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观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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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观念比较范文第1篇

    一、该书对梁启超文化观的前后转换及其内在的一致性进行了系统考察

    中西文化问题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并且,对中西文化问题的回答是不同学者展开自己学术工作的思想基础。就梁启超来说,这表现得尤其突出。但是,梁启超对于中西文化问题的回答,前后期颇有所不同。对于这一问题,很多学者的观点是“从‘离异’到‘回归’”,当然这是从梁启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来说的,即:梁启超前期激烈的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大力学习、引进西方进步文化,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疏离;后期则对西方文化颇有微词,认为“西洋文明破产”,呼吁用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救治西方文化。这种观点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与梁启超本人的文化思想稍有出入。对一生都倡导中西文化融合的梁启超来说,他前期并非全盘地否定传统,后期也不是完全地回归传统。只是前期的中心工作是号召学习西方文化,后期的中心工作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用“从‘拿来主义’到‘送去主义’”更为恰当。由是,作者引述了梁启超中西文明“结婚”的言论“: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并高度评价了中西文明“结婚”以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思想。作者认为,梁启超中西文明结婚的思想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中西文明并重思想;二是文化建设的民族主体性思想。这与他后期中西文明“化合”的思想是一以贯之了。后期的中西文明“化合”思想深化了早期的“结婚”思想,进一步强调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原则和文化交流、融合创新观念。正是在对梁启超文化观充分认知、解读的基础上,本书才有力地凸显出梁氏中国哲学研究研究范式转换上的意义。

    二、该书着重强调了梁启超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转换上的意义

    在同时代的学者们当中,梁启超特别注重学术研究的方法。因而作者将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特色方面。这也是该书的一项重要学术建树。对梁启超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上的贡献,作者概括为四大方面:(一)颇具学术史特色的撰述视角(;二)近乎历史主义的态度立场(;三)结合中西优长的研究理路(;四)注重多角度的切入方式。除此之外,作者还将梁启超在各具体领域中方法特色,条分缕析,一一进行了总结。比如作者将梁启超先秦诸子哲学研究的方法论特色的概括:(一)全方位、多层次的比较研究(;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三)更趋深入、完善的考源镜流法;(四)学术研判中的客观态度和辩证意识;(五)学术研究与人格教育相结合的整体取向。又如作者对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特色的概括(:一)全方位论列各派学术思想,双向度寻求学术发展根据,具有全面性(;二)以忠实态度研究学术史,具有客观性(;三)联系当时的思想实际,具有现实性(;四)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具有前瞻性;(五)对重要学术问题和人物勇于做出论断,具有可读性。这些概括,不仅符合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实际,而且对于今后深入开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亦不无启示意义。作者从多层次对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特色的概括,既充分彰显了梁氏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程度与丰富性,更重要的是明确地展现出梁氏在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转换方面的突出贡献。在作者看来,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诞生的标志性着作,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以“以西释中”的“西方化”范式代替了传统的“以中释中”的“本土化”范式,虽具有革命性进步意义,但仍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西方化”范式“主要着眼于中西哲学的共同性,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哲学的特殊性”(《评述》“引言”第13页)。而梁启超在这一方面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既在当时就对“西方化”范式提出的有力的批评和质疑,同时又以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践,在方法论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正如作者所说,“这为此后冯友兰、张岱年创立‘中西结合’范式提供了学术基础。”(《评述》“引言”第13页)就是说,由“西方化”范式转换为“中西结合”范式,梁启超是启其端绪者。作者同时指出,梁启超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转换方面的贡献,并不宜简单理解为方法上的变换与进展,而应该理解为当时学人在苦苦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背景之下,以自己文化使命感与责任感作为底色努力探索的表现。无疑,在这里梁启超文化观念的前后转换正是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有力思想支撑。

中西文化观念比较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刮痧》；中西文化差异；法制观念；教育观念；尊重观念

国产电影《刮痧》借中医疗法“刮痧”反映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展示了中西文化差异。

看了此片，观众会和本片主人公有相似的看法，明明是出于爷爷对孙子的爱而用的刮痧，怎么却被美国人认为是虐待儿童呢。许大同的父亲也感到同样的困惑，刮痧在中国已经几千年了，怎么一到美国就说不清楚了呢？其实影片中说不清楚的何止是刮痧疗法呢。比如许大同代替父亲承认是自己给孩子“刮痧”，许大同对上司说的“我打孩子是对你的尊重”等，这些在中国被认为的传统美德，并不被美国人理解和接受。 可见中西文化观念差异是比较大的。在中国属于常识的行为，在外国文化可能属于一种不合常识的行为；在中国某种礼貌的行为，在另一种文化下可能就是无礼的行为；在国内满怀好意的一句话，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也许就成了讽刺和侮辱。

《刮痧》让我们意识到了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如不了解双方的文化背景，确实会造成令人头疼的局面和后果。主人公的名字叫许大同，也是别具匠心，看来世界的大同文化要经历长时间的碰撞，相互交织，尖锐的冲突、磨合，才能融合与发展的。

