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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繁荣 贸易顺差 劳动生产率 企业储蓄 增长
一、两个“全球化”时期的贸易顺差
中国“全球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一书中认为:“自公元15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已经有了经济全球化。当时的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后来的荷兰、英国都以中国澳门和菲律宾马尼拉为转口贸易中转站,将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品远销海外。那时的欧洲列强对中国的贸易无一例外地都处于逆差,并且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早期。”当时西欧各国及其殖民地出产的香料等初级产品根本无法与中国工艺精良的高级商品在贸易上达到平衡,他们就只能从美洲大量掠夺白银支付给中国。据全汉升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统计:1571年~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共计四亿西元(比索),其中二分之一甚至更多流入了中国。
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扩大,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赶不上迅速增长的对华贸易所需的货币量,这使得欧洲国家靠输入美洲白银来维持的对华贸易难以为继,这时他们想到向中国输入鸦片。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平衡了长期以来的贸易逆差,甚至还有大量赢余,而中国的白银却大量外流,这引起了清朝晚期国计民生的凋敝与衰败。明清之际的中西贸易,中国基本上居于核心地位,在中国流通的白银当仁不让地成为世界货币。如果说历史上的中国靠的是无与匹敌的制造业使世界臣服,那么当今美国就是靠无限的货币创造能力俘获了全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出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除少数年份以外,长期处于巨额外贸顺差之中。尤其是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对外贸易顺差开始不断扩大,1995年突破100亿美元,2007年达到2622亿美元的顺差高峰,而且这样的贸易顺差还将维持很长时间。中国进口商品集中于原油、铁矿石、机械设备和其他原材料,出口商品则主要是机械及运输设备、生活消费品、原料类消费品等。这些出口商品大多是凭借低成本打开国外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和外贸加工企业形成的出口产品。
中国在全球化的两个时期虽都存在贸易顺差,但却有本质的不同。明清之际的中国雄踞世界,而现在无论在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上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历史上的中国对外造成的巨额顺差是凭借它最有竞争力的产品(丝绸和瓷器)形成的。而现在,中国对外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出口加工形成,在国际产业转移所形成的“美欧消费,亚洲加工”的全球贸易格局下,中国仅分得一小瓢羹利益。如果明清曾经有过的巨额贸易顺差可以看作是“历史的辉煌”,那么当前的高顺差却不意味着我国是一个贸易强国,而恰恰反映了国内经济结构的软肋!
二、经济繁荣下的内在因素探析
正常情况下,一国的经济出现繁荣和过度繁荣时,往往在贸易上总是出现逆差。我国改革开放后的近二十年,宏观繁荣几乎总是伴随着贸易逆差。宏观上看这些年国内投资需求增长非常快,导致投资占GDP的比例持续上升,甚至达到GDP的一半,也就是在这个时间里出现了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
从理论上分析,宏观经济出现如此现象,显然是国内储蓄增长快于国内投资。经济繁荣与贸易顺差之所以并存,是需要输出一部分国内储蓄才能基本做到宏观总量平衡,维持国内物价的平稳。2000年以后家庭储蓄占GDP比重实际上是相对下降的,只有政府和企业的储蓄是上升,尤其是企业储蓄占GDP比重上升特别显著。如何解释企业储蓄近年来这一出人意料的变化呢?从定义上看,是因为企业部门的赢利水平增长更快了。研究资料显示,2000年之后中国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国有与非国有)的增长都超过了10个百分点。为什么企业的赢利水平大大改善了呢?似乎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中国企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它持续超过了工资水平的增长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加快,持续超出工资水平的增长速度,就扩大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其实,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的现象在中国出口行业表现尤为突出。从出口业绩这个角度看,出口竞争力的超常增长实际上帮助解释了为什么经济繁荣会与贸易顺差并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工资增长的这个事实既解释了出口过快增长(从而贸易顺差扩大),同时又解释了企业赢利增长(从而企业储蓄增长)的现象。在宏观上,当国内储蓄因为企业储蓄增长而不断增大时,贸易顺差的出现就应该被理解为输出国内储蓄的现象。
