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信用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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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信用的主要形式范文第1篇

2、从法律的理念看，商业信用具有四个特点：

商业信用具有财产性，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物化的信用，衡量商事主体信用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其拥有财产的多寡，因此，我国公司法确立了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其旨在维护和保障商事活动中商业信用的财产基础。

商业信用具有外在性，商事交易奉行外观主义，以交易双方当事人表示的外部行为为准，根据外部行为来推定内心意思，其目的在于保护交易安全，促进交易效率，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商业信用具有制度依赖性，它需要许多具体的制度安排来促进。商业信用是由各种商业习惯在长期的交易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信赖，这些习惯在现代社会逐渐制度化，比如，信息披露制度，公示制度，信托制度等等。

商业信用的主要形式范文第2篇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商业信用的使用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基于彼此信任而产生的一种融资形式，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商业信用竞争性假说认为企业之所以提供商业信用是为了在市场中求得竞争优势，尤其是中小企业，他们将商业信用作为一种竞争手段以扩大销售收入。而商业信用买方市场理论则认为，由于买方强势的存在，那些买方即使不存在融资约束，也同样会通过商业信用挤占交易伙伴的流动性。虽然这两种学说的出发点不同，但结论却存在着一个共性，即竞争压力大的企业通过商业信用的提供将自身资金的流动性转让给合作伙伴。对比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的资本成本，支持融资比较优势理论的学者普遍认为商业信用是一种廉价的融资方式。当企业具有相对强的市场地位，且其供应商或者供货商的市场地位不高、讨价还价能力较弱时，具有强市场地位的企业就会利用预收货款或者延期付款的方式，要求其供应商或者供货商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VanHoren（2005）以及Giannetti等（2010）认为竞争优势的存在能够促进商业信用的提供，主要原因在于竞争优势的存在使得企业具有了不同的市场地位，相对优势企业可以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一方面可以通过给予少量的折扣，另一方面也可以采用威胁停止供货或者更换供货单位的方法，迫使交易伙伴为其提供廉价的商业信用。高市场地位企业也无需担心不提供商业信用会导致客户流失，因为采用不合作的策略，这些买方客户将要付出高额的信息采集成本、信息筛选成本以及重新缔约成本，另外还要承担一定新材料带来的产品质量风险，其变更成本显得得不偿失。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与市场地位正相关。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是企业经营性融资的两种主要来源。在分析商业信用的信贷传导效应中，我们不能忽视市场地位对银行信用的影响，因为市场地位的存在将对信用传导效应起到一定的修正作用（存在加强或者削弱的效应）。对企业而言，向交易伙伴提供商业信用的成本是高昂的，因为向交易伙伴提供应收款等商业信用会挤占企业的货币资金，增加财务费用，对企业的正常经营带来不利影响。正如余明桂、潘红波（2010b）所说，对于融资约束趋紧的企业来说，在难以获得银行信用的情况下，为交易伙伴提供商业信用将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

还有一些中小企业为了维持正常的销售，不得不将自己获得的银行信用通过商业信用的形式提供给市场地位高的企业，那么此时向客户提供商业信用的成本将是高昂的。但倘若一个企业能获得较多的银行信用，这些银行信用势必将降低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成本，因为在企业获得较多银行信用时，企业可以抵消提供商业信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利用银行信用合理安排财务活动和日常经营活动。张军、金煜（2005）认为银行作为一种能集聚社会财富，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合理配置的有效中介机构，其功能的发挥有赖于价值的发现和有效的监管，换而言之，就是指银行要发现优质的企业并对该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此时，市场地位高的企业更符合银行的价值发现要求。祝继高等（2009）通过研究发现，通常银行是否对一个企业进行授信，主要考量拟授信企业的资质以及拟授信企业的违约风险，一般情况下，大型企业，尤其是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在银行信贷评价体系中更易于符合银行授信的要求；同时余明桂、潘红波（2010b）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国有企业（市场地位一般较高）获得的银行信用要显著多于非国有企业，因此有理由推断，市场地位高的企业更易于符合银行授信的要求，获得更多银行信用。故可得假设2：假设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获得的银行信用与市场地位正相关。那么，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的传导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本文将对商业信用进行区分，分别从商业信用的获得、净商业信用和商业信用提供的角度进行一系列的考察。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信贷市场存在普遍的信贷配给现象。依据商业信用的信贷配给理论，在信贷配给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企业会将商业信用作为银行信用的融资替代品使用，造成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之间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现象，即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之间会存在替代效应（FismanandRaturi，2004；Love，etal.，2007；Nilsen，2002；Paula，etal.，2008；Cull，etal.，2009）。根据商业信用的竞争性假说和商业信用经营性动机里的促销动机，我们知道商业信用的提供可能是由于交易伙伴的强势或者是为了更好的营销。纵观商业信用微观领域的研究成果，商业信用的使用已经从最初的融资需求逐步转变为企业低成本获取资金流动性的竞争手段。石晓军和李杰（2009）的研究指出，商业信用的使用与否仅仅取决于供应者的意愿，只要供应者愿意为交易伙伴提供商业信用，交易伙伴必然就会使用，因而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商业信用融资的廉价。目前中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较低，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核心竞争力，所以中小企业不得不将商业信用作为一种竞争手段来进行有效的促销，以维持企业的正常经营。徐晓萍和李猛（2009）通过对上海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也证实了上述观点。同时也有学者猜测政治联结的存在有利于企业商业信用的获得，但市场地位低的企业在寻求政治关系时往往要付出高昂的寻租成本，而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政治关联上拥有天然的优势。根据上述分析，有理由推测，对于市场地位低的企业，其通过商业信用进行融资将比银行信用融资更难，因为市场地位低的企业如果不给交易伙伴提供商业信用，企业可能会因此丧失销售产品的机会，影响正常经营；而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在轻松获得低成本的商业信用后，自然会减少对银行信用的使用，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a和3b：假设3a：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获得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假设3b：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比市场地位低的企业，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商业信用的获得与银行信用之间的替代效应更为显著。站在商业信用的再配置角度，诸多学者认为易于获得银行信用的企业会将这些易得的信贷资金以商业信用的形式再配置给那些难以获得银行信用的合作企业。根据Biais和Gollie（r1997）以及Frank和Maksimovic（2005）的研究，他们认为银行信用影响着商业信用的提供量，商业信用和银行贷款之间呈现出传递效应。那么市场地位的差异是否会影响这种传递效应的发挥呢？一般来说，在中国国有企业由于政治联系的存在而获得了一定的市场垄断性，所以其市场地位相较于私有企业一般处于强势地位。余明桂、潘红波（2010b）通过实证指出在中国信贷配给和所有制歧视的条件下，国有企业银行信用的获得量显著多于民营企业，但是在商业信用的提供上却呈现出相反趋势。这样的结果说明，私有企业商业信用的再配置效应要好于国有企业，即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信用但并没有发挥好信用的传递功能，而私有企业尽管只获得少量的银行信用却较好地发挥了信用的传递功能。张杰和刘东（2006）、徐晓萍和李猛（2009）的实证研究也指出，在中国商业信用在不同市场地位企业之间的分布实质上体现了一种竞争态势，中小企业由于竞争劣势地位而不得不向优势企业提供资金的流动性。江伟和曾业勤（2013）通过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研究，证实在中国的非国有企业以及处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的企业，其商业信用的传递效应发挥得更好。因此本文推测，相比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市场地位低的企业的商业信用提供与银行借款之间的传递效应将更加显著。所以本文提出假设4a和4b：假设4a：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银行借款与商业信用提供之间存在传递效应。假设4b：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比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市场地位低的企业的商业信用提供与银行信用之间的传递效应更为显著。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本文选取了2010~2012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非金融保险类企业作为研究初选样本，剔除了交叉持有A股和B股的公司、ST公司和财务不完整的公司，通过筛选得到符合条件的样本5647个。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由于CSMAR国泰安数据库中“利息支出”缺失严重，本文为保证数据库数据的一致性，拟采用CSMAR数据库中上市公司的财务费用进行替代，并剔除财务费用为负的数据，最终得到样本4019个。所有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统计分析软件是stata10.0。

