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教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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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1篇

 

法学教育是培养法律人才的重要途径，专业的法学教育能够有效的培养出学生的法律思维，这对于以后从事法律职业是极为重要的，直接决定了法律职业道路的专业程度。2016年国家司法考试改为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这意味着将所有法律职业的准入门槛统一了，法律职业资格证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了。

 

一、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关系现状

 

当前的法学教育方向大致朝着三种方向发展，第一种是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为导向，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测试方式上都是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为导向的。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东部的某政法学院，其从大一的课程设置就基本是按照法律职业资格开始设置，课程内容也主要是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内容为主，学术观点也多是以张明楷等出题人的观点为主，测试方式上也以模拟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方式进行，而这所大学每年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基本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比一般的法律职业资格辅导机构的通过率还高。第二种是完全以培养学生丰富的法律素养为主，是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素质教育，这种模式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这两所大学在法学教育上并不是十分重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而是以探究法学研究为主，以培养学生丰富的学术素养为主，其课程设置上十分的广泛，比如犯罪心理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都被设置为必修课程，在课程内容方面也不拘一格，更多的在于客观的介绍中外关于相关研究的前沿观点，比如缓刑制度我国比较主流的观点在和解方面，且普遍认为缓刑撤销制度过于激进，而在于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的法律实践中缓刑撤销制度也取得了较好的实效，而这些在以法律职业资格为导向的高校在开展法学教育的时候则完全不会涉及。同样，在测试方式上，这两所高校更多的愿意通过主观法理分析题来测试学生的法律知识功底是否扎实，法律思维的深度等。第三种是法学教育是较为尴尬的一种，即其在法律素养的培养上没有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那样专业，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促进上也并没有过多的努力，其在教学上更多是照本宣科，简单的介绍一些主流观点等，其结果是培养的学生是法律素养较低，法律知识面窄，司法考试通过率普遍在百分之三十以下，毕业后继续从事法律职业的人也较少，最可悲的是这种模式下的学生可能在大四也未能培养出法律思维。

 

二、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衔接的中心

 

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其都需要法律思维。这点无论在法学教育上还是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应对上都是十分重要的。长期以来法学教育更多的关注法律知识的传授和实体、程序法律方面的训练，而法律职业资格的考试则更侧重法律条文的考查，这两者之间看似是割裂的，但是其在法律知识和法律思维的层面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比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可以从法律条文的层面上进行分析，也可以从犯罪构成上，法理方面上进行分析，前者侧重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层面，后者侧重于法学教育方，但是其在客观上都在丰富学生的法律知识，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

 

法学教育在长期的发展中认识到了其在培训学生法律论证和推理方面的欠缺，而法律职业考试也出现了减少客观法律推理，即通过法律条文分析案件的考查模式。近几年的法学实践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命题趋势都体现出了这些，法学研究生教育多会在研究生二年级或者三年级的时候要求学生去公检法机关实习，或者到律师事务所或者企业法务部门进行实习，这就体现了高校对于培养学生法律论证和推理能力的重视。同样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也在逐渐增加主观题的体量，更多的去关注考生的法律思维。法律思维并不是单纯的积累法律知识或者长期的法律实践就可以简单的培养出来的，其需要长期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能培养出来。法律最主要的特征不是强制性，而是说理性，暴力强制的必要性根植于法律的说理性之中。法与理性在天性上有着内在的联系，这是人们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法律总是与各种理性概念联系在一起。法律的理性特征和人们思维的习惯决定了未来法律人才培养和选拔只能以法律思维的培养和测试为主线来开展，否则法学教育培养的人才仍是缺乏法律推理和论证能力的理论人才，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选的人才往往会只会照搬法条，而不是去更多的分析每个法条背后的内在逻辑性和正当性。

 

法律思维既是法学教育的中心，也是法律职业能力的核心要素。首先从法学教育的角度来看，法学教育不应当仅限于法律知识的传授，而且在电子图书馆如此发达的今天，法律知识的获取已经变得十分的容易，高校教师在教学中应当更多的关注学生法律思维的培养，让学生理解每个法律背后的价值和精神。对于法律人来讲，思维方式比专业知识更多重要，因为专业知识可以查询，而且会不断更新，其背后的法理和精神则是历久弥新的。而且通过法律思维的培训能够使得法律知识和理论不断的加深巩固。其次，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角度来看，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是中国选拔法律人才的重要途径。而法律思维是法律人应当具有的品德，这种品德是进行法律论证和法律推理的基础。所以，作为具有行业准入门槛性质的资格考试有必要对此进行突出，以法官为例，法官的裁判行为抽象来说是将抽象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进行具体化，特殊化的过程。无论从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规则的寻找和判决的形成都需要法律解释技术，没有任何一个案件是能够完整的对应法条的每一个文字的，因为法律的具体化需要法律思维进行指引的。法律知识在法官判决的过程中主要是提供者基础的作用，法律思维则是起着导向的作用。如果简单以法律条文的考查作为法律职业资格的主要内容，那么选的人才在法律思维方面则是较为匮乏的，可能无法很好的胜任法律工作，尤其是在面对新案件，新情况之时。所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应当以考查法律思维为中心，否则这种选拔法律人才的方式是缺乏合理性的。综上所述，法律思维在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其可以成为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衔接的有效突破口。

