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主体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宏观经济主体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宏观经济主体范文第1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

经济效益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国家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企业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这是它赖以生存、求得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家财政资金和增加积累的源泉。因此，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企业和企业职工的利益之所在，同时也是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力之所需。何为企业的经济效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产量和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经济效益，有人则认为是市场畅销或上缴利润，也有人认为是产值。笔者认为这些都是考核企业的单项经济指标。马克思曾经说过，“真正的经济――节约――在于节约劳动时间，即低限度的，降低到最低限度的生产成本，但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马克思这一论断完全反映出现代管理中有关“投入产出法”的实际运用。企业的经济效益是指根据行业的具体情况，有目标、有规则、有计划地按着“优质、低耗、高产、安全”优化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目标，有程序、有系统地组织企业的生产技术，分配销售等环节的工作，通过产品销售回收资金。在此基础上根据多方面的数据运用现代数学方法计算其投入、产出比例，以最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从而体现企业的经济效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建立，在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我国国民经济真正形成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两个基本层次。对此，分别研究建立它们各自的管理规律和管理途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基于上述认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八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抓好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二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三是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经济体制改革上述三个相互联系的任务提出既指明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方向，又提出了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管理体制所必须具备的市场条件和微观基础。这标志着我国对于在搞活微观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问题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相对而言的，它们二者之间虽然没有天然的鸿沟，但也决不仅仅是范围的区别、量的区别、层次的区别。

一、从内涵上划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主要有两个标志

第一，是否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一个企业、公司，它的范围再大，产值再高，但它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属微观经济范畴。而县、乡的经济，它的范围再小，产值再低，由于它不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因而属宏观经济范畴。在旧的体制下国家直接经营企业，国家统负盈亏，企业实际上是国家政府部门的附属物，而全国实际上也是一个大企业，也就很难区分宏观与微观经济。第二，是否是经济总体。一般说宏观经济表现为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而微观经济则表现为一定的经济个体或经济系统要素。据此，不难得出结论，宏观经济就是指一定范围的经济总体及其总体运行。其外延包括整个国民经济总体、地区、城市、部门、县、乡镇总体等。微观经济则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及其活动，其外延包括企业、公司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基本经济单位。因此，单从管理主体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凡是国家政府机构发挥其应有的经济职能所进行的管理则是宏观经济管理。这一点也是划分宏观、微观经济管理的显著标志之一。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宏观经济管理就是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大体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并取得较好的宏观经济效益，对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及其运行所进行的规划、调节、监督和服务等过程。在这里国家各级政府部门是宏观管理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及其运行是它的客体，取得较好经济效益是目的。规划、调节、监督、服务则是它应发挥的主要经济职能。

二、理解、掌握宏观经济管理的本质特征

综观我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包含了两个基本方面：即一是要坚持搞活企业，搞活微观经济；二是要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这两个基本方面是相互统一、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国民经济就不能协调稳定地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管理体系，这是由它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首先与微观经济管理相比，它的特点主要是：（1）管理主体的行政性；（2）管理客体的总体性；（3）管理方式的间接性；（4）所需信息的综合性；（5）管理目标的全局性。其次，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也有本质不同，主要表现在：（1）指导思想不同；（2）管理主体与客体不同；（3）管理内容不同；（4）管理方式不同；（5）管理目的不同。

总之，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宏观经济体系不同于过去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系，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在指导思想、管理内容和管理方式方法等方面都有较大变化。从指导思想上说，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主义产品经济基础上的，而宏观调控体系则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力求做到计划与市场即价值规律调节的统一。从管理的内容上看宏观调控体系则以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为前提，而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则混淆一起，统包统揽。宏观调控体系的着眼点主要放在国家政府部门以对整个宏观经济的长远和全局发展进行规划、调节监督和服务上。从管理方法上看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主要运用间接管理的方式，运用指导性计划和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的方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间接的调节和引导，而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则运用直接管理，指令性计划、行政手段为主的方法进行直接的全面的控制。

