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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医国际是专注于医疗信息化应用解决方案的专业提供商、运营商和服务商。公司致力于为各级医疗机构提供智慧医疗整体解决方案、医院临床业务系统软件和医疗信息技术服务。
心医国际目前拥有员工150多人,覆盖了全国80%左右的区域,先后在大连、沈阳、上海成立了研发中心,在北京成立了营销中心,并在郑州、长沙、成都、西宁等多个地区成立了售后服务分支机构和高效服务团队。目前成功服务于青海省卫生厅、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沈阳医学院沈州医院、天津武警总院、天津南开医院、上海市黄浦区中心医院、江西省儿童医院等医疗机构200余家。
伴随香港世铭投资正式注资,心医国际将全面与国际接轨,公司的目标是五年内努力成为中国数字医疗系统领域最专业和最具价值领军企业,业务规模突破10亿元,客户超3000家,并成功实现上市。心医人怀揣着致力创新、服务医患的坚实信念与您真心相伴,共赢未来!
企业优势和特点
优秀的团队是心医国际快速成长的关键因素之一。高级管理层与研发团队都有丰富的专业背景,平均拥有15年以上的医疗或IT行业经验,80%以上的团队成员拥有医学学位或相关临床经验。无论从产品的研发还是市场的推广以及相关的服务,都会紧紧贴近客户的需求,以最简洁最实用的方案解决客户的问题,努力成为“您医院的医院”。
企业在信息化领域的贡献和表现
心医国际自2011年正式进入市场以来,已经成为近年来医疗IT领域成长最为迅猛的公司。从一次性获得IHE全部认证到一年内通过SFDA、ISO9001、ISO13485,从首次参与省级政采项目就顺利中标到两年内迅速覆盖全国范围超过200家以上的二甲级以上医院,心医国际在最短时间内获得了行业和客户的认可,并于2013年初正式获得李嘉诚旗下的香港世铭投资公司的价值注资,成为倍受资本市场青睐的最具成长性的医疗IT企业。
解决方案简介
青海省“省、县、乡三级远程会诊平台”的运营建设是以中西部省级综合医院为核心,建设连接基层医院的远程会诊系统,实现远程会诊、远程预约、远程监护、远程手术指导、远程教育和远程信息共享等远程医学活动,有效提高中西部省(区、市)基层医院医疗服务能力。该项目目前已经覆盖150家以上的各级医疗机构。
解决方案在获奖领域的优势和特点
由卫生部远程医疗产品标准制定专家主导设计,包括了远程诊断、远程会诊、远程教育、远程监护、区域协作、运营维护等模块内容。该解决方案:
基于B/S架构,客户经安全认证后可参与远程会诊;
支持各种影像格式,支持各种数据采集方式;
支持固定会议室模式的会诊和移动接入的会诊集成语音/视频能力,语音视频数据实时展现;
全面的会诊管理,丰富的统计查询和计费功能;
支持资源共享和远程教育,上下级医院沟通更为顺畅;
支持双向转诊,远程预约,多点质控。
典型用户案例及用户反馈
青海省远程会诊系统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以来,省级医院与各州县医院共开展远程会诊超百例,省级医院面向各州县医院共举办远程医学教育讲座千余人次。远程会诊和远程教育,使省级医院与各州县医院加强了医学交流,促进了各州县的医疗卫生技术的提高,方便了患者的就医,促进了青海省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加强了省级中心医院与各州县级医院的沟通交流。依托远程会诊系统,各县级医院与省级医院开展了诸多例会诊,和诸多远程教育学习,通过对现实病例或专业讲座的讨论与讲解,加强了各医院间的沟通交流,使县级医院医生的业务素质得到了提高。
远程会诊系统的建设,方便患者就医,减轻患者痛苦,极大改善了患者的就医环境,使患者不用赶路、不用排队即可享受到省级专家的临诊,省时省力省财。
系统为数字化的青海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远程会诊系统项目是青海省数字医疗卫生工作的一部分,它很好解决了相关方面的问题、实现了应有的功能,是青海医疗卫生事业不可或缺的基础建设。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与大通县人民医院的远程会诊案例
2012年8月29日,大通县人民医院接待了一名马姓患者,该患者一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双髋部及右大腿疼痛,曾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术后好转出院,但十天前双髋部及右大腿疼痛明显加重,故来大通县人民医院就诊。
接诊后,大通县人民医院立即对该患者进行拍片检查,以“双髋部及右大腿疼痛待查”收住院。同时,鉴于此患者病情复杂,随即向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发出会诊申请。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收到申请后,立即组织专家对该患者进行远程会诊。