为此，本文从医学领域的认识差异、法律观念、教育观念、礼貌观念和价值观五个方面阐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以助于大家对此片反映的东西文化差异有进一步的了解。

一、医学领域的认识差异

刮痧是影片的主题，也是引发影片人物冲突的导火索，这种疗法在中国民间很常见，是中国传统的自然疗法之一。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刮痧确实能够治愈一些常见病，提高身体抵抗力，在中国，不论寻常百姓家、中医诊所或一些养生会馆，刮痧疗法都被普遍接受和推崇。但是，这种疗法到了美国，治疗产生的血痕就成了大同对孩子施以暴力的罪证，造成大同被诉诸公堂，差点失去孩子的监护权。

中医在非典、艾滋等治疗方面的成功证明其科学性和有效性，是中国几千年来智慧与经验的结晶，是人类的瑰宝，为中国人的医学进步与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虽然现在西方也开始对中医刮目相看，针灸师、按摩师在国外也可以拿到行医资格，但这种治疗手段目前还不被西方主流医学认可，从影片可以看出，从普通百姓到法官对一无所知，更别说其疗效了。其实影片从这个侧面反映了东西文化冲突的原因就是缺乏相互了解和沟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误解和麻烦，为了让中医得到西方人的认可，解决更多世人的病痛，我们任重道远。

二、法律观念的不同

影片中最的部分是在听证会上，许大同发自内心的一段叙述；为了让儿子享受片刻的父爱，把儿子从福利院偷出来，在送孩子回去的路上，大同和紧追而来警车玩追车游戏。在法庭上，爱子心切的许大同还同对方辩护打了起来；圣诞节到了，不顾坠楼的危险爬到九层给孩子送圣诞礼物。这些情节确实打动了很多国内观众的心并赚取了观众的眼泪，但不代表感人的就是大家认可的，在西方人眼里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犯法的。

影片中，最让国人费解的是，护士发现孩子背上的伤痕时，认为是孩子受到虐待马上报案，为了孩子不受虐待，其他人不惜出庭作证。许大同的老板兼朋友，本来想在法庭上助其一臂之力，但看到孩子的伤痕时，同样出席作证，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为了对小孩好。许大同对朋友的这一举动感到强烈不满，认为他不够朋友，后来不惜辞去那里的工作，还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这就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朋友”观：既然是朋友，你就不应该背叛，你就应该和我一条心，你就应该为我辩护，否则你就伤了我的心。中国人讲究的是“桃园三结义”似的友谊,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为了朋友可以不顾法律和国家利益，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人们一直传诵着这些故事，也一次次有人效仿着焚香结义。

看到这里，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中国人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很多人遵循的做人原则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何顾他人瓦上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遇事能忍则忍，很多人也把忍作为座右铭，岂不知有时这种态度会纵容一些错误甚至违法的行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很多侵权或违法行为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很多人对此麻木不仁，任其发生，如果我们都能有影片中人那种法制观念，人人都拿起法律的武器，我们的社会会更有秩序、更加和谐。

中国人比较看重的是人情冷暖，尤其是对于亲情和友情特别看重，我们时常会因为他人与自己的关系亲疏而或多或少地给予方便，强调给谁“面子”。但大同的美国朋友是对事不对人的态度，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此事是否合法。后来朋友得知刮痧是一种中医疗法时，同样，为了法律的公正，不辞辛苦来到中国求证，使许大同一家重新团圆。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美国的法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也反映出中国人的法治观念淡泊的点点痕迹。

美国是个法制社会,法制和法律观念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打官司几乎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遇到一件事情首先想到是否合法，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律师曲解名著《西游记》的精神实质，为了证明许大同有暴力倾向，在法庭上，西方律师是这样描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别人种了九千年的桃子，他不跟主人打一声招呼摘来便吃，当人家制止时，他不但不听劝阻，而且还大打出手毁了人家的桃园。别人辛辛苦苦炼好的丹丸，他拿来就吃，还把主人打得头破血流，临走还毁了人家的制作车间――像这样一个野蛮顽劣的猴子，竟然被许大同在电子游戏中描绘成英雄……” 虽然律师的目的是赢得诉讼,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他们的法制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我们也可以纵观西游中的故事，有后台的小妖犯了法，都被神仙接走了，没有后台的被棒子打死了，这些情节在国人眼中很正常，也容易被理解，人情大于法的现象却另法制观念极强的西方人感到费解。

三、教育观念的不同

说到教育，同样也离不开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许大同要自己的孩子向老板的儿子道歉，孩子拒绝后，大同打了孩子一巴掌。中国人认为打自己孩子并让其给领导孩子道歉是表示对老板的尊重，这种在国内大家认可的一种礼貌行为西方人并不领情，老板感觉这是 “乱七八糟的逻辑”，很难理解。

由此我们联想到中西方的教育观念也存在很大区别,“打是亲，骂是爱”一直是的中国传统观念，父母把儿女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在盼子成龙的心态下，对儿女的责骂、体罚甚至鞭打，都认为是体现父母对子女的爱,“子不教，父之过”“不打不骂不成才”“棍棒底下出孝子”等古训无不体现这种思想并被国人所接受和追捧，作为教育子女的座右铭。