三、完善探索实现经济管理结构规律

宏观经济主体范文第2篇

    会计体制即我国通常所说的会计管理体制,是指一国组织和管理会计事务的各种方式、形成以及各种制度的总和。从整体上来说,会计体制属于经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根据经济体制的整体要求,对一定范围内的会计事务进行组织和管理的方式、方法所作出的具体制度安排。本文使用会计体制代替会计管理体制这一概念,主要是考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虽然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但政府首先必须是一个经济主体,政府的会计行为是在一定的会计体制下进行的,其会计行为方式、方法是一定会计体制的产物。会计管理体制往往是从政府角度来表述会计体制的内容的,从政府角度出发来对其他经济主体在宏观会计运行过程中的行为方式、方法作出制度安排。我国会计理论工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这一概念的局限性,提出会计领导体制的概念,来概括我国目前不同层次的政府在会计运行过程中的行为方式、方法,明确其在会计运行过程中的职责权限。会计体制是会计运行机制得以形成和存在的基础,也是会计运行机制借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具体形式。会计运行机制是会计运行过程中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及其联系,是会计运行的目标和动力机制、调节与约束机制的耦合,是会计体制外在的作用形式。有什么样的会计体制,就必然形成什么样的会计运行机制;要形成什么样的会计运行机制,也就需要建立相应的会计体制。因此,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会计运行机制,首先就需要改革现行的会计体制,实现现行会计运行机制的重构。

    一、确立以企业会计运行为立足点的会计体制

    会计体制最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明确不同经济主体在会计运行过程中的权利、责任关系,对各经济主体在会计运行过程中职责权限进行划分,使各经济主体在社会会计运行过程之中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以实现社会会计运行的协调有序进行。从三大经济主体理论来说,会计体制的关键是明确政府、企业和会计人员在会计运行过程中的权责关系,使政府、企业和企业人员在宏观会计运行和微观会计运行过程中各尽其责、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实现我国会计运行高效率与高效益,在会计职能发挥作用、会计运行目标实现的同时,促进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健康有序运行。

    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个体,企业经济运行情况如何,直接制约着国民经济宏观运行状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其运行状况和运行效率直接影响着市场经济整体的运行状况和运行效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要着力于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运行主体,成为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市场主体。在会计运行方面,企业会计运行状况和运行效率如何,同样对企业经济运行状况和运行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决定着企业经济运行状况和运行效率。同时,企业微观会计运行状况和运行效率。也是宏观会计运行的基础,制约着宏观会计运行状况和运行效率。可以说,没有企业微观会计运行的高效率与高效益,没有企业会计运行的合理有序,就不可能有宏观会计运行的高效率与高效益,宏观会计运行也难于达到甚至不可能达到有序运行的最佳状态。

    企业经济主体作为联结个人经济主体与政府经济主体的中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情况下,个人经济主体一般都是借助于企业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表现其经济行为的,借助企业经济运行过程参与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也就是说,个人经济主体处于企业经济主体的直接管理和管制下进行经济行为,个人经济主体的经济运行决定于其所处的企业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由此个人经济主体在企业管理与控制下所进行的经济行为直接表现为企业经济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企业经济运行过程是由众多个人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所构成的,但个人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总是依附于企业的经济运行,服务于企业经济运行目标的实现。在会计运行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会计运行的微观性和企业会计人员的企业化,决定着会计人员经济行为和会计行为对企业经济运行和会计运行的依附,决定着企业会计人员总是借助于企业这一组织形式,参与宏观会计运行过程。也就是说,会计人员的会计行为内化于企业会计行为之中,它是通过企业的会计运行和会计行为表现出来的,而会计人员在会计运行过程中与政府的联系则是通过企业会计行为表现出来的;反过来说,政府与会计人员在会计运行过程中的联系也是通过企业这一中介进行的。作为企业的会计人员,政府对企业会计运行的要求,最终要形成对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要求;对企业会计运行的过程的约束,最终也将形成对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约束。但是,政府对会计人员的要求和对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约束,最基本的目的是对企业会计运行的要求以及对企业会计运行的约束,对会计人员的要求和对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约束只表现为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会计人员作为企业的一员,总是处于企业的直接管理和控制下进行会计行为。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企业对会计人员能够实施有效的管理与控制,能够有效地组织其会计运行过程,一般情况下包含着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高效率与高效益。可以说,企业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高效率与高效益,企业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优化,是企业对其会计运行及其会计人员会计行为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结果。因此,没有企业会计行为和会计运行的合理化,很难实现会计人员会计行为的优化、高效率与高效益。当然,企业会计人员会计行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其会计行为可能起因于对自身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时可能表现为与企业会计运行优化的非同一性,甚至与企业会计运行目标相偏离,但一般情况下,会计人员的会计行为总是服从和服务于企业会计运行目标,以实现企业会计运行目标,促进企业会计运行高效率与高效益而进行的。因此,会计体制明确会计运行过程中政府、企业和会计人员权责关系的中心环节,在于明确政府与企业的权责关系。