随着“互联网+”在众多行业内实践的深化,医疗服务中信息化手段的应用也在不断加深,而市场和用户对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需求也在不停演变。针对中国医疗市场的调查显示,2015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增长率为44.7%,56.1%的用户认为移动医疗有助于搭建在线医患交流平台,目前用户在医疗行业的需求也扩散到康复管理、在线医患交流、预约挂号等应用范围。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针对“互联网+”下行业格局的变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未来的医疗生态是手艺与人工智能的‘竞争’,在线上运用‘互联网+’形成O2O闭环,智能化越来越高,越来越准确。当它准确到一定水平时,目前的医院运行模式一定受到影响,医生的就业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由此可见,用户对大数据、云计算、移动终端和可穿戴领域内端到端创新解决方案的需求与日俱增。个性化服务、协作型医疗、远程医疗、网络化保健正从传统医疗机构中破茧而出,走向常态化。
从全球范围来看,医疗服务正在向移动医疗、互联网服务模式和个性化医疗悄然转型。谈及这一发展趋势,英特尔澳大利亚/新西兰健康与生命科学总监George Margelis指出,“未来医疗的趋势是个体化差异,包括诊断、治疗方案在内的治疗决策都需要针对个体进行分别对待;医疗服务也应该随时随地持续进行,优化流程,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同时,整个治疗过程中专家的协同是保证效率和速度的根本。”为实现这一愿景,技术创新不可或缺。George Margelis表示,“从前端应用来看,基于英特尔架构的PC、平板和可穿戴设备为移动医疗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在后端数据中心平台的构建上,数据分析有效地提高了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使得医疗服务更加精准化、个性化。英特尔期待帮助用户突破传统医疗模式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加速智慧医疗转型。”
作为技术创新和倡导者,英特尔长期支持中国医疗信息化发展,协助医疗机构提高服务质量。英特尔中国区行业合作与解决方案部总经理柯道远表示:“中国的医疗信息化生态系统正在逐步完善,我们看到了在‘互联网+’战略指导下的广阔市场机遇,以及运用大数据技术推进协同医疗服务模式转变所面临的挑战。这需要产业各方深入了解客户需求,构建重构医疗服务的途径。在此过程中,英特尔紧密携手本土合作伙伴,在提供先进技术支持的同时搭造协作和交流的平台,推动解决方案的落地。”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推动并颠覆着各行各业的信息化发展。在互联网潮流的推动下,医院信息化建设也日益朝着互联网的方向发展。其中,以公立医院为依托构建的互联网医院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据公开信息统计,截止2016年11月,全国互联网医院大军已经扩充到约36家。互联网医院不断涌现,相关话题也成为医疗信息化相关会议雷打不动的议题。公立医院互联网医疗之路真如外界所想,呈现出“风风火火闯九州”之景?
“由于文化、体制的差异,与美国互联网医疗明确地以患者为中心,把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不同,我国公立医院所开展的互联网医疗更多地承担了体制,并延续了原有体制顽固的缺点。”在近日举办的北京国际远程医疗高峰论坛上,福州总医院计算机应用与管理科主任陈金雄指出了当前我国公立医院互联网医疗的弊端。
的确,尽管公立医院在我国医疗机构中占据垄断地位,但却面临诸如分级诊疗、多点执业、患者体验、药品零差率等挑战。陈金雄表示,公立医院互联网医疗发展目前虽然受到很多束缚,但依旧是大势所趋。 互联网医院VS传统医疗机构:改良亦或颠覆?
作为2016年医疗行业的一个关键词,“互联网医院”受到的关注可谓不少。不久前,腾讯研究院、动脉网蛋壳研究院联合《2016中国互联网医院白皮书》显示,2016年全国互联网医院大军已经扩充到约36家,其中,已经实现落地运营共有25家。互联网医院为何会在今年兴起?互联网医院目前有哪些问题和挑战?互联网医院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近日在“互联网医院垂直沙龙”上,诸多互联网医院的参与者、观察者就上述话题做了分享和讨论。
互联网医院缘何兴起?
