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产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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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产业分析范文第1篇

参照曾铮（2005）的研究成果，本文借助成本法分析产业链纵向一体化对企业知识生产成本的影响。并运用企业知识生产成本衡量产业链企业一体化的效益水平。本文假定产业链仅围绕一种商品展开活动，产业链内企业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实现这一过程，而产品生产供应过程。则视为产品知识要素投入产出过程，并依据冯彦博（2013）对产业链企业知识属性的归纳，用一条近似倒U型的知识成本曲线，即成本曲线CC表示产业链生产成本。如图1所示。纵轴C表示产业链内不同企业产品生产的单位成本，横轴z表示产业链商品生产的企业分工区段。产业链商品生产过程主要划分为上游企业、中游企业、下游企业依次分工参与的三个不同阶段。分析图1可得，阶段一延伸到阶段二的过程，是产业链生产由上游企业至中游企业的生产转移，也是产业链生产总成本因知识生产要素需求增加而递增的过程：阶段二至阶段三的过程，则是产业链生产由中游企业向下游企业延伸传递，并因知识生产要素需求减少而降低成本的过程。

四、结论及企业应对机制分析

（一）产业链一体化的最高成本转移

通过对产业链一体化企业知识生产成本的静态分析，本文认为在产业链一体化过程中，成本曲线最高点的转移代表着产业链生产成本曲线的改变，是分析企业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成本曲线最高点的移动，一方面表明产业链原有生产成本随一体化后向和一体化前向。分别左移和右移，使得原有产业链生产的重心转移到阶段一与阶段二、阶段二与阶段三的边界点上，转变了原有的产业链生产模式：另一方面，产业链生产重心向生产阶段边界点的转移，推动一体联合生产企业将成本较高的知识生产资源向成本较低企业转移，而生产阶段边界点上知识成本的上升，提高了多用途、共用型生产知识的利用价值。

（二）产业链一体化成本的外溢效应

借助于产业链一体化企业知识生产成本的动态分析。本文认为产业链一体化进程中所形成的知识外溢效应。将会增加产业链生产的不稳定性，影响企业原有的生产成本结构。首先，一体化进程主要为实现经营的规模效益，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成本外溢的出现，使得原有的一体联合生产成本外化为非一体化的第三方企业，降低了一体化企业成本转移的有效性，同时也提高了产业链生产成本的不确定。使得产业链分工无法维持原有的生产体系，进而产生一定的经济非效率。其次，一体化成本的外溢效应，将影响生产阶段边界点知识资源的集聚，降低了联合生产企业资源的集中利用效率。一体化联合企业为维护联合企业的产业链生产优势，将分配相应的知识生产资源，投入更多知识生产成本，用以应对第三方非一体化企业的生产决策。

一体化产业分析范文第2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政府政策引导、外商投资带动、民间自主发展等途径培育出了数量众多的产业集群，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石。目前，我国许多省市都有产业集群，如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福建等。以江苏省苏州市为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苏州市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共有23个，集群企业有7000多家，涉及电子信息、新材料、石油化工、汽车零部件、机械、纺织服装、轻工等行业，一年实现的销售收入超过4000亿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集群如以昆山、吴江为中心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已形成一个以笔记本电脑、集成电路、移动电话、数码相机及计算机零部件为主体的制造产业集群和产业供应链，实现产值约占全国的10%，其中笔记本电脑产量占全国比重约为40%，数码相机产量占全国比重为90%，成为全国IT产品最大的制造和出口基地。产业集群模式已经成为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重要依托。与产业集群的繁荣发展相比，作为产业集群相关和支持行业的物流业的发展却是另一幅景象:2005年中国仓储协会对于工业企业与第三方物流企业合作情况的调查显示，在工业领域中，企业在使用第三方物流时，只选择一家物流公司的比例仅为3%。大多数工业企业选择与2家以上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合作，占到总体比例的97%，选择与4～10家第三方物流企业合作的比例占到45%，接近五成［1］;2009年6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受国家发改委委托进行的“物流业发展政策措施研究”调研表明“产业集群制造业急需的增殖服务、一体化服务等方面的物流能力严重不足”［2］，“政府需引导物流企业按照集成整合、便捷高效等原则，不断提升一体化服务能力”［2］。资料显示我国的物流企业还不能满足产业集群制造业的要求，许多物流企业的业务有所侧重，综合一体化服务能力欠缺，产业集群制造企业只有选择2家以上的物流企业合作，才能够全面完成公司业务。Porter在其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中构建的“钻石”模型表明:相关和支持行业是提升产业链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而物流产业事实上是产业集群内产业群的一个重要关联产业［3］。物流产业作为产业集群支持和关联产业存在的功能单一、整体实力不强等问题势必会阻碍我国产业集群的升级与发展。因此，根据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实际，采用科学的优化组合模式来完善物流服务功能、增强综合一体化服务能力是提升产业集群物流配套服务能力的重要途径。

2研究文献回顾

改变我国物流企业功能单一、服务质量低的问题一直都是研究的热点，相关学者在不同领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总体来说，相关问题的研究是零散的、不系统的，而就产业集群环境下的相关研究也相对较少。陈畴镛［4］利用Porter［3］的“钻石”模型对产业集群中的第三方物流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第三方物流对物流生产要素具有强化作用，第三方物流可以对社会上分散的如车辆运输、仓储设施、物流设备设施等物流资源进行整合与优化，从而可以提高第三方物流的综合一体化服务能力，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研究成果表明:企业化模式可以有效促进产业集群物流服务综合一体化的发展。宋留栓［5］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对广东产业集群以提高物流服务质量为目的物流合作治理结构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资产专用性的高低决定了物流合作所采取的治理结构，即随着资产专用性的递升应采取更加紧密的治理结构。采取合理的治理结构才能更好促进产业集群物流的发展，进而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力。陈治亚、陈维亚［6］指出中小物流企业可以通过构建水平一体化联盟来提升企业综合服务能力，并实现规模经济。他们认为，由于物流的功能要素很多，每个功能都具自身的技术经济规模特性，因此第三方物流企业不可能同时将所有功能要素都做强做专，尤其是成长中的中小型第三方物流企业，由于资金、人才、管理等的缺陷只能专注于几个具有核心优势的运作层面。对于这一类企业，可以采取水平互补结盟的方式来实现物流资源重组优化。

