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管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管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范文第1篇
［关键词］管理学；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发展路径
一、相关研究述评及引言国内外学者对于管理学发展的研究，通常有三种方式：一是用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进行传统的阶段划分，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学发展，如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1999年）；二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展示管理学的发展演变路径，如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1979年）；三是以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发展进程为主线，如魏文斌的《第三种管理维度：组织文化管理通论》（2006年），挖掘管理学由经济人、社会人向复杂人转变的管理学演进路径。
第一种研究方法最为常见，这种对管理学进行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阶段划分得到了管理学界的一致认可，绝大多数管理学教材都是按这种方式来讲述的；第二种研究方法最为复杂，有点类似于历史学，甚至可以是世界历史的编年史，从古希腊人的管理思想、古代中国的管理思想、文艺复兴时的管理思想讲到现代管理思想丛林，有利于学者对管理思想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细致的研究；第三种研究方法最有创建性，可以只研究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的发展，挖掘其内涵和意义以及对整个管理学的影响，往往能够另辟蹊径。本文依从第三种研究方法，尝试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又译作“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大部分研究针对从科学管理开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发展，本文的研究范围也是如此。
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形成的最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虽然不少学者认为当代西方哲学主要存在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也可以据此来研究管理学的发展。例如我国学者罗珉所说：“管理学从一诞生开始，就有两个理论范式主导着它的发展，或者说管理学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两个侧翼，这就是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1］。但是，这两种范式并不是各自孤立、特立独行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江天骥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一文中指出：“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相对立或平分秋色的理解是不恰当的。……仅就有较大影响的学派来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2］而不论现代西方哲学如何发展，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是一个公认的划时代的理论标志，并直接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最为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国学者李醒民更进一步论证说：“整个科学的历史是在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3］。因此直到今天，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仍然有可资借鉴的宝贵价值，可以从中探索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二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管理理论丛林的存在。孔茨在1961年和1980年两次分析了管理理论的丛林现象。他认为如果管理丛林继续存在，将会使管理工作者和学习管理理论的初学者如同进入热带丛林中一样，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出路［4］。随着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继续对管理理论丛林进行分类［5］，问题似乎越来越复杂了，丛林越来越茂盛。但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管理。因此，考察不同管理学派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关系，就为对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提供了哲学基础，使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管理学的发展。
二、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近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经典划分，指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大陆理性主义者和洛克、贝克莱、休谟等英国经验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和区分。前者中还可以将马勒伯朗士等后笛卡尔主义者包括进来，后者中还可以将培根、霍布斯包括进来［6］。在现代，一般认为罗素、艾耶尔、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等是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当然，和以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相比，上述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却又都成了“理性”的代表人物了。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分歧体现在三点：认识论、方法论和可靠性。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根本分歧就是认识论，焦点在于知识的来源问题。一般地说，经验主义者都主张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否认“天赋观念”。与此相反，理性主义者则否认正确的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以不同的方式肯定“天赋观念”。但是，在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上，传统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也各自存在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国学者邹化政在《〈人类理解论〉研究》中指出：“对经验论来说，认识是否单纯是感觉的变形，是否只起源于感性，而不同时起源于理性呢？”“对唯理论来说，思维的能动理解作用是否是天赋观念，是否认识只起源于理性，而不同时起源于感性呢？”［7］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认识来源问题上的对立，已经蕴含着关于认识的方法或逻辑的不同理解，即产生了不同的方法论。近代经验主义的拓展者培根从知识起源于经验这一原则出发，形成他的由个别的感性经验上升为普遍必然性认识的“归纳法”，这就是培根的“新工具”。与经验主义相反，近性主义的奠基人笛卡儿认为，在追求真理的出发点上，必须首先探求出一种无可怀疑的原则，并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去形成普遍性的思想。这就是笛卡儿的新演绎逻辑。
一般认为，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
对于知识的可靠性，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确信自己获得的知识更加可靠。唯理论者斯宾诺莎极力否认经验知识的可靠性。他继承笛卡儿的认识论思想，把知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感性经验知识；第二类是推理知识即逻辑演绎；第三类是理性的直观。他认为：“只有第一类知识是错误的原因，第二类和第三类知识是必然真实的。”［8］而罗
素则说：“……在针尖似的逻辑原则上按倒金字塔式竖立起一个演绎巨厦，但是这个建筑不牢稳，哪里微有一点裂疵，就会使它坍倒瓦解”；“经验性的金字塔基底落在观测事实的大地上，什么地方出个裂口可以修缮而不至于全盘遭殃。”［9］认为理性主义体系一旦某一原则或原理被证伪，则整个体系化为乌有，而经验主义体系即使有些东西被否定，但就像金字塔抽去几块石头一样岿然不动。
根据以上论述，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列出表1。表1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认识论理性直观经验知识方法论理性演绎法经验归纳法可靠性原则证伪则不可靠相对可靠和易调整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导入到纷繁复杂的管理理论，进而分析和判断不同管理理论的不同倾向。那么，如何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引入管理学中呢？这就需要分析管理理论的产生和研究过程。我国学者扬义在《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综论》一文中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理论框架：不同的本体论前提和认识论基础决定了方法论，方法论又决定了研究模式和方法，而研究成果的评估和应用最终反馈到对本体论前提的认识［10］。