在医生于莺看来,互联网医院主要基于远程医疗的发展而兴起。的确,早在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肯定了远程医疗的重要性,却也明确了远程医疗只有在具有医疗机构资质的机构才可以实行。但随着这种模式的逐步发展,相关政策也开始变得更加开放。
2015年1月25日,国家发改委、卫计委《关于同意在宁夏、云南等5省区开展远程医疗政策试点工作的通知》,目前,这两个并非传统互联网创业热土的省份都有了自己的互联网医院。宁夏目前已有2家互联网医院,贵州更有6家之多。
2015年9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远程医疗服务覆盖试点地区50%以上的县成为分级诊疗试点工作2017年的考核标准之一。这份文件鼓励二、三级医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远程会诊、远程病理诊断、远程影像诊断、远程心电图诊断、远程培训等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的有效模式。
2015年11月18日,贵州省卫计委、药监局联合印发《贵州互联网医院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行)》,《方案》明确提出了互联网医院的目标和规划;2016年8月15日,贵州省明确提出将远程医疗纳入医保,试点期1年,主要范围是远程会诊、远程检测、病理、影像诊断。今年11月,四川省也文件表示将远程医疗纳入医保报销,并对远程医疗项目制定了详细的收费标准。可以看出,远程医疗政策逐步放开的同时相关细则也在逐步变得完善,而互联网医院的一大核心功能以及核心盈利模式就是远程医疗。
好大夫创始人王航表示,互联网进入到每一个行业里边,都经历了几步,第一步是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信息平衡、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第二代大家开始介入到流程,介入到服务流程、生产流程、运输流程,比如淘宝其实是商务流程的再造。
这几年各家都在进入流程,当发现轻问诊解决不了痛点问题、最终还是要去医院的时候,大家开始做在线诊疗,这就是互联网医院成立的一个背景。
康康血压董事长曾明发对此表示认同:“互联网医院将以前互联网医疗的轻问诊推入到远程诊疗及诊疗的过程中,由此真正参与到医疗环节中来。”
于莺表示,互联网医院有四大优势:第一,互联网医院能够实现诊断而非仅仅在线咨询;第二,互联网医院能够整合各环节资源,并将治疗延伸到线下;第三,互联网医院能够给实体医院带来医疗品质的提升;第四,互联网医院使在线医疗的医疗属性极大提升。于莺认为,互联网医院与轻问诊相比,它能实现诊断、治疗,通过跟实体医院合作保持处方的合法性。有了诊断、治疗自然就会有随诊,后续的检验检查,包括相关手术操作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来提升效率。如果政策放开跨省市多点职业,更多一线城市的大专家就可在线服务更多医疗资源匮乏的地区。
轻模式Or重模式
于莺预判,互联网医院在未来可能拆掉公立医院的围墙,这将是一个趋势。不过,在王航看来,互联网医院目前扮演的角色是盘活而不是重建,是改良而非颠覆。
曾明发认为,互联网医院一定离不开传统的医疗体系和医院,互联网医疗及互联网医院肯定不能解决所有医疗的问题,它只能是传统医疗的补充。
王航认为,当前互联网医疗现阶段的首要任务还是流程再造。“当前,看病贵问题已经得到很大程度得解决,中国整个患者在自付医疗比例已经降到30%了,十年前这个值可能超过50%。”王航说,但看病难依然是行业的痛点,看病难问题的关键是流程问题,主要体现在资源分配不均,特别是无序就诊。
王航介绍说,国内目前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医疗设备是被闲置的,被大量闲置的资源还包括床位、检查检验中心。另外,国内民营医院的数量已经超过医院总数的50%。但患者就诊目的地依然是以公立医院为主,公立医院依然承载了80%以上的诊疗任务,而民营医院却有大量床位和设备是闲置的。
因此,王航认为这个阶段更应该用互联网这种轻资产方式盘活闲置医疗资源,而不是自建一家互联网医院。
王航认为互联网医院重点要解决六个方面的问题:
1、分诊。互联网医院网上分诊,应该遵循“病情优先”这个原则,不能像线下排队那样浪费资源。互联网医院要考虑优质的医生分给什么的病人,这个问题是要有优质的解决方案的。
2、做远程会诊、远程查房。互联网医院应该把专家的解决方案传递到基层去。“方案要送到基层去,专家要往基层跑,而病人要留在基层。”这正是分级诊疗的要求。想办法让大医院的专家们通过互联网把相应的解决方案送到基层去,这应该是互联网医院完成的基本职能。
比如互联网医院可以重新帮助患者住院和安排手术的流向。传统的飞刀手术流程是自上而下的,而互联网医院则可以自下而上来安排病人。上级医生的方案和专业能力引导基层医生,以调动上级专家的判断能力,调动上级医生整体把控能力。王航预判这种模式将是未来的一个主流。
3、复诊。复诊首先可以提升效率,降低慢病病人去医院的频次,以减少线下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况。其次,复诊可以解决信任问题。
关于复诊所涉及的检测环节,同样可以解决。王航说到这给自己打起了广告:好大夫有13万活跃医生,这些医生有大量的县级医院、地市级医院资源,可以把检查单分派到医生手上,让患者在当地走医保做检查,类似滴滴打车。王航表示,“检查是公立医院一项很大的收入来源,所以当地医院非常乐意把检查单留在当地。这就可以把当地闲置的检查、检验、影像设备盘活。”
4、向优质的商业医院分流。互联网医院要按照患者的需求去分诊,该去公立医院的分到公立医院,该去私立医院的分到私立医院。
5、家庭医生。在线上应该倡导家庭医生的概念。大医院的年轻大夫,将会成为家庭医生的主流。“因为他们在职业成长期,他的时间更充裕一些,他的服务专业性也会更强。”
6、建立一个患者评价体系。传统医院里面大家都在喊“以患者为中心”,但这句话被贴在墙上,却没有很好地实施到工作中间去。真正以患者为中心,要引入患者的“指挥棒”。来自患者虽然不一定是专业度的评价,但会影响下一个患者决定选你还是选别人。由此可催生出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互联网医院如何盈利
互联网医疗如何盈利是整合行业都的焦点话题,也是一大难题。新兴的互联网医院有哪些正在探路的盈利路径??
