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宏观经济话题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关键词:
正文:
经济新闻从其发展前景来看是很有前途和潜力的,它作为一种新闻报道形式出现是时代的召唤,历史的必然,也是新闻现代意识的体现。客观形势要求新闻报道在反映社会性经济问题时,增加理性的思考,从多侧面多角度全面考察经济事实的内在与外部的联系。但是作为经济新闻,它应服务于大众,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它。"以人为本"的报道与创作,无不要求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要学会打造经济新闻的立体化模式。
一、 开拓角度,宏观取材
社会主义经济包括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四个领域,然而,经济新闻在报道具体经济工作时,往往容易就生产谈生产,与其他三个领域很少联系。因此说到经济新闻,有人就会把它与农业"四季歌"、工业"三部曲"联系起来,认为经济新闻就是"政策条文+措施办法+数字效果"的计划报表式的报道,象八股文一样枯燥无味。经济新闻要进一步开拓新角度,不断扩大报道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逐步建立的过程中,已经把整个社会的经济行机制和领域联成一体,因此,从事经济新闻报道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确立宏观经济意识。确立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头脑,敢于并善于抓住经济领域内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发现新的问题,开拓新的角度,才能使经济新闻报道有重大突破,取得更佳宣传与传播效果。
二、 理性分析,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所谓新闻的分析性,就是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对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进行充分阐述的种报道形式。相较于其他新闻表现方式,分析性新闻更侧重于通过运用综合分析、解释、预测等方法,它既有新闻述评的透彻犀利,又兼新闻综述的全景式勾勒,也具思辨性新闻的深度,而又不失其客观性。
1. 理性表达媒体思考
正确解读经济事件是做好分析性新闻报道的基础。通每一项经济政策出台,每一个经济事件发生,每一种经济现象流行,媒体就此作些背景或者条文解读,分析一下事情的成因或来龙去脉,以让公众获得更详细、更清晰的信息。但笔者认为,让公众"知道"仅是解读的第一层面,仅仅是一般信息提供层面。真正成功的解读,必须有第二个层面,即在解读中,更多地体现媒体的思考,并表达这种思考,进而让受众自己进行"思考"。通过这种自我思考,提升受众对经济事件、现象、政策的判断和认知能力,以更好地理解各种经济政策、经济现象,形成共鸣和合力,同时也达到了分析性新闻的初衷。
2.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新的形势下,"理性"正在成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报道的思想方法。坦率地讲,做经济新闻报道时常会面对很多诱惑,坚守理性意味着经常要舍弃浮夸的噱头,远离无聊的炒作,能从纷繁芜杂的新闻事件表象中找到内在脉络,更看重的是长远的社会的利益而不是只顾眼前,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而对新闻的原则态度和客观公正的立场就是坚持理性的基点。
三、 以人为本,贴近读者
人是社会的主体。不管是何种类型的新闻,多是由人的活动引起的。人的欲望与需要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也是经济活动的目的和归宿。人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也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尺度。经济新闻同样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1.树立人为本的思想
当今时代是竞争的时代,经济新闻也有其竞争性,还有把握住人的心理,才能赢取更多的读者。这就要求每个经济新闻工作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让自己的报道吸引更多的读者。经济报道应以人为中心,把人在经济活动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所求充分地表达出来,抓住经济主体人的一切活动,把写人与写企业发展、经济演变共同融于新闻中,让读者在读经济新闻的过程中感觉是在与人对话。
2.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匠心独运
经济报道应以明晰、生动、准确、迅速见长。既要避免因报道蜻蜓点水、掠影而言之无物,又要避免因报道枯燥冗长,严辞艰深而拒人千里。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群众,将经济与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经济新闻采写中,处理业务性与新闻性这对矛盾时,新闻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业务于新闻性。有些记者把大量经济学术语堆砌在报道中,以为这就是以深度见长的经济报道,结果适得其反。专业术语的业务性很强,许多外行人对它十分陌生,如果我们在写新闻时注意用通俗的描写,就会使读者顺利地接受我们地宣传。运用好通俗、易懂的语言描写专业术语是经济报道贴近读者的重要手段。
