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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试验装备维修保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军方试验装备维修保障力量薄弱,承研承制单位维修保障效益不高;二是建、管衔接机制缺失,难以实现全寿命的维修保障优化;三是维修资源难以统筹,资源使用效益不高;四是维修过程管控不严,维修质量效益偏低;五是维修体系不健全,难以形成长效发展机制。为解决此类问题,在试验装备维修规范化管理运行机制建设中,首先应建立基本职能实现机制和保障机制,其中包括差别化机制、沟通协调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和全过程管理机制。还应建立发展机制,主要包括自强化机制,主要解决试验装备维修管理工作自适应性问题。
2试验装备维修规范化管理运行机制设计
根据试验装备维修管理存在的问题以及新形势下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在维修资源管理、维修过程管理、维修保障力量建设与运用等方面分别建立和完善差别化机制、沟通协调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全过程管理机制和自强化机制以解决存在的问题,提高试验装备维修管理系统运行的有序度。
2.1差别化机制
系统科学认为,系统中每个元素发生变化都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由于元素有层次之分,其对整个系统的作用和影响也存在着差异。面对日趋繁重的试验任务保障需求,在维修保障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依据试验装备在试验任务中的重要程度,采取有差别的维修保障策略完成试验装备维修保障工作是明智之举。差别化机制主要体现在多种维修保障力量的建设和运用上,其目的是使部队明确“谁来修”“怎样修”,如何有效解决当前维修保障力量使用不规范,维修保障效率、效益不高的问题。在试验装备维修保障力量建设上,根据试验装备在科研试验中的重要程度不同区分核心装备与非核心装备,在维修保障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核心装备和非核心装备应采取差别化的维修保障策略。对保障核心装备和非核心装备的维修保障力量也应采用差别化的建设策略,最大限度地提高试验装备核心维修保障力量。在试验装备维修保障力量运用上,运用差别化的管理理论策略,对于核心试验装备可以采用“以军为主”的维修保障模式;对于非核心试验装备,可以视情采取“民主军辅”或“军地联合”的维修保障模式;对于部分在研、停产或待停产的非核心试验装备适宜采取“军地联合”的维修保障模式。
2.2沟通协调机制
试验装备管理部门多,其维修保障涉及的单位多,不仅包括军队内部的相关机构、部门,也涉及地方的诸多单位。这种建、管衔接缺失造成试验装备难以实现全系统的维修保障优化,为确保试验装备维修保障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就必须建立以军方主导从总部到基层、从军队到地方,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维沟通协调机制,理清各维修参与主体间的责、权、利关系,保证维修保障活动高效有序开展。试验装备大中修工作主要由承研承制单位、地方企业承担,在沟通协调方面主要分为2个阶段,一是维修准备阶段的沟通协调;二是维修实施阶段的沟通协调。
1)维修准备阶段。维修准备阶段的沟通协调是实施试验装备维修保障工作的开始,是指由军方维修保障需求信息到承修单位反馈信息,最终达成合作协议的过程。沟通前双方应指定相关人员组成协调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军方根据试验装备维修项目的重要程度确定维修信息等级,可将维修保障需求信息分为秘密级、内部级、公开级,不同密级的信息采取不同的方式。承研承制单位、地方企业在接收到需求信息后做出反馈,向军方提出合作意向。试验装备维修管理决策层与承修单位决策层进行沟通协调,就维修的进度、质量、费用等内容达成基本共识后交由双方管理层实施,有分歧可经过协调委员会进一步磋商解决。如经多轮沟通协调后仍存在根本性分歧,军方可另寻新的承修单位。
2)维修实施阶段。在维修项目实施过程中,双方执行委员会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组织维修保障工作的实施,同时也负责对维修作业实施阶段产生的分歧进行有效的沟通协调。在维修项目完成之后,执行委员会将所有的项目执行情况上报协调委员会,协调委员会对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总结评价,并视情提出下一步合作意向。
2.3资源整合机制
试验装备维修保障资源是指用于试验装备维修保障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的统称。为解决试验装备维修资源难以统筹、维修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需要对整个试验装备维修保障系统内的维修保障资源进行充分整合,高效保障。试验装备维修保障资源主要分布在试验基地、技术总体单位、承研承制单位等相关单位和部门。建立试验装备维修资源整合机制就是将试验装备维修保障资源视为一个系统,利用系统工程思想,通过对系统各要素的优化与重组,使之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形成合理的结构,实现整体优化,协调发展,发挥资源整体最大功能,实现资源整体最大效益。
1)维修信息资源的整合。试验装备维修信息主要包括试验装备信息、试验装备故障维修信息、技术资料信息、维修设施设备信息、器材备件信息和维修人员信息等。其来源主要包括装备论证部门、研制部门、生产部门、器材备件的生产供应部门、试验装备使用部门等。试验装备维修信息资源的整合过程是由试验装备信息管理体系围绕试验装备维修信息的生命周期,采集、存储、传递、使用、销毁5个阶段,通过有效的管理机制实现对分散的维修信息资源重新整序和充分共享,从而增强维修信息在维修活动中的“倍增”作用,并使试验装备维修信息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
2)维修经费资源的整合。维修经费资源整合的目的,就是在保障有限经费情况下,用最少的费用消耗,保持试验装备的可靠性、安全性和良好的技术状态。针对当前小修标准化供应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维修经费难以统筹问题,应通过有效的整合措施实现小修费按标准计领、大中修按规范实施这一模式。建立试验装备全寿命费用协调规划、统筹安排的机制,探寻科学预测维修保障费用的方法,顺畅试验装备维修经费保障渠道,实施大中修维修经费单列的方法,将分散在各系统中的大、中修经费集中起来,形成独立的维修经费。由试验装备维修主管部门和财务主管部门共同下达大、中修专项计划,通过维修计划的逐级下达,使维修经费最终落实到具体的试验装备维修上。
3)维修人力资源的整合。试验装备维修人力资源包括试验装备维修人员及相关辅助人员,其核心是人员的质量和数量,以及维修人员在不同专业中的数量比例。由于人力资源是试验装备维修资源中最能动、最核心、最活跃的因素,因此试验装备维修保障人力资源的整合是试验装备维修资源整合的核心。实现人力资源的整合要遵循人才队伍建设的规律,结合试验装备维修人才队伍建设现状进行,目标是建立高水平的试验装备维修人才队伍。
4)维修物资资源的整合。试验装备维修的物资资源主要包括实施维修活动所必需的设施设备、器材备件等。试验装备数量多、涉及的专业面广,设施设备、器材备件等物资资源需求量大,做好维修物资资源的整合不仅能有效解决目前维修资源难以统筹的问题,而且有利于资源的节约。设施设备的整合主要体现在成立相应的非编维修保障中心上。器材备件的整合主要是围绕试验装备维修器材备件的管理流程,按照相应规范的程序,采取积极措施实现试验装备维修器材备件及时、齐备地供应。