为什么我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近年来获得如此快速的改善,而工资水平却跟不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原因之一是采纳的有效产业政策的结果,吸引外资的目的是为了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改进,当然更重要的是经济中有一个不为人正面关注的探险机制:一旦生产率高的产业和产品被发现,就会有持续不断的进入和竞争,这个常常被称为“重复建设”的恶劣现象,却可能解释了生产率的加速增长。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的国家,同时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和效率也世界罕见。这个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使得工资水平尽可能地反映了劳动力的供给规模。只要保持着劳动力市场这一充分自由的特征没有改变,工资水平就不可能有显著和过快的增长。历史常常惊人相似,给人们带来的启示总在有意无意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就要在提升企业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练好内功上下更大的功夫。
参考文献:
[1][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0
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29.2%,较上季下降1.9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4.2 个百分点。其中,43.3%的企业家认为宏观经济“偏冷”,55%认为“正常”,1.7%认为“偏热”。企业家信心指数为59.2%,较上季下降1.8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7.8个百分点。
二、产品销售价格指数和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
产品销售价格指数为41.5%,较上季下降1.5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3.1个百分点。其中,23.9%的企业家认为本季产品销售价格较上季“下降”,69.2%认为“持平”,6.9%认为“上升”。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为49.9%,较上季下降1.6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6.4 个百分点。其中,15%的企业家认为本季原材料购进价格较上季“上升”,70%认为“持平”,15%认为“下降”。
三、出口订单指数和国内订单指数
出口订单指数为44.2%,较上季下降3.7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1.2 个百分点。其中,13.9%的企业家认为出口订单较上季“增加”,60.6%认为“持平”,25.4%认为“减少”。国内订单指数为42.5%,较上季下降4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1.9 个百分点。其中,14%的企业家认为本季国内订单较上季“增加”,57.2%认为“持平”,28.8%认为“减少”。
四、资金周转指数和销货款回笼指数
资金周转指数为54.2%,较上季下降0.1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2.3 个百分点。其中,29.3%的企业家认为本季资金周转状况“良好”,49.8%认为“一般”,20.9%认为“困难”。销货款回笼指数为59.1%,较上季下降0.1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1.9 个百分点。其中,33%的企业家认为本季销货款回笼状况“良好”,52.2%认为“一般”,14.8%认为“困难”。
五、经营景气指数和盈利指数
经营景气指数为52.8%,较上季下降1.7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2.5 个百分点。其中,23.2%的企业家认为本季企业经营状况“较好”,59.1%认为“一般”,17.7%认为“较差”。盈利指数为51%,较上季下降4 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上升0.1 个百分点。其中,31.3%的企业家认为较上季“增盈或减亏”,39.5%认为“盈亏不变”,29.2%认为“增亏或减盈”。
附件:5000 户企业家调查问卷指数表
编制说明:
企业家问卷调查是中国人民银行1992 年起建立的一项季度调查。调查对象为全国范围内(除西藏外)的5000 多户工业企业,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企业总体生产状况、生产要素状况、市场需求状况、资金状况、成本效益状况、投资状况和其他等七个方面。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中的指数采用扩散指数法进行计算,即计算各选项占比i c ,并分别赋予各选项不同的权重i q (赋予“好/增长”选项权重为1, 赋予“一般/不变”选项权重为0.5, 赋予“差/下降”选项权重为0),将各项的占比i c 乘以相应的权重i q ,再相加得出最终的指数。所有指数取值范围在0~100%之间。指数在50%以上,反映该项指标处于向好或扩张状态;低于50%,反映该项指标处于变差或收缩状态;等于50%,表示该指标与上季持平。
主要指数计算方法简单介绍如下:
1、宏观经济热度指数:反映企业家对本季宏观经济形势判断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在全部调查的企业中,先分别计算认为本季经济形势“偏热”与“正常”的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 和0.5 后求和得出。
2、企业家信心指数:反映企业家对整体宏观经济信心的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在全部调查的企业中,先分别计算认为本季和下季经济形势“正常”的占比,两者相加后除以2 得出。
3、产品销售价格指数:反映企业家对企业本季产品销售价格判断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在全部调查的企业中,先分别计算认为产品销售价格较上季“上升”与“持平”的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 和0.5 后求和得出。
4、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反映企业家对本季原材料购进价格判断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在全部调查的企业中,先分别计算认为本季原材料购进价格较上季“上升”与“持平”的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 和0.5 后求和得出。
5、国内订单指数:反映企业家对企业本季产品国内订货水平判断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在全部调查的企业中,先分别计算认为本季国内产品订单比上季“增加”与“持平”的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 和0.5 后求和得出。
6、出口订单指数:反映企业家对企业本季出口产品订单比上季变化情况判断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在全部调查的企业中,先区分出有出口业务的企业,之后在所有出口企业中,分别计算认为本季出口订单比上季“增加”与“持平”的占比,最后分别赋予权重1 和0.5 后求和得出。
7、资金周转指数:反映企业家对本企业本季资金周转情况判断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在全部调查的企业中,先分别计算认为本季企业资金周转“良好”与“一般”的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 和0.5 后求和得出。
8、销货款回笼指数:反映企业家认为本季本企业销货款回笼状况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在全部调查的企业中,先分别计算认为本季企业家认为销货款回笼状况“良好”与“一般”的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 和0.5 后求和得出。
在大盘持续下跌中,上海有关机构新近对27家基金公司进行了一番调查,主题是“未来上涨的契机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23人认为在于经济基本面,16人认为在于政策面,仅有5人认为在于资金面。由此可见,宏观经济再度成为左右基金经理信心的关键因素。
同时,也有半数以上的基金经理认为,未来市场扭转颓势,依靠的也是境内外宏观经济出现新的拐点。值得关注的是,有半数以上的基金经理期待政策面有所变化,给予市场明确的信号。基金经理们普遍期待的政策包括印花税下调、融资融券推出和股指期货时间表等等。
对于市场目前的走势以及投资策略,各家机构的看法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分歧。
通胀是首要风险
3月18日,央行决定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以遏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紧缩政策再次现身。
浦银安盛基金研究总监汪姿表示,本次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基本在市场预料之中。目前虽然面临美国次债危机和年初国内的冰雪灾害因素,但通货膨胀仍是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首要风险,政府短期内不会改变从紧货币政策。从中期来看,通胀可能始终存在,因此股票资产仍然是最好的投资品种之一,不要由于市场的调整就改变这一想法。
