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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评价主要要素的“原材料”的采集对濑溪河流域所在地各级审计机关关于水环境的审计报告反映的问题归类为8项单因素,并根据历年文献和实地调研、计算等方式取得了丰富的数据.现将这些数据(即原始观测值)通过比较变换、极差变换、最优区间变换等一系列规范变换得出8年8项单因素初始评价数值(数据表略).
1.2用主成分确定评价的主要要素将8年8项单因素初始评价数据输入SPSS19.0软件,运行得到解释的总方差(表1).从表1可知:污水治理防控措施率、水环境治理政策执行率、水环境投入产出效度、水环境治理工程完善程度、水环境综合整治效率5个准则因素的“初始特征值-累积百分率(%)”为99.921%,反映了研究对象的绝大部分信息.
2水环境治理绩效审计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设计与标准定量设计
结合政策法规和濑溪河流域次级河流水环境治理审计评价的具体实情,在前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11]法提取水环境治理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模糊数学方法,利用模糊综合评价要素集、等级集[12]、模糊评价[13]矩阵、评价权重与向量的确定、单因素评价、多因素评价等,构建次级河流水环境治理绩效审计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和评价定量标准(5个准则因素、15个观测变量指标和75个等级类型).水环境治理绩效审计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与评价定量标准略.
3水环境治理绩效审计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为确保评判指标和糊模判断矩阵值的客观可靠性,向100位审计与环保专家及相关人士就荣昌县濑溪河水环境治理绩效进行调查,回收问卷100份,回收率100%.结合量分标准,就“次级河流水环境治理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隶属度测评表”进行评判得出次级河流流域水环境治理绩效审计评价指标测评表(表2).
根据评价统计表确定各单因素评判矩阵根据指标隶属度得污水治理防控措施采用情况、水环境治理政策执行情况、水环境治理资金投入使用情况、水环境治理工程完工程度、水环境治理效能实现程度的单因素评判矩阵。
4讨论
4.1单因素评价讨论1)按照本文模糊评价五级标准,荣昌县濑溪河“治理控制措施情况”得分74.83分,非常逼近治理防控标准的“中等”水平,说明该县濑溪河流域的污水处理防控的水平虽然有较大提高,但还存在提升空间,其污水处理目标任重道远.2)荣昌县濑溪河“水环境政策执行情况”得分67.54分,达到“合格”水平,趋于“中等”,表明该县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环境承载容量总量核定措施、生态责任制与监管考核制度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有50%的专家对污染者付费及生态补偿给出了“不合格”等级,因此,建议该县早日建立水环境治理生态补偿制度和奖惩制度,提高水环境政策的执行水平与监管力度.3)荣昌县濑溪河“水环境治理资金投入使用情况”得分64.56分,刚好达到“合格”水平,距“优秀”等级差3个等级.该县虽然财力较强,GDP已达160多亿元,但是在水环境治理专项资金预算安排和使用方面存在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在水环境治理专项资金的筹集方面比较单一,没有充挥发挥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没有撬动民间资金进入水环境整治.有50%的专家对投入规模资金增长率评了“不合格”等级.此外该县筹集资金到位的使用率不高,水环境治理的专项资金使用监督上还有不规范的行为,因此,该县要加大水环境治理资金的筹集,并做到使用的规范、透明.4)荣昌县濑溪河“水环境治理工程完善程度”得分68.37分,表明该县水环境治理的各项工程离上级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雨污分流管道的改造是最大薄弱环节,有一半的专家对二三级管网工程完工率评了“不合格”等级.已建并投入使用的污水处理工程完善程度达到“中等”水平,但濑溪河流域经过的乡镇污水集中处理工程完工交付使用的程度不高,与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存在较大差距,是下一个五年计划整治的重点.“二三级管网完工率”基本上不合格,只有县城少数已改建的路段达到合格,其余路段特别是濑溪河流域的乡镇二三级管网基本上没有改建.县城濑溪河两岸护堤绿化、休闲设施景观工程对美化环境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离市和国家要求有不小的差距,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5)荣昌县濑溪河“水环境治理绩效实现程度”得分66.8分,达到“合格”等级,表明“万元GDP减排率”提升速度不高,整治任务还比较艰巨、“水质正向变化率”极不稳定,突高突低的现象时有发生,对发生违法排污的企业要加大惩治力度,使该河流水质达到国家标准;“公众水环境满意度”基本合格,表明老百姓和专家的幸福指数的期望值在逐渐提高,濑溪河两岸人们对水质达标等方面的要求比较强烈.
4.2多因素综合评价讨论濑溪河水环境治理绩优度X=B×V=68.13,表明该县的濑溪河流域水环境治理的绩优度处于“合格”向“中等”水平方向提升的阶段.该评价结果意味着濑溪河水环境治理与国家环保治理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该多因素综合评价值68.13分,包含了15个单因素观测变量指标以及各等级评判结果的全部信息.“水环境治理资金投入使用情况”是5大水环境治理因素中达到合格且评价值最低的二级指标,表明该县在水环境治理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中的提升空间非常大,其工作任务还比较艰巨,必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积极争取各级资金投入,制定农村污水处理厂用电价格参照农用电价格执行的政策,撬动民间资金进入水环境治理,及时建立水环境污染生态补偿机制,注意加强二三级管网工程、雨污分流工程对污水处理厂的配套,注意根据污染物的贡献程度以及每个污染物污染源的贡献程度采取差异化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责任制,提高人民群众对水质和水环境的满意度.