现阶段,互联网医院最常见的盈利模式就是做远程诊疗。今年以来,贵州、四川先后将远程医疗纳入医保报销。第二种盈利模式就是做药品销售。患者在互联网医院拿到处方后,即可在互联网医院下单实现药品送货上门,这个环节中,互联网医院和医院药房之间应该有一定利润的分成。此外, 做“健康管理”也是众多互联网医院实现盈利的一个方向。
健客首席战略官周峰表示,互联网医院上的一大核心需求是慢病人群复诊购药。“慢病患者的很多复诊完全可以通过线上沟通来解决,而购药这个环节则需要医药电商来配合完成。”医药电商对接互联网医院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复诊患者的购药需求来增强互联网医院的渗透力。
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其发展初期必然会遭到外界质疑,也会面临种种挑战。目前互联网医院从国家层面仍未有明确的定义和规划,均是各地政府在做相应的试点,因此互联网医院对政策具有高度依赖性,且目前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此外,大多数患者的就医习惯目前仍是偏好传统大型医疗机构,这意味着互联网医院需要花费一定时间来慢慢培养自己的用户。 公立医院应如何开展互联网医疗
公立医院发展互联网医疗,往往与智慧医院、互联网医院建设紧密结合。事实上,在医院信息化管理者眼中,现有的大多数“互联网医院”往往以偏概全,将互联网医院具有的一部分功能称作“互联网医院”。
什么样的医院才算得上真正的互联网医院?
“互联网医院是个宽泛的概念,真正做得好的互联网医院,需要具备网上诊疗系统、医患服务系统、协同办公系统、健康管理系统等4个系统。”福州总医院计算机应用与管理科主任陈金雄这样认为。
互联网医院应包括四大系统
互联网医院网上诊疗系统是以医疗为主体的业务系统。以福州总医院互联网医院为例,目前包含在线问诊、电子处方、药品配送、线下问诊等功能。网上诊疗系统主要针对常见病、多发病诊断明确的患者,对于急性病和疑难杂症,陈金雄坦言,目前还不适合利用网站诊疗系统进行诊断。
互联网医院医患服务系统,分别为患者和医生提供就医和诊疗服务。仍以福州总医院互联网医院为例,目前构建了患者端、医生端,以及相应的云平台,为患者提供预约挂号、就诊导航、移动支付、报告查询等服务,为医生则提供患者管理、预约管理、随访管理、在线问诊等。此外,还将排队预约、检验检查、数字签名等配套系统融入其中。陈金雄坦言,尽管这些是配套系统,但是如果做得不好的话,互联网医院系统也很难做好。
在他看来,医院内部的闭环医嘱管理,依然是做好医患服务系统的前提和基础。“以病人为中心、以临床为核心、以遗嘱为主线,通过医嘱来驱动患者流、医嘱流、配药流和物资流,网上诊疗和患者服务会做得更好。”
此外,在高业务量和不断增加的病人面前,医院传统的物理办公室效率弊端不断显现,移动办公成为大趋势。据了解,目前很多医院已把移动办公放到网上,构建协同办公系统。站在医院信息化角度,陈金雄把互联网医院协同办公系统定位成一个领导机关办公门户、医院工作流程中心,所有的相关业务都放在协同办公系统上面。
在他看来,以上三个系统再加上健康管理系统,才能构建起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互联网医院。
基于医院信息化建设和互联网医疗发展趋势,陈金雄预测,未来互联网医院将有两个平台:一个是病人的云端服务平台,一个是针对医院内部工作人员的云端平台。
借力互联网医疗
拓展医院新渠道
事实上,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是与医疗信息化交织在一起的,但与传统医院信息化建设相比,却又显得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体现在,互联网医疗能为公立医院建立新的渠道。
众所周知,传统上,公立医院是没有渠道的,但没有渠道正是医院的渠道所在,以致于病人都往同一家医院涌。在互联网时代,通过互联网医院,患者可以跳过医院,直接与医生进行连接,在这种情况下,公立医院没有渠道的“渠道生存法”已经行不通了。在陈金雄看来,这是医院新的渠道对旧渠道颠覆的必然趋势。
医院旧的渠道已死,面对新的渠道,又该何去何从?陈金雄表示,以互联网医院为代表的互联网医疗正是未来医院的新渠道所在,在互联网潮流下,医院要更多地学会建渠道。“医院通过互联网医疗建立自己的渠道,并形成生态链,没建立渠道的医院,口碑和服务体验可能受到影响,难以吸引住患者了。”
目前,病人到医院看病,核心流程只有问诊、检查、诊断、取药四个环节。其他环节都可以运用互联网医疗的形式去掉。
互联网医院亮点频现
在医院,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虽然刚刚兴起几年,虽仍存在诸多短板,但不管是对患者还是对医院,作用都可圈可点。在陈金雄看来,现阶段以互联网医院为代表的互联网医疗有以下四个亮点:
1. 协作门诊。D2D,即医生跟医生之间进行业务的协同。通过互联网医院,上级医院医生为边远基层医疗机构开展协作门诊。通过福州总医院互联网医院,海岛官兵可就近在地方协作医院进行在线诊疗,并通过地方协作医院向总院转诊。