汪姿指出,通货膨胀对于上市公司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影响会是不同的。总体上看,当前沪深300的动态市盈率仅为21倍,面对中国经济不可阻挡的高成长,股票市场正日益体现出其值得投资的一面。虽然目前中小盘股仍有不少估值偏高,部分可能还有“腰斩”的危险,但大盘蓝筹股基本已经处在底部区域。
与此同时,汪姿建议,由于目前市场仍处于反复探底的过程中,为使自己的资产组合更加稳健,即使近期仍有加息可能,以及宏观调控收缩银根等风险,固定收益类资产仍然不失为一个值得配置的组合。在当前总体宏观环境下,投资人应调整投资组合,前期90%以上股票性资产的组合,可调整为60%股票性资产和40%固定收益类资产。
浦银安盛价值成长基金拟任基金经理杨典认为,尽管短期市场波动剧烈,但对市场中期仍持比较乐观的态度,目前来看,整体市场上涨的概率远大于下跌的概率,机会远大于风险。针对当前的市场,杨典认为新基金的投资策略还是会保持比较高的股票仓位,除非市场非理性暴涨,否则将一直重仓股票。而行业方面则会保持适度的均衡,重点将选择具有成长前景又具有估值吸引力的优秀上市公司。
杨典在记者采访中表示,他个人认为,始自2005年后期的牛市至今并没有结束,此次调整,是本轮牛市最大级别的一轮调整,他对后市仍有信心。同时杨典认为,本轮牛市相较2001年前的那轮牛市要复杂得多。就很多个股而言,回调幅度超过50%,已经像是熊市了,且个股之间的情况相差甚远。所以杨典提醒投资者,一定要注意手中股票的估值情况,如果是估值没有支撑的个股,投资者可能会不幸在牛市中碰上“结构性熊市”。
关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
对于近期宏观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上投摩根认为,由于目前抑制通胀为政府宏观调控工作的重点,一系列紧缩政策会不会导致经济增速严重放缓是投研团队所关注的方向。
上投摩根认为,目前来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所起的作用相对比较稳定。从今年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中看,虽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2%,但剔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速约为12.9%,仍保持了平稳增长的态势。
但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还是看出口和投资的拉动。从2月份外贸数据来看,出口商品总额增速明显下降,其中虽然有去年同期高基数的影响,但在一系列出口政策变化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下,出口增速下滑似乎并不偶然。再看投资方面,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不利影响,但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会加大财政投入,总体上投资保持平稳的可能性较大。
概括起来看,如果外部环境恶化、外部需求下滑的趋势延续,消费和投资这样的内部需求就要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这些复杂的因素还有待观察。
同时上投摩根认为,从行业上来看,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大多数行业来说都是不利的,只有少数行业,比如上游资源性行业和下游防御性行业等受到的影响较小,处于产业链中间的制造业受到的压力将会是最大的,但并不是说此类行业完全失去了吸引力。例如受政策驱动影响较大的行业,比如基础建设等在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环境中依然会出现深跌之后的投资机会。一些具有核心竞争力、净利润率很高的机械行业上市公司受到的紧缩影响会明显小于那些同行业中竞争力主要来自于低成本、低价格、成本转嫁能力差的公司。
上投摩根认为,从长期来看,判断市场走势更应该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否还能延续,若动力还在,则目前只是一个对于前期过快增速的一个修正,市场的急跌还是比较“情绪化”的,一些优势企业已经显现出了投资机会。在调控的大环境下,投资者应仔细甄别各个行业、各个公司所面对的不同情况,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看法凸显分歧
随着市场调整幅度的加剧,各家机构对市场看法的分歧也日渐突出。
对于近期的暴跌,市场弥漫恐慌气氛,而看法乐观的基金公司却不在少数。富国基金认为,最坏的时间可能已经过去,中国经济仍保持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对于后市的乐观主要基于三个方面。
第一,去年的单边牛市中,市场产生了一定的泡沫,市场有调整的需求,目前经过调整,泡沫得到挤压,市场估值日趋合理水平,大盘蓝筹板块已缺少继续杀跌的动力。第二,“两会”对今年国内经济增长和物价指数的上涨幅度提出了明确目标,相信一系列有效措施能推动经济保持又好又快增长,保持国内经济的长期向好。第三,外部经济衰退和国内的高物价趋势很难长期并存。从2月份的贸易数据看,外贸顺差的平衡将带来缓解国内流动性过剩的现状,也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富国基金表示,公司无意判断市场的底部,但对市场中长期仍有充分的信心。
