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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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现代农业 新型农业劳动力 农业零工劳动 农业收益 技术进步

现阶段，我国的农业经营方式正由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双层经营方式逐渐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经营方式转变，这也是我国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结果。农业经营方式的这种巨大转变必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方面的变化，现有的农业劳动力供给情况也越来越不能满足这种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

一、农业现代化及其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

（一）两种类型的农业劳动力

在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劳动力的需求情况时不妨以经营种植业的家庭农场作为研究对象。家庭农场在经营过程中要求其经营者必须具有一定知识、懂得现代技术、同时要善于经营管理，这对于家庭农场的经营好坏至关重要。其次，要分析家庭农场在经营活动中对短期雇佣劳动力的需求情况。在分析中，暂且把家庭农场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要从事粮食作物种植的家庭农场，二是主要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家庭农场。笔者在对安徽省宿州市的家庭农场的实地调研中发现，这两种家庭农场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在粮食作物（的种植中，现代大型农业机械能够得到极为广泛的应用极大地解放了人力。家庭农场在整个经营过程中仅需在作物收获和销售时短暂雇佣少量劳动力。与之不同的是无论是蔬菜、瓜果还是花卉种植，在其栽种、管理、收获的整个过程中均需要大量人力，经营经济作物的家庭农场就必须雇佣大量劳动力。

（二）对农业雇工劳动的需求特点

种植经济作物对农业雇工的需求虽然较多但极不稳定[7]，总结其特点主要有：一是对雇工需求的临时性。二是农业雇工多为当地村民，且以50岁上下的留守妇女为多，男性劳力很少。三是农业雇工劳动强度相对较大且工资较低。相对于外出务工或其他工作，农业雇工无论是在劳动强度还是工资水平上都处于明显的劣势。

二、农业劳动力供给的现状与问题

（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不断的向城市转移进入到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就业。可以确定的是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继续提高，还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农业劳动力还会继续减少。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具有高度筛选性的转移过程，外出务工或者经商的都是一些相对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3]。我国农业劳动力所呈现出严重的老龄化和女性化特点，且文化水平低普遍较低，年轻农业劳动力甚少，且年轻一代大都不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

（二）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业劳动力质量的下降。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具有高度筛选性的转移过程，转移的结果便是大多数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留守农村的多是文化程度低、年龄偏大且以女性为主的劳动力，农村留守劳动力质量下降严重[3]。这样低质量的农业劳动力是根本无法满足现代农业专业化、市场化的发展需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2.农业后继者缺乏。农村的年青一代大多没有再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不仅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劳动力，同时也需要大量的农业零工劳动。组成这种农业零工劳动的主要是较年长（50～60岁）的女性农业劳动为主，倘若再过几年，这一批农业劳动力均已老去无法再继续从事农业劳动，农业中所需的零工劳动又将从哪里来寻找？

三、改善农业劳动力供给，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

（一）引导农地流转集中，实现农业规模经营

在我国，土地作为农业生产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生产要素由于过多的人口被极大的分散了，农业的比较收益低相当一部分原因农户经营土地面积过小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展现代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使农业成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就业领域是解决农业劳动力问题的最根本途径。

（二）农业技术进步

劳动节约型技术为农业的规模经营提供了条件，加之土地单产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农业也才能成为更有吸引力的产业农业，农业工资以及农业经营收益才能得到快速提高。此外，技术进步实现的对人力劳动的替代，将会减小农业零工劳动的需求。

（三）建立起更为广泛的劳动力流动机制

这种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农村不同区域间的劳动力流动，第二是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

除以上所讲的几点外：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加快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等方面对改善农业劳动力供给也是相当重要的。

四、结语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最关键的还是要有足够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业劳动力和足够的农业零工劳动。我国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劳动力非均质转移之后农业劳动力出现了数量减少、结构劣化、后继乏人的严重问题，对我国农业安全造成了威胁。实施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对于吸引高素质劳动力从事农业经营尤其关键，此外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对于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也十分重要，农业是弱质产业但更是基础产业，在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时也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总之，保障农业劳动力供给对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非常关键，但涉及范围之广、之复杂还需更为细致的研究论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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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余礼信.对农民务农或务工行为选择的实证分析[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3，（4）：83-85.