2. 网络医生服务、辅助诊断服务、特色技术服务、一体化培训服务。目前,这类做得比较好的是广东省网络医院。其具体做法是,在13个乡镇卫生院建立网络医院接诊点,县网络医院、省网络医院通过接诊点为乡镇卫生院提供疑难病例会诊讨论、急诊急救指导等医疗服务支持;相关诊断设备配置到乡镇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据通过互联网传输到省网络诊断中心,由省网络诊断中心统一诊断,结果回传给基层医疗机构和网络医生。
3. 线上线下的结合。患者通过互联网医院做健康咨询、轻问诊,线上由医生开出检验检查申请单,线下实体医院进行预约、检查。
4. 统一平台门户。陈金雄介绍,目前做得比较好的是华西第二医院。患者端,基于微信服务号和应用号对患者进行统一管理;医生端,全部基于微信企业号,开展包括移动办公、病人管理、院内查房、网上查房。
公立医院互联网医疗建设何去何从
当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转变的时候,就不再是单打独斗,互联网医疗更强调业务的协同,导诊、挂号、检查、手术、用药等患者服务在互联网+医院时代都需要协同起来。这时,医学就迈入了5P医学时代。
陈金雄介绍,5P医学时代,医疗生态环境将从疾病诊疗转变为健康管理,患者服务、支付、健康与疾病管理等将转移到线上,医疗付费模式将从按项目付费向按价值付费转变,大数据分析、机器人等在诊疗中会发挥更大作用。
在这种大趋势下,公立大型三甲医院如何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
陈金雄表示,医疗质量是医院的生命线,也是互联网医疗的生命线。完全禁止,不利于新技术的应用和新医疗模式探索;完全放开,对患者安全不负责任。
公立医院要想更好地发展互联网医疗,第一,必须加强监管机制建设,建立医师网上执业规范、网上医疗行为规范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第二,在业务模式上,建立多方受益的有效激励机制;第三,在服务模式上,真正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构建与数字化医院相适应的诊疗流程。如统一的服务窗口、统一的门户网站、统一的呼叫中心和患者云服务系统,在患者提出服务前预知服务需求,提前安排服务;第四,建立患者服务中心、网络医学中心和统一的患者服务系统。 医改下的互联网医院悖论
在医改推动下,公立医院来自药品的收入正在大规模的削弱,为了弥补由于药品收入减少而带来的亏空,公立医院正在从两个方面来推动自身业务的转型。第一方面是继续走隐性以药养医的路径,无论是传统的药房托管,还是开发新型供应链业务或者自营药店,都可以继续维持原有的药品收入,抵消政策带来的影响。但这一路径最大的挑战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如果政策对这类业务加强控制,将导致整个模式的无法维系。
因此,公立医院更多的还是会从第二方面来提升收入,这主要源自对服务性收入的提升,除了政策明确支持的服务性收入提升之外,要弥补缺口还可以从特需服务和PPP模式入手,近来北京开放特需服务的价格也可视为政府对于公立医院补充缺口的需求认同。由于缺口较大,公立医院未来可能在服务方面会有持续的创新,来提升总体的营收。
从上述两个角度来看,当前的互联网医院的发展与公立医院自身需求既有潜在的冲突,也存在合作的可能。对于能够为公立医院导流和扩大其总体营收的服务项目,公立医院都将非常欢迎,而对于不能为其补充缺口甚至要拆台的模式,公立医院将会非常排斥。那些在医院之间或医联体内部进行远程会诊或其他远程医疗的模式还是能获得一定的发展,但由于他们并不需要第三方的平台,也就不在以平台为特性的互联网医院的讨论范围。
因此,依赖于公立医院的互联网医院发展将面临一个内在悖论。一方面,互联网医院有助于为医院导流,一些通过远程无法给出明确诊断的用户将直接进入线下医院,但另一方面,互联网医院占用医生时间和精力开展低价值业务,不利于集中优势开展如特需或新合作项目的高价值业务。而且如果医院自身有隐性的以药养医业务,互联网医院还要让渡药品收益给第三方,对公立医院来说有些得不偿失。对于公立医院来说,到底要不要发展互联网医院或者允许医生去参加互联网医院的业务,其核心是对自身利益的考量。
对于类似广东二院这样的二流三甲或者一部分二级医院来说,发展互联网医院是利大于弊的。因为这些医院在市场竞争中长期处于劣势,无法和同一区域的顶级三甲相抗衡,通过让渡一部分药品收益换取更多的客流是更为划算的。而且,以单家医院为核心可以尽量控制优质医生的参与,有助于总体优化医疗资源。
而对于以多点执业为核心的互联网医院,公立医院总体会认为是利弊参半或者弊大于利的。这类医院主要依靠名医资源为招牌,提供复诊或者慢病管理等模式。但首先,这类业务对于医院来说都是低价值业务,如果让高年资的医生或名医参与是不划算的,事实上也确实是医疗资源的浪费。对于医生来说,如果不是为了科研需求,互联网医院对自身业务的导流效果目前并不明确,是否值得占用大量精力参与还有待观察。