在西方家庭里，孩子是社会的财富，孩子和家长是都是平等的，都应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西方国家甚至制定专门的法律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平等和合法权利。 所以我们应该向西方国家的父母学习，尊重孩子，把孩子看做一个平等的人，与你享受平等的说话、批评和反抗权利，听话的孩子不一定是好孩子，更不一定会有出息。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很扎实，但中国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如西方一些国家的孩子，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四、对尊重的理解不同

还是同一个情节，在影片中，大同为了尊重老板打自己儿子，这是一种觉得是给老板面子，但老板并不领情也不能理解，他只知道，打人是违法的，这是对人权的不尊重。

中国式礼貌的最大特点是贬己尊人准则，贬己尊人准则可以说是最富有中国特色的礼貌现象,欧洲文化里没有贬自己抬别人的现象。中国受传统封建思想文化的影响,晚辈在长辈面前要谦恭、要循规蹈矩,不然就会被认为没有教养。而在西方,过分谦卑不但疏远彼此关系,而且会令人生厌,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中国在听到赞美之词时,往往是否定对方的赞美之词,贬低自己一番,以示自谦，欧洲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因为他们的话被直言否决而感到中国人不讲礼貌。

我们有个礼貌原则“满招损,谦受益”,中国人在作报告开始时总要做出谦恭的姿态,并诚恳地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而中国人的举动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认为既然你自己都认为是不完美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浪费别人的时间,这不是虚伪的表现是什么，这种“卑己尊人”的行为他们是不能够理解的。

电影导演黄建新一次在国外访问途中，见到一个残疾人正费力地推着轮倚上坡，出于好心便帮他推了上去，没想到那残疾人非但不领情，相反，还愤愤地回头看了黄导演一眼，原来我们在主动帮助别人时，没有充分认识与肯定对方独立的身份的缘故。帮助老人在国内是一种尊老表现，帮助者与被帮助者都欣然接受。而在西方老人也不太喜欢被陌生人帮助，他们不认为自己老到需要别人帮助的地步，因为他们崇尚的是独立自主。

又如,微笑是被中国人处处受人欢迎的，是对别人友好尊敬的表现，但让西方人常常感到不可思议。如果西方朋友有不愉快遭遇时,我们微笑地聆听显示同情和安慰,可他们却说他根本无法理解我们的行为,会很激愤,在国外遇到这种情况听者会用明显的感情共鸣来做出反应。

打交道时，首先,我们要清楚不同原则皆缘于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的不同,不同的礼貌原则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中国人传统的见面问候语“吃了吗?”与英美人的“天气如何？”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都很得体,关键要使用得体。

五、结 语

我们在与西方人交往时,如果对对方所生活的环境、历史、风俗、禁忌等一无所知，就会出现误解甚至冲突。影片中体现出很多中美文化的差异，这些差异并不表明哪种文化更优越，因为每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优点。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入国问俗,入乡问禁”,不同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原则或准则,各有各的讲究。你可以不认同那个“乡”、不赞成那种“俗”，但你还是得遵守它，只有那样才可以游刃有余地生活，才会快乐舒适。 了解它、适应它、慢慢去改变它不太完备的地方，哭过之后，还得理性地理解一些东西，这样电影才有一些价值。

［参考文献］

［1］ 彭辰宁.从电影《刮痧》看中西方文化的碰撞［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

［2］ 张伯存.《刮痧》的文化分析［J］.当代电影，2001(01).

［3］ 周银华.从《刮痧》看中美文化差异［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6).

［4］ 石玉.解析《刮痧》中的文化冲突与调和［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

［5］ 刘丽丽.跨文化交际与中西文化冲突［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0(06).

中西文化观念比较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中西文化对比；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地理环境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6-162-2

一、引言

笔者未能读到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文章，但是读到了陈勇教授的这篇《从钱穆的中西文化比较看他的民族文化观》，并深深折服于一生致力于本民族文化研究的钱穆先生对民族文化的深切关注和深刻的思考。使笔者了解了一个学者身上所肩负的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层，宏观的视角来看待中西方文化。

陈勇教授以科学的态度和中肯的分析指出了钱穆先生文章中的两种观点的片面性，一是过于强调个性而淹没了共性，过于张扬民族性而忽视了时代特征，二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偏颇。但是在反复阅读陈勇教授的这篇文章后，笔者从钱穆先生的这两个观点展开进行再次地初步解读。

二、个性与共性关系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是农耕文化，以“安足静安”为特征，属于内倾型文化，而西方文化是商业文化，以“为富求强”为特征，属于外倾型文化。所以，在钱穆先生看来，中西方文化是两种类型根本不同的文化，是属于平行发展，交流甚少，互不冲突，各有偏重，各具特色的两大文化系统。钱穆先生用历史实证的方法从政治，经济，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道德宗教，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来探究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从而极大地凸显了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张扬了本民族文化。陈勇教授看到了在民族个性基础上的文化在其演变进程中也有着共同的趋向，这也是文化之间可以互相融通的内在根据。而文化的互补、融合与并存的趋势也被许多文化研究者所预言和探讨，如郑春苗教授和张从益教授。陈勇教授认为，钱穆先生只看到了文化的民族性而忽略了文化的时代性和普遍性。