5)维修技术资源的整合。实现军、地试验装备维修技术资源的整合对于快速获得维修需求、快速做出维修决策响应、快速获得维修资源,进而快速恢复试验装备的良好技术状态十分必要。试验装备维修技术资源的整合主要包括2项措施:一是依托总装所属科研院所自行开发相关技术;二是吸收引进国外、军外相关维修技术。
2.4全过程管理机制
建立全过程管理机制,使得试验装备维修过程按照科学合理的秩序进行,是确保维修活动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进行的有效途径。在试验装备维修活动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管理内容与目标。试验装备全过程管理机制通过从全过程出发协调各个动作、程序、阶段、子过程的关系,能够使各个机构、部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有效解决目前试验装备维修效率、维修质量和经济效益不高等问题,确保试验装备维修活动科学高效进行。全过程管理机制规范了维修工作各阶段的工作内容,使得维修参与主体明确了“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做到什么程度”等一系列问题,有助于确保试验装备维修活动规范有序地开展。完整的试验装备维修过程应该包括制定维修计划、组织维修准备、维修作业实施、维修状态监控、验收交接、总结讲评等环节。
1)制定维修计划阶段。需要建立维修计划统一管控的机制以加强装备机关对试验装备维修活动的管控,有效解决试验装备维修工作管控不及时、维修计划制定不科学等问题。此外,实施维修计划统一管控也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各维修参与主体的优势,确保维修活动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开展。实施维修计划统一管控主要是指无论大、中、小修,都需要向上级主管机关上报计划,批复后分层次实施。
2)试验装备进场检验与诊断阶段。入场检查和诊断是为了全面了解试验装备的技术状态,为后续维修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入场检查时应充分做好送修单位与承修单位之间的交接工作。
3)维修准备阶段。各维修参与主体按照维修计划,共同做好维修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以确保维修工作高质量、高效益开展。首先是筹组维修人员,并开展维修作业技能培训,使其能有效胜任维修工作。其次是筹措维修物资,主要包括维修所涉及的设施设备、器材备件等。再次是做好维修经费的统筹工作,依据小修按标准计领维修经费,大、中修使用专项经费的模式做好维修经费统筹。最后是做好技术准备工作,主要包括制定维修方案,在方案中明确维修的范围、标准、进度等要求,并做好维修技术资料的准备工作。
4)维修实施阶段。由承修单位按照既定的维修策略、运用维修资源,按照规定的技术要求、质量要求、时间要求实施维修。在维修的同时,应做好维修质量、进度、费用的监控工作。若发现维修质量不合格,应责令承修单位重新维修,以确保维修质量。
5)竣工验收阶段。在试验装备维修接近完成时,承修单位应通知送修单位和质量监督机构做好竣工验收工作。
2.5自强化机制
自强化机制属于一种发展机制,主要解决试验装备维修规范化管理模式在变化的环境中如何实现长效发展的问题。自强化机制以整个试验装备维修管理系统内的物质资源、智力资源为载体,通过学习来实现对外界环境的适应,通过对要素维、结构维、运行维的调整来适应环境和需求的变化。自强化机制的运行按照能力需求的提出,能力现状评估,能力比较,提出能力建设计划,实施能力建设计划,试运行,进行推广应用的逻辑思路进行。
1)能力需求的提出。在这个阶段,主要由试验装备的主管机关结合国家科研试验战略、科技发展水平等形势任务,在科研院所、技术总体单位等部门的智力支持下,提出未来一段时间试验装备维修保障能力需求,并将能力需求进行分解,明确能力需求在工作数量、质量、时间、效益等方面的具体要求,从而在战略层面上指导试验装备维修管理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2)能力现状评估。由试验装备的主管机关组织专家组对各试验装备维修保障能力现状进行评估,并广泛收集各基地反映的新情况、新问题。
3)能力比较。试验装备的主管机关依据未来试验任务保障能力需求,根据试验装备维修保障能力建设现状,在技术总体单位、科研院所、专家组的协助下,通过比较找出能力差距,并分析出能力差距产生的根源。
4)提出能力建设计划。试验装备的主管机关依托智力支持机构,依据能力差距提出有针对性的试验装备维修保障能力建设计划。
5)实施能力建设计划。试验装备的主管机关根据能力建设计划进行任务分解,明确各单位在能力建设计划中的职责分工、使命任务。各单位依据既定任务量开展相应的研究、实践工作,提出相应的改革途径或方案,并上报试验装备的主管机关。
6)试运行及推广应用。试验装备的主管机关组织专家组对各单位提出的方案进行评估,提出相应修改意见,批准试验单位按照新能力建设方案进行试运行,以检验有效性。试验装备的主管机关根据试运行情况决定是否将试运行的相关措施转化为相应的工作机制并进行推广应用。
3结束语
这些问题客观上需要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自主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和粮食安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粮食生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事关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提升国际产业竞争力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内在要求、重要保证,直接影响到统筹城乡改革能否取得重大突破,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有着重要意义。
故此,基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升级和粮食安全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及其目前存在的诸多不足,我们需要全方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升级和粮食安全:
一、推进土地承包权制度改革,尊重和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一方面,要确保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使其具有更好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只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以及农民土地承包权利的充分、独立和有效,才能有利于在给予农民土地安全感的前提下,激励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土地和农业生产进行更大、更长远的投入与经营;另一方面,要在制度上为企业的自主创新提供税收、融资、创业等方面的优惠支持,理顺各方面的关系,创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良好的政策环境。(说理式展开,操作式展开)
二、促进技术创新,提高工业及农业生产方面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培养和引进技术人才,以此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粮食增产、稳产。一方面,充分发挥科技在粮食高产稳产中的作用,尤其要避免有些国家利用高科技手段研发农业生产技术,将其作为受保护的专利,并以此作为控制粮食、要挟和掠夺他国农民的手段工具;另一方面,增强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使其走出低端化,能够推出高端产品,改变过去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避免国内企业集中于世界产业链条结构的中低端。(点评:纠正转换,抽取归纳)