 

三、以法律思维为中心协调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模式

 

为了提高研究的实效性，笔者结合本文第一部分当前高校法学教育开展的现状，对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实际可行性进行分析。首先是以法律职业资格为导向的法学教育模式，这种法学教育的缺陷是对于法学理论，法条本后的精神研究不足，学生缺乏独立思考，其优点在于学生对于法律条文和学界的主流观点掌握较为牢固。对于此类政法类院校，在协调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关系上，应当尽可能体现法律思维，具体可以在课程的设置上适当增加法学方法论，法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等边缘课程，在内容上客观的讲授更多的前沿的观点，而不是拘泥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命题人的观点。其实对于政法类院校而言，其在师资力量上是可以实现多元化教学模式的，可以较好的培养出学生法律思维。其次，对于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之类的法学一流院校，虽然其在法学教育中并没有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为导向，但是其学生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通过率并不低，一般在百分之六十左右浮动。此类院校尽管通过率较高，但是其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参差不齐，在课程设置上可以适当的增加法律实践的环节，并将其增加到必修学分之中。最后，对于法学教育缺乏明显导向，师资力量较为薄弱的院校在协调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上任务较为繁重。因为此类院校的教师自身的层次较低，要么理论功底一般，要么实践经验缺乏，这种情况下要想向政法类院校或者一流法学高校一样介绍丰富的前沿理论和最新的案件细节可能较为困难，而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为导向方面似乎更为容易一些，毕竟法律职业资格的命题人观点较为固定和统一，而且有历年真题可以进行测试和模拟。虽然笔者比较倾向于此类高校培养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为导向，但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法律思维的培养。此类高校可以在培养的过程中有针对性的就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大纲内容涉及的理论及其背后的精神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此类内容进行相关案例和实践的介绍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又可以提高学生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通过率，对学生以后从事法律职业有着较大帮助，避免此类高校的学生既没有较高学历，又缺乏法律思维，还未通过司法考试，只能无奈跨专业就业。

 

四、结语

 

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是当前法律人才培养和选拔的重要方式，其核心都是法律思维。实践中高校在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冲突完全可以法律思维为中心进行协调和互动。但是由于各个层次高校的师资力量的差异，如果让所有的高校都按照统一的模式进行法律思维的培养终会走入形而上学的泥淖。所以，笔者就当前法学教育中的三类现状进行针对性的培养模式分析，尽可能保障在各自师资力量允许的情况下做到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良性互动，保障法律思维得到有效的锻炼和培养。

 

【作者简介】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行政纠纷行政执法司法审查

中图分类号：G526 文献标识码：A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Dispute of Legal Relationship and Adjust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LI Ju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Hu'nan 425100)

Abstract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dispute is a problem in the man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real life the dispute as a negative phenomenon, people often take evasive and negative attitude, in fact it's not the case, the dispute is the advance of the rule of law, the so-called science without sense. In 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leg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chools and students, only made clear respectiv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ve dispute ability, ensure that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maintenance of students'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

Key wordsadministrative disput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judicial review

教育行政纠纷是近几年来高校行政管理中遇到的新问题，作为具有行政管理权的高校在对学生进行管理时，还要维护学生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法制社会的建设使更多人的懂得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越来越多的学生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社会法制建设的进步，是值得欣慰的。但也对高校的管理提出了挑战，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权力关系，这意味着学校的管理权无法排斥学生的权利。而学校在行使管理权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学生方面的民事权利，因此对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研究尤为重要。

1 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我国高校的管理权一直以来是政府的授权，学校代表国家行使教育管理权力，履行教育义务。在实践中，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既是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又是管理与被管理者的关系。高校的首要职能是保障学生在校期间受教育的权利，并提供相应的教育设施保障学生学业的正常完成，学生在校期间有受教育的权利。学校的管理权是建立在保障学生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基础之上的，在学校期间行使管理权，是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与学习习惯，提高自学、自理能力，为学生创造一个健康向上的学习环境，保障正常的教学秩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校生活是为学生更好地走向社会工作之前的锻炼。这是从教育管理学角度理解的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还远远不能全面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法学的角度还要求必须明确各种关系性质，要么是民事法律关系，要么是行政法律关系，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是应该是一种基于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