陈勇教授的这种全面严谨的文化研究观给笔者的学习和分析问题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生活并活跃在二十世纪初期和中期的钱穆先生来说，当时的中国的文化环境还没有明朗，开放，和活跃起来，也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中西方文化研究也处于相对沉寂期，交流和融合更是少之又少，再加上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要想预测到文化的共融趋势实属不易。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还处于及其不确定时期，无论是时期，时期，哪怕后来的中国内战，以及建国初期，时期，都处于文化极其动乱的时期，所以当时对本民族文化的彰显和弘扬也是具有其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处于当时的文化环境中，对文化个性、民族性的彰显远比文化共性、普遍性的研究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随后，也正是改革开放的到来，打开了文化交流的闸门，文化研究得以复苏，甚至出现了百花初绽的文化研究热潮。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越来越多的文化研究者才开始研究中西方文化中的普遍性和交流性，文化的对话、交流、乃至合流趋向也就应运而生，中西文化也就呈现出了互相汇合交融、取长补短、综合发展的历史趋势。

对于当代乃至后来的文化研究者来说，也正是得益于这个开放，明朗的时代特征，才能更加全面、理性地看待中西方文化的个性和共性。但是，笔者认为，越是在中西方文化汇合交融、综合发展的历史趋势下，越是更加需要重视、弘扬文化的个性特征，这样才能使各民族文化在各自发展道路上更加大放异彩、更加趋于完善。同时对于世界文化而言，文化的多样性也能得到更加长远、持续地发展。

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合理性

钱穆先生认为，文化的不同，最根本的还在于客观的自然环境的不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有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引出观念、信仰、兴趣、行为习惯，乃至心理、性格上的不同。中国文化是在黄河两岸的大平原农耕地带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根植于农村，由于农耕民族与耕地相连，胶着而不动，其生活方式就是安守田土，依时而行。为了在土地上生产、发展，就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与天的关系，所以长期生活在农业文化氛围的中国人主张人与天地万物融合贯通，由此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如“然自然有其序，故人亦同自然”，就是一句很好的写照。这种农耕文化的内倾性，也使人”一向注重向内看”，偏重于道德，人格等精神层面，“偏向于时间的自我绵延”。这种依时而行的生活方式，也使中国人注重自然的渐变，人文的自化，而不习惯于人为的求变、求新。后来的文化研究者总结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的宇宙观――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时间观――时间冬去春来，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立足过去，价值观――注重群体关系的和谐，维护整体的利益等，这都是与钱穆先生阐述的人与自然关系，道德，人格精神层面，时间的渐变等观点相一致。也就是说这些观点都可以中国的农耕文化中找到解释和依托。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罗马、地处海滨及近海各岛屿，由此形成了海洋性的商业城市文化。这种文化“内不足”的经济状态，促使着西方人不断向外寻求、征服。因而西方文化比较注重空间的扩展和向外征服，看世界两体对立，重视冲突和斗争，从而形成征服自然，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宇宙观。这种严重的“内不足”，从而使外倾型的西方文化有着强烈的战服欲和侵略心理，这也推动着西方人对外在利益的强烈追求，因而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这种不满足，勇往直前不断追求的外倾型的文化也促使西方人更加地注重对未来的探索和追求。因而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主流的宇宙观――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二元的并存与对立，时间观――单向飞逝，着眼于未来、价值观――重视个人利益等也都可以在西方的商业城市文化中找到依托和解释。

（一）地理环境与经济、政治关系

陈勇教授认为，钱穆先生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过于偏颇，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类型的形成，并不是有地理环境单独决定的，它还要受各种社会条件，尤其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这也就是说，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决定因素最终不是外部的地理环境，而是物质生资料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发展，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发展。但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发展又是怎样来决定文化的形成的呢？陈勇教授在这方面却并没有给与充分的阐释。

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人同自然的关系，即社会生产力；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方式实际上是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思想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由这个基础决定的。

在中国的农耕经济中，生产力则是依附于土地上进行劳作的农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则是土地私有的农耕经济。这种作为经济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这种“求安足”、“内倾型”的农耕经济也决定了也决定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即安定守成，重视德性修养，注重和谐。而农耕经济的的大量、普遍存在形式，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了一段极其漫长的封建社会。由此看来，地理环境决定了农耕经济的经济形态，进而决定了生产力，也决定了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决定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政治建筑。

西方的经济基础则是城市商业经济，这是在海滨和近海岛屿上发展起来的“内不足”、“外倾型”的经济形态。在商业经济中，生产力则是工人，社会的经济基础则是生产资料私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商业经济就是最大化地追求功利和利益，这也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斗争，分裂的生产关系。这种商业经济也决定了其资本主义的政治性质。由此看来，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也是地理环境决定了经济形态，进而决定了生产力，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政治建筑。