作为经济新闻就用精确的数字和人物生动的语言表达经济主体。着力刻经济主体的内心世界,报道内容充满生活气息,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取得视觉效果,把最有趣的东西传达给读者,让他们对经济政策、经济活动有所感应,进而有所悟、有所知,以引起读者对经济新闻的兴趣。
3.以经济新闻的实用性和服务性贴近生活,贴近读者
作为经济新闻,要想充分展现其真实性和服务性的一面,把最前沿的东西写出来,必须带领读者"回归新闻现场"。这个现场,是企业的生产现场、职工的生活现场、企业家的调研现场,把最有趣的东西传达给读者,让他们对经济政策、经济活动有所感应,进而吸引读者。
赵德海教授、和淑萍副教授主编的《宏观经济学》一书已于2010 年 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是第三版。该书基于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时引入大量具体的宏观经济管理案例、特别是引入了我国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情况,以中国实际发生的经济事件为主要阐释对象,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出来,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该书受到了哈尔滨商业大学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的资助。它的出版无论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还是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结构清晰,内容详尽,系统性强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观经济学导论,主要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定位、发展历程及基本研究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对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三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论作全面的介绍。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别就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供给和总需求、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第十二章对当代西方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流派的的发展、基本观点、分歧及新近动向作了简单的介绍。从全书的目录可以看到,作者对其中每个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详细划分,结构清晰。同时,对本学科每部分所涉及的核心知识点进行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辨析。这是此书区别于其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语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强
宏观经济学在进入中国的很长时间里,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懂、听得明白的学科,认为那是政府官员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没有关系。因此,很多的教材、专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介绍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涩难懂的语言,让人敬而远之。读过这部宏观经济学教材后发现作者叙述的语言简练、直白,让读者看后能够感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可以学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语言直白、透彻,把经济中的问题用百姓的话说了出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语言的通俗性是这本教材的一大优点。
三、反映了学科的重要进展与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绍了已较为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还加入了近期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了出来。如在国民收入核算部分对当前热门话题绿色GDP的介绍,失业与通货膨胀部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分析等,这些都是目前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大量的这些前沿性研究资料的引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有学者在讨论我国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性时曾说过,判断一本学术著作或论文的价值之高低,资料来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从这方面来看,本书的资料是丰富、新颖而又可靠的。