（二）变量设计为了检验假设，本文在参考VanHoren（2007）、张新民等（2012）的模型基础上，对变量进行设计：Tradecrediti，t代表商业信用，是被解释变量，分别由净商业信用融资额NETAi，t，商业信用的获得APi，t以及商业信用的提供ARi，t表示。净商业信用融资额NETAi，t=（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此指标将用年末总资产进行标准化，表示商业信用的获得净额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商业信用的获得APi，t=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该指标用年末总资产进行标准化，表示企业通过商业信用融资这种渠道所获得的总资金；商业信用的提供ARi，t=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用年末总资产标准化，表示企业通过商业信用融资这种渠道为其他企业提供的融资额占总资产的比重。Bankaccessi，t代表银行信用，是被解释变量，在不同模型中也作为解释变量，由于很难获取上市公司的银行信贷数据，通常的办法是选择企业的利息支出作为替代变量。本文的分析也想采用相同的方法，但是在下载CS-MAR数据库数据时发现企业利息支出缺失严重，所以在参考张新民等（2012）文献的基础上，采用“SBAi，t=短期借款/年末总资产”作为银行信用Bankaccessi，t的变量，同时引入正财务费用变量①Intexpi，t来替代“利息支出”作为Bankaccessi，t的变量，以求实证能够得到一定的稳健性。HHIi，t代表市场地位，是解释变量，本文拟采用赫芬达尔指数（即市场占有率指标）作为企业市场地位的衡量指标。企业市场占有率代表企业的营业收入占企业所处行业营业收入总和的比重，表明企业在整个行业中的“竞争优势”。所以本文将市场地位这一变量定义为企业第i年的营业收入占行业内所有企业的年度营业收入之和（X=ΣXi）的比例。有关控制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为了检验假设，本文在参考VanHoren（2007）、张新民等（2012）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市场地位与商业信用融资：

（四）描述性统计表2列出了引入“正财务费用”作为“利息支出”替代时4019个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在总样本（5647）HHIi，t中位数的基础上，将样本划分为市场地位高组和市场地位低组，从而得到市场地位高组样本1863个，市场地位低组样本2156个。在样本中，可以发现净商业信用占上市公司总资产的比重达到1.0333428%，说明中国沪深两市A股的上市公司总体上是商业信用的获得者。市场地位高组的商业信用提供量APi，t小于市场地位低组，而商业信用的获得APi，t和净商业信用NETAi，t却大于市场地位低组，这说明市场地位低组企业在商业信用的获得方面处于劣势。

（五）相关性分析从表3的Pearson（双侧）相关性检验来看，主要变量除了ARi，t、APi，t和NETAi，t之间的系数大于0.5以外，其他变量系数基本都小于0.5，并且ARi，t、APi，t和NETAi，t在后续的回归过程中，不会同时作为自变量，说明本文变量的选择不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为了进一步对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本文在回归过程中对每一个模型都进行VIF检验，VIF值都小于5，VIF检验结果与Pearson（双侧）相关性检验的结果相符，从而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数据的可靠性。从Pearson（双侧）相关性检验的系数矩阵来看，表3中Bankaccessi，t的变量SBAi，t和Intexpi，t与净商业信用融资额NETAi，t和商业信用的获得APi，t存在负相关关系且相当显著，这意味着商业信用的获得与银行信用之间存在替代效应。HHIi，t作为市场地位的变量，与净商业信用融资额NETAi，t和商业信用的获得APi，t显著正相关，说明随着市场地位的提升，企业将获得更多低成本的商业信用融资，这与商业信用的竞争性假说相符。