对应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可靠性，可以考察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研究方法（体现方法论）、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创建原则充分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者的认识论基础，是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本来源；分析建立管理理论采取的研究方法，能够进一步确认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立场；检验理论的可靠性，则可通过考察管理理论的应用情况和变化，辅助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
以上划分的难点在于研究方法。根据科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的分类，研究方法可以从定性、定量、定性定量结合的维度加以划分。由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创新，目前学术界对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并没有公认的定义。另一种对方法常见的区分是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这也是科学研究中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式［11］。自从管理学诞生之日起，实证方法、社会建构方法、比较方法、思辨方法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都被引入到管理研究之中，甚至后实证主义方法、解释或诠释方法、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方法等后现代哲学方法都已经出现。同时，不同视角和准则又会得出不同的分类。例如，按论证方法分为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按研究功能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按研究目的分为描述型研究、解释型研究、规范型研究［12］。不少人将实证研究对应规范研究、将理论研究对应基础研究，都是对管理学研究方法有误解所致。
对于管理学研究而言，演绎法和归纳法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演绎法和归纳法正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华莱士模型充分展示了管理研究过程，理论推理、经验论证及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的互动，形成了研究工作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做包括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但有些情况下是重点做研究循环中的一部分工作。将华莱士模型按照水平轴线上下剖开得到的结果，是常见的区分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方式。
按照演绎与归纳为一维、理论与实证为另一维的划分，可以发现学术活动有四种基本类型［13］。实际上，这是一种简化了的华莱士模型（表2）。
本文根据管理学研究者采用的基本研究方式这一角度，将华莱士模型按照垂直轴线左右剖开，可以称之为理性研究和经验研究。
表2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简化的华莱士模型）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发现假说（h）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对现有管理思想或理论的考察可知，某些杰出学者完全可以连上述半个华莱士循环都不做，仅仅凭借超强的洞察力和思辨分析，直接构建管理思想体系，而不去或没有条件加以检验，本文称之为纯粹理性研究；对应的，某些咨询类管理学者却仅仅进行经验观测，主要通过案例的收集概括来指导管理实践，本文称之为纯粹经验研究（表3）。表3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增加理性研究、经验研究）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理性研究）发现假说（h）——纯粹理性研究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研究）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纯粹经验研究本文这种研究方法的划分着重于认识论到方法论这一过程，也就是说，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分析其研究方法。例如，逻辑经验主义（又称“逻辑实证主义”或“新实证主义”，本文根据我国学者江怡的观点使用“逻辑经验主义”）在方法上强调以逻辑分析为工具，但和经验主义有着以经验为根据的相同认识论，“逻辑分析的方法从根本上把现代经验主义与以前的、更具有生物学-心理学倾向的经验主义区别开来了。”“是在经验还原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14］因此，逻辑分析或推理既是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经验主义尤其是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
只不过，逻辑经验主义的逻辑分析并不是某种理性演绎法，而是基于经验研究的逻辑分析，其认识论基础仍然是基于经验主义的。
在明确了体现方法论的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后，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划分，不再详述。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见表4，研究方法有些部分参考了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基础》对演绎式与归纳式理论建构的探讨［15］：表4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经验主义的管理学创建原则确立基本原则或观念然后理性构建来自实践经验然后加以总结证实研究方法理性研究：推理演绎、逻辑推理、哲学思辨、感悟思辨、数理建模等方法经验研究：经验归纳、基于经验的逻辑分析（逻辑经验主义）、比较分析、实地调查分析、实验分析等方法评估和应用多数无法证实；新的原则取代大多可以证实；可以不断调整在考察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时，其创建原则是基础，辅以对其研究方法的分析，就能大体确认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的倾向。一般情况下，通过对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就基本可以确定某种管理理论是理性主义的还是经验主义的。在必要情况下，本文才会分析具体管理学派和理论的评估和应用，即检验理论的可靠性，为其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倾向性进行佐证。
虽然确立了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方法，但当我们考察具体的管理学派或理论，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方法并不像是非判断那样非此即彼，而是有一些交叉和共同的东西。这正如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从彻底的两个极端走向肯定感觉经验与理性知识的各自合理性。比如，理性主义者一般并不否认经验是知识的一个来源，也会采取比较分析等方法；经验主义者也承认一定范围内理性演绎的必然性，例如逻辑分析。当然，在基本认识论的层面上，双方的区分还是十分明显的。
某些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抑或是实证研究或理论研究的半循环，都会和理性研究或经验研究发生交叉，就必须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合理分析其研究方法。因此，本文针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只是试图说明管理学各学派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倾向，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对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进行研究提供方便。
三、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自从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开创直至成熟以来，各种管理思想、理论、学派层出不穷，尤其是二战后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更为复杂，不少学派还发生了研究方法的巨大转变，对这一阶段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对于管理学发展路径的分析至关重要，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通过本文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经验主义起源阶段、理性主义发展阶段、
经验主义回归阶段。
1.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虽然从历史上看管理与人类社会几乎同时产生，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生活就离不开管理，但是直到19世纪末叶才在管理实践中出现了现代管理学的开端。泰罗于1911年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总结出了一套企业管理理论：科学管理——泰罗制。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来自实践和前人的经验，“是管理思想上的一次大综合，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人的心血和经验。”［16］而法约尔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总结出了十四条原则、五种管理职能，创立了组织管理理论。