（二）地理环境与文化关系

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和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的关系上文已做过讨论。那么哲学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一种集中的，深刻地表现形式，它和地理环境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郑春苗教授说过，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宇宙观。古今中外，各个哲学家又是以宇宙观来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在笔者看来，文化正是在哲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中西方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时间观，思维方式等在中西方哲学中都有迹可循。如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曾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来描述整个宇宙之间的统一关系。儒家代表思想则是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追求整体的利益就是个体追求的共同目标。还有孔子论语中曾提到“吾日三省吾身”，意在反省过去，重视向后看，重修身等。对于西方文化来说，从16世纪培根，一直到19世纪，20世纪靠分析思维，通过分析、实验大大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主张西方用科学技术战胜自然，这体现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宇宙观。西方哲学上讲原子主义，强调每一个人就像原子那样不互相依靠，追求个人自由，个人独立性等。

哲学作为人类思想的产物，作为观念上层建筑中的一类表现形式，也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的。比如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论思想体系，如道家，儒家，佛家等，虽然历代哲学家的思想体系的立足点不同，但都是以这种天人合一的有机论为其共有宇宙观的。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这种小农经济基础，而这种依靠土地的小农经济基础使人们自古以来就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的文化氛围，哲学作为文化的一种浓缩形式也正是在此基础萌芽，发展起来的。所以正是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一定的传统文化，乃至哲学。因此，笔者认为地理环境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

此外，哲学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反过来对社会经济基础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如中国的儒家学派，儒家的“礼”、“仁”思想为维护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经济和封建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影响力及维护社会的作用甚至一直可以追溯到现在。因为，一定的政治环境中的统治阶级根据对其有利的文化观点或者哲学思想，来教化、统治被统治阶级，哲学在维护其统治基础的同时也使自身得以弘扬和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也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笔者看来，这也正是地理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发展规律和特征。当然，这一特点局限于中西方传统文化处于各自相对独立发展时期而言，在纷繁复杂，文化交流融合的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因素和特征也会更加繁杂。我觉得这才是钱穆先生致力于表达的意思，而不是像陈勇教授笔下的那种自然环境和民族特点，民族发展和民族文化精神之间的一种模糊而又不确定的关系，笔者认为钱穆先生的这种观点则更加地从根本上深层次的角度解释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本所在。

四、结语

钱穆先生对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宏观视野和独到观点让我们从更深刻的层面上了解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本所在，为中西文化对比研究奠定了基础，陈勇教授对钱穆先生文章提出的两方面观点，一是过于强调个性忽略了共性，过于张扬民族性而忽略了时代性，而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偏颇。笔者认为陈勇教授第一方面的观点科学、严谨、全面，但弱化了时代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第二方面的观点，笔者认为陈勇教授的观点既没有展开阐述也没有抓住本质，所以笔者站在这两位巨人的肩膀上对此阐述了一些肤浅的观点，认为地理环境与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2]刘重瑞.英汉语比较研究[M].湖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3]王菊泉，郑立信.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中西文化观念比较范文第4篇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西方也逐渐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而且这些文化还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甚至在一些方面是具有一定的矛盾和冲突性。正确的认识中西文化的不同和冲突，并且提出积极有效的解决措施，能够有效的解决我国企业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的主要问题，使得国际市场的范围更加广泛。

关键词:

商务谈判;文化差距;价值观

中国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文明礼仪之国，并且具有救援的文化历史，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代表，但是西方国家在发展历史上远远低于中国两百年。很多西方人都是世界各地移民而来的，很多的民族和种族相互融合，构成了现在的西方国家。整体上来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形成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各不相同，并且也具备了不同的特点。从时间的层面来看，中国文化的发展时间比西方文化的发展时间要长。而且，文化的实际精神价值也不同，中国的文化是崇尚道教文化和孔子学说，但是在西方文化中比较注重基督教思想，而且具有鲜明的英雄主义。因此，西方人是运用了较短的时间创造了丰富的西方文化。现在的社会发展十分迅猛，国际之间的沟通也比较频繁，因为中西文化礼仪的不同使得中西贸易交流遇到了一定的问题，因此探索中西方文化质检的礼节差别，提升中西贸易交易是现在的大势所趋。该项目主要研究中西方商务谈判中的礼节差异问题，并且从这些不同中进行形象的对比研究。最后，再给这些差别提供一些解决措施，希望能够给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一些帮助，使得人们能够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一、中西方文化不同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的主要表现

(一)价值观的不同

中国主要主导以“仁”为核心，希望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能够形成一种和谐的集体主义氛围。集体主义注重的是团队目标和团队理念。国外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就是所谓的集体主义，认为集体主义就是集体主义文化的有关成员为了整体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需求和目标。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在进行沟通交流的时候注重社会的整体利益，其中的个人利益要以大局为重，换句话说，就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才是个人利益的最佳体现。但是在西方国家个人主义占据核心地位。在西方文化中，比较注重个人价值、个人意志、个人尊严、个人自由、个人感情、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在整个社会中，都比较注重个人主义，注重完成自我价值，并且以个人价值的体现来判断这个人的人生价值。“物质至上”是西方文化在个人价值中的主要表现形式。所以，西方人在交流的时候主要是强调自我，也就是以传播者为中心，交流语言简单明了，并且亿实际结果为主要依据。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和目标，不惜使用多种说服方式。