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第2篇

关键词：劳动力数量；劳动时间；隐蔽失业；绝对隐蔽失业；相对隐蔽失业；季节蔽失业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8-0023-05

一、引言

刘易斯（1954）认为，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存在供给弹性无穷大的剩余劳动力，以不变的工资水平为现代部门提供无限数量的劳动力资源。尽管刘易斯并没有直接提出农业存在隐蔽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出为零的观点，但他实际上隐含了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肯定回答。

拉尼斯-费（1961）利用边际产出、制度工资等范式发展了刘易斯模型中隐蔽失业和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他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为零，这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拉费称其为“多余劳动力”；第二个阶段，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大于零但小于平均产出量（或制度工资），劳动力转移会影响农业总产出，这些劳动力以隐蔽失业的形式存在，拉费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这些过剩劳动力统称为“伪装失业者”；第三阶段，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等于甚至超过平均产量，农业劳动力工资不再等于制度工资，农业部门完全商业化，剩余劳动力转移全部完成，不再存在“伪装失业者”。

舒尔茨（1964）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批评了刘易斯的零值边际劳动学说和隐蔽失业观点。舒尔茨认为，刘易斯的错误在于没有考虑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如果考虑到季节性，农业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则并不为零，不存在农业隐蔽失业现象。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舒尔茨利用印度1978―1979年流行性感冒对其农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并不为零，不存在所谓的“隐蔽失业”。

为了统一刘易斯和舒尔茨在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和隐蔽失业问题上的相反观点，森（1966）提出了“每人边际产品”和“每人每小时边际产品”的概念。王检贵（2005）将这两个概念提炼成农业劳动力弹性工作负荷模型。根据王检贵模型，当部分农业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时，要维持农业总产出不变，只能依靠提高农业留守人员的工作负荷，王检贵将这部分转移出去的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力。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提高留守人员的工作负荷，则农业总产出不得不减少，这部分抽走的劳动力称为“隐蔽失业者”。

纵观上述学者对隐蔽失业问题的观点，可以看出都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刘易斯和舒尔茨对传统农业社会是否存在隐蔽失业的观点完全相反；拉―费三阶段模型所指的边际产出是“每人的边际产出”，这正是舒尔茨批判刘易斯的症结所在；森和王检贵没有将季节性特征变量明确纳入进去。可见，前人对农业隐蔽失业研究的缺点在于，他们要么是从劳动时间或劳动力数量单一视角出发，要么是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据此，本文在总结众多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拟从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双重视角建立一个农业季节蔽失业模型，试弥补众学者在该问题上的缺陷。

二、模型的假定和图形基础

（一）假定

1. 假定农业劳动时间的边际产出大于0，且存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2. 当农业劳动时间边际产出小于平均产出时，假定农业劳动时间获得的收入等于平均产品。这个收入称为“劳动时间固定制度工资”，它不是由市场力量而是由习惯和道德因素决定的，且具有变化的粘性特征。

3. 与工业生产过程不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将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和劳动时间的替代空间。

4. 假定农业产出、农业劳动生产率为相互独立的外生变量，农业产出由市场需求决定，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技术的单一函数。

（二）模型构建的图形基础

图1为农业总产出曲线图，横轴代表全体农业劳动者在一年中从事农业生产的总劳动投入时间，T+为其最大值，纵轴表示农业总产出。曲线f（Q）和h（Q）代表农业总产出函数，切线t1和t2的斜率表示切点处的边际产出。根据假定（1），有f′（Q）＞0，f″（Q）＜0。

图2为农业等产量曲线图，横轴表示农业社会一年中人均劳动时间，N+为其最大值（N+的理论值为365天×8小时/人），纵轴表示投入的农业劳动力数量。Q（TA）是一条双曲线段，表示当农业总投入时间为TA时，农业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劳动投入时间的不同组合会得到一个相等的产量QA，它是一条等产量曲线，也是一条等总劳动投入时间曲线。同样，我们可以得到一系列其他等产量曲线。

图3为等人口农业总产出线，横轴表示人均劳动时间，纵轴表示农业总产量。图2中水平线P1A1B1表示，当农业的劳动力投入数量为P1时，不同的人均劳动投入时间和不同的农业总产出存在各种不同的组合。这种组合关系可通过图3中的曲线Q（P1）表示出来。Q（P1）曲线是图2中P1A1B1的一个映射，反映的是同一种经济关系，是一条等人口农业总产出线。同样笔者可以画出一系列其他等人口农业总产出线，它们分别反映各种不同人口数量下的农业产出情况。

图4为平均产出线和边际产出线图，横轴表示人均劳动时间，纵轴表示平均产出和边际产出。根据假定（1）和平均产出的含义，应存在一条从左至右不断下降的边际产量曲线和水平的平均产出线。