其次,随着公立医院加大开发特需业务和PPP模式,优质医疗资源将向高价值业务倾斜,这对普通医生来满足日常业务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各类医生将更多满足本院的业务需求,多点执业的频次将日益降低。如果公立医院未来持续开发更多业务来弥补收入缺口,依赖多点执业的互联网医院是会受到持续挤压的。另外,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如果公立医院还拥有隐性的药品业务,更是希望医生将病人都导流回医院,而不是将处方外流到第三方。
因此,在医改对公立医院的压力日益加大之后,互联网医院在中国的发展本质上仍是医院扩张的工具,而非控费或优化医疗资源的工具。与民营医疗一样,互联网医院在未来将受到市场持续的挤压。 互联网医院的价值和局限
作为远程医疗的一部分,互联网医院主要是为用户提供线上问诊服务。与线下的传统问诊服务相比,远程问诊可以较为高效便捷地解决一部分直接而明确的需求。从当前的供需矛盾中可以看出互联网医院的价值和局限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面向小病的远程问诊。这种模式在美国的价值医疗的控费需求推动下,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并不如人意。这其中核心的原因是线下医疗服务难以满足线上需求。正如之前所分析的,中国用户在线下都无法对基础医疗产生信任,更无法要求其在线上信赖以基础医疗为核心的服务,而三甲医院本身在线下已经超出其整体负荷,更没有时间和精力在线上为用户提供服务,这与美国基础医疗自身发展较好并长期获得用户信任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目前针对小病和慢病为主的互联网医院模式只能通过依托于某家三甲医院来提供服务才能得到发展,成为三甲医院扩张和发展的工具。从实际需求和效果来说,这一类型的互联网医院仍有其一定的价值,特别是针对开药门诊和普通疾病的咨询都有着替代的作用。目前有大量基层的门诊和一部分的三甲医院的门诊都属于开药门诊,这类人群一般都是有慢病和长期康复需求,他们更多的是需要医生查看他们的检验数据并做出诊断。还有很多青壮年的小病患者,比如感冒咳嗽等疾病,只要问一些基本的问题再配以一些基本的药物就能恢复。这类人群由于较为忙碌,抽出时间去大医院排队较为困难,如果在线上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他们还是会尝试去使用。
不过,出于对基层的不信任,病人愿意接受的这类远程问诊服务的前提是提供服务的医生来自三甲医院,而非来自基层,这就限死了这类模式发展的规模,因为三甲医院的医生平时较为忙碌,即使通过合理排班来提供服务也是时间相对有限的,而医生是一个长期经验积累的职业,无法像流水线那样大批量复制,对于小病这类发生频次较高的常规问题,靠大医院医生提供服务的最终结果是供给匮乏,病人无法得到较好的服务,这种模式也没有办法被大规模复制。
第二类是以慢病和康复管理为主的远程问诊。这种类型的互联网医院在美国并没有类似的独立第三方公司,更多的仅仅是属于基础医疗服务的一部分,通过增加互联网的手段来为病人提供更为完善的服务。通常慢病和康复管理主要提供疾病管理而非问诊,更多的是通过医生助理或护士来进行服务。
在中国,独立的慢病管理公司发展已有好几年,但瓶颈非常大,这些公司同样紧盯三级医院的医生来提供慢性病领域的专科服务,这与中国用户不信任非三甲医院的服务也有着很大的关系。但三级医院的医生时间和服务动力有限,而慢病管理和康复属于长期服务,因此和三级医院医生的定位并不匹配。
因此,如果要发展通过远程问诊来进行疾病管理的,就必须配合线下的基础医疗来发展真正多层级之间的协作。通过三甲医院的定期远程问诊服务加上基层医疗机构的长期健康管理,中国的慢病和康复管理或许能走出一条适应当前国情的道路。这样的模式对于用户有很大价值,但实施起来难度却非常大,特别是要调动体制内的各个医疗机构的合作并不容易。当然,借助某些地区有特色的分诊体系会有一些帮助,但如何构建一整套体系仍需摸索。
再次,针对急症的远程医疗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如果有政策的推动,医疗机构之间的协同能够有效地展开,这一模式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值得期待。中国医疗资源分布极度不均,优质医疗机构都集中在一二线城市,这制约了急症患者获得最快速有效的治疗时间。因此,如果仿照美国的模式,未来在各个地区建立区域应急处理中心,再与区域内的基础医疗机构进行紧密合作,为面临中风等急症的患者提供及时远程医疗服务,这将是一个值得快速切入的市场。但这样的市场仍需一定政策的支持,比如医保的覆盖、体制内医疗机构之间的合作、如何定价。
最后是针对大病的远程会诊。针对大病的远程会诊早就展开,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远程会诊的有效性正逐步提高,特别是随着远程视频技术的发展和云端存储和传输的发展,参与会诊的专家可以准确地获得病人的信息,做出有效的诊断。但是,这类远程会诊较难做大规模,主要原因是目前远程会诊无法使用医保,虽然这项服务在某些省份已经展开试点,但毕竟总体需求量仍有局限,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产业,只能作为医疗服务的有益补充,在跨区域的多层级之间的医疗机构之间展开。
