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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只要公司存在,就会面临价格竞争与服务竞争,。传统产业如此,B2B电商竞争也难以例外。据悉,一轮轮的团购网站、垂直B2C倒闭潮出现,而大型B2B电商的举步维艰也非常明显。但市场经济竞争轨迹显示,价格战总体不会停止,常态化趋势明显。从另一角度来看,在某个阶段或受行业自身认识或政策行业规范等因素影响,价格战某个周期步入相对理性竞争却可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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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医改;基层医院;药事管理
由于地方经济、人力资源以及重视度的不够,现阶段基层医院药事管理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医改的形式下,基层医院需要不断的完善自身的问题,在追求药品经济效益的同时,做好药事管理,从而实现在保障患者安全治愈的基础上,实现基层医院资源的最合理化的使用。
1 基层医院药事管理存在的问题
1.1 药事管理的功能单一 由于部分基层医院对药品的经济效益过于重视,而忽略了药事管理工作,使得基层医院药事管理的功能变得单一,只能满足日常配发药品的简单工作。
1.2 缺乏药学专业技术人员 一方面,由于基层医院中由于人数有限,出现不少基层医院的医生、护士身兼数职的现象。然而,医生、护士对于药品的采购、调配、养护等知识与技能与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导致基层医院在对药品资源的不合理运用。另一方面,基层医院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很好的对专业人员进行培训以及再培训,从而造成基层医院管理水平的落后。
1.3 药品供应与管理水平落后 基层医院对药事管理的落后主要表现在药品的采购、入库管理以及药物效期管理的过程中。在药品采购时缺乏计划性,不能根据当地的需求、药物的效期以及医院的资金周转状况进行采购,从而为医院的药事管理带来不必要的困难;在对于采购回来的药品不能进行及时完善的入库管理,未建立对特殊药物管理的专帐,从而导致账物不符等现象,也为药品安全带来隐患;由于采购过于随意,药品效期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从而导致药品失效以及产品积压的情况,对医院患者的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2 医改形势下基层医院药事管理的措施
2.1 强化法规意识,完善药事管理功能。药事管理是基层医院的重要工作,是保障群众利益的前提。我们应该根据《药品管理法》,结合基层医院的具体情况,制定并完善药物采购、库存、供应和临床药学检测等各项工作制度。并定期依据《药品管理法》对基层医院工作人员进行法规教育,从而完善药事管理的功能,使基层医院在重视药事管理的基础上,追求经济利益[1]。
2.2 加强药学队伍建设,提高药师技能。首先,基层医院需要根据《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暂行规定》来引进药学专业人才,保证医院药学队伍的基本素质应制定药学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计划,组织参加药学继续教育和学术交流活动,从而提高专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打造一流的医疗服务品牌,提升医院的整体形象[2]。其次,要调整医院的用人政策,以事业、情感、待遇等营造留得住人才的工作环境与氛围。最后,建立专门的培训体系,对人才进行再培训。规范临床药师制度,开展临床药师的继续教育,改革现有医院药学部门的体制,提高临床药师专业水平和基本素质,针对现有基层医院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逐步完善。
2.3 提高药品供应及管理水平 首先,在采购方面要合理的调整药品结构,加强采购管理。药品采购要有计划性,基层医院在采购之前,应对药品的外部环境进行简单的调查了解,然后,决定采购药品的结构以及数量。
其次,实行岗位责任制。基层医疗医院可以实行岗位责任制,将药事管理的责任落实到个人,并签订目标责任书,以负责排班和分配组员工作,监督各岗位操作规程的执行情况,协调科室内外工作等。这样,将医院利益与小组及个人的利益挂钩,相关人员在进行药事管理时,责任感和积极性也就被充分的调动出来,从而从侧面保障了药品质量的安全。
再次,做好入库验收检查。库管员必须依据有关质量标准、发货凭证、药品采购计划逐项检查合格后,方可放入货位。验收内容包括实物的品种和数量是否正确,药品内、外包装是否完整、清洁、无渗漏等,核对标签和说明书,特殊管理药品、外用药品、非处方药品应用标识,进口药品应有中文标识等[3]。在检查合格后,认真填写入库验收记录表,内容包括来货日期,药品名称,规格、剂型、是否挂网,数量,生产日期,生产批号,有效期,储存条件,批准文号,进口药品相关证件是否齐全,有无票据,包装外观检查及验收结论,验收人,复核人,入库日期,紧缺药品、新药当日通知药房或临床情况,以及备注等[4]。
最后,做好药品的期效管理。基层医院的药剂科需正视药品的期效管理,建立并完善药品期效管理制度。从药品采购直至调配发放各个环节都要做好监控。并对各种药品的生产日期、有效期、生产厂家以及生产批号发进行统计,并定时的进行抽样检查,保证药品的期效安全。
3 医改形势下基层医院加强药事管理的意义
3.1 降低基层医院药品的成本 规范医疗单位药事管理,对确保药品质量,健全药事管理工作制度,落实职责,开展药学知识培训,检查合理用药情况,以及制定医院用药目录等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医改的形势下基层医院进行药事管理,能够在对外部环境进行了解的基础上对药品进行采购,减少了药品的积压以及失效的情况,从而减少了医院的经济负担。
3.2 规范基层医院医疗行为 在基层医院中,以药养药的现象特别多见。通过医院的药事管理从而规范基层医院的医疗行为,促进合理用药,保证用药安全,杜绝以药养药的现象。
3.3 保障患者的治疗安全 患者在基层医院接受治疗时,由于药品失效使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治疗,从而导致患者病情的加重,甚至死亡,这种现象在基层医院屡屡发生。通过医改,加强对医院药事管理,对医院的药品进行有效控制,保障药品在效期内使用,从而保障患者治疗安全。
总之,现阶段基层医院药事管理在制度及人才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在医改的形式下,基层医院需要通过对药事管理制度的健全、加强人才技能的培训等方式,实现在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的基础上合理的使用基层医院的资源。
参 考 文 献
[1] 蒲延容.医改形势下基层医院药事管理的发展.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0,4(15):229204.
[2] 林祥辉,刘全峰.新时期的医院药事管理.社区医学杂志,2007,5(2): 6364.
[关键词]管理学;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发展路径
