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的管理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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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管理学思想范文第1篇

“书法是以汉字为物质载体，以笔力、体势、章法为表现手段，创造意境、抒发性情的一种艺术形式。”由于汉字文字表意的特征和书写工具毛笔的特殊性，加之政治、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多方面的影响，唯有中国，将文字的书写演进成为一门艺术。迄今为止，书法在中国的历史已有近2000年了（仅以把文字的书写性发展到一种审美阶段而言）。道家思想是战国时期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的主要理论和观点。老子提出的道家思想中至高的“道-美”、“见素抱朴”的“贵真”的美的哲学主张和庄子的“逍遥游”的“体道”的美感论均代表着中国古代美学朴素的美学主张。发展到庄子的美学思想中对于艺术美的阐释，“道”的高度亦是艺术美所期望达到的理想境界。书法作为这样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艺术，自然亦是深受其影响。

张怀瓘，是盛唐最杰出的，也是整个中国古代美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书法美学思想家。这主要表现在他的著作之丰富是空前的。这主要有：《书断》三卷，《书议》、《书估》、《六体书论》、《评书药石论》各一卷，此外，还有《玉堂禁经》、《文字论》、《论用笔十法》等。另外，他的理论体系之完整是空前的。其《书断》一书，上中下三卷，史论结合，不仅记述详尽，而且评价精当。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美学思想之深刻也是空前的。这不仅表现在他对不同朝代、不同书体的艺术作品本文由收集整理多样性审美趣味的分析上，还表现在他一改魏晋飘逸、阴柔的书风，而建立起盛唐壮美的书法审美理想。而道家思想，恰是决定其书法美学理论达到如此高度的核心作用力。以下分别从张怀瓘书法美学理论中关于书法的本质论、创作论、鉴赏论三方面来阐释道家思想对其的影响。

一、“无声之音”的书法美的本质论

老子的基本思想即是“道”。“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思想范畴。“道”主要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道”为宇宙本体，是天地万物之源起。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道”生出“道”之元气，然后生天地，然后生天地人，然后衍生万物就是这个道理。其二，“道”为宇宙规律，万事万物莫不按照“道”的规律而运行。同时，“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渗透在每一具体事物中，又是维持该事物平衡与变化的内在力量。它展示的是最原初的规律，是最自然无为的状态。这是关于“道”的本质的阐释。“道”是至高至美的，而这种至高至美是它自身无法用任何方式让人明白而人也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正如庄子《知北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道”之微妙庄子亦不可说，只能通过寓言故事来传递某种精神，还需体道者去用心体会。“道”是无，又是有，其有无之辩全靠体道者心之所悟了。老子提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观点，是对道美的诠释，也是道家学派对艺术最高美学境界的概括。

张怀瓘的书法美的本质论显然受到道家美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他提出书法是“无声之音”、“无形之相”。他说：

无物之象，藏之于密，静而求之或存，躁而索之或失，虽明目谛视而不见，长策审逼而不知，岂徒倒薤、悬针、堰波、垂露而已哉，是知之也。（《评书药石论》）

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深意，以见其志，览之即令了然。若有会面，则有智昏菽麦，混白黑于胸襟；若心悟精微，图古今于掌握，玄妙之意，出于物类之表；幽深之理，伏于杳冥之间。岂常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测？非有独闻之听，独见之明，不可议无声之音，无形之相。（《书议》）

深识书者，惟观神彩，不见字形。若精意玄鉴，则物无遗照。（《文字论》）

在张怀瓘看来，书法亦是通“道”的。张怀瓘认为书法是“无物之象”，“虽明目谛视而不见，长策审逼而不知”。书法之美，美在神彩。甚至认为“深识书者”，只是欣赏书之“神彩”，连字形都给忽略了。而书法的这种神彩之美，非“深识书者”不能体会，它不仅要求欣赏者（审美主体）有很高的书法艺术的素养，还需“心悟精微”。这是一种很高的“心领神会”的境界，是一种体道的状态。庄子也说到庖丁解牛“不以目遇而以神遇”这两种体道的思想可说是一脉相承的。

二、“师法自然”的书法创作论

道家的“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一切物质之源起，是万物本真的原初状态。《道德经》是这样阐释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以说，“道”就是一种最朴素自然的原始状态。老子论“道”经常将“道”与自然联系在一起。他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五十一章》）