四、宏观理论实践化,兼顾理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宏观经济学真正的舞台是阐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由于充满了理性而足以开发心智,令人乐而忘返。在对理论介绍的同时,书中在每一个重要章节甚至知识点之后,都附有相关的案例及分析。例如,为什么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如此之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彻、精辟到位,能很好地体现出真实世界中所蕴涵的经济学原理。同时,书中出现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包括了一些作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成果。这就克服了时下不少翻译出版的国外宏观经济学著作在联系中国实际方面存在的不足。
现实中,要想从“我听说过”进入到“我懂得”的境界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翻阅《宏观经济学》一书时,给我感受深刻的是以赵德海、和淑萍为首的编写团队甄选相关案例的良苦用心。其实对读者来讲这更是抛给我们很多富有思考价值的问题。相信此书无论是对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对政府工作管理人士,都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回到CPI数据,3.1%意味着一方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经突破了年初政府制定的将物价控制在3%以内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物价上涨也突破了公认的通胀的警戒线。在笔者看来,尽管CPI从数据上已经“双突破”,但是否意味着未来物价的走势将更为严峻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这一数据的主要影响因素:二是这一数据有没有持续性。从影响因素看,5月份CPI突破3%的警戒线,除了去年的基数比较低之外,食品价格的季节性因素影响较大,而随着蔬菜价格的回落,未来价格走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加之考虑到我国的通胀因素里面,输入性的通胀一直成为影响我国物价的主要原因,但受欧元危机的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呈现跌势,短期内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也大大减轻。
尽管如此,3.1%也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了通胀时代,但通胀本身不仅温和,而且可控,未来通胀预期压力在CPI突破3%之后反而减缓了。当然,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3.1%应该不会是今年CPI的最高点,但在未来的数月,如果宏观经济态势没有大的变化,发生恶性通胀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除了物价之外,大家更关注的是未来宏观政策的走势。比如,加息的政策窗口。笔者认为,在经济总体向好,通胀温和可控,外在因素不确定的情况下,宏观政策应该以静制动,未来数月,将成为政策的“静默期”,既不会有加息政策的出台,财政政策也将保持相应的连续性,在欧元危机的态势基本明朗之后,宏观政策才会发出明确的信号灯。
下半年政策的选项相对简单很多。首先,物价的压力大大缓解,政策的选择可以不再受物价的左右:其次,从70个大中城市的5月份房价走势看,同比上涨12.4%,比四月份环比上涨0.2%,在史上最严的调控政策下,房价依旧坚挺,未来政策层面依旧要保持调控的力度;其三,今年被称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元年,在结构调整方面,能否迈出更大的步伐都值得期待,而至于是否加息,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完全取决于中国宏观经济本身的需要。
[关键词] 信用风险;宏观经济环境;信用循环指标;违约概率
[中图分类号] F83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1-0152-0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宏观经济中期发展建模:预测方法与应用研究”(批准号:7053101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基于行为的若干社会经济复杂系统建模与管理”(批准号:70521001)