从商业信用的提供ARi，t与银行信用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Bankaccessi，t的变量SBAi，t和Intexpi，t与ARi，t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这意味着商业信用的提供与银行信用之间存在强烈的“传递效应”。从相关性系数的角度来看，这已经能够初步证明本文的假设1、假设3a、假设3b和假设4a。通过对表3中HHIi，t与Bankaccessi，t的变量SBAi，t的观察，本文发现市场地位与企业银行信用的获得并没有存在显著性的关系，HHIi，t和Intexpi，t的相关系数中甚至出现了负的关系，此时有理由怀疑假设2可能通不过检验。此外，从所有权性质Soei，t的角度来看，在所有制差别条件下，国有产权与净商业信用融资额NETAi，t和商业信用的获得APi，t显著正相关，说明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商业信用融资，但是Soei，t与商业信用的提供ARi，t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说明国有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较少，从这两点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商业信用的再配置效应要弱于非国有企业，这与余明桂、潘洪波等（2010b）的研究结果相类似。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接下来，检验市场地位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中，Tradecrediti，t的变量包括商业信用的获得APi，t和净商业信用融资额NETAi，t。在市场地位HHIi，t与APi，t的回归结果中，表示市场地位的变量赫芬达尔指数的回归系数为0.3789203，显著为正，这说明当企业市场地位越高时，企业获得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和预付账款越多，从而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红利。同理构造以市场地位HHIi，t与净商业信用融资额NETAi，t的回归方程，此时因变量NETAi，t用以衡量应付类账户减除应收类账户后净商业信用的获得量。在回归结果中，市场地位变量赫芬达尔指数也显著为正，回归系数为0.2885623，同样也能说明当市场地位越高时，企业将从商业信用融资渠道中获得更多的融资额。换句话说，随着企业市场地位的不断提升，企业将更加注重运用商业信用策略，从而更有实力减少经营性货币资金的“被占用”，所以本文的假设1得到验证。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商业信用的竞争性假说，当企业拥有较高市场地位时，企业将视商业信用融资为一种低成本攫取交易对象流动性的手段，在本文的论证中也能有所体现。在控制变量方面，Soei，t在对APi，t、NETAi，t的回归中，系数分别为0.0073826和0.0154139，显著为正，表明国有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显著多于民营企业，在中国由于国有企业大都拥有一定的政治联结，其市场垄断地位远远大于民营企业，这也能从侧面验证假设1。在企业规模Sizei，t方面，对APi，t、NETAi，t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95446和0.0200077，且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规模对商业信用的获得也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若以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的市场地位越高为前提，也能从侧面进一步验证假设1。在模型2中，在HHIi，t对SBAi，t的回归过程中，回归系数为-0.0988034，并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市场地位的高低与否对银行信用的获得并没有帮助；在HHIi，t对Intexpi，t的回归过程中，回归系数为-0.0112654，在统计上也不显著，所以有理由得出假设2并不能得到证明。在控制变量Soei，t方面，Soei，t对SBAi，t的回归中，回归系数为-0.0146314，且显著为负，从这点上说似乎与常理不符；而在Soei，t对Intexpi，t的回归过程中，回归系数为0.0002537，这说明所有制在样本企业获得银行信用融资方面存在一定正向影响，虽然系数不显著，但是中国学者方军雄（2007）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解释。他认为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不断改革和创新，金融业市场化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信贷资源的配给现象和所有制歧视也在逐步淡化，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贷款数额、贷款利率和贷款期限结构上的差异都在逐渐缩小，这与刘小鲁（2012）的研究存在一致性。由此可见，Intexpi，t作为Bankaccessi，t的变量更加符合实际且更具说服力，所以在后续的研究中都会将银行信用的变量设为Intexpi，t。虽然假设2并不能得到证明，但在回归结果上，可以看出中国金融体系正在逐步打破所有制上的歧视，这对中国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是一件好事。在表5中，模型3在未引入交互项Intexpi，t×HHIi，t时，Intexpi，t对APi，t的回归系数为-0.3343466，Intexpi，t对NETAi，t的回归系数为-0.3961203，均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见企业的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存在显著的反向替代效应，换句话说就是，当企业对银行信用的使用越少时，那么对商业信用的使用就会越多，此时商业信用的信贷传导就会呈现出替代效应的结果。商业信用的获得（APi，t）与银行信用之间的检验结果以及净商业信用的获得（NETAi，t）与银行信用之间的检验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3a，且与石晓军和李杰（2009）及Cull等（2009）等人的研究结论存在一致性。在表5中，模型3引入交互项Intexpi，t×HHIi，t时，交互项Intexpi，t×HHIi，t的系数为-0.3689928，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通过引入交互项，模型的拟合度从0.2714上升到0.2752，这说明交互项的引入符合模型设定。从HHIi，t的回归系数来看，HHIi，t的回归系数显著由0.4971913提高到0.82612，这可以说明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之间的替代效应在市场地位高组更加显著，由于市场地位低的企业处于竞争劣势，它们可能不得不将商业信用作为一种促销手段或维系客户的手段，从而促进产品销售、维持日常经营，实证结果有效支持了本文的假设3b。同理在对NETAi，t的回归中引入交互项Intexpi，t×HHIi，t后，HHIi，t对NETAi，t的回归系数具有明显的提升效果，与上述结果一致，这也说明本文假设3b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在模型3中，为进一步加强结论的稳健性和说服力，将采用对比分组研究，此时将样本根据市场地位的不同分为高组和低组。如表6所示，观察Intexpi，t的系数，无论市场地位高组还是低组其系数仍显著为负，这说明，替代效应在市场地位高组和市场地位低组都存在。在Intexpi，t对APi，t的回归过程中，市场地位高组的回归系数为-2.012019，其绝对值明显高于市场地位低组的-1.476781，由两者回归系数的比较可知，替代效应在高组更为显著。同理，Intexpi，t对NETAi，t的回归系数在市场地位高组的绝对值明显高于市场地位低组。分组对比研究的结果也有效支持了本文的假设3b。假设3b也与前述的假设1和假设2的结论存在对应关系，因为市场地位高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商业信用融资，但在银行信用的获得上与市场地位低的企业没有较大差别，因此两者的替代性更强。而市场地位低的企业获得商业信用融资较为困难，常常需要为客户提供商业信用，因此其商业信用的获得与银行信用的替代性相对较弱。在表7中，模型4在未引入交互项Intexpi，t×HHIi，t时，Intexpi，t对ARi，t的回归系数为0.2312479，表明商业信用的提供与银行信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虽然HHIi，t对ARi，t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两者之间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此时只能说明本文的商业信用的提供与银行信用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证明了假设4a，但是只能说明假设4b在样本内存在，不能向外推广。当模型4引入交互项Intexpi，t×HHIi，t时。HHIi，t的系数为0.211036，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通过引入交互项，模型的拟合度从0.4199上升到0.4213，这说明交互项的引入符合模型设定。从HHIi，t的回归系数来看，HHIi，t的回归系数由不显著的-0.0640224变为-0.2536361，在引入交互项Intexpi，t×HHIi，t后，HHIi，t的回归系数不仅显著性提高，而且系数绝对值更大，说明相比市场地位高的企业，市场地位低企业的“传递效应”更为显著，有效证明了假设4b。在模型4中，本文根据市场地位变量的高低，将样本进一步划分为市场地位高组和市场地位低组，如表7后两列所示，Intexpi，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无论市场地位的高低，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之间都存在传递效应。在Intexpi，t对ARi，t的回归过程中，市场地位高组的回归系数为1.322778，该值明显低于市场地位低组的1.711259，由两者回归系数的比较可知，传递效应在市场地位低组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这说明分组样本的验证也支持了假设4b。这种传递效应可能是商业信用再配置效应的发挥，具有主动性，也可能源于“传递效应”具有被动性，当企业将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竞争的手段时，实际上商业信用就成为优势企业低成本掠夺客户资金流动性的一种方式。在模型4中，APi，t对ARi，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企业在对外提供商业信用时，也要求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即当自己拥有应收而未收账款时，也想拥有更多的应付而不付或者推迟付款的账款，从这点来看，中国的企业普遍具有一种债务拖延现象，说明中国商业信用的利用效率不高。中国学者刘小鲁（2012）的研究也表明，拥有更多应收账款的企业大都倾向于扩大应付账款规模，从而使企业间的债务连接复杂化，呈现出较强的“三角债”趋势。他指出若商业信用的使用是出于此种动机，这不仅不能改善货币资金的配置效率，反而会增加市场风险和交易费用，所以从这点来说商业信用的使用值得警惕。

四、结论

本文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12年的数据，检验企业市场地位对商业信用及其信贷传导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商业信用的获得普遍向市场地位高的企业集中，而银行信用的获得与企业市场地位间并不存在一定的必然关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的获得存在替代效应，与商业信用的提供存在传递效应；进一步根据市场地位进行分组发现，相比市场地位低组，替代效应在市场地位高组更为显著，与此相反，相比市场地位高组，传递效应在市场地位低组更为显著。

商业信用的主要形式范文第3篇

关键词：商业信用；负债；筹资

众所周知，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现代经济运行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市场繁荣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样也面临着许多的困难，例如融资困难。民营企业所获得的融资资金支持与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称。由于民营企业融资对银行贷款的过分依赖，而银行却又普遍不愿意贷款给民营企业，导致了民营企业所能融集的资金较少，很难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融资存在较大困难。融资困难，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企业的原始资本是股东等筹集起来的，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光靠原始资本是远远不够的。企业往往在股票上长期负债（长期借款和债券）、短期负债等方式筹资。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股票上市、向金融机构借款、发行债券，都是相当困难的，然而短期负债中的商业信用筹资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相当适用。