    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承担着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管理调的职能,在宏观会计运行过程中也同样承担着对会计运行过程的调控管理的职能,以促进宏观会计运行协调、有序。为了实现对会计运行的调控管理职能,政府作为一特殊的会计行为主体,通过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将宏观会计运行方向和目标,以及宏观经济运行对微观会计运行的要求体现于其中,一方面为企业微观经济主体的会计运行和会计行为提供基本规范、基本要求及其会计运行的基本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对企业会计运行进行约束,对其在会计运行过程中的不当会计行为进行调节,使各微观经济主体的会计运行符合宏观会计运行的要求。

    政府作为宏观会计主体,其会计运行目标的实现是以企业会计运行目标的实现为基础和前提的。没有企业微观会计运行过程的顺利进行及其会计运行目标的实现,就不可能有政府宏观会计运行目标的实现。政府会计行为的第一个方面,实质上是为企业微观会计主体的会计运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个方面则是对企业会计运行实施监督,对其会计行为进行调控,目的在于促使企业按照宏观会计运行的要求组织其会计运行,保证实现其自身的会计运行目标。政府会计行为两个方面的内容的具体实现,都依赖于企业会计运行和会计行为。政府制定的有关会计法规,如果没有企业会计运行和会计行为的合理化,则无法发挥正常的约束作用,再好的法规也形同虚设;政府对企业会计运行实施监督和调控,如果企业不对其监督调控信号作出反应,不发生相应的会计行为,也就不可能达到其预期的监督调控目的。

    要实现宏观会计运行目标,关键在于企业会计运行;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会计体制和会计运行机制,关键也在于建立良好的和健全的企业会计运行机制。因此,造就良好的企业会计运行机制,实现企业会计运行机制的重塑,就成为构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会计体制的基础。

    二、重塑企业会计运行机制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会计运行机制的关键,在于企业会计运行机制。要建立和完善会计运行机制,首先就需要对现行企业会计运行机制进行重新塑造。

    从整个会计体制来说,首先就要扩大企业在会计运行方面的自主权,保证企业会计运行过程的独立性。从现行会计体制来看,企业虽然在会计运行方面较传统经济体制下有较大的自主权,企业会计运行过程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企业会计运行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政府会计行为的依附状况。因此,当前应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扩大企业在会计运行方面的自主权,使企业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的会计主体。扩大企业会计运行方面的自主权,不仅是重塑企业会计运行机制的需要,更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应有的内容。扩大企业会计运行的自主权,一方面为企业会计运行 的独立性创造了条件,有利于逐步形成其独立的会计运行过程;另一方面,企业会计运行自主权作为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利于促进企业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企业会计运行自主权的扩大,是宏观会计运行乃至于宏观经济运行实现高效率与高效益的基础。没有企业会计运行的自主权,就没有企业独立的会计运行过程,企业则缺乏自主地组织会计运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会计运行就不可能实现高效率与高效益,从而宏观会计运行的高效率与高效益也缺乏存在基础。企业会计运行自主权的扩大也是企业会计运行机制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从运行机制理论来说,企业会计运行自主权的扩大是企业会计运行目标确立的条件,是实现企业运行自我约束,以及接收政府会计运行调控信号并对其作出灵活反应的基础。因为企业只有在追求自身会计运行目标实现的导向下,才能能动地组织会计运行和进行会计行为,灵敏而自动地接收政府通过市场传导的信息,并按照宏观会计运行的要求对自身会计运行进行调节与约束,从而形成其会计运行的目标机制、动力机制、调节与约束机制。

宏观经济主体范文第3篇

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仍然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在经济总量上正进入世界第二的名次,成绩值得自豪。但是宏观经济在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的同时明显地存在很多两难问题。虽然宏观经济两难局面的存在不能动摇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良好的积极判断,但是发展过程中如此多的两难局面,需要我们在理清原因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追求物质利益增长的发展目标存在片面性

