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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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的异同范文第1篇

关键词：华裔离散文学 东西方文化拼合 余兆昌儿童文学作品

“离散文学”是指作者用旅居国语言创作的，描写在该国居住、生活的经历与体验的文学作品，具有跨国家、民族、文化、身份、语言的特征。在离散文学中，文化拼合现象是多元文化语境下非母语文学作品创作的一种文化现实，是母语文化与主流文化相互交融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

华裔离散文学当今已成为国内外文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为研究者提供了从后殖民主义角度考察身份认同、混杂、跨界、流亡离散等研究方向。在众多华裔离散文学作家中，曾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等多种奖项的第三代华裔作家余兆昌，深受母语文化与主流文化双重民族属性的影响。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和解析余兆昌儿童文学作品中中西方文化拼合现象。

一、中、西方家庭伦理观的拼合

移居到国外的中国人，在当地所构建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男性为中心、具有严格等级界限传统氏族——家族社会结构，崇尚的是德性文化，而西方社会追求的是以个人或党派利益为基础的国家体制结构所导致的征服性文化，这是中、西文化基因的最大差别所在。

“男权至上”是余兆昌笔下加拿大华裔男人们处理家庭事务的“天条”。因此，作为“家长”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在西方人看来显得十分的“不可理喻”，如《三叔的诅咒》中“三叔”对女性的歧视愚昧至极，居然打算把家里的所有的女性赶回中国，而“父亲”则把女儿当佣人使唤；《来自金山的传说·禁果》里农场主冯先生无情地扼杀了女儿和农场白人工人约翰逊的真挚爱情；《儿子与女儿》中暴发商人梅先生偷偷地回到中国，目的居然是狠心地用亲生的双胞胎女儿换来别人的双胞胎儿子，以“子承父业”；《草原的夜晚，1939》里的戈顿屈从母亲压力，宁可牺牲事业也要回国生儿子等等。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奉行了几千年的伦理信条。在《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车的精神》中，朱为了让父亲的“亡灵”得以安息，一丝不苟地按照“鬼魂”父亲的要求，把父亲和他的同伴“以筷子为骨，稻草席为肉，裹起来捆紧后放在山顶鹰巢之上，覆之以土，浇之以茶”。余兆昌借这个故事生动地向西方世界宣示了“子从父命”的中国孝道传统。《幽灵火车》里的单臂女孩儿春怡，不远万里来到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寻找已经身亡的父亲，在梦中受父亲“鬼魂”之托，克服重重困难画出了无数华人苦力用生命修建的铁路和他们来不及享用的火车，以中国式传统礼节祭拜先父和其他丧生华工的在天之灵，并成功地把这些魂灵送回了中国老家，让他们魂归故里。《玉项圈》中的燕颐则为了拯救父亲，把其生命中有着极其重要地位的玉项圈抛向了海里。在这两个故事里，余兆昌刻画了两位极孝顺的中国女性形象，可谓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而在西方，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为了上帝可以牺牲一切，《圣经》中就记载有，亚伯拉罕打算把他唯一的儿子以撒作为燔祭献给上帝。中西文化的不同和拼合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西方文化强调而中国文化则强调世俗的伦理道德。

生活在重男轻女、男权至上家庭伦理中的中国女性更是余兆昌笔下的一大亮点。他们中有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帮助和影响下走出了中国式家庭、甚至中国式社区，成功融入加拿大主流社会，逐渐成长起来的华人女性，如《教我飞翔，空中战士》中的第三代华人移民女孩莎伦、《三叔的诅咒》中的女英雄莉莉安、《草原寡妇》中意志坚定的金美·余等；也有用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和男人一样能干的女性：《玫瑰，在新雪上歌唱》中的美琳、《儿子与女儿》中险些被父亲抛弃的双胞胎女儿等；还有以孩子丈夫为中心、望子成龙的女性，如《谁放的火？》中参孙的母亲、《竹子》里的明等；以及为亲朋好友两肋插刀的侠义女子，如《舒丽和塔玛拉》的舒丽、《今夏之事》的孪生姐姐等等。余兆昌笔下的这些女性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一方面，由于受家庭熏陶，她们身上有着诸如勤俭、诚实、尊敬长辈、富有责任心、勤奋、无私奉贤等中国式传统“良家妇女”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又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或多或少接受了加拿大文化的洗礼，逐渐摆脱了“男尊女卑”思想束缚，自信、独立、勇于探索、个人英雄主义等西方观念也逐渐渗入他们的意识中。