商业信用是指在商品交易中由于延期付款或预收货款所形成的企事业间借贷关系，商业信用产生于商品交换之中。是所谓的“自发式筹资”。它运用广泛，在短期负债筹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商业信用的具体形式有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等。

一、利用商业信用负债筹资的特点

商业信用负债筹资所筹资金的可使用时间短，一般不超过一年，具体讲有以下几个特点：

1、筹资速度快，容易取得

长期负债的债权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往往要对债务人进行全面的财务调查，因而筹资所需时间一般较长且不易取得。商业信用负债在较短时间内即可归还，故债权人的顾虑较少，容易取得。

2、筹资富有弹性

举借长期借款，债权人或有关方面的经常会面债务人提出很多限制性条件或管理规定；而商业信用负债的限制相对宽松，使筹资企业的资金使用较为灵活，富有弹性。

3、一般地讲，商业信用负债的利率低于长期负债，商业信用负债筹资的成本也就低。

4、筹资风险高

商业信用负债需要在短期内偿还，因而要求企业在短期内拿出足够的资金偿还债务，若企业届时资金安排不当，就会陷入财务危机和信用危机。

二、在利用商业信用负债筹资中如何降低成本

商业信用负债筹资中的应付票据、预收账款筹资企业较好掌握，主要注意应付账款的处理，这也是商业信用筹资的主要渠道。

应付账款是企业购买货物暂未付而拖欠对方的款项，即卖方允许买方在购货后一定时间内支付贷款的一种形式。卖方利用这种方式促销，而买方来说短期付款则等于向卖方借用资金购进商品，可以满足短期的资金需要。

应付账款有付款期、折扣等信用条件。应付账款可以分为免费信用，即买方企业在规定的折扣期内享受折扣而获得信用；有代价信用，即买方企业放弃折扣付出而获得的信用；展期信用；即买方企业超过珠信用期推迟付款而强制获得的信用。

企业采取那种信用方式，要根据企业的周转资金情况，并考虑应付账款的成本和企业的信用，应付账款的成本可以从以下公式算出：

放弃现金折扣成本＝折扣百分比/（1―折扣百分比）×360/（信用期―折扣期）

上式中折扣百分比是卖方规定在多少天内付款享受的折扣百分比，信用期内是最迟不超过多少天付款、折扣期是卖方规定享受折扣的期限。

从上述可以看出，放弃现金折扣的成本与折扣百分比的大小、折扣期的长期同方向变化，与信用期的长短反方向变化，如果企业放弃折扣而获得信用代价是较高的，企业在放弃折扣的情况下，推迟付款的时间超长，其成本越少。

三、在利用商业信用负债筹资中应注意的事项

1、企业在利用商业负债筹资过程中，必须信用第一，卖方企业主要考虑的是企业的信用，所以企业应当按规定的时间及时付款，这样才能连续不断利用商业信用负债筹资。

2、正确处理企业利益与债权人利益的关系，企业在产品供不应求的时候，往往考虑的是企业如何获得更大的利益，加大资金投入，造成流动资金严重缺乏，不能及时向债权人付清货款，造成企业商业信用下降，从而利用商业信用筹资的机会，企业由于没有流动资金，生产不得不停止。这样做，对企业长期稳定发展是不利的。

3、力求收支的动态平衡，确保及时付款，产品销售后收回货与应付利用商业信用所“借支”的款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合理利用这个时间差，就会在应付款之前就已经有货款收回，并且收回的货款因大于应付款，所以企业会有相当大的结余，这样做，既保证能及时付款，确保商业信用又能满足企业流动资金的需要，对商业企业来说，利用这一方法可以筹资较多的商业信用资金，并且在一定周期内除支出结余外，达到动态平衡，企业勿需准备较多的流动资金，对于工业企业来说，选择多家供货商，合理安排原材料的购进、按时收回货款，这样也能达到动态平衡，最大限度地的利用商业信用负债的方式筹资企业流动资金

总之，企业只有靠信用才能利用商业信用负债筹资，只有靠科学的方法才能源源不断地筹集商业信用负债资金，如果民营企业能充分利用这一法则，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就为最大难题“资金”就会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刘康兵，尹伯成.资本市场不完美、信贷配给与公司投资.世界经济文汇,2007(6).

商业信用的主要形式范文第4篇

摘 要：作为国家宏观调控重要工具之一，货币政策调整会影响企业融资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经营业绩。运用我国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银行借款减少，转而寻求商业信用。由于商业信用净额增加小于银行借款减少，货币政策紧缩导致企业融资不足使得企业业绩增长放缓，且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的企业受到的影响越大，但该影响只存在于非国有企业。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货币政策对企业业绩的传导机制，对处于三期叠加时期的我国企业与我国经济都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关键词： 货币政策；外部融资依赖；商业信用；企业业绩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6）05-0031-07