(二)思维模式的不同

1．统一思维和对立思维的差别

在国际商务谈判的时候，中国人谈判的主要方式就是:首先根据相关合同双方所要遵守的整体性原则和整体利益为基础进行讨论。他们比较注重双方的长效性合作。所以他们尽量减少在谈判的开始阶段就讨论相关的细节问题，而是把合同中的细节问题放到日后的谈判活动中去处理。这就谈判模式就是“先谈原则，再讲细节”，这也是中国在谈判方面最为明显的特点。但是西方人却不相同，他们比较注重细节，所以先从细节谈起，尽量不讨论原则。特别是美国人在谈判的时候采取的方式是局部把握，关注细节。美国人因为受到线性思维和分析思维方式的影响，比较看重事物质检的抽象逻辑性，比较注重具体内容。他们在思维方式上比较注重“直接”和“简单”。所以他们习惯直截了当，直奔主题。

2．螺旋型思维和直线型思维的不同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螺旋式的，在叙述有关事物的时候，依据相关的中心思想来进行表述，其中反复发展的螺旋式是对有关问题的进一步展开，避免在开始阶段就直奔主题。在国际商务谈判的时候，中国人一般都使用的是比较委婉的表达方式，他们认为比较含蓄的表达模式比开门见山的表达方式更为有效。但是在西方国家他们则认为事物之间是相互孤立的，所有的事物都在直线向前发展，所以产生了相应的线性推理观念。

3．伦理和法制意识的不同

在协调人的举止和解决纠纷问题的时候，中西方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中国人善于站在伦理道德的角度思考问题，并不是站在法律角度。但是很多的西方国家却不是这样。在中国“伦理之上”的观念已经深深的印入人们的脑海中。如果出现问题纠纷，最先想到的解决措施就是怎样获得周围强烈的舆论帮助，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中国人的严重具有十分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中国谈判人员在谈判的时候，对于活动，纠纷问题的处理，主要依赖于人际关系、利用组织、制造舆论等方式来进行处理和帮助。西方人在处理纠纷问题的时候通常会通过律师来解决。在国际商务谈判的时候，他们注重按照一定的规章制度办事，不能单纯依靠自己的良心。西方很多人和公司都会聘请专业的律师顾问、律师来进行帮助，出现纠纷问题就会让律师来处理。在国际商务谈判的时候，他们根据一定的制度来办事，谈判结束后有关合同管理和相关的交流工作，则依据商务活动的规则也就是共同合同来限制对象。如果出现分歧，就要按照正式的法律途径来处理。

(三)礼仪方面的不同

1．服装礼仪。

服装礼仪是国际商务谈判中最为基础的礼仪内容。端庄得体的服装，不但是个人形象美、素养高的体现，还是对他们的一种礼貌和尊重。商界比较注重服装的得体性，服装是商人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国际商务厅谈判的时候，尤其在正规场合要求穿着得体、高雅、庄重。

2．见面礼仪。

中国人在见面的时候，最为常见的礼仪方式就是握手。这也是国际上通用的礼节。但是有的国家在见面的时候不是握手，例如日本在见面的时候采取的是鞠躬的方式;泰国在见面时采用的是双手合十的方式;法国人在见面的时候采用的是亲吻的方式;阿根廷人在见面的时候不但亲吻还会拥抱，通常是男人亲吻女人，女人亲吻女人，但是男人不亲吻男人。在很多的非洲国家中，善于用身体打招呼———较长时间把手放在客人的肩膀上。

3．交谈礼仪。

语言和非语言表达的不同。因为长时间的文化和历史的影响，各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化。中国文化比较注重谦虚谨慎，善于说“谢谢“，”不用客气或不用谢“等语句。但是英国人的回答主要是“That＇sallright”。这就表现了个性直率的不同文化背景。

4．回赠礼品礼仪。

回赠礼品不但是国际商务谈判中的沟通桥梁，还是一种文化地雷阵，因为它不但可以巩固其情感，还可以帮助加强和客户之间的交流。但是因为文化不同而容易出现错误。例如赠酒在法国十分普遍，特别是深受法国人喜爱的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但是在阿拉伯国家却不允许送酒;而在中国，送礼以双数最为吉利，在日本却认为奇数比较吉利，在美国，收到礼品要现场拆开，并且要对礼品进行赞美(虽然你不喜欢)，还要对送礼人员表示感谢，在日本除非送礼人员有要求，不然是不能当场拆开礼物的，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等等。

二、处理谈判中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解决措施

(一)加强文化差异敏感性，建立跨文化观念

在国际商务谈判的过程中，要注重培养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构建跨文化观念，构建全球文化观念，去除文化本位论。要正确的认识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谈判人员在需求、动机、信念和谈判模式以及决策方面的不同。认识并且掌握对方文化，随机应变，使得自己的谈判风格和方式能够适应不同的文化需求。