此“自然”并非指自然界的自然，乃是一种生命原初的存在状态，是对“道”的存在状态及其运行状态的描述。自然，它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规律和法则。而张怀瓘的书法创作理论，正是遵从了这一法则。他说：

草书伯英创立规范，得物象之形，均造化之理。（《书议》）

是以无为而用，同自然之功；物类其形，得造化之理。（《书议》）

探于万象，取其玄精，至于形似，最为近也，字势生动，宛若天然，实得造化之姿，神变无极。（《六体书论》）

善学者乃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逞其自然。（《书断》）

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衍生出的即是一种朴素天然的“贵真”的美学趣味观。“真”就是自然，是存在的本来面貌。张怀瓘认为书法之美乃在于得“造化之姿，逞其天然”，无论是说书法对于汉字的诠释在于展其形体之美，舒其自然灵动变化之妙，还是说创作者创作时那种自然无为无欲无念的“神游”的状态，都是还原自然原初的大美，还归生命原始的生气与灵动。这种“无为”的书法创作论是建立在极高的艺术技巧的基础之上的，张怀瓘的书法创作论的高度是凌驾于高超的书法技巧之上的。只有“无为”，才能“无为而无不为”，呈现书法同于自然之真美，同时超脱自身的局限，而达到自身的自然之态。这是秉承“道-真”的朴素的美学主张，即是合于道家思想的书法创作论。

三、分“神”、“妙”、“能”三品的书法鉴赏论

汉魏及唐是书法的大繁荣时期，中国书法史上最杰出的书法家多在这段时期出现，如张芝、蔡邑、王羲之、王献之、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张旭、怀素、颜真卿、柳公权等等不胜枚举。书法理论亦是日渐成熟，大量出现。到唐代时，无论是书法家、书体、书品还是创作风格、流派，在唐代的书法理论研究中都趋于系统和完善。代表就是孙过庭的《书谱》和张怀瓘的《书断》。而张怀瓘最突出的一点即在于他在《书断》中将书法作品的品评等级明确分为“神”、“妙”、“能”三品，这种品评的区别，反映了书法艺术领域中审美鉴赏的深入。

“神”、“妙”、“能”三品对于书法艺术的区分在前代所没有的。我们且看张怀瓘是怎样区分这三品的。

书有十体源流，学有三品优劣。今叙其源流之异，著十赞一论。较其优劣之差，为神、妙、能三品。（《书断序》）

（神品）张芝，字伯英……若清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崖谷，任于造化……精熟神妙，冠绝古今，则百世不易之法式，不可以智识，不可以勤求。若达士游乎沉默之乡，鸾凤翔乎大荒之野……

……

王羲之，字逸少……尤善书，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

（妙品）梁萧子云，字景乔，晋陵人。……少善草、行、小篆，诸体兼备，而创造小篆飞白，意趣飘然，点画之际，若有骞举，妍妙至极，难于比肩。

……

（能品）孙乾礼，字过庭。……草书二王，工于用笔，俊拔刚断，尚异好奇。（《书断》）

道家的管理学思想范文第2篇

关键词:老子;处下不争;处上与争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6-0214-02

一

汉代班固在梳理诸子百家的渊源时曾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子南面之术也”。这里的“君子南面之术”,当主要是涉及道家学说在管理学方面的意义。其实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家,《老子》一书都蕴藏着无可限量的智慧。

现代管理学起源于西方,正像西方人重理性、重分析一样,其管理学也处处闪耀着理性而冷峻的光芒,而对人性及其人际关系的探讨与关切,却显得匮乏与不足。于是在处处充满人情气息的中国引入流行于西方的管理方式后,就频频遭到失败。这说明,管理学面向的是人,而人总是一定文化影响下的具有独特心理特点和个性的人,这时候,管理的个性便也要凸显了。管理大师曾仕强先生说:“管理的对象很多,但终究离不开人,所以是人本的。管理要求人性化,在全世界对‘人性’研究最为深入,探讨最为潜心的中国哲学领域里,寻找出中国人的经营理念,应该是十分恰当而可行的。”[1]既然管理的终极对象是人,而人时时处处处在“关系”当中,如何处理人事关系,便成了管理的关注核心。本文要探讨的重点,便是老子关于处理人事关系的基本方略――“处下不争”。