5结论
农村水环境治理已经成为中国水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改变传统的农村水环境治理手段,规范农村水环境治理模式,本文通过对农村水环境的现状、治理绩效评价的必要性、平衡计分卡的可行性等要素进行分析,并以乡镇环保机构为例,充分利用平衡计分卡这一绩效管理工具的理念框架,最终设计出一套适合本国农村水环境治理的绩效指标体系。以期通过对本指标体系的合理运用,为今后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提供参考。
关键词:
平衡计分卡;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指标体系;乡镇环保机构
受新型城镇化实践不断深化地影响,农村经济迅猛发展,乡镇企业、农业生产、家畜禽规模化养殖、生活垃圾等污染严重破坏农村水环境,农村水环境治理迫在眉睫。为进一步规范农村水环境治理模式,必须对现阶段的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进行评价,而治理绩效评价作为治理理念的重要体现,已成为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关键。平衡计分卡作为一种全面的绩效管理工具,与治理理念相契合,能够关注到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各个方面,是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指标体系设计的一种可行方法。通过对此种方法所设计的指标体系的合理运用,对今后农村水环境治理及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中国农村水环境现状
农村水环境是指分布在广大农村的河流、渠系、池塘、水库等地表水体、土壤水和地下水体的总称[1],是农民进行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对农村生态环境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是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水环境总体状况良好,水污染问题鲜见。但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水污染问题凸显,严重影响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1污染来源复杂并难以监管
1.1.1工业污染源
工业污染源主要是指乡镇工业企业排放的污染物。随着大中型城市的产业升级,把越来越多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向周边小城镇转移。小城镇大都受地方经济发展的内在利益驱动,承接大中型城市的这种产业转移。虽然此类产业转移带动了当地以及周边农村的经济发展,但这些产业时常受到规模、资金、技术等条件的制约,把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染物直接进行排放,严重影响周边农村地区的水环境,这成为中国农村水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之一。
1.1.2农业污染源
农业污染源主要包括农业生产残留及废弃污染物和家畜禽规模化养殖场的废弃物。农业生产残留及废弃污染物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化肥以及农膜使用后的残留物。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药、化肥、农膜的使用量非常大,20多年来中国农药、化肥、农膜的使用量持续增加,农村水体污染严重。家畜禽规模化养殖场的废弃物是农业污染源的另一主要源头。根据2014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的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国牛、猪、羊的存栏数分别为:10385.1、47411.3、29036.3万头[2],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粪便废弃物的排放和水体污染问题。
1.1.3生活污染源
生活污染源是指农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随着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的用水量以及生活消费品逐年增加,相对应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的产生也随之增加,直接导致农村水环境污染加重。此外,中国农村人口众多,且居住较为分散,集中处理、收集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的设施有限,必要时还要被动接受城镇转移过来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这也在客观上加重了农村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的压力。
1.2治理投资匮乏并缺乏保障
当前中国农村水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峻,水污染来源复杂多变,缺乏有力的监管与治理。与城市相比,农村环境治理的监管力度和资金投入相形见绌,政府把大量的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到城市的环境治理当中,农村的环境治理投入便处于次要地位。,中国每年环境污染治理的比重仅占当年GDP的1.6%左右,这与发达国家2%以上的数据还存在差距。
2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的必要性分析
2.1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的重要性
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指的是为了保障农村水环境质量,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政府在农村水环境管理过程中做出的一系列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与效果[3]。它反映的是政府部门作为治理主体在整个水环境治理过程中所体现的效用,是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通过对环境治理绩效进行定量评价能够使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理解更加具体,并对治理措施的优化以及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有重要意义。目前,建立公共部门环境绩效评价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经得到广泛共识,有人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就必须改革政府政绩考核制度,把环保指标纳入考核指标体系,引导各级政府树立科学的政绩观[4]。也有人认为通过开展环境绩效评估工作,可以有效地服务于国家或地方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5]。但在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中,政府部门把更多的重心放到城市,农村水环境治理则处于薄弱环节。因此,建立科学、有效的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的统一标准与模式,不仅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政府提高自身治理能力的价值诉求。
2.2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的效益分析
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存在明显的正外部性特征。由于水环境具有纯公共产品的特性,农村水环境的治理通常由政府主导。政府通过特定的治理绩效评价手段作为有效的环境管理工具,不仅规范了农村水环境治理,带来直接的生态效益,而且还产生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其它间接效益。
2.2.1生态效益
水作为生态环境的重要载体,既能够维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能够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稳定。水资源破坏的影响具有系统性的特征,平衡一旦打破,修复代价难以估算。评价农村水资源治理绩效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主要表现在农村污染物减少、农民生活环境质量提高以及农村生态承载力增强等方面。
2.2.2经济效益
得益于生态效益,农村经济发展会产生新的增长点。首先,利用生态环境的优势,发展农村生态旅游业,以此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此外,水环境治理绩效的评价势必会对区域内排污企业形成倒逼压力,迫使排污企业进行产业升级,积极寻求产业结构优化,以加快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的规范,推动农村水环境治理的长期发展。
2.2.3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农民和农村两个层面,对于农民而言,作为优质环境的消费者,可以获得良好的健康保证和生活享受。而对于农村而言,区域间综合实力的竞争越发激烈,越来越多的地区认识到环境因素对提高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性。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作为农村水环境改善的重要举措,已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良好的水环境将与农村形象相契合,成为农村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3将平衡计分卡引入乡镇环保机构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的可行性分析