可见，中国封闭的家庭模式及由此产生的传统观念和加拿大自由、平等的家庭伦理及多元化的社会环境的相互交融，促成了加拿大华人艰难却又顽强地成长，他们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摒弃着其中的不合理、荒谬成分，并逐渐融入到较为开明的加拿大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中。

二、加拿大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民间传说、地方习俗、文化符号

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鬼”是人死后留下的魂魄，“Ghost”的英文意思是“幽灵”，两者之间有相似的文化内涵，也有本质的区别。在中国文化中，“鬼”大多是负面的、不好的，而西方人心目中的“幽灵、精怪”则不完全是恶意的。余兆昌的作品中，“鬼”是至关重要的角色。在《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车的精神》和《幽灵火车》中，“鬼”是父亲的亡魂；《亡者的金子及其他故事·深掘》中，“鬼”是借人身体以存放自己灵魂和记忆的逝者。“鬼”在《城邦里的男孩》中则化身为友善的精灵，在《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信使陈和夜河》中又化身为水中忏悔的精怪。这些“鬼”或“幽灵、精怪”都不是吓人害人的妖魔鬼怪，而暗喻在白人社会中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华人魂魄，他们因为“冤魂无处安身”，只能借助这种方式，“穿越时空”，从“前世”游荡到“今生”，向自己的亲人或同胞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和冤屈，希望在亲人或同胞的帮助下获得“灵魂”的安宁。所以，余兆昌作品中的 “鬼”或“幽灵、精怪”均是东西方文化拼合的产物。

在余兆昌儿童文学作品中，运用了大量具有中国文化寓意的特殊符号。如：（1）蛇。在中国民间，蛇是智慧、灵性、报恩、幸运、长寿、吉祥、超能力的象征。《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车的精神》中，当朱发现他用以下山的绳子变成了一条巨蛇爬上了埋葬父亲及其同伴的山崖时，顿觉有了蛇的保护，从此可以不再担心。这里的蛇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2）玉。在中国人的心中，玉乃吉祥之物，代表着吉祥、如意、财富、华贵，是辟邪、保平安的圣物，具有灵性。《玉项圈》中的燕颐把玉项圈抛向海里，拯救了父亲，这里的玉项圈显然就是保父亲平安的圣物；而在《玉坠》中燕伊的玉坠失而复得，实际上喻意着幸福的失而复得。（3）生姜。生姜本俱“令人温暖”的功能，中国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姜的俗语，如“冬吃萝卜夏吃姜”、“家备生姜，小病不慌”、“饭不香，吃生姜”，由此可见“生姜”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为心而生的生姜》中，美丽的华人姑娘烨娜把生姜作为“定情物”送给了远行的情郎，自此以后，小伙子始终把它放在心口，孤独时用泪水浸泡它，碰到困难时用它来鼓励自己，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块生姜也成了他们最好的朋友。在这个故事中，生姜因为有了烨娜的情和小伙子的爱，具有了永恒的神奇力量。这块“为心而生”的生姜具有强大的感人力量和文化情愫。余兆昌作品中还有许多这样的中国文化元素符号，如粤剧、竹子等，由于篇幅的限制，不作一一介绍。

余兆昌用西方人的文字，借西方人喜闻乐见的“梦幻、穿越”等写作套路，把中国的民间传说、地方习俗、文化符号融入其的作品中，有助于西方人理解、包容，继而接纳他们眼中“愚昧、迷信、粗鲁、不可理解”的中国人及其文化。

三、中国儒家、道家思想与加拿大国情、社会及自然环境的拼合

余兆昌的作品在努力诠释比较开放的加拿大主流社会与价值观及被移植到加拿大的中国传统的新型复杂人际关系的同时，也在尽可能地传播和弘扬儒家中庸、中和、和谐学说及派生出来的以和为主、以和为贵的文化理念。他大多数作品都有着皆大欢喜的结局，故事里的主人公无论遇到多少困难，最后都能如愿以偿。如《教我飞翔，空中战士》、《三叔的诅咒》、《玫瑰在雪地上歌唱：一个美丽的传说》、《幽灵火车》、《城邦里的男孩》、《玉坠》、《献给父亲的歌》等均是如此。这一创作思路带给人们希冀和安慰，非常契合儿童的心理需求，同时也与加拿大主流文学作品往往以悲剧结尾的写作模式形成了强烈对照，在倡导多元文化的加拿大社会，深得人们的赞赏和欢迎。