学校在社会中担任角色和监护功能的特殊性，使之处在一个特殊的法律地位，从而决定了学校与学生间的法律关系呈双重复杂的特征。即学生与学生间会存在民事与行政两重法律关系。我国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主要是教育管理关系与教育合同关系，高等学校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与学生是发生教育教学管理关系的行政主体，学生与学校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即教育合同关系始终贯穿于学生在校期间，是产生一定行政法律关系的前置条件。高校与学生的教育管理关系主要表现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赋予了学校对学生在学籍管理、日常学生管理中的强制性支配的权利，如学生入学报到注册管理、主持正常成绩考试考核、升级与留、降级，休学、停学、复学与退学，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的发放与授权等方面。日常教学管理主要指教师为了保障学生的正常教育权利对学生进行的日常教学管理，教育管理关系是学校与学生关系主要方面。高校与学生也存在缔约的关系，如在校期间高校为学生提供的住宿、供应必备餐饮条件等。此外，学校与学生之间也构成一种民事关系。

尽管在立法层面我国已确认了这两种关系，但由于它们的性质缺乏深入的理解，尤其是对学校与学生管理关系理解不够，使这类关系没能得到法律的有效调整。实际上，依据我国现行的《教育法》，司法审查只能处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民事关系，而不能处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管理关系。致使高校的管理权与被管理权之间的关系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使高校管理权的约束游离在司法审查之外。在现实的高校管理工作中确实存在某些侵犯学生权利的现象，这些侵权行为目前还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司法能否审查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因此，必须从法律层面充分研究分析教育合同的缔约过程并认识各个阶段的行为性质，进而明确教育合同缔结形式和内容以及调整范围、双重法律关系对规范双方当事人的行为，促进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2 高校主体地位与学生基本权利

2.1 高校行政主体地位与性质

在高等学校教育管理中，当学生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如果学校不是行政主体，就不能成为被告，故学生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如果学校不是行政主体，就不能成为被告，故学生的权益无法得到保证。调整高等学校行政主体资格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学校的性质，依我国法律规定应属事业单位法人。从我国行政序列的规定来看，学校不是完全的公法法人，即学校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行政主体。在行政法理论上，为解释不是行政主体而履行某种行政职能的现象。学校虽然不是完全的行政主体，但却能根据法律的授权或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行使有限的行政管理权。同时，学校作为国家教育事业的执行者，本身即具有相当的公益色彩，学校基于自身公共利益的属性和相关职能，也当然具有维护这种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权利。因此，学校在性质上是授权性或委托性行政主体和民事主体的结合。

2.2 学生的基本权利

根据《教育法》第42条规定，学生享有四项基本权利：（1）参加教育教学计划的各种活动，适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的权利。（2）物质帮助权，即学生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和助学金的权力，学生有困难的学生也有权利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享有减免学杂费的待遇；（3）获得公正评价的权利，学生应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的评价，完成规定学业后有权获得相应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4）程序保障权，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有权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对学校、老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讼。

这些权利在义务教育阶段表现为学生根据《宪法》和《义务教育法》而享有的不可剥夺的受教育权，非义务教育阶段则表现为学生根据其与学校缔结的教育合同所享有的接受学校教育服务的权力。《教育法》规定的学生享有的四项权利是学生在校利益的最基本保障，并不是学生实际享有权利的全部。学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纵横交错的权利义务关系，既有横向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又有纵向的行政管理权利义务关系。民事关系主体主要体现在学校与学生之间在招生录取过程中所签订的或事实上形成的一系列合同。合同是规定学校与学生之间民事权利义务的典型形式，凡是由合同规定的内容，就只能交由合同法或民法来调整，学校不享有管理权。除非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特定事项由学校行使管理权。

3 学校与学生产生教育行政纠纷的法律调整

3.1 合理、合法性的处理教育行政纠纷

合理性原则与合法性原则是行政法的两大基本原则。高校作为政府赋予的行政管理权事业机关，具有行政执法的权利，在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密切相关，行政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合理性原则与合法性原则适用于高校行政管理的一切领域。

高校在进行行政执法的中，适用高校行政法规时，就可能遇到不同的行政法规范相互冲突的情况，正确的解决途径是选用和高校行政执法原则相吻合的行政法规范，保障学生的合法权利维护高校行政执法权。

3.2 加强对学校管理权的监督，维护学生的合法利益

在法治社会中，无论什么权力都需要制约。对高校管理权的监督与制约是为了保护学生的权利，增加高校管理权的法制化建设。在以前的高校管理中学生的权利很难受到保障，学校管理权没有必要的制约。对高校管理权的监督可以分为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立法监督和司法监督。而司法监督与立法监督和行政系统内部监督相比，无疑更为公正、更容易赢得当事人的信赖，司法监督的方式具体体现为司法审查。高校行政管理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其可以作为司法审查的依据而在司法中适用，司法审查将有力地推动高等学校管理的法制化进程。

同时要求学校在行使必须权时必须遵循行政法治原则，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严禁滥用自由裁量权和对违法、侵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维护和保障了学生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监督教育管理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真正的做到了学校权力与学生权利的平等。