卢锐等［7］对南京王家湾物流园区的运作模式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物流园实际上是扮演一种信息中介的角色。物流园依托其计算机网络资源，搭建了一个虚拟交易的信息平台，为物流需求商提供运输、仓储、包装配送以至于供应链设计与策划等综合物流服务。在整个交易过程中，物流园区进行统一调度管理，以实现资源的最合理利用。此外，翟丽丽［8］、晏卫平［9］、李艳丽［10］等也在相关领域进行了探讨。总体来说，目前相关研究存在两个问题:就我国物流企业规模小、功能单一、不能提供综合一体化物流服务提出了市场交易平台、联盟等资源整合治理模式，但未结合产业集群的背景;对产业集群背景下的配套物流综合一体化服务能力欠缺、服务质量低问题进行了研究，但研究或只提出一种提高综合一体化能力的模式，或提出了多种提高综合一体化物流服务质量的治理模式，但模式结构模糊，在模式的选择问题上只提出一种选择的影响因素。本文在对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集群环境下综合一体化物流的3种模式的具体结构，并从交易特性的3个维度对模式的选择进行了立体分析。

3相关理论介绍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威廉姆森［11］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出发，运用不完全契约下影响交易水平和特征的交易的3个性质(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进一步研究了企业的性质。他认为在基于市场和企业的交易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中间状态的治理结构———联盟结构(图1)，联盟结构是交易制度的一种创新与变迁，这种制度安排兼具市场与企业的优势。(协议或者是产权的约束共同发挥作用，或者一种机制促使另一种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又能克服两者的弊端(科层组织的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中一次易的巨大成本)［12］。基于威廉姆森的这一理论，完整的综合一体化物流可以采取以下3种组织方式:1)市场方式，即若干具有相应核心物流功能，但是核心功能单一的第三方物流企业自愿衔接或者在相关组织方协调下通过市场契约的形式完成综合物流全程服务;2)企业方式，即以组成一体化大型企业内部管理的形式，形成覆盖全部或大部分物流功能的大型服务网络，也就是说由一家物流功能完整和平衡发展的大型企业来完成综合物流服务;3)联盟方式，该方式处于前两者之间，即通过比市场的外部合作程度更高、合作时期更长远但不及企业内部管理程度的一体化形式完成综合一体化物流服务全过程。3种组织方式具有特点不同的交易组织特征，在进行产业集群物流支持体系的建设中，应因地制宜进行选择。

4产业集群3种综合一体化物流模式

产业集群的显著特点是大量相关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集聚以及企业高效率的专业化分工。物流支持系统是产业集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际操作中，集群管理部门通过物流园区的模式完成分工不同(核心功能不同)的物流企业的地理集聚，地理集聚带来了集群物流的基础优势，为产业集群物流服务提升打下了坚实基础。采取何种组织模式(治理模式)来改变具有地理集聚优势的集群物流企业的无序经营现状，进而提升集群物流综合一体化服务质量、完成集群竞争力的升级逐渐成为产业集群管理者关注的重点。本节将结合威廉姆森［11］的相关理论具体描述3种产业集群综合一体化物流组织模式结构。

1)市场交易平台组织模式。产业集群的物流市场交易平台组织模式是指:通过专门的组织机构，如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等，将社会上分散的物流资源集中管理与优化组合，来为物流服务需求商提供综合化的物流服务的管理模式。在这种组织模式下，各功能性物流提供商是独立的市场参与者，他们凭借企业单一的核心物流服务以完全的市场角色参与市场化交易，在交易过程中接受平台运营商的监督与管理。物流平台运营或管理者则扮演物流功能资源整合与管理者，作为市场交易的中介机构存在于交易过程中，一方面，平台通过市场的导向作用，沟通了需求与供应，既能开发新需求，又能有效促使供给的增加［13］;另一方面，根据市场上服务需求方要求的服务水平整合分散的物流资源，为需求方提供相应的综合化物流服务。这种组织模式的组织模型如图2所示。

2)企业组织模式产业集群的综合一体化物流的企业组织模式是指由传统物流功能性公司转化而来的中小型第三方物流企业将企业自身的核心功能从原有公司抽取出来进行资源的重组优化，组建功能平衡的新形式的大型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模式(如图3所示)。这些中小型第三方物流公司是由传统的运输、仓储以及新兴的物流设计公司转化而来，尽管随着第三方物流概念的引进在原有业务上进行了一定的拓展与延伸，但是在提供综合化物流服务时，除了原有的核心功能外相关的物流功能往往成为企业提供高质量服务的短板，而基于物流功能的企业重组使企业的综合能力得到广泛的加强，为提供综合一体化物流服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基于企业的一体化管理模式在物流的组织、管理与控制方面具有其他组织模式不具备的特殊优势。

3)联盟组织模式物流企业联盟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流企业之间，为实现资源共享、成本共担，或者优势互补等特定目标，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通过股权参与或契约联合，结成的较为稳定的集约化物流合作伙伴关系，以达到共同拓展物流市场、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益的目标。物流企业组成联盟之后，基础资源得到了跨领域或跨地域的扩展，软件资源得到了完善，优势资源得到互补，各种资源都得到一定的扩充［14］。物流联盟的优势互补效应决定了其在构建产业集群综合一体化物流支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物流联盟能够使核心功能单一的第三方物流企业组成结构相对稳定的虚拟结构，而核心功能采取这一相对稳定的结构不仅为产业集群制造企业的综合一体化物流需求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而且能够为联盟成员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联盟成员之间稳固的业务往来形成的稳定关系常常能够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产业集群中综合一体化物流的联盟组织方式的结构如图4所示。