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设计存在一些片面性,但我们还没有很清晰地意识到,单纯以物质利益增长作为发展目标对发展方式可能造成的负面导向。中国社会发展的真实价值目标与根本价值目标不是钱、不是物,而是人本身、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物质利益增长只是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一个最基本条件,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配合,物质收入的增长目标可能会直接降低人们的消费、投资、生产品味,从而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产业结构的质量。

比如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研究创新经济发展,是需要适当超脱于金钱追求、尊重人的个性、发挥个人特长、实现个人灵感和爱好。因为创新经济发展的初期收益回报没有传统制造业快,更没有虚拟经济快,但是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长期的边际收益率,从而使中国更具有国际竞争力。为了推动创新经济的发展,政府就应从长计议,出台相关的激励制度。可惜至今政府在财税、产权、金融、分配、竞争等方面的制度支持仍过于迟缓,缺乏一套完善的制度支持系统。这就使得很多人只钟情于收益快的虚拟经济、房地产业、传统制造业,不愿意投资于风险大、投资期长的创新型产业,从而导致宏观经济的两难局面。

再如,生态环境友好型的相关产业看起来也没有资源采掘业、“两高一低”的产业获利快,但如果从人的生命价值和健康价值看,前者是失而可得,后者是得不偿失。中国目前许多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证明这一点。仅从中国水污染治理需要的巨大投入一项就可以算出这笔账。

可见在制定经济发展目标时,只有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才能真正科学地揭示发展的内涵,设计合理的经济发展速度,建立科学的产业发展结构,尽可能避免速度与结构之间冲突的产生。

为此,应进一步完善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把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协调,既考虑当下的投资与就业,更要谋划长远的创新与和谐,从有利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高度统领经济发展,设计每一阶段的发展目标,从而在速度与结构的关系上相辅相成。

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宏观经济两难局面产生的原因之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背景,导致与发展配套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中国体制改革以前的不发展明显地是由体制的落后导致,我们在透视中国发展的本质含义时,要认识到发展背后的体制改革动因。比较显著的例子是,最初农村的发展来源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村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和农村体制的变革相连,农民权利的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

由于我们总结体制改革与发展关系的经验不够,吸取体制改革不充分导致发展不充分的教训也不够,导致我们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忽视了自觉地用体制改革来促进发展,从而使我们的发展潜能没有完全被释放出来,导致宏观经济的两难困境。

比如:资本收益与劳动者收益的关系严重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就是源于没有及早建立劳资之间的协商谈判制度,以及劳动者自治组织发展的滞后导致的劳资矛盾;又比如,众所周知,只有改革户籍制度,才能真正解决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的身份难题。但户口制度是高度集权的行政计划体制运行的产物,完全依靠行政惯性解决户口问题是不现实的,城市化就需要农民自身的创造功能,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引领发展,我们恰恰在这方面还缺乏更多的制度创新。

因此,加快新一轮体制改革的步伐,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发展,以体制改革促进中国的发展,应该成为更理性成熟的发展途经。要进一步认清我们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之所在。从传统体制中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的体制特征看,体制转轨的核心是国家权力和民众权利之间的调整,要将国家过多集中的权力回归社会民众,在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培育民众权利。

这种体制转轨的特殊背景决定了经济发展的特殊含义,以收入表现的发展背后必定有民众权利发展的支撑。也就是说,表象内容是收入增长,核心内容是权利增长;以权利体现发展为因,以收入体现发展为果。以权利衡量发展,既能反映收入增长,又能反映体制发展。而以收入衡量发展不能反映体制发展,因此,以权利衡量发展比以收入衡量发展更体现发展的本质。

缺乏对市场经济主体特性的深刻认识

宏观经济两难局面产生的原因之三,是我们在努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缺乏对市场经济主体特性的深刻认识,在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的引导中缺乏科学性。市场经济主体特性应该既具有利己性,又具有利他性;宏观经济管理既要利用市场主体的利己性发展经济,也要利用市场主体的利他性自治。

