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基础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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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基础行为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企业慈善；伦理；述评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012-01

一、 国外的研究

国外企业慈善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1953 年，“企业社会责任之父”伯文认为商人也应该具有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策靠拢、作出相应的决策、采取具体行动的义务；1984年弗里曼的《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式》出版后，利益相关者理论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关于企业慈善行为的研究开始超越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框架，从多角度进行广泛研究和探索，主要集中在战略性企业慈善行为、公益—品牌战略、善因营销的研究上，其中以波特的战略性企业慈善行为理论最为有名：

（一）迈克尔·波特明确反对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企业慈善行为与企业经济目标排斥的看法，认为企业慈善行为可以对专门人才产生强大吸引力、有效改善本地市场质量、增加与同行业对手的竞争力、推动相关产业簇群和支持性产业进一步发展。对于如何实施战略性慈善行为，波特也提出了四条途径：一是选择最好的受让者；二是沟通其他捐赠者；三是改善受让者的绩效；四是利用企业强大的技能优势帮助社会更新知识和方法。豍

（二）卡罗尔·科恩在波特的基础上提出公益—品牌战略论。企业通过从事公益和慈善活动能够提升企业品牌，实质是将通常被视为义务的慈善活动转化为企业有价值的道德资产，从而实现公益与企业目标的双赢。

（三）善因营销，起源于1981年美国运通公司对自由女神像修复的资助活动，此后，善因营销开始引起企业广泛关注和被采纳。瓦拉达约简和门农认为，善因营销是一个制定和实施营销活动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特点是当顾客参与达到企业设定的产品销售目标的同时，企业向特定的慈善事业提供一定数量的捐赠。善因营销是一种用来增加企业盈利能力的企业慈善活动，由于其过于强调企业利益，受到了一些慈善组织和人士的诟病。

二、国内的研究

在我国，由于企业慈善被当做资本主义的“极具伪善性和欺骗性”的事物看待，对于企业慈善的研究几乎中断。近年来，在国外企业慈善研究成果的推动下，企业慈善的研究才逐渐受到我国学界的重视：

（一）社会学角度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企业慈善的国内学者包括杨团、葛道顺以及卢汉龙等。杨团就培育我国公司慈善文化需要的政策思想进行了研究。葛道顺认为影响我国企业捐赠的基本因素是政府和社会对企业的捐赠战略缺乏合理预期，我国企业捐赠的参与面超过了90%，民族企业是我国企业捐赠的主角。《企业公民蓝皮书》（2009）则指出中国企业约一千万家，有捐赠记录的只有十万家，大约99%的企业没有履行慈善义务。豎这些不同的调查结果说明我国企业慈善基础研究还很薄弱。

（二）经济学角度

1994年，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了“第三次分配”理论，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应包括三次分配，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的社会保障制度及税收等为第二次分配，而出于自愿、在习惯和道德的影响下的慈善捐赠为第三次分配。第三次收入分配强调自愿性、直接性和无偿性。

（三）管理学角度

管理学界部分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对国外企业慈善行为理论的引进与介绍上，唐更华和王学力对战略性企业慈善行为论、品牌战略论、企业慈善行为矩阵、企业慈善行为无意识心理障碍化解做了介绍；钟宏武在《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一书中，提出企业可以通过捐赠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要求，减少企业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实现企业价值保值。另外，崔树银的《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等专著成果，也从企业管理角度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进行了系统研究。

（四）伦理学角度

王小锡（2002）首先从道德资本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道德能够投入生产并且具有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能给企业带来利润和效益。豏张怡超分析了公司慈善捐赠中涉及的几对利益冲突：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的冲突、股东利益与董事利益的冲突、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公司利益与政府利益的冲突，并探讨了利益平衡机制的构建问题。

三、简要评述

从以上关于企业慈善的研究综述中可以看出，在理论研究上，国外开展企业慈善的研究工作比较早，研究理论也较为丰富。国外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从微观作用的角度和企业外部竞争的角度来开展。西方学者的理论有其合理性，容易被企业所理解接受，操作性也较强，但没有从伦理学角度使企业慈善行为形成道德内化，企业慈善行为并非出于爱心与自愿，而是沦为企业实现经济目标的一种工具。这是西方企业慈善理论认识的不足和缺憾之处。

近年来，我国的企业慈善研究在充分吸收国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然处于不成熟阶段，落后于我国企业慈善发展的实践。从掌握的现有文献来看，我国研究者们更多的是从企业与社会互动双赢的角度进行研究，研究方法多用社会学调查方法，虽然也发现不少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方案，但总体来说，系统的尤其是应然层面的理论分析尚不够充分。

注释：

豍迈克尔·波特.竞争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管理学基础行为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理理论；计划行为理论；技术接受模型

