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的教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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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的教育特征范文第1篇
第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使知识形态发生了改变。随着工业社会让位于后工业社会，知识进化的逻辑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如果说农业社会的知识以整体性思维为主，工业社会的知识以分析性思维为主，后工业社会的知识则是在分析性思维基础上重建整体性思维，以整体性思维引导分析性思维。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发展给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分科课程应注重综合性视野，强调以整体思维为导向的学习理念。综合性课程则是对此要求所作出更彻底的呼应。
第二，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已深度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发展大潮，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最根本的潮流仍是信息技术所带来生产方式的改变。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们的知识往往是整体性的，而大工业时期每个人的工作可能只是涉及生产线分工中的一个环节，因为大工业需要标准化和按工序分工。可是，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和知识经济的时代，人们对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追求个性和创新，因此有差异的思想和知识创新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即后工业的知识越来越期冀有个性的整体性知识或综合视野。由此，历史与社会打破严格的学科视角，也就为多样性探索开辟了道路。
第三，中国社会飞速发展带来另一个改变，即我们越来越走向未来导向的社会。未来导向的社会是不断寻求各种可能性的社会，自主自由探索就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源泉。由于存在社会结构性的变化，以村落社会和单位社会为特征的熟人社会，正逐渐变成以所有人权利平等为特征的公民社会，公共生活空间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人才不只是对社会传统的简单认同，而是在遵守基本社会公德基础上有个性和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第四，在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新的需要越来越多，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因此国外有些学者也把当代社会称为“风险社会”。在这样社会中，满足需要的方法引出新需要，解决问题的方法引出更多问题；在这样社会中，最需要的精英人才不再是在流水线上按部就班和一丝不苟完成工序的人，而是能根据情况灵活解决问题的人。他们必须在基础教育阶段就习惯于探究性学习，可灵活重组学到所有知识的人。
农业社会的教育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教育;素质教育;目标教学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培养当前和未来社会所需人才的活动。教育是社会需求的结果。选择何种教育取决于社会的发展文明程度，教育必须服从国家、民族长远的礼仪和未来社会的需要。教育既有现实性也有前瞻性。归根结底教育的发展是由社会发展决定的。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是具有时代性的。农业社会对其社会成员――农民的要求只是掌握农业生产耕作的基本知识。由于农业生产跟过的基本知识通过直接实践传授就可以解决。所以，农业社会的教育不可能得到根本的发展。农业社会基本是个文盲的社会。鲁迅笔下的阿Q有许多旧中国农民的而影子。以蒸汽机和电力为标志的工业时代，要求其社会成员必须具备起码的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可以说这个时代是知识的时代。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基本条件与要求是知识。知识是社会对该社会成员的基本要求。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传授知识为根本任务的近代教育开始确立。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此时，人才的突出特征是具有丰富的知识。教育的发展，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从而迎来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最辉煌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代有丰富的知识就几乎可以一劳永逸受用终身。自电子计算机的发明，知识呈爆炸状发展，高科技渗入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以来历史列车驰入了信息时代。机器人和自动生产线的普遍使用，使众多原来熟练技术工人纷纷从飞奔的红丝带列车上跌落下来。新的知识时时在被创造出来，旧的知识天天都在被淘汰。当今社会人们再也无法凭借和依靠相对稳固的知识来适应社会的发展了。当今社会的人才标志是良好的素质――获取知识的能力和习惯。要与时俱进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首要的不是掌握了多少知识而是能否具有迅速获取知识的素质、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对于丧失知识这个生存支柱的人来说，要有效地适应社会飞速噶站，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素质。要造就具有良好素质和创新精神的人才只有实施素质教育方可实现。实施素质教育，发展教育（自然教育和社会教育），学会生存，适应社会发展，是社会对教育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和最重要的人物。变化着的社会对人的思想观念、智能、体质、心理、生活习惯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要跟上、适应社会飞速的发展，首要的不是掌握多少知识，而在于能否具有迅速获取知识的能力和习惯，即是否具备随时获取、更新知识的素质已逐渐形成共识。素质教育是一切着眼于培养人的基本的教育，它的核心是育人，是以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的。素质教育的特点是：面向全体血红色呢过；坚持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保证每个学生都能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发展。素质教育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个性，发展学生的特长，生动活泼地主动发展。学校实行何种教育和国家一样是利益和需要决定的。学校执行国家意志、服从国家统一要求与国家利益一致。但，有时候这种一致是有条件的。因为学校受国家制约外，在许多方面还受社会的制约，尤其受受教育者及其监护人利益驱动的制约。这样，大面积大范围地使全体学生都学好就成了转轨实施素质教育乃至义务教育的最大难题。而目标教学则正是一种大面积大范围地使全体学生都学好，既能保证全面发展，又能减轻师生负担，同时还能有效地学好文化课、保证高水平的升学率的教学模式（河南、湖南、山东等省十多年实验已作了雄辩地证明）。目标教学以其理论的先进性，实践的易操作性，成效的显著性，使用范围的广泛性，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教改奇观。显示了它旺盛的生命力，它把选拨教育转化为素质教育。每一个从教而想有所作为的人都尽快地了解它、熟悉它、应用它。那么，什么是目标教学呢？构成目标教学思想体系的主要支柱是什么？它的一般操作模式是什么？它与目的教学有什么不同呢？目标教学是以单元达标与课时（或课题）达标结合为基本教学单位，以系列的教学目标为核心，以群体教学和个别帮助相结合为基本形式。以目标教学的基本模式与多种教学方法的最佳组合相统一为桥梁，以发挥教与学的整体效应（即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三个变量一齐抓）为指针，以科学的教学评价为手段，以及时的反馈矫正为抱枕，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学生当堂达标，掌握知识，形成能力，开发智力为目的的一种教学机制。它是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信息科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指导下的教学准备、教学指向、教学形式、教学活动、教学过程、信息控制、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教学思想、教学指导的整体改革。是一个博采众长的教学开放系统，是传统的目的教学的发展和完善，是课堂教学的进一步现代化和更加科学化。它实现了教学准备的层次化，教学指向的双边化，教学形式的双优化，教学活动的训练化，教学信息的调控化，教学过程的序列化，教学思想的现代化，教学指导的全面化（即最优化）。目标教学是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实施素质教育的突破口，是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保证高水平的升学率的有效途径。是变“选择适合教学的学生”为“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变“选拔教育”为“发展教育”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的有力保证和有效途径。构成目标教学思想体系的主要支柱是：1、教育观――教育是为了使所有受教育者发展成为能够适应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2、学生观――相信95以上的学生能够学好“只要提供石岗的先前和现实条件，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学会一个人在世上能学会的东西”。3、差生观――差生是由于学习过程中失误积累造成的，只要对学习过程中的失误进行及时的反馈矫正，差生是可以避免的。4、评价观――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学生分等，为选拨和淘汰提供依据，其主要功能是改善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目标教学的（基本）模式是：前提测评――认定目标――导学达标――达标测评，四个环节。前提测评：前提测评的目的在于唤起、强化对学新知识有关的知识和技能，补偿遗忘缺陷，为学生学习新知识铺路搭桥，使全体学生进入学习、接受新知识的最佳状态。它常用问卷、口答形式。前提测评的四性是：作用的助学性，内容的针对性，对象的全员性，形式的灵活性。认定目标：目标教学相对于过去的目的教学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以系列的教学目标为指向代替以教学目的为指向的教学，引起课堂教学结构和教学程序的系列变化。这是为什么呢？教学目的是教师所要求于自己的、以教养教育相统一的、用说教施影响于学生的心理变化。而教学目标则是教师所期望于学生的、以知情行思相统一的、以激疑启思所诱发的，从心理到行为的有序变化。“教学目标”和“教学目的”虽仅只一字之差，却有重要的革新意义，它们间功能对比见下表：
类与目项
教学目的教学目标特质特制标
教学指向只教导兼导学双向性
共动性激励功能
凝聚功能要求师生基本方法靠灌输赖启发激疑性
启发性导思功能置疑问难教学内涵重知识重智能完整性
丰富性全质功能知情并茂变化形态隐性显性操作性
外显性教练功能
评价功能外显动词新授过程无序失控有序能控序控性
层次性管理功能适当分解依“纲”扣“本”不解不梳解“纲”梳“本”中介性
分综性结构功能
农业社会的教育特征范文第3篇