三、模型的建立和结论

（一）隐蔽失业和总剩余劳动时间的定义及其转移阶段划分

给定如下定义：

定义1 农业隐蔽失业和总剩余劳动时间：隐蔽失业是指总劳动时间边际产出小于其平均产出时存在的失业；总剩余劳动时间是指在维持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可通过延长留守农业人口的工作时间而替代的总劳动时间。

图4中，根据假定（2），在D0的右端，尽管MP＜AP，但农业劳动时间同样要获取“固定制度工资”，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存在（N+―N-）单位的剩余劳动时间，总剩余劳动时间为Tts=PM×（N+―N-）。此时，如果人均投入劳动时间从N+减少到N-，则农业总产出将从QM减少到QA的水平。但由于这时的边际产出小于“劳动时间固定制度工资”，则Tts数量的总劳动时间处于隐蔽失业状态，D0点右边阶段存在隐蔽失业与劳动时间总剩余。在D0的左端，AP＜MP，总劳动时间的减少会引起农产品供给量的下降，农产品价格上升，农业劳动力将获取一个与工业劳动力相等的市场工资，农业生产转入商业化阶段，D0点是商业化转折点。D0点左边阶段的隐蔽失业消失，农业劳动力开始商业化。据此，笔者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1 劳动时间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的大小比较关系是区分农业剩余劳动时间和隐蔽失业存在与否的标志，也是划分其转移阶段和商业化阶段的标志。当MP＜AP时，存在农业剩余劳动时间和隐蔽失业；当AP＜MP时，则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时间和隐蔽失业。

（二）隐蔽失业的分类、结构和衡量

定义2 绝对隐蔽失业者和相对隐蔽失业者：绝对隐蔽失业者是指，可通过延长留守农业人口的工作时间，确保农业产出不会受到影响而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那部分劳动力；相对隐蔽失业者是指，即使将留守农业人口的工作时间延长到理论最大值，农业产出也将受到影响而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那部分劳动力。

假定目前的农业总产出量为QB，等产量线段BMB1与Q（P1）和N+MM共同相交于点B1（图3中假设三点共同相交于一点是合理的，因为QBB1必定与某条等人口产量曲线相交于它的最高点），BM和B1是两个特殊的点。BM表示如果有PM数量的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则要得到QB的农业总产出，需要的人均最少劳动时间为N0；B1表示要得到同样多的农业总产出，如果投入的人均劳动时间延长到最大值N+，则农业劳动力投入数量从PM下降到P1。这表明农业劳动力数和人均劳动时间存在替代关系，它使数量为（PM-P1）的劳动力投入减少效应可通过数量为（N+-N0）的人均劳动时间投入延长效应而得到补偿，从而确保农业产出不会受到影响。数量为（PM-P1）的隐蔽失业就是绝对隐蔽失业，从劳动力数量的角度看，它的边际产出为0，数量的减少对农业产出没有影响，可以也应该彻底转移。当（PM-P1）数量的绝对隐蔽失业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去后，剩下（P1-P0）数量的劳动者滞留在农业中，它的劳动时间边际产出MPB小于其平均产出AP，仍处于隐蔽失业状态。与绝对隐蔽失业不同，这部分劳动力的减少会引起农业产出的下降。（P1-P0）数量的劳动者就是相对隐蔽失业者，从劳动力数量的角度看，它的边际产出不为0，为了确保农业产出不受影响，相对隐蔽失业不能转移，农业商业化进程受到阻碍。由此，可得如下结论：

结论2 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农业产出水平决定了绝对隐蔽失业和相对隐蔽失业的大小和内部组成结构。绝对隐蔽失业的消除不会影响农业产出，可彻底转移；相对隐蔽失业的减少会引起农业产出下降，从而使相对隐蔽失业转移受到阻碍，无法向绝对隐蔽失业顺利转移。

（三）季节性和非季节蔽失业的区分和衡量

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特征，如稻谷的最长允许收割时间跨度不能超过N*天。当存在季节性限制时，人均最大投入时间从原来的365天×8小时缩短为现在的N*天×8小时。这种变化可通过在图形2中做一条新的人均最大投入劳动时间限制线N*M*表示出来。N*M*表明，在季节性约束下，要得到QB的农业产出，投入的最小农业劳动力数为P2，而不是P1。图形3中的Q（P2）是与最低农业劳动力数P2相对应的等人口产量曲线，Q（P2）与BMB1相交于B2，与B2对应的人均劳动投入时间为N*。根据假定（3），当农业总产出量为QB时，Q（P2）曲线以下的等人口产量曲线将变成虚线。即只要农业劳动力数小于P2，该农业社会的产量就会受到劳动力不足的威胁。为了分析季节性特征给隐蔽失业和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有如下定义：

