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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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的管理制度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 司法处置 未成年人 帮教制度
当今这个社会有很多因素都能够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可未成年人的犯罪倾向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都和未成年人本人在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的环境因素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由此看来，要想降低未成年人形成违法犯罪心理结构的可能性，就必须先对社会环境因素进行有效的改善。要想改善对未成年人成长不利的环境因素，就需要依靠整个社会力量来进行改善，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降低未成年人的犯罪率。除此之外，综合各种可能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对未成年犯罪人的行为和心理进行矫正的时候，如果得到整个社会力量的参与，我们就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
一、会帮教制度
社会帮教制度是我国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它需要依靠社会各方各面的力量来帮助和教育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使他们把不良的行为习惯彻底的改掉，使他们得以健康的把整个社会化的过程完成。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好的与这个社会融合，这就是社会帮教的内容。
在1983年的4月，公安部联合七个部门发表了《关于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青少年帮助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它标志着我国正式确立起了违法青少年教育制度。在性质上，社会帮教制度不是行政处罚，但它也同样不属于刑事处罚。很久以来，它在我国矫正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社会帮教制度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可以对未成年人进行机构矫正的辅助手段，但它具有阶段性质。
就目前来说，我国的社会帮教制度还没有能够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而且主体松散，起到的效果较差，所以，我们对于完善未成年人社会帮教的工作就会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现阶段未成年人帮教制度存在的问题
许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帮教制度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着，在社会层面，它渐渐地有了一些良性的效应。不过，社会帮教的发展在实践层面上体现的更多。它可以和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相互配合，并且在配合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了自身，又有了一些专门化的新的帮教形式。虽然在此基础上，社会帮教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它仍然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一）社会帮教的主体不明确，职责模糊
在社会帮教的主体上，国外某些国家的法律会赋予某种职责，这样就会有专业的社工产生，在社会工作的从业方面来说，他们是独立的个体。矫正的工作都由他们来做，为犯罪的未成年人寻找新的监护家庭，为犯罪的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等，很多工作，他们都必须独立完成。对于政府的监管部门而言，他们的工作很简单，主要就是抽查社工的工作，然后再根据其道德口碑和职业业绩来决定委托，如果在抽查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就会依照法律追求他的责任。
关于社会帮教制度，我们国家是有相关法律规定的，我们的社会帮教制度的主体是复合式的主体。司法机关是它的一个主体，其主要的职责就是帮教未成年犯罪人。除此之外，我国的帮教主体还具有选择性，一般是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学校等，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对司法机关的帮教进行协助或者是辅助。可是，各类的帮教主体之间需要怎样协作和配合，主管机构的以及从业人员的任职资格该如何确立，到目前来说，我国基本上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在现实当中，有很多帮教工作没有人去承担，有些帮教工作即便有人承担也是也都是一些非专业的人员，这对帮教工作有很大的不利。
关于帮教人员的职责，帮教人员一般都会有职责不清的情况。社会帮教制度的力量骨干应该是村委会或者是居委会的干部人员以及派出所的民警，但是近些年来，社区事务的工作量有所增加，再加上价值观的转变，有一些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的公众责任心有所消减，还有些人把这种工作当成是司法机关的事情，不去细致过问。
帮教的主体没有专业性也没有必要的执业资质，一般来讲，其所有的帮教方式都比较简单，更有生硬的帮教方式，帮教人员常常只做表面工作。
（二）社会帮教机构没有规范化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
关于社会帮教的工作，它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涉及到的相关组织也比较多。从客观上来说，这就要求我们对它实行统一的指导、管理和协调。我国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第47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以及学校等需要协助司法机关做好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工作，这样看来，社会帮教的主管机关应该是司法机关，对于社会帮教的组织和管理是它的主要工作。
可是，这规定却不具备具体的实施细则。在现实的帮教中，帮教工作往往都没有一个明确的部门来主管，并且，我们的社会帮教工作也没有被政府纳入政府职能的管理范围。在社会帮教的组织形式上，它基本上没有涉及到现有的法律法规，所以，实践当中，社会帮教小组很多都是临时的，它的特点具有松散性和群众性，成员一般来说都是一些年老的同志和热心的群众，在心理上和思想观念上，他们与被帮教的对象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帮教的过程还进一步的需要得到政府的扶持和指导。对帮教的人员而言，应该给予他们相应的经费或者酬劳，这样就可以避免帮教人员的不稳定性。有一些居委会或者村委会的干部对于帮教工作经常敷衍了事。
社会帮教的工作在各个地区和各个部门的发展都并不平衡，没有把社会帮教自身的优势和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我们国家没有明确的法律文献来规定它。对于这项工作的开展，我们所依据的主要是上文提到的《关于做好有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青少年帮助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可是一到实际的操作当中，在帮教的方式、方法、责任权利和内容等方面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要求。所以，就会导致做或者是不做，做好与做坏，做多与做少都一样的局面，导致帮教的工作的随意性比较大，这样就影响了帮教的质量和效果。
（三）社会帮教政策急待落实，覆盖率低