泰罗和法约尔等人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初对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起了很大作用，但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以及劳动者因素的变化，一个专门研究人的因素、以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学派——行为科学学派应运而生。行为科学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梅奥主持的西屋电器霍桑工厂试验。行为科学的研究，无疑是经验主义的又一次胜利，奠定了初期管理学研究中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可见，管理学起源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无论是泰罗、法约尔还是梅奥，初期的管理理论都是从实践经验中得以创建。
从研究方法来看，泰罗的铲铁试验、梅奥的霍桑试验，都是典型的经验主义方法。法约尔的情况有些特殊，他的五种管理职能看上去像是某种理性体系的建构。但法约尔长期任职于企业，他的理论创建原则仍然是实践经验，基本研究方法还是经验归纳和分析，仍然是典型的经验主义的管理学。通过对这一阶段管理理论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可以认定管理学的经验主义起源。
2.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二战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除了管理学者，许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数学家、企业家甚至数学家都积极从事管理研究，创立了许多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出现了孔茨所说的管理理论丛林。
1961年，孔茨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认为由于当时各类科学家的研究条件、掌握材料、观察角度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必然产生并形成不同的管理思路，他当时划分了六个主要学派。1980年，孔茨又发表《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认为经过近二十年的时间之后，管理理论的丛林不但存在，而且更加茂密，至少产生了十一个学派。在孔茨眼里，这种门派之争为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众多的术语，如管理、组织、决策、领导、交流、人际关系等，由于用法及含义不同，加上本来的模糊性和理解上的差异，造成了“语义学丛林”；第二，学术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及其所包含的范围，没有能取得一致意见；第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第四，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第五，管理学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17］。孔茨的门派划分，一般被管理学界看作经典，影响力超过了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人。不过，孔茨毕竟是管理过程理论的传人，有意无意会存在一些偏见。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崛起，每天都可能有新的管理问题和管理理论出现，丛林只可能越来越茂盛。作为经验论者的孔茨对管理理论丛林的梳理，只是一种简单的归纳与组合，而非建立于哲学基础上的统一与整合。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分析管理问题、研究管理理论。从这一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能够尽可能地抛开门派之争，更为清晰地展现管理学的发展趋势。对这一阶段存在的管理丛林的梳理，限于篇幅，仅分析孔茨第一次划分的六个主要学派，也能够清晰地展现这一阶段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这一阶段，一方面管理学继续依靠经验主义的指导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以德鲁克、戴尔为代表的经理主义学派主要从管理者的实际管理经验方面来研究管理，认为成功的组织管理者的经验是最值得借鉴的，并且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和概括管理经验。无疑，经理主义学派创建原则是基于实践经验，而研究方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一脉相承。从这点来看，经理主义学派被称为经验主义学派或经验管理学派并不为过，从事比较典型的纯粹经验研究。另外，孔茨根据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重新将管理职能分为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五项，而把协调作为管理的本质。孔茨利用这些管理职能对管理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和阐述，建立起管理过程学派。孔茨的管理思想非常重视实践经验和前人的经验，他继承的不仅是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还有法约尔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
另一方面，巴纳德在二战前后开创了社会系统学派，提出了组织、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以及经理人员职能等独创性的观念。巴纳德和法约尔类似，长期任职于企业，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他的认识论有深刻的影响，其理论的创建原则大多来自实践经验。但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巴纳德除了经验总结，应用了体系建构、思辨分析等较多理性主义方法，这和法约尔完全不同。可以认为，社会系统学派是现代管理学从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的过渡，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到了后期，巴纳德甚至具有纯粹理性研究的兴趣了。
巴纳德之后，以西蒙为代表的管理决策理论拓展了巴纳德的组织理论，着重研究为了达到既定目标所应采取的组织活动过程和方法，并形成了一门有关决策过程、准则、类型及方法的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西蒙热衷于纯粹理性研究，通过透彻的演绎分析方法创建决策理论学派，并在管理学界最早提出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大力倡导理性对于管理的重要，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理性主义者。因此，基于经验主义的管理过程学派成为了西蒙的批评对象。在《管理行为》中，西蒙对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进行了系统的、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虽然看似简单明了，但内在的逻辑往往存在着矛盾；这些原则缺乏相应的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所以具有自身的局限性［18］。随后，孔茨在评价管理学各学派的分歧原因时，许多都是冲着西蒙而来的，如“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
行为科学学派在霍桑试验后，经过数十年的大量研究工作，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都从事行为科学的研究，逐步完善了人际关系理论。这一阶段行为科学学派的发展，也从经验研究转向了理性研究。例如，代表人物马斯洛提出的层次需求理论，主要根据观察和分析，并没有严密的试验材料作依据。以后有的学者试图用大量试验来验证马斯洛的这个理论，却发现马斯洛的说法中有许多缺陷，不能为试验所证实。
另外，伯法通过对生产管理的分析将数学学派或“管理科学”学派推向极致。数学学派把管理看成是一个数学模型和程序的系统，一些知名的运筹学家或数学家就属于这个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方法就是模型推导，也是典型的理性主义学派。这个学派有的人士颇为自负地给自己取上一个“管理科学家”的美名，认为自己才是真正解决管理问题的科学家，这种唯理论倾向曾经让不少管理学者感到反感。
决策理论学派和数学学派的理论，都是典型的理性主义的管理学。他们成功地通过理性原则构建管理理论体系，运用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使管理学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初期管理学经验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认为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而理性原则、体系构建、模型推导甚至唯理论成为了这个阶段管理学的主要思潮。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除了以孔茨为传人的管理过程学派，经理主义学派、社会系统学派、行为科学学派都存在
着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的发展趋势。例如，作为行为科学学派得鼻祖，梅奥的霍桑试验奠定的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他的后辈们纷纷抛弃。
这一阶段，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战略管理之父波特。波特开创的企业竞争战略理论，无疑将管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推上了理性主义的顶峰。波特基于个人洞察力和理性思辨，创建了里程碑式的战略管理理论，“五力模型”、“三种通用竞争战略”、“价值链”等，构成了非常完整宏大的管理思想体系。