3.1平衡计分卡原理及与其它绩效管理工具的比较
平衡计分卡简称BSC(BalanceScoredCard),它是由美国著名学者卡普兰和诺顿针对当时传统的以财务指标为主要依据的绩效评价体系而提出的。它强调非财务指标在企业绩效评价中的作用,并将组织的战略目标分解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指标和目标值,具体为:财务方面、客户方面、内部运营方面及学习和成长方面。平衡计分卡作为一种着眼于组织发展战略有效性的系统管理方法和管理理念,在公共领域的运用中,它十分注重将战略目标与中短期目标相结合,并将关键政绩评价指标与其他社会效益、环境、人文指标结合起来对相关公共领域进行平衡性的绩效评价,如水环境治理等。现阶段,目标管理、关键绩效指标和平衡计分卡是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最具代表性的三种理论工具。这三种方法分别代表了全面绩效管理的三个阶段:目标管理法是组织全面绩效评价的开端;关键绩效指标法是组织全面绩效评价的发展;平衡计分卡则是对组织绩效全面评价的更高阶段。目标管理以组织整体目标作为绩效评价基础,通过对个人、部门和企业三个层次的绩效之间建立一致性,使得个人工作绩效通过部门或单位目标的实现最终促进组织整体目标的实现。在德鲁克看来,这种一致性的取得是以内部控制而非外部控制为基础的,而这恰恰忽视了外部控制的重要性;关键绩效指标强调的是对组织绩效起关键作用的指标,而不是与组织管理有关的所有指标,且所确定的指标相互独立;平衡积分卡作为一套有很强操作指导意义的战略指标框架体系,能够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结合,突出非财务指标在绩效评价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结合,克服定量分析的不足。综合考量这几种绩效管理工具,在农村水资源治理绩效评价中,平衡计分卡无疑是一个更全面、更平衡的评价方法。
3.2乡镇环保机构作为农村水环境治理主体的价值分析
近年来,随着农村环保压力的增大,多数地区环保治理能力难堪重负,农村环境竟落到无人治理的尴尬局面。环保链条总在“最后一公里”断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层环保力量薄弱,尤其是乡镇环保机构缺位[6]。为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各地通过设立乡镇环保机构这一公共部门作为当地环境治理主体,以增强基层环保治理能力,期望达到“乡镇环保机构全覆盖”的治理效果。现阶段,乡镇环保机构已成为农村环保的重要力量。农村水环境治理作为农村环保的重要环节,更应该得到乡镇环保机构的高度重视。面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多重困境,乡镇环保机构应该在承担治理主体责任的同时,努力寻求从“监管”到“服务”的职能转型,从而更大限度地满足农村水环境治理的价值诉求,使农村水环境治理真正做到有人做、有人管、有人治。
3.3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实施平衡计分卡的环境与模式
在中国,农村水环境治理有其特殊性。其一,牵扯的利益主体众多,难以平衡。整个农村水环境治理与政府、企业、农村、农民休戚相关,其间关系错综复杂,治理过程必须平衡多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寻求最佳利益契合点。其二,治理与监管脱节,缺乏战略考量。在农村环境保护日益法制化的背景下,却出现“边治理,边倒退”的尴尬现象[7],后期监管乏力成为农村水环境面临的一项现实难题。其三,绩效评价指标冗杂,难以统一。水环境治理绩效涉及指标众多,涵盖定性、定量指标,并且很多指标难以量化和设定。基于中国农村水环境治理的特殊环境,利用平衡计分卡对其进行治理绩效评价时,应该结合自身特点,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农村水环境治理的指标评价体系框架,从而可以进行科学、统一、平衡的评估。基于此,本研究在平衡计分卡四个层面的基础上,结合乡镇环保机构的实际情况设计了符合中国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平衡计分卡的新模式,以便为具体的指标体系设计提供合理的框架。
4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指标体系设计
4.1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
4.1.1系统全面的原则
整个指标评价体系应该科学、准确、全面地反映农村水环境治理的综合状况、子系统的变化趋势及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影响。在具体设计各项指标时,应该做到相互补充、相互联系、避免重复,使整个指标形成一个系统全面的统一体,能够最大限度的适用于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中。
4.1.2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
由于环境治理活动不仅与经济效益相关,还与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相关,不是所有的环境绩效指标都可以用定量指标进行衡量,必要时还要采用定性指标来进行描述,以便可以更客观的反映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情况。因此,在实际的指标体系设计过程中,应该适当的增加定性指标的比重,注重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的结合使用,使绩效指标评价更加科学有效。
4.1.3可控性与可操性相结合的原则
绩效指标的单项指标设计应该在乡镇环保机构可以控制和调节的范围之内,乡镇环保机构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适时地调整相关指标权重的变化。此外,指标设计还应该充分考虑在实践中操作的可能性,适当考虑成本效益,最大限度减少指标值收集的成本。总而言之,应在整体目标的要求下,同时注重绩效指标的可控性和可操性,以充分体现农村水环境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实用的特点。
4.2指标体系设计
如前所述,农村水环境治理牵扯利益主体众多、影响面较广,且随着各地实际情况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因此,以乡镇环保机构作为农村水环境治理主体,构建一套完整、科学的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指标体系还存在许多现实难题。本文在参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乡镇环保机构及农村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以平衡计分卡位框架的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指标体系。
5结论
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评价,应由当地乡镇环保机构负责开展实施。整个绩效考评应采用百分制,各项得分应按照考核的各项指标确定分值,考核结果采用加权打分法进行确定,主要设置为4个层级,第一层为90分及以上,考核等级为优秀;第二层为75~89分,考核等级为良好;第三层为60~74分,考核等级为合格;第四层为59分及以下,考核等级为不合格。在乡镇环保机构的组织实施上,应成立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考评小组,这不仅能够对农村水环境治理进行统一的日常考评,而且能够制定相关制度和办法,监督管理农村水环境治理的综合工作。此外,乡镇环保机构应该定期公开所辖各村的水环境治理结果,并将考核结果反馈给相应部门,并根据考评结果的好坏给予相应的奖励和惩罚,不断敦促各单位、各部门采取措施,优化农村水环境的治理办法,提高农村水环境的治理水平。随着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转型,水环境治理也在这一背景下谋求新的出路。为打破原有政府作为单一治理主体的模式,多元主体逐渐介入,新的治理评价模式应运而生。基于此,平衡计分卡作为全面系统的绩效管理工具,在本次绩效指标体系设计中充分考虑了顾客这一维度,把村民纳入设计指标中,使村民协同参与治理,这一理念也逐渐在公共部门广泛运用。在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评价中,利用平衡计分卡进行指标体系设计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指标体系作为改善农村水环境的考评方式,虽然对推动农村水环境治理工作的开展有一定意义,但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
作者:黄征 单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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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艳秋,袁汝华.基于结构方程的农村水环境管理评价研究[J].水利经济,201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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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曹颖,曹东.以环境绩效评估提升环境管理效果[J].中国物流与采购,2008(14):68-69.
