISO 37120从城市服务和生活品质两个维度，在经济、教育、能源、环境、财政、火灾与应急响应、城市治理、健康、休闲娱乐、公共安全、住房、固体垃圾、通讯与创新、交通、城市规划、废水、用水与卫生等17个主题，提出100项指标（46项核心指标和54项辅助指标）来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状态。该标准提供一套全球通用方法，帮助不同国家的同类型城市进行横向比较，以期发现各城市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2014年5月ISO 37120同时成立的“国际城市数据理事会（WCCD）”提示人们警示全球性的“城市数据赤字”，表达了对城市级数据严重不足的关注，强调高质量、标准化的城市级数据是构建智慧城市的核心，因而致力于创造一种“城市数据文化”。为此，该机构倡议开发新的“智慧城市指标体系”（indicators for smart cities）ISO 37122将涵盖智慧基础设施、智慧经济、智慧环境、智慧政府、智慧生活和智慧交通等六维度内容。

城镇经济与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南音发祥地泉州传承历千年

南音之称为“晋唐遗音”，即是由于晋“永嘉之乱”，中原衣冠南渡，晋人南迁在带来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中原优秀文化。中原古乐的许多音乐遗响，如先秦五音之乐，音阶与宫调理论以及旋法特点，汉代相和歌之“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的演唱演奏形式，魏晋时期的古曲谱等，都能在南音中找到印证或得以诠释②，南音乐器中的拍板与南唐《韩熙载夜宴图》中歌者所执之“节”基本相同，连执琵琶的姿势也几乎一样。而“泉州南音所使用的主要乐器，不仅体现了中国古老音乐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沉积，如先秦时期的洞箫、西汉时期的笛、魏晋时期的曲项琵琶、隋唐时期的拍板、宋代的奚琴与三弦等，同时它又是多元文化――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等的融合，其历史衍变过程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多元性、开放性的特征。”③

泉州南音被海内外专家誉为“中国古典音乐的明珠”、“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对南音的评价，田青在《清刻本文焕堂指谱》一书中的序中这样写道：“曾经有人概括泉州南音特点是古、多、广、强、美。其所谓古，是指南音有千年的历史；其所谓多，是南音有大谱、散曲和套曲达二千首以上；其所谓广，是南音不只活跃在闽南地区，而且扩展到南洋群岛和台、港、澳以及欧美的一些地方；其所谓强，是南音历经无数的天灾人祸和漫长岁月的磨汰，还能够顽强地存活下来；其所谓美，是南音既有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长撩曲，又有慷慨悲歌、一唱三叹的叠拍声。”台湾学者王镇华把南音称为“大生命的音乐”。泉州南音以其独特的传承脉络与方式，通过艺人春秋二祭的崇奉孟昶乐神祭祀乐事、拜馆等仪式活动，世代传承，薪传不息。泉州南音的传承，历代多是口传心授为主，附以手抄曲本传承，明才有木版印刷的《明刊三种》，清才有《文焕堂指谱》，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才有一些铅印的南音曲选、南音指谱大全等曲本出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泉州开发了南音电脑软件，使古老的南音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更有利于南音的传承。

泉州市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综合性试点，也是2007年6月文化部批准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核心区之一。据2006年《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简报》④刊载，现全市11 个县、区、市共有南音社团230 个，成员7425人。其中晋江市有南音社团48个，成员1704人；惠安县有南音社团16个，成员563人；永春县有南音社团11个，成员360人；鲤城区有南音社团17个，成员570人；丰泽区有南音社团23个，成员652人；安溪县有南音社团22个，成员485人：南安市有南音社团33个，成员有927人；石狮市有南音社团24个，成员有841人；德化县有南音社团22个，成员有326人；泉港区有南音社团4个，成员有392人；洛江区有南音社团10个，成员605人。以上成员人数是指登记在册参加南音馆社的乐员，实际上习乐者、爱好者远不止其统计之数字。从以上的调查统计，充分凸显了泉州市各级政府和文化宣传部门这几年来对南音的保护、扶植的力度，也充分显示了南音在泉州这片故土上的强大人文积淀与生命力。