商业信用是除银行借款外企业最为常用的外部融资方式。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重要工具之一，其调整直接影响企业融资行为。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银行借款减少。此时，面临资金需求的企业会转而寻求商业信用以弥补资金的不足。因此，货币政策变化引起企业外部融资行为调整，并进而可能对企业业绩产生影响。本文以2008～2014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以银行借款与商业信用为切入点，对货币政策与企业业绩的关系展开研究。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货币政策与企业银行借款基于信贷配给理论、债务积压理论和市场择机理论的分析，货币政策调整对企业银行信贷产生一定制约，形成融资约束。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银行在面对超额贷款需求时，会通过信贷配给，制定非利率贷款条件迫使部分企业退出借款市场，达到借贷需求平衡[1]。对于已经拥有大量债务的企业，由于旧债权人享有了企业主要的投资收益，潜在的新债权人缺乏投资积极性，极大限制了企业新的外部融资来源[2]。而市场行情也会影响企业的外部融资选择[3]。尽管各理论提出的作用机理不同，但都得出相似的结论，即货币政策会通过银行或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约束产生影响。当货币政策宽松时，货币供应量增加，银行信贷供给相应增加，企业融资约束较小；相反在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因此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设：H1：相对于货币政策宽松时期，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获得的银行借款减少。（二）货币政策与企业商业信用根据信贷配给理论，由于信息不对称，部分企业即使支付再高的利息也无法获得银行借款。货币政策紧缩加剧了此类企业的融资约束。此时，对资金的需求使得企业为了弥补银行借款的短缺，转而寻求商业信用的支持，商业信用成为银行信贷的替代融资方式[4]。一般而言，受到银行融资限制较大的小企业会更多地使用商业信用以保证企业资金需求 [5]，货币政策紧缩更迫使企业转向商业票据融资，紧缩时期银行借款显著减少，商业票据显著增加[6]，小企业提高了对商业信用的依赖程度[7]。而部分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由于无法获得银行的贷款审批，也会更多地使用商业信用[8]。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商业信用的大量存在主要源于与银行信用相比商业信用具有比较优势[9]。商业信用提供方相比银行往往对客户具有更强的控制力，对客户的信息也更为了解，因此他们愿意主动提供商业信用以扩大销售规模。与国外研究类似，国内部分研究支持替代性融资理论，也有部分研究支持融资比较优势理论。针对研究结论的差异，陆正飞和杨德明（2012）[10]将货币政策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发现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商业信用更多地由于融资比较优势而存在；但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由于民营企业遭受的信贷歧视，民营企业会加大对商业信用的使用程度，此时替代性融资理论可以解释我国资本市场大量存在商业信用的现象。供货方给予的商业信用为企业提供了可供使用的资金，是企业外部融资的重要来源。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及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社会信用缺失，使得企业较少主动提供商业信用。基于替代融资理论和前人的研究，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可能更为积极地寻求获得商业信用以满足资金需求。由此提出第二个假设：H2：相对于货币政策宽松时期，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的商业信用净额增加。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获得的银行借款减少而商业信用净额增加。根据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货币政策调整给银行信贷带来直接并强烈的冲击，而对商业信用的作用相对间接并迟缓，导致对银行借款的影响程度大于对商业信用的影响程度。由此提出第三个假设：H3：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银行借款的减少大于商业信用净额的增加，企业商业信用净额对企业银行借款不能形成完全替代。（三）货币政策与企业业绩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企业从银行获得的借款减少。虽然同期获得的商业信用有所增加，但银行借款的减少大于商业信用净额的增加，商业信用净额与银行借款不能形成完全替代，企业外部融资金额实质上有所下降，形成资金缺口，造成企业融资不足。资金缺乏不仅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冲击到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加上货币政策紧缩使得企业资金成本上升，趋紧的货币政策可能降低企业业绩的增长幅度。外部融资依赖是指企业对外部融资来源的依赖程度。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是我国企业最常用的外部融资手段。由于外部债权人对企业行为的控制力较弱，并不能准确了解企业资金的使用去向，信息不对称现象严重[11]，导致外部融资成本相对内部融资较高。因此，由于资金缺口及资金成本的双重压力，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的企业，受外部融资渠道变化的影响越大，货币政策调整的冲击越为明显。此外，由于预算软约束和实际存在的隐性担保，货币政策调整对国有企业融资方面的影响有限。加上国有企业一般自身规模较大、经营业绩较好，又有政治关联等因素，即使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仍然能较为容易地从银行获取所需的资金，因而货币政策紧缩带来的资金不足对企业业绩产生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可能并不存在。由此提出本文假设四：H4：货币政策调整影响企业业绩增幅，且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的企业影响越为显著，但该影响只在非国有企业存在。二、研究设计（一）样本选择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本文选取2008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初始样本②。根据以往研究，剔除了金融保险类、净资产为负、ST及数据缺失的企业，共得到12149个样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③，并经过手工整理计算。考虑到极值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为验证货币政策对企业获得的银行借款的影响，构建模型1如下：LOAN为企业从银行获得的借款总额，包括短期借款及长期借款，用企业总资产标准化。CREDIT表示企业商业信用净额，为企业应付项目减去应收项目的差额，并用企业总资产标准化。MONE为货币政策变量，这里借鉴靳庆鲁等（2012）[12]的方法，用货币供应量M2本年与上年的均值增长率来表示，该值越小，货币政策越趋于收紧，反之趋于宽松。根据假设1，货币政策越紧，企业获得的银行借款越少，预计关注变量MONE系数显著为正。CF为企业经营现金流，用企业总资产标准化，企业需要通过外部融资筹集资金的数量与企业内源融资状况紧密相关。SIZE为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规模大的企业一般发展较为成熟，抵御风险能力强，其较强的偿债能力使其容易得到银行的青睐，提升外源融资能力与经营业绩。OPR为企业营业利润率，用以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由于信贷资金的变化会引起企业资产变化，传统的企业盈利能力指标――资产收益率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的误差，因此本文参照饶品贵和姜国华（2013）[13]的做法，选用营业利润率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盈利能力越强，经营风险越低，外源融资能力也越强。TQ为企业Tobin’s Q值，根据Tobin’s Q理论，企业投资机会及成长能力可以用Tobin’s Q反映。成长能力强、投资机会多的企业，往往需要更多的资金，并有更强的业绩增长趋势。PPE为企业拥有的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当企业拥有较多的有形资产可用于抵押时，能大大提高其外源融资能力。由于不同行业的负债水平和经营业绩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14]，本文以原始值减去行业均值对企业层面变量进行了行业均值调整。同时，模型中加入了年份虚拟变量YEAR以控制年份对企业融资及经营业绩的影响，所有回归都在公司层面进行了聚类。为检验货币政策对企业采取商业信用获取资金的影响程度，构建模型2如下：根据假设2，货币政策收紧时，企业的银行融资渠道受阻，会加大对应付账款等商业信用的使用程度，以弥补银行渠道资金来源的不足，预计关注变量MONE系数为负。如果假设1和假设2成立，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获得的银行借款减少，为弥补资金的不足，企业会争取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导致商业信用增加，商业信用与银行借款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替代。但商业信用是否能够完全替代银行借款？当货币政策收紧时，如果银行借款变动与商业信用净额变动的差额加大，表示银行借款的变化大于商业信用净额的变化，商业信用对银行借款的替代作用越小。由此构建模型3如下：DLC表示企业银行借款变动与商业信用净额变动的差额。根据假设3，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DLC增大，预计MONE系数显著为负。如果假设3成立，货币政策紧缩时银行借款下降大于商业信用净额增长，可能形成资金缺口，外源融资不足导致企业业绩增长放缓。对于企业业绩的衡量，与前文一致，选用营业利润率。由于这里考察的是货币政策与企业业绩增长的关系，所以选用营业利润增长率OPRGROWTH为被解释变量。企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可能对货币政策与企业业绩增长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本文引入外部融资依赖DEPEN作为模型的调节变量。由于企业转让股份获得资金受到众多限制，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成为企业外源融资最常见的渠道。因此企业的银行借款与商业信用净额合计金额越大，企业对外部融资依赖的程度越高。这里采用银行借款与商业信用净额之和（LOAN + CREDIT）表示企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此外，由于货币政策调整影响企业资金成本，资金成本直接进入企业利润表，影响经营业绩，模型中加入利率变量RATE控制资金成本变化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二）回归结果与分析表3为各模型回归结果，其中模型4分为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样本组分别回归，以利于考察企业股权性质对货币政策与企业业绩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模型1检验货币政策调整对企业银行借款的影响。解释变量MONE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相对货币政策宽松时，企业在货币政策趋紧时受到更强的融资约束，银行借款减少，验证了假设1。商业信用净额CREDIT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与银行借款显著负相关，说明商业信用与银行借款这两种企业外源融资方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替代。企业现金净流量CF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经营现金净流量是企业内源融资的一种形式，内源融资充足时，企业会减少从外部筹集资金。企业规模SIZE与银行借款LOAN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规模较大的企业，往往拥有良好的市场声誉与内部积累，抵御风险能力强，更容易获得银行借款。营业利润率OPR与银行借款LOAN在1%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由于盈利能力是银行发放贷款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业绩较好、盈利能力强的企业偿债能力较强，回归结果说明这类企业能够从银行获得更多的借款。反映企业投资机会及成长能力的指标Tobin’s Q值在5%显著性水平下与银行借款LOAN正相关，说明拥有较好投资机会的企业往往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也更需要从银行融资。此外，固定资产比率PPE与银行借款LOAN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说明拥有较多有形资产可用于抵押的企业，其融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模型2用以检验货币政策调整对企业商业信用净额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 MONE与CREDIT在1%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货币政策越紧，企业商业信用净额越高，支持了融资替论，也验证了假设2。银行借款LOAN与CREDIT显著负相关，银行借款下降时，企业为满足资金需求，转而寻求商业信用，与模型一研究结论一致。由于银行借款与商业信用都属于企业外部筹集资金的来源，规模大、营业利润率高、投资机会多的企业同样也容易获得供货方的信任而加大商业信用的提供。因此其余控制变量与模型一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模型3以银行借款变动与商业信用净额变动之差为被解释变量，衡量商业信用对银行借款的替代程度。回归结果显示，MONE与DLC显著负相关，说明货币政策紧缩时，银行借款减少较多，商业信用净额增加较少，银行借款变动与商业信用净额变动的差距增大，商业信用净额的增加并不能完全替代银行借款的减少，验证了研究假设3。模型4检验货币政策调整对企业业绩增长的影响，同时考察外部融资依赖可能存在的调节作用，并分组对比股权性质不同的企业是否在此影响上存在差异。结果显示，MONE在各分组回归中均与营业利润增长率OPRGROWTH正相关，但两者的正相关关系在全样本组中在10%显著性水平下成立，非国有企业样本组中1%显著性水平下成立，国有企业样本组中并不显著。说明当货币政策紧缩时，由于银行借款及商业信用等外部融资渠道受阻，融资成本上升及外部融资不足使得非国有企业经营业绩增长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而国有企业由于银行贷款偏好、政府干预等因素，外部融资渠道一般较为畅通，货币政策变化通过融资渠道对其产生的影响有限。货币政策MONE与外部融资依赖DEPEN的交乘项系数在全样本组与非国有企业样本组分别在10%及5%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的企业，货币政策调整对其经营业绩增长的影响越大。但交乘项系数在国有企业样本组并不显著，说明国有企业即使高度依赖外部融资，货币政策调整影响仍然较小，并不会引起国有企业业绩增长的较大波动。模型4回归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调整与非国有企业业绩增长正相关，且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关系越显著，但该影响在国有企业并不显著存在，验证了假设4。（三）稳健性测试为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分别用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减去GDP增长率和CPI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变量、引入国有企业虚拟变量代替分组回归等方式进行测试，结果与上述回归结论没有实质性差异，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四、研究结论与启示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微观企业行为。本文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银行借款减少，有资金需求的企业转而向商业信用寻求融资，导致商业信用增加。由于货币政策对银行借款的作用直接且强烈，对商业信用的作用相对间接与滞后，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银行借款的减少大于商业信用净额的增加，形成资金缺口，导致企业外部融资不足。货币政策越趋于紧缩，通过银行借款与商业信用的传导，企业经营业绩增幅越小，且外部融资依赖越强的企业，受外部融资渠道及货币政策变化的影响越大，但该影响只在非国有企业显著。本文研究宏观与微观结合，找到货币政策通过银行借款与商业信用对企业业绩产生影响的传导路径，具有一定的实际指导意义。对企业而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必然趋势，企业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只有在宏观经济环境改变时及时调整自身行为决策，才能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企业应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减小对银行借款的依赖才能增强融资的自主性，减小外部环境的冲击。对政策制定部门而言，由于不同企业对货币政策调整的反应并不完全相同，央行应慎重调节货币政策，并充分考虑货币政策调整对不同特性企业冲击的差异，以尽量提高政策制定效率及执行效力。本文研究的局限在于，银行借款与商业信用只是企业部分外部融资渠道，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股权融资也是其主要的资金来源，但本文并未涉及。同时，商业信用的使用，除企业主观意愿外，还受到对方购销政策及意愿的影响，这些因素限于度量的困难也未予以考虑，可能对研究结论产生一定影响。