定义3 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是指，即使考虑季节性约束的存在，把他们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也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的那部分隐蔽失业；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是指，如果考虑季节性约束的存在，把他们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会影响农业总产出的那部分隐蔽失业；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是指不是由于季节性特征的原因而导致的隐蔽失业。

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是农业劳动力的绝对过剩，而季节性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是农业劳动力的相对过剩。从大小来看，（PM-P2）是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P2-P1）是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P1-P0）是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其中（P2-P1）数量的失业在这里具有特殊性，当不存在季节性约束时，它是绝对隐蔽失业，当有季节性约束时，它变成了相对隐蔽失业。如果一个社会的农业生产没有季节性限制（事实上不可能），则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将全部向绝对隐蔽失业转化。在这里，（P2-P1）数量的失业具有相对和绝对隐蔽失业的双重身份，二者在某种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就告诉我们：一方面，为了保证某种季节农产品的生产不受影响，要留用足够的农业劳动力；另一方面，可通过延长这些农业留用劳动力的工作时间，确保农业总产出不受影响。据此，可得如下结论：

结论3 农业隐蔽失业人口数等于季节性绝对、季节性相对（或非季节性绝对）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之和。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和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可相互转化，季节性特征的强弱决定了二者相互转化的范围。

（四）劳动生产率变化对隐蔽失业的影响

当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时，f（Q）往上移动到新的位置h（Q）（见图1），边际产出曲线从MP0移动到MP1的位置（见图4）。根据假定（2），只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快于工资增长速度，就可以认为“劳动时间固定制度工资”不变。这样，在h（Q）上必存在一点A*，有MPA*=AW成立。根据假定（1），点A*的位置一定在点A的右上方。即商业化产出线从Q（A）会向上移动到Q（A*），点A0则上移到A0*。Q（P0*）是与A0*相对应的新的隐蔽失业临界等人口产出线。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时，Q（P0）上移到Q（P0′）（注意：P0=P0′）。图1中A*点一定在A点的右上方，意味着图3中点AM′一定在AM的左下方，从而点A0′一定介于A0和A0*之间，这种位置关系表明，有P0*＞P0=P0′成立。

现在分析劳动生产率变化对隐蔽失业的影响。根据假定（4），劳动生产率提高后由市场需求决定的农业产出仍为QB，但Q（P1）会上升，且被新的等人口产量线Q（P1′）所代替。显然，有P1＞P1′成立，即（PM-P1′）＞（PM-P1）成立。（PM-P1）和（PM-P1′）分别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前后的绝对隐蔽失业人数。此外，劳动生产率提高前后的相对隐蔽人数分别为（P1-P0）和（P1′-P0*）。由于P1＞P1′且P0*＞P0，必有（P1-P0）＞（P1′-P0*）成立。同时有（PM-P0）＞（PM-P0*）成立。据此有如下结论：

结论4 在农业产出等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会引起隐蔽失业数和相对隐蔽失业数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引起绝对隐蔽失业数发生相同方向的变化。

（五）农业产出变化对隐蔽失业的影响

如果农产品需求外生变化导致农产品增加，则农产品等产量线段会往上移动且变短，这相当于农业劳动力和人均劳动力投入时间两个变量相互替代空间的缩小。根据定义2和结论2，绝对隐蔽失业人口数将下降，而相对隐蔽失业数会增加，隐蔽失业总数不变。特别是，当农业总产出为QM时，等产量线段会缩短成为一个点，绝对隐蔽失业完全消失，隐蔽失业人口全部变为相对隐蔽失业人口；当农业总产出为商业化产量时，等产量线段达到最大值，相对隐蔽失业完全消失，隐蔽失业人口全部转变为绝对隐蔽失业人口。于是我们有如下结论：

结论5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减少）导致农业绝对隐蔽失业人数减少（增加）和相对隐蔽失业人数增加（减少）。

四、模型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笔者建立的隐蔽失业模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理论意义表现在：