5基于交易特性的产业集群综合物流模式的选择

威廉姆森［11］认为，相关交易组织模式的交易特性可以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以及交易频率3个维度进行分析．本节从这3个维度出发，对产业集群综合一体化物流的组织模式选择进行探讨。

5．1产业集群物流的资产专用性分析

威廉姆森认为资产专用性至少可以分为地点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以及专项资产专用性等。从国内第三方物流的情况来看，国内大部分第三方物流是由传统的运输、仓储等传统的物流功能公司转化而来。这些经过业务拓展与延伸演化而来的“第三方物流”以原有传统功能为核心业务功能为经营的重心，核心功能的资产包括核心功能的实物资产、人力资产以及专项资产等，这些资产具有相对的专用性。在提供综合一体化物流服务的过程中，为了维持这种含有专用性投资的物流合作易，功能单一的物流公司就会有动力去寻找合适的机制来保护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威廉姆森［11］的启发式模型(HeuristicModel)认为，市场在生产成本控制方面占有优势，而内部组织则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根据启发式模型，产业集群综合化物流的成本可以分为治理成本和生产成本两大部分，以h表示港口物流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设企业化治理成本为gα(h)，市场化治理成本为gβ(h);企业化生产成本为cα(h)，市场化生产成本为cβ(h)。当h=0时，gα(h)＞gβ(h)，因为市场化在生产成本控制方面优于内部组织，而资产的通用性使交易对应变能力的要求降低。随着h的提高，交易对治理结构的应变能力的要求变高，市场的治理成本也会变高。据此，令Δg为企业治理成本与市场治理成本之差，即Δg=gα(h)－gβ(h)，(1)ddhΔg＜0。(2)如图5所示，当交易涉及的资产专用性较低时，企业化治理成本大大高于市场治理成本，随着资产专用性的逐渐提高，市场化治理结构的这种优势会逐渐丧失。在某一点h=h*上，市场治理成本和企业治理成本相等，随后市场治理成本逐渐高于企业治理成本。

令Δc为综合物流的企业化组织与市场化组织成本之差，即Δc=cα(h)－cβ(h)。(3)另外，市场较企业可以更容易实行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以Δc是h的减函数，所以有ddhΔc＜0。(4)而且企业化规模经济永远不可能大于向市场化时的规模经济，所以，Δc最小时不会小于零，如图5所示。产业集群物流生产的最终目标是Δg+Δc的最小化。图5中的h*构成了将产业集群物流业务在市场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的分界点。当资产专用性小于h*时，市场治理占有优势;当资产专用性大于h*时，企业治理占有优势;当资产专用性在h*附近时，就会出现中间组织形式。。基于以上分析，在为产业集群提供综合一体化物流过程中，各个功能单一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之间的资产专用性较大。因此，采用联盟一体化与企业化的组织模式比采用市场化的组织模式更具有成本优势。

5．2产业集群物流的不确定性分析

在产业集群的综合一体化物流组织构成过程中存在着高度的内生不确定性和外生不确定性的交易。首先，从外生不确定来看，随着物流市场的繁荣，竞争日益白热化，产业集群物流的需求数量以及需求质量等每时每刻都处在一个变化的复杂环境中;其次，从内部的不确定性来看，在核心功能单一的第三方物流公司为提供综合化服务而寻求合作伙伴时往往由于“有限理性”而付出更高的成本，以及与合作伙伴在合作过程中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而可能使合作处于破裂等。联盟这种一体化组织模式在所形成的双方的长期重复交易可以有效地避免机会主义的发生，同时又不必为避免机会主义行为支付额外的成本，而企业化的组织模式更具有一体化管理模式在规避不确定性方面的各种优势。

5．3产业集群物流的交易频率分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产业集群数量在迅速地膨胀，交易的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而产业集群生产的产品只有通过物流支持系统才能够快速流通，实现产品的价值。作为产业集群与用户交易媒介的产业集群物流必将呈现高交易频率特征。因此，对于涉及高度资产专用性的产业集群综合一体化物流这一大量的、重复发生的交易，构造专用性治理结构能够带来巨大的成本节约效应。综上所述，从反映交易特性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这3个交易维度分析可以得出联盟以及企业化的综合一体化物流组织模式比市场化更适合在产业集群中应用。

一体化产业分析范文第3篇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5.14.057

The Motivation Analysis of Backward Integr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Chain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Retail Enterprises ――A Case Study Based on H Company’s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ermarket Docking

ZHANG Hao，LEI You-chun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Qinghai University， Xining 810016， China）

Abstract： Taking H company as research object， using the norminal case study method， including field interviews， secondary data collection and data coding，the motivation of backward integr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chain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Retail Enterprises were presented. ①A small number of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iers meet the quality standards；②Frequent deal with upstream suppliers and high transaction costs；③BIg default risk of the suppliers；④Large scale of local chain supermarket and concentrated distribution of subbranches. The study could provide advices and reference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retail enterprises to effectively manage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chain.