(二)在进行谈判的时候要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

1．要规定好谈判的计划工作。

要充分了解和把握对方(包括其他利益方)的国家和文化状况，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为了更加的熟悉对方，我们要解决下面的三个问题:(1)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能够用几句话或几个词就能表达其中的中心含义;(2)知道其中的阻碍因素是什么;(3)举出谈判双方可能做出的多种选择。考虑哪些方案是自己能够承受的哪些方案是能被对方所接受的等等。

2．在准备的时候还要考虑相应的谈判方式。

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谈判人员在交流的时候遇到问题。因此为了保证谈判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就要接受和理解对方的文化习惯。在进行谈判的时候要避免使用一些对方忌讳的语言。站在谈判习惯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在谈判的时候对精准度的要求比较高，但是美国人比较注重语言的直截了当，喜欢直奔主题;日本人则比较含蓄等等。为了更好的处理这些问题，就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

3．公司代表还要对谈判做足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国际谈判的时候，花费的时间往往是国内谈判的2倍，甚至是6倍。谈判人员可以在这段时间内适应对方国家的语言和行为习惯，从而保证谈判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加强外语使用能力，解决语言沟通问题

在进行国际商务谈判的时候，困难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是出现问题时，要及时的处理沟通问题，减少误解的产生，从而保证谈判的顺利进行。这就需要谈判人员熟练的掌握谈判方的语言，并且能够灵活自如的运用，有效的处理不同文化环境中语意理解之间的问题，减少沟通障碍的出现。

(四)在谈判的过程中要抛弃种族主义观念，尊重和宽容不同文化，保持中立

在商务谈判的时候各个小组成员的文化背景都各不相同。有的原则和风俗在一种文化背景中是公正科学的，但是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中也许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意义。所以，谈判人员不能依据自己的主观判断认为一样的风俗习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意义也是一样的，谈判人员要学会尊重外来文化，虽然有时候对方的文化在我们的思维逻辑中是不能理解的，但是也要学会尊重。树立正确的谈判意识，谈判人员用属于自己的风格个策略去顺应不同商务文化的转变。比如，在同礼仪规格较高的英国人和法国人进行谈判时，谈判人员首先要对自己的言行举止和着装进行关注，从而体现出自己良好修养。因此，谈判双方要尊重和理解对方的文化习俗和禁忌，减少在谈判过程中出现的不利因素。在国际商务谈判的时候，谈判双方的文化差距各不相同，有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反差。有的在一方看来是符合情理的、不能进行改动的原则和礼俗，在另一方可能就被认为是不能理解的。所以，不能单一的理解自己国家中认可的事物在其他国家也具有相同的效果。并且，还要学会尊重和接受异国文化，不能随意进行指责和批评。而且也不能随意让对方来评判自己的文化习惯和价值观。要保持中立，减少矛盾的出现，避免谈判失败的产生。在进行谈判的时候，各个民族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不论对手所在的文化环境是怎样的不能理解或是无法想像，谈判的时候都要学会尊重。树立正确的谈判意识，涉外谈判人员要灵活多变，使得自己的谈判风格和方式能够顺应不同的商业文化种类。例如和注重礼仪的法国、日本、英国人在进行谈判时，要注重其着装和举止，展示自己的教养和风度。但是在一些不太注重穿着的国家，穿便装也是可以进行预正式的商务谈判。因此，在和国外商务人员进行沟通的时候，要尽量掌握他们的风俗习惯，减少因为不知道某些习惯而造成对象不愉快甚至影响商务谈判的发展和最终的结果。

(五)在谈判的过程中加强法律观念，增加法律意识

现在的所有商务活动都是要以法律为基础的。但是因为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不同，中西方的法律观念还是存在很大的不同。西方国家属于法制国家，法律制度完善，法律观念影响深远。中国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官本位思想和关系意识比较强烈，法制观念比较薄弱，使得中国谈判人员在谈判的时候过分注重人际关系和非正式的处理模式。所以，中国要建立完善的法制观念，加强国民的法律意识，提升司法人员的综合素养，使得学法、懂法、用法的观念深入人心。

结语

中西方文化差异可能会对商务谈判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假如谈判谈判双方能够科学合理的使用一些交际策略，就能够有效的减少误解的产生。并且谈判双方只有充分的了解和掌握对方文化背景的情况下才可以建立相应的交际策略，从而为顺利谈判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宋小红 孙经涛 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应用英语学院 牡丹江师范学院应用英语学院商务英语系

【参考文献】

［1］马莉．浅议中西文化差异对跨文化商务谈判影响的原因［J］．中国商贸，2010，20．

［2］周文凯．从中西文化视角看商务谈判［J］．经济研究导刊，2010，03．

中西文化观念比较范文第5篇

【关键词】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西文化差异

一、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的性质和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性质和变化。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其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作用是第一位的，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第二位的，其中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既反对抹杀社会意识起作用的形而上学机械论，也反对把这种能动作用加以夸大的历史唯心主义。