[关键词]水环境治理;产业生态化;产业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12-0057-05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严重的水环境污染,反映出当前的生产方式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不再适应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我国的水资源环境治理成效甚微,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水质恶化的局面。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未发生根本转变。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产生水环境污染问题的原因是外部性,水环境产权界定不清的情况下,便会出现私人排污成本外部化。因此,对于水环境治理,通常的思路是将环境成本内部化。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谁污染,谁治理”,由企业自行承担治污成本;另一种是“谁污染,谁付费”,企业通过交易将污水交给专业化的第三方处理,并支付治理费用,此种方法又细分为两种方法――基于庇古税理论的排污费征收和基于科斯产权理论的排污权交易,前者为行政手段,后者为市场机制。然而,以上方法均是基于末端治理,并未直接解决水环境恶化的根本问题――产业发展方式,使得水环境治理具有局限性。因此,水环境治理的根本出路是推动产业生态化转型,所谓“生态化”并非等同于“绿色化”、“低碳化”、“循环化”等具有生态效益的技术改良,而是基于生态经济学理念的生产方式重构。
一、水环境治理的困境
(一)水环境治理困难根源在于生产方式落后
水环境污染,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核心在产业。落后的生产方式,体现在企业的生产技术落后、低水平的竞争策略、分散无序的产业布局,这些不仅造成了大量的污染源,而且提升了水污染治理的难度与成本,制约了我国水环境治理的成效。
1.生产技术落后,资源消耗大利用率低。从工业化进程看,中国属于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实施的是比较优势战略(林毅夫,2005)[1],由于技术与资本相对匮乏,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要素的粗放式投入,包括低价格管制下的水电煤等能源资源和低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全球化进程看,中国企业以委托加工的形式参与国际分工,只嵌入了全球价值链的原材料供应、初级产品制造、加工组装等低端环节,以生产低端、初级、廉价的初级加工品为主,且面临“低端锁定”困境(时磊,2006[2];卢福财等,2008[3]),产品档次低、附加价值小、环境污染严重是中国区域产业发展的显著特征。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对生态环境尤其是水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例如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省,印染、化工、畜禽饲养业等传统的耗水、排放行业集聚了大量落后产能,推行水环境整治前的2013年,纺织、造纸、化工三大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18.2%,但三大产业废水排放量却占工业废水排放量的65%。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严重扭曲了经济结构,使生产扩张与市场需求的矛盾不断凸显,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的问题日益突出。
2.同质化低水平竞争,企业治污能力与动机双重缺失。中国的区域经济呈现出同质化低水平竞争的特点,尤以浙江块状经济为甚,例如乐清低压电器、海宁皮革服装、永康五金制品、诸暨珍珠和大唐袜业、浦江水晶工艺品等,一个县域工业园的年产量能在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中占据半壁江山。在这些块状经济中,每一个生产环节都集聚了成百上千的企业(很多只是家庭作坊),而且初级加工制造品差异性极小,同质化特征明显,企业只能依靠降低成本来获利,薄利多销成为无奈选择。在低层次过度竞争条件下,企业既无治污动机,也无治污能力:一方面,竞争逼迫企业不择手段降低生产成本,甚至牺牲长期生态效益,以换取短期经济利润,从而产生大量水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小微企业本就处在微薄利润或者盈亏平衡点附近,水环境治理很容易对其造成成本冲击而破产,导致企业对治污力不从心。这种“竞次策略”又导致政府在环境规制中面临“两难境地”,为了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地方政府往往会不顾环保约束而与企业合谋(袁凯华等,2015)[4]。因此,发达国家企业为了躲避本国严苛的环境管制,倾向于将污染密度较高的产业与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节约治污成本。一旦政府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就会逼走这些企业,目前已经出现国际投资转移至中西部乃至印度、菲律宾等成本更低(包括资源要素成本、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地区和国家。
3.产业布局分散无序,治水陷入“不经济”困境。与大气污染治理不同,水环境治理需要依托网络型管道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特性。一方面,污水处理行业具有明显的自然垄断性,被治理的企业越集中,越能获得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循环经济具有明显的网络经济特征,需要以上下游企业集中生产为前提。因此,区域范围内的集中生产、集中治污,才能体现出治水的“经济性”。然而,我国诸多地方产业却布局分散,管道建设滞后,治水难度较大。例如浙江省,县域经济以中小企业(家庭作坊和个体厂商)分散加工为主,省工商局注册登记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3月底,全省市场主体达430.4万户,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97%以上,大量小企业又分散在各个乡镇。“小而散”的企业格局形成了众多零星的污染源,阻碍了水环境的集中治理,增加了治理成本和难度。低成本加工和小规模经营的家庭作坊和个体厂商,在水污染治理领域既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又没有成本优势。即使是政府或第三方治理,分散的产业分布也大幅降低了水环境治理的规模经济和循环经济。因此,大量中小企业呈分散式分布,既增加了水环境治理的成本,又不利于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循环化生产,使得水环境治理陷入“不经济”困境。
(三)摆脱“竞次策略”,实现价值链上的合作共生