[作者简介] 曹汉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中国银行总行高级经理,研究方向为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任若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竞争力比较、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北京 100053)
一、问题的提出
近20年来,信用风险的研究如雨后春笋,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这些早期的信用风险模型大多集中对违约可能性(信用评分)的预测,主要强调对样本截面数据,而不是从时间序列角度来分析辨别“好”或“坏”的公司,并且这些模型大部分仅仅考虑了公司本身的状况与能力,而未将外在的环境因素纳入其中。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营环境的快速变迁,公司必须面对许多不确定性,增加了公司经营的风险。信用风险的时间序列或动态行为分析已经广受学术界、业界以及监管机构的重视。
首先,信用风险市场的流动性越来越大。抵押证券(ABS),如债券抵押证券(CBO)与贷款抵押证券(CLO),与信用衍生产品(Credit Derivatives)相似,都允许金融机构在不用破坏客户关系的情况下降低信用风险敞口。这些新信用工具的定价需要利率、违约率、回收率、以及信用利差等的动态行为的足够数据。一般而言,可利用直接观测这些变量的历史数据,或者利用流动性信用敏感工具定价模型来计量这些相关经济变量的动态行为即为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s)。其中信用衍生工具或证券有效性弥补了早期信用评分方法在管理信用风险时的适应能力,同时它也使违约分析的重点从截面分析、时间点分析转换到动态的信用风险管理。
其次,信用风险组合管理需要动态信用风险分析。虽然这些模型基本上都能作为分析信用风险组合的工具,但是对于不同风险种类的分析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可辨别的独特性风险与系统风险情况下,绝大多数独特性风险都能被分散,系统性风险对信用组合最重要。而目前的信用组合模型,如CreditMetrics、CreditRisk+都较少关注系统风险因素的行为。通常而言,系统信用风险因素经常与宏观经济环境有关。因此,如果能将宏观经济环境与系统信用风险因素建立联系,那么有关宏观经济变量的趋势与状态的知识就可以帮助商业银行评价组合信用风险。
第三,监管的发展也需要对信用风险进行动态分析。新巴塞尔协议(Basel Committee on Bank Supervision (2003))建议银行的资本需求(capital requirements)必须直接与交易双方的履约能力(creditworthiness of the counterparties)相联系。同时,新监管架构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就是银行资本需求的亲周期性(pro-cyclical capital requirements),并且按照这样的方法来增加经济周期的冲击,这可能会恶化经济周期波动。经济增长期间,银行可能会降低经济资本水平,而经济资本水平的降低可能是受到基于近期违约概率估计的风险敏感性资本需求(risk sensitive capital requirements)的刺激。因此,在经济周期的波峰时,经济资本水平可能非常低以致于无法应付后续的经济下降趋势。而在经济下降期间,经济资本的积累同样可能很低。此外,经济资本的增加可能会导致银行信用紧缩(credit crunch)并且因此恶化已经不利的经济环境。亲周期(pro-cyclicality)的问题进一步凸现了对信用评级、违约概率、信用利差以及其它信用风险驱动因子进行动态分析的需要。
本论文主要尝试将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竞争环境纳入信用风险模型,来辨别外在因素对信用风险的影响程度。希望利用辨别出的外在因素对信用风险的影响,为投资者在评估投资时提供多一层的考量,并建立一个能够纳入外在因素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式,以供后续研究与实务界应用。
二、信用风险模型的发展历程
信用风险分析最早起源于Beaver (1967) 和Altman (1968)的工作,并且在过去近四十年来取得了广泛的研究与探讨,发展出许多类型的信用风险模型。不同的模型具有不同的特性及相关的理论基础,大致而言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基于会计信息与市场价值所发展出来的模型,如Altman,Haldeman and Narayanan(1977)的ZETA模型,第二类则是以股票价格为基础的模型,如KMV、Moody’s等机构用期权理论发展出来计算违约概率的模型。但到目前为止,并未有具体将宏观经济因素纳入信用风险模型的研究。不过,经由Belkin,Suchower and Forest(1998)与Jongwoo Kim(1999)两篇对信用转移矩阵(credit transition matrix)的研究,替信用风险模型纳入宏观经济变量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研究方向。Belkin,Suchower and Forest(1998)首先将公司价值变动的因素分成两部分,个别公司单独面对的风险与所有公司共同面对的风险,前者可称为个别风险,后者则为系统风险。Jongwoo Kim(1999)运用前述研究的概念,进一步建立较为具体的信用循环指标。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违约概率与宏观经济变量的相关性展开了研究,较具有代表性的是Pesaran等(2005)建立的全球自回归宏观经济矩阵模型GVAR。该模型以Merton(1974)的期权理论为基础架构,以经济的全球化为背景,用横跨25个国家、时间段为1979―1999的季度相关数据,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国内宏观经济变量,包括GDP、CPI、短期利率、汇率、以及全球变量(如石油价格等)的冲击对资产信用组合风险的影响,证明银行冲销坏帐损失与国内外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具有重要关系。另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是Koopman等(2005)直接应用时间序列模型研究违约概率的周期性变化。