二、中西方对未成年孩子恋爱态度的天壤之别

（一）中国的绝对禁止。当中国家庭的孩子到一定年纪的时候，父母就会明令禁止其早恋，并且时刻告诉孩子早恋的危害，在学校，早恋也被视为影响学习的第一大杀手，在中国中学生的校级校规中就有一条是“禁止谈情说爱”更有严厉的学校为了防止学生早恋而做出“男女生距离不得低于5厘米”“男女生不得同桌吃饭”的雷人校级校规。在中国，在18岁以下的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父母，老师，学校中间都笼罩这一层“早恋猛于虎”，“谈早恋色变”的气氛。

（二）西方的不干涉甚至鼓励。而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十几岁的孩子亲吻，拥抱，谈恋爱都被视为正常，相反西方人对中国学校限制学生恋爱视为非常不可理解之事，事实上在西方“早恋”一词根本不存在。父母们更加不会去干涉子女的恋爱，恋爱中的青少年们会大方的把自己的对象带回家向父母介绍，而父母们也在自己孩子的年纪就有了恋爱，他们会互相交流分享彼此的故事。

三、从唯物史观角度具体分析差别原因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西方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差异。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西方社会，人口因素，生活方式决意识的差异归根于其社会存在的差异，下面就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中西方在对待青少年恋爱问题的态度有如此大的差别。

（一）经验与体验。中国的文明发源于河流，人们自给自足，生活相对安稳不需要再去跋山涉水地探索寻找生活物资，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在安稳变化不大的生活环境中学会了经验积累，并且一代接着一代地传递下去，几千年来人们平稳祥和的生活与这些祖祖辈辈的经验是分不开的，例如对农业乃至日常生活作息都起着很大作用的二十四节气。这是因为经验与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才使得中国人做事都喜欢与经验扯点关系，中国孩子的父母是这样教育他们的，他们的邻居，同事，朋友也是这样教育孩子的，而相信这样教育下长大的孩子也会以相同的方式来教育他们的下一代。此时禁止未成年孩子谈恋爱潜移默化地成了一个教育经验，农耕文明基础上生活的中国人对经验近乎迷性所以这样的经验当然让人深信不疑而口口相传。与中国安定平稳的生活环境不同，西方的文明发源于大海。大海的神秘莫测和变幻多端总是让人们捉摸不透从而激发起人们不断探索不断求知的欲望，人们没有办法去积累太多固定有用的经验，只能不断地去摸索去体验。所以相对于中国人，西方人不那么迷信经验，在他们身上更多地是一种勇于尝试勇于探索的精神。在未成年孩子谈恋爱的这个问题上，西方家长不喜欢把自己或是别人的经历套在孩子身上而是更愿意让孩子们自己去体验自己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他们不会觉得孩子谈恋爱是什么不合适的行为，他们很尊重孩子的个人情感并且把孩子谈恋爱看作是人生的必修课。

（二）观念的差别。农耕文明上生活起来的中国人安分守己，思想观念比较保守，对妇女的比较重视，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男人可以三妻四妾，但是女人就被要求除非丈夫去世改嫁，否则一辈子只能忠诚于一个男人。女子初嫁，如果被发现不是处女，是要会遭到耻笑和诟病的，严重甚至还会退婚。中国长期的封建习俗深深的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观。谈恋爱难免有肌肤之亲，当今中国虽不似封建社会如此重视女子的，但女子在出嫁是“清清白白”还是会给不论婆家还是娘家一个极大的欣慰。相反商业文明下观念开放，不拘泥旧俗礼节的西方人则对女子的不那么重视，特别是到了现代社会整个西方世界似乎对“性”都比较开放，所以即便未成年人由恋爱引发了肌肤之亲，只要不造成违法，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不会受到干涉的。

（三）对孩子学习的态度。问了很多家长和老师为什么三令五申地禁止未成年学生谈恋爱，笔者听得最多的回答是害怕影响孩子的学习。中国人口基数大，紧接而来的便是就业压力大。而在当今中国的制度下考试成绩便成了谋得一份好工作的敲门砖。而对于心智尚不成熟的未成年学生，恋爱在情绪上的造成波动，进而会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家长们煞费苦心地一步步为自己的孩子计划好未来。而在西方国家，家长们根本没把孩子的学习放在第一位，觉得学习并不是一切，所以又何来恋爱影响学习一说。西方的家长更希望自己孩子能学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能在实实在在的能力上有所提高。更别说恋爱对学习的影响了。

四、结语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西不同的生活环境决定了其不同的文化。发源于河流的农耕文明，使得中国人保守内敛，安分守己，家庭观念和群体意识很强，注重经验教育而发源于海洋的商业文明使得西方人独立开放，勇于探锁，更注重个体的感受和生活的体验。这些生活背景和生活观念发展到现在又造成中西双方国力，国情的不同。因此在对待为成年孩子的恋爱问题上中西双方的态度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就这个差异，我们无法去评论谁对谁错，谁的得当谁的不合适，只能说因为不同的社会存在造成的不同的生活背景和生活方式所以就有了不同的意识和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