第一，统一了刘易斯的零边际生产力观点和舒尔茨的非零边际生产力观点。刘易斯模型暗含农业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为零，而舒尔茨明确提出农业劳动的非零边际生产力观点。两种理论观点看似根本对立，但我们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将二者统一起来。模型假定劳动时间的边际生产力大于零，这与舒尔茨的非零边际生产力观点相一致。同时，模型中等产量线段表明，可以通过延长每个农业劳动者的年均投入劳动时间，释放一部分劳动力来维持农业总产出不变。这意味着农业生产中一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为零，而这正是刘易斯的零边际生产力观点。

第二，批判了舒尔茨的非隐蔽失业学说。舒尔茨从农业季节性特征出发，认为农业生产中不存在隐蔽失业现象。笔者的模型同样从农业的季节性特征出发，得出了农业中存在隐蔽失业现象的不同结论。定义3和结论3表明，即使考虑到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农业生产中仍然存在季节性绝对和相对隐蔽失业，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可以向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转化。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是农业劳动力的一种绝对过剩，相当于刘易斯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可见，笔者的模型与刘易斯的观点相一致，得出了一个与舒尔茨完全相反的结论，是对舒尔茨非隐蔽失业观点的批判或发展。

第三，继承和发展了拉尼斯-费的隐蔽失业思想。笔者的模型从分析范式、研究视角和逻辑结论继承和发展了拉尼斯-费的隐蔽失业思想。拉尼斯-费利用农业总产出曲线、边际产出、平均产出、固定制度工资和农业剩余等范式，从劳动力数量单一视角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划分为农业劳动力绝对剩余、隐蔽失业和农业劳动商业化三个不同的阶段，并分析了劳动生产率、人口和资金积累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结果。视角的局限使该模型同样暗含农业绝对剩余劳动力边际产出为0的假定，并招致其他学者的非难。而笔者的模型继承了拉尼斯-费模型中的大部分分析范式，并将劳动力数量单一视角放大到劳动力数量和劳动时间双重视角，研究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除了分析范式的相似和研究视角的不同外，从结论看，笔者同样认为隐蔽失业的转移存在短缺点和商业化点两个关键点，存在绝对隐蔽失业、相对隐蔽失业和隐蔽失业彻底消除三个阶段。尤其是分析了季节性特征对隐蔽失业产生的影响，明确将隐蔽失业划分为季节性绝对、季节性相对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数量依存和相互转化关系，这是对拉尼斯-费模型的一个较大发展。

除了上述的理论意义之外，笔者的模型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关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与隐蔽失业压力的化解。结论4告诉我们：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会使商业化产量向现实产量不断逼近，相对隐蔽失业数会不断减少甚至消失，最终实现农业商业化。这为传统农业将不断向现代农业转化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和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加大绝对隐蔽失业者的就业压力，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消化不断增加的绝对隐蔽失业者，现代农业建设将受到阻碍。

第二，关于农产品贸易和隐蔽失业的减少。结论5告诉我们，当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农产品需求量增加且人口总数和农业生产技术不变时，隐蔽失业人数会相应减少。因此，为了减轻我国农村人口的就业压力，我们应该提高农产品的有效需求，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我国农产品竞争力，扩大农产品出口量。

第三，关于季节性和非季节蔽失业的结构分析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结论3告诉我们，季节性和非季节蔽失业存在一定的结构和数量关系。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的转移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加快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鼓励他们“离土又离乡”。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的转移会影响农业总产出，因此，我们不能采取“离土又离乡”的方式将这部分劳动力彻底转移出去，但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毕竟是一种失业，工作负荷不足，具有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如鼓励兼业）熨平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者的空闲和工作时间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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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anis G， Fei J H.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9）．

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第3篇

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将主要来自内需，而内需主要是指城镇化过程所带来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可持续的时间还有多长，将决定中国经济高增长阶段还可以维持多久；而城镇化的持续时间又主要取决于第一产业劳动力可转移的数量。因此，农村究竟还有多少剩余劳动力，将转移多久，值得研究。

农村从事农业劳动人口知多少

尽管国家统计局每年都会公布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但这一数据是否真实反映了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就业人数，值得商榷。如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2.66亿，扣除城镇从事第一产业的360万人之后，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约为2.62亿。这一数据与实际相符吗？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两组数据看，第一组数据：2010年扣除城镇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之后的农村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2.76亿；第二组数据推算：农村从事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农村就业人数-（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个体），计算结果为1.96亿，与第一组以产业来分类获得的数据相差约8000万。

为何两个数据相差如此巨大呢？笔者理解认为，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村就业人员可分为全职（full time）和非全职（part time）两类，如美国劳工部在统计时就有这样的区分，但中国统计部门并没有作如此区分。此外，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构成中也可以发现，工资性收入占比接近40%。因此，相差8000万的原因，可以理解为这8000万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还兼职从事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劳动，并获得一定报酬。