Key words： supply chai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ackward integration； supplier； quality standards

为了解决农产品流通问题，2008 年 12 月商务部、农业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农超对接试点工作的通知》，对农超对接试点工作进行部署。农超对接成为我国农产品流通的新兴模式。这种模式能够带动当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其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正规化、规范化建设，提高农产品品质和质量安全保障水平[1]。农超对接的实质是农产品供应链节点的减少与链条的缩短，目前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组织模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零售企业+合作社+基地”是指零售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按照零售企业内部的质量标准，与其签订长期的采购协议。但是，由于现阶段缺少足够的符合零售企业供货要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而且生鲜农产品易腐的自然属性决定了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各环节之间必须紧密衔接，要求产品的周转周期尽可能短。因此，第二种自建基地模式应运而生。“自建基地”是指零售企业向生产源头延伸，雇佣管理团队全程掌控农产品生产过程，更直接地“按需定产”。在这种模式中，零售企业将农产品生产环节与自有的零售环节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实体来运营，形成纵向一体化的“超级企业”[2]，农户成为基地的雇员。基地通过专业管理人员直接管理和监督农产品生产过程，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为零售企业供应符合数量要求和质量标准的农产品。

已有学者对企业实施纵向一体化的动因开展了大量研究[3-6]。现有研究表明，企业实施纵向一体化的动因有减轻税赋[7]、规避管制[8]、节约交易成本[9]、获取信息[10]、获取竞争优势[11]、提高企业绩效[12]等。刘洋[13]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视角分析组织实施纵向一体化的动因有：增强垄断力、产品生命周期、规模经济等。Arrow[14]和Carlton[15]分别从供给与信息不确定性和转移风险的角度分析了纵向一体化的动因。徐斌[16]通过假定需求不确定、信息不对称与纵向一体化之间的关系，建立博弈模型分析纵向一体化的动因。结果表明：存在信息不对称时，纵向一体化对一体化双方均有利，且缺乏信息的企业一体化意愿更为强烈。部分学者认为企业是否实施供应链纵向一体化需要多种因素之间的权衡。如Collis等[17]提到在有限的范围内纵向一体化可以使组织增加收益，超出一定的复杂限度，一体化的管理成本就会增加，组织收益反而会减少。王宗胜[18]借助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进行分析，认为交易费用和组织费用之间的权衡是企业实施纵向一体化的关键。方世敏等[19]考虑到当市场交换的成本超过了它带来的收益时，企业应该实施纵向一体化，提高组织内部能力。杜建耀[20]研究发现纵向一体化是用组织内部协调代替市场交易协调的一种典型方式。纵向一体化是否发生，发生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实现纵向一体化前后的成本收益比较。节约交易费用是促进纵向一体化的因素；管理费用的增加，则是限制纵向一体化的因素。由此可见，企业是否实施供应链后向一体化需要多方面的权衡，而后向一体化战略实施过程也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采用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纵向一体化的动因。但由于实际中缺乏相关典型案例，目前对中小零售企业农产品供应链后向一体化的研究还很薄弱。本文基于H公司农超对接的案例，探讨中小型零售企业实施农产品供应链后向一体化背后的驱动因素，旨在为顺利实施农产品供应链后向一体化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

1.1 案例选择

研究选择的案例企业――青海H超市有限公司（简称H公司），是一家本地化的中小型综合连锁超市。2010年3月，H公司初步实施农产品供应链后向一体化，成立青海省首个由超市直接投资建设的农超对接种植基地――青海H农业种植有限公司（简称H基地）。H基地位于西宁市城北区大堡子镇，由H公司出资组建，主要从事蔬菜种植、收储、保鲜和配送等经营业务。选择H公司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有以下两点原因：①符合单案例研究的理论抽样与构建要求。H公司作为中小型零售企业是青海省西宁市首个实施“自建基地”的代表性企业，在过去几年的经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虽然这种模式可能不带有普遍性，但“它往往提供了在极其稀少或极端的情况下探究一种重要研究现象的机遇”[21]。②符合便于调研和持续跟进的要求。研究人员在青海，利用地缘、学缘等有利条件，与H公司持续保持着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自2010年以来开始积累H公司的案例资料，对H公司实施农超对接有着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这可以方便地接触案例企业并收集数据资料，也有助于确保研究的信度，增强研究结论的说服力。

选择单一案例有3个理由：一是单一案例研究是多案例研究的开端，也是构建理论的探索性研究，有时单独一个案例可以用作确认或挑战一个理论，也可以用作提出一个独特的或极端的理论[22]；二是单一案例研究能更加深入地进行案例调研和分析，更容易把“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说清楚；三是在案例筛选过程中发现目前实施“自建基地”模式的企业还很少，符合条件又便于获取数据资料的就更是难得，这种不常见的现象适合或只能进行单一案例研究[23]。

1.2 数据来源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遵循案例研究数据采集的规范步骤和方法，数据来源包括：①研究小组对H公司高管（副总经理和生鲜部主任）、H基地管理人员共5位管理者进行了多对一或多对多的访谈，每次访谈时间平均为45 min。同时，在H基地选择了8位种植人员进行了一对一的开放式访谈，每位访谈15 min左右。本文涉及的访谈对象、访谈时间、访谈内容、样本描述等情况如表1所示。②实际观察。研究小组在H公司内观察农超对接货架的农产品销售情况，以及消费者选购农产品的过程；在H基地观察蔬菜检测中心种植过程以及技术指导员对种植人员的技术指导工作。③档案文件。档案文件主要包括：H公司从实施农超对接以来在各种媒体上发表过的有关农超对接的文章或报道；从H公司网站和公司内部获得的数据资料（实施农超对接相关的文件、材料）；网络中消费者对H公司实施农超对接的评论及看法。不同来源的数据资料形成了三角验证，为案例研究提供更准确的数据，提高了案例研究的信度。此外，针对H公司内的消费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旨在分析消费者对农超对接的认知度和对超市内农产品质量的评价。

1.3 数据分析

分别对深度访谈、档案文件和实际观察三方面的数据进行编号，其中对6类深度访谈者依次分别编号为I1―I6；从文件档案得到的其他资料依公司文件、新闻报道、期刊杂志等被分别标号为A1―A3；由实际观察归纳的文本被标号为O，消费者调查数据被标号为Q。然后，针对重点研究的问题，对已编号的文本资料进行提炼，找出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语句，一一列在表格上，进行具体而详细的分析，最终得到研究发现。