二

《老子》第68章中指出:“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即是说,善于做将帅的人,不逞强力武勇;善于作战的人,不轻易被人激怒;善于战胜敌人的人,不会与敌人正面硬拼;善于用人的人,态度谦下。[2] “为之下”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谦虚”。俗话说,“谦受益,满招损”,作为一个管理者,谦虚是必不可少的品质。管理者的位置当然是“处上”的,但越是这样,他的心态与行为就越要“处下”,做到平易近人,尊重他人,理解并关心他人,在成功面前不归功于个人而归功于集体。试想,这样的领导怎能不被属下广为爱戴,怎能不被属下由衷地尊重,属下在工作时,怎能不心情舒畅而竭尽全力呢?事实上,领导善于处下而成功的例子是很多的。联想总裁杨元庆每天上班都第一个到办公地点,然后站在门口跟每个到来的员工打招呼,如果有人回应:“您早,杨总”,杨元庆就会立刻谦恭地纠正道,“不,请叫我元庆”。正是这样的谦虚处下的精神,杨元庆先生引领联想全体员工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其实,不唯中国是这样,谦虚处下乃是一种普遍的领导艺术。比如,美国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虽然每次都满怀热情去演讲,但活动结束后,都不忘征求别人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下次改进。比尔・盖茨能够成为全球首富,他的聪明才智固然非常重要,但这与他个人的谦虚亦是分不开的。善于“处下”已经成为世界上很多企业的制度性做法,例如,在德国、日本一些著名公司里,高级管理人员不设专用办公室而与普通员工一起办公等。我国台湾省的医疗服务普遍非常好,其重要的因素之一正是在医院当中,虽有职务之别,但因为上级与下属合作默契,打成一片,使得工作效率极高,既有利于医务服务技术的提升,也使得医患关系友好融洽。

相反的,如果领导者总是在公司中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不听取下属的意见,不能容忍别人左右自己的意见,功则全揽,过则责人。这样的领导可能会取得短暂的成功,但时间一长一定会让他们的部属感到厌恶并设法跳槽的。于是企业必然慢慢衰退,以至销声匿迹。

三

应当指出的是,当我们从管理的角度来理解老子的“处下不争”时,这“处下”与“不争”都是针对领导者对部属而言的,也就是针对处在上位的人与处在下位的人的关系而言的。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中,或者处上,或者持中,或者处下,但不论怎样,思想上,行动上善“处下”的人,他的所得,他的功绩都不仅不会被剥夺,反而会加增。“处下”正是“不争”,善于处下,正是善于“处上”,善于“不争”,正是善于“争”。有人认为,老子是彻底否定“争”的,当我们用心研读《老子》就会发现,老子其实从未否认“争”的存在与目的性。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来,“不争”只是道家取胜的一种方略。老子是从管理者能否让被管理者诚服以致“王天下”的视角来论述这一问题的。在其著作第66章中老子指出:“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就是说,江海处于一切小河的下游,位势低下,所以能接纳百川,能成为一切小河流所归往的总汇。

所以,要想管理民众,就必须用自己的言辞向民众表示谦下;要想领导民众,必须把自己摆在民众的后面,对民众态度谦恭,事事退后。最高统治者虽然高高在上,但民众不感到有负担;虽然身居民众之前,但民众不认为对自己有所伤害。因此,天下人都乐于推戴他而不会厌恶他。这都是因为他善于处下,不与人争,结果普天下没有人能争得过他。[3]如今我们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时代,新时代的竞争,尽管呈出诸多特点,但其竞争的核心仍是人才的竞争。谦逊处之下,不与之争,才能得到人才,才能发挥人才的作用,这可以说是一个企业永立不败之地的法宝。企业家不以实力示傲于人,而是时时保持谦逊的态度,以处下而求得争先,这正是道家所强调的“不争而善胜”的辩证精神所在。

道家的管理学思想范文第3篇

儒家人才观----“以德育人，先德后才”

儒家人才观认为：人才首先必须是道德完善之人，必须是“义以律己，仁以待人”之人；是不断求知之人，是信守承诺之人。儒家观点重点突出的用人之道首重人之德行，其次是对“才“的选拔和使用，如果当“德”和“才”不能兼备时，宁用有德无才之人而勿用有才无德者，因为“才”可通过历练和培养所得，而“德”大多源于人之秉性，难以改变。