产业生态化意味着市场机制从恶性竞争、无序竞争向合作竞争转变。在经济起步阶段,区域经济呈现低水平同质化竞争,这种分散无序的竞争以追求低成本为手段,忽视环境保护、破坏生态环境、违规偷排是必然结果。产业生态化所构建的产业生态链,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共生性,企业之间通过物理交换或能源传递,以及知识、人力和技术的交换而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因此,在共生网络中,企业不再是恶性竞争状态,而是在经济价值上共创共享、在利益上互补互惠的企业耦合,不仅包括企业之间的废弃物交换,而且包括技术创新、知识共享、学习机制等全面合作。在生态化的产业系统中,企业不再靠资源粗放利用、违规偷排污染环境等手段实现自身成本下降,而是通过获得循环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降低整个工业系统的生产成本。
三、产业生态化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
产业生态化转型升级,需要从三个层面推进:其一是微观层面,推动企业的技术升级,实现清洁化生产;其二是产业园区层面,通过循环化改造,实现产业集群的生态化重构;其三是宏观层面,加强静脉产业培育,推动园区之间、以及社会整体的大循环。此外还需要构建一套有效的倒逼机制和激励机制,旨在处理并利用好政府与市场的力量。
(一)强化微观企业的清洁化生产
清洁生产是末端治理的最早替代方案,基本思路从“末端治理”转向“过程管理”和“源头削减”,是一种预防机制。清洁生产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绿色产品设计,另一个是清洁生产过程管理,要求企业改善现有生产工艺和产品战略,但核心仍然是生产工艺的提升,因为绿色产品需要以清洁生产技术为前提,比如采用更易降解的原材料、设计更加环保的技术零部件等。为了实现清洁化生产,政府规制行为需要从排放标准的制定转向生产技术标准的制定,对企业生产的全过程如生产工艺与装备、废物回收利用、资源能源利用、污染物产生、产品和环境管理等指标制定相应的标准要求。这是一种倒逼机制,一方面,企业必须改进生产工艺,达到相应标准要求,才可进行生产活动,不达标的企业将受到惩罚或取缔;另一方面,清洁生产的实施将引起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尤其中小企业会面临较大的成本冲击,从而削弱竞争优势,企业唯有通过技术引进或自主创新,不断降低清洁生产技术成本,才能获得新的竞争优势,这一过程也推动了企业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由此可见,清洁生产有利于先进生产技术的应用、产品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对节能减排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将产生影响(韩超等,2015)[8]。
(二)推动产业园区的循环化改造
循环经济是企业清洁生产以产业园区为载体的拓展,从单个企业的清洁生产转向企业间共生发展。基本思路是对自然形成的分散在各乡镇的特色产业集群和工业园区进行产业链的生态化重构,通过产业链的“补链”、“补网”形成相互关联、互利共生的链网式结构,构建循环封闭的生产系统。就水污染治理来说,生产污水和废水的减少与处理要以集中处理为基础、网络化管道设施为条件,这都为企业在园区内集中、互联、循环提供了市场需求与物理条件。然而在现阶段的实践中,存在只注重循环、不注重经济,陷入“循环不经济”困境,降低了园区企业参与的积极性。究其原因,仍然是初期阶段循环成本偏高,给园区和企业带来较大的成本冲击。因此,产业园区的循环化改造,一方面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循环效率,以循环经济抵消技术成本冲击,另一方面要激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降低循环技术生产成本。
(三)加强生态产业链中的静脉产业培育
静脉产业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循环经济模式,我国现阶段的循环经济园区并没有融入独立的静脉产业,而是在动脉部门内部进行废弃物的收集、分类、再利用(张霜等,2013)[9],例如A工厂的废水恰好可以供B工厂生产之用,这样就避免了A厂将废水直接排出,直到废水利用到无可利用之时,再经过处理后排出到自然界中。也有一些企业承担了静脉部门的角色,如利用垃圾发电的生物质电厂。静脉产业实际上是将循环经济中废弃物处理再利用的部门分离出来,形成专业分工明确、加工分解效率更高、服务范围更广的独立产业,它的任务是将废弃物再资源化,即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加工分解成新的资源,反馈到工业生产中,承担了人体血液循环中静脉的角色,也称之为再生资源产业。静脉产业有利于经济系统整体的大循环,促进动脉产业的物质减量化、资源利用高效化、排放减量化,是企业“共生”关系的核心环节,也是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脱钩的关键。我国静脉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理论认识上不足,产业化水平也远远不够,现有的水资源再利用企业也存在政策扶持不够、回收网络不健全、技术落后等问题,在静脉产业培育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政策扶持,促进静脉产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实现动态产业与静态产业的协同发展。
(四)构建有效的倒逼机制与激励机制
产业生态化需要借助与平衡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建立有效的政府倒逼机制和市场激励机制。之所以需要倒逼机制,是因为在环境成本外部化的条件下,企业没有治污动力,存在转型升级惰性,即使设定了排放标准,只要排污罚款成本小于治污成本,就会导致环保约束软化。政府的角色就是以法治和规则为基础,为经济活动划定合理的生态边界,制定环保标准、严把项目准入、加强环境监测,提供基础设施和产业平台建设,杜绝企业的污染寻租行为,对企业的环保标准形成硬约束,倒逼企业在设计、投资、生产、排放等各环节注重生态效益。但是,行政化手段治水并]有解决治污的内在动力问题,目前各地治水也是以政府行政化手段为主,不仅政府负担较重,也不具可持续性。因此,还需要尊重和依靠市场力量,通过市场机制的利益调整作用,建立和完善市场激励机制、利益平衡机制,将水环境治理的成本与收益传递给企业主体,以经济杠杆来引导企业主体从“倒逼”转型升级变为“主动”转型升级,从“谁污染谁付费”转变为“谁环保谁受益”,进而形成水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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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环境治理;产业生态化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4.009