那么，剔除非全职的第一产业劳动者之后，剩下的1.96亿就算是全职农民了吗？笔者认为仍存在疑问。国家第二次农业人口普查显示，2006年末，以农业为主要行业的从业人员中，年龄41-50岁的人口占23.1%，而51岁以上的占32.5%（表1）。与1996年第一次农业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当时51岁以上农业从业人口比重为18.11%，相当于此后年均增加1.44个百分点。其中，51-60岁农业人口比重在第一次农业普查时为10.81%，第二次农业普查时则上升至21.3%。可见，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已经显现。

2006 年至今，时间又过去了6年，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老龄化问题应该更加突出。从不少草根调研的数据看，全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年龄在50岁以上者估计占到70%左右。更有学者（朱启臻、，2011）调研了10省的20村，发现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年龄结构中，50岁以上劳动力占87%（表2）。因此，当第一产业的劳动人口以中老年劳动力为主体时，第一产业的全职人数接近2亿的可能性不大。

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年鉴》统计，2009年全国农村50岁以上人口为1.7857亿，占乡村总人口的比例为28.92%，若我们乐观假定50岁以上人口的务农率为70%（剩余30%为从事非农业劳动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口），并同时假定50岁以上农业劳动的人口占整个农业劳动人口的70%，那么，由此可推算2009年中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大约为1.79亿。或再乐观假设农村60岁以上人口的务农率为80%（据2010年《中国人口年鉴》统计，2009年全国农村60岁以上人口为0.91亿），又假定这部分人口占到农业劳动人口的60%，由此推算2009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大约为1.21亿。由于农业劳动力人口是逐年减少的，故我们认为，即便是扣除了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中兼职从事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劳动，并获得一定报酬的8000万之后所剩下的1.96亿劳动人口（2010年），仍然是偏高的。

因此，根据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构成比例、老年劳动力的务农率，大致可推算出中国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表3）。

从全球范围看，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如1995-2004年间，日本农村30-59岁男性劳动力占农村全部男性劳动力的比重从27.73%下降到21.47%；60岁以上农村男性劳动力占农村全部男性劳动力的比重从60.59%上升到70.58%；60岁以上农村女性劳动力占农村全部女性劳动力的比重从55.65%上升至 65.37%（李应春、翁鸣，2006）。此外，如美国、南非等国家的农民平均年龄也接近或超过60岁。

为何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呢？这主要是由行业劳动报酬率的平均水平决定的。从很多案例看，一个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年龄与该行业的平均薪酬水平有很大相关性。如我国的园林养护、环境卫生等行业也存在从业人员老龄化问题。如园林养护行业的平均薪水较低，故吸引不了青壮年劳动力，“据园林管理处统计显示，450名园林工人平均年龄为60岁左右，月工资1000多元”（摘自《永康日报》2012年5月24日）。同样，环卫行业也有类似之处，“来自贵阳市城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该市有环卫工1.2万余人，其中一线临时聘用人员约1.1万余人，占总人数的90%以上。而他们中的90%又来自偏远农村，多为女性，文化程度低、年龄结构偏大，45岁以上的占70%，部分人员还有轻微残疾”（摘自中国新闻网2012年7月15日）。而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薪酬往往还低于园林和环卫行业的劳动薪酬，在中国劳动力流动已经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其老龄化就成为必然趋势。

从事农业劳动的合理人口数

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第4篇

在刘易斯教授经济发展学说中，假设农业和其他传统部门劳动边际产出很低，为零，甚至为负值，是其无限劳动供给以及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理论支柱之一（Tignor， 2004）。利用印度大流感案例提供的经验数据进行检验，源自在经济发展理论史上与刘易斯教授齐名的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虽然两人同时获得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对传统农业经济属性特征，对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功能作用具有不同甚至对立认识和解读。舒尔茨不同意农业零值劳动假设，并在上世纪60 年代利用印度大流感对农业影响的经济史案例，第一次对上述假设进行定量经验分析，得到不支持零值劳动假说的经验证据。舒尔茨这一研究引发与另一位经济学大家森教授争论。大流感对农业生产影响本身是一个灾难性事件，然而为实证检验农业零值劳动假说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自然实验”场景或案例。