综合以上文献,我们可以发现信用风险作为商业银行业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一直是银行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监管机构及学术界研究的主要话题。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分析和评估技术仍处于传统的比率分析阶段。随着全球经济越来越相互依赖,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都必须面对并分析宏观经济波动对信用风险(或损失分布)的影响。因此,在此领域,尤其是宏观经济环境与信用风险相关性研究方面,将有大量的工作去做、值得深入研究。
三、基于宏观经济因素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型
考虑到本论文旨在尝试将其忽略的外在因素(可分成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竞争环境两部分)纳入信用风险模型,来辨别外在因素对信用风险的影响程度,因此主要参照Jong-woo Kim(1999)的研究方法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并利用宏观经济变量(GDP增长率,CPI通膨率、货币供应量、失业率等)建立信用循环指标(Z)值,来表示宏观经济情况,然后以此信用循环指标的结果搭配Belkin-Forest-Suchower(1998)的方法,去调整不同经济情况下企业信用质量改变的概率,并修正研究期间银行放款组合价值之信用风险的变动型态。希望利用辨别出的外在因素对信用风险的影响,为投资者在评估投资时提供多一层的考量,并建立一个能够纳入外在因素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式,以供后续研究与实务界应用。
(一)模型的建立
本论文假设影响公司价值的因素有三个方面,分别为宏观经济风险(Z)、公司经营绩效(M)与个别公司风险(ε)。现将此三种变量定义如下:
1.宏观经济风险
宏观经济风险以Z表示,为所有公司都必须面临的风险,可视为系统性的。这种整体且全面性的风险可能导因于国内GDP的变动、货币供应的变化、进出口成长或衰退、产值提升或下降等。为识别宏观经济风险,首先需要辨别哪些宏观经济变量可以合理仿真未来宏观经济状态。不同的国家,其经济状态各有其特定的全局变量组合代表,Wilson(1997)建议至少应有3个以上的宏观经济变量。此外,随着行业、评级的差异,其辨别的解释变量亦随之不同。再者,在模型估计方法上,随着模型设定而有所差异,其共同处则在于利用过去的变量资料来预测未来变量的可能。
本论文主要是依据Jongwoo Kim(1999)的研究方法,运用宏观经济变量建立信用循环指标(Z),来表示整体经济情况,再依据信用循环指标的结果,去调整企业信用质量改变的概率。以下是分析方法的介绍。
(1)建立复回归模型
首先,分析投机级公司的违约概率与宏观经济变量的线性回归关系,再以变量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系数估计(Parameter Estimates)、变量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三个方法作整体模型分析解释。其中:变量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有无直线线性关系;而变量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VIF)则作为该模型共线性(Multi-Collinearity)的判断标准。
本研究先利用Probit函数对被解释变量(投机级公司的违约概率)作转换,得出的转换值再与选定的宏观经济变量做复回归分析,并利用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推算宏观经济变量的估计系数。
其中,Yt:表示第t期投机级公司的违约机率,Xi,t-1:表示第i个宏观经济变量在t-1期的值,β:为未知的参数,εt:为随机误差项,h:为选定的宏观经济变量个数。
(2)建立信用循环指标表示宏观经济状况
由公式(1)估计下一期的投机级公司违约机率的转换值后,即可建立信用循环指标表示经济状况。其公式可表示为:
其中,Zt表示第t期的信用循环指标,Φ-1为标准正态之累积分配的反函数,Yt表示第t期投机级公司的违约概率,μ为平均数,σ为标准差。
2.公司经营绩效
公司经营绩效以M表示,本论文以税前息前资产报酬率作为经营绩效变量。Mt值的转换主要应用统计上标准差距离的计算公式:
其中,RAt表示t期公司资产报酬率,μ为平均数,σ为标准差。
为了符合Mt~N(0,1)的假设,本研究假定同行业内各公司资产报酬率成标准正态分布。换句话说,即公司经营绩效的好坏概率呈标准正态分布。式(3)分子中的μRAt即为行业平均资产报酬率,也可用ITAt表示,用数字式表示为:
其中,RAt表示t期公司资产报酬率,IRAt表示t期行业平均资产报酬率,N为同行业内公司数量。