东吴基金认为,前期A股市场受美国次债、国内雪灾以及紧缩政策预期等影响,出现了一轮较大幅度的调整,投资者情绪受到了较大影响是导致此轮大跌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此次调整更多的是一轮正常的技术性调整,也是市场自身涨跌规律的内在需要,市场的很多机会是跌出来的,目前的点位将是投资者进行战略性建仓的良机。
同时也有相当基金经理对后市态度暧昧,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基金经理认为,目前的市场已经显现处于结构性熊市的特征,肯定不是牛市了。尤其是前几天的暴跌,表现为一个技术性的暴跌,是大盘沿下降通道下行的自然结果,短期底部已经出现,估计此后会有一波反弹,之后还要下探,中期底部需要等反弹结束才能确认。
基金动态
华宝兴业QDll基金发行
华宝兴业旗下首只QDll产品――海外中国成长股票型基金于3月24日发行。该基金主要投资于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股票,在全球资本市场分享中国经济增长,追求资本长期增值。
今年3月工业生产比去年11月增长折年率19.7%。超过15.6%的正常增长率。1季度GDp环比增长7.4%。1季度出口额下跌量低于4季度下跌量。考虑到出口额已经下跌近1/3,未来几个月月度下跌额将继续减少,出口下跌对总需求的负面影响将逐月减小甚至消失。住房销售从2008年11月1400亿恢复到今年3月2500亿,相当于2007年8月的最高水平。以个人中长期贷款推断的房贷数据,与住房销售高度―致。过去5年住房销售近9万亿,房贷余额现在是3万亿多,说明房贷还款比例非常高。新增房贷平均相当于住房销售40%。每月归还上月末房贷余额2.3%,一年归还27%,相当于平均3年多还完房贷,这意味着银行房贷资产安全性非常高。―个原因是存贷款利差很高,贷款者尽量通过亲友借贷等非银行融资提前还贷;另一个原因是个人收入增速较高。
过去几个月贷款增长非常猛,尤其是3月贷款增加近19000亿。贷款增长预示经济需求将很快回升。跟11年前相比,上一次通货紧缩从1997年到2003年彻底走出花了5年时间,这一回差不多5个月已经发生明显改变。引起贷款猛烈增长和经济回复主要有两个宏观经济变量。―是企业资产负债状况,二是企业投资报酬率,还有对未来宏观经济的预期。
首先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债率。1998年负债率是64%,数据本身不高,但当时很多企业没有留下充足的退休基金安排退休职工,这笔钱报表上不反映,但按道理应该算作企业的潜在负债。如果算上这一部分负债,当时企业平均负债率是70~80%,其中相当多企业是负资产。从商业银行角度就不愿意贷款,导致贷款收缩。后来经过一系列调整降低企业负债率,包括通过债务重组处理银行不良资产,以及通过财政安排退休职工,2001~2003年企业负债率降到57%。
另一个指标是净资产收益率。1998年净资产收益率是4%,税后净资产收益率是3%,而银行贷款利率9%,这种条件下经济必然下行。后来经过资产重组,投资报酬率恢复到9%以上,税后5~6%,勉强跟贷款利率持平,经济得以回升。
以2009年4月的前一年和2002年4月的前一年相比,2008年的情况好于2001年。2008年负债率57.4%,低于2001年的59.1%。2008年净资产收益率14.6%高于2002年的8.5%。
我国政治、经济的宏观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关阶段,需要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目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明确阶段性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结合这个重点和突破口选择使用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和政策。
通过对我国近代政治经济历史规律的观察和总结,不难看出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下一个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应关注的中心问题,应在于下决心破除经济运行中的两个垄断――资本垄断和管理垄断。
改革新阶段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基本建立,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绝大部分商品价格已经整体地并随机地与国际市场接轨;一是绝大部分经济决策是以利润为中心。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择手段追求利润的市场行为也有所发展,进而放大了一些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一些重要社会、经济、政治现象表明,新阶段的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例如,曾经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主力的广大中小型民营企业主的心态已经发生一些变化,怨气有所增加;权钱交易的范围有所扩大,层次有所提高;贫富差距有所扩大;劳资关系局部上升为对抗性矛盾,例如“黑砖窑”事件;投资扩大没有增加相对消费反而出现相对抑制消费的趋势,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有所减弱,某些职能部门成为危机处理机构,部分监管能力被严重削弱甚至丧失。