在许多年的历程中，我国的社会帮教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得了相应的社会效应，可是，它依然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它往往不能够落实到实处，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重新犯罪的发生。
社会帮教制度在实践的主要问题是不能具体的落实，帮教工作空洞乏味，往往只是简单的说教，起到的实际作用很小。对于未成年人的入学以及就业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往往给予不到实际的帮助。有一些从事帮教工作的人员缺乏责任心，对于帮教的工作管理，有关的部门和机构也并没有做到位。总的来说，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还是我们缺少一个具体的帮教工作规范，缺少具体的细则以及操作规程。
三、完善未成年人社会帮教制度的相关建议
社会帮教这都在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方面依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是目前，我国在社会帮教方面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文献规定，导致我国的社会帮教处在一个低效且无序的地位上。所以，如果想要把社会帮教的社会效果改变，就需要让社会帮教的组织和管理有法可依。
（一）社会帮教组织的机构和管理
当前的法律中，仅仅提到了关于社会帮教原则上的规定，但是对于帮教的管理方式以及组织机构都没有明确出来。如果社会帮教没有统一的管理模式和组织机构，那么，社会帮教必然会继续陷在无序和无效之中。所以，我国应当成立专门的帮教机构，把这种民间成立的帮教组织形式改善。
对于有条件的地方，允许设立民间帮教组织，但是它必须要报经司法机关的批准，而且要挂靠在司法机关之下，接受帮教机构的相关业务指导和考核。
（二）社会帮教人员的资格审查和选拔
我国很多从事帮教工作的人员都是兼职的身份，他的来源主要是两类群体。一类是政府民政部门及其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一般都不在基层社区，直接从事社会工作；第二类是志愿者，这一类人员人数众多，分布面广，并且有年龄跨度。这些人都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可是这些人都有着一种奉献的精神。帮教人员应该区别于社区的矫正人员，他应该在固定的岗位上从事法律范围内的矫正工作。对于帮教人员，应该有相应的、严格的资格考察，并且要为其颁发帮教许可证。
（三）社会帮教的对象和方式
对于社会帮教的对象来说，笔者以为，他应该是具有一定的限制条件的违法的未成年人，不应该是任何违法的未成年人。这样的限定是在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基础上提出的。帮教的过程应该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审查和起诉以后开始，如果未成年人庭审以后被无罪释放，那么帮教的工作就应该马上停止。
未成年人的管理制度范文第2篇
一、有相对固定的活动时间。
对未成年人开展道德实践、社会体验和丰富多彩的校外文体活动，着力改善社区未成年人的文化生活现状，并且充分利用学校寒暑假期、传统节日和双休日等课余时间，不断满足社区未成年人精神文化需求，使未成年人学有所依，乐有所去，难有所帮。
二、有相对稳定的工作队伍。
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充分发挥辖区内党员、志愿者、居民等各类人员的作用，建立未成年人活动队伍。
三、有因地制宜的活动阵地。
按照因地制宜，贴近实际的原则，充分利用社区办公用房、党员活动室、文化活动室、阅览室等现有场所，采用综合使用的形式，开辟未成年人活动场所。
四、有丰富多彩的活动载体。
结合节日、纪念日，精心设计活动载体，建立活动项目库和创新案例，做到活动安排经常化、内容大众化、题材多样化，形成道德实践、社会体验、能力提升、志愿服务、文体娱乐等相结合的活动形式，创建一批集教育性、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为一体，又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活动品牌，使未成年人在寓教于乐的活动中陶冶情操、提升综合素质。
五、有健全完善的工作机制。
建立台帐登记、档案保存、书刊器材使用、安全防范等各项管理制度，做到有工作计划、有活动记录、有档案资料、有规章制度。
六、具体活动内容
1.政策形势教育。根据未成年人的思想特点，以半富生动的内容和学生喜闻乐见、灵活多样的形式积极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帮助未成年人认清国内外形势，及时准确了解国家大事，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未成年人中入脑入心。
2．传承教育。进一步弘扬“尊重科学、发展传统文化”、“团结友爱、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以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以通俗浅显明了的方式，如童谣、民间故事、卡-通等，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开展民族精神教育。
3、养成教育。组织未成年人参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从基本的文明礼貌、礼仪、卫生习惯、集体生活方面严格要求，使社区成为对未成年人良好习惯进行养成道德教育的大课堂，通过养成教育培养他们良好的文明习惯和文明修养，形成良好的行为举止和道德品质，教会他们做人最基本的道理，为学生的一生发展奠定基础。
未成年人的管理制度范文第3篇
近年来，关于未成年犯罪案件的报道屡见不鲜。例如2009年3月发生在四川中江县的5岁幼童被杀案。经查，该案系长期在外流浪的许某某(男，13岁，缀学)、蒋某(男，13岁，缀学)、彭某某(男，14岁，在校生)、彭某某(男，13岁，在校生)四人，将受害人代孝东(男，5岁，幼儿园学童)从家中骗出并唆使其偷窃财物，因代年幼几次偷窃未果，4人嫌其累赘遂将之带至野外殴打虐待后杀害。又如，发生在2002年10月9日的福建五少年杀死同学案警方缴获军用手枪。浙江校园暴力升级，学生组团买枪对抗黑社会。北京一少年为偷钱上网，将奶奶砍死爷爷砍成重伤。这些案件一经报道，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年龄、犯罪动机、犯罪手法引起全社会的震惊与关注。同时也引起了我们对如何设置少年司法制度以便更有效地防止未成年犯罪的深刻反思。
在参考《中国法律年鉴》之《全国人民法院刑事案件中青少年犯罪情况统计表》，以及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之《全国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数》等统计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简要分析一下近年来我国未成年犯罪的状况。未成年人犯罪率在1999年经过四年攀升后进入高峰期，此次高峰期在2008年后有所缓解。但是，从2008年开始，未成年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80后”已经全部步入成年人行列，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90后则成为了未成年人的主流群体，同时也自然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力军，一次又一次地触痛整个社会的神经。在已有可查资料中显示，“90后”违法犯罪被捕时，年龄最小的刚满11岁，在正常的中国教育体系进度中，他还应该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在涉及的罪名上，除了常见的抢劫、杀人、故意伤害、和寻衅滋事外，还涉及最近几年才出现的贩毒和信用卡诈骗罪等等。相关司法机关公布的数据则更加让人震惊：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外公布的信息中显示，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逮捕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69780人，在2006年批捕逮捕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92574人，而在2008年，这个数字就突破了10万，达到了101928人。从2000年开始，中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犯罪人数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增长率已经超过了我国gdp增长率。多重信息表明，“90后”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急速增长的态势。而且以共同犯罪和暴力犯罪为主，重点犯罪凸显。由以上分析可知，未成年犯罪的形式是很严峻的。在这里笔者将着重从司法制度方面来探讨预防未成年犯罪的机制问题。