余兆昌实际考量了儒家的孝、家庭的和、民族的睦与宗族信仰等因素在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实践，提倡以忍让、宽恕和互相了解、和而不同的原则，维系和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鞭挞、批判落后、腐朽的传统道德思想。如余兆昌在其《斯特拉福克纳足球明星》、《教我飞翔，空中战士》、《谁放的火》等作品中倡导的勤奋文明、艰苦奋斗、与人为善、追求完美的儒家思想，在西方主流社会也得到普遍的认可。而对儒家传统文化中重视男孩以延续家族姓氏和荣誉、兴旺家族等传统道德思想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讽刺和批判，如《儿子与女儿》、《玫瑰，在新雪上歌唱》、《草原的夜晚，1939》、《草原寡妇》、《三叔的诅咒》等。

道家认为天道无为、道法自然，主张技法完善来自于实践，性别不是决定性因素。余兆昌笔下的女性人物的成功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斯特拉福克纳足球明星》里，莎伦和克丽丝通过洒满泪水和汗水的训练获得了高超的足球技能，能够踢得像男孩一样甚至比男孩更好；《玫瑰，在新雪上歌唱》里，美琳的厨艺有着浓重道家神秘色彩，似乎这是她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此外，余兆昌还在其作品中大量运用道家思想、信条和实际技能如气功等，加强了其作品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三叔的诅咒》把道教实践和教育技巧发展到了，用简单但让人信服的方式传授看似玄妙的技能、技巧。而在《教我飞翔》、《飞走》、《学习飞翔》等作品中，对“飞”的创造性使用，可谓达到了道家精神境界的极致，体现了庄子《逍遥游》中“鲲鹏展翅九万里”翱翔的原型。当然，余兆昌在其作品中对道家理念大加赞赏，除了其华人的文化背景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加拿大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为道家思想和实践提供了充裕的空间。

正是借助孩子般天真无邪的人生态度，立足独特的视角，注重传统与现代、母国与旅居国的国情、社会及自然环境的文化异同，余兆昌成功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和精髓与加拿大主流文化融合在一起，为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积极贡献。

项目名称： 本文系 2011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美华裔离散文学中的中西方文化拼合研究”阶段性成果 （课题编号11wx16）

参考文献

[1] 陆薇.全球化语境中的跨界的华裔美国文学[J].思想文综，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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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Nestor Garcia Canclini.The State of War and the State of Hybridization！，Paul Gilroy Lawrence Gross-berg and Angela McRobbie，eds.，Without Guarraraees——In Honour of Stuart Hall.London：Verso，2000.

中西文化的异同范文第2篇

［关键词］龙文化；图腾文化；中西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057-03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神圣的象征。在中国文化中，龙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对原始龙的图腾崇拜，到今天人们仍然多以带有“龙”字的成语或典故来形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上下数千年，龙文化已渗透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龙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连的情感。“龙的子孙”、“龙的传人”等称谓，常令我们激动、奋发、自豪。龙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上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仍然是龙。因而，“龙的传人”、“龙的国度”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

在与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龙”被翻译成“dragon”。dragon和龙确实具有一些共同特征：都是没有确实考证的传说之物，身躯都很庞大，都能飞翔，外形十分相似。它们同是想象中充满传奇色彩的动物，又都在文化中长久地保存下来。但事实上，中国的龙和西方的dragon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动物：dragon一词和中国的龙所指不同――正如phoenix和凤凰的强行对译。这种对译必然造成文化交流上的误解和障碍。本文试图从中西方文化中龙或dragon的不同起源和发展，探索它们在各自文化中的不同象征和意义。