儒家“重德选才”的人才培养理念，为现代企业人才管理制定“德才兼备”的选才标准，奠定了思想基础。

道家人才观----“知人善任，量才适用”

道家人才观认为：知人善任乃百智之首，人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用人首先要出于公心、适才而用，量才而为，不拘一格。正如老子曰“有人不难，能善用其才则难”。道家“以人为本”的人才管理理念的核心逻辑结构是从人出发，回归到人，最深刻全面地表现了人本思想，同时具体地指出了岗位人才任用的价值取向。

道家“以人为本”的人才使用理念，为现代企业人才管理制定“人岗匹配”的用人标准，奠定了理论基础。

墨家人才观----“机会均等，用人唯贤”

墨家人才观认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人，生而平等。人才的脱颖而出，只有确保在公正、公平、机会均等的竞争面前，才能人尽其才、各尽所能地展现自我，才能让组织真正建立起能上能下的用人唯贤之制。古人云：无其才而使当其任，必遭摧折；有其才而不使当其任，则必不能久居；无其德而使居其位，则必败亡；有其德而不使居其位，则必远遁。

墨家“公平竞争”的人才选拔理念，为现代企业人才管理制定“用人为贤”的选人标准，奠定了制度基础。

法家人才观----“重在实践，不拘一格”

法家人才观认为：对于人才的选拔，应面向基层、面向更广泛的人群，“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如龚自珍诗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同时，又要在人才的常态使用管理上，注重对其长期的实践考察过程。法家代表韩非子为此观点曾言：“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以此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评价一个人是不是个人才，必须以其在长期实践中的业绩来验证。

法家“务实求效”的人才选用理念，为现代企业人才管理制定“科学选才”的人才管理标准，奠定了实践基础。

道家的管理学思想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现代行政管理 传统文化 融合

一、引言

现代行政管理理论源于西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深受其影响，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行政管理制度不可能不根植于悠久的传统文化而完全移植西方的理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构建一个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和民族特点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是一个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与现代行政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把古代优秀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实际结合起来，构建一个高效、和谐并具有中国民族性格的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现代社会中的人，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行政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只能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现代行政管理同样以人为中心，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政府的执政能力起着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给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一个全新的阐释。

三、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行政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

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现代行政组织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组织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合”与“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是儒家的“人性可塑说”。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经营人性”，只有在“人”的意义上，才能够对行政管理的良性、持久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道理很简单：管理，只有基于对中国人内在价值观与幸福感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收获成功。

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恰是最有效的控制。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给下属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转贴于

“无为而治”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四、传统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共生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曾这样谈及他在《孙子兵法》中学到的东西：“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历史上积淀下来的诸多文化遗产瑰宝，在形成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一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

现代行政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已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才能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孔茨等著，郝国华等译.管理学.第十版，经济科学出版社.

[2]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宋光华，王文臣.企业管理科学化、现代化与中华文化.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4]李涛.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传统借鉴.2005年.

道家的管理学思想范文第5篇

今天是一个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而近年来以德治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在我国的倡导，学界与媒体联手推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促使我们寻找自己的民族之根和文化身份等等，造成了“国学热”的兴起。所以，不要把国学仅仅了解成都是死的东西，它应该是一个活的东西，这样的国学才真正有生命力。

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学，对民族精神的形成、民族文化的积淀和民族性格的影响，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国学，是我们的文化之母，是我们的精神珍馐，当我们与外来的经济文化发生碰撞以至承受灵魂流离压力的时候，我们猛然发现，原来家里还有那么醇香的陈年老酒，尽管我们也许会不胜酒力甚至不谙酒道，但一样会被它的磅礴气势和历史之美所折服。

对于我们从小许多人所具有的愿望也许就深深被打上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国学中的思想精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不同的学说先后出现。司马谈把这些学说大略区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后来刘向又把他们分成九种流派，这才出现三教九流的说法。两千多年来，中华道统在于儒家学说，儒家学说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儒家所倡导的，是尧、舜、禹、汤、文、武一以贯之的中华大道。

国学不一样，无论是“道家”、“儒家”、“法家”还是“兵家”，是千百年来人们在自然、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经验总结，而且广泛地融入了人们的思想之中，已经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其精髓已成为世界华人道德观的根本，提倡学习国学，让国学精髓为现代管理服务，让国学精髓古为今用，可全面提升中华民族的道德素养，实现自我管理，这可能也是我国提出“以德治国”的原因之所在。