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少年司法制度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众所周知，世界少年司法制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是1899年美国的伊利诺斯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随后，各国都相应建立了符合自己国家国情的少年司法制度，形成了不同的系统模型。对于这些不同的系统模型郭翔总结出自己的学说即“三模式说”，他认为就目前来说，世界各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一般有三种模式:(1)“法庭模式”，又称为“蓝色模式”(蓝色被认为是冷色，象征严厉冷峻)。这种模式主要强调少年司法应注重正当法律程序，而且主要应由职业法官担任对案件的审理。采取这种模式的主要是美国、日本。(2)“福利治疗模式”，还有人称“委员会模式”。由于福利机构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司法系统，它是属于行政部门的，所以它也被人称为“红色模式”(红色为暖色，象征热情激进)。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普通少年案件的处理中，强调少年的福利待遇和少年犯罪和错误的治疗以及继续教育。瑞典、芬兰、挪
转贴于
威、丹麦等北欧的一些国家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处于福利机构管辖下的未成年刑事案件，注重提高青少年的环境和福利待遇。(3)“社区参与模式”。考虑到这种模式兴起较晚，因此又被人们称做“绿色模式”(绿色意味着初生幼稚)。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把司法和行政机构的干预减少到最小的限度，提高社会及民众参与司法过程的积极性。综合考虑这三种少年司法模式，绿色模式的道路是最适合中国的。蓝色模式是美国等国家采用的模式，在具体的运作中这种模式有一系列正规的操作规范，需要较大的司法成本和一个更为规范的司法机构。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红色模式需要投入较高的福利，这种模式不适用于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国为了达到保护少年健康成长的目标，采用了绿色模式。这是由于绿色模式注重强调社区参与，这就相应的降低了司法成本，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在这种模式下，就我国现有的少年司法制度来说，还应着重把以下三方面纳入其中。
一、心理专家介入未成年刑事诉讼
心理专家介入未成年刑事诉讼，有利于查清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症结，并有针对性地制定教育挽救的方案；为法院对未成年人被告人的正确量刑提供参考依据。
根据心理学理论，人生要经历三大嬗变期，即新生期、断奶期、青春期，都发生在未成年阶段。经过每一个嬗变期，未成年的生理和心理结构都会发生突变。由此可知，青少年时期特别是未成年人时期，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特殊年龄阶段。因此，为了实现预防和惩治未成年犯罪这一重要意义，了解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未成年犯罪的案件，心理专家应在法官审理完案件，合议庭已认定未成年被告人有罪，量刑宣判之前介入。先由主审案件的法官向心理专家介绍案件的主要案情以及在审理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心理专家再近一步倾听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被告的诉说。通过倾听来了解被告人以往的生活环境、社会交往是否复杂，借此挖掘他们犯罪时的心理因素，并掌握他们的心理状态。在此基础上心理专家要进行科学的分析，主要分析这些未成年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的大小程度，心理状态的好坏，被判缓刑后是否会转变心态，能否承受社会压力以及这一系数的大小，会不会再走回头路等等。心理专家把这些分析以咨询报告的形式提交给法庭，法庭经过分析后再近一步结合案情对未成年被告人作出科学准确的量刑。
未成年被告人被定罪量刑后，心理专家要及时的针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问题进行辅导教育，同时心理专家也要对老师、家长进行心理辅导。
二、在试行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推广
由于未成年人犯罪有其自身的特点，将他们与成年人犯罪同等对待给予严厉惩罚会给未成年人身上留下永久性的标记，这对未成年人未来的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带来极坏的影响。鉴于此，前科消灭制度应运而生。前科消灭制度能够避免行为人因为一时的过错而永远失去某种资格和社会信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防止行为人再次违法犯罪的效果。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实施前科消灭制度，并使之成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其认真悔过。
影响前科消灭的重要因素是那些具有前科的少年犯要真诚的悔过，渴望自新，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要有优良的表现。由于前科消灭制度的实施既不能过于严格也不能过于宽泛，必须使之维持在恰当的范围内。所以，前科消灭的必要条件为：具有前科者在法定期间没有再犯新罪以及未实施严重违法行为。
前科消灭应由具有前科者（被判刑、劳教、治安处罚的人）向对他们做出判决的公安机关、法院、劳教主管部门提交书面申请，由原决定机关对具有前科者进行评估。主要看具有前科者是否表明了悔改态度及悔改的表现；看他们是否履行了赔偿义务，这些赔偿义务主要是因犯罪人的犯罪对社会和公民造成的经济损失引起的；看他们是否遵纪守法，有没有重新犯罪的可能等等。审查机关进行考核和调查，作出最终决定后，对符合前科消灭条件的申请人作出撤销前科的裁定。
三、建立适合未成年特点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
社区矫正制度是一种新的刑罚执行制度在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它作为行刑社会化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值得在我国有效的充分发展的。现阶段，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尚不成熟，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放弃这一制度。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在我国逐步建立和推广完善社区矫正，使这一制度符合我国的行刑制度。目前而言，十分必要的是针对未成年人特有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建立社会这个年龄段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进而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措施。
未成年人的管理制度范文第4篇