一、相关研究述评及引言国内外学者对于管理学发展的研究,通常有三种方式:一是用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进行传统的阶段划分,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学发展,如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1999年);二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展示管理学的发展演变路径,如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1979年);三是以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发展进程为主线,如魏文斌的《第三种管理维度:组织文化管理通论》(2006年),挖掘管理学由经济人、社会人向复杂人转变的管理学演进路径。
第一种研究方法最为常见,这种对管理学进行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阶段划分得到了管理学界的一致认可,绝大多数管理学教材都是按这种方式来讲述的;第二种研究方法最为复杂,有点类似于历史学,甚至可以是世界历史的编年史,从古希腊人的管理思想、古代中国的管理思想、文艺复兴时的管理思想讲到现代管理思想丛林,有利于学者对管理思想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细致的研究;第三种研究方法最有创建性,可以只研究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的发展,挖掘其内涵和意义以及对整个管理学的影响,往往能够另辟蹊径。本文依从第三种研究方法,尝试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又译作“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大部分研究针对从科学管理开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发展,本文的研究范围也是如此。
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形成的最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虽然不少学者认为当代西方哲学主要存在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也可以据此来研究管理学的发展。例如我国学者罗珉所说:“管理学从一诞生开始,就有两个理论范式主导着它的发展,或者说管理学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两个侧翼,这就是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1]。但是,这两种范式并不是各自孤立、特立独行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江天骥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一文中指出:“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相对立或平分秋色的理解是不恰当的。……仅就有较大影响的学派来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2]而不论现代西方哲学如何发展,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是一个公认的划时代的理论标志,并直接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最为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国学者李醒民更进一步论证说:“整个科学的历史是在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3]。因此直到今天,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仍然有可资借鉴的宝贵价值,可以从中探索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二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管理理论丛林的存在。孔茨在1961年和1980年两次分析了管理理论的丛林现象。他认为如果管理丛林继续存在,将会使管理工作者和学习管理理论的初学者如同进入热带丛林中一样,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出路[4]。随着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继续对管理理论丛林进行分类[5],问题似乎越来越复杂了,丛林越来越茂盛。但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管理。因此,考察不同管理学派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关系,就为对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提供了哲学基础,使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管理学的发展。
二、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近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经典划分,指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大陆理性主义者和洛克、贝克莱、休谟等英国经验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和区分。前者中还可以将马勒伯朗士等后笛卡尔主义者包括进来,后者中还可以将培根、霍布斯包括进来[6]。在现代,一般认为罗素、艾耶尔、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等是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当然,和以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相比,上述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却又都成了“理性”的代表人物了。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分歧体现在三点:认识论、方法论和可靠性。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根本分歧就是认识论,焦点在于知识的来源问题。一般地说,经验主义者都主张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否认“天赋观念”。与此相反,理性主义者则否认正确的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以不同的方式肯定“天赋观念”。但是,在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上,传统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也各自存在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国学者邹化政在《〈人类理解论〉研究》中指出:“对经验论来说,认识是否单纯是感觉的变形,是否只起源于感性,而不同时起源于理性呢?”“对唯理论来说,思维的能动理解作用是否是天赋观念,是否认识只起源于理性,而不同时起源于感性呢?”[7]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认识来源问题上的对立,已经蕴含着关于认识的方法或逻辑的不同理解,即产生了不同的方法论。近代经验主义的拓展者培根从知识起源于经验这一原则出发,形成他的由个别的感性经验上升为普遍必然性认识的“归纳法”,这就是培根的“新工具”。与经验主义相反,近性主义的奠基人笛卡儿认为,在追求真理的出发点上,必须首先探求出一种无可怀疑的原则,并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去形成普遍性的思想。这就是笛卡儿的新演绎逻辑。