台湾南管(音)馆阁知多少

说到台湾，我们的话题自然会说到“开台圣王”郑成功和的施琅将军。1624年7月郑成功在日本平户一个僻静渔村出生，1662年由于积劳成疾卒于台湾，享年才三十有九。22年后的1683年施琅(1621―1696)率兵入台。施琅后，采取一系列稳定民心、鼓励经济发展的政策，设置行政建制，全面开发台湾。自十六世纪末叶之后，汉族大量移民入台，不仅带去生产技术也带去中原文化，十七八世纪之后汉族尤其是闽南地区的泉州人大量移民入台，他们带去了南音、北管、高甲、木偶……南音更是遍布于泉州人居住的村落、渔村、城镇。关于泉州南音何时传入台湾，至今仍很难找出准确的证据，但据泉州历史网的《泉南人名录・施琅》及《靖海纪事》附施德馨《襄壮公传》称施琅“性好音乐，至晚年尤甚，尝集诸词客制新声、谱之乐府。”施琅晚年坐镇台湾，施德馨是其族叔，举人出身，官台湾府儒学教授。二施皆晋江人，所称音乐，即是南音。施琅对南音在台湾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连横之《台湾通史・卷13・歌谣》云：台湾“始尚南曲，间有小调……台湾之人颇喜音乐，而精琵琶者前后辈出。”据有关考证，在二十世纪初，全台湾的南管馆阁至少有一百五十个，几乎只要有泉州移民分布处，“馆先生”开馆，随后成为固定组织，鹿港的雅正斋于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而台南的振声社于今也有二百年，南声社从创始人江吉四先生算起于今也有九十余年。在此也须一提的是泉州晋江深沪的沪江御宾社成立于明崇祯末年（1632年），至今已近三百年的历史，其现存的名闻遐迩的“裂石”琵琶及清朝鹤顶曲柄凉伞更是世之珍藏。

据泉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简报2006年9月第10期刊载，目前台湾有南音（管）馆阁64个之多。台湾民族音乐学家吕锤宽、许常惠合著的《台湾传统音乐之美》⑤一书中的“汉族传统音乐”部分，对南管在台湾的传布有这样的表述：南管音乐是台湾的两大音乐系统之一，另一系统则为北管。南管音乐普遍存在于……北部、中部、南部、澎湖、金门。它较盛行的时期，据推测当为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吕锤宽在其另一专著《台湾传统音乐概论》⑥中对南管有更多的阐述：“南管为保存于福佬语系社会的古老乐种……南管音乐的历史悠久，传布的地区也较广，因此名称方面呈现多样性，分别有：弦管、南音、南乐、南曲、五音、郎君乐、郎君唱等”、“南管音乐主要分布于鹿港镇与台南地区，而高雄地区、台北市、基隆市以及澎湖、金门等地，也有南管曲的演唱活动”。根据吕锤宽的调查：“鹿港南管馆阁曾有五大馆：雅正斋、聚英社、雅颂声、大雅斋以及崇正声”、“台南市为南管文化荟萃的地区之一，根据说法，当地的南管馆阁亦有五大馆：振声社、南声社、金声社以及群鸣社”。台湾的南管馆阁除了在馆阁内传习展演外，也有在馆阁外进行的，“最早者当为台湾省交响乐团在该年所举办的南管研习，对象为台中市的国小与国中音乐班的学生”，“新型的南管传习活动也在馆阁内进行，以历年来的情形观之，台北市闽南乐府、台中县清水镇清雅乐府、鹿港镇雅正斋与聚英社、台南市南声社与振声社等，均有举办此类活动”。在南音艺人方面,吕锤宽在该专著中的卷首推崇两位盛名的南音艺人，一是黄根柏（1910―1991），“鹿港雅正斋的馆先生，洞箫、二弦的演奏技巧，最为南管音乐界推崇……柏先生传授南管的态度极其严格”，另一位是林长伦（1924―1993），“从民国四十年代开始经营台南市南声社。如果说，将台湾的南管推上国际，为南声社艺术性表现的自然结果，我们认为最大的奉献者，实非林长伦先生莫属”。

台湾南管除了有相对固定的南音馆阁活动之外，还举办不少的南音讲习班，如《台湾传统音乐之美》中吕文称：1978年，从台北市晋江同乡会获知，有南管研习班。又如南台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于2005年10月29、30日举办“南管音乐演习会”，主讲人施炳华系振声社前任社长、教授，擅长南管理论研究、南管演唱；蔡芬得系振声社社长及艺术总监，稔熟南管各种乐器及唱法；林秋华系振声社团员、文学硕士等。另南台科技大学推广部还开办“南管初级班”，其教材内容是：南管音乐的历史、特色、视谱法、奏唱法、台语、泉州音练习。