可是我们错把市场经济发展等同于放任市场主体的私利性泛滥,为谋取私利可以不择手段,忽视了市场本身就是需要节制私欲、将利己与利他相协调。在激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没有同时启动主体行为的自治和利益相关方的互相制约,从而给市场主体造成错觉,以为市场就是不择手段谋利,不用考虑他人的疾苦,也不用考虑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比如在煤资源管理中的制度漏洞放纵了一些煤老板的贪婪,一些国有企业利用垄断地位谋利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严重忽视社会自治、社会制约的制度效应。此外,宏观经济主体本身又夸大了自身利他性特性,并且忽视了政府官员本身也具有的私利性可能对市场经济造成的干扰,对政府部门与市场运行之间的界限划分模糊,一些政府部门成了实际上的市场主体。

当各级政府部门的利益较深地嵌入到市场经济利益链条中,我们只要一采取措施治理市场乱象,就陷入了两难困境:既遇到市场主体自治缺乏,不能积极响应宏观治理的制度要求难题,又遇到各级各地政府部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使良好的宏观治理政策的执行举步维艰。比如目前的房地产调控,就牵涉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关联到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房地产商的利润空间,关联到土地招拍挂市场;社会富裕阶层的投资炒作,关联到产业结构的投资走向;普通消费者的住房需求,关联到社会的贫富差距;政府的实体经济制度导向,关联到中国金融发展和资本市场发展的质量等等。各种利益集团的纠葛,各种社会阶层的诉求,使房地产业成为宏观经济两难局面的典型现象。

宏观经济主体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条件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的差异何在，存在以下几点意见：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诸多差异，研究，识别和利用不同的是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体系的劣势，建立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新型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必要的条件。

一方面，控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是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资源的调配，经济运行之决策完全由政府掌握，一切经济运行无法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转，不能决定自身的发展方向，所谓的计划指令和激励制度，也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和精神性管理指令。大多数企业事业单位，要么是要服从的计划指令，以政府的指令为方向，否则就不会受到政府重视，发展不起来，地位也会受到影响，企业自身的经济下降也必然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现状面前，可以说计划经济中宏观调控只能是行政手段为主导，优先考虑，或完全遵循行政手段调控经济，企业本身无任何自由发挥的空间。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国家也好，政府也好，宏观调控的措施的一般都是是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按照政府颁布的分层计划指令下属单位接受政府的计划指令下级单位执行计划指令。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条件下孕育而生的。具体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直接区别点在于在宏观经济容易导致市场发展不均衡，但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来看，这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有根本的差异，导致宏经济不平衡的原因有差异，也是导致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差异的根本原因。

2.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的具体功能的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的条件下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决定了实际行动上的差别。虽然在两种经济环境下，宏观调控是纠正和防止宏观经济失衡。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宏观调控本身的解决的方案和计划的实施往往容易片面，进而会导致宏观经济调解力度不到位，市场发展失衡。由于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政府主导，所以宏观调控主要是弥补政府管理漏洞，弥补自身缺陷。

3.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系统不同。在现有的基础上，不同的条件下，宏观调控是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本身享有有无限的经济自由，政府掌握实施宏观调控并不需要单独的立法授权，因为政府宏观调控措施所凭借的行政手段，即使用直接调控措施，也是经济的综合控制的一部分，不需要特别单独的立法。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措施和控制是，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授权来提供制度支持，法律是先决条件，更是是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关键环节，该系统基于现有的条件，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总体上来说，是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征服所面临的问题都不是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改进，但向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根本改革，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运作，建立新型的宏观调控体系。

4.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和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不同的条件下，调控手段是不同的，政府的宏观调控是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达到调控经济运行的目的，这决定了政府干预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被剥夺是此消彼长的。

5.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监督，对指令是政府给予行政处分。因此，宏观调控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单位的实现，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在本质上是强制性的。

宏观经济主体范文第5篇

【关键词】DSGE模型经济波动宏观政策分析

作为主流宏观数量分析工具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是以微观和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采用动态优化的方法考察各行为主体(家庭、厂商等)的决策,即在家庭最大化其一生的效用、厂商最大化其利润的假设下得到各个行为主体的行为方程。一般性的DSGE模型中通常还包括政府部门(中央银行、财政部门)的行为决策(标准RBC框架不包括货币政策)。具体地,DSGE模型中各行为主体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其行为的当期影响,以及未来的后续影响。因此,各行为主体在对未来预期(建模时通常采用理性预期代表)的前提下,动态地考虑其行为决策的后果。其次,现实经济中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因此DSGE模型中引入了多种外生随机冲击,并且这些外生随机冲击与行为主体的决策共同决定了DSGE模型的动态过程。由于DSGE模型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行为方程中的结构参数、冲击的设定和识别进行了详细描述,从而可以避免卢卡斯批判。此外,DSGE模型考虑经济中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考察行为主体的决策。