0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的水资源环境治理成效甚微,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水质恶化的局面。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未发生根本转变。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产生水环境污染问题的原因是外部性。因此,对于水环境治理,通常的思路是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然而,无论是基于庇古传统的排污费,还是基于科斯传统的排污权交易,均属于末端治理,并未直接解决水环境恶化的根本问题――产业发展方式,使得水环境治理具有局限性。因此,水环境治理的根本出路是推动产业的生态化重构。
1传统“末端治理”模式的弊端
1.1导致污染转移,整体治污效果不显著
末端治理只是一种局部解决方案,无法提供全面的水污染解决框架。一方面,环保标准高的地区,将污染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只是污染在更广范围的转移。局部外部性的解决导致了更广范围的外部性,局部产业转型升级的结果以损害其他地区生态环境为代价。另一方面,产品服务化不可能全面推广,工业部门不可能全部转成服务业。很多地方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达到水环境治理的目标,将工业部门服务化,发展金融、互联网、商业营销等现代服务业。这种剥离制造环节的方式依然属局部方案,会导致制造环节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仍然是水污染的区域转移,在总体范围内达不到治水效果。因此,“末端治理”只对局部治水有效,整体效果并不明显。
1.2治污投入递增,陷入“效益递减”困境
随着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污水排放中的污染物种类越来越多,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民众对生态诉求也越来越高,排放总量与治理标准同步增长,使得末端治理呈现“投入递增、效益递减”的趋势。一方面,“末端治理”不是彻底治理,而是污染物的转移,并且运行费用巨大(刘伟明,2014),为了达到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企业不得不大幅度提高治理费用,给企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对企业来说,治污投入只有环境效益而无明显经济效益,降低了企业治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许多企业生产技术有限,加工深度不够,物料流失严重,本已造成资源浪费,流失到水体中形成污染,还要投入较高的费用去治理,从而形成资源的双重浪费。
1.3治污产业创造GDP,阻碍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常常呈现“两难”格局(张红凤等,2009),出现“不治理生存困难、治理了经济困难”的悖论(刘伟明,2014)。末端治理造成了短期内化解上述矛盾的假象:一方面,末端治理不用直接淘汰现有的落后产能和技术体系,不会造成GDP的显著波动,地方政府更易接受;另一方面,末端治理形成治污产业市场,反而增加了GDP,造成“污染增加国民财富”的假象,这部分GDP不仅不代表经济增长,而且是一种资源浪费。因此,末端治理阻碍了技术进步和环境保护,政府和企业对于淘汰落后产能和更新技术的内在动力不足,结果就趋向于加强而不是减弱现有的技术体系。
2水环境治理的困境在于生产方式落后
2.1生产技术落后,资源消耗大利用率低
从工业化进程看,中国属于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实施的是比较优势战略,由于技术与资本相对匮乏,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要素的粗放式投入,包括低价格管制下的水电煤等能源资源和低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全球化进程看,中国企业以委托加工的形式参与国际分工,只嵌入了全球价值链的原材料供应、初级产品制造、加工组装等低端环节,且面临“低端锁定”困境(时磊,2006;卢福财等,2008),产品档次低、附加价值小、环境污染严重是中国地区产业发展的显著特征。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对生态环境尤其是水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2.2同质化低水平竞争,企业治污能力与动机双重缺失
中国的区域经济呈现出同质化低水平竞争的特点,尤以浙江块状经济为甚,例如海宁皮革服装、永康五金制品、浦江水晶工艺品等。在这些块状经济中,每一个生产环节都集聚了成百上千的企业(很多只是家庭作坊),初级加工制造品差异性极小,同质化特征明显,企业只能依靠降低成本来获利。在低水平竞争下,企业既无治污动机,也无治污能力:一方面,竞争逼迫企业不择手段降低生产成本,甚至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利润,产生大量水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小企业依靠薄利多销维持生存,水环境治理会对其造成成本冲击而破产,导致企业对治污力不从心。这种“竞次策略”又导致政府在环境规制中面临“两难境地”,为了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地方政府往往会不顾环保约束而与企业合谋(袁凯华等,2015)。
2.3产业布局分散无序,治水陷入“不经济”困境
与大气污染治理不同,水环境治理需要依托网络型管道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特性。一方面,污水处理行业具有明显的自然垄断性,被治理的企业越集中,越能获得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循环经济具有明显的网络经济特征,需要以上下游企业集中生产为前提。因此,区域范围内的集中生产、集中治污,才能体现出治水的“经济性”。然而,我国诸多地方产业却布局分散,管道建设滞后,治水难度较大。例如浙江省,县域经济以中小企业(家庭作坊和个体厂商)分散加工为主,“小而散”的企业格局形成了众多零星的污染源,阻碍了水环境的集中治理,增加了治理成本和难度,使得水环境治理陷入“不经济”困境。
3水环境治理的根本出路是产业生态化重构
3.1秉持“零增长的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脱钩
产业生态化的目标是要摆脱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同步增长的束缚,使得环境压力增加的速度小于经济增长速度。基于新古典框架的环境经济学主张,只要经济增长的收益超过环境的代价,生产系统就可以继续扩张,其实这是认识误区,作为自然系统的子系统,生产系统的规模必然不可能持续增长。产业生态化则秉持了不同的发展理念,主张在经济系统最适规模下实现“零增长的发展”。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来看,从左端拐点后上升速度放缓开始,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便已出现相对脱钩,到了曲线顶端,经济仍在增长,但环境压力进入零增长状态,此时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出现绝对脱钩,产业生态化的目标和表现是迈过环境库兹涅兹曲线顶端开始下降,这是一种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完全脱钩的可持续发展。