2012年3月14日修正通过，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呈现给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精彩纷呈的画卷，尽管有不少批判的声音，但赞许与欢呼是主流的评判。在这一幅精彩画卷上引人瞩目的亮点之一便是以专章形式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跃然纸上，这一起源于法国的制度被移植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当中。尽管在进行移植的过程中，立法机关将该制度放在我国具体的语境之下进行了调整，使得移植制度与背景的断裂有所消弥。但是，“程序创新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喜欢欣赏规则之完备性的法律人。改革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新规则与某一特定国家的司法管理模式所根植于其中的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兼容性。”[1]何况，该规则过于原则性的规定使得其完备性大打折扣。将其放在我国现有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加以审视，可以说其宣示性大于实际可操作性。其真正落实到我国司法实践当中，尚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并扫除与之不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笔者认为，它最终的归宿，应当是蜕变为前科消灭制度。
一、入法根据：理念与实践的双重支撑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当中，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对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的贯彻落实，彰显了我国刑事司法文明的进步，给“刀光剑影”般的刑事法律注入了暖暖的温情，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许。①这一制度被我国刑事诉讼法所采纳，具有理念和实践的双重支撑。
（一）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入法的理念基石
“从动物本能上说，人天生具有‘恤幼’的思想。”[2]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可以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尊老爱幼的思想是贯穿始终的，其不但体现在伦理道德层面，在历代王朝的法律当中也不时地闪现。如《礼记·曲礼》记载：“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在我国早期的成文法典《周礼·秋官·司刺》中，便有“三赦”的规定，其中之一便是“赦幼弱”。我国古代成文刑法典《法经》的《减律》篇中规定 ：“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罪行严重）三减，罪卑（罪行轻微）一减。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唐律》中规定，70岁以上、15岁以下及废疾者，流罪以下，可以赎罪；80岁以上、10岁以下及笃疾者，犯“反逆”“杀人”等死罪可以上请减免，一般盗窃或伤人，可以赎罪； 90岁以上、7岁以下虽犯死罪，不加刑（不追究刑事责任）。《宋刑统》中规定，“老幼不及，疾孕不加”，即刑讯对象排除70岁以上老人、15岁以下少年和孕妇。《元律》中规定，“诸十五岁以下小儿过失杀人者，免罪，征烧埋银。”[3]这种“恤幼”思想一直延续至今，并且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制定，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司法原则的实施等。
无独有偶，在我国“恤幼”思想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入法提供了本土环境的同时，漂洋过海的“国家亲权”②以及“国家责任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等西方理论也在不断地为我国的学者、立法者、司法者和普通的民众所接受，与我国本土理论相互融合，共同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国家亲权”来自于拉丁语，这一传统可追溯至12世纪的英国，其基本内涵是国家居于未成年人最终监护人的地位，负有保护未成年人的职责。其以“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家庭功能不彰的问题，将儿童看作国家将来的资产。坚持未成年人需要国家保护、照管和治疗，应当具有特殊社会地位的基本思想。[4]认为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能机械地强调处理结果与犯罪轻重相适应，而应更加关注处理结果与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的实际需要相适应。[5]而“犯罪标签”的存在往往成为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和再社会化的绊脚石。国家作为未成年人之父母，应当尽可能地消除“犯罪标签”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帮助其重返社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根据还在于，它体现了国家责任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6]虽然国家刑事司法目的是保护社会，应当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给予应有的刑事惩戒，但从国家责任的角度来看，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社会病态现象，更多的是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等各方面的责任。国家在通过惩罚犯罪而达致保护社会的目的的同时，更应该承担起由于其本身原因所导致的未成年人犯罪的责任，主动封存或消灭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或前科。
此外，还有学者从“越轨心理”“重新犯罪”“再社会化”等角度论证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正当性。[7]这些都成为我国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理念基石。
（二）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入法的实践铺垫
从成文的法律规定来看。《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19条规定：“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的时候加以销毁。”与之相类似，《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第21条规定：“对少年犯罪的档案应严格保密，不得让第三方利用。……少年犯罪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年诉讼案件中加以引用。”很多国家的法律当中也都有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的规定，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70条规定：“对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作出的裁判决定，在此种决定作出起3年期限届满后，如未成年人已经得到再教育，即使其已经达到成年年龄，少年法庭得应其本人申请、检察机关申请或依职权，决定从犯罪记录中撤销与前项裁判相关的登记卡；经宣告撤销犯罪记录登记卡时，有关原决定的记述不得留存于少年犯罪记录中；与此裁判相关的犯罪记录卡应销毁。”《俄罗斯刑法典》第18条第4款规定：“一个人在年满18周岁之前实施犯罪的前科，以及其前科依照本法典第86条规定的程序被撤销时，在认定累犯时不得计算在内。”《瑞士联邦刑法典》第96条第4款规定，被 附条件执行刑罚的少年在考验期届满前经受住考验的，审判机关命令注销犯罪记录。《德国少年法院法》第97条规定，少年法官既可依职权，主动宣布消除犯罪记录，亦可依被判刑少年、监护人、法定人、检察官、少年法院帮助机构的代表等多方的申请宣布消除犯罪记录。这些国际规则和国外法律的相关规定，都为我国引入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提供了参考和依据。同时，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也为该制度的入法提供了立法上的铺垫。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7条第三款规定：“解除羁押、服刑期满的未成年人的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100条增加1款作为第2款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