三、明确政府在产业升级和粮食问题方面的公共责任,加大政府对粮食价格、农资价格、企业原材料价格、人民币稳定性的宏观调控的力度,这些问题事关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要避免过度市场化、唯市场化的倾向。一方面,合理提高粮价,降低化肥、农药等农资成本,加大农业补助和种粮补贴,增加农民收入,激励其种粮积极性。当前,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上涨过快,政府补贴赶不上农资上涨的速度,农民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而粮价却缺乏相应合理提高,导致农民收益得不到保障,种粮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合理调控企业原材料价格的过快上涨,保证人民币的稳定性,有效避免企业生产成本过高。据统计,2007年,受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上涨等影响,合计增加的成本超过20%.(点评:纠正转换,针对式展开,抽取归纳)
一、金融监管范围有效性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种稀缺性资源,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非均衡是“常态”,制度均衡仅是理想状态,即使出现也不会持续。而现实金融市场中,金融监管制度设计是相对固态的,这与金融发展的动态必然产生错位,市场失灵和监管失灵的对立统一形成了金融监管的制度范围。金融领域中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金融垄断、信息不对称、金融市场的负外部性及“准公共物品”特性等。市场失灵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破坏公众对银行的信心,进而产生“挤兑”、连锁性倒闭等金融危机。监管失灵会影响市场效率,监管需求与监管成本的博弈、监管权力“寻租”、被监管者“俘虏”监管者、法规与监管政策之缺陷等都会带来监管效率低下和道德风险问题,破坏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市场与监管不能完全割裂,从依靠行业自律到严格的直接监管之间可细分几个不同程度的递进:一是行业自律,即由金融机构和行业协会自律准则,主要采取自愿实施的方式;二是注册,使得相关部门及时掌握有关机构的信息;三是监督,持续监管市场或机构的运行,如非必要,不采取直接监管措施;四是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即对相关机构提出资本、流动性、行为规范等监管要求,并有权进行现场检查。一般而言,监管严格程度递进的同时,也是监管成本不断提升的过程。因此,对于不同的金融市场和产品,并非是监管严格程度越高越好。监管当局应当根据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性质和影响,并充分考虑到监管成本与收益的协调,采取不同层次的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有效性。
分析金融监管范围有效性的方法通常有两种:成本—收益分析法和以成本有效性分析替代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一)成本—收益分析法。
如图1所示,设金融监管的总预期收益为r(x),又称为预期收益曲线,其中x为监管强度。金融监管收益主要包括金融监管使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提高的程度、使金融体系总体收入提高程度及使被监管机构收入提高水平三个方面。假定r(x)具有通常的收益函数的性质,即有。金融监管的总成本为c(x),又称为成本曲线。金融监管成本包括金融监管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中,直接成本包括监管的行政成本和执行成本。间接成本包括监管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不公平竞争、阻碍金融创新等所导致的效率损失。同样假定c(x)具有通常成本函数性质,dc(x)/dx>0,。则当预期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即MR=MC时,监管的预期净收益n(x)=r(x)-c(x)达到最大,此时达到理想的监管状态,监管强度则为理想的监管均衡强度x*,监管达到最佳效率水平。当监管强度低于理想监管均衡强度时,监管的预期净收益随监管强度的提高而增加;当监管强度高于理想监管均衡强度时,监管净收益随监管强度的提高而递减。但是,这种监管均衡强度x*会随着市场条件和金融深化程度的变化而改变,因此监管强度也会随之在市场与监管不同层次间变化。如美国对对冲基金的监管,之前更多地强调收益而采取了完全行业自律的监督模式;而随着对冲基金规模的急剧扩张,这种监管模式已经不能有效控制风险,因此危机后逐步向注册及监督等更严格层次的监管递进。
图1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边际分析
(二)成本有效性分析法。
成本—收益法最大的缺点在于监管成本、收益难以量化,一种替代的思路是进行成本有效性分析。其基本思路是:当无法确定某公共项目具体收益时,可用目标完成程度与付出成本之间的比例来分析。若能同样有效地完成目标任务,那么成本更低的方案当然优于成本较高的方案;在监管成本相同的情况下,目标的完成程度越好,也就说明其有效程度越高。这种分析方法运用目标完成的程度(即监管的有效程度)替代了金融监管的收益,避免了金融监管收益难以确定的缺陷。
二、危机后国际社会对金融监管范围的反思
(一)危机反映金融监管范围过窄问题。
此次金融危机显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范围设定明显过于狭窄,其根本原因在于新古典自由经济主义主导下,对市场的过度信任和对政府作用的质疑。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带来了自由主义理论的复兴,以批判“金融压抑”和主张“金融深化”理论为代表的金融自由化理论在管制还是自由的争论中逐渐占据上风。监管当局因此尽可能缩小监管范围,特别是放弃了对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和产品的监管,是促成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
1、监管制度范围设计缺陷明显。传统审慎监管以最小化金融机构(及清算体系)失败潜在的负外部性为中心,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对资本和流动性的最低要求、监管检查、存款保险制度及类似金融安全网体系、监管者早期介入机制及对突发危机的应对机制等。在这种监管理念指导下,保护存款人利益、并防范存款人挤兑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破坏性影响是首要监管目标,因此传统金融监管的主要对象是存款类金融机构。虽然一些准银行机构,如投资银行也接受一定程度的监管,但侧重于对投资者的保护和交易的合规等方面,而不是审慎监管。因此,危机前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监管范围制度设计中,只对以零售客户为主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对投资银行、评级机构、贷款公司、共同基金等机构,不实施监管或只对其市场行为进行有限监 管。对商业银行与保险机构,也只针对其经营行为进行监管,而对于它们的经营模式、激励机制和产品,则基本不管。对于金融创新和衍生品可能产生的问题交由市场自身来解决(见图2)。