3.3 规范学生处分程序

在对一般行政管理事项进行研究后发现，在学校可以进行的众多管理事项中，对学生进行处分最具有典型性，也是最容易产生行政纠纷的。而且，由于处分影响到学校对学生的评价，是学校最严厉的管理手段，设置程序规范最有必要。因此，我们以学校对学生行使处分权为研究对象，规范学校行政管理的一般程序。

首先是调查取证。调查是学校对学生进行处分的首要程序，是对违反校级校规行为的调查取证。从程序法的角度出发，调查是对被处分事项事实的查证，是对违纪学生行为的取证行为，是对违纪学生是否做出处罚的基本依据。

其次是听证会制度。调查取证后，学校会根据基本事实做出初步的是否违纪的判断，也初步形成对违纪事实的处理意见。但处分决议毕竟涉及到学生自身的权利，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处分时，学生享有不可剥夺的知情权与申辩权，听证会制度为学生上述权利的行使提供了保障。听证会的最终结论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应，在评议人确定违纪行为不能成立的情况下，学校相关部门应当立即停止一切调查活动，终结纪律处分程序，并且不得以相同的理由重新进行调查。评议人确定违纪行为成立，应当交由有权处分的机关，依据调查取证的事实、按照校纪、校规，充分给予当事学生的陈述和辩解的机会，并根据违纪事实做出相应的纪律处分决定。

最后是公告与备案制度。经过以上程序之后，学校将会明确做出是否处理学生的决定，无论是何决定，学校管理部门都应该适用合适的方式予以公告，但必须保障学生的隐私权，不能在公告中损害学生的隐私。在公告后，将处理结果进行备案，记录在学生的学籍及学校的相关档案材料中。

项目资助：湖南省教育厅一般课题《教育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以高校与学生纠纷为视角》

参考文献

[1]周叶中,周佑勇.高教行政执法概述[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3篇

一、西方法律思想下法律与道德的基本理念

西方法学家们对法律与道德关系进行思辨研究，形成了不同的认知理解，从而西方法学家们也被划分成了不同的法学派别。其中观点争议最为对立激烈的当属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

（一）自然法学派

自然法学派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回答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渐变过程。自然法学派始终强调自然万物按自然规律发展的理性法则，即自然法，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其实质也就是道德法则，是永恒普遍的道德原则。自然法是实在法制定的根本依据和标准，实在法必须始终追求并符合自然法的基本价值。因此，人们所创制的实在法，即法律，并非是统治阶级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必要的统治形式，法律只是实现自然法所倡导遵循的崇高道德法则的一种手段工具。因此，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并不是孤立没有联系的，道德所倡导的正义就是法律所要实现的，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古希腊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只有始终如一地遵守法律、服从法律,才能使道德标准能够实现,才能体现出正义性。”[1]柏拉图认为“立法者制定法律时,应当以整体道德为目的”。亚里士多德给予法治的含义是大家服从的法律应该是良法即符合道德原则的法,“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体人民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2]古罗马的西塞罗认为，“‘共和政府’是依照‘正义’和自然法则组织起来的，在这样的国家中,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以服从法律为美德”。[3]二战后，自然法学再度兴起，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虽然古典自然法学派和新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内涵有所差异，但都强调法律始终以一定的道德原则为其理想目标，“绵延几千年的自然法无不包含了人类最美好的道德关怀”。[4]

（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

分析法学派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观点同样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完全排斥自然法到逐渐耦合。早期的分析实证法学派一贯坚持观点是法律与道德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对于道德要求的标准来说是恶的规定，只要一旦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那就得必须为全体所遵守。早期分析实证法学派不回答法律是否具有道德性这一问题，也不对法的价值问题进行探讨，即使法律与道德存在某些偶然的联系，但是内容方面没有必然概念之间的联系。新分析法学派逐渐松动了这种与自然法学派观点“势不两立”的态度,在一定条件下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耦合关系。认为法律规则与道德规则之间存在着共通性因素。“责任和义务的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具有某种显著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足以表明道德与法律使用共同词汇并非偶然”，承认并总结最低限度自然法的内容。“这些以有关人类、他们的自然环境和目的的基本事实为基础的、普遍认可的行为原则,可被认为是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5]

二、中国法律文化下法律与道德的基本理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交往的一般道理是“以德服人”，国家统治方面遵循的基本价值是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德主刑辅”“为政以德”等。在先秦百家时期，君主须“以德治国”方能平天下这一由儒家文化所积极倡导的治国理念，已经从理论设想阶段发展到君主治国的实践之中，其他各家，如道家老子所提倡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墨家墨子所提倡的“兼爱、非攻”等思想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对君主治理国家的道德要求。到了西汉时期，确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统治思想，“德”的思想逐渐成为正统思想,成为法律制定、执行的指导思想。当然，在德治思想为主导的封建社会时期，法制思想，即刑治并不是完全被忽视。统治者往往将刑罚作为辅佐德治天下的一种统治工具，维护道德所提倡的社会秩序，与道德相辅相成。因此，形成了以德为主的德、礼、刑三位一体的治国基本思想。[6]