以矿业和环境管理为例,尽管提高了惩罚力度和曝光率,违法开发活动仍屡禁不止。虽然大规模的清理整顿运动产生一些效果,但是经济运营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的直接监管和介入,市场和社会的监管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更为令人担忧的是,矿业和环境“官股”现象越来越隐蔽,越来越普遍,成为对国家政治体制健康的一种重大威胁。这些现象都表明,利润第一的经济模式开始产生逐步增大的副作用,其负面效应正在削弱国家政治经济的基础。
分析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几乎无一例外与经济运行中的垄断现状密切相关。只有打破资本垄断才会有真正的经济民主,只有打破管理垄断才会有守法企业。所以,新阶段的核心内容,应着力于破除经济运行中的两个垄断――资本垄断和管理垄断,以奠定社会主义和谐政治建设的经济基础――决策在民、存富于民。
关注“新”垄断
我国的改革是从上向下推动,通过国企行业改造,大型的专业性或综合性企业集团和金融集团在几年中拔地而起。从上往下的改革程序给了大型企业集团独特的优势,形成行业利润的高度集中。
从大型企业集团与政府和社会的交换关系角度进行观察,由于交易规模巨大,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利益交换出现集团化交易倾向,整体违规甚至犯法的现象开始抬头或频率增加,交易层次也有所提高。大型企业集团的利益对国有资金和部分政权权力分配的参与程度、层次和渗透能力正在迅速提高,规模经济利益开始在较高层次侵入政治肌体,可能导致政策出现偏向。现在,全国不到1000家特大型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和企业集团掌握着全国多数的投资能力和利润分配能力。可以说,从1988年以来的二十年时间,我国出现的资本集中过程相当于西方工业革命时期100年左右时间内发生的工业、商业、金融资本的集中过程。因此有理由对这种资本垄断趋势保持高度的重视和警觉,尽快从更高的层次考虑如何引导这一发展趋势。
而管理垄断则并不是指企业管理中简单的“一言堂”,而是与资本垄断紧密相连的管理权垄断。形象地比喻,就是“一手遮天”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一些具有特殊特点的行业和领域――资产具有未知性的行业(如矿业)、交易具有未知性的行业(现金交易,如餐饮业)和生产具有破坏性的行业(对环境、食品安全、职业健康与安全等方面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经营活动)。这些行业的特点是经营透明度低,经济利益和管理权力紧密结合导致这种企业的透明度最低,灰色交易成分最大,对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侵蚀、破坏也最严重。在这些领域,“官股”现象较为普遍,且越来越隐蔽。
抑制“新”垄断的“恶”
而对于国内宏观经济的一些热点问题,比如流动性过剩,资本垄断和管理垄断也是使之恶化的最重要因素。我国储蓄近期出现一些重要变化,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在总储蓄中的比重已经基本持平,居民占40%左右,政府占10%左右,企业从过去的占20%提高到40%。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幅远远高于GDP,而居民收入增幅则低于GDP增幅,从财富分配来看,很显然,无论是GDP的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出现了问题。这个现象实际上也是垄断问题出现的一个量化证明――利润高度集中,再投资的比例就会最大化,通过金融的放大作用投资规模也会呈倍数增长,这是我国投资饥渴症的一个新的病因,也是流动性过剩的一种新的动力,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主要动力。
面对目前资本垄断和管理垄断的现状,一方面要看到我国企业集团的规模和质量和世界同类集团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还需要继续推动集团化进程;另一方面则必须借鉴国际发展的经验,抑制两个垄断的弊端。
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和管理垄断必然导致政治腐败或过度集权,如果不能及时遏制,就会导致社会动荡乃至战争。美国汲取了二战前德国和日本的教训,不断通过强行执行《反垄断法》拆散美国具有行业垄断和管理垄断的巨型工业集团,实行股份分散化,提高了企业集团的竞争性。美国铝业公司,美孚石油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一些被少数集团垄断持有、拥有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的企业集团纷纷依法分拆,股份分散化,对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奠基作用。美国战后接管日本时强迫解散日本家族性垄断企业财团,也为日本经济此后通过竞争崛起打下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