图2 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制度约束范围
注:X2Y2为监管制度供给使监管制度范围外延可能达到的均衡约束线,其外延由监管制度稀缺程度和边际成本收益关系决定,理想状态为边际收益(MR)=边际成本(MC)。下同。
2、大量系统重要性机构、市场和产品游离于监管体系外。大量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产品、市场成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例如,未纳入监管范围的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成为危机爆发的主要推手。“影子银行体系”承担了商业银行的信用转换功能,却不属于传统商业银行,包括结构投资工具、管道工具、对冲基金、私募股权等。2007年末,美国的“影子银行体系”总资产约为10万亿美元,与同期美国全部银行体系总资产规模相当。场外衍生品市场也是本次金融危机导火索之一。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截至2008年6月,场外衍生品在外流通名义金额达684万亿美元,市值达20万亿美元。由于场外衍生品结构复杂,交易透明度低,金融监管缺位,最终给金融体系造成巨大损失,并引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3、对系统重要性大型金融机构并表监管缺位。银行控股公司多样化经营所带来的范围经济和潜在竞争造成了监管真空。在全球化和混业经营背景下,一些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经营业务覆盖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等多个领域,经营触角延伸到世界各地,组织架构日趋复杂,面临较大的跨境经营和综合经营风险。但相应的金融监管特别是并表监管却严重缺位,主要表现为缺乏对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的公司架构、资产负债情况、风险及风险管理的深入了解和把握,尤其是对系统内的关联风险、创新金融产品潜在风险特别是表外业务风险等没有实施有效监管,导致系统性风险蔓延和失控。
4、监管范围交界套利问题突出。金融危机表明,监管与未监管交界领域的大量监管套利行为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为规避监管,一些金融机构将一些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从受监管领域转移到监管标准较低甚至没有监管的领域。监管范围的局限、监管套利的驱动加上市场约束的失灵同时激发了过度金融创新,引发了证券化和其他衍生品的急剧扩张,并给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的风险。
(二)国际社会分层次改进金融监管范围的实践。
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基本达成共识,要求扩大金融监管的范围,并以强化审慎监管为重点,进一步厘清市场自律、注册、监督及审慎监管不同层次的界线和组合,在设定更加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范围同时,确保金融市场保持创新和发展,维持金融监管强度的均衡。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监管动议包括:
1、提升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审慎监管程度和覆盖面。按2009年4月二十国集团峰会要求,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提出了加强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的一揽子政策框架:一是减少系统重要性机构倒闭的可能性和冲击,包括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附加资本要求、流动性要求以及法律和运营结构方面的监管要求。二是提高金融体系处置有问题机构的能力。相关政策旨在提高有序处理倒闭机构的能力,完善事前的危机应对机制、应急计划、监管合作和信息共享安排等。三是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市场。相关政策旨在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减少金融机构的相互关联程度。2009年11月,FSB-BIS-IMF联合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评估指引》,按照规模、关联性和替代性三个方面评估系统重要性影响,并考虑业务复杂性和杠杆率等指标。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下设的宏观审慎工作组正在评估对大型复杂银行的监管安排。2008年10月,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正式提出建立全球统一的跨境保险集团监管标准,建立数据监控和分析工具,检测跨境保险集团的系统性风险因素,并加强监管协调。
2、以注册和行业自律为重点加强对冲基金监管。国际证监会组织等监管者正在通过立法制定统一的对冲基金和(或)对冲基金经理监管框架,包括强制注册要求、持续监管、提供系统性风险信息以及监管者之间信息披露和交换;2010年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包括各国监管框架的评估、对冲基金管理人的最佳做法。监管当局正在协调相关工作,确保不同国家尽可能统一实施对冲基金监管。美国金融改革法案要求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顾问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并提供他们交易和资产组合的相关信息,同时将联邦管制的投资顾问的资产门槛从3000万美元提升到1亿美元。证券交易委员会将对这些基金进行定期的检查,并每年向国会报告监管情况。“沃尔克原则”也提出限制银行实体(包括存款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和子公司)发起或者投资于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的要求,包括规定银行实体在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中的权益必须限制在基金所有权益的3%以内;银行实体在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中的权益合计不能超过其自身一级资本的3%,且银行实体不能从事与客户服务无关的自营交易。
3、加强评级机构的外部市场监督约束。国际证监会组织了《信用评级机构行为基本准则》,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公布了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法规。国际证监会组织等监管者正在评估各国和地区性的立法建议是否符合国际证监会组织规定的原则和行为准则,以及立法建议的差异是否会使信用评级机构的合规义务相互冲突。