而法家所主张的以严刑峻法来统治国家的思想，虽然在当时的社会时期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秦朝昙花一现的迅速灭亡昭示着仅凭一套严酷苛刻的法律制度规则是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的，在适用刑罚的同时，必须以一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追求。而且当时法家主张的“以法治国”只是将法律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并没有将统治者本身规范到这种严刑峻法之中，统治者凌驾于法之上，使得法存在的价值受到质疑。

三、中西方法律思想中法律与道德关系对比

通过以上对西方法律思想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具有代表性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阐述，我们可以从这二者对法律和道德的评价中得出如下结论：

（一）西方法律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有交汇之处

西方自然法从人性为出发点，主张保护人的尊严和自由，强调从最高的“善”的要求出发反映人的本性，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统一。自然法是实在法的制定依据和基础，是一种天然的理性价值观，也是主导一切存在物的最高自然法则，是一种和谐有序的自然状态。强调法律是实现道德所期望达到的和谐秩序的工具。而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儒家主张的“天人合一、人性本善”思想，认为仁义礼智是人类共有之理性,是人所固有的，主张刑罚须辅助道德适用，这都同西方自然法学派的理性观有很多相似之处。

（二）对道德关注的侧重不同

西方法律思想中主要是针对法律是否具有道德的属性而展开论战，自然法强调法律是实现道德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而分析实证法学派强调法律与道德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文化中主要强调的人自身的道德性，尤其是对统治者自身道德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对法律和道德要求不同

由于西方社会从古希腊时期就形成了相对自由宽松的言论环境，各个学派学者可以充分地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探究和阐述，由此形成了以法律为核心,盛行法治主义的至今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而古代中国总体上以道德为核心,盛行德治主义，法制思想只是在春秋战国一段时期被统治者适用，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小分支，法家思想并未完全充分发展起来，法律只是被作为在道德调整某些社会秩序不能时才被适用，法律只是道德的辅助工具。

四、中国现代化法治程序正义的理性选择

鉴于中国几千年以道德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准则的传统文化思想的主导，一个成熟法制社会的构建对于我国现今的法治发展状况来说，并非一日之功。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中人们一般追求的是“合情”的实证正义，因此，在中国社会中，使得人们对道德公正和法律程序正义公正的追求不尽相同。[7]当今的世界是一个信息开放或者说是一个信息爆炸的世界，网络的普及与迅猛发展，使网络舆论成为一种监督司法机关办案的重要力量，有时，法官基于案件社会效果的考虑，可能会对案件的审判造成一定的影响，以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认可的评价体系；反过来说，如果不考虑社会道德的公正标准，一味强调司法程序的严格适用，强调法官的中立，无论是程序适用还是法官独立，法律对公众而言就意味着一种僵硬和无情。民众希望程序可以根据社会道德的诉求及时审结，而程序正义却要求严格依照程序进行审理。这些方面对公正认识的差别不可避免地导致双方的冲突。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冲突，必须对舆论监督程序正义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依据程序正义理论，设置的正义程序就规限了权力主体应遵守的程序性义务，因此程序正义不只是正义的一种衡量尺度，也有利于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是一种利用正当程序规则对权力加以制约的有效机制。从舆论监督的范畴看，通过强化程序正义规则和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可从程序层面对舆论监督的主体形成约束和规范，防止舆论监督权的泛化和滥用，保证这一话语权在法制和道德的轨道上合理运行，由此达到更好的监督效力、效能；遵从正当程序，有利于为舆论监督创造更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依据法定程序合理合法开展舆论监督，对于更好地发挥监督效能，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以及和谐社会建设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兆兴.法律与道德[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

[2](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陈允,应时.罗马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

[4]吕世伦,张学超.西方自然法的几个基本问题[J].法学研究,2004(1).

[5]英哈特(著),张文显(译).法律的概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行政法学的研究核心是行政权力，行政法学领域基础概念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的研究也避不开行政权力。行政权力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也必然同属法律关系范畴。因此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的关系应变更为：行政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前身，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法继续调整行政关系的结果，是一种“法律关系”的法律关系。

一、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研究现状

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即行政主体在实现国家行政职能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有学者作三大类概括：行政权力的创设、行政权力的行使以及对行政权力监督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并将其称为“行政关系”，其性质属于事实关系。行政法对此类事实关系予以调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这种认识是对行政关系、行政法律关系范围最广义的理解。有学者作两大类概括：行政管理关系和行政法制监督关系，并将其统称为“行政关系”，其性质属于事实关系。行政法对这种事实关系加以调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这种对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的理解窄于第一种，因为它没有涉及由于行政权创设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有学者另作两大类概括：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二者均属事实关系，但对行政关系作了很窄范围的限定，只相当于上述第二种理解中的“行政管理关系”，而且强调行政法律关系仅指由行政法规范调整的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行政关系。而对监督行政关系调整后形成的是“监督行政法律关系”。