政府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历史，但政府的历史必须放在与社会的互动中来观察。只有在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厘清政府发展过程背后的动因和实质。总的说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大致表现出两种状况：一种是较为被动的和消极的政府，另一种是较为主动的和积极的政府。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政府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都表现得较为被动和消极。直到20世纪中期，政府才彻底实现了角色转变，转而成为互动过程中主动的、积极的一方，积极地干预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发生在20世纪中期的这一转变代表了政府发展的方向，不管干预型的政府是否“失灵”了，但它所代表的方向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自从20世纪中期开始，政府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需要积极、主动地去规划社会的发展。在此问题上，如果提出所谓“有限政府”等倡议的话，那其实是在弹唱早期自由主义的“恋歌”。既然政府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已经成为积极主动的一方，那么它如何规划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基于以上判断，我们需要提出当前中国政府的社会策略问题。
考虑政府的策略选择必须首先对其所处的社会做出综合判断，只有当这种判断是准确的，才可能提出切实可用的策略。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尽管中国政府需要在人类已有的经验中发现可资借鉴的因素，但是，任何国家曾经运用过的策略都不可能在被搬到中国来之后还表现出适应性，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只能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政府应发挥引导功能，通过现实的策略选择去创建一种完全属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具体地说，当前中国政府在进行策略选择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有以下3个方面。
第一，当前中国社会的资源拥有情况就物质资源而言，虽然中国国土面积很大，但是，物质资源却是相对匮乏的。这一点已经是人们的共识。从近代历史看，工业化过程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对物质资源的大量消耗。中国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对物质资源的消耗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这种发展模式，中国现有的资源存量能够对经济发展提供的支持是不会太久的。即使全球化为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物质资源提供了可能性，也会由于资源拥有国家的政治甚至民族意识等各方面的原因而使资源的获取困难重重。而且，即使在世界范围内，物质资源的存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更何况我们在资源获取的能力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就精神资源而言，中国社会在一段时间内是比较丰富的，而现在我们所拥有的精神资源是极其匮乏的。一方面，精神资源是无形的，影响精神资源的因素是多种多样和复杂的，人们往往在精神资源拥有量较为丰富的情况下并不珍惜这种资源，迄今为止，我们也没有找到一种维护精神资源的较好的方法。另一方面，精神资源与特定社会的共生性决定了它总是属于特定社会的，随着社会的转型，一种精神资源也会失去利用的价值，另一种精神资源将会生成并取而代之。但是，在近20多年中，精神资源遭到破坏，原有的精神资源几近消失，而新的精神资源并未生成，以至于我们今天几乎没有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
就人力资源而言，中国也是非常匮乏的。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是，人口并不等于人力资源。在我们所拥有的人口中，只有一部分被转化成了人力资源，即使是那些已经转化成人力资源的人口，在质量上也是不容乐观的，至于那些能够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人力资源，中国在拥有量上也是非常有限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找到一条把人口较为充分地转化成人力资源的途径。在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旧中国的妇女较多地属于人口的范畴，但是，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大批妇女走向社会，转化成人力资源，迅速地提高了中国人力资源的拥有量。现在，我们也面临这种情况，对于一种经济模式而言，人口无法作为人力资源而存在，而另一种经济模式却可能把大量人口转化成人力资源。
就文化资源而言，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的库藏是很丰富的。但是，需要认识到，这种传统文化是在农业社会生成的，属于农业社会的文化资源。从中国社会明清以来的历史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因素，这是确凿的事实。然而，近些年来，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事实，并牵强附会地把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归功于这种文化。其实，这仅仅是一貌似现代性的诠释，与事实相去甚远。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农业社会的文化是不能造就工业文明的，更不能把一个社会引向后工业社会。如果我们耽迷于农业文化的美妙幻想中，不仅无益，而且是有害的。对于当前中国来说，能够支持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不仅是匮乏的，而且几乎是空白的。有一些人试图引进西方国家工业社会中的文化资源来补偿中国文化的空白，如果在100年前，这也许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但是，时过境迁，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这样做也是有害无益的。因而，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需要通过一场文化启蒙来造就全新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宝贵因素在新的文化启蒙中被吸收是可能的，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却不是明智的选择。
就习俗资源而言，这一点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中，人们都把习俗看做一种非理性的、陈旧的、消极的因素。的确，习俗有消极的一面，但是，如果因其消极方面而排斥它，不仅无法取得实质性的成功，反而会遭遇失败。习俗与文化有联系，但习俗又不等同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习俗有着比文化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也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与一切资源相比，习俗是一种更需认识和开发的资源。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排斥习俗，它就会成为极具破坏力的消极力量；如果充分考虑到习俗的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的话，它就会转化为积极的力量，转化为非常有用的资源。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习俗的力量是很强的，然而，我们忽视了对它的开发和利用，没有把习俗转化为有用的资源。
第二，当前中国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
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位置，经常性地出现定位上的困难，因为它具有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甚至后工业社会的综合性特征。其实，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它是把工业化的进程和后工业化的进程合并到了一起，可以形象地比喻成两步并作了一步走。大致说来，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基本上还处于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当然，在这个时期，我们拥有工业经济，却是运用农业社会的方法和技巧办工业，属于农业社会结构体系中的工业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间，中国社会主要是解决工业化的课题，甚至在引进技术方面也偏重于满足工业化的要求。然而，在中国社会致力于工业化的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后工业化浪潮对中国形成了冲击，这就迫使中国在解决工业化的问题之际，不自觉地走上同时去捕捉后工业化的契机这样一条道路。这就是中国社会当前的基本情况，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即使在亚洲后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那里，我们看到的也是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才提出了后工业化的课题。所以，在实质上，历史没有现成经验可供中国借鉴。
关于中国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是人们最近谈论比较多的话题。中国正在崛起，但是，中国崛起的历史时机与以往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不同。从近代社会来看，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是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开拓市场和掠夺资源而获得发展的动力，后来崛起的国家则是通过战争打破原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而达到重新“洗牌”的目标。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旋律，而且几乎所有国家都警惕和提防着中国崛起可能造成的影响，甚至一些国家叫嚣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惟一可以选择的道路就是沿着“和平崛起”路线前进。就当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政治影响力较大，但在很多情况下又不得不接受大国支配的事实；在经济上，中国的实力实际上是较弱的，必须谨慎地在各个经济体所构成的经济“版块”之间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在资源获取上，中国必须立足于国内，只有把外来资源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才可能避免各种潜在的危机；在市场开拓上，中国必须以优质价廉的产品一点一滴地向现有的国际市场结构中渗透。所以，中国的崛起将是一个艰难的历程，是需要运用智慧和抱持谦逊的态度去谨慎行动的过程，只有行事低调并讲求实效才能稳步前进。其中，最根本的是要把内外各个方面的因素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考虑，做出科学规划。
第三，中国走向未来的目标