一般认为,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
对于知识的可靠性,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确信自己获得的知识更加可靠。唯理论者斯宾诺莎极力否认经验知识的可靠性。他继承笛卡儿的认识论思想,把知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感性经验知识;第二类是推理知识即逻辑演绎;第三类是理性的直观。他认为:“只有第一类知识是错误的原因,第二类和第三类知识是必然真实的。”[8]而罗
素则说:“……在针尖似的逻辑原则上按倒金字塔式竖立起一个演绎巨厦,但是这个建筑不牢稳,哪里微有一点裂疵,就会使它坍倒瓦解”;“经验性的金字塔基底落在观测事实的大地上,什么地方出个裂口可以修缮而不至于全盘遭殃。”[9]认为理性主义体系一旦某一原则或原理被证伪,则整个体系化为乌有,而经验主义体系即使有些东西被否定,但就像金字塔抽去几块石头一样岿然不动。
根据以上论述,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列出表1。表1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认识论理性直观经验知识方法论理性演绎法经验归纳法可靠性原则证伪则不可靠相对可靠和易调整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导入到纷繁复杂的管理理论,进而分析和判断不同管理理论的不同倾向。那么,如何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引入管理学中呢?这就需要分析管理理论的产生和研究过程。我国学者扬义在《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综论》一文中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理论框架:不同的本体论前提和认识论基础决定了方法论,方法论又决定了研究模式和方法,而研究成果的评估和应用最终反馈到对本体论前提的认识[10]。
对应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可靠性,可以考察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研究方法(体现方法论)、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创建原则充分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者的认识论基础,是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本来源;分析建立管理理论采取的研究方法,能够进一步确认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立场;检验理论的可靠性,则可通过考察管理理论的应用情况和变化,辅助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
以上划分的难点在于研究方法。根据科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的分类,研究方法可以从定性、定量、定性定量结合的维度加以划分。由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创新,目前学术界对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并没有公认的定义。另一种对方法常见的区分是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这也是科学研究中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式[11]。自从管理学诞生之日起,实证方法、社会建构方法、比较方法、思辨方法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都被引入到管理研究之中,甚至后实证主义方法、解释或诠释方法、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方法等后现代哲学方法都已经出现。同时,不同视角和准则又会得出不同的分类。例如,按论证方法分为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按研究功能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按研究目的分为描述型研究、解释型研究、规范型研究[12]。不少人将实证研究对应规范研究、将理论研究对应基础研究,都是对管理学研究方法有误解所致。
对于管理学研究而言,演绎法和归纳法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演绎法和归纳法正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华莱士模型充分展示了管理研究过程,理论推理、经验论证及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的互动,形成了研究工作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做包括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但有些情况下是重点做研究循环中的一部分工作。将华莱士模型按照水平轴线上下剖开得到的结果,是常见的区分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方式。
按照演绎与归纳为一维、理论与实证为另一维的划分,可以发现学术活动有四种基本类型[13]。实际上,这是一种简化了的华莱士模型(表2)。
本文根据管理学研究者采用的基本研究方式这一角度,将华莱士模型按照垂直轴线左右剖开,可以称之为理性研究和经验研究。