2 基本发现

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升，为了满足消费者更高层次的需求，果蔬类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更加倾向于提升产品质量，因此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快速发展。有学者认为实施后向一体化能够改善或保障产品质量[24-26]。Hanf等[27]研究发现农产品企业越来越意识到产品质量的重要性，但是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不满意度越来越高，而纵向一体化通常被用来解决这一类的市场失灵。根据王瑜[28]的描述，农产品加工业市场竞争越激烈、市场需求波动越大，提升食品安全水平的动力就越强，进而对紧密型纵向一体化模式的要求就越强烈。我们的数据也提供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消费者对超市内农产品质量的要求越高，而供应商提供的农产品无法满足超市规定的质量标准时，超市更有意愿实施后向一体化，通过对农产品生产过程的全程监督和管理来生产符合质量标准的农产品。由此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1 本地符合质量标准的农产品供应商越少，零售企业越倾向于实施农产品供应链后向一体化。

近年来随着农产品消费渠道的转变，更多的城镇消费者倾向于到超市购买[29]。与农贸市场等多对多模式相比，超市一对多模式最大的优势在于更有能力实施严格的质量控制；另一方面农产品销售增加了超市的客流量，带动了超市其他商品的销售。因此，提高农产品质量，满足消费者的健康需求，增加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的信心对超市至关重要。青海是高海拔地区，昼夜温差大，夏季大田可种植部分应季蔬菜，但由于设施蔬菜种植发展滞后，反季节蔬菜供应存在较大缺口，目前市场上很大一部分果蔬需要依靠外地调运。

农超对接初期，H公司和西宁市大通县F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了合作，对接产品主要以应季蔬菜为主，大部分是生长周期短的叶菜类。而且对接以合作社为主，合作社自主决定每日供应超市的蔬菜种类和数量，缺乏与超市之间的交流，对于农超对接的蔬菜质量标准，双方没有达成共识。H公司周边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程度较低，从2008年开始到2011年11月，仅注册了350家，合作社的数量与质量都与东中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而且本地的合作社没有强烈的意愿和足够的资金去改善生产、加工条件，从而使得农产品品质难以达到超市标准。

H公司作为青海本土企业，难以在本地找到符合标准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超市对接，因此为了有效地保障农产品质量，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农产品，H公司决定实施农产品供应链后向一体化战略――建立H基地。基地依靠超市的资金，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和当地村民签订为期15年的土地流转合同，从而获得对土地的经营使用权。目前基地建设了高标准蔬菜种植深冬温室250栋（包括标准化育苗温室4栋）；建设蔬菜保鲜库1座，达到年保鲜贮藏及加工销售鲜菜能力5 000 t；同时，建设配套的蔬菜检测、加工（分捡、清洗及包装等）、配送中心等设施。对于当地农民采取合同聘用形式，把农民作为员工进行管理。聘用专业技术人员对农民进行培训、指导。农产品种植过程中，首先从育苗、栽苗、管理到采摘都有专业技术指导员进行一对一指导，农产品生长期间，种植人员根据不同农药的残留期，严格控制农药喷洒时间和次数，质量安全员详细记录农药化肥喷洒时间。其次，成熟的农产品在采摘之前都要在基地蔬菜农药残留检测中心进行农药残留抽样检测。最后，超市在上架之前，对所有农产品进行第二次农药残留抽样检测。此外，H基地已注册商标，由基地统一包装、配送的农产品都标有该商标。由基地种植的小乳瓜、紫白菜、菜瓜、香芹、黄瓜等已经获得了国家无公害产品认证。H基地实施规范化、科学化的种植生产，严格控制蔬菜质量安全，实现农产品质量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控制。因此，当中小零售企业在本地难以找到符合质量标准的农产品供应商时，自建基地的后向一体化模式成为超市保证农产品质量的一种自然选择。

Perry[30]和Williamson[31]从三个维度来衡量交易内部管理的有效性，分别为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当交易频繁发生，而且需要较高的交易专用投资时，机会行为就会发生，导致交易成本升高，市场交换就会被更有效的纵向一体化代替。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行为可以使原来市场中的交易关系转变成企业组织内部的管理关系，进而降低交易费用。陈铭涛等[32]认为企业后向整合度与生产成本负相关，与资产专用性程度、盈利能力、交易费用及管理费用正相关。由此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2 与上游供应商的交易越频繁，交易费用越高，实施后向一体化的可能性越大。

Williamson[33]从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维度刻画交易，当不确定性、机会主义与专用性投资三者结合起来会严重阻碍市场交易，资产专用性越高、交易频率越高以及不确定性越强，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可能性越大。所谓交易成本，就是与生产成本相对应的，在交易发生之前、之中、之后所产生的成本，包括违约成本、搜寻成本、议价成本等。一方面由于农产品生产的自然风险和交易的市场风险等不确定性、农产品集中收获的季节性以及专用性投资的存在，使得超市将业务范围逐步拓展到储藏、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降低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农产品具有易腐特点，在供应链中环节越多、时间越长所造成的腐烂损失越大，会进一步增加农产品的交易成本。而供应链后向一体化是减少农产品损耗的客观要求。