一般说来，都会同意走向未来，但是，未来是怎样的，却很难形成共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是缺少一个清楚的目标的。回顾20多年来走过的历程，可以发现，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的目标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追赶发达国家。所以，在一个时期内，我们的社会，特别是年轻人，有着较强的“崇洋”意识，认为只要是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都应当搬到中国来。后来，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是理想中的乐园，它不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因而，出现了浓重的怀恋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结。在学术界，这种“恋旧”心理时常被用激情的文字表达出来。近些年来，这两种思想倾向在继续“发酵”，并不断地出现付诸于行动的努力。比如，在教育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的极端表现，有的学校新开了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等，几乎不给学生留下读中文图书的时间；有的学校似乎要有意识地对着干，成立了所谓专门的“国学”机构。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盲目的和不理性的。
我们必须清楚，对中国农业社会传统的迷恋是不可能导向未来的，是不能帮助我们确立正确的目标的；同样，对发达国家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思想或任何东西的迷信也无法导向未来。走向未来的目标需要根据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做出预见。我们在分析中国的历史位置时已经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处于世界工业化历程已经完成了的时期，中国无疑需要补工业化的“课程”，但开启后工业化“门扉”的任务却是不容回避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工业化“补课”任务完成的好坏，恰恰取决于承担后工业化课题的自觉性程度。这就像进入大学的一个“同等学力”的学生一样，他在素质和能力方面可能存在着不足，但他必须在自觉地修好大学课程的情况下才能迅速补足之，如果他重新回过头来去修中学的课程，决不是好的学习方案。由此可见，虽然当前中国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两步并作一步走的特殊历史阶段，但我们的目标却是自觉地走向后工业社会，以求避免在发达国家领跑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永远处于“补课”的境地。事实上，如果我们缺乏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目标，就必然会再一次地发现，我们又需要“补课”了。
以上3个方面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定一切重大的行动方案时都必须充分考虑的，甚至一些处理具体事务的应急方案也需要对此予以充分的考虑，否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行动方案一旦付诸实施，消极影响将大于它的积极方面。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需要提出当前中国政府的10项策略。
（一）意识形态策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意识形态混乱期，至今，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意识形态还处于多元并存的状态，它们之间有着很大的不一致性，甚至是矛盾着的，有时是冲突着的。这是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当前，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重新建立起统一的、全社会共有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应当是得到整个社会认同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可能是向既往某种理论或思想的回归，也不可能在对西方的重新认识中获得。因而，中国政府应当根据当代社会的需要，把合作理念确立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合作的意识形态应当是后法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是对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的超越。事实上，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我国政府已经主动地提出了合作的理念，并积极地按照这一理念去营建对外关系的氛围。但是，在合作理念意识形态化方面，还没有做出切实的行为选择。因此，当前需要致力于合作理念的意识形态化，以便在处理国际国内事务的过程中，能够有着统一的意识形态根据。
检视世界各国现有的意识形态，有的是明确宣示出来的，有的是在某些思想理论和思维方式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但是，政府在意识形态的生成中都发挥了主动的作用。即使某些思想理论和思维方式的社会化表现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政府应当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策略，对于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以及如何去做，都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目标。
现有的各种意识形态，大都是在工业化的竞争过程中生成的，是关于矛盾冲突以及解决矛盾冲突的思想理论和思想方式的凝炼和提升。因此，它们所包含的是指导人们保证社会整体存在不被破坏的情况下如何开展斗争、如何竞争的精神。合作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意识形态，是对斗争和竞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超越。合作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是一个全面创新的过程，需要政府运用创新思维去加以运作。
（二）制度策略。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就是法制社会。这个说法是非常武断的，市场经济需要法制，但并不是仅有法制能够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支持。所以，如果仅仅把眼睛盯在法制建设上，可能会使我们错失多种制度选择的机遇当然，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与法制共生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市场经济与工业社会重合造成的。工业社会在制度上以法制为最佳选择，工业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简单化都是法制赖以建立的前提。但是，近些年来，由于社会复杂性程度的迅速增长，法制已经表现出规范社会行为力不从心的局面，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已经难于在法制的框架下得到解决。虽然对于许多新出现的社会问题，人们习惯于将其纳入法制的框架下，但它们在前景上却是晦暗的。比如，人们对克隆技术、网上交易等技术方面的问题，也试图通过法制来加以规范，可是，这种规范主要是从属于一种限制甚至阻碍其发展的目的。事实上，它们的发展是不可遏制的，相信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它们属于法制无法规范的新事物。所以说，法制的成功向我们展示的是人类的过去，却不代表未来。在新的社会转型期中，我们需要探索的是能够代表未来的制度模式。
我们应当看到，法制及其民主并不是惟一的制度模式，人类在近代社会之前曾经创造过其他类型的制度模式，在未来社会也必将会有新的制度模式来取代法制。因而，我们应当致力于寻找可以替代法制的新的制度模式，这种新的制度模式可以被称为“德制”，是一种继承了法制全部积极成就但又超越了法制的制度模式。从历史上看，农业社会的制度是一种权力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中国发展得最为完善，有着超强的自我修补能力，正是这种制度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西方国家，适应工业社会要求的法制之所以能够成长起来并得以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其农业社会的“权制”体系没有充分发育。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同样可以做出判断，完善的法制将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包袱，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因素。所以，中国政府需要打破任何对法制及其民主的迷信，需要有着明确的超越法制的策略。
（三）经济体策略。最近一个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阶段性成就，出现了一个错误的倾向，就是倡导企业规模巨型化。事实上，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巨型企业是不适应的，即使建立了起来，它的消极效应也必将大于积极作用。如果国营企业可以巨型化的话，私营企业决不可能在巨型化的过程中同时拥有较强的活力。从政治以及社会整体来看，西方国家的巨型企业在存在和发展中有着一整套社会适配体系为其提供支持，但在中国，这个社会适配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而且，由于全球范围内的历史转型也已经使建立这个适配体系变得没有必要了。一旦中国出现了一批巨型企业，不仅在经济上会造成各种各样的消极影响，而且在政治上的影响也是难于预测的。在一定程度上，俄罗斯近一个时期由于巨型企业所带来的一些麻烦，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对于当前中国来说，主要的任务是要激发经济活力，而不是扩展企业规模，是要考虑国家在整体上的实力增强，而不是考虑单个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易言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不是一个甚至一群强大的企业。因此，我们需要用经济体的观念来看问题，即把国家建成由一系列区域经济体构成的巨大经济体。具体地说，中国社会是一个适合于家庭经济成长的社会，而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按照西方的经验试图限制甚至消除家庭经济，这是错误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工业社会应当是规模经济的社会，所以在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策略中，都包含着支持和优待巨型企业的倾向。然而，我们已经错过了单纯工业化的时期，所以不应去追求工业社会的规模经济。我们应当根据后工业社会的要求，用单元经济效率去整合出网络经济体的总体力量。为了不至于把这种新的家庭经济模式误解成农业社会的家庭经济，我们可以在经济体的意义上把这种经济模式称之为“家元经济”。当前中国政府的经济策略应当放在促进“家元经济”的发展上，为家元经济的发展做出政策支持和秩序供给。
在此，需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习俗资源，而习俗一般说来都是以家为核心而形成的，是以家为支撑的。反过来，习俗最倾向于支持以家为核心而展开的活动，对于经济活动也同样如此。以家为单元的经济活动是能够得到习俗的充分支持的，并在习俗中获得巨大的活力。在某种意义上，家庭的生命力也就是“家元经济”的活力。
（四）文化策略。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文化更多地是自然生成的，在不同的层面上会表现出不同的面相，似乎人为的作用并不能持久地发挥作用。但是，在文化发展方面，如果能够抓住某一关键性的文化要素，自觉地进行建构，是能够引领文化发展的方向的。当前我国的文化策略应放在对信任的建构方面，可以通过信任建构而建立起以信任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一些西方学者断言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一些中国学者也不假思索地加以鼓吹。其实，这种判断是需要分析的，对于西方工业社会成长起来的契约型信任来说，中国的确严重匮乏信任资源。但是，对于农业社会形成的习俗型信任来说，中国则可能过多过滥。另外，近来有不少人试图恢复儒家文化，有些大学甚至用立孔子像这样的行动来表达告别社会主义文化的意愿。不过，我们需要看到，儒家文化只是农业文明的构成部分。正如我们不认为作为西方工业文明构成部分的文化类型可以照搬到中国来，我们也不认为作为农业文明的文化类型能够满足现代中国社会的需求。所以，如果我们在文化发展中希望施以能动作用的话，就需要面向未来，确立与“德制”以及“家元经济”相适配的信任文化。