当今社会，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发展迅速，正在并将持续不断地改变社会生活。技术可以提高生活乃至生产效率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它们必须首先被人们接受才能延续下去并改变我们的生活。于是，在新的技术产生的同时，学者们开始研究用户对技术的采纳行为。该项研究被认为是当代信息系统中较为成熟的一个研究领域。在数十年的研究中产生了许多的理论和模型，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理理论（TRA）、计划行为理论（TPB）、技术接受模型（TAM）以及技术采纳与利用整合理论（UTAUT）。

一、相关理论模型分析

1、理理论（TRA）

理理论是由Fishbein和Ajzen在1975年首先提出来的，该理论的基础来源于社会心理学，是用来解释和预测人类行为的，而它也被证明能够成功预测并解释众多领域的人类行为。依据该理论，人的很多特定行为表现是由其行为意愿（BI）所决定的，同时行为意愿又受到个人行为态度（A）和主观规范（SN）的双重影响。具体说就是认为个体倾向于按照能够使自己获得有利的结果并且也能够符合他人期望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该理论主要有两个前提假设：一是个人采取某种行为，是在出于自愿的情况下发生的；第二个是个人在决定了该行为之前会先考虑到其行为动作的隐含意义。模型如图2.1所示：

图2.1理理论框架

Sheppard，Hartwick and Warshaw（1988）经过研究得出结论：TRA具有很强的预测效用，该结论是通过对87个独立研究进行元分析得出的。研究总共包括12624个观察样本，显著性水平为0.001。Korzaan（2003）以TRA模型作为基础模型，以网上购买为研究对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得出结论：态度是使用意图的最直接和最显著的影响因素，而当主观规范或行为态度越趋于正向时，行为意愿越高；当主观规范或行为态度越趋于负向时，则行为意愿越低。

作为一般性的模型，理理论并未指定特别的信念或行为。因此对于各种有关于态度或行为模式的研究，往往可以通过针对不同行为找出其相关的信念，进而用理理论加以解释。从信息系统的观点来看，理理论强调，任何会影响到行为的因素都会通过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这两个方面间接影响行为。因此，诸如系统设计特性、使用者特征、任务特性、发展或实行的性质和组织结构等变量，都可归为外部变量，也就是外部变量直接或间接影响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虽然它的应用范围很广，但是并没有为某一特殊行为开发的量表，因此拿来研究信息科技相关的行为时，仍有不足之处（Davis etal，1989）。

另外，理理论的应用必须满足一定前提条件，当研究所要预测的行为符合此条件时，理性行动理论可以对个人行为进行很好的预测，但当所研究的行为受到非意志因素影响，如需要资源、机会、自我能力、知识或他人协助等因素才能展现的行为时，该理论对行为的解释力就会减弱，从而无法对个人的行为加以合理的解释。这也是理理论的最大弱点，而计划行为理论则克服了这个局限。

3、计划行为理论（TPB）

该理论是在TRA的基础上延伸而来的，由于TRA是在"行为的发生是基于个人的意志力控制"的假设下对个人的行为进行预测、解释。但在实际情况下，个人对行为的意志控制程度往往会受到时间、金钱、信息和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TRA对不完全由个人意志所能控制的行为，往往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因此，Ajzen（1985）便将理理论加以延伸，提出了TPB，期望其对行为的预测和解释更具适合性，而Ajzen提出该理论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这可以追溯到 Fishbein的多属性态度理论，多属性理论认为行为态度决定行为意向，预期的行为结果及结果评估又决定行为态度。后来，Fishbein 和 Ajzen 共同对多属性态度理论进行了改进，提出TRA。为扩大理论的适用范围，Ajzen 1985 年在TRA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知觉行为控制变量，初步提出计划行为理论。1991年Ajzen 发表的《计划行为理论》一文，标志着TPB理论的成熟。认为行为意向是影响行为最直接的因素，行为意向反过来受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

计划行为理论作出的改进主要在对行为意向的预测方面。计划行为理论加入了新的决定性因素-感知的行为控制（PBC）。感知行为控制指的是个人感知到完成某一行为的难易程度，反映了人对特定行为过去的经验和预期的阻碍。个人预期的阻碍会随着他所认为的自己所拥有的资源与机会的增多而相应减小，他预期障碍越小，那么对行为的控制也就越强。感知的行为控制是由控制信念与感知的便利性共同决定的。该理论的模型如图2.2所示：