(二)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研究中的问题

据此，对行政法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学术界已有了三种不同的理解和两种术语表达：其一，行政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包括在对行政权创设、行使以及对其监督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统称为行政关系；其二，行政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包括行政管理关系和监督行政的关系，统称为行政关系；其三，行政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包括行政管理关系和监督行政的关系，但不是统称为行政关系，其中只有前者即行政管理关系称为行政关系，后者则称为监督行政关系。以上观点从不同的范围角度出发，阐释了行政法特定的调整对象，但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不足之处：其一，对行政关系的研究不能跳过对行政权力设定的研究。行政法学研究的核心是行政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研究分为权力设定和权力运行两个层面，其中对行政权力设定的研究又是整个研究的起点。其二，即使认为行政关系是行政权力运行的产物，也不能得出行政关系一定是事实关系的结论。行政关系与行政权力密切联系，而行政权力本身即是一种法律权力。作为该种法律权力产物的行政关系其本身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事实关系。

二、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研究新视角

法学界关于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三种观点：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大多数学者认为，管理论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时代已无用武之地；控权论和平衡论目前仍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事实上，无论是管理论、控权论还是平衡论，在行政法学领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是各自发挥作用的阶段不同而已。

(一)行政权力：行政法的研究对象——行政法的生命力

行政权力是行政的基本依据，是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宪法、法律的赋予或授权，行政机关或者其他组织不得行使任何行政权力，无法律依据即不得做出行政行为。近代意义上行政权产生的理论基础是国家权力的划分学说。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学说，成为近代意义上行政权力产生的理论依据。

(二)行政关系：基于管理目的的行政法对公民全体与行政权力之间关系调整的结果——静态的、授权性质的、行政权力信托法律关系

行政关系是公民社会为实现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授予行政主体行政权而产生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说属于一种宪法关系)。理解和掌握其涵义，须把握三个特点：第一，行政关系是一种静态法律关系。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社会只是将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转移给行政主体，权力本身并未发生实际的运行。第二，行政关系是一种授权法律关系。权力的转移即是一种授权。第三，行政关系是一种信托法律关系。行政权力在本源上属于公民全体，但其作为一种资源所具有的稀缺性决定了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模式。

(三)行政法律关系：基于控权目的的行政法对公民个体与行政权力之间关系调整的，结果——动态的、控权性质的、行政权力运行法律关系

行政法律关系是公民社会为实现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进行监督而产生的法律关系。要理解和掌握其涵义，须把握三个特点：第一，行政法律关系是一种动态的法律关系。因为在这一过程中行政主体开始了行政权力的运行。第二，行政法律关系是一种控权性质的法律关系。行政权力的强制性、自我扩张性和易腐性，致使行政权力极易走出合法的界限。因此，必须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状况进行监督。第三，行政法律关系是一种行政权力运行法律关系。这一点前文已述，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行政权力的运行”是相对于行政关系中行政权力所处的状态而言的。

(四)行政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基于平衡目的的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平衡器——实现行政法秩序的强大思想武器

对比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可发现：前者是公民全体基于信任将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授予行政主体，以确保公民社会的正常运行；后者是公民个体基于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不信任，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进行监督。这深刻地揭示出行政法产生于公民社会的矛盾心理。解决这一矛盾心理的方法就是通过先授予行政主体行政权力，再控制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从而达到公民社会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和谐、平衡发展。

三、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确证

(一)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

法律规则从功能上可分为调整性法律规则和构成性法律规则。前者是对已有行为方式进行调整的规则，在逻辑上讲，该规则所调整的行为先于规则本身。后者是组织人们按规则规定的行为去活动的规则，在逻辑上讲，规则所指定的行为在逻辑上依赖规则本身。行政关系的生成是行政法中构成性法律规则调整行政权设定关系的结果，而行政法律关系的生成则是行政法中调整性法律规则调整行政关系的结果。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同属法律关系范畴：行政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前身，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法继续调整行政关系的结果，是一种“法律关系”的法律关系。

(二)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关系

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焦虑;抑郁;儿童期癫痫

【中图分类号】R473.7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6455（2011）08-0380-02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in Pediatric Epilepsy

Kan Minchen1 Song Chunhai2 Che Xiangyu2 et al.

【Abstract】Objective:To assess rates of symptom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epilepsy. Methods: The Revised Child Manifest Anxiety Scale （RCMAS） and Child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 were administrated to 84 epilepsy patients aged 7-18 years （mean age 12.4 years）. Demographic, socioeconomic, and epilepsy-related information was examined in relation to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cores. Results: No patients had been previously identified to have depression or anxiety. However, 26% ha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depression scores and 16% met critieria for significant anxiety symptomatology. Conclusions: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re common among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epilepsy and appear to be overlooked by care providafs.