（五）组织策略。现有的组织在基本结构上都属于官僚制组织，这是人类社会组织形态长期发展的结果，韦伯对此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并提出了理想官僚制的基本特征。如果说还存在着其他组织类型的话，我们认为，迄今为止的任何组织类型都是作为官僚制的补充形态而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起组织理论家关注的组织，都是以官僚制为基本架构的常规性组织。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复杂性程度的增长，常规组织既往的那种回应环境要求的特性渐渐失去了效率的魅力。也就是说，由于常规组织设计主要是出于回应外界要求的目标，缺乏前瞻性地与环境互动的能力，以至于在社会复杂性增长的过程中经常性地遇到那些被称为“危机事件”的问题。其实，近些年来“危机事件”的频发，暴露出来的是组织自身的不足，它表明原有的组织形态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应对危机事件的所谓“危机管理”，如果不从组织形态的改造入手，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因而，能够适应走向后工业社会这样一个历史转型期需要的组织，应当是具有前瞻性和灵活性的组织。
在组织问题上，我们应当关注一种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组织类型，那就是“任务型组织”，即为了某一（些）具体的任务而建立起来的组织。这类组织早已有之，并在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这类组织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可能是由于它过多地具有临时性的特征，被认为不重要。由于对这类组织缺乏研究，因而它们在运行上往往是按照常规组织的模式进行的，以至于它应有的功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事实上，从近些年来已经展现出的趋势看，任务型组织大量涌现，这不仅是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使然，而且也越来越显示出对复杂社会的适应性。所以，这是一类需要关注、研究和自觉建构的组织形态。反思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其成效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一直无法避免学术界所谓的“恶性循环的怪圈”，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它没有注意到任务型组织这一组织类型，而是一直着眼于常规组织的改造上。实际上，现有的常规组织已经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对它的改造和调整表现出“无用功”的结果是必然的。如果我们在今后一段时间还需要进行机构改革的话，就应当考虑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用任务型组织来代替常规组织。
（六）社会结构策略。当前中国社会，剩余劳动力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开始是农村劳动力过剩，大量地向城市流动；接着就是城市自身的劳动力过剩，出现了下岗、失业等问题。虽然政府想尽各种办法，还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从理论上看，这个现象也是无法理解的：一方面，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另一方面，失业人口又迅速增长。这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学者们根本无法予以解释，因而在解决问题的对策上，也就无法找到好的方案。这种现象是由于社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即由于社会分层不充分而造成了大量的“假性失业”。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根本不应有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更不应当出现由于失业等造成的大量社会不公正乃至犯罪的问题。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当前中国社会有一些人长期过劳甚至致死，而又有那么多人没有工作可做，这就是由于社会分层不充分，人们无法把工作进行分解。所以，我们需要在社会结构上做文章，要促进社会分层，让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饭吃。
（七）教育策略。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可能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个领域，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教育将成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瓶颈”。上面我们曾举例说明经济模式的转变可以把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这是一个逆向思维的结论。在正向的思维中，我们看到的主要是通过教育而把人口转化成人力资源，教育是把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的最直接的途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都需要由教育来担负起把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的重任。而且，教育的功能不止如此，几乎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方面，都需要教育来提供支持。近些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规模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与它的高投入相比，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大量的投入被奢侈浪费，此乃不争的事实。
就中国10多亿人口而言，我们的教育规模是极小的。但是，近一个时期以来，常常有人提起中国教育在规模上“”了，要求稳定甚至控制教育规模。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深化阶段相比，中国的教育发展可以说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从规模上起步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为什么却受到“扼杀”呢?从根子上看，是由于教育的“就业导向”造成了诸多让人忧虑的问题。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教育一直是一种就业导向的教育，虽然从计划经济走出多年，但就业导向的教育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就业导向严重地限制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特别是限制了教育规模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教育中的一切问题都根源于就业导向。所以，中国政府在教育策略的选择上应当把“就业导向”的教育转变为“创业导向”的教育，有了创业导向，实际上当前教育中的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例如，当前中国农村不要说一个村里没有一个大学生，可能一个乡能够拥有一位大学生的情况也是很少见到的；在西部广大地区，拥有大学生的比例可能是极低的。但是，就业导向的教育决定了大学生到了农村等于没有就业，而到了西部地区，可能就业比在沿海地区更困难。再如，我们鼓励大学生“支边”需要进行动员、授予荣誉、给予奖励等，即使这样，也很难把大批大学生送到需要的地方去。如果我们在教育方向上转变到创业导向上来，那么一切有创业机会的地方，都会立即吸引到足够的人才。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创业导向的教育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佳途径。比如，一个班级里的同学，如果有一个人创业成功的话，那么可能几十个人的就业问题也就得到解决了。
另外，中国是一个人口压力较大的国家，从中国家长的心态来看，再穷再苦也希望孩子上学受教育，动机是非常明显的，是要孩子获得谋生的能力。其实，中国政府也应有这样一种家长心态，要让中国的每一个孩子都能有机会上大学，让大批大批的孩子有在世界范围内谋生的能力。
（八）生活策略。中国社会在生活模式上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模式，家是中国社会的核心，即使历经时代的变迁，家庭依然是中国社会不易的核心。一切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在家上做文章的就是成功的（如“”）；反之，无视家庭甚至破坏家庭的设计和安排，都是不成功的（如“”时期的“吃大锅饭”）。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在这一点上缺乏自觉的家庭导向生活模式建构策略，因而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当前中国政府需要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比如，我国正在进行的解决“三农”问题的行动，在一切可以与家庭联系起来的地方，我们相信，就可以取得成功，而那些不能与家庭联系在一起的，就必然会失败。也就是说，政府在行政行为以及政策选择的过程中，需要自觉地在一切可能与家联在一起的地方，充分考虑到家。我们所说的“家元经济”，可以说就是一种能够充分发挥家的积极经济功能的策略。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的概念和结构都在发生变化，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去进行制度调整。总之，在生活策略上，我们所要确立的是家庭导向的生活模式。
农业社会的教育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竞技体育；公共价值；职业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5）01-0008-06
Abstract：The year 2014 i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s sports， in which a number of policies were adjusted and the national fitness strategy pushed the sports reform to a new high.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text， rational thinking is used to find the new social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 expressed in the strategic adjustment. Along with the social progress， the competitive sports have produced derivative value and alienation value. The public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this study is the innovation. This study by using the literature material and logic analysis method tentatively explored the public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cluding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 and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clear definition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framework. It make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innovation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value of competitive sports.