一、构建DSGE模型的理论基础

DSGE模型的理论基础之一是RBC理论,然而RBC理论由于其理论基础与现实经济环境不符而受到众多的批判,因此众多的DSGE模型是在新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

1、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BC)

基于RBC理论的DSGE研究较多,如Kydland&Prescott(1982),Long&Plosser(1983),Ireland(2001),黄赜琳(2006)等。RBC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完全竞争市场、价格和工资具有完全的灵活性,不存在外部性、信息是完全的以及行为主体具有理性预期。在这些假设下,RBC理论认为来自技术等供给方面的因素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宏观经济政策无效。因此,基于RBC理论的DSGE模型都不包括政府部门(即货币当局)的行为决策。

2、新凯恩斯主义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在理性预期、垄断竞争市场、价格和工资具有刚性(粘性)的假设下,认为不仅技术等供给方面的因素是经济波动的来源,宏观经济政策同样对产出等实际经济产生影响。因此,主流的DSGE模型大多以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为基础,并将货币政策和(或)财政政策纳入其分析框架。新凯恩斯主义DSGE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引入了价格和(或)工资粘性,而粘性的引入方式有两种。

一是Calvo(1983)采用“调整信号”的方式引入粘性,即经济中接收到随机的“调整信号”的经济主体(企业和或家庭)会将其价格和(或)工资调整到最优,而没有接收到该信号的那部分经济主体则不最优化其价格(工资)。Yun(1996),Gali & Gertler(1999),CGG(2002),Horvath(2009)等运用该方式将价格粘性引入其DSGE模型;而Erceg et al.(2000),Kollman(2001),CEE(2003),Smets & Wouters(2003),李松华(2009a,b)等不仅将价格粘性,还将工资粘性引入其DSGE模型中。

二是Rotemberg(1982)采用“二次调整成本”的方式引入粘性,即经济主体调整其价格(工资)存在着成本。Ireland (1997,2001),Kim(2000),Atta-Mensah & Dib(2008)等采用了该方式引入价格粘性。而Chugh(2006),Dib(2006),Ratto et al.(2009)等运用该方式还将工资粘性引入DSGE模型。

二、DSGE模型的估计方法

由经济主体优化行为得到的行为方程及各个均衡条件所构成的DSGE模型并不能直接用于数据以得到模型参数的估计值,因为大多行为方程都是非线性的。因此,通常要在模型变量稳态值处将其进行泰勒展开,以得到线性化的DSGE模型。

1、校准法

校准法的主导思想是通过使模型的理论矩尽可能与观测数据一致而得到DSGE模型参数的校准值,即根据经验研究来确定模型的参数,进而对实际经济进行经验型模拟研究。DSGE模型的先驱Kydland & Prescott(1982)就采用了校准的方法。由于校准法的矩估计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且研究者可以更多的关注DSGE模型的数据特征,因此Yun(1996),Gali(2000),Kollmann(2002),陈昆亭、龚六堂(2006),Blanchardy& Gali(2006),Horvath(2009)等的研究中都采用了该方法。

尽管校准法具有显著的优势,但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个别参数的校准未必准确,而极大似然和贝叶斯方法可以提供观测数据的完全信息,从而较多的文献采用了这两种方法来估计DSGE模型的结构参数。

2、极大似然估计

极大似然估计法的操作分四步:首先,将线性理性预期的DSGE模型用其前定变量表示为缩写状态方程形式;其次,用观测方程将前定状态变量与观测变量联系起来;再次,用Kallmann滤波得到关于模型参数的似然函数;最后,最大化该似然函数得到模型参数的估计值。运用极大似然方法估计DSGE模型的文献有:Ireland(1997,2001),Kim(2000),Dib(2006),Christensen&Dib(2008),Chung et al.(2007),李松华(2009b)等。

3、贝叶斯估计

贝叶斯方法则是结合似然函数和模型参数的先验分布(prior distribution)得到后验分布的密度函数,通过将该后验分布关于模型参数直接最小化或采用蒙特卡洛马尔科夫链(MCMC)抽样方法加以最优化即可得到DSGE模型结构参数的估计值。这方面的文献有Smets&Wouters(2003),Sugo&Ueda(2008),Ratto et al.(2009),李松华(2009a)等。