3.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信息化、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等新的形势，管理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管理学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理论和趋势，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非理性主义倾向、企业再造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等。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是相对于传统管理理论中唯理论的管理思想而言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的主要观点有：批判原有管理理论中的唯理性主义、倡导对管理实务的研究、重视对企业成功经验的总结、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可见，非理性主义倾向依托于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人本精神，但大量使用经验主义方法如比较法和经验归纳法，非理性主义倾向的本质是基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威廉·大内经过调查比较日美两国管理的经验，出版了《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泰伦斯·迪尔、艾伦·肯尼迪的《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是在集中对80家企业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后写成的。彼得·圣吉是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奠基人。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对数千家企业进行研究和案例分析，于1990年完成其代表作《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彼得·圣吉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练”，指出企业应建立学习型组织，以维持竞争力。软件工程师和管理咨询顾问出身的迈克尔·哈默在总结企业案例研究后，首先提出了“再造”，并于1993年出版《再造企业》，正式提出了企业再造理论。
这些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都是基于经验总结创建，采用对比分析、案例分析和调查分析等研究方法，表明经验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刻地改变了前一阶段管理学思想的发展，经验研究又卷土重来。
美国学者徐淑英（anne.s.tsui）教授在2005年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主办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会发表演讲，她研究了本世纪以来在《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上发表的1500篇文章，认为调查研究、二手数据研究、定性与案例研究、实验室研究和准实验研究是目前经常采用的5种管理研究方法［19］。这一数据清晰地说明了当代国际管理学的研究现状，注重统计分析的经验主义方法成为当前管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目前这一阶段，理性思辨、体系洞见等理性主义方法渐渐陷入低潮，尤其是唯理论受到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强烈批判，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重新成为主流。不少管理学者甚至认为，必须有数据或实证的文章才是理论贡献。我们还应注意到，自从波特于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战略管理理论后，管理学界再也没有出现如此需要个人洞见和理性建构的思想体系。
四、结束语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本观点，贯穿了整个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也必将对今后管理学的发展继续产生影响。通过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划分和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从19世纪末出现的科学计划管理开始，直到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和法约尔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1916年），并在梅奥出版《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1945年）前后达到高峰；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20世纪50年代——80年代）。20世纪50年代开始，决策理论学派、数学学派推动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发展，代表人物西蒙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波特出版《竞争战略》（1980年）、《竞争优势》（1985年）时期达到高峰，其他管理学派纷纷倾向理性主义；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上世纪80年代初，经验主义的回归以《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1981年）和《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1981年）等为标志，《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1990年）、《再造企业》（1993年）都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基于经验研究的方法重新成为管理学界的主流。
在不同的阶段，管理学发展呈现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某一方面主导、另一方面趋淡的状态，并与其对立面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因此，正如李醒民对整个科学史的论证，管理学的发展也是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张力关系中开拓前行。
我国学者李怀祖在《管理研究方法论》一书中敏锐地指出，科学研究将不断地蚕食思辨研究的内容，但管理领域的思辨研究将永远存在，管理领域中总有科学研究无法完成的内容［20］。管理学发展的经验主义回归，使得研究方法过于注重经验研究，当代管理学基本没有出现需要个人洞见和理性建构的伟大思想体系，值得我们探讨和深思。也许，某种杰出的思想体系正在孕育之中，管理学又将迎来理性主义的春天。
管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学科定位；价值基础；研究对象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07-0149-03
一、学科定位
中国公共管理学专业最早开设于上个世纪20年代，其后经历了80年代的重建与复苏，现已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它包含公共行政学、（新）公共管理学以及公共服务理论等。公共管理学本身是一个由许多学者组成的科学共同体，尽管存在不同的阶段但发展是一贯的。“至于公共行政进展中不断有新知识的注入和创新，是在范式之中的，知识由共同体生产，是秉承信念介入现实的实践中生产出来的，核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如果将现今中国学界的公共管理学学科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公共行政学就像是他的年少懵懂期，（新）公共管理学是他的青年发展时期，而公共服务理论则是他开始走向成熟理性的阶段。
公共行政学与政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政治学是其母学科。现代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情况不断地将官僚体制推上统治过程中的杰出位置……结果，业已成为现代国家主要政策场所的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官僚政治。公共行政的首要也是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官僚模型。传统的官僚模型始于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它强调以机械的控制手段来提高效率，利用严格的科学原理进行组织设计与管理，却忽视了对人的关怀。逐渐发展的新官僚模型改进其原有的静态结构研究，形成理性的决策模式。同时，也更关注人的需要，以及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公共行政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又都比政治学的内容要少，因为作为政治学这个母学科的一个子学科，公共行政不仅与其母学科的关系不太融洽，而且它还一直在热切并富有成效地在其他学科中寻找自己的“父学科”。在霍哲等人看来，公共行政=政治+管理。