Key words： competitive sports； public value； professional sports
伴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我国各项事业改革之声不断。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文件的出台，将此轮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更是凸显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核心价值优势。2014年，全民健身成为国家战略，从国家和政府角度对体育事业发展中全民健身进行历史定位，从1995年开始的全民健身与奥运争光两翼齐飞的时代将出现战略性转变。竞技体育的发展在此时代出现了战略转型，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凸显具有新时代精神和新时代价值的竞技体育是必需和必要的。基于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对竞技体育社会价值的过程及效果进行讨论是在新历史时期的理性价值发掘。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是在结合全民健身的公共利益表达基础上对竞技体育社会价值的理性解读。
1 问题溯源
1.1 体育的公共价值缘起
研究表明，体育起源于原始公共性活动，并在人类社会的公共性活动中逐渐繁荣：古代公共社会形成后，体育首次昌明；现代公共社会形成后，体育全面昌盛。换言之，体育总是与公民的公共性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公民身份、娱乐与健康、公民在公共空间活动。社会公共性需求越强烈，体育就越繁荣，公共功能的存在是体育发展的核心动力。
伴随社会发展，社会与政府、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逐渐转移：从政府统治到政府管理、从政府管理到政府治理、从政府治理到政府服务。体育事业发展逐步成为解决公民自身利益表达和社会利益总体趋和的主要工具。因此，体育作为利益价值的平和与平衡工具在社会变迁及演进过程中均具有公共的价值形态。
1.2 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相关概念界定
1.2.1 竞技体育概念厘定
国内学者对于竞技体育的概念界定较为争鸣，主要在围绕“竞技”“体育”“竞技体育”进行讨论。本文对竞技体育的概念是以田麦久教授界定为准：竞技体育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体育竞赛为主要特征，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性的体育活动。
1.2.2 公共价值
“公共”一词是狄冀在《公法的变迁》（1921）中首次提出的。基于词源意义公共价值可定义为同一客体或同类客体同时能满足不同主体甚至是公共民众（公众、民众）需要所产生的效用和意义。
1.2.3 具有公共价值的竞技体育概念范围界定
竞技体育作为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是构成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产业重要的推动力量。本研究所指竞技体育从纵向时间上看：农业社会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指竞技体育即是竞技体育全部社会活动作为整体进行讨论；农业社会后，职业化和商业化的出现导致了公共与私人的对立，竞技体育业出现归属异化问题，本研究在这一历史时期所讨论的竞技体育是指竞技体育活动中剔除以关注私人价值提升和商业价值为主的职业体育所剩余的社会总体性活动。
1.3 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演进
1.3.1 原始公共体育价值――前农业社会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人类历史上从原始阶段进入有记录的活动。在较为原始时代，以母系和父系为聚落的社会里，体育是每日生活之必需技能――狩猎、徒步、穿越、溯溪、奔跑、跳跃、舞蹈等，且均为原始体育形式。而氏族间的领土斗争、食物争夺甚至原始军事斗争都是一种竞技体育的原始形式，这种原始竞技体育是在目的性前提下对结果斗争的竞争表现，虽然此时对公共与私人的原始划分没有形成概念界定，但是从基本雏形看，具备公共价值的原始基本特征。
1.3.2 朴素公共体育价值――农业社会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人类文明的车轮走过前农业社会步入了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开始形成。而农业中的劳动分工使得社会对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在此基础上延伸的竞技体育是在家庭和部落这一朴素组织下完成的，因此，我们说具有朴素的公共价值。
以古代奥运会为例，在持续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四年一度的古代奥运会不仅是一种体育竞技的盛会，而且更是一个全体古希腊人的全国性节日。“神圣休战”宣布之后，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奥林匹亚。此时的奥林匹亚成为一个巨大的公共活动空间：各城邦的代表参加祭祀活动和游行，政治使节缔结条约，艺术家展出作品，学者和教师研讨学术，雄辩家发表演说，商人展售商品等，可见古代奥运会其实质是城邦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公共活动。
1.3.3 经济社会公共体育价值――工业社会后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进入工业社会后，公共与私人领域逐渐清晰区分，尤其是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以增加和保护私人财产作为利益追求的社会意识形态。资本的增加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使得劳动工作的职业化和资本的商业化愈发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体育领域中职业运动员、教练员、经纪人、经理人、管理人员等使得体育在社会发展中劳动分工明确、产业化明显且对社会的产业贡献逐步提升。以体育赛事为核心进行商业运作的体育商业化逐渐将具有原始及朴素公共性的体育引入到具有新经济时代公共价值的体育中去。从发展角度看，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中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和商业化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体育发展伴随社会进步所形成的发展方式，竞技体育的资本运作使其经济价值作用凸显而其他社会价值相对弱化。但是，从事物属性特点上分析，竞技体育依然具有公共价值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等鲜明和显著特点。从属性看，经济社会中的竞技体育是具有公共价值的。
2 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特征分析
2.1 公共性
公共与私人的区分界定是随着农业社会后家庭概念的形成而开始的，公民对私人领域的关注使得国家和社会组织等各领域更加凸显公共价值的意义。哈贝马斯认为，在高度发达的希腊城邦里，自由民所共有的公共领域和每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之间泾渭分明，公共领域的自由王国和永恒世界与私人领域的必然王国形成鲜明对比。
竞技体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由于竞技体育具有较强的综合社会价值，其产生和发展均是与社会发展产生良性互动的。竞技体育从其原发性产生区域、发展路径、演变的过程均是具有公共性，不仅体现在竞技体育本身是对社会领域的总体关注，更体现在竞技体育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价值基础之上的一种属性表现。竞技体育的原始公共产生、对公民的公共利益关注以及个体个人价值提升均具有较强的符号特征。
竞技体育的公共性更体现在其相关社会价值中，如教育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等。竞技体育对公民个体社会化的关注，通过竞技体育形式的开展对青少年产生教育影响；竞技体育形式的文化符号功能能够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公共价值表达；竞技体育精神是以国家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利益表达，这些种种竞技体育的相关价值均体现了公共性的显著特征。
2.2 非竞争性
非竞争性有两方面含义：一是边际成本为零。边际成本指的是增加一个消费者对供给者带来的边际成本，例如增加一个竞技体育比赛参观者不会导致供给资本的增加。二是边际拥挤成本为零。边际成本指的是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数量和质量。
竞技体育过程中，以参与者（以教练员、运动员为代表的直接参与者和以观众为代表的间接参与者）为例：比赛参与者增加的数量对比赛过程竞技水平高低影响较小；竞技体育观赏者的加入数量对比赛质量的影响较小。而在参与观众竞技体育比赛的所有消费者中，均不因数量的增加而影响其他消费者的观赏质量。因此，从竞技体育赛场本身的边际成本和竞技体育表演的观众的边际拥挤成本来看，均有明显的非竞争性特征。
2.3 非排他性
非排他行是指某些产品投入消费领域，任何人都不能独占专用，而且要想将其他人排斥在该产品的消费之外，不允许他享受该产品的利益，是不可能的，所有者如果一定要这样办，则要付出高额的费用，因而是不合算的，所以不能阻止任何人享受这类产品。例如空气、水。
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对领域内的其他产品不具有排他性，对于公共领域内的竞技体育产品，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形式进行独自享受，即便是拥有职业俱乐部的股东也必须是将俱乐部活动置之于公共场域内才能发挥俱乐部的相关价值，且费用极大。而在竞技体育表演中（竞技体育产品服务过程中），更为明显的市场效果是：如果想获得更好的观赏角度和观赏效果则需付出较为高额的费用以享受产品带来的利益表现，这种特征是明显的非排他性表象。
2.4 非资本性
资本，在经济学意义上，指的是用于生产的基本生产要素，即资金及厂房、设备、材料等物质资源；从概念上讲，资本是指能够创造、带来新增价值的价值附着物。在金融学和会计领域，资本通常用来代表金融财富，特别是用于经商、兴办企业的金融资产。