3.2优化企业布局,构建多层次循环经济系统
传统生产方式是以“高开发、低利用、高排放”为特征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开放系统,这种模式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一次性的。产业生态化要求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经济生产活动,参照自然界的物质循环模式,通过将上游产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转变为下游产业的营养物或原料,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过程,其特征是“低开发、高利用、低排放”。工业生产系统作为自然生态的子系统,应该构建一种系统化、循环化的企业共生网络,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循环经济系统是工业生产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模仿,要以产业布局优化为前提,只有企业的相对集中、上下游产业链健全,才能构建有效的循环经济系统,提高水环境治理的经济性。
3.3摆脱“竞次策略”,实现价值链上的合作共生
产业生态化意味着市场机制从恶性竞争、无序竞争向合作竞争转变。在经济起步阶段,区域经济呈现低水平同质化竞争,这种分散无序的竞争以追求低成本为手段,忽视环境保护、破坏生态环境、违规偷排是必然结果。产业生态化所构建的产业生态链,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共生性,企业之间通过物理交换或能源传递,以及知识、人力和技术的交换而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因此,在共生网络中,企业不再是恶性竞状态,而是在经济价值上共创共享、在利益上互补互惠的企业耦合,不仅包括企业之间的废弃物交换,而且包括技术创新、知识共享、学习机制等全面合作。在生态化的产业系统中,企业不再靠资源粗放利用、违规偷排污染环境等手段实现自身成本下降,而是通过获得循环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降低整个工业系统的生产成本。
4产业生态化重构的具体路径
4.1强化微观企业的清洁化生产
清洁生产是末端治理的最早替代方案,基本思路从“末端治理”转向“过程管理”和“源头削减”。清洁生产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绿色产品设计,另一个是清洁生产过程管理,要求企业改善现有生产工艺和产品战略,但核心仍然是生产工艺的提升,因为绿色产品需要以清洁生产技术为前提。政府规制行为需要从排放标准的制定转向生产技术标准的制定,对企业生产的全过程如生产工艺与装备、废物回收利用、资源能源利用、污染物产生、产品和环境管理等指标制定相应的标准要求。这是一种倒逼机制,一方面,企业必须改进生产工艺,达到相应标准要求,才可进行生产活动;另一方面,工艺提升会引起生产成本上升,削弱竞争优势,企业唯有通过技术引进或自主创新,不断降低清洁生产技术成本,才能获得新的竞争优势,这一过程也推动了企业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4.2推动产业园区的循环化改造
循环经济是企业清洁生产以产业园区为载体的拓展,从单个企业的清洁生产转向企业间共生发展。基本思路是对自然形成的分散在各乡镇的特色产业集群和工业园区进行产业链的生态化重构,通过产业链的“补链”、“补网”形成相互关联、互利共生的链网式结构,构建循环封闭的生产系统。就水污染治理来说,生产污水和废水的减少与处理要以集中处理为基础、网络化管道设施为条件,这都为企业在园区内集中、互联、循环提供了市场需求与物理条件。然而在现阶段,存在只注重循环、不注重经济,陷入“循环不经济”困境,降低了园区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因此,一方面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循环效率,以循环经济抵消技术成本冲击,另一方面要激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降低循环技术生产成本。
4.3加强生态产业链中的静脉产业培育
静脉产业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循环经济模式,实际上是将循环经济中废弃物处理再利用的部门分离出来,形成专业分工明确、加工分解效率更高、服务范围更广的独立产业,它的任务是将废弃物再资源化,即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加工分解成新的资源。静脉产业有利于促进动脉产业的物质减量化、资源利用高效化、排放减量化,是企业“共生”关系的核心环节。我国静脉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现阶段的循环经济园区并没有融入独立的静脉产业,而是在动脉部门内部进行废弃物的收集、分类、再利用(张霜等,2013)。我国静脉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理论认识上不足,产业化水平也远远不够,现有的水资源再利用企业也存在政策扶持不够、回收网络不健全、技术落后等问题,在静脉产业培育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政策扶持,促进静脉产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实现动态产业与静态产业的协同发展。
4.4构建有效的倒逼机制与激励机制
产业生态化需要建立有效的政府倒逼机制和市场激励机制。之所以需要倒逼机制,是因为在环境成本外部化的条件下,企业没有治污动力,即使设定了排放标准,只要排污罚款成本小于治污成本,仍会导致环保约束软化。政府的角色就是以法治和规则为基础,为经济活动划定合理的生态边界,制定环保标准、严把项目准入、加强环境监测,提供基础设施和产业平台建设,杜绝企业的污染寻租行为,对企业的环保标准形成硬约束,倒逼企业注重生态效益。但是,行政化手段治水并没有解决治污的内在动力问题,不仅政府负担较重,也不具可持续性。因此,还需要通过市场机制的利益调整作用,建立和完善市场激励机制、利益平衡机制,将水环境治理的成本与收益传递给企业主体,以经济杠杆来引导企业主体从“倒逼”转型升级变为“主动”转型升级,从“谁污染谁付费”转变为“谁环保谁收益”,进而形成水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1]时磊.制造业技术“低端锁定”和升级困境的摆脱――Lucas“人力资本”模型的修正与深化[J].中国经济问题,2006,(5).
[2]卢福财,波.全球价值网络下中国企业低端锁定的博弈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8,(10).
[3]袁凯华,李后建.政企合谋下的策略减排困境――来自工业废气层面的度量考察[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1).
[4]刘伟明.环境污染的治理路径与可持续增长:“末端治理”还是“源头控制”?[J].经济评论,2014,(6).