广泛吸收公共选择理论与管理经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始于新西兰。它强调将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引入公共部门，并充分利用市场的理性选择作用，是一套取自于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的价值观，倡导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并且强调政府应集中力量“掌舵”而非“划桨”。公共管理要求以政治敏锐和公共服务价值观来平衡责任感。作为一个术语，“公共管理”意味着公共政策与行政的会聚，并确认在公共管理中管理与政治两者不可或缺。在公共管理模式中，政治家与经理的关系比以前更有弹性、更为融洽。不仅如此，公共管理的作用范围较之公共行政阶段的官僚体系也更加广泛。但是当我们急于掌舵时，也许我们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正是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批判的基础上登哈特夫妇提出了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服务是一套以公民为中心的理论，它所关注的不是“掌舵”或“划桨”的问题，而是如何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建立一套“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公共管理要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政府组织已不在是传统意义上社会资源的提供者或创造者，政府及其公共部门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多种机制和方式的灵活运用，提供各种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公共物品，以不断回应社会公共需求偏好、维护公共利益。
同时，作为统一学科的中国公共管理学又具有双重性，不仅体现在其作为学科的研究性，还体现在它是一个“职业的、实务领域的公共行动”。从理论层面来说，公共管理学将公共管理活动作为研究主题，探究如何有效组织公共部门合理配置资源，综合研究各种理论或学派的理想方案并结合社会现实状况，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共管理路径；在实践意义上，公共管理学又旨在培养高质量的公共管理人才，使其在政府机构、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中能够与所处的政治环境有效沟通并熟练的执行各项政策，运行所处机构。
二、价值基础
选定与夯实合理完备的价值基础是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津要所在。一方面，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色、专业内涵以及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均取决于价值基础的价值结构的合理规划、价值秩序的有效构建；另一方面，合理的价值基础不仅在理论上为公共管理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正当性理据，也在实践中成为对公共管理实践做出好坏优劣等评判的基本准绳。考虑到“公共行政是政府的艺术与科学跟管理的艺术与科学的联姻。效率与经济主要属于管理理论的范畴，而社会公平属于政府理论的范畴。”同时，随着公共服务理论的发展，民主参与、公民权也日益成为公共管理学走向成熟的重要理论支柱。因此，公平、民主与效率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基础。
进而言之，正如学人江畅所言，“由于人的需要（欲望）所指向的无非是目的和手段，同时只有当一个事物作为目的或手段时它才能成为满足人的需要（欲望）的事物，因而目的和手段对于人都是有价值的，而且对于人而言的所有价值都无非是目的（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这两类。”借鉴上述对价值的分类，公平应属公共管理学的目的性价值，而效率则是手段性价值；至于民主，笔者认为兼而有之。
首先，公平应当被确立为公共管理学的目的性价值基础。“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平等，强调公共管理者决策和项目执行的责任，强调公共管理的变革，强调对公民需求而非公共组织需求的回应……新公共行政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公平的对待公民。社会公平就包括旨在增强这些少数群体政治权力并改进他们经济福祉的一系列活动。”在《正义论》中，罗尔斯针对正义分配提出了著名的“差别原则”，即：“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诚然，社会公平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不平等都会消失，但是每个人的基本利益都应该得到起码的尊重与保障。公平价值赋予了公共管理伦理的内容，强调了公共组织提供的服务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权利。公共管理学研究如何合理有效的配置社会资源，如何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这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其次，民主既是一种手段性价值也是一种目的工具性价值。就前者而言，不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社会生活，目的都在于追求一种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生活。近千年的人类政治实践历史已经揭示了如下政治学公理，即：相对于其他政治范式，民主是实现优良生活的最有效手段。就后者而言，民主本身已然成为一种可欲的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民主生活中所充盈的平等的理念、自由的氛围、尊重的品格、人道的魅力甚至参与的乐趣等待，已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个人与民族矢志不渝地将民主作为上下求索的价值目标。在当代共和主义思潮、尤其是公民资格理论的深度影响下，民主即参与、“民主意味着参与”，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思想背景。民主价值、公民参与等依然成为作为公共管理理论重要补充的公共服务理论的观念圭臬。因为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的初衷是为了通过公民的参与来保障公民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不论是公民参与还是享受公共服务，都是公民权的重要体现。公共服务是政府运用公共资源，根据社会公共需求，为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提供的社会产品和服务。公民的参与能迅速高效的反应社会需求，从而为政府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需求提供有力参数。
最后，作为公共管理学的手段性价值，“效率”是一个颇具歧义的概念。通常而言，效率可分为经济与社会两个层面，经济学效率“强调的是以最少投入取得最大产出”；社会性效率“以社会价值观念为目标，规范的予以衡量的效率”。从行政学本身的应用属性来看，对于效率的一定追求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由于实际操作中对于“效率至上”原则的过分夸大，原本的“工具合理性”变为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公共管理学在合理吸收西方价值工具的同时也要警惕工具的目的化，尽量规避效率原则的弊端。不可以简单的将绩效作为评判组织优劣的标准，还要防止效率异化而破坏了社会的公平，以致出现公共权力的滥用现象。西方传统的科学管理所追求的效率原则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操作程序之上的，而当代社会的公共管理学在研究其效率的同时更应关注“人”――效率的创造者；毕竟，公共管理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效率，它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中国公共管理学早期深受传统行政学“效率至上”原则影响，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并以此指导社会实践。单纯的追求效率让社会陷入两极分化动荡不安，中国饱尝效率至上之苦。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公共管理学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其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认识到行政的目的在于更好的服务；亦即，公共管理要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政府组织有先天的官僚特质，在参与社会利益分配时不仅会降低效率更会损害其公平性，因此公共管理学要做的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分配秩序，满足公共需求。
三、研究对象
众所周知，确定研究对象不仅是划定学科分类的重要依据，也是界定研究任务、创建学科体系的观念前提。就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而言，确立妥当的研究对象是其立身之本与发展之源。人类是在对利益的不断追求中发展进步的，然而人的社会性又决定人类对于利益的追求不能离开社会，也就是说面临着公共利益的分配。公共管理就是要满足社会需求，合理分配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提供服务。
公共管理学以公共部门管理作为研究对象，其核心是政府部门管理。公共利益的现实表现形态是公共资源。政府组织要做的是有效地组织公共资源，使其能够有效增值；合理分配公共资源，使其能够依据社会需求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政府保障对于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是满足社会和个人需求的前提。但与此同时也要防止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对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破坏。对于中国来说，政府以官僚组织的形式运行，在官僚体制中人治现象突出缺乏法制规范。同时，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也容易使得信息在收集、传递过程中出现失真，效率低下。这就容易导致政府对于社会需求的变化反映迟缓，也就不可能有效地组织、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权力过分的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权力有限。但我们面对的是瞬息万变的21世纪，长长的信息传递链条不仅容易使信息失真，而且往往会错失良机。公共服务理论认为现代政府组织的角色是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而不是“掌舵”。因此，行政机构改革势在必行。“力求使政府不走弯路，使政府专心处理公务减少闲杂事务，加强和纯洁政府的组织机构，为政府的尽职尽责带来美誉。”这也要求政府组织在进行政策制定、执行时要鼓励公民参与。民主不仅有利于公民的主人公意识、公民精神的培育，也会促进公共资源的合理流动。