表2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简化的华莱士模型)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发现假说(h)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对现有管理思想或理论的考察可知,某些杰出学者完全可以连上述半个华莱士循环都不做,仅仅凭借超强的洞察力和思辨分析,直接构建管理思想体系,而不去或没有条件加以检验,本文称之为纯粹理性研究;对应的,某些咨询类管理学者却仅仅进行经验观测,主要通过案例的收集概括来指导管理实践,本文称之为纯粹经验研究(表3)。表3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增加理性研究、经验研究)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理性研究)发现假说(h)——纯粹理性研究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研究)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纯粹经验研究本文这种研究方法的划分着重于认识论到方法论这一过程,也就是说,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分析其研究方法。例如,逻辑经验主义(又称“逻辑实证主义”或“新实证主义”,本文根据我国学者江怡的观点使用“逻辑经验主义”)在方法上强调以逻辑分析为工具,但和经验主义有着以经验为根据的相同认识论,“逻辑分析的方法从根本上把现代经验主义与以前的、更具有生物学-心理学倾向的经验主义区别开来了。”“是在经验还原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14]因此,逻辑分析或推理既是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经验主义尤其是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
只不过,逻辑经验主义的逻辑分析并不是某种理性演绎法,而是基于经验研究的逻辑分析,其认识论基础仍然是基于经验主义的。
在明确了体现方法论的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后,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划分,不再详述。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见表4,研究方法有些部分参考了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基础》对演绎式与归纳式理论建构的探讨[15]:表4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经验主义的管理学创建原则确立基本原则或观念然后理性构建来自实践经验然后加以总结证实研究方法理性研究:推理演绎、逻辑推理、哲学思辨、感悟思辨、数理建模等方法经验研究:经验归纳、基于经验的逻辑分析(逻辑经验主义)、比较分析、实地调查分析、实验分析等方法评估和应用多数无法证实;新的原则取代大多可以证实;可以不断调整在考察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时,其创建原则是基础,辅以对其研究方法的分析,就能大体确认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的倾向。一般情况下,通过对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就基本可以确定某种管理理论是理性主义的还是经验主义的。在必要情况下,本文才会分析具体管理学派和理论的评估和应用,即检验理论的可靠性,为其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倾向性进行佐证。
虽然确立了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方法,但当我们考察具体的管理学派或理论,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方法并不像是非判断那样非此即彼,而是有一些交叉和共同的东西。这正如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从彻底的两个极端走向肯定感觉经验与理性知识的各自合理性。比如,理性主义者一般并不否认经验是知识的一个来源,也会采取比较分析等方法;经验主义者也承认一定范围内理性演绎的必然性,例如逻辑分析。当然,在基本认识论的层面上,双方的区分还是十分明显的。
某些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抑或是实证研究或理论研究的半循环,都会和理性研究或经验研究发生交叉,就必须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合理分析其研究方法。因此,本文针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只是试图说明管理学各学派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倾向,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对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进行研究提供方便。
三、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自从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开创直至成熟以来,各种管理思想、理论、学派层出不穷,尤其是二战后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更为复杂,不少学派还发生了研究方法的巨大转变,对这一阶段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对于管理学发展路径的分析至关重要,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通过本文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经验主义起源阶段、理性主义发展阶段、
经验主义回归阶段。
1.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虽然从历史上看管理与人类社会几乎同时产生,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生活就离不开管理,但是直到19世纪末叶才在管理实践中出现了现代管理学的开端。泰罗于1911年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总结出了一套企业管理理论:科学管理——泰罗制。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来自实践和前人的经验,“是管理思想上的一次大综合,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人的心血和经验。”[16]而法约尔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总结出了十四条原则、五种管理职能,创立了组织管理理论。
泰罗和法约尔等人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初对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起了很大作用,但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以及劳动者因素的变化,一个专门研究人的因素、以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学派——行为科学学派应运而生。行为科学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梅奥主持的西屋电器霍桑工厂试验。行为科学的研究,无疑是经验主义的又一次胜利,奠定了初期管理学研究中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可见,管理学起源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无论是泰罗、法约尔还是梅奥,初期的管理理论都是从实践经验中得以创建。