由于受可得观测数据个数的限制,DSGE模型中的参数不可能全部通过估计得到,部分结构参数需要校准得到。因此,无论是极大似然估计还是贝叶斯估计都结合了部分参数采用校准的方法来估计DSGE模型。

三、DSGE模型的研究主题

DSGE模型的研究主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经济波动研究;二是宏观经济政策研究。

1、经济波动研究

DSGE通常运用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来分析外生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贡献。

Kydland&Prescott(1982),Long&Plosser(1983)等运用基于RBC理论的DSGE模型,认为技术冲击是导致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主要因素。Ireland (1997,2001)运用粘性价格的DSGE模型肯定了RBC理论中技术冲击是产出波动主要来源的结论,并认为通胀波动主要来自于货币政策冲击。黄赜琳(2006)运用基于RBC的DSGE模型研究了中国的经济波动,认为技术冲击可以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大部分,但对中国就业增长的效应较小,从而就业波动较为平缓。Dib(2006)运用包含名义(即工资价格粘性)和实际(即资本调整粘性)刚性的DSGE模型认为技术和偏好冲击是产出波动的主要来源。

与上述“技术导致经济波动”的观点相反,大量文献的研究表明,技术之外的其他因素在经济波动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如Calvo(1983),Gali&Gertler(1999)等通过引入粘性价格从货币观点来解释经济周期,认为货币政策冲击及价格决定行为在理解经济周期中发挥了核心作用。Gali(1999)也认为技术冲击并非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需求冲击是产出和劳动波动的主要因素。Chari et al.(2000)等认为真实摩擦而非名义摩擦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Smets&Wouters(2003)认为劳动供给和货币政策冲击是产出波动的主要来源,而价格加成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通胀波动的主要来源。Adolfson(2007)运用开放经济DSGE的研究表明,技术、偏好、劳动供给冲击解释了产出波动的大部分;货币政策冲击是通胀波动的主要因素。Atta-Mensah&Dib(2008)将金融中介机构纳入DSGE的框架,研究表明中短期中外信贷冲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释了产出、通胀、名义利率的波动。Sugo&Ueda(2008)认为投资调整成本冲击和技术冲击是日本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

与上述不包含金融市场摩擦的DSGE研究相反,Bernanke et al.(1999)、Gertler et al.(2003)以及Christensen&Dib(2008)等将金融市场摩擦纳入DSGE的框架(即金融加速器模型),考察了金融市场摩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但他们的结论并不一致。Bernanke et al.(1999)、Gertler et al.(2003)认为金融加速器显著地放大了经济波动的程度和持久性,而Christensen&Dib(2008)认为金融加速器对产出波动不重要。

2、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DSGE模型在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二是最优货币、财政政策;三是用于货币政策传导分析。

(1)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几乎没有争议,均认为货币政策对产出等实际经济具有真实效应。

Gali(2000)认为在粘性价格模型里,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显著而持久,粘性对货币政策的非中性非常重要。Huang&Liu(2002)等认为在粘性工资和垄断竞争情形下,产出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具有较强的持久性。Kim(2000)在内生货币供应量规则下检验了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并认为工资和价格粘性决定了货币政策的流动性效应是否存在。Kollman(2001)采用小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表明正的国内货币供给冲击导致本国利率下降、名义和实际汇率贬值,产出增加,说明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具有真实效应。Atta-Mensah&Dib(2008)将金融中介机构纳入DSGE的框架,考察了不完全的信贷市场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认为如果货币当局采用前瞻性通胀目标的政策规则,则即使价格是完全灵活的,货币政策仍通过信贷传导,即货币政策有效。对财政政策的研究有Smets&Wouters(2003),Beetsma&Jensen(2005),Ratto et al.(2009)等,认为财政政策即政府购买冲击对经济具有真实效应。Beetsma&Jensen(2005)运用粘性价格、开放经济的DSGE考察财政稳定政策(即政府购买)的作用机制及其决定因素,认为产品的替代性越大、劳动供给弹性越小则越要求越积极的财政政策。Ratto et al.(2009)沿袭Smets&Wouters(2003),并将金融摩擦纳入其模型,研究表明财政政策有效。