另一方面，随着公共管理学的推进，公民社会自治网络的形成，公共管理的主体趋向多元化，不仅包涵政府组织也包括为社会公共利益提供服务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管理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一条路径，同时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也是对于政府组织管理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对于维护公民权利有重要意义。俞可平先生认为：由民间组织独自行使或他们与政府一道行使的社会管理过程，便不再是统治，而是治理……治理和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当前中国社会非政府组织发展极不健全，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公共公共管理学未来的发展中，应探究如何应健全法规从制度层面保障非政府组织的合理存在，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应有作用。
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虽不似西方的百家争鸣但也已然走在途中。然而理论的发展还需要实践的检验。因此，研究当前社会公共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将公共管理学结合国家社会实践，并逐渐探索适合中国基本情况的学科体系，是中国公共管理学发展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参考文献：
[1]池忠军.公共管理考辨与范畴[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64.
[2][美]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新公共行政[M].丁煌，方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1.
[3]张梦中.论公共行政（学）的起源与范式转变（上）[J].中国行政管理，2001，（6）：24.
[4]张梦中.论公共行政（学）的起源与范式转变（上）[J].中国行政管理，2001，（6）：25.
[5][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6.
[6]陈振明.公共服务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3.
[7]池忠军.公共管理考辨与范畴[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185.
[8][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张成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05.
[9]江畅.论价值的基础、内涵和结构[J].哲学原理，2000，（11）.
[10][美]H・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新公共行政[M].丁煌，方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
[11]Max Wolff，“Democracy Means Participation”，Journal of Education sociology，Vol.23，No3，1949：129-134.
管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企业管理理论；本土化；“关系”视角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0-0000-01
中国的发展历史悠久，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自近代开始中国的管理特别是企业管理理论长期依附在西方的管理理论之下，且理论性质浓厚。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的管理理论确实曾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的企业发展起到指导作用，但毕竟西方的管理理论是起源于西方企业的实际，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会越来越不适应发展需要，所以对管理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才会日趋兴起。而且由于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还是存在很多的差异，比如有些西方企业管理理论无法准确解释出出现在中国的独特的本土管理现象，所以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实践界都越来越呼吁建立适合中国企业发展背景的具有本土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并实现在此种理论指导下的中国企业管理的成功实践。
一、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现状
截止到目前，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中还很少具有本土特色，并且尚未有形成被国际认可的中国企业管理理论，从这一点说中国的企业管理学缺乏对全球管理学理论发展的贡献，因此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研究，形成并提出中国企业的管理理论成为迫切需要，而且近三十年的发展实际也使得中国形成了丰富的企业管理思想和卓越企业管理实践，现在只差如何使其转化为企业管理理论这一最重要的步骤。
二、研究中国企业管理理论本土化的方法
目前所J可的对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本土化研究路径主要有：
1.对中国历史上形成并流传下来的传统典籍进行诠释性研究，但这种研究其主观性较强，指导作用有限；
2.在西方学者规定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概念框架内进行套用性研究，这种研究也具有片面性，即仅只是对已有的西方管理学相关理论的传播，而对构建本土化的管理学理论所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3.在中国企业管理中以西方管理理论做假想或验证性的研究，由于是以中国企业管理实际作为理论基础，所以由这种方法得出的研究结论相对还是较能贴近现实的。
4.最后一种是目前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方法，即从中国现实中进行发现性研究，以此来获得理论结论。这种研究方法已获得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并初步实现了为世界管理学界贡献知识的目标。
总体来说，上述四种方法中第二种、第三种应该算是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中国化过程，而第一种、第四种可以算是中国企业管理理论本土化研究。其中第一种方法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入手，进行落地的本土化企业管理理论研究，在管理学理论研究中也属于主流做法，但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弊端，即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经验或方法很难支撑起当前形势、环境下的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建设，而且由于近现代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挫折和落后，造成很多传统典籍的缺失，造成由此建立的管理理论存在被否定和质疑的可能，所以当前在这一方法上很多学者形成了统一的认识：以中国传统文化来理解当代中国的管理实践是很好的想法，但不能将理论与实践本末倒置。故此，只有最后一种方法才是中国企业管理理论本土化研究最理想的途径。
三、“关系”视角在中国企业管理理论本土化研究中的作用
在通行世界的企业管理理论中，中国企业管理中存在的“关系”视角是最为独特的，也是最不为世界企管理论所理解的。在中国企业中“关系”是会影响到企业绩效的，所以只要是在中国经营企业（不管是本土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就都必须会面对“关系”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说在中国的企业生存环境中没有自己“关系”的企业是走不远的。“关系”在中国企业的管理中既是一个常见的管理现象也是存在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的管理问题。所以在进行中国企业管理理论本土化研究中“关系”视角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在从“关系”视角进行中国企业管理理论本土化研究过程中，很多学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存在与中国的儒家文化有着直接关联，是儒家文化的一种管理学上的产物，当然也有学者不认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儒家思想主旨是教导人们要重义轻利，所以简单地用儒家文化来解释中国人的“关系”现象是很牵强的。
四、结束语
综上，管理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是艰苦细致的工作，而“关系”视角为中国的企业管理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角度和途径。不过在进行“关系”视角的管理理论本土化研究过程中不能仅仅满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或是对于“关系”在企业管理理论中的正面及负面影响的研究，而应将“关系”作为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存在的管理现象、管理问题来进行研究。对于中国本土化企业管理理论的研究只有以科学的态度，才能最终产生出科学的中国的企业管理理论。
参考文献：
[1]乔东.中国企业管理理论本土化研究的“关系”视角[J].理论学刊，2015，06：62-67.