H公司实施农产品供应链后向一体化，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降低交易费用：①蔬菜配送中心减少交易次数，提高交易效率。H基地建设了配套的蔬菜检测、加工（分拣、清洗及包装等）、配送中心，分散重复的交易都集中在配送中心统一完成，使各分店与供应商之间复杂的外部关系变为超市内各部门之间的业务关系。减少了交易次数，提高了交易效率，“内化”了交易活动，降低了交易费用。一般而言，规模越大，配送中心的作用越显著。②统一采购节约了采购费用。配送中心将各门店的订货计划汇总，统一向各分店供货。配送中心的建立减少了超市在搜寻、谈判、签约等方面的交易费用。③节约保管费用。H基地建设了蔬菜保鲜库，达到年保鲜贮藏及加工销售鲜菜能力5 000 t，保鲜库将各门店的库存功能集中，合理安排库存结构和库存时间，减少保管费用。④节约运输费用。H基地经理认为基地的选址充分考虑到了运输距离，H基地位于西宁市郊区，离H公司相对比较近，基地到超市最近的门店距离12.5 km，基地有专门的配送车将配送中心的农产品高效、安全地向市区运送，大大减少了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基地配送中心将各门店所需商品统一调配，一次性地送到门店，使运输过程简化，运输次数减少，降低了运输费用和人工费用。

杜建耀[20]提到实行纵向一体化可以在不确定的市场交易中获取较确定的投入要素供给。为了保证供货的及时性，企业倾向于实行后向一体化，生产自己需要的投入品。于干千等[34]研究了餐饮企业，发现实施后向一体化可以增强企业生产和销售的稳定性。通过实施后向一体化，餐饮企业可以确保企业原材料的稳定供给和产品的销售，即使是在原材料供应紧缺时企业也能得到充足的供应，在需求降低时仍能有一个产品的输出渠道。因此，后向一体化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强企业生产和销售的稳定性。由此有以下命题：

命题3 供应商违约风险越大，零售企业越倾向于实施纵向一体化。

农产品市场需求不稳定，供应商对风险性环境所做出的反应是提高产品价格，特别是需要紧急供货时，供应商会额外提高价格。外部供应商的加价行为也对需求方实行纵向一体化形成强烈的刺激。方世敏等[19]认为通过纵向一体化，企业可以确保投入品的稳定供给或产品的方便销售。而且一体化能保证的产量以下游需求单位所能吸收的需求量为限。因此，一体化战略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随意终止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强企业生产和销售的稳定性。

基地建立以后，H公司的大部分农产品由基地的配送中心统一配送，超市和基地之间保持紧密的信息交流。当超市需求增大时，基地可以调运库存或者通过从本地批发市场统一采购来满足超市需求；而当超市需求减少时，基地可以将过剩的产量储存起来，缓解销售压力。种植基地的建立使得超市在农产品采购方面取得了很大的主动权，应对农产品价格波动时游刃有余。

DEN Ouden等[35]指出企业实施纵向一体化过程中会存在产量过剩或需求过剩，在市场上销售过剩产出，对纵向一体化企业来说都比较困难，因为企业需要将产出销售给竞争对手。农产品供应链后向一体化的初期，无法准确预测农产品产出和市场需求时，基地将面临很大的销售压力，充足的销售渠道是建立种植基地的必要条件。本土连锁超市规模越大，超市才越有能力承受巨大的销售压力，另一方面各个连锁店大规模的需求量才能给基地种植带来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由此可得出：

命题4 本土连锁超市规模越大、分店越集中，实施后向一体化的可能性越大。

企业实施后向一体化和规模经济密切相关，尤其是农产品零售企业实施后向一体化自建基地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自建基地是否能够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这就需要基地保证一定的生产量；第二，如果通过扩大生产量来实现规模经济，那么生产的农产品是否有充足的销售渠道进行销售。H基地占地面积27 hm2，2013年已建成冬暖式日光节能温室130栋，每栋大约90 m2，其中50栋由H种植基地雇佣8户种植人员种植蔬菜。基地种植的蔬菜一部分在H公司进行销售，另外H基地和华润万家、王府井超市长期合作，在华润万家超市和王府井超市内设有统一的销售专柜，由H公司的销售人员负责销售，支付华润万家和王府井超市固定的摊位费。基地还和华联超市有短期合作，华联超市亲自来种植基地挑选和采摘需要的农产品。H公司已有2家连锁店，分公司1家。两家连锁店的农产品都由H基地统一供应。目前H公司正在西宁市附近的各州县兴建超市分店，这一扩张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基地农产品的销售压力。分店开始运营后由H基地统一供应和配送农产品，这样一方面基地可以在农产品种类和数量上保持一定的规模，通过实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基地规模种植的农产品可以自产自销，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基地农产品供过于求的风险，从而缓解H公司的销售压力。

与大型连锁超市如王府井、华联相比，中小型本土连锁超市的扩张范围相对比较集中。大型连锁超市一般分布在全国大中城市，如果自建基地统一向全国各地的分店供应和配送农产品，会大大增加运输成本和损耗成本，因此这些超市一般都选择与本地郊区的合作社合作。而像H公司这样的本地连锁超市，分店一般都集聚在本省内，分布相对集中，分店之间距离相对比较近，运输方便，这在很大程度上便于超市自建基地统一供应和配送农产品。因此，比起小规模便利店或者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型连锁超市，本地连锁超市的规模越大，分布越集中，超市越有必要实施后向一体化。

3 结论与讨论

一体化产业分析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服务水平；需求性

作为文化和经济高度融合的产物，文化产业以其独特的参与价值取向、广泛的覆盖方式被认为21世纪全球最有前景的产业之一，因而受到世界各主要国家的高度重视。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率先在国内提出发展文化产业，2005年开始确立发展文化产业、打造创意之都的发展战略，并将文化产业作为首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空间载体，自2006年以来在北京迅速发展起来，已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创新模式的重要发展方式。但经过几年发展，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出现了整体布局不足、空间利用不高、同质化发展严重等瓶颈问题。市场、产业、企业、公众都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集聚区根据自身特点，细分整个市场、消费者和服务对象，提升服务水平，形成差异化、特色化、集群化发展态势，已成为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世界城市”建设的时代需求