商业信用的主要形式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小企业；银企关系；商业信用；融资约束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6.019

一、引 言

资金对于企业来说至关重要。企业的生存以及发展，与其能否获得充足的金融支持密切相关。对中小企业而言，尤为如此。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具有“短、频、急”的特点，因而比大企业更易面临融资约束问题。这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也可窥见一斑，金融海啸中最受创伤的就是中小企业，由于宏观经济形势恶化、银行惜贷等原因，大部分中小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资金链断裂，不得不破产倒闭。

国内外的许多研究显示，在中小企业外源性融资渠道的选择当中，最为主要的间接融资渠道包括银行信贷以及商业信用。由于中小企业财务制度不规范，信息不透明，传统信贷技术往往难以有效实施。对于中小企业，应当采取“软信息”关系型信贷[1-5]。所谓“软信息”，就是金融机构在为企业提供各种金融服务时获得的有关企业的可靠性等不易为其他人所观察和证实的信息，这种信息同时也是不容易证实和传递的。其中，“银企关系”是最为重要的因素。银企关系不仅会影响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和贷款期限，对于中小企业的第二间接融资渠道――商业信用也存在一定的影响[6-8]。研究我国银企关系对贷款利率、贷款期限以及商业信用的影响，找到之间的关联，对于我国信贷技术的改善，以及我国中小企业金融支持决策均有重要意义。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一）中小企业关系型信贷相关研究

从本质上来说，中小企业出现的融资困难，多为企业与银行间信息不对称所引起，这是众多金融市场失效表现的一种。为了克服这种市场失效情况，银行和企业间可以建立一种机制，基于企业软信息的关系型贷款正是这样一种用于克服市场失效的机制[9]。

银企关系对中小企业信贷以及企业的成长均有一定影响。何韧、王维诚利用我国1186家中小企业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维持银行关系的时间长度和企业建立关系的银行数量与企业的成长具有负相关性。由于我国银行的信贷更看重的是企业的财务数据、发展前景、风险大小等因素，银企关系长度的重要性并不明显，因而银企关系的长度对企业的成长未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中小企业与银行采用关系借贷融资所形成的关系越深，企业的成长性越好[10]。张杰等基于商业信贷与关系型贷款理论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关系型借贷”在中国的银行机构中并未得到有效使用；因为我国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的严重滞后，与发达国家相比信用体系极不完善，我国中小企业与商业银行间普遍缺乏有效的信用信息，造成商业银行难以对中小企业充分发挥信贷职能。我国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融资困境正是因此而起，同时也对宏观经济发展造成影响[11-12]。Berger等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发现，银企关系对中小企业信用的获得具有“可观测”的影响，稳定的银企关系同时有助于降低贷款利率。但对于不同行业的中小企业而言，这种影响存在较大差异[13-16]。Boot、Cole等也有类似的发现[17-18]。

与普遍认为的银企关系将有效降低企业贷款利率的观点不同，Sharpe，Wilson的研究显示，在银企关系建立的初期，银行一般会向企业提供优惠的贷款。但是，随着银企关系的持续发展，银行将获得某种信息垄断，从而攫取信息垄断租金，逐渐收回前期的优惠，甚至提高贷款利率，恶化企业的贷款条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随着银企关系的持续，企业的融资成本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有所增加[19-20]。