一、龙与dragon的不同起源

中国文化中的龙有多种解释。《说文》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能长能短，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 《广雅》云：“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 宋人罗愿的《尔雅翼・释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从这些解释中，我们可以了解龙的形象并隐约看到它的起源。首先，综合这种种解释，我们可以说中国龙是古人对鱼、鳄、蛇、猪、马、牛、鹿等动物以及云雾、雷电、虹霓、龙卷风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而龙的起源，也就是龙的模糊集合过程，则起自原始社会的发展与繁荣时期，与原始宗教和巫术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更是图腾崇拜的结果。“图腾”一词，源于北美印第安人阿尔衮琴部落奥吉布瓦方言，意为“他的亲族”。在氏族社会中，人们往往相信自己的祖先是一种特定的动物、植物或其他无生命的东西，这一物种就成为氏族祖先的象征和保护神，也就是这个氏族的标志，它就是图腾。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存在过图腾崇拜现象。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说，龙（蛇）本是某个部落的图腾，后来，这个部落兼并了以马、鬣、鹿、鱼等为图腾的部落，就在蛇的躯体上再加上被兼并者图腾的某个部分，于是就形成了复和式的龙图腾。这一说法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如今西方通称的dragon形象来自波斯、希伯莱、希腊、北欧神话，形如巨大的蜥蜴或鳄鱼，四只脚，一对蝙蝠般的翅膀，有时颈和背上长刺，头上有尖锐的角，贪婪邪恶，会喷火，血有毒等等。西方学者对“dragon”的涵义也有众多解释，最重要的有如下几种：第一种为蟒或巨大的蛇；第二种为神话中的怪兽，是一种巨大的爬行动物，通常结构像蛇和鳄鱼，有坚硬的爪子，皮肤上有鳞片，有翅膀，有时会吐火，是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结合；第三种解释则出自《圣经》，在旧约的拉丁文和希腊文译本中，海里和陆地上的两种巨兽也许和龙有关。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中描述过看守着宝藏的龙，称之为drakon，后来drakon演变成英语的dragon。一般认为，西方龙的传说源于对蛇的崇拜，因为在世界各文明里都有过蛇崇拜。不过，基督教文明的兴起基本树立起龙的邪恶形象。在《圣经》里，龙就是蛇，《创世纪》中，撒旦化身为蛇引诱夏娃偷吃了伊甸园里的智慧果。《启示录》里说到，大龙被摔在地上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因此，dragon被西方人视为恶魔的化身。

根据以上的事例和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的龙在诞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不同于西方dragon的几个本质特征：首先，由于中国龙的图腾功能所赋予其形象上的威严而非邪恶。中国龙的形象虽然也糅合了许多实际存在的动物形象上的一些特征，但整体来讲，它基本上是一种想象中的动物，现实中无法找到对应的生物。西方的dragon在形象上也具备某种糅合的痕迹，可是从整体来看，很容易与蜥蜴或者是恐龙直接对应起来，让人觉得dragon就是会吐火或者具备某种魔法的恐龙或蜥蜴。其次，中国龙从起源之初就由于图腾崇拜的原因在精神上具备神性而非魔性，而西方的dragon则从一开始就充当了神话中被勇士打败的魔兽或是与上帝对立的魔鬼的象征。

二、龙与dragon形象的不同发展与文化象征

在中国，随着原始农业的出现，人们把伟大的天象尊崇为龙，在春耕中对着新年的第一道彩虹，唱起“二月二，龙抬头”，祈望并认定它会给天下带来吉祥、欢乐和幸运；并在远古神话中把自己的始祖一个个打扮成人首蛇身的英雄，而且认定这些被图腾化了的英雄代表着力量、信念和追求。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龙或作为开天辟地的创生神，与齐名；或积极参与了伏羲女娲的婚配，从而繁衍了人类；或帮助黄帝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或协助夏禹治理洪水，为千秋万代造福。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又是幸运和成功的标志。

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在传说及神话中“在天则腾云驾雾、下海则追波逐浪、在人间则呼风唤雨”的无比神通，龙变成了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又是幸运和成功的标志。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龙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奴隶、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独家专利”，是皇权的代名词。皇帝自比为“真龙天子”，他们的身体叫“龙体”，穿的衣服叫“龙袍”，坐的椅子叫“龙椅”，乘的车、船叫“龙辇”、“龙舟”……总之，凡是与他们生活起居相关的事物均冠以“龙”字以示高高在上的特权。此外，龙的另一个文化象征意义是出类拔萃，不同凡俗。龙是神物，非凡人可比，所以，人们常常又把那些志向高洁、行为不俗、很有能耐、出息和成就的人称为龙。当年诸葛亮在南阳躬耕陇亩尚未出茅庐时，自比管仲、乐毅，号“卧龙先生”，意思是空有鸿鹄之志而怀才不遇。中国民间也说“望子成龙”，并不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变成一个头上长角、身上长鳞的怪物，而是希望孩子能有出息，将来能出人头地，做一番事业。