图2.2计划行为理论框架

近些年来，该理论的研究正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少学者在TPB的基础上研究个体采纳新技术时所考虑的影响因素。Warkentin，Gefen，Pavlou and Rose（2002）对TPB进行了扩展，增加了两个新的变量：信任和感知风险。使得该模型包含了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并进一步把态度分解为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主观规范被他们去掉了，与此同时，他们把信任分解为四个维度；模型还包括几个调节变量，比如：文化、用户状况（新用户还是老用户）以及信任程度。他们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该模型不仅在美国是实用的，它也可以被应用到别的国度。Teo，T.S.H.（2003）以TPB模型为基础，研究了新加坡的Internet用户对WAP手机接受的影响因素。研究通过网上调查来收集数据，结果发现，态度和主观规范会对使用意图产生影响，但是感知行为控制并没有对使用意图产生影响，对此可能的原因就是人们认为使用WAP手机是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所以感知行为控制不会有影响。Wang Yi -Shun，Lin Hsin-Hui，Luarn Pin（2006）以TPB、TAM和Luarn&Lin的网上银行接受模型模型基础，重新提出了一个整合的模型，再新的模型中他们加入了两个与资源相关的变量（自我效能和感知成本），一个和信任相关的变量（认知可信度）。对量表的一系列分析表明该模型的五个独立变量能够非常好地预测和解释用户使用意愿。

3、技术接受模型（TAM）

技术接受模型是由Davis（1989）率先提出的，它以理理论为基础，试图解释和预测个体对某项信息系统的接受及采纳行为（Agarwal和Prasad，1999；Venkatesh和Davis，2000）。TRA认为个体的信念会影响到态度，进而形成意向，最后影响到他们的行为，TAM模型对TRA的的信念-态度-意向-行为的关系进行延伸，试图从人的心理、行为角度探讨个体接受或拒绝使用新技术的影响因素，TAM认为个体接受外部刺激后，形成对客体的有用性和易用性的感知，进而对系统的使用意愿产生影响。该模型作为目前最为成熟有影响力的用户采纳信息系统的模型之一，旨在解释和预测个人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和系统交互后接受信息系统的情况，试图研究用户是怎样做出接受抑或拒绝信息系统的决策，解释信念因素（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与用户态度、意愿和最终采纳计算机行为之间的关系。技术接受模型的主要结构如图2.3所示。

图2.3 技术接受模型框架

TAM模型并不完美，研究人员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不断对其进行修正和改进，他们为TAM引入了其他学科的不同理论模型如创新扩散理论IDT、使用和满意理论U&G、可用性理论等。其中创新扩散理论与技术接受模型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前者注重新技术和社会行为而后者更加注重技术与用户行为，鉴于此Hemil（2005）根据IDT新增了感知风险和信任两个关键因素，对TAM模型进行了拓展，提出了安全至上信息系统的TAM。在该模型中系统设计特征显著影响感知风险与信任，而感知有用性又会受到感知风险的显著影响。他的研究对象选择了艇长、望员和操作员，对他们使用海安交通管理系统中的自动身份辨识子系统进行了测试，分别未使用的21个人和使用过的27个人做了问卷调查，研究了在他的模型下用户的表现和用户对系统优点的感知和使用意愿，从而得出结论，概括了对安全极其敏感的用户对信息系统的接受情况；而对于把使用和满意理论（U&G）与技术接受模型结合的成果，头功当记在Mei-Ling Luo的名下。他向TAM模型中引入了动机和满意度从而提出因特网信息服务接受模型。这里的动机不同于行为意图，它摆脱了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影响，直接由用户自身来决定，并对使用行为产生最终影响；而是否满意则是由行为性使用最终决定的。Mei-Ling Luo分别使用这个模型对161人和242人的两组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他们访问新闻类网站的影响因素，试图得出那些因素会制约他们使用因特网信息服务。

二、结语

本文仅仅对技术采纳相关研究领域中的主要几个理论模型做了相应的阐述和分析，围绕着这些理论模型许多学者进行了不断的修正从而又提出了不少的模型，鉴于本研究的局限性，本文并未将这些模型一一列举和比较分析，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深入地对那些衍生模型和理论再做比较分析，得出他们的优劣点，为将来的研究提供更全面的借鉴和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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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Bajaj，S.R.Nidumolu A feedback model to understand information system usage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33，1998 pp.213-224.

[6]P.Y.K.Chau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n faetors affeeting the acceptance of CASE by systems developers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30，1996 pp.269-280.

[7]章勤俭.用户接受移动商务影响因素分析及其应用研究[D].浙江工业大学，2006.

[8]何德华，鲁耀斌.移动商务技术接受问题的研究述评[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5）.