（二）中小企业商业信用相关研究

对于中小企业商业信用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内外所见文献均不多。王鲁平、毛伟平运用中国30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1999-200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银行借款与商业信用总体上与投资支出均呈现负相关关系。而银行借款与投资的负相关性显著强于商业信用[21]。徐晓萍、李猛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处于弱势的中小企业，提供了过多的商业信用。出于竞争的目的，规模越小的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反而越多[22]。石晓军、李杰运用沪深两市1998-2006年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两个融资渠道――商业信用和银行借款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总体平均替代率约为17%，且替代系数与同步宏观经济指标GDP之间存在反周期性规律。而经济周期的变化对商业信用的总体使用水平影响较小[23]。

Bond等在广泛数据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并指出，能否获得足够的商业信用对于英国和德国的中小企业发展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金融约束和限制，关系着企业的成长甚至能否生存[24]。Berger等也在企业市场竞争的角度上，分析和研究了企业能否获得足够商业信用的重要性，认为易于获得商业信用的企业，在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25-26]。

在以上的文献研究中，研究方向或者在于研究银企关系对于中小企业获得银行信贷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或者在于商业信用的提供或者获得对于企业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性，或者在于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之间是否存在替代关系。但在把银企关系与商业信用结合起来，研究银企关系与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可得性之间的关系与影响，还未见有相关的文献。

基于此研究空白，本文拟在将银企关系与商业信用相结合的角度上，研究分析银企关系对制造业中小企业的重要外源性融资渠道――商业信用的影响。同时，本文在以下方面也进行了创新性研究：一是将银企关系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从银行信用可得性延伸到商业信用可得性上；二是将体现金融系统发达程度、地区文化风俗和交易习惯差异的宏观经济因素纳入了观测变量体系；三是拓展了银企关系的衡量指标体系，使之对银企关系的衡量更为全面，首次将企业与银行合作的年限(HZNX)，银行效应(YHXY)，贷款效应(DKXY)，其他业务效应(YWXY)等因素纳入了该指标体系。

三、研究样本和数据

本文研究的样本数据是基于“银企关系对中小企业贷款与商业信用影响研究”课题组调研所得。此次调研的目的是获得关于中小企业融资状况与生存环境真实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基于东西部对比研究的需要，选择了位于我国东部的江苏省徐州市和我国西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两地制造业中小企业进行调查。徐州市和柳州市，虽然位于我国东部和西部，相距较远，但是两地的经济特性与中小企业分布等情况具有相似性。此次调研所设计的问题，分别是针对中小企业基本状况、银企关系、商业信用的提供和使用以及民间融资四部分内容的。一共发放了600份调查问卷，并收回有效问卷42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71.17%。

被调查的427家企业当中，注册资本最小的为5万元，最大的为1亿元，均值为538.43万元。在徐州市调研的179家企业，注册资本均值为603.66万元，其中85%的企业属于注册资本在1 0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在柳州市调研的258个企业，其注册资本均值为490.02万元，其中88.7%的企业属于注册资本在1 0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所有被调查企业中，获得贷款的企业数为309家。在柳州市，100万元以下企业贷款成功率达到45.53%；100~500万元企业贷款成功率为74.07%；500至1 000万元企业贷款成功率为81.82%；1 000万元以上企业贷款成功率为89.66%。资本规模越大的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越高。国有企业贷款成功率高达 85.71%，而私营企业贷款成功率只有61.76%。所有企业中，认为银企关系是影响企业融资的重要因素的占到14.42%，说明企业对银企关系虽有一定认识，但对银企关系的重要性并不十分重视。在没有获得贷款的企业中，62.16%的企业是因为根本没有申请过贷款，37.84%的企业申请过贷款但是被拒绝了。在样本企业中，几乎都有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中小企业的应收账款从0到12 871万元不等，平均值在925.93万元；应付账款最小值为22万元，最大值为8 200万元，均值547.03万元。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只选择获得了贷款的中小企业数据进行分析。为了剔除行业的影响，本次研究只选择了制造业的中小企业进行分析。

四、银企关系对商业信用可得性的影响

（一）指标体系构建

1.被解释变量。本文把商业信用可得性定义为，上下游企业愿意提供给该企业，且该企业愿意接受的商业信用数量。基于“理性人”假设，只有在商业信用确实会给企业带来好处，或者带来的好处大于坏处的情况下，企业才会使用商业信用。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中小企业实际获得的商业信用――应付账款作为商业信用可得性的衡量标准。为了消除资产规模对应付账款的影响，本文选择“应付账款/总资产”（YFBZZC)作为被解释变量。

2.解释变量。（1）企业财务情况指标。作为解释变量的财务绩效指标有：资产收益率(ZCSYL)、销售利润率(XSLRL)、流动比率(LDBL)、应收账款比总资产(YSBZZC)。

商业信用的可得性与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呈正相关关系。一般而言，盈利能力越好的企业，日后还本付息的能力也越强，企业的信誉也越好。商业信用的提供方和接受方，一般都有密切的生产关系。如果企业的盈利能力较好，其他企业会较为放心地提供商业信用。

（2）银企关系指标。表示银企关系的变量选择：企业与银行合作的年限(HZNX)，银行效应(YHXY)，贷款效应(DKXY)，其他业务效应(YWXY)等。

一般认为，合作年限越长，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了解程度越深，银企关系越好；企业与银行有除贷款以外的其他业务往来（如银行企业员工工资、结算业务等），则银行能得到更多的关于企业的信息，银企关系越密切；企业合作的银行家数越少，说明企业对银行的忠诚度越高，银企之间的关系越紧密。

银行效应(YHXY)= 企业合作银行数量×企业与银行的平均合作年限。企业合作银行数量表示的是企业与银行合作范围的广度，合作年限反映的是合作的深度，二者的乘积能比较全面地反映银行对企业融资造成的效应。

贷款效应(DKXY)=银行提供的贷款满足企业融资的比重×贷款年限。

其他业务效应(YWXY)= ∑企业与银行的其他业务往来比重×合作年限。

（3）宏观经济因素变量。金融系统发达程度、地区文化风俗和交易习惯等都会影响中小企业商业信用可得性。由于处在同一地区的中小企业所面临的金融系统发达程度、地区文化风俗和交易习惯是一样的，所以在实证研究中，这几个因素只有在不同地区才会存在差异，故这种差异将被“地域”(DY)解释变量所包含，本文研究中所设置的该地域虚拟变量中，若该企业位于徐州，则设为1，位于柳州则设为0。企业内部因素包括企业基本情况及企业财务绩效，均在变量指标体系中有所体现。

（4）其他指标。企业的融资渠道数(QDSL)。指企业获得融资的渠道的数量，具体包含银行贷款，向其他企业、组织机构或个人贷款，私募股权融资，典当等。

具体指标体系与预测符号，见表1。

（二）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商业信用的可得性与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数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一个企业的融资渠道越广泛，说明该企业的信誉更好，因而其他企业愿意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给该企业。