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形态从封建主义社会转入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形态的改变要求对社会中个人财富的保护逐步加强。以交换为目的的资本运作成为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更是第二部门与第一部门的重要分界标识。
竞技体育随着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了改变，具有原始社会价值的竞技体育更多趋向于体现经济价值这一重要社会要义指标，以竞技体育项目为核心进行商业运作，将运动员职业化，将竞技比赛运作成商业表演秀均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价值异化。这种异化本身是社会发展和变革带来的，是良性的互动结果，更是一种历史发展价值的必然体现。
在后工业时代，体育作为社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化明显加强，作为公共产品的竞技体育从一定程度上是模糊区分其公私属性的。竞技体育资本运作、竞技体育赛事的产业化操作、职业体育的资本注入均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现并发展明显，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是体现在资本社会中非资本运作所产生的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隐匿于浮华的商业下，沉寂于繁盛的资本中。
2.5 社会服务性
社会服务是指以提供劳务的形式来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活动。狭义指直接为改善和发展社会成员生活福利而提供的服务，如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生活福利服务。广义的社会服务包括生活福利、生产和社会。
竞技体育进入到工业社会后，对社会的价值体现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社会服务。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体育平台能够推动社会体育和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这一方面尤以举办过奥运会的举办国为明显；竞技体育的开展能够推动青少年体育的开展；竞技体育的开展更能够有效调整社会体育资源的再分配，使得公共体育资源有效分配到各个领域尤其是体育薄弱领域；竞技体育能够推动社会文化和精神的传播；竞技体育能够推动和影响体育科技的发展并直接作用于全民健身和社会服务。
3 竞技体育公共价值内涵分析
3.1 内核：体育的公共价值
体育起源于原始公共性活动，并在人类社会的公共性活动中逐渐繁荣：古代公共社会形成后，体育首次昌明；现代公共社会形成后，体育全面昌盛。体育总是与公民的公共性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公民身份、娱乐与健康、公民在公共空间活动。社会公共性需求越强烈，体育就越繁荣，公共功能的存在是体育发展的核心动力。
体育的公共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主体利益的表达。衡量是否具有公共价值就是体现在客体对主体是否产生公共效用价值，如具有则归属。体育的公共价值首先就体现在人们能够通过参与体育活动起到各自的效用目的，而这种效果是一种非竞争与非排他的，是一种非资本性的利益表达，是公共价值的体现。第二，对社会价值的增加。公共价值还体现在增加被创造的积极属性，减少捍卫利益的消极属性。参与体育活动能够使体育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能够通过参与使自身身体和情绪获利，能够使社会总体价值活动提升。第三，体育资源和体育需求的公共价值表达。体育能够通过参与者在使用体育资源时进行自身的价值和利益表达。通过体育的生活化表达对个人需要的利益述求；通过生活体育化的转变体现对体育资源的利益要求；通过体育参与能够使得体育资源得到有效分配，这种分配是对公共价值的直接体现；通过体育参与更能够使个体的自身需求和情绪进行利益表述进而完成体育的公共价值作用。
3.2 公平：竞技体育平台的公共价值
体育从形成的基本形态看，从原始玩耍到具有体育雏形的规则化的游戏再到以竞技为特征标志的体育，这一朴素的体育发展过程均是以一个简单而又原始的原则，即：规则。
竞技体育的魅力在于对结果的未知和规则的公平。在竞技体育平台，无论身份、地位和社会背景及阅历是否相同，只要是同一场域内的参与者均是可以在同一平台进行竞争参与的。而平台的公平性是保证游戏得以继续的根本前提，这种公平性是古代奥林匹克遗留下来的文化内核所在，更是竞技体育之所以存在于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意义。
竞技体育公平的原则是对竞技体育参与者的价值尊重，是对竞技体育观赏者的价值趋力，是对竞技体育赛事组织者的价值要求，更是对竞技体育发展本身的价值追求。竞技体育的平台是平等的，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是对于项目发展本身亦是制衡的，公平是综合各方竞争利益后的伦理体现。
公平是法的核心，现代社会中，公平原则是对价值主体、价值结果的制度保障。而公平更是公共产品服务的价值判断之一。Kelly和Mulgan（2002）的研究认为公共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1）公共服务。公共价值的输出以公共服务为渠道和载体。2）结果。结果与服务通常会有交集，但结果中包含了更多隐形的但又确实存在的东西。3）信任与合法性。信任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即便是此前的服务水准与结果目标都一大堆，信任的缺失也会减低公民从公共部门所获得的效用。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体现正如Kelly和Mulgan在公共价值研究中的一样，具有极强的公共服务特性，同时在公平的条件与规则前提下非常注重结构，这种公平的规则正是一种信任与合法。
3.3 竞争：竞技体育利益体总体价值趋同的公共价值
竞技体育的主要规范是平等的规则，而至上伦理则是对竞争结果的重视。竞争是竞技体育最具代表性的范式体现，没有竞争谈不上体育，没有竞争更谈不上竞技体育。因为竞争，竞技体育参与者从中获得成长的体验；因为竞争，竞技体育观赏者得到过程式冲突体验。
从行为过程看，竞争是一种冲突，这种冲突是建立在平等的规则基础上的，是一种对最终利益追逐的过程，这种利益是在总体平衡基础上获得的。竞技体育的竞争中有优胜者，也有失败者，这种利益的制衡使得总体的利益一定是在竞争中找寻平衡的。就参与者个体而言，每次竞争是对自身价值的提升，每次竞争均存在竞争成功和竞争失败的可能，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对个人价值的利益提升均是正向且积极的，因为这种竞争性冲突是使人能够社会化的，也是提升个人价值的方式。竞争的冲突使得参与者能够从中获得教育、文化以及精神价值提升，从总体归属看，这种具有伦理性的基于竞争体育的价值属性是具有公共价值的。
3.4 服务：竞技体育的社会公共服务价值
竞技体育作为社会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公共服务价值，这种价值的体现伴随社会进步发展而向前延伸。竞技体育的原始雏形中，竞技性是在公共性之中表现的，为表达公共需求体现的竞技体育是一种目的性表现。伴随古希腊文明的进步，城邦利益的制衡，古代奥运会也成为一种历史必然。而作为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竞技体育表象，奥运会从古至今沿承发展，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举办的任一届奥运会上，作为公共事件（或称公共产品）的竞技赛事，均能够为特定的历史时期做出相应的公共服务：古代奥运会的冠军是城邦的骄傲，是族群的英雄，其影响作用对于所属城邦的军事和社会影响巨大；现代奥运会冠军的产生是伴随具有文化内涵的升国旗奏国歌的形式，而冠军的取得对所属国的项目发展和全民健身发展乃至青少年体育发展均具极大的推动作用。从功能上看，这是一种推动与引领。
竞技体育作为社会公共产品在推动全民健身、推动青少年体育发展、调配体育资源中是具有社会服务价值的。作为公共产品的竞技体育能够通过竞技体育比赛推动项目本身发展，更能推动所属项目的全民健身热情；作为公共体育产品的竞技体育通过比赛能够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影响，影响全民健身热情；作为体育公共产品的竞技体育通过比赛能够引领青少年对体育的向往与热爱，带动青少年的体育发展，影响一代人、激励一代人；作为公共产品的竞技体育能够通过竞技比赛使得某些公共体育资源合理地在项目和体育组织间进行配置与重构。基于以上分析，竞技体育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服务作用是竞技体育公共价值的体现。
4 竞技体育公共价值结构分析
结构是指构成整体部分的组成要素。讨论公共价值的结构需要从构成整体公共价值的国家、组织和个人层面去研究和讨论。就竞技体育而言，本研究谈论的结构是基于组织机构思路进行的。对于竞技体育在农业社会前的工业价值结构较为原始朴素，在此讨论的竞技体育是工业社会后的竞技体育，具体结构如图1。
4.1 基于国家主体的奥运会、国际区域性赛事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基于国家主体的竞技体育国际间的交流活动以奥运会和国际区域性赛事为代表。此类基于国家主体上进行交流与竞技的赛事旨在体现国家间的综合体育实力，而竞争实质则是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科研水平、竞技团队综合能力等竞技体育要素构成的综合比较。以国家为主体的竞技体育赛事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类赛事，如奥运会；一类是单项国际赛事，如世界杯、世锦赛。
竞技体育赛事的开展从以国家为主体的前提去思考，其价值是全面和复杂的。但是，就其主体性质看是具有公共价值的。国家主体性体现在竞技体育的参与主体和需求主体上，从结果看，竞技体育的国家主体间竞争是竞技结果对竞技主体的客观反映，而这种结果无论直接影响亦或间接影响均能对竞技主体（即国家主体）产生良性效应，那么这种客体对主体的产生的效用即是公共价值。
4.2 基于公共组织为主体的区域性组织竞赛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基于公共组织为主的竞技体育赛事是工业社会后竞技体育发展的主体部门。公共组织就是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拥有法定的或授予的公共权力的所有组织实体。在社会生活中，有一些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个人或私人利益，其行为不会直接地或显而易见地影响其他组织或个人，如经济组织；但有一些组织其目的是服务于社会公众，其行为对其他组织或个人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这类组织则为公共组织。