从我国司法实践的操作来看。早在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出台之前，我国许多省市就进行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前科消灭）的尝试。2004年，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提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实施办法》，对初犯、偶犯，且罪行较轻的未成年犯罪人，如果确有悔过表现，遵纪守法不致再犯新罪的，可由法院作出撤销前科裁定，出具前科消灭证明书。2007年，四川省彭州市法院出台了《少年犯“前科消灭”试行方案》，对于在校未成年人的过失犯罪或危害性不大的轻微刑事犯罪，经申请可以裁定撤销其刑事处罚记录，相关刑事法律文书不再记入档案。2008年，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开始对未成年犯实施前科封存制度。[8] 2009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明确提出要“配合有关部门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明确其条件、期限、程序和法律后果”。2010年9月1日起施行的《贵州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第50条规定，对违法和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可以试行违法和轻罪记录消除制度。2010年底，河南省法院系统在平顶山、新乡法院开展了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前科封存”试点工作，对于被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主观恶性不大，不会危害社会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家人可以申请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犯罪记录的38名未成年人中，已经有10人考上大学，6人返回高中就读，22人顺利就 业。[9]上海市检察机关从2004年开始探索未成年人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即相对不起诉记录消灭）制度，截止2010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时，上海市检察机关共对91名未成年人的相对不起诉记录采取了限制公开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无一再犯，回归社会后均表现良好。其中，顺利就业的52人，顺利续学的37人（已有7人被大学录取），顺利出国的2人。[10]这些有益的尝试，以司法先行的模式为立法工作提供了鲜活的样板，同国内外的相关立法一道，在实践的层面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刑事法领域的诞生做好了铺垫。
二、操作困境：现有规范与制度下的适用难题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被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之后，紧随其后的就应当是对其适用问题的探讨。因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形成，③ “法学界的任务已经由单纯的法制建构更多地转向了对法律解释与适用的探讨。”[11]这不仅仅是因为“造法易、执法难（Facile est ferre leges，tueri difficile.）”[12]，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该法条本身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与之存在严重的不协调。
（一） 自身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的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通过该条规定，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适用的主体条件是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适用的刑罚条件是被法院的生效判决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封存效力是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一经封存，除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外，司法机关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不允许其他人员查阅、摘抄或者复制。允许查询的例外规定为两种，一是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二是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有关单位依法进行查询之后，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不得泄露。但是，这些规定对于如何在实践中进行具体的操作却显得捉襟见肘，尚存在诸多未竟的课题。
1. 封存的决定主体与执行主体不明确
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进行封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决定封存的主体与执行主体，即由谁来决定哪些单位和个人应当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2012年10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八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04～507条，2012年12月3日通过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20条和2012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9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90条，分别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应当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从执行主体上看，公、检、法三家都是封存的执行主体。但是，可能知晓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主体还包括未成年犯管教所、未成年人所在的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以及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等，对于这些单位和个人所掌握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是否应当封存，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都没有明确。在决定封存的主体方面，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5条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也都并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