一、对零值农业劳动的赞成

阿瑟・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1954））一文中，首先提出了“零值农业劳动”这一概念。他认为，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劳动力是如此丰裕，以致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在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很小，为零或负的情况下，农村出现劳动力剩余。在这个学说中，其认为在农业的生产活动中，一些劳动力对农产的增长没有起到促进的作用，即使是有些人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所以，刘易斯认为这些人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所以，其认为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活动中剥离出去也不会对农产的生产造成任何的影响。

对于零值农业劳动并没有考虑到农民劳动能力方面存在不同，而且也没有把一些不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排除在外。1943年，P・N.罗森斯坦-罗丹通过对东欧以及东南欧一些国家的实证研究，其发现这些地区的零值劳动力的比例在25%左右。他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在这个时期由于农业生产技术基本上没有发展变化，并且波兰的农民有20%被德国抽调，这样并没有导致农业产量的减少。刘易斯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通过对印度劳动力的实证研究得出，针对印度的目前劳动需求，零值劳动力的比例在25%左右。

二、对零值农业劳动的反对

R・S.埃卡斯在其《不发达国家的要素比例》（1955）一文中对零值农业劳动的假设是：农业要素技术无替代，这是在适用余量存在的条件下，然后通过对穷国农业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为论点，通过例子的形式来说明零值农业劳动力的存在。瓦尹纳在《对“隐蔽事业”概念的某些说明》中提出：“我发现，要是人文在其他生产要素的数量及形式都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已知的方法，即通过更仔细地选种和播种，更广泛地锄草、耕作、间苗和施肥，更辛勤的收割、拾穗和清扫谷物来追加劳动不会使产量有某些增加，这是不可能的。”

西奥多・W・舒尔茨在其“拉丁美洲经济政策教训”一文中，首先对零值农业劳动的存在提出质疑；在《改造传统农业》（1967）一书中提出“零值农业劳动”不存在，其通过对零值农业劳动的各种理论和思想进行评述，并且使用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的数据对零值农业劳动进行实证检验，舒尔茨认为：贫穷社会中部分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学说是一种错误学说。它有一些值得怀疑的根源，它建立在一些不可靠理论前提之上。从经验分析角度看，舒尔茨（1964）认为零值劳动假说如果成立，就应能在一个贫穷农业社会观察到以下现象：农业基础生产条件没有改变前提下部分劳动力脱离农业时，农业产出仍能保持固定不变。需要注意的是，已实现现代增长国家曾经历农业劳动力减少与农业产出增加同时发生的事实，并不构成支持零值劳动假说的经验证据，因为这可能是伴随农业技术现代化与资本深化结果。支持零值劳动假说经验证据要求，在基本没有发生上述变革前提下，农业劳动力显著下降不会导致农业产出显著减少。

森从剩余劳动力概念的经验含义和统计检验两方面对舒尔茨检验提出挑战。森认为，通常理解的剩余劳动力假说认为，如果农业劳动力减少方式服从一种特定的家庭或地区分布，那么N%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不会引起农业产出的下降。森之所以强调劳动力减少方式因素影响，是因为他认为市场不完美导致劳动和土地再配置过程需要较多时间或存在较多局限。就“特定分布”的具体含义，他进一步提出一个命题，农业经济中转移出N%劳动力，只要是在经济激励作用下发生的，譬如外出务工，那就不会对总产出产生影响。他认为在经济激励下，边际生产率越低的家庭将有越多的转移劳动力。由于印度大流感造成的人口损失在地理与家户上具有集点，森认为舒尔茨应用印度大流感事件来检验剩余劳动假说有不适当之处。

李远芳，卢锋，Kyle P. Chauvin，陈思丞在《刘易斯农业零值劳动假说的“自然实验” 检验--来自印度大流感与中国的证据》（2012）一文中，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1958-1960的作为个案对零值农业劳动进行实证研究。其得出了在这个期间，零值农业劳动不存在，和舒尔茨的观点相一致。

三、总结

舒尔茨把刘易斯理论基础命题之一概括为农业零值劳动假说，从经济学常识角度对这一理论逻辑提出评论，利用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政策实践案例对这一理论假说提出质疑。尤其重要的是，舒尔茨结合印度20 世纪初大流感疫情前后经济环境变化这一难得“自然实验”条件，对刘易斯农业零值劳动假设提出计量分析检验。无论在推动当时经济发展研究方法朝实证化和可检验化方向演进，还是在认识刘易斯流行学说潜在局限性方面都自有积极意义。虽然森教授对舒尔茨研究提出反批评，不过森利用印度大流感时期调整数据提供分析结果也显示零值劳动假说缺乏严格经验依据。刘易斯和舒尔茨两位发展经济学大师同获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我们理解什么是好的经济学理论、经济思想如何通过学术批评演讲发展都具有经济学说史角度的启示意义。