体育公共组织的存在有效弥补了体育领域内“政府失灵”的赛事举办能力和精力，因此区域间非盈利性的竞技体育赛事就在组织内外进行交流与开展。这种基于组织的竞技体育更能体现出群众参与热情，更能体现出项目本身的价值，如美国的NCAA、我国的龙舟赛等均是这种类型。公共组织为主体开展的竞技体育是对国家主体的竞技体育有效补充，更是后工业社会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标志，其客观效用对国家、组织和个人乃至竞技项目本身都具有极高的价值，这种客观效用即是公共价值。
4.3 基于公民主体的自组织竞技赛事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
竞技体育是国家的，是组织的，但归其要素内核更是公民个人的。竞技体育从需求产生解决的逻辑上首先解决的是个人问题，其后是组织和国家。研究讨论竞技体育的社会价值，需要严格以人的角度进行思考。
后工业社会后，随着经济发展，余暇时间和可自由自配收入的增加以及休闲动机的多样性倍增，基于公民主体兴趣的自组织团体越发增多。个人以及自组织间的竞技赛事也逐步呈现自生长状态，公民间一对一的竞技较量与交流在公民个体间逐步增多，这与社会发展、个人追求以及价值提升的个人意愿均有关系。基于公民个体或个体基础上的自组织的竞技体育是对公民个人或小团队的价值关注，这种价值是公民建立在非私人的价值基础上的，从这个效果上看竞技体育此类结构是具有公共价值的。
5 结束语
竞技体育伴随社会进步其社会价值在不断衍生与异化；公共价值是人类文明进入工业社会后出现了严格的“公”“私”划分后产生和发展的新型理念。价值异化后的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隐匿于凌乱的社会现象中，进入后工业社会，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极强的公共价值表征，从内涵、特征到结构均有明显显现。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梳理将有利于明晰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的核心关系，将有利于推动竞技体育在国家体育事业中的科学发展，更加有利于在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的竞技体育事业与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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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的教育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治理模式；公共管理；德治；德制；启蒙
20世纪中期，第三次浪潮悄然兴起，后工业时代来临了。这一变革对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念、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关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人类又一次面临着社会治理模式解构与重构的重大考验，社会转型造成的混乱与迷茫以及新时代治理模式的重构亟待新的启蒙。张康之教授在其著作《公共管理伦理学》中以其独特的视角、宏观的视野运用现实历史主义的方法从社会制度的更替、治理模式的变迁、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价值的变化、社会领域的发展等多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的治理发展趋势，并建构性的提出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指出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实质是德治，其实现的关键是德制的确立，其思想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具有十分重大的启蒙意义。
一、“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内涵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以“新公共管理”为旗帜的政府再造运动使公共管理的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是张康之教授提出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概念与前者有着本质的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在政府实施干预市场失灵的政策却又出现政府失灵时寻求的新出路”。它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许多观点、技术、理论的“生硬拼凑”，在思维方式又陷入了“政府——市场”两极思维的陷阱，[1]在价值上更多是效率取向的；在技术手段上则是广泛的市场化。然而“当我们逐渐加强政府活动的民营化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在增加腐败和不道德行为的倾向”。“政府企业化（市场化）运作的改革让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道德代价。”[2]（P156，158）可见新公共管理运动忽视了公共价值这一“公共行政”的灵魂。片面强调了社会关系的权力和法律向度而忽视了伦理向度，因此可以说它仍是囿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的建构。
张康之教授所提出的公共管理模式是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全新建构。总体而言,可将“公共管理”理解为后工业社会会中的多元管理主体对以伦理关系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社会关系的治理，是基于社会道德制度的德治模式；它倡导服务精神以及“合作型”的信任关系，是一种服务型的治理模式；同时又是一种基于合作理性的合作治理。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本质是德治。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
首先，管理主体多元化。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公共物品只能由公共部门（政府）来提供。[3]（P23）也就是说政府是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主体，其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是垄断性的。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市民社会日益壮大，社会自治的程度愈来愈高，打破了原来的行政主体一元化和公共物品供给的垄断性。许多社会自治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也承担起了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能，政府的许多管理职能转移给社会，可以从繁杂的日常公共事务管理中解脱出来更多的负责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监督。随着公共组织的迅速膨胀，“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竞争伙伴关系中，原先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开始重新走上了一体化的进程。”[4]（P36）国家权力日益回归社会，政府逐渐成为一种与众多其它公共组织平等竞争的权威，整个社会在公共管理方面形成了多中心的局面，管理主体呈现多元化。
其次，客体中心主义。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是“主体中心主义”的。因为传统行政的组织体制是官僚制，权力的配置呈金字塔型，权力的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支配过程。这决定了管理主体必然处于中心地位，而管理客体被置于边缘性的和受支配的地位。公共管理的社会关系基础是开放、平等的伦理关系，是服务导向的，其组织形式是网络化的任务型组织。公共管理治理模式下公共政策的制定源于社会成员的服务需求，即以社会成员的满意为目标。公共管理的服务模式不是把社会和公共管理客体的服务期望当作压力，而是动力。客体的服务期望越强，越能强化伦理关系，推动管理的改善。
第三，服务型的治理模式。后工业社会公共权力日益社会化，众多的非政府公共管理组织都成为公共权力的主体。这实际上也意味“管理”的服务化，即公共管理已成为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活动。因此“服务”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公共管理的体系已经不再是以权力为中心，而是以服务为中心。“在公共管理中，控制关系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日益生成的服务关系，管理主体是服务者，而管理客体是服务的接受者。所以，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管理关系，在这种管理关系的基础上，必然造就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即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第四，注重伦理向度的治理模式。完整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的统一体。然而在农业社会中权力关系处于主导地位。进入工业社会后，法律关系又成为社会关系的中心。后工业社会中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核心意向是服务与合作，它通过治理主体的自我约束、自我限制来保证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在这种意向支配下的社会关系首先必然是伦理关系。伦理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核心，这决定了一切治理形式手段都要围绕“伦理”这一主题来构建。公共管理模式就是伦理关系的制度化，其目标是实现德制，是德治与法制相统一的治理模式。由于公共管理模式具有对工业社会治理模式批判继承的一面，所以公共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者具有较高的管理素质，因此新的治理模式更重视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而非管理能力。后工业时代人们之间是高度的合作型信任关系，德治是公共管理模式的本质特征。