城市是伴随人类文明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人文家园，世界城市是城市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是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具有广泛控制力的城市，具有国际意义的生产要素聚集和配置的战略中心。”①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首次提出要将北京建设成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2010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将建设世界城市的宏伟目标加以确定。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提升文化影响力是北京打造创意之都，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战略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城市是一种先进的发展方式，它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是多元的、集约的、低碳的。设计、会展、媒体、软件等文化产业行业门类的蓬勃发展，可以逐步取代不适应世界城市发展要求的落后企业，为城市创造新的活力和经济增长点。“据统计，2011年北京市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1938.6亿元，占全市GDP比重为12.1%.全年文化产业实现收入突破90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产业支柱地位更加稳固。文化产业收入增速高于第三产业收入增速3.3个百分点，”②北京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通过创新文化功能，传承城市文化，创造文化价值，极大地满足了世界城市的发展要求。

虽然，近些年北京市文化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在经济结构调整、国民经济水平提升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从全球来看，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等世界城市文化产业在经过长期精细化、集约化、可持续化的内涵式发展之后，汇聚了创意产品研发、制造、供应的整个产业链条，开放的政策环境、完善的中介服务、专业化的培训体系、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实现了产业内信息、资本、人力等要素资源的最大化共享，形成了一套系统化、专业化、完整化的产业服务体系。北京文化产业由于起步较晚以及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求，使其在科技创新、文化创新、集约化管理等方面，与世界城市还存在一定差距，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科学、专业化的服务指标体系加以衡量，局限了北京文化产业服务水平的提升。

努力提升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和服务水平，拓展国际化市场份额，打造“文化之都”，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优先发展路径。北京市亟需将以文化创意领域为代表的“软实力”加以升级，针对产业链条发展的各个环节，企业创业需求，公众消费预期，打造精细化、专业化、完整性的服务指标体系，有效指导文化产业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内容、开发服务特色，促进北京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增强城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实现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定位。

二、集聚区转型升级的发展需求

与传统产业相比，文化创意企业的集聚不仅有利于文化智力资源的共享，节约运作成本，促进生产的规模化和专业化，而且产业集聚所引发的关联效应，也进一步推动了交通、金融、房地产等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促进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作为创意产业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数据显示，2012年1-5月，“北京30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拥有规模以上文创法人单位778家，实现收入479.8亿元，增速甚至比全市规模以上文创产业收入增速还高5.5%。”③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最初大多由一些企业改造老厂房自发运营，具有成本低、可复制的特点，短期经济利益的取得也加剧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间的竞争，各区县为争夺优质文化产业项目，吸引优秀文化企业入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同质化竞争、产业园泡沫等发展弊端。2013年《北京市文化产业资源空间布局规划》，也指出北京市将整合已有的30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形成19个产业功能定位鲜明的文化产业功能区，有效改善集聚区同质化竞争现象，形成错落竞争，重新布局产业定位，强化集聚效应。

近十年来，基于城市空间成本的增加，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逐步由中心向外扩散，中国（怀柔）影视基地、宋庄原创艺术与动漫产业集聚区、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等市级集聚区的规模、品牌和影响力已逐渐赶超中心城区集聚区。可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并不单纯依赖地段、政策、资源，而越来越向品牌、内涵、服务发展。仅以收取租金和提供物业配套初级服务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只能带来低端和同质化的客户和企业，在经过快速扩张和优胜劣汰之后，北京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开始更加注重内涵建设，逐步转型到以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产业整体联动发展的新阶段。

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和推广是政府推动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的重要载体。集聚区公共服务平台的服务内容涵盖政策咨询、产品孵化、技术服务、人才培训、展示推广、投融资等，从多个维度为集聚区提升配套增值服务，使集聚区从一般房屋租赁到提供完备的物业服务，进而发展到注重集聚区服务能级提升和运营模式创新的新阶段。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正在从单纯的招商引资向孵化企业、同区域企业共同成长转变，努力实现从集聚区运营者到区域产业撬动者、从二房东到服务集成商的角色转变，促进区域的整体转型升级。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已经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和孵化器，集聚区服务水平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北京市应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转型升级、提升发展效能的必然需求；是文化产业投资热点背景下，集聚区经营者提升企业识别和服务能力的阶段需求，在调结构、促转型、增活力、提能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对用。