总之,以互联网医院为外衣的远程问诊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主要受制于线下医疗体系的变革,只有基础医疗体系获得了强大发展以后,远程问诊才有大发展的可能性,而所谓的互联网医院不过是市场的过渡形态,难以成为未来发展的主流模式。
2015年4月27日,十三师红星医疗集团正式成立,同时搭建了以红星医院为核心的远程会诊中心及区域健康信息平台。
远程会诊对口的上级协作医院有北京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兵团医院、自治区人民医院、石河子大学一附院等多家医院。
同时,红星医疗集团还与十三师医改试点单位火箭农场医院、柳树泉农场医院、淖毛湖农场医院、红山农场医院对接远程会诊。通过远程预约、远程报告、远程会诊的方式,让疆内外知名专家给群众诊疗,实现了大型医疗设备、实验室检查、影像、心电检查一体化共享。
阿依先木・托呼提是柳树泉农场农二连职工,今年1月,她因肺部感染在团场医院治疗,因患有糖尿病,使得病情进一步加重。柳树泉农场医院向红星医疗集团预约诊疗。提出申请的当天下午,红星医院呼吸感染科主任兰晓青、内分泌科主任蒋海玉便联合在远程会诊中心为她会诊。两位专家通过对上传的影像和辅助检查信息的全面分析,作出了诊断,给予合理的治疗建议。经过1周的治疗,阿依先木・托呼提顺利地从团场医院出院。
近日,已81岁的淖毛湖农场退休职工代会祥常对人说:“是红星医院和团场的医生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原来不久前,代会祥因高血压合并糖尿病住进了红星医院内分泌科,经过联合会诊,他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病情稳定后,代会祥转回淖毛湖农场医院继续治疗,1周后便康复出院。
“通过医疗集团的分级诊疗、双向转诊、预约诊疗,有效分流了病患,使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师级医院的服务,减轻了职工群众的医疗负担。”红星医疗集团办公室工作人员崔国玲笑着说。
除了远程会诊中心,红星医疗集团还以“联通、集中、共享”为目标,通过卫生数据中心,建立了人口资源、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三大数据库,集中存储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数据。截至目前,红星医疗集团已完成了全师10万名常住居民的电子档案的集中管理,完成率为100%。实现了医疗数据、公共卫生信息和社区服务纵横联网并全面覆盖,居民健康信息的共享,以及居民信息档案的调阅。
“叔叔,近期还有早搏现象吗?我来帮你听一听。”4月15日,十三师大营房社区居民袁介平走进大营房卫生服务中心复诊。诊断结束后,大营房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程希功调出袁介平的电子健康档案记录下了这次就诊情况。
程希功介绍道,大营房卫生服务中心早在2015年年初就完成了片区内9000多位居民的电子健康档案的建立工作,并对筛选出的1000多名慢病患者进行跟踪、随访,每年还要组织他们进行一次大型的全身体检。
“我和老伴都有慢性病,每隔一段时间,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士就会打来电话,通知我们去门诊量血压、测血糖。对我们的病情可关心了。”大营房社区居民王怀秀开心地说。
红星医疗集团自成立后,还将对试点单位的业务帮扶作为重点内容。去年以来,红星医院每周派1名到3名专家到火箭农场医院坐诊;每周派2名至5名专家到柳树泉医院义诊;每个季度选派2名专科医生到淖毛湖农场驻点服务。截至目前,已外派专家医生200多人次,发挥了专家传帮带作用,提升了基层医院医护人员的业务水平。
Intetix Foundation(英明泰思基金会)由从事数据科学、非营利组织和公共政策研究的中国学者发起成立,致力于通过数据科学改善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通过联络、动员中美最顶尖的数据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以及分布在全球的志愿者,我们创造性地践行着我们的使命:为美好生活洞见数据价值。
如果你想知道大数据是如何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那么最鲜活的例子可能就是它在医疗保健行业之中的应用了。我们的一切行为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同时我们能够使用技术来分析和理解这些数据。在过去的十年中这种分析和理解的行为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这些趋势的交集就是我们所说的“大数据”。大数据正在使各行各业的企业变得更加高效。