与龙相比，dragon文化意义的变迁就显出命运多舛的意味。在早期西方关于龙的神话传说中，最有名的要数古希腊神话了。在希腊神话中，较早被提及的龙是与众神之神宙斯作战的龙形巨人，这些龙形巨人是大地女神盖亚与天神乌拉诺斯所生，他们面目狰狞，须发杂乱，身后拖着一条带鳞的尾巴。在大部分希腊神话中，龙都扮演着这样的反抗者角色，但却屡屡被神和英雄击败，甚至沦为被愚弄的对象。 除此之外，在古希腊神话中，龙还扮演着另一个重要角色――忠诚的守护者。赫拉克勒斯偷得金苹果的故事、伊阿宋取金羊毛的故事中，都有一条看守宝物的龙。但到了公元2世纪，西方龙的形象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它有毒、能喷火，长着蝙蝠状的大翅，腆着大肚子，怪模怪样而且贪财、狡诈、残暴。这种模样已经与中国龙的形象完全不同了。随着基督教在欧洲兴起，《圣经》再次改变了西方龙的形象。在《圣经》故事中，魔鬼撒旦化成一条大红龙，尾巴扫过了1/3的天上星辰，它有七个头，每个头上都戴着王冠，贪婪地吞吃着新生的婴儿。于是，西方龙就从“守财奴”堕落成了最邪恶的魔鬼，被描述成罪恶、狡诈和残忍的代表。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以及欧洲人的扩张，龙是魔鬼撒旦的恶名在欧洲，乃至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

三、水与火的交相辉映――龙与dragon的物质象征

中国龙的典型形象是“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口旁有须冉，颌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的神兽，善变化能兴云雨有利于万物。在中国，龙是水神，司云雨。民间祈雨总是祈求龙，各地遗存的龙王庙足以证明这一崇拜的普遍与久远。而“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这样的俗语也在向我们彰显着龙与水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神话中的龙一般居于深渊或大海中，不食人间烟火，如果环境不清幽，则腾空而去。单就著名的小说《西游记》为例，孙悟空借兵器的东海龙王、被魏征梦中处斩的泾河龙王、被收做唐僧坐骑的西海龙王之子、乌鸡国里八角琉璃井中的井龙王、黑水河里作怪的西海龙王之甥以及碧波潭里的万圣龙王等，与其他龙婆龙女共同构成了一个龙的谱系。而它们无一不是居于水中，掌管水族。

dragon的典型形象则是一只长着鹰爪和鹰翅、狮子的前脚和头、鱼鳞、羚羊角以及蛇尾，口中喷火的巨大怪兽。它们喜欢居住在巨大的洞穴、火山口以及湖泊或海洋中，常以人或动物为食，喜欢呆在储藏金银和宝藏的地方，如果有人侵犯了它，就会进行疯狂的报复。dragon是宝藏的守护者，是魔鬼的化身，能游水、能飞行，还能喷火，凶猛异常，破坏力极大。正因为如此，西方神话故事中有许多英雄斩杀恶龙的情节，龙成为勇士扬名的牺牲品。从早期的希腊神话、北欧神话，到英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英雄长诗《贝奥武夫》以及中世纪欧洲出现的大量屠龙的神话故事，故事中的dragon无一不是身有双翼，口中喷火。而骑士与龙的搏斗则被认为代表了善与恶之间的较量。基督教有很多圣徒和龙作战的传说。英格兰的守护圣徒圣乔治就以英勇除掉为害人间的龙而闻名，相传他用这条龙的血在盾牌上画了“十”字，因此白底红“十”字旗就成为代表英格兰的旗帜，英国的嘉德勋章上就有圣乔治骑马和龙奋战的图案。

到了近现代，龙依旧是西方文化中一个固定的贬义词，如老龙成了魔鬼的代名词。在西方文学作品中，龙更成了描述邪恶的生动词语，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名著《艰难时世》中讽刺作品中的斯巴塞太太是一条看守银行的毒龙。在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当朱丽叶听到她的表哥被罗密欧杀死时，她伤心地说：“啊，花一样的面庞里藏着蛇一般的心！哪一条恶龙曾经栖息在这清雅的洞府里？” 在当代西方的影视作品里，dragon仍然喷着火出现。在《指环王》、《哈利波特》系列，甚至动画片《怪物史瑞克》中，我们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在水与火的交相辉映中，中西方文化赋予它们的完全不同的物质象征，使龙与dragon的形象更加诡异迷人。

［参考文献］

［1］Bhabha，Homi.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1994.

［2］Murfin，Ross.The Bedford Glossary of Critical and Literary Term［M］.Boston: New York: Bedford/St.Martin’s，1998.