4、以监督为重点推进场外衍生品交易进入场内和信息透明化。2009年5月,国际证监会组织了场外衍生品的监管文件,主要内容:一是证券化市场的信息披露要求,交易链中的激励机制,投资者的标准和尽职要求。二是信用违约掉期市场(CDS)的透明度、标准化、中央交易对手,以及国际合作等。目前国际上正在通过监管激励推动场外衍生品交易进入场内。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10年新标准,全面考虑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以及集中清算合约和提供担保品的益处。支付与结算委员会和国际证监会组织将《合格中央交易对手的标准》,全球监管当局将采取协调行动监督并实施场外衍生品中央交易、对手方标准和交易托管国际标准。按照这些监管思路,美国已在推动场外衍生品进行场内交易、增加交易透明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监管要求。
三、我国金融监管范围存在的问题
由于 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和制度设计的差异,我国金融监管范围方面的问题既与发达国家有相似之处,也有自身的特点。在金融分业经营的情况下,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银行、证券、保险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近年来,我国金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工作取得较大进展,交叉性金融业务发展较快,金融体系内不同行业之间、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之间联系日益加深,传统的分业监管和机构监管模式面临较大挑战。在此背景下,金融监管范围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覆盖不足、监管范围重叠交叉及监管标准不统一、不连续等问题。目前,我国金融监管范围未能有效覆盖的领域主要包括以下方面(见图3)。
图3 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约束范围
(一)各类金融控股公司。
目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还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如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平安集团等;另一类是企业集团形成的金融股控公司,如海尔集团、山东泛海集团、东方实业集团等。虽然金融控股公司控股的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子公司受到各自的行业监管,但在金融控股公司层面尚未建立统一的并表监管规则,缺乏整体监管要求。一些金融控股公司层级多,组织架构复杂,公司治理不完善,关联交易缺乏透明度,整体风险难以管控。
(二)银行、证券、保险业务交叉渗透领域。
目前,随着监管政策的调整,银行、证券、保险之间的业务合作与渗透不断加深。根据监管规定,商业银行可以设立基金管理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入股信托投资公司和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可以投资非上市银行的股权和证券公司,还可设立或投资非金融类企业。在业务合作方面,银行、证券、保险企业的业务合作不断加强,如商业银行开展基金托管和资产托管业务、基金销售及保险等业务,保险公司参与证券市场业务以及跨银行、保险两个行业的银保业务等。同时,银行、证券、保险企业还通过相互交叉持股和购买对方发行的次级债,加强渗透。随着银行、证券、保险企业交叉持股和业务合作的不断推进,风险传染的途径增多,金融体系的关联度加强,容易形成监管空白和监管交叉重叠,带来监管成本增加和效率降低,其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值得关注。
(三)投资于金融市场的私募基金、社保基金和补充养老保险基金。
私募基金根据具体投资范围分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等。目前除了通过信托方式规范为阳光私募的基金,其他大多数私募基金处于监管空白地带,且规模庞大,与金融机构和市场的联系紧密,一旦出现重大不利政策或市场调整影响,容易带来比较严重的金融系统性风险。社保基金和补充养老基金主要由各级社会保障部门管理,其投资金融市场的活动游离于规范的金融监管体系外。
(四)信用评级机构。
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现有各类信用评级机构100家左右。在监管方面,缺乏一个对评级机构统一监管的部门,既没有成立行业协会,进行统一管理,又没有制定相应法规,统一标准规范业务活动,使信用评级的指标不统一,评估方法各异,既不利于我国信用评级市场的规范发展,也难以有效控制相关风险。
(五)网络金融业务。
当前网络金融业务,尤其是新兴电子商务中的电子结算业务,如以“支付宝”、PayPal等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等发展较快,并形成了与银行结算网络紧密的联系,使得金融监管面临新的挑战。目前,我国对网络金融监管政策主要有《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网上证券交易委托管理暂行办法》这两个监管规定,对于网络保险业务还没有纳入监管的范围,对于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等电子结算业务的监管还没有纳入议事日程。
(六)产权交易市场。
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各地方产权交易所,其初衷是为了规范国有产权交易和服务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交易品种涉及企业股权、实物资产、知识产权、债权等。而随着各类国有企业改制的逐步完成,产权交易市场向非国有企业进一步开放和向市场化推进的步伐也在加快。目前,各类产权交易所由各级地方政府主管,政府既是出资人,又是监管者,容易导致监管效率低下和道德风险。因此,对于产权交易市场,应尽早纳入规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监管体系,并明确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市场监管部门。
四、政策建议
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监管范围面临的问题与其既有相似之处,也有自身面临的特殊问题。因此,在金融监管范围的调整中,既要借鉴国际社会的做法,也要充分考虑到我国金融发展和金融深化程度,区别监管层次推进监管范围扩展,达到市场约束与政府监管的有机统一。同时,要探索建立金融监管范围有效性分析识别的方法和机制,及时将一些应该纳入而未纳入监管范围的金融机构、产品和市场,特别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产品和市场,及时纳入有效的监管体系。
(一)分层次调整监管范围,减少监管真空和缝隙。
在审慎监管层面:一是建立和完善金融控股公司审慎监管制度。主要措施包括进一步完善大型金融集团的监管分工和合作,建立完善对金融控股公司等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的“主监管”和并表监管制度,研究制定交叉性金融业务标准、规范,减少监管真空和重叠。同时,在不同市场间的机构设置、业务限制、融资渠道等方面建立有效的防火墙制度。二是强化网络金融监管。要完善现行金融监管法规,补充适用于网络金融业务的相关法律条文。特别是加强对以“支付宝”等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等新兴电子银行经营模式以及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等的有效监管。