从式(3)可知,本研究将资产报酬率作为衡量公司经营绩效的指标。为了将宏观经济环境对资产报酬率的影响剔除,并消除行业特性差异,将其减去行业平均资产报酬率后再除以行业资产报酬率标准差,得到的经营绩效指标Mt就等于该公司经营表现与行业平均间的标准差距离。若公司资产报酬率小于行业平均报酬率,则Mt0,表示有正面的经营绩效。若两者相等,则Mt=0。
3.个别风险
个别风险以ε表示,此风险仅与个别公司相关,如新产品开发等。
根据以上分析,那么可以以下列回归式来估计宏观经济风险对公司价值变动的影响,并据此建立基于宏观经济因素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型。
Rt=w1Mt+w2Zt+w3εt(5)
其中,Rt为t期公司价值变动,Mt为t期公司的经营绩效指标,Zt为t期宏观经济指标,εt为t期个别价值变动风险,w1、w2、w3分别为Zt、Mt、εt的权重。为了保证正态分布的假设,即Rt~N(0,1),不失一般性,假设①Mt、Zt与εt也为N(0,1)的标准正态分布,即Mt、Zt、εt~N(0,1);②Mt、Zt与εt间相互独立;③w12+w22+w33=1。
除了以数学式表示本研究模型外,也可以图形表示(如图1)。从图1中可以发现,公司价值变动可以区分为三部分,如同前文定义,分别为宏观经济风险、公司经营绩效与误差限。图中V0代表0期公司资产价值,Nt则为t期公司可能价值概率函数,Vt则代表其期望值。V0至Vt的变动中,V0至V′为受公司经营绩效影响的部分,影响幅度为w1Mt;V′至Vt则是受宏观经济影响的部分,影响幅度为w2Zt。
此图的例子是当Mt为负,而Zt为正,且w2Zt大于w1Mt的情况。若Mt与Zt两者均为正,Vt、V′皆会位于V0右边;反之,则Vt、V′皆会位于V0左边。换句话说,公司价值可能会因为Mt与Zt而变动,变动的幅度分别为wtMt与w2Zt,总变动幅度则为w1Mt+w2Zt。
(二)模型的求解
在期权模式的信用风险模型中,违约率的估计是以低于临界值的累计概率加以表示。该概率为:
其中,t为期间,V0为0期公司资产价值,Dt为t期负债帐面价值,μ为平均数,σ为标准差。
违约概率也能够在图形上看出。图2为期权模式下t期的公司可能价值分布图,公司可能价值为标准正态分布,所以此公司价值线Nt代表的一样是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函数。图中的横轴并非公司绝对价值表示,而是期望值的距离,以一个标准差为单位。此时只要求出临界值b的数值,即能得到临界值以下的累计概率,以τ表示。
此临界值也可称为违约点(default point),根据公式(6),可得临界值b为:
公式(7)所计算的临界值隐含的假设为公司价值低于负债面值就发生违约,但在现实生活中,违约不会在低过负债时即刻发生,而是已经低过负债一定程度之后。其中KMV的EDF模型也不根据上式,而是以公司长期负债加上二分之一流动负债来作临界点。
本研究为求出更精确的信用组合风险及违约概率,将依KMV的方式以公司长期负债加上二分之一流动负债来作临界点。因此,每家公司的临界点均不同。
bt=IDt+ SDt(8)
为了不失一般性,假设t期年底公司普通股市价为P(ST)t;CSt为t期期末流通在外普通股数,则公司t期末的价值与公司价值变动可分别表示为
Vt=P(ST)t×CSt(9)
根据Merton(1974)违约模型,在时间t-1的信息条件下,如果下式成立违约将在时间t发生:
假设:
那么λt将是正的违约门槛,它将随着时间与企业的特定属性(如行业区分)而变化。
因此,在末期t时的违约概率为:
τ=p(default)=p(Rt
综合以上的叙述,本研究的信用风险模型将外在环境因素纳入;外在环境因素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为宏观经济因素,另一则为行业竞争因素。前者指的是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如资金是否宽松、进出口贸易兴衰、GDP增减等因素对公司信用风险的冲击。后者为行业特性因素,如行业竞争情况、行业特性等。
四、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的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年度实际GDP、实际全社会总投资、信贷余额、汇率、全国实际零售总额、全国进出口总额等。各变量均以各个指标各年名义值除以各年相对于1985年的物价指数,折算为以1985年基准的可比值,并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由于论文篇幅的限制,本论文在行业与公司的选择上只选择了IT行业作相关分析研究。根据前文分析,我们可以利用最小平方法(OLS)来计算出方程(1)中的相关参数(如表1)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投机级公司(SG)的违约概率与信用循环指标的预测值(表2与图3表示其预测值与实际的值非常接近)。
各风险因子的权重系数如表3所示。
因此,IT行业的条件信用风险模型(5)可以写成:
Rt=0.277Mt-0.202Zt+0.939εt (14)
下面我们可选择一家IT行业的上市公司进行具体分析。假设该公司在1999年度与2000年度的基本信息如表4所示。
因此,在考虑宏观经济与行业风险因素后,该公司2000年的条件违约概率(PD)可表示为:
τ=p(default)=p(Rt
实证表明,利用本论文建立的信用风险模型,可以计算出公司的信用风险,即可能的违约概率,而且根据违约概率,也能看出信用风险的大小与其变动。
五、结束语