2. 封存的程序、内容等不具体
在确定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后，封存什么、如何进行封存、封存之后档案的保管等具体如何操作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新刑诉法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目前相关司法解释当中只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第504条对封存内容及相关的操作程序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封存程序、封存内容等涉及到实际操作的内容都是只字未提。其他可能知晓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未成年犯管教所、未成年人所在的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以及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等如何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更是成了“哥德巴赫猜想”。
3. “但书”的规定模糊
新刑诉法第275条第2款但书规定，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第一个问题是这里的司法机关包不包括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因为对于“司法机关”的范围，通常仅指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是不包括在其中的。[13]第二个问题是“为办案需要”如何理解，查询是出于何种目的？是为了在其后的成年人诉讼中加以运用、为了追究漏罪、为了从中查询其他线索，还是为了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以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办案的范围是什么，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行政案件，抑或三种案件都可以？第三个问题是“有关单位”究竟是指哪些单位？这些单位应当依照什么样的程序、基于何种理由查询犯罪记录？第四个问题是“国家规定”到底是什么规定？这些直接关涉如何适用该制度的词语意指不明、含义模糊，适用起来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参照。
4. 缺乏相应的救济措施
新刑诉法第275条第2款规定，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但是，刑诉法和2012年5月10日“两高三部”④印发的《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中均未规定有关人员和机构违法泄露未成年被追诉者的犯罪信息时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未成年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诉讼人通过何种途径来进行维权。再者，如果依法应当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封存的主体不封存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相应法律责任的威慑，该法律制度就很难得到贯彻落实。
可以说，新刑诉法第275条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抽象、原则、缺乏实际操作性的规 定，注定了该制度在司法适用中存在难以摆脱的困境。虽然说“为便于适用和遵守起见，条文固应力求其少，文字尤力求其短，以免卷帙浩繁，人民有无所适从之叹。”[14]但是，法律的内容确定是刑事法治的基本要求，“不确定性在法律中受到非难（Infinitum in jure reprobatur）”。[12]（5）缺乏可操作性的规范便失去了一项法律规范所应有的指引功能，最终将淡出执法者的视野而被束之高阁。
（二） 系统协调性不够
新刑诉法第275条确立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操作困境的形成，除了该条文规定过于原则、实际可操作性差的原因之外，另一主要原因就是其与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协调。
1. 与部分法律法规不协调
《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和第19条分别对《刑法》第65条进行修正，在《刑法》第100条增设了一款，该两条关于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以及不构成累犯的规定，消除了“前科”这一标签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律评价。但是，其实际效果却是有限的，因为前科标签除了刑事法律上的评价外，还包括民事、行政法律上的评价。如《公务员法》第24条规定：“曾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法官法》第10条、《检察官法》第11条和《人民警察法》第26条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担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律师法》第7条规定：“受过刑事处罚的人，过失犯罪除外，不予颁发律师职业证书。”《教师法》第14条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得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的，丧失教师资格。其他的诸如《拍卖法》《会计法》《商业银行法》《公司法》《证券法》《执业医师法》等法律法规都对受过刑事处罚的公民进行了从业资格的限制。这些法律法规的存在，将有前科劣迹的“另类人员”阻挡在一些“体面”的工作大门之外，必将使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实施中“大打折扣”。
2. 与部分行政规章不协调
如《公安部重点人口管理规定》将五类20项人员规定为公安机关的重点管理人员。其中第四类就是因故意违法犯罪被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不满五年的。针对这些被纳入重点人口管理范围的人员，公安机关会深入社区、街道等进行调查走访，了解重点人口的相关信息，进行重点控制和定期的帮助教育。再如，公安机关的户籍管理制度详细记载了该公民的违法犯罪情况及服刑情况，而户籍又与每一位公民的出生、上学、结婚、就业、迁移等息息相关。此外，在公民从事特定行业的职业时，都要求公安机关出具有无犯罪记录的证明。这些规定都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施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三、未来走向：近景与远景的蠡测
（一） 近景：目前条文的完善与协调
1. 增强规范自身的可操作性
未成年人的管理制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调研；基本情况；主要问题；改革建议
[中图分类号]D917 3
[文献表示码]A
为进一步推进“为了明天工程”，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加强公、检、法、司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矫正未成年罪犯的配套工作，2006年12月11日至12月23日，由中央综治委预防办牵头，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组成少年司法制度建设专题调研组，赴上海、江苏、河南、陕西等四省市对当地的少年司法保护工作进行考察，并就少年司法制度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现状、问题与建议听取了有关部门的意见。