医疗保健领域也是如此。在医学领域中,大数据除了被用于提高利润和减少开销,还被用于预测流行病、治疗疾病、提高生活质量和避免可预防的死亡。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以及人均寿命的延长,治疗交付的模式正在迅速改变,而这些变化背后的众多决定都是由数据驱动的。
现在这种驱动是了解尽量和尽快地了解病人,以期在早期发现疾病的征兆。相比由于没有发现病情征兆而直到为时已晚,对疾病早期的治疗更为简单,也更为便宜。
所以在我们生病之前让我们来一场医疗保健的大数据之旅,从头开始。
可穿戴的血压监测器将数据发送到一个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然后人们再去看医生(照片来自John Tlumachi)
防胜于治
智能手机仅仅只是开始。应用程序能够使智能手机应用在任何方面,例如通过计步器测量一个人一天走多远,通过卡路里计数器帮助个人规划饮食等。如今大家都很喜欢使用移动技术来使自己过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例如,最近涌现的可穿戴设备,比如Fitbit,Jawbone和Samsung Gear Fit,允许追踪个人行程并将数据上传,同周围其他人进行比较。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也可以和医生分享这些数据。当生病去找医生时,他们会把这些数据作为诊断内容的一部分。哪怕是你很健康,但通过这项技术,医院不断地累计大量的公众健康状况的信息数据库,使得个人健康问题在发生之前被发现,从而可以提前准备好补救措施——不管是药用或者教育性的。
由此产生了开创性的工作。这包括医疗和数据专家之间相互合作,进而使得有洞察未来以及超前识别问题变得可能。最近的例子就是匹兹堡健康数据联盟的形成。它旨在把来自不同数据源的数据(如医疗和保险记录、可穿戴传感器数据、基因数据,甚至社交媒体使用的数据)绘制成作为病人个体的数据集合体,从而为病人量身定制医疗保健方案。
个人数据不会被独立处理,而是将会同周围成千上万的人的数据进行对比和分析,以此突显在对比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因素和问题,从而使得复杂的预测模型有了可用之处——一个医生将能评估任何一个他认为可预测的治疗方案的可能性结果,备份其他有相同情况、相同遗传因素和生活方式的人的数据。诸如这样的项目是该行业在追求数据驱动型医疗保健中试图解决的最大障碍之一:医疗行业收集大量的数据,但这些数据往往储存在在不同的医院、诊所、行政部门,甚至医生手中。
另一个例子是刚刚宣布合作的苹果和IBM。这两家公司正在一个大数据健康平台相互协作,这个平台允许使用苹果手机和苹果智能手表用户将数据分享给IBM的华生健康云医疗分析服务。该项合作的目的是从数以百万计的潜在用户的众多实时活动和生物数据寻找新的医学发现。
如果留心观察医患之间的互动,这些行为将来很可能有所改变。远程医疗是目前的流行语,指的是远程接受医学治疗。患者通常可以在电脑和互联网的帮助下在自己家里进行。严格来说,远程医疗即是访问webmd网站和自我诊断。但越来越多的远程医疗是指针对患者提供一对一的专业服务。目前这一类的服务由Healthtap公司提供。患者和医生之间的所有互动无疑会留下一个数据链,这些数据可以在被分析后汇集成公共健康的总趋势,并为人们的医疗保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临床试验中的大数据
如果医生告诉你,不管你哪里不舒服,最佳的治疗方法就是用药,那么他们给你提供的药丸或试剂很可能都是在大数据帮助下而制定的。根据从受试者获得的大量数据,研究人员得以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最近,制药巨头们之间的数据共享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比如,他们发现了常用抗抑郁剂地昔帕明在肺癌治疗领域存在着潜在的用途。
个性化医疗是医疗保健领域的又一热门话题,它是根据每个人独一无二的遗传结构来规划用药,并将个人的基因蓝图和数据整合到他们的生活和所处的环境中,然后将这些数据与其他成千上万的人进行比较,从而诊断疾病并确定最佳治疗方案。
大数据也有助于抗击流行病的蔓延。在非洲,移动电话的定位数据为追踪人口流动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它有助于人们预测埃博拉病毒的蔓延趋势。这就为政府建立治疗中心的提供了潜在的最优方案。并且在必要时能够对人群的活动范围进行限制。这些策略是人们在2010年海地地震后才意识到的,当时他们只采取了简单的灾难救援计划。
当然,人们在寻找医学上“包治百病的圣杯”——能够医治癌症的药时就提出了利用大数据的解决方案。Flatiron Health公司已经打造了一种名叫“肿瘤学云平台(OncologyCloud)”的服务。基于该设想,关于癌症患者潜数据,尚有96%未被分析。这个服务的目的是在诊断和治疗过程中收集这类数据,并将其提供给临床医生做进一步研究。
隐私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