[2]陈春花，宋一晓，曹洲涛.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管理学报，2014，03：321-329.
[3]张晓娟，王磊.本土化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回顾与展望――“管理学在中国”2013年会（第6届）述评[J].管理学报，2014，02：181-189.
管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管理学；案例教学；问题；对策
案例教学法最早由哈佛商学院教员于1925年引入商业教育领域，其初衷是发挥学员们在工商管理课程学习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将纷繁复杂、变动频繁的现实商业运作带进课堂。作为使哈佛商学院在一般管理领域获得崇高声誉的基石，案例教学法使学员们获得了卓越的技能、敏锐的洞察力和在现实商业环境中灵活运用多种专业知识的自信心。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学科的特点决定了管理学教学中实行案例教学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近年来，我国管理学案例教学虽取得一些进展，但在案例资源库、教学师资、教学方法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分析管理学案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管理学案例教学的若干对策。
一、管理学案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合适的案例教材
管理学案例教学效果的好坏，很大程度受案例本身质量的影响。目前在我国的管理学案例教学中，较多地采用国外案例。利用国外现成的案例资料有利于学生融会贯通地将所学管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但国外企业文化背景与中国差异较大，致使学生对国外案例的制度背景、市场情况、人文环境等方面缺乏了解，不利于学生的案例讨论。此外，还有我国自编的一些案例。1999年，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牵头实施中国管理案例库工程，首次编写了我国特色的管理学案例库。此后，不同的机构编写了不同的管理学案例。但案例的搜集、整理与分析等相当滞后，不能反映国际企业管理发展潮流，缺乏对对企业管理过程的专业性审视和洞察，缺乏对每一个案例做出科学的设计，难以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并做出合理的分析和评价。总之，现有的管理学案例不太符合现代管理学案例教学的需要，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不被学生所喜爱，因而亟待案例的不断更新。
（二）缺乏优秀的案例教学师资队伍
案例教学是现代教育中一种不可替代的重要方法，然而现行管理学课程中真正实施案例教学并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并不多。究其原因，跟我国现行管理学教学师资队伍的能力欠缺有关。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师除了需要具备丰富的理论功底和较高的学术水准，还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较强的应变和判断能力，较好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对学生的分析方法和结论进行评析。但许多讲授管理类课程的教师都是从学校毕业到学校工作，缺乏实际的管理经验，也很少有机会参加企业调研，理论知识与实践脱节，以至于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案例启发角度比较单一，案例点评不够深入、全面，难以让学生信服，导致案例教学的效果欠佳。
（三）学生的素质制约了案例教学的效果
案例教学法的效果除了取决于教师的知识能力外，还取决于学生的素质。案例教学法的最重要环节是课堂讨论，要求学生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开拓思路，解决案例中的问题。但学习管理学课程的学生主要是大一新生，他们刚刚从高中进入大学，已经形成了被动接受知识的依赖心理，加上实践经验不足，知识储备不够，即使学生对管理学课程十分重视，由于能力有限也难以展开深入的课堂讨论。同时这种讨论式的教学，学生的参与意识呈两极分化趋势。那些思维敏捷、口才较好的学生在课堂讨论中表现得非常积极，而另外一些学生则常常是一言不发。在这种两极分化的情况下，案例教学法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二、完善管理学案例教学的对策
（一）精心选择案例
案例是案例教学的核心，案例的收集和编写是搞好案例教学的前提和基础。实践中案例的来源有从国内和国外两种渠道。目前国外案例主要来自北美国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案例教学这些国际知名商学院中的起源、发展趋势、创新与变革进行深入研究。来源于国内的管理学案例主要来自我国知名企业的管理实践。在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和水平，结合教学实际需要，甄选有针对性的、难度适宜的管理案例。在选择案例时应注意：一是新颖性，选择具有时代特点，有典型意义的案例。二是针对性，不能盲目选取。即紧密围绕所要传授的基本理论,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 使学生掌握基本理论和方法。三是难易适度，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二）加强对案例教学教师的培训
案例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只有通过努力探索，不断创新才能适应深化教学改革的新形势。针对年轻教师经验不足的问题，可以让经验丰富的（下转第101页）（上接第96页）教师承担部分管理学教学的任务，一对一、手把手地传授经验，以此来带动年轻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优秀教师公开课的方式向更多的教师提供学习的机会。其次，要加强对教师的继续教育和培训。管理学相关的案例所涉及的企业或公司的情况、国家的相关政策和制度更新发展很快，这就要求教师在平时的学习中加强对学科前沿知识的关注，具备较强的应变能力和判断能力，对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客观的评价和科学的引导。学校也要有计划地组织教师走进企业，提高实践能力，丰富教学经验。
（三）教师要扮演好案例教学过程中的角色
一堂成功的案例教学课需要教师精心设计、认真组织、周密安排，这样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学生是案例教学的主角，教师是案例教学的导演。作为导演，课前，教师要做好充分的谋划，包括案例的选择，所选案例的背景知识等；课上要当好导演，包括解释案例，把握方向，引导讨论，不断提出问题。作为演员，学生是案例教学过程的主体，因此教师在讨论中要注意与学生平等相处，还要尽可能地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无论合理、对错与否，允许学生说出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方案，这样才能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不断提出新的设想与思路。此外，教师在案例讨论后应进行归纳和总结。除了通过对学生的讨论、问题的解答进行简要回顾和评价，对学生的正确合理回答及创新观点给予积极肯定外，还要明确指出学生对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哪些不足，如何利用管理的理论知识和原理解决实际问题才更合理等。
此外，为了防止抽象的纯理论倾向，解决学生管理实践不足的问题，作为导演的教师还应该增加学生的管理实践活动。例如引导学生在课程学习前期与中期利用课余观察生活，理论联系实际，透彻理解管理理论。在课程的中后期，教师设计管理活动，指导学生模拟扮演各种管理角色去解决管理问题。还可以组织学生去比较知名的大中型企业或本校的实习基地开展短期实习，了解企业各自的运作模式、部门划分、人力资源配置与激励、管理制度等。通过上述多种管理实践方式，提高学生的管理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袁庆林.“案例教学法”及其对管理学教学的启迪[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29(2).