(2) 最优货币、财政政策。对最优货币、财政政策的研究是通过在DSGE模型中增加基于效用的福利分析即损失函数来进行的。

传统的最优货币政策强调对通胀响应,如CGG(1999)认为最优货币政策要求名义利率对通胀敏感,即其对通胀的响应系数要大于1,而对技术冲击保持不变。Gali&Monacelli(2000)认为在完全汇率传递即一价定律成立的开放经济中,最优货币政策要求通胀为0或接近0,且名义利率不为0,无需考虑汇率波动。Kollmann(2002)考察了开放经济下最优泰勒规则,认为最优泰勒规则可以保证通胀稳定,但导致汇率大的波动。Smets&Wouters(2002)考察了不完全传递汇率对最优货币政策的意义,最优货币政策应最小化国内和进口价格通胀的均值。CGG(2002)考察了开放经济下的货币政策设计,认为在纳什均衡下,一国货币当局仅对本国通胀响应,最优货币政策与封闭经济一样;而协作的货币政策还要对外国通胀响应。

Chung et al.(2007)检验了小国开放经济(韩国)的最优货币政策,认为即使汇率不完全传递和存在成本推动冲击,通胀目标的货币规则仍是最优的,盯住汇率的货币政策非最优。

与上述研究不同,McCallum&Nelson(1999)考察了名义收入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作用,认为保持名义收入接近其增长(等于长期平均的实际收入增长加通胀率),则最优货币政策可以实现通胀目标并减小真实经济的波动。

Chugh(2006),Arseneau&Chugh(2008)认为粘性工资对最优货币政策设定有较大影响。Ravenna&Walsh(2006)认为信贷市场即成本渠道的存在,导致了最优货币政策受到限制。Blanchardy&Gali(2006)用包含劳动市场摩擦即失业的粘性DSGE模型,表明实际工资刚性导致严格通胀的货币政策非最优,最优货币政策应稳定通胀和失业变化的加权平均,即名义利率对通胀和失业响应的泰勒规则是最优的。Faia(2008)也认为最优货币政策应对失业和通胀响应。Faia&Monacellib(2007)则在包含粘性价格、不完全信贷市场的DSGE模型中考察最优利率规则,认为最优利率规则应对资产价格响应。对最优财政政策的研究有Siu(2004)、Schmitt-Grohe&Uribe(2004)、Horvath(2009)等。Siu(2004)认为粘性价格下的最优财政政策与灵活价格下的有很大差别:最优通胀率与价格粘性程度正相关,而税率有较大的波动。Schmitt-Grohe&Uribe(2004)认为最优财政政策即政府债务和税率随机游走。Horvath(2009)用财政货币政策合作、不可分偏好的新凯恩斯模型,检验了最优财政政策是否存在挤出效应,即政府购买支出增加,私人消费下降。

(3)货币政策传导。Barth&Ramey(2000)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紧缩导致美国企业产品价格上升,货币政策传导的成本渠道存在。Ravenna&Walsh(2006)等的研究也表明货币政策传导的成本渠道存在。Hulsewig et al.(2009)运用不仅工资价格存在粘性,信贷市场同样存在粘性的模型表明,金融市场摩擦通过使货币市场利率不完全传递贷款利率而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成本渠道使通胀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更为持久。

相反,Rabanal(2007)用贝叶斯方法的研究认为美国不存在成本渠道。上述文献对货币政策传导的研究仅关注货币政策成本传导渠道(即信贷渠道)的存在性,并且主要采用了校准参数的方法。而李松华(2009a,b)用中国的数据、分别采用贝叶斯和极大似然的参数估计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供应量渠道和利率渠道的存在性,并具体分析了货币政策是如何通过这两个渠道对产出、消费、投资等实际经济产生影响的。

此外,Meh&Moran(2004)认为银行同样面临金融摩擦,其资本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决定因素。而Devereux(2004)则运用开放经济的DSGE模型对货币政策传导的研究表明汇率对货币政策传导有切实的影响。

相对于传统计量方法,运用DSGE模型研究经济问题具有较多优势。随着中国开放度的增加,运用DSGE模型研究中国的货币政策实施及政策设计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徐高: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中国经济波动数量分析[D].博士学位论文,2008.

[2] Kydland,F.E.,E.C.Prescott.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J]. Econometrica,198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