管理学基础行为理论范文第3篇

一、用于事故原因和结果的分析

1、事故原因的分析

人的行为受个性心理、社会心理、社会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而，生产中引起人的不安全行为、造成人的失误和“三违”的原因是复杂的。因此，对于人为事故原因的分析就不能停留在“人因”这一层次上，应该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例如在分析人的不安全行为表现时，应分清是生理或是心理的原因；是客观还是主观的原因。对于心理、主观的原因，主要从人的内因入手，通过教育、监督、检查、管理等手段来控制和调整；对于生理或客观的原因，除了需要管理和教育的手段外，更主要的是从物态和环境的方面进行研究，以适应人的生理客观要求，减少人的失误。

2、事故责任的分析

人的行为是由动机支配的，而动机是由于需要引起的。需要、动机、行为、目标四者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例如安全管理中有举办特种作业人员培训的，学员一般都会表现出积极的学习热情，这种热情是来源于其学习的动机，因为在工作中，一个特种作业人员，缺少应有的安全技术知识和技能，就不可能胜任工作，甚至引发事故，就是这种实际工作的需要产生了学习的动机，进而导致了学习的热情。

动机和行为有复杂的关系，安全管理中在对待事故责任者的分析判断上，要从分析行为与动机的复杂关系入手，为此，在分析事故责任者的行为时，要全面分析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情况，任何行为都是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分析个人因素时，要同时分析外在表现与内在动机。动机和行为不是简单的线形关系，而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同一动机可引起不同的行为。例如，想尽快完成生产任务，这种动机可表现为努力工作，提高效率；也可能出现盲目违章，不顾操作规程等等；

（2）同一行为可出自不同的动机。例如“三违”这类不良行为，有的是有意为之，明知故犯；同时也有无意失误的情况;

（3）合理的动机也可能引起不合理的、甚至是错误的行为。例如要提高功效，可能会忽视了劳逸结合，造成疲劳工作，从而导致事故。因此，在分析事问题、解决问题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人的动机入手，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这样才能既符合实际，又切中其弊，使事故责任处理准确合理。

二、在安全管理中运用行为理论

1、用行为理论指导合理安排工作，根据人的个性心理合理选择工作

对于一些特殊的工种或岗位，在生产安排上，为减少可能的行为失误，要分析情绪、能力、爱好、生理等特点和状态做出合理的协调。

2、科学利用管理手段

安全管理中要善于应用激励理论进行科学管理，如科学应用激励理论激发安全行为，抑制“三违”行为；利用角色作用理论，调动各级领导和安全兼职人员的积极性；应用领导理论进行有效的安全管理等。

3、进行合理的班组建设

在考虑班组人员的搭配上，为使团体行为安全协调，要研究人员结构效应。如需要考虑班组中的职工气质互补、性格互补、价值观倾向性搭配等。

三、在安全宣传和教育中运用安全行为理论

安全教育和安全宣传和效果往往与其方式有关，利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和管理学的方法和技巧会取得较好的效果。如利用认知技巧中的第一印象作用和优先效应来强化新工人的三级教育；应用意识过程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规律来设计安全教育的内容和程序；研究安全意识规律，通过宣传的方法来强化人的安全意识等。

四、用行为理论指导安全文化建设

安全文化建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全员的安全文化素质。显然，不同的对象（决策者、工人、技术人员）对其安全文化的内容和要求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对象需要采取不同的安全文化建设（管理、教育、宣传等）方式。

我们知道，人的行为受心理、生理等内部因素的支配和作用，也受人文环境和物态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因而人的行为还表现出其动态性和可塑性，这样，对于行为的控制和管理需要动态、变化的方式相适应，还要求艺术、形象、美感的技巧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安全文化活动需要定期与非定期相结合；安全教育在必要的基础上，需要艺术的动态；安全宣传要有技巧与关键；安全管理要从简单的监督检查变为艺术的激励和启发。

五、在安全装置的设计中运用安全行为理论

安全装置的目的是控制危险点，从而消除危险点。一般的方法是采用防范，不让身体部位进入危险点。其他的方法有切断事故源，设立保护装置等。对机械安全装置的三个最重要的心理学要求是：

1、好的安全装置不可以被闲置

当要求工人用新的安全装置时，就出现一个心理学问题―许多人都喜欢以老方式工作，或者错误地认为用安全装置是胆小的表现。他们可能认为新的安全装置降低了生产，他们有足够不用安全装置的经验。因此，必须教育工人正确认识安全装置的重要。再之，安全装置应该被设计成它们不能被闲置。比如有一种必须用手压下机器才能开动的安全钮，但一些操作者“智取”这种安全装置，用一根木头顶住按钮，使它总向下，这样，这个安全钮就丧失了作用。最好的安全装置是工人们在生产时必须使用的装置。如果不能设计出这种装置，就要求从安装到操作一个机器都要训练工人使用这种安全装置，这样就不会出现上述“智取”的问题。

2、好的安全装置应是完全安全的

安全装置必须十分安全，一个半安全的装置反而增加了事故。因为工人可能认为机器的安全度超过它的实际水平，因而变得粗心。这种半安全装置可能预防一种事故而成为另一种事故的根源。