在注册监管层面:重点是规范私募基金监管。借鉴国际经验,明确对一定资产规模以上的私募股权基金、风险资本基金的注册或备案要求,并对投资者和交易对手披露部分信息。同时,对于公募基金,也应建立基金注册登记业务集中统一备份制度,改变目前基金公司自建注册登记系统和委托中登公司注册登记并行的现状,以保障基金持有人的权益。
在强化监督和行业自律层面:一是将信用评级机构纳入统一监管范围。包括明确信用评级机构统一监管部门,完善统一监管制度标准,建立信用评级机构准入监管要求、业务许可制度、日常管理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退市”制度,有效 监督管理信用评级机构。二是将产权交易市场纳入资本市场统一监管。改变产权市场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外的格局,将其纳入统一的资本市场,由证券监管机构对其进行规范监督管理,并坚持与行业自律相结合,促进产权市场加快自身改造和市场化、规范化进程,推动中国证券市场与产权市场统一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
(二)加强金融监管协作,实现不同金融市场监管范围无缝对接。
建立国务院层面的协调机制,加强银行、证券、保险不同监管机构信息沟通和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分析和评估,实现不同领域监管范围无缝对接,并进一步完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明确不同监管当局的监管责任,实施有效的联合监管等,形成防范系统性风险合力。同时,进一步增强与境外金融监管部门和国际组织间的协作,进一步完善双边基础上建立的信息交换与保密、市场准入合作、跨境现场检查协同、人员交流和培训等工作机制。
论文关键词:失效模式影响分析,综合评价,离散型加工生产线
0引 言
针对企业生产过程中所需资源多样性和相关性,导致生产系统难以评价或评价结果不够准确;国内外学者提出各种评价方法和控制手段。如Teng[3]提出基于FMEA的生产过程的控制,运用FMEA理论对生产制造过程中所涉及的零部件出现失效模式进行评价;Allen[4]提出生产设计阶段利用FMEA和模糊数学方法进行管控, 将FMEA和模糊集理论应用到产品设计阶段;门峰[8]提出模糊集理论与灰色关联理论的FMEA方法,将FMEA和模糊集理论与灰色关联理论运用到具体的铸件产品中。郭铜修等[9]提出企业生产系统模糊评价方法,将模糊集理论运用到航空工业企业生产系统中的评价。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发现FMEA方法存在不足之处:(1)多因素评价时所得风险顺序数不可靠,得到数值相近甚至相等。(2)系统评价过程中没有考虑各因素在整体上影响程度,只是按着FMEA方法评价其各个因素;为了避免以上缺点而提出了基于FMEA离散型加工生产线的综合评价。
1 FMEA离散型加工生产线的综合评价研
1.1离散型加工生产线研究
从系统工程角度出发工商管理论文,离散型加工生产线的生产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输入—转换—输出”系统,系统输入就是一切需求资源或生产要素,经过有机的转换过程,输出特定产品或服务,这个转换过程就是企业生产系统龙源期刊。一般将离散型生产线的构成要素划分为[9]:
(1) 人力:人员技能、人力资源利用、人员情绪等。
(2) 物力:物料、半成品、产品、周转箱、设备、仪器、文件资料、工具、工装等。
(3) 环境:生产线现场的通道、地面及其标识,各类管线、门窗、墙面、通风、照明等。
(4) 信息:在制品数量、产品合格率或废品率、生产计划数量、生产成本、时间等。
从上述描述可以看出各种构成要素中包括不同种因素,不同要素在不同企业生产线中影响程度不同,不同因素在企业生产线中影响程度也不同,所以对具体企业生产线进行评价时要考虑到这种特殊性。可以将生产线划分为一级要素指标和二级因素指标,即考虑其层次性,生产线指标体系如图1-1。这些因素控制存在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这种不确定因素在以前的评价系统中难以给予准确的数值。故障模式影响分析(Failure Mode and EffectAnalysis ,FMEA)和模糊数学理论在这方面有着其他方法不可替代优势。FMEA实施过程中主要是利用专家经验和知识得到各因素失效模式的发生率(Occurrence-O)、严重度(Severity-S)、难检度(Detectability-D),通过计算风险顺序数(Risk PriorityNumber-RPN,RPN=)得出风险程度。其计算方法就是O、S、D三者乘积而得出其风险顺序数,这样导致不同失效模式得出相近甚至相同的RPN工商管理论文,但实际上这些相近甚至相同RPN的重要程度不同[10]。
图1-1 生产线指标体系
通过以上分析,生产系统评价既要考虑它的要素和因素重要性,又要考虑各因素具体的情况,于是提出了基于FMEA离散型加工生产线的综合评价方法。首先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利用专家知识和经验填写各层次指标的重要性表格,应用二元对比倒数法计算出相应权重。其次从局部的角度出发,应用FMEA理论对具体因素存在失效模式进行评价龙源期刊。最后为了考虑所有因素对生产系统的影响和避免专家的主观因素,应采用模糊集和FMEA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即综合评价方法,其过程如图1-2。
图1-2 综合评价过程
1.2 FMEA模型简介
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是FMA(故障模式分析)和FEA(故障影响分析)的组合,是过程管理中的一项预防性分析工作,是一种用来评价系统的设计和生产过程或服务等所有可能发生的故障(问题、错误、风险和利害)的特殊关系[1]。其使用范围包括产品设计、生产过程、服务过程、机器设备等。
有效FME具有以下特色:可以降低制造过程中出现失效的风险;能识别与产品相关的制造失效模式;可分析所有顾客要求的产品特殊性;能评估失效对顾客造成的影响;能识别制造过程中潜在的失效原因,并据以降低失效发生率;能列出潜在失效模式的排序,并据以建立考虑采取矫正措施的优先级;能将制造或装配过程的结果文件化。FMEA的实施过程如图1-3。
图1-3 FMEA实施过程
FMEA使用过程中要进行相关数据的实际调研和收集,识别产品或系统潜在失效模式中潜在失效后果、潜在原因、确认现行的检测方法和控制手段工商管理论文,评价严重度、发生率、难检度;直到所有失效模式评价完成,计算风险顺序数,判断风险顺序数是否在可接受的水平。若风险顺序数在不可接受水平内需要采取措施,通过持续改进直到达到可接受水平内才为止。
1.3综合评价模型简介
综合评价模型如下:
B=A°R= A° (1-1)
模型中:A=一级指标权重, Ai,二级指标权重,为判定矩阵,上标°表示合成算子。
(1)权重的确立[6]
通过表1-1,利用二元对比倒数法得出各子系统相对权重。
表1-1因素比较表
定义
定义
1
Ai与Aj同等重要
2
Ai比Aj略微重要
3
Ai比Aj较为重要
4
Ai比Aj重要
5
Ai比Aj重要得多
6
Ai比Aj非常重要
7
Ai比Aj绝对重要
根据专家初始权重集W计算权重相似系数Sij ,得到相似矩阵S。
(1-5)
式中,Sij 专家i与专家j相似程度,需要进一步计算偏离程度L来剔除偏离程度大的专家评定权重
(1-6)
(1-7)
式中代表i专家评定因素权重与其他专家评定因素权重偏离程度,假如大于某一界值时,第i位专家意见加以剔除。实际运用中根据实际情况来设定界值L。
(3)评判矩阵的确定。一般采用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的隶属度,本文采用改进的定性指标方法处理,即直接由多个专家对某个被评定因素的隶属度做出估计,然后利用聚类分析的距离法中欧氏距离来剔除偏离程度比较大隶属度。