[2]莫姣姣.案例教学法在管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刍议[j].科教文汇.2009,6(下旬刊).
管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范文第5篇
现在，我们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哲学（中医理论）对生命的基本认识，从生命的基本属性分析出人性的基本构成；从生命的价值推导出人生的价值。再运用主、客观协同控制的理论来分析社会基本单位内部的调节和控制，整理出一些一般性的规律。作为医者，我们可以从社会的调控规律中进一步理解人体；作为学者，我们可以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管理学思想；作为人类社会中普通的一员，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社会，从而更积极向上地参与社会，为展示自身的社会价值营造和寻求一个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位管理者，我们可以紧贴人性展开更加科学的管理。科学管理也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产力。所以，研究社会管理学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类社会各个阶层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满怀热情积极向上地参与社会。
1.绪论
社会管理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主、客观协同控制规律的一门学科。它是经济管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等各种管理学科的基础和总纲。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中普通的一员，由于在社会中的位置不同，或多或少地都参与着整个社会的调节和控制。所以社会管理学也可以称为“社会参与学”或者称为“政治学基本原理”。
要说社会管理学基本原理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两种生产”的唯物主义观点，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之中，为社会管理学的总纲；其次是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主、客观协同控制论就是后二者相互结合、相互借鉴而形成的一种方法论，是社会管理学展开思路的基本思想方法。
社会管理实际上也就是社会群体控制，是一门很古老的学问。从动物社会群体的控制，到原始人群的控制，直到现代社会的调控管理，社会在发展，管理形式在发展，但是主、客观协同控制的基本原理不会改变，“天不变，道亦不变”。
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我们都可以看成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学专著。《道德经》五千多字，其中心论题就是“无为而治”。他运用很深奥的哲学道理来阐述他的中心命题，致使后世更看重的是其中的哲学道理。老子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用主、客观协同控制的理论来理解老子的“无为而治”就是说老子强调了社会自身的客观调控能力，而淡化了统治者的主观调控作用。这种社会管理方式就象我们练气功一样，将大脑的主观意识抑制到“入静”的状态，将全身的客观意识控制充分调动起来，协调脏腑器官之间的平衡，让整个机体进入一种“功能态”。大脑主动地进入抑制状态，并不是完全放弃主观意识控制；老子的无为而治，也并不是让侯王们完全放弃统治，而只是一种调动群体自控能力的一种社会管理方法。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时期，也确实具有它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在西汉早期，统治者采用无为而治的政策，让民众得以休养生息，社会出现“文景之治”的昌盛。老子的社会管理思想就功不可没。
现在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时期。计划经济是一种主观控制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客观控制经济，淡化主观控制经济，强化客观控制经济，一些地方政府思想观念转化不到位，急于创造业绩，不顾实际情况盲目上项目，干了一些劳民伤财的尴尬事。如果能借鉴一下老子的“无为而治，而无所不治”的社会管理思想，树立为社会服务，为企业服务的观念，或许能收到更好的社会管理效果。
老子的“道”恍惚迷离，虚无渺茫，让人费解。孔子与老子相比就踏实多了，他自命凡人，不问天事，却又能从凡事之中来阐发天理。一部《论语》通篇都是以事论事地讲述一些具体的社会行为规范，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到他系统的社会管理学思想。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他强调了社会管理系统中，主观控制系统上令下达的绝对性。孔子的“仁、义、礼、智、信”讲的是人际交往中道德行为规范。无形中起到了增强客观控制系统的协调、平衡的作用。后世人们将孔子的社会管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刚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的主、客观协同控制的思想体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社会群体控制的认识要比老子更深刻一些。他不仅认识到了社会群体的主观调控和客观调控规律，更难能的是他认识到了二者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他紧贴人性，以诚恳求实的态度引导每一个不同阶层的人都积极向上地参与社会。被后世历代奉为“圣人”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2.从生命的基本属性到人性
人是地球上生命运动的最高级形态。人性的丰富内涵包括了生物进化各个阶段的基本属性，生物属性，动物属性和人的属性等等。所以，探求人性的奥秘应该从生命的基本属性开始。
A.生命的本体性和社会性
a.生命的本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