3、好的安全装置不妨碍生产

妨碍生产的安全装置是不会令人满意的，因为它降低生产效率。不妨碍生产的安全装置可以使工人全心全意投入生产，而不要在自我防护和工作效率之间分散精力。

六、用于塑造安全工作者良好的心理品质

安全管理和安全评价人员，其工作对象和方式的多样性、复杂性与重要性，要求他们具有较高的思想品质和能力素质。一般来说，一个安全工作者的个性品质、思维能力都是在进行有关工作的实践中形成的。在工作实践中他们须考虑多种多样的事物，遇到并解决多种多样的问题，逐渐地使他们形成所从事职业的心理品质。

这些心理品质表现在：

1、安全管理或安全评价人员应当具有工作所需要的道德修养，这是由工作任务决的。他们要对生产过程中的事故责任者进行处理、教育，或对企业安全状况提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意见。只有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的人，才能对处理的公务实事求是、秉公办事，产生良好的效果和影响。

2、安全管理和安全评价人员必须要有良好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如处理事故或做分析评价时，对其原因、效果的分析和对责任或结论的处理都需要有演绎分析和综合归纳的能力。所以对一个安全管理和评价人员还需要有思维的敏捷与灵活性，善于综合应变处理各种新问题。如，在分析事故结果或隐患时，需要设想肇事的行为，这要求安全管理和安评人员具有空间想象的能力；还要求具有果断、主见、耐心、自制力和认真精神等个性品质，以及较好的人际关系处理艺术。

管理学基础行为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方法论； 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 公共管理； 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C9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1-0064-08

研究方法的选择一直都是科学研究的重点。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那颗最为璀璨的明珠”，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方法的明确和成熟，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一整套分析框架与工具，并正在向着更为精密与恢弘的体系演进。德国当代著名法学家卡尔・拉伦茨先生指出，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的方法[1]。中国法学知名学者徐祥民先生也指出，一门学科有没有科学完整的方法论，不仅是其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而且是它能否得以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2]。

公共管理同样如此。但是作为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公共管理学在研究方法的探求方面可以说是空白①，并不是公共管理的研究不使用研究方法，追溯公共管理学的起源，学者们一致认同公共管理学来自于公共行政学，虽然对于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纵观百年公共行政发展过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理性思维与经验的实用分析方法是其显著特征[3]。理性思维的理论基础是期望效用理论、边际效用递减理论，这些理论是一种标准化行为理论，目的是为理性决策提供一套明确的基本假设或者说是公理，但是决策研究者们通过期望效用理论计算出的定量结果与管理者的真实行为有相当大的差距。如果管理者违背这些公理，期望效用理论便无法使用，或者期望效用无法达到最大化。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的大量实验研究批驳了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的理性思维，但并未动摇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定量分析方法在经济学与管理学上的地位。如果说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追求效用最大化、收益最大化的定量研究方法成就了经济学“帝国主义”，使得经济学处于“科学”的保护之下，对于定量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学者们则没有一致的认同。时而定性，时而定量，当二者解释的结果出现冲突时，无所适从。这种对方法论的随意性和漠视，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公共管理研究现状的派别林立、乱象丛生公共管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角度或理论，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常常从自己的学科出发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1993年，Bozeman概括了三种研究公共管理的角度：政策学派的角度（ P）、工商管理的角度（ B ）和一个尚难鉴别的角度（X ）。Kettl和Milward在《公共管理的现状》一书中，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列为公共管理的学科基础。在《公共行政手册》中，Liou认为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包括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管理学、哲学等学科：政治学是公共行政分析最早使用的方法，它为公共行政中的官僚治理与官僚责任的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法学是欧洲大陆公共行政的基础；哲学则用来研究政府官员的伦理问题；近期，经济学与管理学在公共行政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公共管理目前在运用各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公共部门 （包括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的问题。 。

定量与定性的方法论之争，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已经拉开了帷幕，80年代末期，几乎成为一场“战争”[4]。抛开其他的细枝末节，定量与定性之争存在三个主要的观点：定量与定性之间是根本对立的；二者之间存在区别，但是区别不一定构成对立；在认识论上互为补充，研究者应该研究如何为我所用。当赞同第三种观点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定量与定性分析的方法论之争似乎渐渐平息下来[5]。持第三种观点的人（实用主义者）认为，哲学家、理论家注重的是“理”，研究者注重的是“用”。人类在科学研究方面关心的无外乎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知识；二是怎样获取知识。而这两个问题又最终地统一于为人之用。因此，如果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么，一切研究方法，无论它们的性质、操作形式有何区别，只要能为研究目的服务，就可分而用之或合而用之。从这个意义上说，定量还是定性的探讨没有什么价值，但是目前公共管理学界对于定量的过分重视与依赖，为了定量而定量渐渐模糊甚至改变了研究者对公共管理基本价值观的认同。在公共管理中，治理工具、分析工具、政策工具的选择无不体现了管理者的价值观念，因此，对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中过分推崇定量的现状进行批判十分必要。