本研究通过信用循环指标表示宏观经济景气状况,将宏观经济周期因素纳入到现有信用风险模型之中,分析了宏观经济变量与行业竞争环境因素等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建立了能够纳入外在因素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式。本论文的分析结果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在考虑宏观经济与行业风险因素后信用风险的度量问题。在我国当前经济环境下,从信用风险管理的角度入手,将能够测量到的不稳定因素纳入到信用风险计量模型中去,使商业银行能够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要求,建立具有长远性、稳定性、前瞻性的更为有效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对增强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将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为了简化分析,本论文以上市流通的普通股股票价格计算公司价值,除必须假设国内股票市场为完全市场外,又忽略了其他影响因素;另外,本研究虽然尽力依文献或实务界的经验去选择合适的变量,并希望能找出最能解释宏观经济的经济变量,但由于宏观经济变量的选取存在一定主观性,容易遗漏重要的经济金融变量,使得选取变量与应变量的关联性不够显著,或多或少会影响模型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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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赵玉旭.现代信用风险量化模型在我国银行中的应用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2003.
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现任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英国皇家经济学会董事会成员,在金融街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并不仅仅因为他的头衔和职位所带来的光环,而是他在宏观经济领域的长期实践和成功经验。特别是“金砖四国”概念以及分析框架的提出并经时间验证后,他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其言论可以影响全球资本的流动,甚至许多发展经济体,想方设法希望被他点名进入金砖国家的行业,从而获得资本市场的大量投资。
自“金砖四国”这一概念2003年以来,这几个国家的合成指数涨幅远超美国等发达国家,也使得他拥有了点石成金的能力。《高盛眼中的世界》就是他最具价值的总结,不仅有他形成“金砖四国”这一概念的故事,还特别论述了对以国家为对象的宏观经济,应该重视哪些关键性指标,以及他的分析框架和体系构成。
在这一国家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下,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对于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前景的现象把握,还能真正掌握其背后的原因,从而洞察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约束下,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其发展路径,从而更好地在这种大趋势下进行理性决策:于国可以兴邦,于己可以投资收益。
更为重要的,奥尼尔对其这一分析框架进行了结果的扩展,并提出“新钻十一国”(N-11)概念,作为“金砖四国”的补充,其中也涉及成长型市场。奥尼尔高度总结性地论述了第二梯队的特点和优势,以及未来对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冲击。这一观点的诞生,可能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成为热门话题,为全球经济带来新的机会和认识。当然,“金砖四国”也将继续保持其惊人的增长速度。
实际上,经济增长是国民财富的巨大来源,其核心是生产力,生产力受制于水平(技术效率)和规模(劳动者数量)。效率是一个历史过程,是长期过程,那么,短期来看,一个国家能有效率地组织并释放低劳动力成本的规模效应,就可以获得显著的增长,特别是相对于生产效率和资本投资一定的基础。
书中提到:“即便同样是发达国家,1980~2010年间,美国经济超过欧洲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的劳动人口更多、劳动时间更长。美国人的生产率并没有高出多少,只不过美国工人更多,更勤奋罢了。”“金砖四国”的增长模式如出一辙,而欧洲的衰退,与其高福利、毫无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工作时间的衰减有重大的关系。
当然,在作者看来,除了劳动力之外,还有5个重要因素。
1.稳定的宏观经济背景。一方面,应该是2%~4%的温和通胀和币值相对稳定的中央银行目标;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有良好的公共财政政策,也就是政府债务可控。
2.强大而稳定的政治体制。这点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国、俄罗斯(普京时代)、巴西(结束混乱的30年)都是典型代表。
3.对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也就是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利用低廉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