(4)模糊综合评价合成算子上标°确定[6]
根据本文特点选择如下模型:
, j=1工商管理论文,2,3,…,m
该模型不仅考虑所有因素的影响,而且保留了所有单因素评价的全部信息。在运算时,并不对ai和rij施加上线限制,只需对ai归一化处理,即。
2实例分析
对汽车前桥厂的转向节加工生产线进行实际调研和相关数据的采集,发现其潜在失效模式,由专家、调研人员和从事多年此生产线管理的相关人员对各失效模式因子O、S、D进行评分,利用FMEA和综合评价模型对转向节生产线进行评价。
2.1 评价体系确定
通过实际调查和分析,本文从人力、物力、环境、信息综合考虑设定4个一级评价指标及14个二级评价指标,所构成转向节生产线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1。
表2-1转向节生产线评价指标
转向节生产线
人力()
人力资源利用(w11)
人员技能(w12)
物力()
外圆尺寸和精度(w21)
螺纹底孔中心孔(w22)
防护装置(w23)
设备(w24)
文件资料(w25)
环境()
机器及其地面清洁(w31)
作业现场通风、照明(w32)
各类线路布置、着色(w33)
门窗、墙壁完好性(w34)
信息()
在制品数量(w41)
论文关键词:环境成本,核算,障碍,对策
一、企业环境成本核算的重要意义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步入了快速发展轨道,但是,资源环境也日益受到破坏。强化企业环境成本核算与控制对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 是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环境为企业提供了生产的资源,同时环境质量的优劣又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离开了生态环境系统的支持,社会经济活动将无法进行。社会经济在发展中创造大量财富,同时又使生态环境系统发生结构和质量变化。可持续发展是在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和资源储备三者间寻求发展的均衡,它以“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为原则⑴。进行环境成本核算,以环境成本为尺度对生态环境系统进行补偿是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2 是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需要
合理准确地核算环境成本是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基础。确认环境成本核算范围,对其进行计量,形成成本报告,从而进行严格控制是环环相扣的过程。企业主动追求生态效益,获取绿色比较优势,是企业顺应绿色潮流,扩大出口,参与国际竞争,获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径。环境成本核算不能单纯以降低环境成本来获取“成本比较优势”成本管理论文,亦不能仅仅为了获取“绿色比较优势”而制定过高的环境标准,应当权衡分析二者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最终实现的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3 是弥补传统成本理论缺陷、完善环境成本理论的需要
传统的成本理论只反映生产中的直接消耗,反映能够以货币计量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耗费,而环境的消耗破坏没有计入成本。这不仅导致了利润的虚增和税收的虚夸,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导向企业注重短期利益、用牺牲环境和透支未来以换取经济的增长⑵。环境成本理论认为,环境资源是稀缺的,理应赋予一定价值并进行损耗补偿。将环境成本理论补充到传统成本理论中,使商品的市场价值较为准确地反映由于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资源环境的代价,有偿开发使用环境资源将会使资金的流向集中到环境成本较低的方向。
二、企业实施环境成本核算的障碍分析
我国实施环境成本核算己经具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实施环境成本核算不仅是必要的,而且非常迫切,但我国的坏境成本会计实践还非常少,当前我国还存在诸多障碍,制约了环境成本会计在我国的发展与实践。
1 观念障碍
(1)地方政府官员错误的政绩观与发展观
“唯GDP论英雄”是不少地方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绿色GDP没有获得地方政府普遍支持,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绿色GDP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需要有微观的企业环境会计核算作为基础⑶。不少地方政府官员认为,经济发展不上去,饿着肚子谈环保就是一句空话,先污染后治理,已经被西方国家反复论证了许多年,要发展工业都逃不过这一劫。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2)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忽视环境生态效益
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经济组织,在收入既定的前提下,成本越低,利润就越大。而如果企业考虑环境成本的话,总成本就会提高,利润就会降低,企业的经营者当然不愿意考虑环境成本了。企业经营者为了保证经营业绩实现,企业的经营者可能也会忽视环境问题。
对实施环境会计核算也缺乏动力。
2 制度障碍
(1)环境资源市场尚未建立
环境资源要充分发挥其价值,就要通过环境资源市场配置于最能发挥其作用的行业。环境资源市场的建立,将为企业获取环境资源提供了最佳场所和途径,同时也为以成本和价值为确认和计量对象的环境会计的推行奠定了基础。但是,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环境资源市场,这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想是格格不入的成本管理论文,这不仅有碍于全社会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也不利于环境成本核算的有效实施。
(2)环境(成本)会计法律制度还不健全
我国开展环境成本核算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引进环境会计理论。90年代,我国逐渐开展了对“绿色GDP”的研究,进而延伸至环境(成本)会计理论与方法。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财务通则、行业会计制度、财务制度以及中国证监会的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执行的信息披露规则和准则,总体看来,这些法规对环境成本问题基本上没有涉及。
3 技术障碍
(1)环境成本的确认障碍
会计核算系统的首要问题是会计确认问题。环境成本基本确认标准可以参考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对基本确认标准的描述,如定义性、可计量性、相关性和可靠性等。但是由于环境会计要素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很难借鉴。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环境会计准则》,资源、环境、生态方面的法律法规也不很很完善,全国范围内只有废水、废气排放物等几项国家标准,虽然有关部委己下达通知要求尽快制定有关环境资源的规章制度,推进“三绿工程”,但这与环境成本核算的要求仍有很大的差距,因此环境成本要素的确认具体标准就是缺失的。