公共管理研究中定量分析究竟应该占据什么地位？什么决定了它的地位？当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结果出现截然不同的矛盾结果时，应该遵从哪种方法？正是笔者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定量分析的地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溯源

所谓定量分析，是指运用数学语言进行相关的描述，借助数学模型、统计数据等进行量化的分析。自“理性人”假设提出之后，定量分析日渐成为学术界所推崇的重要研究方法，部分学者甚至以能否引入定量分析作为衡量一门学科是否为“科学”的主要标准。这种衡量标准使得可以定量分析的自然科学无可争议地被认为是“科学”，而不能进行定量或者尚没有定量研究的社会科学被质疑是否为“科学”。马克思曾说过“一门学科只有使用了数学之后，才能称之为科学”。这种衡量标准的广泛认同，使得部分社会科学学科开始尝试运用定量分析来突出自己的理性思维。经济学就是其中之一，自萨缪尔森将数学引入经济学之后，“经济学帝国主义”攻城掠地，其他相关学科也开始注重定量研究，公共管理作为其相近学科，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笔者也使用定量分析，统计了9年（2001-2009）来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上的所有文章，定量分析显然受到研究者的推崇（图1）。同时分析了《公共管理学报》近3年来的文章，使用定量分析的文章数占总文章数的比例分别是41%、59%、75%。为什么选择这两个期刊？首先，《中国行政管理》在公共管理学界有较高的影响力，在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持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中，《中国行政管理》一直是CSSCI的来源期刊，中国知网中《中国行政管理》的复合因子为2.725，在所有期刊中排63位。其次，《公共管理学报》是公共管理领域的后起之秀，《公共管理学报》于2004年创刊，2008年就进入CSSCI期刊之列。在短短的6年时间中，她从无到有，并快速发展成为公共管理学界最为认可的期刊杂志之一。中国知网中《公共管理学报》的复合因子为2.342。基于此，笔者选择这两个期刊，作为新老公共管理领域的代表来分析其中的文献资料。对这两个期刊的统计结果表明：定量分析方法在目前公共管理一级期刊中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甚至超过定性分析，占据分析方法的主要地位。

管理学基础行为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权变理论　预算管理　研究　改进

一、引言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预算管理在我国的实践已历经近30年。随着国家对企业预算管理规范的加强，绝大多数企业的预算管理实践正在广泛开展。与此相适应，预算管理理论研究也伴随着预算实践的发展而出现日益繁荣的局面。据笔者对会计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2-2006年5年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进行统计，以预算管理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篇数近300篇，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每年论文数量增加幅度较大(2002年至2006年占比分别为6.45％、8.47％、22.18％、27.02％、35.88％)。这表明，预算管理理论研究已经成为了我国管理及会计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与西方国家预算管理研究相比较，我国预算管理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目前情况看，主要呈现出与预算管理实践相脱节、研究范式严重落后、缺乏理论基础等特点(郑石桥，马新智，2006)。如何改变目前国内预算管理研究现状，有效提高预算管理理论研究水平，是理论研究工作者必须解决的课题。

二、权变理论及其启示

(一)权变关系的涵义权变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弗雷德・卢桑斯(Fred Luthans)认为，权变关系是一种在两个或更多的变量之间的功能性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被简单化地表述为一种“if―then”的关系。其中，“if”是自变量，而“then”是因变量。具体在Contingencymanagement中，“如果”(if)表示的是组织的内外环境因素，“那么”(then)表示的是管理思想和方法。所谓Contingency relationship就是组织的环境自变量与管理因变量之间的对应关系(FredLuthans，1976)。

(二)权变管理理论涵义所谓权变管理理论，是指以组织的系统观为基础，以组织的环境变量与管理变量之间所存在着的权变关系为研究对象，强调管理活动应与组织所处的具体环境相适应，旨在提出一定环境条件下，可采取的最适宜于实现组织目标的管理方式的一种管理理论。其基本观点包括：一是系统观。权变理论将组织视为一个与其环境不断相互作用而获得发展的开放系统。所以组织管理活动所构成的管理系统，必须置于整个开放系统中来认识。二是随帆直变原则。不可能存在某种适用于一切情况和一切组织的普遍管理原则和方法，只能依据各种具体条件选择适宜的管理方式，做到随机应变。这是权变方法的基本原则。三是环境因素与管理方式存在着的权变关系。在“一定的环境条件”的根本前提下，存在着最适于实现组织目标的管理方式这一核心观点。并不存在着适用于任何条件下的“普遍性原则”。