张康之教授用一系列规范化的术语为我们界定了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它使“公共管理”这一全球性的运动有了新的诠释，这一概念的界定，是从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的，也是革命性的。它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切关于社会治理问题的思考，都会在不远的将来归宗于张康之教授对公共管理这一概念的界定。[5]
二、公共管理模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张康之教授运用历史现实主义的方法，从社会形态演进的角度给我们阐述了公共管理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公共管理伦理学》所描绘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相关因素的变化可以用下面的图表予以简单的概括。社会治理模式及其相关因素的历史变迁比较
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治理制度权制法制德制
治理模式权治
（统治型模式）法治
（管理型模式）德治
（服务型模式）
社会角色身份契约合作
社会关系权力关系为中心法律关系为中心伦理关系为中心
社会领域一体化（同质性）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生活领域总体性
信任关系习俗型信任
（感性）契约型信任
（工具理性）合作型信任
（实质性）
>核心价值秩序效率、公平服务
权威类型权力权威法律权威道德权威
主导精神权力意志法律精神、科学精神服务精神
总体上看，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经历了一个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历史演进过程。权治是农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即用权力去治理社会，属于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该模式下法治和德制处于边缘地位。就人们的社会角色而言，此时人们之间是身份关系；“法治”是工业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即人们用法律治理社会，属于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该模式也有权治的内容，然而德治是受到排斥的，此时人们的角色是由契约关系决定的；到了后工业社会社会治理模式发展到了“德治”，即人们用道德治理。这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当然也有着权治的内容，但是权治已经被边缘化了，此时人们之间是实质性的合作关系。
社会治理模式从“权治”到“法治”再“德治”的变革，是一个客观的逻辑序列和历史进程，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现具有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性。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其本质是德治的，并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伦理精神、理念和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
三、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实现途径：德制
1.公共管理模式下制度设计的基石：人的道德存在
面对人类面临的向前的时代，托夫勒坚信：第三次浪潮“将凭借着我们理性的帮助，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具有真正人性的文明。”[6]（P3）这也意味着“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要实现人性的全面发展。那么人都包括哪些方面呢？纵观人类的思想史，人们大都徘徊在从人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这种二元分立和同构的立场上来认识人。而张康之教授认为：人不仅是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同构体，而且人还具有道德存在，即人是物理存在（自然方面）、精神存在（心理和精神方面，如思想、意志、情感）和道德存在的三位一体。人的三个存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缺一不可。道德存在是人的道德潜能通过直觉的方式与社会理性、群体理性或职业理性的契合。道德存在是人的社会性本质所在，它是人的最深层和最本质的存在，道德存在决定了人的道德行为。
人的存在或本质是决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人们基于人的物理存在和精神存在所设计的“权制”和“法治”被历史证明是不完善的，无法实现人的自由而充分的发展。根据历史的发展逻辑，后工业社会，人们将从人的道德存在出发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因此，对人的道德存在的认识和把握就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和活动的基础。
2.“德治”实现的关键：德制
德治思想古已有之，例如孔子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位而众星拱之。但在统治型和管理型的治理模式中德治只能作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德治绝不可能是一种单单通过道德教化的途径来实现的社会治理方式。历史上所有的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基础上的所谓“德治”都最终都只能是“虚幻的德治”。德治的实现最终是人们道德存在的自觉。人的道德存在是客观的，是不可以教的，只能通过道德潜能与社会理性、群体理性或职业理性的相契合而觉醒。德治的实现不是靠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修养的提升，而是根源于管理客体的服务需求的刺激和约束。德治是通过认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并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而做出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结果。[4]（P108）因此，德治首要的、直接的目标是建立起道德化了的制度。这一制度框架能够对人起到激励和惩治作用，从而给人们以客观的约束，人们会得到一种客观化的必然的教育。由于有了道德化的制度，人的行为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具有道德的特征。只有制度和体制的道德才是广泛的，才具有稳定的引导功能的行为规范，在这一点上，是任何个体道德都无法达到的。[7]（P210）“以制度为师“而非道德说教才是德治实现的根本途径。只有谋求制度的道德化才能建立稳定的德治。
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是服务导向的，其核心价值是服务。德制建设是公共管理服务精神的物化过程[4]（P8），服务精神催生了德制，反之，公共管理的道德制度也要保证公共管理者忠诚的去贯彻服务精神，为服务精神的实现提供保障。
公共管理模式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体，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德治与法治实现了真正的统一，二者不仅仅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而存在，不再从属于工具理性，而成为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因此，德制既是法律的道德化也是道德的法律化。
据此德制的建设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原则：其一，在制度安排中有着道德化的合理规范，包含着道德实现的保障机制；并且已经确立的制度应当是有利于道德因素生成和成长的；[7]（P212）其二，德制要有成为服务精神贯彻实施的保障；其三，德制应该是同时在德治与法治两种理念指导之下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德制的确立是实现德治的前提，而不是终极目标。德治的确立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逻辑过程。其起点是的道德的制度化。然后通过治理者及其行为的道德化影响整个治理体系中的全体成员，实现一切人的道德化。德制作为整个进程的起点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道德化能够稳定持续发展的保障。
第三次浪潮的冲击，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又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有一次的宏大的启蒙运动与之相伴随。后工业时代变革呼唤一场建构性的启蒙，如果说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确立了法的精神的话，那么它将确立起一种伦理精神；如果说工业社会确立了分工—协作的社会体系的话，那么它将根据合作理念去进行社会建构。[8]《公共管理伦理学》一书描述了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并在服务理念下提出制度设计的构想。《公共管理伦理学》本身就是一本关于第三次浪潮的启蒙性著作，其所蕴含的思想对社会的成功转型以及新时代治理模式的构建有着的重大启蒙意义。参考文献：
[1]王丽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在矛盾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4-6.
[2][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彭和平,周明德,金竹青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张康之.公共管理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刘祖云.历史与逻辑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J].公共行政,2004-12.
[6][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朱志焱,潘琪,张焱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