(2)环境成本的计量障碍
会计计量是根据被计量对象的计量属性,选择运用一定的计量基础和计量方法对符合会计要素的事项进行货币量化的过程,其目的是确保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计量属性和计量单位的选择取决于外部经济环境、人们对会计计量作用的认识程度、经济管理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以及计量技术手段的发展等条件⑷。在环境会计中,由于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不能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因此也就没有市场交易价格,所以,单纯以交易价格为前提就不能作为环境会计计量属性。目前环境成本计量的方法有历史成本法、防护费用法、恢复费用法、法院裁定法、比例法等等。由于环境成本计价方法多种多样,计量对象的多变性也使得在计量方法的选择上有时会带有较强的主观性。
(3)环境成本报告的障碍
环境成本披露的模式和内容的不确定形成了环境成本报告的障碍。环境成本报告的模式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是环境成本信息与现行会计报表合并披露,另一种则是编制环境成本报表或者环境成本报告书的方式单独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对于这两种披露模式的选择和设计,目前会计界还存在许多争议,尚未达成共识。就内容而言,不论哪种形式,应包含哪些项目,哪些是必须披露项目,哪些是选择披露项目,也未形成统一的标准。
三、加强企业环境成本核算的建议
1 对政府官员加强科学的政绩观和发展观教育
科学的政绩观就是既要看政绩给眼前带来的变化,又要看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影响,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后人的评判,其实质是用可持续发展的标准评价政绩,对社会和历史负责。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成本管理论文,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
2 对企业的管理者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观教育
社会责任观是以社会为着眼点,企业的目标除了追求经济利益外,还应尽可能地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企业不能因为片面强调社会责任而忽视经济责任,企业也不能因为片面强调经济责任而忽视、逃避社会责任。2000年全球18个跨国公司制定了“社会约束”的生产守则(即社会责任标准),其中保护环境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中国企业要进入世界经济市场并和国外企业经营接轨,就必须在理性共识的基础上认同该标准所体现的核心理念,并积极参与其中,从而,应对全球范围内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所带来的挑战。
3 充分发挥资源市场的调节作用
政府应抓紧建立健全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环境资源市场,彻底改变传统的环境资源使用模式,优化环境资源配置。健全的环境资源市场,可以促使环境资源配置于社会最急需又适合的行业和部门,最大限度地发挥环境资源的价值,促使环境资源自身价值的完全实现和社会价值的增值,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 加强和完善环境会计立法
环境成本核算是环境会计的主要内容之一。要实施环境会计核算,必须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环境会计的地位和作用,使环境会计有法可依,使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有统一的标准。借鉴丹麦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我们应该采取的做法是:第一,将环境会计核算和监督列入《会计法》,以法律形式确定环境会计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制定环境会计准则,将涉及环境的内容列入会计要素,扩充报表体系。第三,设立环境会计制度,即依据会计准则所规定的有关环境原则设计会计制度,使环境会计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5 明确环境成本的确认标准,合理计量环境成本
环境成本是依照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而采取或被要求采取的措施的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包括污染补偿成本、环境损失成本、环境治理成本、环境保护维持成本、环境保护发展成本等。从环境经济学角度把环境成本分为外部环境成本(社会成本)和内部环境成本(私人成本)⑸。
环境成本的计量单位不能仅限于货币,必要时可用非货币比,如实物来计量;环境成本的计量基础既可以用传统的历史成本,还可以用机会成本、边际成本、替代成本、公允价值等;其计量方法要考虑环境资源具有效用性、稀缺性、替代性、非交易性等特点。环境成本由于所涉及的内容复杂,其不确定性更为突出成本管理论文,因而要做到绝对精确是比较困难的。环境成本的数据虽然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并不排除它对决策的有用性。随着计量技术的发展,随着它反映和控制的内容性质界定越来越清晰,它提供的信息将会越来越精确。
6 完善环境成本信息披露模式
环境成本信息批露宜采用编制坏境会计报表或者环境成本报告书的方式单独披露环境成本信息,而不是环境成本信息与现行会计报表合并披露的方式。如果采用与现行会计报表合并方式披露环境信息,可能会出现有些企业利用环境信息调整企业利润,以达到避税或者上市等目的,而且环境信息和财务信息合并报送容易引起混乱,导致报表使用者对财务会计信息的错误理解。
四、结束语
我们对企业环境成本的研究,分析环境成本核算存在的各种主观、客观障碍,提出各方面的解决对策,就在于要引导、监督企业自觉地保护环境,减少污染,培养企业环保意识,通过对环境成本形成过程中各因素的控制,合理利用资源、减少资源耗量、减少废弃物排放量,进而减少环境成本,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协调企业发展与环境效益之间的关系,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环境效益的双赢。
参考文献
⑴张薇,环境成本定义辨析---兼论环境成本核算的困境及其出路,[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⑵刘建胜,廖珍珍:略论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J] .企业活力,2010(10)
⑶岳希宇,我国全面实施环境会计的障碍与对策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⑷,李建发:《现代环境会计问题、概念与实务》第一版[M]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⑸付晓利,企业环境成本核算与控制体系研究,[D].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