(三)权变理论的启示作为管理理论研究方法论，权变理论的启示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一是系统性。权变理论与系统理论和系统管理理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系统的观点是权变理论最基本的观点，认为管理的各种因素是共存于一个统一和联系的整体的，在选择管理的方式时，必须加以通盘的考虑。权变理论并不满足于只对组织内部机制或者其中某一具体范畴的了解，而且要分析组织系统与外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二是实证性。企业的管理实践是检验一切理论的最终标准，实践研究能够导致更为有效的现实管理活动。而权变理论正是努力将实践研究的结果变成方法和特定情境下的精神，促进更有效的管理，以达到管理的目标。三是多维性。权变理论认为管理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必须采用多维分析技术以确定不同变量的组合所产生的特定结果。在实践中，完备的多维分析是很难实现的，作为管理研究者，要从现实众多的变量中进行提炼和分析，找出那些最为重要的因素，从而实现有限的多维分析。

三、预算管理的产生和发展与权变理论

(一)起源阶段预算(budget)最初是在英国的财政管理中使用的一项管理工具，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财政的收支平衡(苏寿堂，2001)。20世纪19世纪末，为了限制广告费用的支出，美国企业首先将预算引入企业内部费用控制之中(迈克尔・查特费尔德，1989)。这是基于当时管理手段匮乏、没有更好方式进行成本控制的内在要求所致，也是现代企业预算管理的正式发端。随着一战后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在企业内部就产生了分层管理。而随着分层管理带来的层级之间利益如何协调，在当时就凸显成为一项重要课题。与此同时，企业生产规模的盲目扩大也导致了一些企业出现了生产过剩、产品销路不畅等问题。所有这些因素，迫使企业寻求对市场进行预测、计划内部生产能力与外部市场需求相协调的方法。于是，杜邦(DuPont)化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Motors)就率先将预算引人企业管理，以此来计划、协调、控制企业的管理行为。与此同时，管理学理论的发展也对预算管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20世纪初的前30年里，古典管理理论中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及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深刻影响着预算体系的构建、资源配置和行动协凋等职能的发挥，而建立在“科学管理理论”基础上的标准成本制度、差异分析等方法后来则直接成为预算管理的重要内容。1922年，麦金西(Mekinsey)出版了《预算控制》(Budgetarycontr01)一书，从控制角度详细介绍了预算管理理论与方法，标志着企业预算管理理论正式形成。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促使“预算制度在企业得到了急速的普及”(小林龉，1998)。其他国家如英国、日本、德国一些企业开始仿效，也采用预算制度。

(二)发展延伸阶段自20世纪20年代预算方法在美国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产生之后，很快就被大型现代工商企业普遍使用。随后的几十年中，企业预算管理先后受到会计理论及其他管理思想发展的影响，在管理方法、管理理论上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二次大战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社会生产力快速提高，也导致了生产的日益社会化程度提高。从内部来看，由于资本的进一步集中，跨国公司的大量涌现。企业规模也日益庞大，生产和经营就日趋复杂，对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从外部来看，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瞬息万变，竞争更加剧烈。这些新的环境和条件，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要求企业将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置于首位。为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西方会计学吸收了自20世纪20年展起来的一些专门用于提高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方法，以帮助管理当局进行预测、决策、组织和控制生产经营活动，提高企业竞争能力，这些方法的产生也促进预算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20世纪40年代末期，西方各种新的管理思想应运而生，各种新的管理学派及新的学科不断出现。这些新的管理思想和学科也对预算管理理论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行为科学，在行为科学管理思想的影响下，企业预算管理增加了行为管理的内涵。一些实行预算管理