这次调研采用召开座谈会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对在我国少年司法工作成绩较为突出、地域具有代表性的上海、江苏、河南、陕西四省市进行考察。调研组分别听取了各省市预防办、公、检、法、司、团委等部门以及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部分理事的有关工作汇报和建议，并实地考察了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社工站、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河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河南省高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陕西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听取了来自少年司法工作第一线工作者的宝贵经验和困惑困难，获得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下一阶段修改和完善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促进少年司法工作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四地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基本情况
通过这次调研，我们认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经过多年发展，四地公、检、法、司机构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创新举措，并不断予以规范化、制度化，不断发展成熟。
(一)创新举措注重人性化、轻缓化
改革创新是少年司法的生命之源，各地都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形成了一些特色创新做法，注重对未成年人的人性化保护和轻缓处理。如上海长宁区法院在全国法院系统率先推出社会服务令和考察官制度，让未成年人在劳动考察基地以劳动洗涮罪错；上海闸北区法院尝试对未成年人案件快速审理的绿色通道，有效减少诉讼周期；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在全国首先探索暂缓判决，扩大适用非监禁刑；上海闵行区检察院联合有关部门共同建立了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对取保候审未成年人尤其是外来未成年人有效考察监管；上海、南京检察机关尝试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减少刑法干预。江苏省公检法司积极协调，联合发文规范社区矫正和社会调查工作。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检察院推动建立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的“诚爱基地”，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实现了预防矫正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河南省检察机关以检察建议书、帮教责任书和跟踪考察表等“二表一书”形式切实落实对失足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措施，对未成年人案件试行提前介入侦查机制，有效减少羁押措施。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法院加强分案审理未成年案件力度，通过协调，将未成年人案件从公安阶段即分案处理，较好地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河南省、陕西省未成年人管教所将未成年人九年义务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有力地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
(二)机构建设走向专业化、综合化
少年司法机构建设各地发展程度不一，部分地区检察院、法院、未成年人管教所、社区矫正等机构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机构建设走向成熟，建立了固定机构和专业队伍。如上海检察机关在全部19个区县均成立了独立建制的未检科，实行捕诉防一体的办案模式。上海法院在1999年即指定四家少队伍年法庭集中管辖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2006年又在两家基层法院和一家中院开展少年综合审判庭的试点。江苏省法院在全国最早开展少年综合审判庭的试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全省已成立了18个综合少年审判庭。河南省法院系统已独立建制的少年法庭的法院占到全省法院数的41％，居全国前列，并建立19个综合审判庭，在四城市积极开展指定管辖试点。上海、陕西等地未成年人管教所在开展半工半读教育和法律教育的同时，积极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心理矫治，为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创造条件。上海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在全市建立了青少年事务社工、矫正社工、戒毒社工三支队伍，并配备到基层社区，实行分类管理和针对性教育，为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学业帮助和就业指导。
(三)少年司法工作不断规范化、制度化
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既要不断向前发展，也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建章立制。如上海高院于2005年12月制定《关于实施“圆桌审判”的若干规定》，统一规定了圆桌审判的法庭设置、适用案件范围、庭审注意事项等。上海长宁法院少年庭积极总结多年开展法庭教育的经验，于2006年制定《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展法庭教育的若干意见》，对法庭教育的准备工作、参与主体及各自职责、教育程序、针对性教育方法等作了详细规定。江苏省公、检、法、司2006年联合制定《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统一由社区矫正组织负责调查，有效解决了审前社会调查的客观化、专业化问题。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公、检、法联合出台了《公、检、法互涉问题的规定》，统一了执法标准，加大了不捕不诉和判处非监禁刑的比率。陕西省司法局制定《关于规范兼职法制副校长职责和选聘管理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法制副校长的工作职责和管理办法，切实提高了学校法制教育的质量。
(四)社会综合治理着力实效化、系统化
各地公、检、法、司均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工作，但如何切实有效地提高综合治理的实际效果，并形成合力，成为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2005年2月，上海市综治委等八家单位联合签署《关于对违法犯罪情节较轻的未成年人实行考察教育制度的意见》，要求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处前、诉前、判前考察，有效实现司法分流。江苏徐州市贾汪区公、检、法、司狠抓安置帮教的实际效果，与教育局联合下发《关于落实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罪犯复学、升学问题的意见》，切实有效地解决了未成年罪犯回归社会后的就学问题，减少了其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上海市闵行区社区矫正组织结合本区外来未成年人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80％以上的实际情况，设立了6名专职社工，并得到公安机关和流动人口协管员队伍的有力协助，负责对外来人员的服务管理与犯罪预防。该区在区委区政府的支持，还建立了司法工作促进会，
吸收8家企业作为成员单位，为罪错未成年人提供就业培训机会。江苏省南京市团委充分利用当地高校众多的优势，在十所高校法律系开展“法律人在行动”活动，法律专业大学生纷纷进入校园开展丰富多彩的法制教育等活动。陕西省律师协会组织西安市120家律师事务所开展覆盖西安市全部中小学的“知心律师进校园活动”，采用一对一模式，律师与班级挂钩联系，解答学生问题，开展模拟诉讼等活动。