［3］美・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

中西文化的异同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救风尘》；《威尼斯商人》；女性；中西方文化比较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7-0051-01

《救风尘》是中国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经典喜剧作品，《威尼斯商人》是英国莎士比亚的喜剧代表作。两部作品中，最精彩的角色莫过于两位睿智的女主角――赵盼儿和鲍西娅：赵盼儿义救金兰，鲍西娅智斗夏洛克，作者使女主角成为解决全剧主要矛盾的核心人物。在父权至上的社会中，用笔触展现女性独立自由的形象，足以证明作者的伟大。但是作者对两个角色的设置却有很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投射出中西方传统文化的不同，有利于现代中西方文化的背景研究。

一、比较女主角身份

在《救风尘》中，赵盼儿是，《威尼斯商人》中，女主角鲍西娅是贵族大小姐。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和贵族小姐这两个身份的社会地位差距都很大。关汉卿和莎士比亚分别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来代表各自心中的自由女性，投射出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

首先是中国的《救风尘》。中国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以“大一统”而自居，以集体为单位，讲究群体和谐，要求“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一套规范个人身份的规则体系，要求个体身份从属集体，尤其是女性，被要求“从父，从夫，从子”。赵盼儿是，这份“独特”的身份使她被排除于纲常之外，拥有不拘泥于传统的价值观。在此背景下，赵盼儿的义举才有合理性，也使观众能认可这样的人物形象。关汉卿让人物与传统伦理做对抗，本身就具有戏剧性，体现自由精神。

再比较《威尼斯商人》的鲍西娅，她是继承了巨额遗产的贵族女子。西方文艺复兴之后，资本主义兴起，财产私有制成了社会的基本规则，公民相对更尊重个人的财产权，恪守一夫一妻制，使女子也享有继承财产和地位的权利。所以，莎士比亚有条件将女主角设定为这样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一位兼智慧、美貌和财产于一身的女性形象。但是这并不代表鲍西娅的生活更轻松，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人责任需要自己承担，鲍西娅选择丈夫的戏就能够充分体现这一点：鲍西娅的父亲已经去世，原本没有任何外力能够阻挠鲍西娅选择丈夫，但是，鲍西娅却严格按照父亲制定的遗嘱选夫。这除了对父亲的尊重外，自知善恶也是一个原因――她明白自由地选择丈夫，后果也由自己承担。这正是西方道德观的一种展现。

相较于《救风尘》背景中的集权社会，《威尼斯商人》更加宽松自由，自由人的社会地位会比较高。但是，关汉卿和莎士比亚都用自己的方式描写极富魄力的女性形象，使得社会背景成为成就她们魅力的一面镜子，充分展现出人性的光辉。

二、比较女主角解决问题的方式

《救风尘》中，赵盼儿面对周舍的无赖，通过假扮周舍的情人来拯救姐妹宋引章。而《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换身为一名律师博士，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中国强调“克己复礼”，靠的是“……以血缘谱系为前提的宗法观念和等级秩序，基础是以宗法管理和道德约束为手段的德主刑辅之治。”[1]而西方遵循“维权奉法”，强调“制度化的法制是社会规范的基础，因为法律的功能是辩明是非善恶并予以对等的惩戒。”[1]

中国相信人“性本善”，所以不以严苛律法来惩戒人，以至于在现实中面对人的恶性时，往往无能为力。正如《救风尘》中，周舍对宋引章每天施以拳脚，但由于周舍掌控着话语权，使得势单力薄的宋引章没有任何反抗余地，法律也没有意义。这才有了赵盼儿的“义”救金兰，仗着自己身在“三纲五常”之外，逼得周舍哑口无言，只得作罢。赵盼儿以非“礼”之法对抗周舍的“非礼”之举，实在是胆大聪明。而西方文艺复兴时，社会模仿古罗马文明，要求依法行政，尊重律法。所以，《威尼斯商人》的重头戏会在法庭上解决，让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做法官，原告与被告各拿出法律证据为自己辩护。无论是荒唐的夏洛克，还是机智的鲍西娅，都要从法律中寻找依据为自己辩护，让法律成为唯一的裁判依据。通过比较，可看出中国在重“礼”下的社会形态，人主要依靠特殊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互动来解决问题，而西方则偏向在法律制度下的公开“谈判”来缓和冲突。中国循“礼”之下的制度虽重情义，但容易滋生腐败，面对周舍或张驴儿等恶人时，善人往往会束手无策；西方法律虽旨在追求公平，但法律永远都会有漏洞，所以没有绝对的公正。

因此，文化没有“绝对正确”之说，互相吸取、相互借鉴，不断进步，使“规范制度”能够最大程度上帮助人生活地更好，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才是值得推崇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1]徐言行.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中西文化的异同范文第4篇