从北大、清华、复旦、人大等高校也纷纷开办针对企业管理者的国学班，到孔子学院在韩国、新加坡、德国、美国等海内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现有孔庙1300余座建立以及中国教育部初步计划在全球开办100所孔子学院。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成为与各大选秀节目并列的电视现象，易中天“品三国”品出滋味，于丹“读论语”读出心得，“四大名著”又纷纷被专家学者“重新品鉴”，再到民间开办国学班，准备以国学培养新一代“淑女”， 教授四书五经的私塾再度出现等“国学热”现象兴起都成为国学热兴起的一个个时代“坐标”。

国学修炼企业“人性”管理

对于这些传统的国学理论与现象热度背后，究竟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又有什么作用呢？它发挥的价值究竟又有多大呢？千百年实践中人们得出一条经验是：人是不太容易管理的，而现代的企业管理，实际上最终也就是“对人的管理”，人是领导一切的中心。因此，我们说对企业人、财、物进行管理，其根本就是人的管理，无论是对人的直接管理，还是人对财和物的管理，都少不了人。要提高人们的自我管理能力，就必须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那么形成人类道德的主要力量是什么呢？是人的信仰。而 “国学”诸子百家、四书五经、各时代的国学经典论著以及四大名著等国学产生二千多年来，执政者都在全民中推行国学思想，国学中的许多精典已使国人耳熟能详，在所有华人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为此，人们也想了不少办法进行管理，其中包括制定各项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人们都知道管理少不了制定这个制度，哪个制度，这些制度财务资本（财和物）是不会执行的，最终都是由人去执行，所有制度都是用来规范人的行为的，为此，企业制度还要符合“人性”，但是，无论制度制定得怎么周全，人们总觉得少一个适合“我”的制度，中国人一直都提倡无为而治，但要真的实现无为而治，可能永远是一种梦想，因此大大小小的企业无论其规模如何，人员素质有多高，都设有不同的制度。

现在作为企业管理人员，老板对我们常常只有两个要求：一是提高业绩增长，二是提高客户满意度，从这个指标看起来，说学国学能提供直接帮助实在比较牵强。但是学习国学对人性由内而外的提升，却能使你待人处世大方得体，谈吐气质雍容稳健，这样就更容易获得机会，达成目标，有时也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近些年，企业大量需求的管理、营销、人力、法律等商务人才不断升温，而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却多呈门前冷落鞍马稀之态。受东方管理学派影响，有些人要自立门户；管理学很重要，向西方学习有必要，但不能完全走西化道路，应该不断创新；社会的需求以及利益驱动。东方管理学，实际上包括了中国管理、西方管理和华商管理三大部分：中国管理又包含古代、近代和现代三部分，其古代部分即是现今国学与商道中宣讲的《易经》阴阳、道家无为、儒家仁爱、佛家慈善、兵家用人、法家崇法等学说。对此，被称为中国式管理之父的曾仕强先生认为：中国式管理原不过是中国式管理哲学，并没有发展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管理的管理科学。曾氏的中国式管理有“三大主轴”。“以人为主”主张因人设事，事在人为，唯有以人为主，才能把事情做好。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管理可谓人性化管理。

中国式管理必须现代化，要破除长久以来人们对中华文化的曲解与误解，把那些不当的言论加以导正，才会有现代化的功效。而最根本的误解，是把儒家看成儒教。我们只有儒家，没有儒教。因为孔子从来不重形式，也没有戒律。他只是述而不作，把合乎人性需要的道德修养整理出来提供给大家，依据各人的实际情况自由参考，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一旦提出严格的要求，形成教条，就不尊重人的自主性了，那是儒家不愿意做的事情。自有人类以来，便有道德的事实。

然而，随着人类的不断演化，道德的内涵随之产生变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告诉我们，要学做一个被大家看得起的君子，必须由修已安人而进入“至善”(顶好、园满、和谐)的情境，这便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观。要完成“在职场中不断充实自己、提升自我”的人生任务，最好的办法便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群体中完成自我；最有效的方式，是以仁义道德待人，从而提升在企业中的地位与被尊重感，企业管理自然也会上升到一个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