从研究方法来看,泰罗的铲铁试验、梅奥的霍桑试验,都是典型的经验主义方法。法约尔的情况有些特殊,他的五种管理职能看上去像是某种理性体系的建构。但法约尔长期任职于企业,他的理论创建原则仍然是实践经验,基本研究方法还是经验归纳和分析,仍然是典型的经验主义的管理学。通过对这一阶段管理理论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可以认定管理学的经验主义起源。
2.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二战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除了管理学者,许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数学家、企业家甚至数学家都积极从事管理研究,创立了许多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出现了孔茨所说的管理理论丛林。
1961年,孔茨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认为由于当时各类科学家的研究条件、掌握材料、观察角度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必然产生并形成不同的管理思路,他当时划分了六个主要学派。1980年,孔茨又发表《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认为经过近二十年的时间之后,管理理论的丛林不但存在,而且更加茂密,至少产生了十一个学派。在孔茨眼里,这种门派之争为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众多的术语,如管理、组织、决策、领导、交流、人际关系等,由于用法及含义不同,加上本来的模糊性和理解上的差异,造成了“语义学丛林”;第二,学术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及其所包含的范围,没有能取得一致意见;第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第四,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第五,管理学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17]。孔茨的门派划分,一般被管理学界看作经典,影响力超过了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人。不过,孔茨毕竟是管理过程理论的传人,有意无意会存在一些偏见。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崛起,每天都可能有新的管理问题和管理理论出现,丛林只可能越来越茂盛。作为经验论者的孔茨对管理理论丛林的梳理,只是一种简单的归纳与组合,而非建立于哲学基础上的统一与整合。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分析管理问题、研究管理理论。从这一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能够尽可能地抛开门派之争,更为清晰地展现管理学的发展趋势。对这一阶段存在的管理丛林的梳理,限于篇幅,仅分析孔茨第一次划分的六个主要学派,也能够清晰地展现这一阶段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这一阶段,一方面管理学继续依靠经验主义的指导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以德鲁克、戴尔为代表的经理主义学派主要从管理者的实际管理经验方面来研究管理,认为成功的组织管理者的经验是最值得借鉴的,并且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和概括管理经验。无疑,经理主义学派创建原则是基于实践经验,而研究方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一脉相承。从这点来看,经理主义学派被称为经验主义学派或经验管理学派并不为过,从事比较典型的纯粹经验研究。另外,孔茨根据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重新将管理职能分为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五项,而把协调作为管理的本质。孔茨利用这些管理职能对管理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和阐述,建立起管理过程学派。孔茨的管理思想非常重视实践经验和前人的经验,他继承的不仅是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还有法约尔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
另一方面,巴纳德在二战前后开创了社会系统学派,提出了组织、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以及经理人员职能等独创性的观念。巴纳德和法约尔类似,长期任职于企业,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他的认识论有深刻的影响,其理论的创建原则大多来自实践经验。但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巴纳德除了经验总结,应用了体系建构、思辨分析等较多理性主义方法,这和法约尔完全不同。可以认为,社会系统学派是现代管理学从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的过渡,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到了后期,巴纳德甚至具有纯粹理性研究的兴趣了。
巴纳德之后,以西蒙为代表的管理决策理论拓展了巴纳德的组织理论,着重研究为了达到既定目标所应采取的组织活动过程和方法,并形成了一门有关决策过程、准则、类型及方法的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西蒙热衷于纯粹理性研究,通过透彻的演绎分析方法创建决策理论学派,并在管理学界最早提出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大力倡导理性对于管理的重要,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理性主义者。因此,基于经验主义的管理过程学派成为了西蒙的批评对象。在《管理行为》中,西蒙对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进行了系统的、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虽然看似简单明了,但内在的逻辑往往存在着矛盾;这些原则缺乏相应的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所以具有自身的局限性[18]。随后,孔茨在评价管理学各学派的分歧原因时,许多都是冲着西蒙而来的,如“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