【Key words】anxiety;depression;pediatric epilepsy

癫痫是儿童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1]。以往的研究显示，癫痫患儿是心理疾患，包括抑郁、焦虑等的易感人群。但大多数研究主要针对成人；对儿童期癫痫患者心理学并发症的研究少见。此外，某些抗癫痫药物如苯巴比妥也有导致儿童抑郁症的副作用。目前，我国对儿童期癫痫后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率和确诊率报道较少。

国外有报道称儿童期癫痫后精神障碍发生率高达33%[2]，但未专门描述情感类疾病。也有报道称儿童癫痫后行为学障碍的发生率较糖尿病儿童高，但未统计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率。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热点为情感性疾病（包括抑郁和焦虑）的早期诊断及临床治疗、儿童及青少年癫痫患者焦虑及抑郁症的发病率、焦虑及抑郁症和人口统计学及癫痫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

1 临床资料

确定以下纳入及排除样本的原则：将门诊就诊的癫痫患儿（年龄7-18岁）纳入样本，精神发育迟滞者排除在外。患儿及其父母完成数个自我报告量表以检测以下变量：

1.1 人口统计学变量：记录患者年龄及性别。根据年龄分为7-12岁组及13-18岁组。每例患儿的父母均按照Hollingshead指数，完成记录各自的社会及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status；SES），包括家庭经济条件，婚姻及职业状况，教育程度。按Hollingshead指数评分分为＜29分组、29-48分组、＞48分组，分别称为低分、中分、高分SES组。

1.2 痫性发作变量：家属提供患儿最近痫性发作及药物治疗情况。并将既往检查及药物治疗情况补充记录，包括：实验室检查结果、EEG及其他神经影像学信息。此后临床医师诊断每个患儿的痫性发作类型、癫痫持续时间、癫痫再发作时的年龄及药物治疗史。将痫性发作分为两类：一类为惊厥性（全身大发作或部分发作继发泛化）或非惊厥性（失神发作、复杂性部分发作）。如果两类同时出现，则归为惊厥性。一类为下列癫痫综合征：局限性特发性癫痫（包括伴中央颞叶棘波的良性儿童癫痫），局限性症状性癫痫、全身性特发性癫痫及其他类型。

1.3 抑郁症：每位患儿的父母填写儿童抑郁量表（Child Depression Inventory；CDI）。CDI为一种诊断及评价抑郁症的27条目问卷调查表，其内在连贯性及可靠性较高，一致性及鉴别的可靠性亦较好。CDI＞13分则为临床有意义的症状性抑郁。CDI亚级评分亦考虑在内（包括负面情绪、与周围人的矛盾、兴趣缺乏、自卑心理）。其结果见表1。

1.4 焦虑：患儿父母填写校正后儿童焦虑评分量表（Revised Children’s Manifest Anxiety Scale；RCMAS）。该量表由37个问题组成，用来测量焦虑的水平及性质。RCMAS提供了一个总体概括性评分，由三个亚评分组成，包括忧虑及过度反应、社会关注度及注意力集中、生理性焦虑、谎言测评（见表2）。该评分内部一致性及结构效度较好，总评分≥60分考虑临床意义上的焦虑。尽管CDI及RCMAS不能确诊正式的抑郁及焦虑性疾病，但其对定量评价症状的严重性非常有意义。

1.5 既往精神病史：向患儿父母咨询既往精神病史、诊断过程及治疗情况（包括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所有患儿抑郁及焦虑评分均采用双盲法编码。

表1 癫痫患儿CDI 评分

2 统计分析

对记录数值进行相关性变量分析，用Pearson相关系数评价RCMAS、CDI评分与癫痫持续时间、发作年龄、近来的发病频率之间的关系，并且采用t检验，根据年龄、癫痫类型（惊厥性、非惊厥性）、是否癫痫综合征、药物治疗（多药、单药），对CDI及RCMAS评分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3 结果

CDI由42位患儿完成（23例男性，19例女性）；RCMAS由44位患儿完成（24位男性、20位女性）。年龄范围7-18岁（平均12.4岁）。两位患儿因随访困难而终止试验。评分回顾及家长随访均显示患儿实验前均无抑郁及焦虑，也均未参与过心理治疗。

表2 CDI与RCMAS评分相关性

3.1 抑郁评分:26%的癫痫患儿表现出具有临床意义的抑郁症（CDI评分＞13分）。此外，异常CDI亚型评分出现率增高（t评分＞60）（负面情绪14%，社交障碍12%，效率底下17%，兴趣缺失12%，自卑心理7%）（见表1）。即使将标准差值上调至均值+2，仍有7%患儿表现为重度抑郁症。对CDI特殊问题的回答包括：11%有自杀心理但不会付诸实施，而4.3%患者有自杀倾向；4.4%患儿曾有哭泣意愿，8.9%经常有哭泣愿望。7%患儿表示经常因事而烦恼，8%则感到从未象别人一样。2%患儿经常性感到悲伤，16%则不时感到悲伤。