    一、中西方传统文化概况

    (一)中国传统文化概况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华民族为创造主体,在中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影响了整个社会历史的,较为稳固而又具有动态特征的物质文化和精神观念文化的总和。[1]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华民族在区域位置上比较独立,但在文化上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备内聚性,与此同时,中国辽阔的地域又使得各种文化的构成因素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从地理环境来看,复杂的地形和多样的气候使得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和互补性;从物质生产方式来看,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固有的特征,即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具有相对封闭性特点的文化;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无论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其主流仍是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使得中华文化具有了稳定性和延续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基本上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进行的,被深深的打上了封建社会的烙印,既厚重、质朴、进取,也包含着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的弱点。

    (二)西方文化概况

    西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和政治概念。作为世界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文化,其源头主要有两个: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古希伯来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是一种具有世俗精神的文化,在思想、科学、艺术、历史等各方面取得了令后世侧目的成就。中世纪以来,以希伯来宗教理想为核心的基督教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标志着西方社会开始从古典奴隶制向中古封建社会迈进,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当时宗教神学占据主导地位,控制着思想文化领域,后来,世俗精神和宗教精神相互冲突和融合,文艺复兴阶段形成。文艺复兴后的两百年间,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始终处于矛盾的冲撞之中,彼此相互撞击和融合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西方近代文化。

    二、中西文化的差异

    (一)儒道两家的思想传统与基督教的宗教情结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历史状况和文化特点相适应,对国民的思想渗透非常深刻,给予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以重大的影响。儒家思想经过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其核心仍是一脉相承的。先秦儒学提出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的理论架构,其核心是“仁”,包含极为丰富的政治和伦理内涵。在政治上,主张实行“王道”和“仁政”,要以德治国;在自我修养方面,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传统教育中,德教为先,育人重德。另外,儒家的其他思想诸如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民本思想和君权至上的思想也对我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思想也对于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儒道互补,对我国文化的发展增加了丰富的内容。

    多个世纪以来,作为西方文化主流的基督教一直左右着西方人的道德理念,使其成为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起到了一定的道德作用。宗教精神则是以信仰为基础,以神人合一的人格精神为指导和召唤的道德使命。西方文化有着深厚的宗教传统,宗教精神渗透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与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基督教文化首先是一种信仰体系,代表着一种道德价值观念,其核心是拯救意识与博爱精神。[2]这种精神境界作为宗教精神的真谛和精华渗透于西方文化的血脉中,使得宗教作为一种信念去培养和启发人的感情,协调了人际关系,稳定了社会秩序,营造了良好的道德风尚,在历史上起到了积极进步的作用。但是在中世纪时期,教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宗教禁锢了科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到处充斥着愚昧和野蛮,文化成为宗教的附属品。文化的发展缓慢又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世纪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

    (二)天人合一与驾驭自然

    中国文化相对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总体上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包括人的道德观念与自然理性的一致,人的行为和自然运行的统一两个方面,体现人与自然界万物的息息相通、和谐交融,强调天、地、人、物各安其位, 融洽相处。[3]尽管不同的思想家和哲学流派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和追求不甚相同, 但它们在相对互补、融合与发展中所呈现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主导倾向是清楚的, 其终极观点都是一致的,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作为海洋文化的西方文化形成了一种谋求驾驭自然、征服社会的精神。西方文化也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但认为自人类出现以后, 人不仅应当独立于神,而且独立于自然,人与自然分为两极并且被严格地区分开来,主要从人与自然对立的立场来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看成是主体,把自然世界看成是客体,认为提倡认识自然世界,并改造、征服自然,从而发展出科学理性精神。即使是宗教与神学统治下的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也遏制不住伽里略、布鲁诺等科学家对大自然、对知识和真理的探索。

    (三)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

    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相适应,产生了家族本位意识,强调个人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同整个社会、整个家庭的存在与发展统一起来。从家族本位出发,中国文化强调群体和社会意识,个人利益应该服从社会整体利益,个体的欲望和价值以群体的欲望和价值为转移,个体的利益和需求通过整体的发展来满足。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伦理本位和道德至上具有两重性。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对于我国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人们认识到家庭是社会关系的纽带,由家而国、家国一体,进而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职责和对社会的义务,这对于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泯灭了人性,束缚了人们民主思想的发展,压抑了个人的自我意识,忽视了个人的权益,萎缩了民族的进取精神。

    西方文化则奉行个人本位,以个体的人作为社会的核心,以自我为中心,重个人、重竞争、注重人的人格和尊严。这种个性开始于古希腊时代,经过文艺复兴时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成为西方国家一种典型的文化形式。其个人本位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在西方文化中有着具体表现,正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所讲的,人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他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以及对幸福的追求。[4]