三、中小文化企业优化创业环境的的成长需求

服务对象的需求是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的目标和主要方向，文化创意集聚区的服务对象大部分为从事文化产业的中小企业，其生存现状与可能面临的发展问题是集聚区所致力解决的关键问题。自2011年以来，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在很多方面依然存在着普遍性问题。政策扶持在高成本、高通胀时代下，力度仍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小文化企业的生存问题，政策的有效贯彻执行和持续落实，已成为中小文化企业发展的关键，加之落实政策审批一系列时间、交通、协调等隐形成本，也削弱了政策的贯彻执行。据北京市社科院调查发现，北京中小文化企业每年用于获得政策扶持的公关费用占到收入的5%，费用之高不仅限制了中小文化企业的发展，也影响了扶持政策效益的良性发挥。融资困难同样也带给中小企业成长的阻碍，据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报告显示，北京市中小文化企业从金融机构直接融资比例还不足2%，贷款占金融机构贷款比重不到20%，当企业受到资金制约时，由于投融资渠道不畅，导致企业破产或项目中止，这对创业人员和民间资本投资都是一种打击和浪费。中小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的未建立，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的放款难度。在面对第三方服务组织难以满足其发展需求时，中小企业仍无法以自身力量冲破制约。针对文化企业，尤其是中小文化企业的北京市行业协会、商会等中间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政策措施、管理体制、交流平台、活动经费等方面还存在不健全、不完善、不充足、不规范等问题，资产规模和经营范围有限，大多局限于本地区，经营管理的随意性较大，难以保证业务质量，无法提高工作效率，导致针对中小文化企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十分有限，获得人才、资源等发展要素的独特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作为中小企业的创业环境，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在中小企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因而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在面对中小文化企业上述诸多问题之时，推出更具有针对性、可行性的增值服务十分有必要。如在针对中小文化企业人才欠缺，面对与求职者信息难以对等时，应提供相应的人力资源宣传、招聘、培训、考核、监督等服务；对于扶持政策难以落到实处的问题，集聚区应推出针对政策咨询、政策实施反馈、优化政策落实的服务。而中小企业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进行合作与共赢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鉴于服务多元、外延等特性，以一套标准规范、具有参照性的服务水平指标作为中小企业选择集聚区的衡量工具也极为关键。因为服务指标体系的制作是通过大量调研将难以用常规直观的衡量标准评判的服务水平系统分层分类，并且根据实际情况赋权量化，再通过不同角度进行合理性求证的过程。根据此过程，研究者可以通过指标更加客观地了解到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服务目标、服务侧重以及每一项服务的指向性，而园区服务的方向正是园区入驻企业的需求所在，因而指标体系的建立同样恰好反映出入驻企业对集聚区的服务的需要。此外，从北京三十家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角度而言，指标体系的构建目标是可以更好地衡量三十家集聚区的服务优劣以及在不同服务方面的侧重或偏颇，这将是入驻企业选择园区最好的参照依据，如某一企业对人才培训方面有较高需求，可参考指标评定结果找出在人力资源等部分得分较高的集聚区。而其最终结果通过数据分析对三十家集聚区进行分类排名，如排名靠前的A类园区分别是哪几家，排名最靠后的C或D类园区是哪几家，一方面提供合理的依据刺激集聚区两性发展，另一方面也初创阶段的企业提供发展方向。因此，北京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服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园区中小企业对集聚区大背景的需求，是对集聚区所提供的各类服务的需求，是结合自身发展方向而在合作园区方面进行择优入驻的需求，也是中小企业成长发展选择创业背景的需求。

四、公众提升文化消费服务层次的心理需求

除了园区入驻企业，公众也是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主要消费者与服务对象，这种园区一般包括消费型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主要业务涵盖旅游休闲、艺术品鉴赏收藏、文化体验等文化消费，如北京潘家园古玩艺术品交易园区、北京（房山）历史文化旅游集聚区、琉璃厂历史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卢沟桥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斋堂古村落古道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前门传统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北京欢乐谷生态文化园等。而国内的文化消费市场却并不景气，一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短板，长期的贫困、灾难、危机的集体记忆和对突发事件的恐惧，成为我国民众不敢多花钱、乱花钱，并养成要多存不时之需的储蓄习惯。而今居高不下的房价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教育高支出等现实问题，又为大众的文化消费增加了不小的经济与心理阻力。加之我国长期的审美教育缺失，文化认同感与共鸣不足，缺乏对于知识产权及“软”性、品牌、无形价值消费的意识，也成为制约文化消费发展的主要因素。④以北京市为例，其巨大的文化消费潜力仍有待挖掘。一方面，北京市按常住人口计算，2012年人均GDP达到13797美元，依据世界银行划分各国贫富程度的标准已达到中上等国家水平，这也是文化消费的爆发期；另一方面，北京市文化消费水平人均只有700多元。2013年9月3日，2013文化产业（北京）研讨会“文化消费与文化投资”分论坛上发言指出，北京市文化消费尚不及生活消费的10%，而欧美的发达国家已达30%。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国人视野的不断开阔，有许多市民有了强烈的文化消费意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作为提供文化消费设施与场所的主要平台，有必要提供相应的文化消费服务，并且以此来促进公众对文化场所的了解，对文化活动的关注与参与，从而带动文化消费市场的活跃以及提升国民文化消费能力。一般广义的文化消费包括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观光等方面，具体到北京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针对大众或个人文化消费而提供的服务包括观光旅游消费、展览观赏消费、游乐设施消费、娱乐场所消费、艺术品购买消费、线下文化活动参与消费等，这些活动大部分需要特定的文化场所，如北京的前门传统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欢乐谷生态文化园等，与日常生活场所具有一定的割裂性，因而个人或公众的自发性文化消费需要文化消费提供方做形式上的诱导，使消费者对文化消费的选择有时间、空间上的参照。根据前文所述，公众在选择文化服务时由于与意识形态或个人审美等因素，以及由于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积累的种种社会因素，“没有相应的信息反馈采集系统，没有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之间彼此关系的互动模型，以及没有面向全社会的文化统计数据存储和的权威平台”因此“在文化的消费生产营销领域缺少统一完整科学的指标体系”⑤，即缺少一套公认度较高的量化标准，因此，北京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服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是北京市个人或公众文化消费的选择指南，是提升公众文化审美的重要衡量工具。

总之，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作为文化产业资源集聚的主要路径和载体，对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集聚区服务功能发挥的有效程度，是检验集聚区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立足城市、集聚区、企业、受众的发展需求，提升集聚区服务水平，对集聚功能效能、形成品牌效应和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

北京印刷学院校级资助项目《北京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服务水平指标体系研究》（编号：E-b-2014-02）阶段性成果。

注解：

①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对策研究》[J].周家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03期

②

一体化产业分析范文第5篇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  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  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  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  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85.

[2]  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  张二震，马野青.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福建论坛，2002,(3).

[4]  高乐咏.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与企业.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5]  冯昭奎.10+3：东亚自由贸易区之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3).

[6]  Kindleberger.c.p.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Columbia  Joural  Of  World  Business,Vol.1.1996.

[7]  Peter  Robson.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Routledge,1998.

[8]  Mira  Wilkins.The  Growth  Of  Multinational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9]  Yannopoulos.G."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Jou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28.1990.

[10]  Shyamalendu  Sarkar  And  Hong  Y.Park"Impact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