的企业开始提倡和实行分权式的民主参与管理，使预算的编制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反复循环，形成了参与性的预算管理。在预算编制过程中由于预算执行者直接参与了编制，使编制的预算更加贴近实际，同时还提高了预算执行者对预算的认识，使其努力与组织的预算目标相一致，从而促使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余绪缨，1990)。在此期间，预算参与这一重要范畴应运而生。与此同时，预算执行结果与实际经营和管理目标之间的差异，也被认为并使用作为各下层企业和部门业绩评价最常用的依据，并且评价与结果还会与奖惩制度相联系。评价方法和奖惩机制也进一步影响了管理者和雇员以后的行为取向。这样，基于预算目标完成结果评价经营和管理业绩的预算强调范畴，也在这时产生了。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受企业组织内外部环境因素和管理理论发展最新成果的影响，企业预算管理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扩展和完善。主要表现在：一是在行为科学理论的影响下，人们认识到预算管理系统本身也可以影响组织绩效。如确定更具激励性的预算目标、更具参与性的预算编制程序，以及预算与薪酬的更直接的关系可以更好的激励员工，提高组织绩效。二是预算管理奠定了其在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核心位置。David Ofley教授认为预算管理是为数不多的能将组织的所有关键问题融合于一个体系之中的管理控制方法之一(DavidOthy，1999)。三是越来越多的人充分认识到，预算管理的精髓在于“权责分散基础上的集中控制”(centralizedcontrolwithdecentralized responsibility)。预算管理在这一时期得到完善和扩展之后已趋于成熟，形成了如今被称为“传统预算管理”的标准模式。另外，在这一阶段，人们发现了预算松弛(Budgetaryslack)现象。Low＆Shaw(1968)发现，销售部门的经理在“以预算的实现程度决定报酬多寡”的报酬系统下，会产生预算松弛行为；Schiff＆Lewin(1968)发现，“预算松弛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松弛程度(以经营费用预算为例)可能达到20％～25％。这些发现是预算倡导者Argyris(1952)和Hotede(1967)以及很多研究者始料未及的。此后预算松弛始终是困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一大难题，从20世纪60g代开始40多年来，对预算松弛的问题研究，一直受到西方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三)成熟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企业预算管理趋于成熟。通讯的发达，以及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对信息的获得、传递和分析处理更加准确可靠，从而为预算管理的发展提供了速度更快、质量更高的预测决策信息资料，大为增强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预见性和应变能力。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将企业细化为许多互相协作、互相支持的子系统，形成了面向供应链的预算管理体系。但在这一阶段，随着社会经济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竞争性大为增强，特别是九十年代中期内部组织结构呈现出模块化组织(ModularOrganmafion)和模块化簇群(ModularCluster)的特征。这种变化动摇了传统预算管理得以运行的基础和前提，预算管理难以适时适地做出与环境变化相对应的调整、预算管理过程产生的较高管理成本，以及预算主体之间的利益不能很好地协调等诸多缺陷越发凸显，传统预算管理就进入了与组织外部环境及内部环境相冲突的阶段。基于这种情况，预算管理理论形成为对立的两种态度，也据此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持预算改进态度，另一个阵营持超越预算态度(冯巧根，2005)。预算改进态度，认为应该继续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针对预算管理本身存在的缺陷，有目的地加以改进，使预算能够适应内外部环境条件，焕发新的生命力；而超越预算态度(beyondbudgetery)则认为，预算管理的种种缺陷表明，其无法和现实情况相调和，应当摒弃预算管理手段，以其他预算以外的管理手段取而代之(林峰国，2005)。

四、中预算管理研究与权变理论的中外比较

(一)西方预算管理研究的特点严格来讲，自预算管理实践产生，国外的预算管理理论研究就已经开始，但研究规模、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数量步入较高层次，则是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张朝宓、卓毅、胡春香，2003)。笔者认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较高层次预算管理的研究，具有以下基本特点：一是从研究主题来讲，来源于实践，并富有深度，而非学者凭空想象出的问题。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预算功能、预算目标紧度、预算松驰、预算参与、预算强调、预算整合和资本预算等。二是从研究方法来讲，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流方法，这里又可以划分为三种情况：绝大部分研究采用多级量度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多元统计分析；部分研究采用现场访问的方式收集数据，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多元统计分析；有为数不少的案例研究(郑石桥、马新智，2006)。三是针对预算管理的研究大多数以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为基础，从一定的理论出发来研究预算问题，而不是就预算论预算(郑石桥，马新智，2006)。主要的理论基础包括：权变理论、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控制理论、博弈理论、行为理论和心理学理论等。正是由于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来研究预算管理，所以这种研究具有系统性，并且能够站在较高层次，将预算管理置于更大的系统中来分析和考察，避免了就预算论预算的窘境。

(二)我国预算管理研究特点与西方国家的研究相比较，我国的预算管理研究起步较晚，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研究主题理论色彩浓厚，许多主题来源于学者的主观想像，而不是来源于实践(李志斌，2006)。国内预算管理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预算管理现状判断，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预算管理的基本状况；预算起点，研究预算的编制从什么指标开始；预算目标，研究预算指标体系的构成；预算编制，大多数是就预算编制的滚动预算、弹性预算、零基预算、作业基础预算、战略导向预算等先进的预算编制方法，或者预算编制程序等方面为讨论对象；预算控制，研究预算管理与内部管理控制之间相互协调，共同发挥作用；集团预算管理，研究企业集团预算管理模式等。二是从研究方法来讲，规范研究是主流方法，有少数的案例介绍，但不是以案例为基础的研究(李志斌，2006)。也有少数问卷调查，但这种调查不是为多元统计分析收集数据的调查，而是为了解现状的描述性统计进行的调查，所以不能作为真正的实证研究方法。三是缺少理论基础，就预算管理问题本身论预算管理。笔者查阅了国内有关预算管理理论研究的文献，很少有涉及到以现代管理学理论中的企业组织理论、社会行为理论和管理者心理理论等为基础的分析，绝大多数文献都是就预算论预算。

五、结论殛建议

(一)研究结论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预算管理是企业内部经营和管理的重要手段，预算管理系统也是企业管理控制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何选择合理科学的预算模式，看待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都应当首先根据环境条件，即对这些问题的客观影响因素一来确定，然后在此基础上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找到这些客观因素的影响方向、影响程度。并继续在此基础上寻求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