行为科学学派在霍桑试验后,经过数十年的大量研究工作,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都从事行为科学的研究,逐步完善了人际关系理论。这一阶段行为科学学派的发展,也从经验研究转向了理性研究。例如,代表人物马斯洛提出的层次需求理论,主要根据观察和分析,并没有严密的试验材料作依据。以后有的学者试图用大量试验来验证马斯洛的这个理论,却发现马斯洛的说法中有许多缺陷,不能为试验所证实。
另外,伯法通过对生产管理的分析将数学学派或“管理科学”学派推向极致。数学学派把管理看成是一个数学模型和程序的系统,一些知名的运筹学家或数学家就属于这个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方法就是模型推导,也是典型的理性主义学派。这个学派有的人士颇为自负地给自己取上一个“管理科学家”的美名,认为自己才是真正解决管理问题的科学家,这种唯理论倾向曾经让不少管理学者感到反感。
决策理论学派和数学学派的理论,都是典型的理性主义的管理学。他们成功地通过理性原则构建管理理论体系,运用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使管理学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初期管理学经验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认为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而理性原则、体系构建、模型推导甚至唯理论成为了这个阶段管理学的主要思潮。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除了以孔茨为传人的管理过程学派,经理主义学派、社会系统学派、行为科学学派都存在
着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的发展趋势。例如,作为行为科学学派得鼻祖,梅奥的霍桑试验奠定的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他的后辈们纷纷抛弃。
这一阶段,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战略管理之父波特。波特开创的企业竞争战略理论,无疑将管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推上了理性主义的顶峰。波特基于个人洞察力和理性思辨,创建了里程碑式的战略管理理论,“五力模型”、“三种通用竞争战略”、“价值链”等,构成了非常完整宏大的管理思想体系。
3.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信息化、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等新的形势,管理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管理学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理论和趋势,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非理性主义倾向、企业再造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等。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是相对于传统管理理论中唯理论的管理思想而言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的主要观点有:批判原有管理理论中的唯理性主义、倡导对管理实务的研究、重视对企业成功经验的总结、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可见,非理性主义倾向依托于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人本精神,但大量使用经验主义方法如比较法和经验归纳法,非理性主义倾向的本质是基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威廉·大内经过调查比较日美两国管理的经验,出版了《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泰伦斯·迪尔、艾伦·肯尼迪的《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是在集中对80家企业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后写成的。彼得·圣吉是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奠基人。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对数千家企业进行研究和案例分析,于1990年完成其代表作《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彼得·圣吉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练”,指出企业应建立学习型组织,以维持竞争力。软件工程师和管理咨询顾问出身的迈克尔·哈默在总结企业案例研究后,首先提出了“再造”,并于1993年出版《再造企业》,正式提出了企业再造理论。
这些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都是基于经验总结创建,采用对比分析、案例分析和调查分析等研究方法,表明经验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刻地改变了前一阶段管理学思想的发展,经验研究又卷土重来。
美国学者徐淑英(anne.s.tsui)教授在2005年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主办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会发表演讲,她研究了本世纪以来在《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上发表的1500篇文章,认为调查研究、二手数据研究、定性与案例研究、实验室研究和准实验研究是目前经常采用的5种管理研究方法[19]。这一数据清晰地说明了当代国际管理学的研究现状,注重统计分析的经验主义方法成为当前管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目前这一阶段,理性思辨、体系洞见等理性主义方法渐渐陷入低潮,尤其是唯理论受到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强烈批判,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重新成为主流。不少管理学者甚至认为,必须有数据或实证的文章才是理论贡献。我们还应注意到,自从波特于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战略管理理论后,管理学界再也没有出现如此需要个人洞见和理性建构的思想体系。