商业信用的可得性与银行贷款利率(DKLL)之间的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银行贷款利率高，说明中小企业获得银行信用的成本越大，企业将倾向于减少银行信用，而将更多资金需求诉诸于其他的融资渠道。在融资渠道有限的背景下，中小企业将更多地借助于商业信用的获得。

地域因素与贷款溢价、流动比率、银行效应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地方风俗、交易习惯等存在差异，所以导致不同地域中小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和对银行的依赖程度不同。

企业与银行的合作年限越长，贷款效应、业务效应、银行效应越强，这是符合常理的。当企业与银行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会从该银行获得更多的贷款，并且会在该银行进行贷款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但是，与合作年限呈正相关关系的银行效应，则说明当一个企业与一家银行合作年限很长的时候，企业也会与其他银行建立业务联系。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不断壮大以后，希望能“多条后路”，从多个银行获得服务；另一方面，该企业与一家银行建立了长期的业务关系，说明该企业风险较小，因而其他银行也愿意与之建立业务合作。

业务效应、贷款效应以及银行效应三者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方面，企业在一家银行的贷款越来越多，在这家银行所从事的其他业务也越来越多；而与一家银行关系太紧密了之后，企业又试图与其他银行建立业务关系，也就是银行效应越来越强。这体现的是企业对银企关系的一种人为的抑制。

应付账款比总资产，也就是商业信用可得性，与应收账款比总资产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中小企业一般会通过获得商业信用以弥补向其他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

商业信用的可得性与企业的资产收益率正相关，说明如果一个企业盈利能力越好，上下游企业越愿意向该企业提供商业信用。

商业信用的可得性与企业获得银行信贷的利率呈负相关关系，但是相关性并不强。说明银行信贷的利率可能会提供给商业信贷一定的信息，贷款利率高的企业，潜在风险较大，从而影响了其他企业向该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积极性。也有可能是商业信用的可得性影响了贷款利率。如果一个企业获得了较多的商业信用，银行认为该企业信誉卓越，从而降低贷款利率。

商业信用的可得性与银行效应呈负相关关系。一个企业与越多的银行建立起业务关系，则该企业所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少。可能的原因有，该企业通过与多个银行建立起合作关系，其融资需求基本上已经得到了满足，因此不需要获得过多的商业信用。

因素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2。

为了进一步分析银企关系对商业信用可得性的影响，本文在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下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并对表示银企关系的变量逐步剔除。

模型1：YFBZZC=β1+β2DY+β3HZNX+β4DKXY+β5YWXY+β6YHXY+β7QDSL+ β8LDBL+β9ZCSYL+β10XSLRL+β11DKLL+β12YSBZZC+ε1

模型2：YFBZZC=β1+β2DY+β3 DKXY+β4YWXY+β5YHXY+β6QDSL+β7LDBL+β8ZCSYL+β9XSLRL+β10DKLL+β11YSBZZC+ε2

模型3：YFBZZC=β1+β2DY+β3YWXY+β4YHXY+β5QDSL+β6 LDBL+β7ZCSYL+β8XSLRL+β9DKLL+β10YSBZZC+ε3

模型4：YFBZZC=β1+β2DY+β3YHXY+β4QDSL+β5LDBL+β6ZCSYL+β7XSLRL+β8DKLL+β9YSBZZC+ε4

模型5：YFBZZC=β1+β2DY+β3QDSL+β4LDBL+β5ZCSYL+β6XSLRL+β7DKLL+β8YSBZZC+ε5

上述5个模型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分析结果表明，一是地域因素显著。说明徐州和柳州两地的社会因素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的确存在显著的差别。这种地域因素包含了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达程度、当地的社会风俗和交易习惯等因素影响。该变量的显著性说明，徐州地区的中小企业获得商业信用的能力整体上强于柳州地区的中小企业，资产收益率与商业信用可得性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资产收益率越高，企业商业信用的获得越多。因为资产收益率衡量的是企业运用资产获利的能力。当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好时，上下游企业越放心给该企业提供商业信用。

二是应收账款比总资产与商业信用可得性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应收账款体现的是中小企业与下游企业之间的资金占用关系，而应付账款体现的是与上游企业之间的资金占用关系。当企业的应收账款越多，企业就更倾向于多占用上游企业的货款，以弥补资金的需求。这说明，在被调研的中小企业所处的供应链中，并不同时存在一个极度强势的供应商和极度强势的购买者，双方均不强势，或者是一方强势一方弱势的关系。

三是在所有表示银企关系的变量中，“其他业务效应”是唯一显著的指标。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企业与银行其他业务关系越紧密时，企业所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少。可能的原因是，银行所提供的款外的服务与商业信用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如贴现、票据业务、供应链金融产品等，这类业务与企业生产流程密切相关，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制造业中小企业在资金上的需求，因而对企业商业信用的获得实际上起到的是一种抑制的作用。

四是表示银企关系深度的指标――合作年限、贷款效应等，与中小企业商业信用的可得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无论银行信用如何发展，商业信用这种古老的信用形式，仍然在制造业中小企业中充满活力。这可能与行业有关，由于制造业上下游企业占款情况较为普遍，制造业企业较多地使用商业信用。这也可能与当地的交易环境、信用环境相关，在进行调研的两地，信用水平较为发达，企业之间互相提供商业信用的现象较为普遍。

五是银行贷款利率并不显著。说明无论银行信贷成本是高是低，都不会影响中小企业对商业信用的使用。在徐州和柳州两地，银行信贷与商业信用几乎是两个被分割开的市场，银行信贷市场上的价格并不会对商业信用的供需关系造成显著的影响。

五、结 语

商业信用与银行贷款在中小企业融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贷款利率越高，中小企业占用商业信用越多，但是银行信贷市场上的价格因素对商业信用市场的影响并不显著。银企关系这一对于中小企业信贷至关重要的因素，对商业信用只起到微弱的抑制作用。银行信贷市场与商业信用市场基本上是两个分割的市场。

此外，在被调研中小企业所处的供应链上，并不同时存在强势的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供应链上没有明显的核心企业。中小企业向其他企业提供了商业信用，往往会通过获得其他企业的商业信用来进行弥补，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财务状况一环扣一环。由于中小企业自有资金较少，经常出现周转不灵等情况，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占款很可能会导致整条供应链上企业的财务风险。对于徐州和柳州两地的制造业中小企业，由于供应链上没有明显的核心企业，上下游企业一环扣一环的情况较为严重。在这种融资环境下，如果供应链上一个企业倒闭，或者是出现财务危机，很可能会导致整条供应链上的企业受到波及，即整条供应链上存在倒闭的“传染效应”。

因此，在发挥商业信用的重要作用时，绝对不能轻视了商业信用提供便利的同时所带来的风险。为了防止企业倒闭的“传染”，中小企业要注意做好商业信用风险的防控。不能将大量的商业信用提供给一个企业，并且要时刻关注上下游企业的财务状况，防止被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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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luence of the Availability of Trade Credit b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s and SMEs

――Evidences from Xuzhou and Liuzhou

YANG Yi1 YAN Bai-lu 2

(1.Financial and Economic Department,Gu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Liuzhou 545006,Guangxi,China;

2.Jiangxi Office of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Nanchang 330008,Jiangxi,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