3.2 焦虑评分:16%癫痫患儿表现出具有临床意义的焦虑症（t评分＞60分）。RCMAS亚型评分常见升高（生理性焦虑23%，忧虑/过于敏感20%，社会关注16%）。谎言评级对儿童不太可靠。在>10岁的患儿中，28%标准化评分>60分。CDI总评分、RCMAS总评分及多数亚型评分之间有高度相关性。（表2）。

3.3 人口统计变量:不同年龄组、性别组之间RCMAS或者CDI评分无显著差异。不同的SES组之间评分未见明显差异。

3.4 痫性发作变量:第一次痫性发作平均年龄为7.2岁。就诊前1月患者无痫性发作33例，一次痫性发作2例，2次或更多次痫性发作5例。4例患者数据不明。31例痫性发作为惊厥性发作，13例为非惊厥性发作。两类发作间RCMAS及CDI评分无统计学差异。癫痫持续时间，痫性发作年龄，或近期痫性发作次数和RCMAS、CDI评分之间无明显相关性。

3.5 药物治疗:4例患儿未接受任何抗癫痫药物治疗，30例患儿接受了单药抗癫痫药治疗，9例患儿接受了一种以上抗癫痫药治疗。其中使用苯妥英钠4例，卡马西平10例，丙戊酸钠15例，拉莫三嗪1例。接受单药或多药治疗患儿CDI及RCMAS评分无统计学差异。

4 讨论

本研究表明儿童癫痫患者焦虑及抑郁症发病率明显上升。本组患儿中，无一例既往被诊断为情感性疾病，以往也少见这方面的报道，表明目前对癫痫患儿并发焦虑或抑郁症仍认识不足。

成人患者可直接表达自己是否患有抑郁或焦虑症状，但儿童患者和成人的表现并非完全一致[3]，例如行为分裂或易激惹，这些症状均不易被看作是抑郁或焦虑的表现。甚至有些患儿并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本研究提示如果临床医师不直接询问和抑郁或焦虑相关的症状表现，则这些症状可能无法发现。

本研究和以往报道的成人癫痫患者抑郁及焦虑症发病率增高相一致[4]。一些病例显示成人患者精神性疾病可能起源自儿童或青少年期的不良性心理应激，表明早期发现患儿精神心理异常意义更大。以往有报道提示癫痫儿童患者在有自杀倾向的儿童中占有很高比例[5]，结合本研究，提示临床医师必须重视抑郁症、焦虑症甚至自杀观念。目前全世界对抑郁及焦虑等精神心理疾病越来越重视，对癫痫后患儿的心理学评估亦越来越重要。

在其他儿童疾病中也观察到了CDI平均评分增高[6]，例如胃肠道疾病等，但对于癫痫后情感性并发症的出现仍考虑有以下几个因素：中枢神经系统病理改变（如痫性发作的损伤作用、引起痫性发作的原发病变，药物治疗）；心理社会因素（如因痫性发作而产生的耻辱心理）。以往研究表明[7]，年轻的癫痫患者和焦虑及抑郁相关的外界控制点较正常组及糖尿病对照组更高。成人癫痫患者的抑郁症发病率也较其他神经系统疾病对照组高。

本研究组未将伴有精神发育迟滞的癫痫患者纳入样本，该类患儿可能和本研究组患儿在本质上有一定差别。RCMAS和CDI评分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可能说明焦虑及抑郁的发病常同时存在。此外，两种评分标准也存在一定的交集。

本研究提示了癫痫患儿中抑郁及焦虑的高发病率，但其原因、本质、及其有效的治疗方法，尚待进一步研究。对于变量变化及焦虑和抑郁之间的相关性，仍需要进一步大样本研究。包括精神检查、神经心理学测验及配对对照组研究在内的纵向研究也是有帮助的。

参考文献

[1] Waaler PE, Blom BH, Skeidsvoll H, Mykletun A. Prevalence, classification, and severity of epilepsy in children in western Norway. Epilepsia 2000; 41:802-810

[2] Larsson K, Eeg-Olofsson O. A population based study of epilepsy in children from a Swedish county. Eur J Paediatr Neurol 2006; 10:107-13

[3] 张曼华, 陈楠. 儿童抑郁症的临床特征及心理干预.中国妇幼保健，2008,23（32）：4589-4591

[4] P Kwan, E Yu, H Leung. Association of subjective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leep disturbance with quality-of-life ratings in adults with epilepsy. Epilepsia 2009; 5 （50）: 1059-1066

[5] Rochelle Caplan, Prabha Siddarth, Jennifer Levitt, et al. Suicidality and brain volumes in pediatric epilepsy. Epilepsy & Behavior 2010, 3（18）:286-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