四、结束语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本观点,贯穿了整个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也必将对今后管理学的发展继续产生影响。通过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划分和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从19世纪末出现的科学计划管理开始,直到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和法约尔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1916年),并在梅奥出版《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1945年)前后达到高峰;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20世纪50年代——80年代)。20世纪50年代开始,决策理论学派、数学学派推动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发展,代表人物西蒙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波特出版《竞争战略》(1980年)、《竞争优势》(1985年)时期达到高峰,其他管理学派纷纷倾向理性主义;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上世纪80年代初,经验主义的回归以《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1981年)和《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1981年)等为标志,《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1990年)、《再造企业》(1993年)都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基于经验研究的方法重新成为管理学界的主流。
在不同的阶段,管理学发展呈现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某一方面主导、另一方面趋淡的状态,并与其对立面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因此,正如李醒民对整个科学史的论证,管理学的发展也是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张力关系中开拓前行。
我国学者李怀祖在《管理研究方法论》一书中敏锐地指出,科学研究将不断地蚕食思辨研究的内容,但管理领域的思辨研究将永远存在,管理领域中总有科学研究无法完成的内容[20]。管理学发展的经验主义回归,使得研究方法过于注重经验研究,当代管理学基本没有出现需要个人洞见和理性建构的伟大思想体系,值得我们探讨和深思。也许,某种杰出的思想体系正在孕育之中,管理学又将迎来理性主义的春天。
[关键词]科学理性主义;生态理性主义;天人合一
[中图分类号]B1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4 — 0061 — 02
生态理性主义,是在批判与发展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要详细了解生态理性主义,就必须先了解西方近性主义的发展历程。
一、近性主义的发展
理性主义是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1〕。一般认为随着笛卡尔的理论而产生,17-18世纪间主要在欧洲大陆上得以传播。
笛卡尔是公认的欧洲近代哲学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理性主义的肇始者。他认为哲学必须从“我思”开始,人类知识可靠性的基础应该在于人的理性,这样它才能保证演绎推理的正确性。在对知识进行普遍怀疑之后,他在“理性”的基础之上重建了科学大厦〔2〕。笛卡尔区分开了认知的事物和客观的事物,从而确立起了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体现在人有自由意志,因此人是不服从于机械运动的规律的,并且人还可以通过理性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笛卡尔所提倡的理性主义继续向前发展,到了黑格尔,则把“人的主体性”推崇为推动世界自我展现、自我认识的“绝对精神”。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惟一标准 ,同时也是每个人的天赋 ,它因此具有了无穷的力量。
二、理性主义使人类走向了科技现代化
伴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进程 ,人们逐渐把自然科学当作真理的唯一表现形式时 ,同时也把对科学理性的崇拜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科技理性是在科技呈现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理性主义,它与科技手段相结合,促使人从理性出发去探索科学并按一定的规则进行推理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使人们不仅能够控制自然,而且相信人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科技征服的结果是实现人的解放和幸福。
在高扬科技理性的近几百年里,人类战胜了无数的自然灾难,征服了陆地、海洋和天空。理性主义使人类迈进了科技现代化的时代,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了物质极大丰富的生活。人类凭借对科技理性的掌握最终成为了包括自然界在内整个世界的主人。
三、对科技理性主义的反思
早在科学理性主义所向披靡的时候,一些先知的思想家就观察到了理性主义自身所固有的缺陷。休谟指出因为理性完全没有主动力, 因此不能成为道德的源泉。他认为理性是“是”与“非”的问题,道德是“应该”与“不应该”的问题 ,而“是”如何过渡到“应该”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虽然理性在人征服自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善恶仅从理性本身是回答不了的。这个问题很严重,如果人类征服自然本身就是恶的,那么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理性主义存在的合理性〔3〕。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提供了人类所向往的目标的手段,可是它不能提供目标和价值本身。康德提出适当的对理性进行限制,即理性不是任意的,它要遵循从自然界中获得的经验知识,否则自然界就有可能和人的理性发生冲突。康德希望用道德对科学理性进行约束。他甚至认为道德高于科学 ,人的精神信仰应该始终制约着科学理性〔4〕。
凭借对科技理性的掌握,人类试图利用自然界的一切来满足无穷的欲望,因此对自然的掠夺是无限的,另一方面人类又把通过消费制造的垃圾大量的排放到自然界中,这就形成了可怕的生态危机。例如传统能源面临枯竭、生物多样性锐减、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等。这些问题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于是许多生态思想家对理性主义价值观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如果我们无限制的征服自然,人类的发展前景又在哪里呢?