    三、中西文化的交融

    (一) 中国文化的西传及影响

    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开放型的文化,不是保守的、封闭的,其发展过程本身就证明了它的开放性。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各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也是与异质文化交流的过程。它对域外文化具有强大的兼容力,以汉族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境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又兼容了外来的文化。中国文化自它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向四周扩散。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最早的是物质文化。从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正式开辟通往西方的道路,经过东汉时期班超班固父子的苦心经营,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中西方的陆路通道。大量的物品沿着丝绸之道,经过安息、埃及等地,源源不断流向西方,直至罗马。随着中国丝货等物品长期大量的流入,中国的养蚕、丝织技术也开始向西方传播。唐宋时期和元代,由于中西方海路的开辟和蒙古军对西方的军事征服,中西人员往来频繁,中西关系更加紧密,形成中西文化的交汇。[5]这个时期西传的中国文化,除了物质文化外,主要是中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了西方。马克思就曾经说过:“在欧洲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开辟的历史性的航行对中西海路交通产生了突破性作用,使中西文化交流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传入西方的中国文化主要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理论观念。中国文化的西传,使许多欧洲人认识到西方文化并非世界上唯一最早的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思想传入西方,成为西方某些启蒙思想者同基督教文化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

    (二) 西方文化的东渐及其影响

    与中国文化西传和对西方的巨大影响不同,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完全取决于中国文化魅力和西方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西方文化传入中国除了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也不可避免的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和挑战。

中西文化的异同范文第5篇

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本来也有“人文主义”的精神传统，集中表现在封建“民本主义”的传统上。做为儒家传统文化的载体“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其内涵是爱仁。儒家传统文化主张人格独立，尊重个体人格。例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和人格独立。总之，中西人文主义的相同之处都主张尊重人，重视人格独立。

人文主义做为一种文化思潮是由一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决定，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想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有很大差异。

差异之一，两种人文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不同。

中国人文主义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根源。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道、释（佛文化）为主体贯穿着整个封建社会，儒家思想自汉武帝以来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西方人文主义产生于希腊、罗马古典传统文化。希腊、罗马古典文化虽是一种古代奴隶制文化，但其作品中自然科学和哲学具有唯物主义因素，中世纪罗马教皇封建神学思想统治着欧洲，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新兴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在“复兴古典文化”旗号下去反对封建神学体系。

差异之二，两种人文主义思想下的社会管理方式不同。

中国人文主义重视封建礼治（人治），主张君权神授。皇帝是国家最高统治者，集行政权、财政权、军事权于一身。自秦统一六国以来封建统治者开始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采纳董仲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从此儒家思想开始成为封建的正统思想。隋唐时期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明清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衰落中央集权加强达到了顶峰。

西方人文主义反对君权神授，反对中世纪宗教神权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主张国家至上论，他认为君主共和制是最大好的政体形式。

差异之三：两种人文主义对人的发展影响不同。

中国人文主义主张人“无知无欲”。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主体“道”家文化主张“无为而治”，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权”，提倡让人民“无知”、“无欲”的愚民政策，这严重地限制了人的理性发展，其结果是知足的中国人自安于愚昧，不注意真理的发现和技艺器械的发明。

西方人文主义主张反对中世纪禁欲主义，赞美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强调人追求知识，追求人生幸福。例如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但丁在《神曲》中歌颂了个人情感、自由理想和求知的精神，法国人文主义代表拉伯雷在《巨人传》中歌颂了人的力量伟大，嘲讽了宣传禁欲主义的教会，英国人文主义代表培根认为知识就是力量。

差异之四：两种人文主义对教育发展的影响不同。

中国封建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六经”即《书》、《诗》、《礼》、《乐》、《春秋》、《易》，而它又是封建社会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教育的目的着眼于个人的道德修养、人格完善和稳定社会和谐人际关系。教育作用：维护封建统治，嵌制思想，阻碍了科技文化的发展。

西方教育主要内容是以天文学革命为开端的自然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医学等。教育的目的：摆脱君权神授，宗教束缚，提倡认识自然，造福人生。教育的作用：沉重打击了教会精神统治，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繁荣了文化艺术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促进了资本文义经济发展，奠定了唯物主义思想基础。

差异之五：两种人文主义的“民本思想”不同。

中国人文主义集中表现在民本主义精神传统上来，所谓民本是古代专制社会的产物。民本主体是封建统治者在实行统治时注意宽仁受民。汉高祖刘邦为了维护其统治，吸取秦亡教训，缓和阶级矛盾，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之后，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局面。

西方人文主义集中表现在“民主主义”精神上，它的主体是人民，要求人民享有权力，天赋人权，人人平等，人享有自由，但它掩盖了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