台湾的南管不仅在民间有馆阁设置，大、中学府也有南管学习组织，学校及社会团体还举办各种形式的南管演唱演奏会、研习班，以及带南管乐团走向世界，向世界人民介绍、宣传、弘扬优秀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南管。如1979年许常惠“带南声社赴汉城参加第六届亚洲作曲家联盟大会，1981年学界于鹿港召开第一次南管国际学术会议，1982年许常惠再度带南声社巡回法、德、比、荷、瑞士五国，并在法国国家广播电台留下珍贵录音，当晚十时开始演唱，至清晨六时才止，法国听众大为惊叹，电话不停涌入。

两岸南音 同承共荣

闽台一水之隔，两岸人民有共同的血缘，南音是海峡两岸人民同根同源、不可分割的见证，是两岸人民亲和往来的纽带，也是维系台湾和祖国密不可分的精神支柱。1988年8月，祖籍福建泉州安溪龙门乡仙地村、被台湾音乐界誉为“民族音乐的领航者”的许常惠先生⑦来福建访问。随后，福建省民族音乐学家、南音学家王耀华、刘春曙先生于1990年6月25日至7月6日抵台进行访问和学术活动，实现了四十年以来首批大陆音乐学者访问台湾的盛举。随后开展多次两岸音乐交流活动，“闽南语民族音乐研讨会”、“台湾作曲家作品音乐会”、“闽台戏曲艺术研讨会”，以及台湾刘茜、黄玲玉两位女士来福建作民间音乐调查等。

1981年台湾鹿港举办了一次南管国际学术会议。1980年之后，台南、台北、鹿港、基隆、高雄等南管重镇新兴建的社团如：华声社、汉唐乐府、江之翠、中华弦管研究团、咸和乐团以及原旧的社团如雅正斋、聚英社、闽南乐府、清雅乐府等也陆续出访大陆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泉州作为海峡西岸工贸港口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南音发祥地，自1981年以来已举办过八届国际南音大会唱及三届国际南音学术研讨会。2000年2月，在泉州国立华侨大学举办的“泉州国际南音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有台湾吕锤宽的《论南管谱的结构》，廖锦栋、张美霞的《洞箫对南乐的影响》，卓圣翔、林素梅的《南管曲牌的基本腔韵及其衍化》等。

在此，还须特别指出的是，2003年11月由台南胡氏拾步草堂、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合编，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清刻本文焕堂指谱》，此书大陆已无，是台湾胡红波教授于2000年9月间在台南临安路玉市一书摊发现，高价购买后赠送给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的。在此之前的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先生提供的《明刊三种》，收录272首曲词及调名、曲牌，意义十分重大。而《清刻本文焕堂指谱》的出现，填补了明清以来具有极其珍贵史实价值的南音指谱。从《清刻本文焕堂指谱》的台湾回归，充分说明了两岸传统文化长期的传承与交融，也有力证明两岸人民的民族传统文化之根扎得如此深厚广袤。2006年9月由泉州地方戏曲社编、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两岸论弦管》⑧问世了，该书有大陆的乔建中、刘德海、袁静芳等知名学者著文外，还有台湾吕锤宽的《论弦管谱的发展与演变》、王镇华的《大生命的音乐：南管》、王樱芬的《南管曲目分类系统及其作用》以及施炳华、施玉雯、林珀姬等有关《文焕堂指谱》的学术专论。该书的出版，除了其本身学术价值，也充分体现了两岸学者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共同心声，南音已成为维系海峡两岸同胞的重要精神纽带，成为两岸人民感情交流的桥梁。前文化部孙家正部长在该书卷首的题词具有深邃意蕴：“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唯有文化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形态留存下来。它不仅是一个民族自家认定的历史凭证，也是这个民族得以延续，并满怀自信走向未来的根基和智慧与力量之源。”在此还须补上一笔的是，台湾学者对南音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仅吕锤宽有关南音的研究的专著就有：《泉州弦管（南管）研究》、《泉州弦管（南管）指谱丛编》、《台湾的南管》、《南管记谱法概论》等。

泉州南音以其古老而博大精深的艺术魅力、深厚的中华文化的人文气息、扣人心扉的乡音俚调，纷纷扬扬、飘飘洒洒地抖落在海峡两岸，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①②泉州历史网.“泉州民间音乐舞蹈”

③袁静芳.《对泉州南音历史源流几点思考》，2000年泉州南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④泉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简报”2006年第2期至第7期

⑤台湾许常惠、吕锤宽、郑荣兴合著.《台湾传统音乐之美》，（台湾晨星出版有限公司发行所2002年2月

⑥吕锤宽.《台湾传统音乐概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3月

⑦王耀华.《许常惠教授的闽台情结》，闽台传统音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福建省文化经济交流中心、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