关键词:城市水环境;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绿色环保
随着我国经济体系的发展,大众对工厂发展速度过快而对环境及人们生活造成的危害的重视度有了较大的提升。工厂发展速度过快不仅会破坏水系统结构,也会使周边植被遭到污染,因此,要注重提高城市居民的环保意识,使其形成水资源环保理念,保证绿色环保技术能发挥其自身的实际价值。
1水污染对人类的危害
水污染是指人们的生活用水及江河等水资源被化学物质或有毒物质侵入,导致水资源不能正常使用[1]。水污染不仅会对自然环境结构造成破坏,同时对人体也会带来一定的危害,如果人们日常饮用的水资源被污染,会对人们的肠胃造成一定的损伤,从而引发消化系统疾病,并且长期饮用被污染的水,毒物可能会蓄积在体内容易降低人体抵抗力,引发慢性疾病,增加死亡率。除此之外,水污染对粮食质量有较大影响,如果使用被污染的水灌溉庄稼,会损害农作物的根部,使得农作物不能正常发育,从而影响粮食质量及人们的生活,同时被污染的水资源还会对其他生物造成伤害,如动物,情况严重时甚至会造成死亡[2]。
2污染的原因
水污染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污染,因为一些自然现象而产生的一些有害物质流入水源中,导致水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是人为污染。森林火灾、火山喷发等是引起自然污染的主要原因,其中火山在喷发后所产生的火山灰不仅污染空气,当其渗入水资源中时,就会导致水资源被污染,此外,人们日常生活及生产活动也会产生有害物质,导致水环境被破坏[3]。在污染水环境的因素中人类活动因素是主要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居民生活污染
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火灶、燃烧秸秆后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这些物质长时间地积累到土质中,并且在城市中出现垃圾乱堆乱放的现象尤为严重,人们将自己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垃圾随意地丢弃,还有因为垃圾场垃圾处理不当,许多城市的居民生活垃圾不进行分类,直接拉到焚烧厂进行焚烧等等,导致大量的有害物质混合在水资源中,对水环境造成一定的危害[4]。
2.2工业生产排放
在工业城市中水污染的情况较为严重,部分工业企业对处理工业废料的重视度并不高,并没有使用专业或先进的设备对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工业废物进行处理,部分工厂在没有经过专业处理工业废物的情况下就直接排放于河流中,不仅污染了周边大范围的水环境,同时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并且由于工业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化工原料中含有大量的化学物质及有害物质,因此这些化工原料对水环境的危害最大,这些化学原料排放到河流中,顺着河流流入到人们饮用的水源中,会导致水资源中有害的化学物质成分增高,造成水环境的污染,如果人们喝了被污染的水,就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危害[5]。
2.3农业生产排放
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也有较多影响周边环境的因素,其中对水系统及环境的影响最大,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农作物使用化肥和喷洒农药时会对水质量造成影响;其次人们在农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生活垃圾,也会危害水资源环境[6]。这些垃圾在水资源中会留存很长时间,农作物如果将有害物质吸收后,不仅会造成农作物发育不健全,严重时还会导致大面积的枯萎,降低农户的经济收益,同时,人体健康也会受到残留有害物质的粮食的危害,大量食用后甚至会减少寿命,因此,农户应提高对水环境保护的重视度,避免间接或直接造成水污染。
3水污染的治理
3.1合理使用农药
农户在耕种农作物时,应合理分析农药的成分,根据农作物、周边环境以及农药的性质合理地使用农药,减少对水资源质量的影响因素,在有效消除或预防农作物出现病害的同时,降低农药及化肥对湖泊、江河等水资源的危害程度。在农业生产中不仅要对化肥、化学农药使用剂量、范围进行严格的控制,还要避免使用含有多种化学物质的农药[7]。
3.2正确处理生活垃圾
要有效处理生活垃圾,首先要提高垃圾分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针对不同垃圾的性质及类型,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垃圾处理时造成的污染,同时将生活垃圾有效处理。对可回收垃圾,如玻璃、纸类、塑料、金属等,可以实施综合性的回收处理,提高二次利用率,最大程度减少因生活垃圾而造成的污染。处理厨房垃圾时,可以处理后堆肥,将其应用在农作物的种植中,在将厨房垃圾发挥最大化作用的同时,减少有害肥料的使用率。对水银温度计、电池、灯管等有害垃圾进行处理时,可将其集中回收,进行特殊的安全处理[8]。此外,在处理砖瓦陶瓷等难以回收与利用的垃圾时,可使用卫生填埋的方式,但是在填埋的过程中要注意填埋的深度,避免对地下水源造成污染。
3.3减少工业、农业生产的排放
调整工农业的生产结构是减少农业、工业生产过程中水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工业生产活动造成水环境被污染的原因在于废物处理及排放不合理,所以要调整工业的生产结构。国家政府为了鼓励相关企业将太阳能、风能等新的能源技术引入工业和农业中,不仅针对工业与农业相关企业的发展需求提供了政策扶持,同时还向相关企业提供了资金方面的补助,帮助工农企业建立健全科学的处理系统,对工业废气、废水进行处理,同时通过提高监察力度,有效使工农业废物排放的达标率得到提升[9]。
3.4加强宣传,树立环保意识
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及质量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较大的提升,但大部分人还是缺乏环保意识,会因为缺乏环保意识做出随意丢弃垃圾等污染环境的行为。针对这一问题,政府应注重将环保宣传的力度加强,针对各地区的水环境及人们对环保的重视程度开展相关的讲座等宣传教育活动,并且采用多样性方式鼓励居民参与进来,让居民能够将环境的优良与自己的生活质量联系在一起,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从而树立保护环境的观念。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宣讲环保知识的同时,还应该针对我国自然环境、水环境的现状以及城市水环境治理工程中的主要问题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10],有效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水环境污染。
4结语
总而言之,在城市环境治理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水环境污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水环境的污染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在治理城市环境时,应根据时展趋势,将绿色环保理念落实在各项生产活动中,从根本上消除影响因素,并注重针对各个地区水环境的现状完善管理机制,提高管理制度的健全性、针对性,从而有效发挥水环境治理的作用。此外,在绿色环保的建设与城市水环境的治理中,相关人员应树立绿色水资源环保理念,采用可实施性高的处理措施消除污染城市水环境的因素,发挥绿色环保技术的价值,多方面对环境污染情况进行治理,为人们提供“绿色”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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