二、四地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此次调研，我们发现当前各地少年司法配套体系还存在以下几个共同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在犯罪形势上，在经济比较发达，流动人口较多的地区，未成年人尤其是外来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较为集中，增长幅度较大。近年来，外来未成年人犯罪增长明显，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上海、苏州等地，已占未成年犯罪人总数的70％-80％以上。对外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存在身份年龄确认难、社会调查难、刑罚平等适用难、遣返难、预防重新犯罪难等问题。尤其是新疆籍未成年人在成年人操纵下实施盗窃、抢夺、贩毒等犯罪无法得到有效的打击，成为上海、苏州、南京、郑州等地群众反映热烈的社会治安热点难点问题。部分地区新疆未成年人犯罪出现公然化、暴力化、多样化、组织化、流窜化趋势，犯罪活动呈迅速蔓延趋势，并存在取证难、打击难、处理难、遣返难现象。
(二)在机构设置上，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的司法一条龙配套有所削弱，各地司法机构的机构建设亦存在相当差距。四地公安机关均没有专门机构或专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从而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上出现了断层。而检察机关除上海外仅个别县市设立独立编制的未检部门，绝大多数是成立未成年人案件办案组或由专人办理，在管理体系上有的属公诉部门，有的属侦查监督部门，尚需进一步理顺。法院系统少年法庭的建设相对情况较好，但各地亦差异较大，存在专人负责、少年案件合议庭、少年审判庭(包括综合庭)、指定管辖四种形式。上海以四个独立建制的少年法庭指定管辖全部少年刑事案件，江苏、河南法院结合各地实际四种形式全部存在，而陕西全省70个少年法庭全部是少年案件合议庭，其余法院则是由专人办理。一些地区由于法院机构改革的问题，少年法庭机构和办案力量有所削弱，目前全国共有2420个少年法庭，比1994年减少1000个左右。
(三)在开拓创新上，各地一些实践效果良好的探索创新工作被没有很好地推广和实施，并且因为没有法律依据停滞不前甚至被叫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效果，打击了地方对少年司法工作的积极性。如检察机关的暂缓、法院系统的暂缓判决、社会服务令、监管令、未成年人管教机构的试工、试读制度在四地都普遍受到了未成年人、家长、社会的欢迎，目前却已基本被叫停，特色工作陷入停滞状态。
(四)在强制措施上，由于对打击不力指责的担心和取保候审条件的限制，各地对涉案未成年人尤其是外来未成年人取保候审的适用比率相对较低。而对采取羁押措施的涉案未成年人，由于各地看守所的羁押条件所限，涉案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管分押”没有得到较好实行，绝大部分地区还存在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混合关押现象，从而容易造成交叉感染，使“单面手”变成“多面手”，影响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
(五)在法律援助上，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程度不一，经济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情况相对较好，而欠发达地区由于承担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的律师数量较少，法律援助机构不健全，法律援助的落实存在一定困难。另外由于指定辩护的义务性，一些律师的积极性不高，即使担任指定辩护律师，也不尽职尽责，应付了事，存在庭前不认真阅卷、庭上不认真辩护和不进行法庭教育现象，无法真正起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作用。
(六)在处理方式上，现行单一刑罚处理模式应当转变。一方面，对于由于年龄等因素，没有构成犯罪却屡教不改的未成年人，司法机关陷入“抓了放、放了抓”的怪圈，很难有效矫治；另一方面，对于一些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由于刑法中缺乏对构成犯罪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理方式，只能采用严厉的刑罚手段(在没有前科消除制度的情况下更为明显)，导致已经取得的精心教育、有效转化的矫治效果大大削弱，社会效果也不佳。
(七)在社区矫治上，当前轻刑化、非监禁化潮流下，在全国扩大适用社区矫治的同时，大部分地区社区矫正组织还不健全、不完善。据江苏省司法部门反映，当前一般的基层司法所负责社区矫正的人员只有2至3人，普遍面临人员少任务重的冲突。而且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权限和矫正方法由于没有法律层面上规定，导致缺乏权威性，出现个别对象不服管和个别社工工作方法少的问题。由于人员、经费、制度的相对缺乏，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开展社区矫正的效果不佳，有流于形式的现象。
(八)在安置帮教上，公、检、法、司等部门对未成年人的安置帮教工作各自为战，费时费力却收效欠佳，司法教育挽救工作与社会安置帮教工作衔接上还存在脱节现象。在办案过程中，司法机关和社区矫正部门为解决未成年人的复学、就业、生活问题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与学校、单位、社区做协调工作，却往往收效甚微。而且前科无法消除或限制的问题导致未成年人复学、就业困难重重，严重影响其回归社会重新做人的信心。一些未成年人经过矫治回归社会后，由于得不到及时的安置帮教，又重新走上犯罪道路。极端的例子是某未成年人管教所反映一外来未成年人在刑满释放当天就因无钱生活实施抢劫犯罪。
三、四地少年司法部门对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具体建议
为了少年司法的明天，各地司法部门针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许多有建设性的建议：
(一)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司法部门应当加强配套组织机构建设，建立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办理，完善司法一条龙。如公安机关应当设立专门机构或专门的青少年事务警官，检察院应当建立未检科或未检组实现专人办理，法院在完善少年法庭的基础上可推动少年法院的成立，法律援助部门应当建立一支专业化的未成年人辩护律师队伍。当然具体模式可以因地制宜。
(二)在有条件的地区，应当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看守所，彻底实现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分管分押”。条件不成熟的地区应当坚持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不同的监室分管分押分教，防止交叉感染。
(三)应当继续允许各地区探索被实践证明有效的改革创新措施如监管令、社会服务令、暂缓、暂缓判决、试工试读等，在法律框架内自上而下有序进行，并及时形成经验，制定规则，从而推动相应立法的发展。
(四)应当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组织建设，落实人员、场所、经费，完善相关监督管理制度，加强与社会志愿者和其他社会矫正力量的配合协作，加强与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监狱、劳动、民政、社会保障等部门的联系与协调，取得街镇、村居、居民等的密切合作，形成合力开展矫正工作。对于在羁押场所服刑未成年人应当保障其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供劳动技能培训，力争掌握一技之长。
(五)社会调查工作应当推动社会化、专业化，建议由司法行政机关基层司法所等社区矫正组织承担，而不应当由检察院、法院或律师调查，以确保其客观性和全面性。社会调查工作应当建立全国性协作机制，从而确保对外来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