四、现代生态理性主义的提出
超越以主客观、心物、思有二分的哲学思维方式是现代西方哲学不同于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一旦突破了主客观二分,现代的人类就会对科学理性主义有全新的认识〔5〕。 这种建立在机械论和经济主义之上的科技理性主义,把自然过分简化并机械分割,违反了自然规律,因此破坏了生态系统的有机联系。科技理性给社会和国家所带来是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这就促使生活在当下的人们提出新的理论来对科技理性进行改造,这一新的理论就是生态理性主义。
生态理性主义是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整体主义立场出发,以对象性思辨的技艺智慧和整体领悟的诗意智慧的整合与贯通的形式 ,实现追求物质利益和精神价值的共同目标。生态理性与科技理性相比,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要求人与自然实现和谐发展 ,不再是人类对自然界单纯的无限索取;第二,从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的单一目标转变为即重视经济效益又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双层目标;第三,生态理性的贡献在于帮助我们跳出了传统的理性领域, 为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在认识系统整体框架内的融合提供理论基础〔6〕。
生态理性虽然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但它是体现了这个时代的使命的,因此它是有生命力的,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笔者认为要实现生态理性主义成为解决生态危机的一剂良药的目的,还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大量的有益的养分。
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就看到了用中国人文精神克服西方科技理性弊病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文化将是人类实现凝聚文化多元化的有力支点,特别是在高科技足以毁灭人类自身的当今,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的精髓就在于“天人合一”的思想。
中国哲学中没有和西方哲学中意思一样的“理性”这个说法,也一直没有产生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元论”。但中国人用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人更喜欢用感性的视觉,把自然也理解成有情感的。
【关键词】情感;兴趣;数学教学
数学教学的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发展。这些发展不仅仅是停留在学生的认知、思维、能力的发展,还包括对数学的兴趣、情感态度的发展。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的情感发展是一个多维度的复合体,即:兴趣、自信心、意志力、态度习惯等。就学生对数学、数学学习活动的兴趣而言,主要是对数学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在数学学习活动中主动参与以及对数学学习的喜爱程度;学生的自信心和意志力就是学生在学习中的体验,逐步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以及锻炼克服困难的意志;学生学习数学的态度与习惯就是在学习中探索创新、合作交流与严谨求实的态度与习惯。在课堂教学实践中结合“9的乘法口诀”谈谈如何促进学生情感兴趣的发展。
一、以情景激感,培养学习观念
赞可夫说:“单纯地听教师的讲解,不能调动学生的精神力量。”因此组织教学时教师必须把握学生的认知结构和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活泼生动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兴趣激情感。
在这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我首先注重学生情感态度和兴趣的培养及思想动机的教育。课的开始,我首先以一位同学的画导入,画面的正中画了一个红色的“桃形儿”,“心”的正中写着“心愿”俩字。这幅画的下面工整的写着一行字“我的心愿是上大学”。我高高的举起这个同学的画,情绪也很激动,学生静静的看着、听着。我因势利导提出这样的疑问“同学们考上大学、当数学家、科学家这都是人人向往的事情,也是不难做到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美丽可爱的国家将来要靠我们建设,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该怎样做呢?”学生们争先恐后的说开了,有的说从现在开始打好基础。有的说:“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有的的说:“上课要专心听讲”等等。这样,首先激起学生的兴趣、情感,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的动机。教学情境的创设要符合学生的心理特征,为他们搭设一个学习的舞台,提供实践的机会,让学生通过动嘴、动手、动脑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感知的内容,让他们带着浓厚的兴趣来学习。
二、根据学生的特点,使学生主动参与,培养兴趣
在教学中紧密的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出发,创设生动有趣的情景。在教学中让孩子讨论例题时先观察思考,再与同桌交流汇报。去黑板演时说出自己是怎么想的,用的是哪句口诀。最后让同学评价这位小老师表现得怎么样,做出公正的评价。成功是自信的保证。数学课堂要千方百计保护孩子内在的求知欲,要热情的想方设法给学生创造成功的机会。在进行练习时我让学生事先自己制作“除以9的转盘计算卡。”为了让学习有困难的孩子也能体验成功,先让同桌帮忙解决一些问题,交流时再巩固一下,为差生争足了面子,从而尝到成功地体验,增强学习的信心。
针对学生的好奇心、好胜心,可以通过竞争比赛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兴趣,发展数学学习情感。课堂上我把“用9的口诀求商及混合试题”的考卷发给各小组,规定2分钟进行争当“小数学家”活动,学生通过不断练习、尝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充满学习的信心。
三、“趁热打铁”开发学生的想象和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