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第5篇

关键词：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转移；农村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2-0188-03

1 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产生的原因

1.1 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分类

所谓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劳动力合理配置过程中的客观现象,也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指超过农村农业生产所需要的那部分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一个动态的和相对的概念，它随着耕地面积、机械化程度、科学技术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里的剩余是相对的剩余，即隐形或不充分就业的剩余，其边际生产率为零。

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积累型剩余农业劳动力。是指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劳动力的增长超过农业生产的需求而日渐增多的剩余劳动力。它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农村劳动力的自然增长超过农业需求能力，沉淀在农村的劳动力日益增加而造成的；其次是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日渐加多。

其二，效益型剩余农业劳动力。是指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新技术的应用、产业的更替等原因使部分劳动力剩余。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劳动效率的提高，使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实际需求减少而使农村部分劳动力剩余出来。

其三，结构型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指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导致的城乡经济不合理，限制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及工矿企业转移，以及农村产业结构的单一，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自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而产生的剩余。

其四，季节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指由于农业生产自身具有季节性特点，农忙时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较多，农闲时对劳动力需求较少，在农闲时产生部分剩余劳动力。

1.2 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原因

一是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造成的不适应性剩余。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加快，出现了一些新兴的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由于新兴的产业对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而农民大部分素质较低，短时间内无法满足用人需要，因此造成农村劳动力剩余；同时随着传统农业及农产品工业资本存量的调整，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步下降，也致使一部分人无事可干，从而导致农村富余人员增加。

二是农业边际报酬率递减造成的弃地剩余。自1978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至上世纪80年代末，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土地的收益率发生了质的飞跃，农民的收入也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农民物资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出现了“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农业边际报酬递减促使农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进而增加农业生产的成本，因此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就更加突出，致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农民家庭直接减收。不断减少的土地回报率使农民的收入逐年减少，有的地区甚至仅能解决农民的基本温饱问题，农民的生活水平无法得到提高，更无法满足他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最终农民不得不从土地上游离出来，成为隐形失业者。

三是农业耕地面积减少造成的资源短缺性剩余。我国是一个土地资源缺乏的国家，可用于耕地的面积尤其较少。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人均农业耕地面积正在快速减少。从全国来看，目前我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仅近1.3亩，是世界平均耕地面积的1/4左右。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步伐的不断加快以及一些对土地的不合理的使用，我国耕地正在以每年500－700万亩的速度减少。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劳动力却以每年1000至1300万人的速度急剧增加，使得我国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四是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造成的相对性剩余。随着我国农业科技战略实施的不断深入，农业科技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科技成果得以广泛的实施。在农业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如高效农药的使用、良种的推广、收割机等机器的使用都极大地减少了农民为施肥、收种、除草、灭虫等田间管理的劳动时间；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业技术效益不断增加也大大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资本有机构成相应地提高，使农业对活劳动的需求减少，也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

2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2.1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增强了城乡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促进了社会变革，塑造了一代新型农民，产生了广泛的回归效应。“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意味着农业的剩余向农村转移、农村的剩余向城市转移的绝对转移思路,也意味着劳动力本身、农业、农村自身的直接发展所形成的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的提高而导致的相对转移。因而,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是良性发展过程的应有之意。”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使资本、技术、信息随人员流动而运动，使区域间交流日益增多，纵横联系加强。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大范围转移是市场机制作用的产物，是继后，对中国传统体制的第三次冲击。由于它的存在，促使政府对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务市场法规制度，以及户籍管理、住房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农村劳动力得到比较充分利用，充分发挥了农村存量资源的经济作用，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加，从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前提，也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可能。第一，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为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力保障。第二，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农村转向非农经济的劳动力，无论是离土不离乡或是进城务工经商，从根本上说没有脱离农村，他们务工经商所得除一部分用于提高自身生活水平外，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向本地的农业或非农产业，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稀缺资金。第三，返乡创业的农民，不仅带回了稀缺的资金，更带回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也带回了市场，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所需技术、管理和市场。第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农业经营模式，由小块的分散经营向规模经营转移，发挥规模优势，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搞特色经营，创农业品牌，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农业现代科技的推广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农村经济发展减轻人口负担。“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关键是要持续提高农民收入；而提高农民收入，关键又在农业人口的非农化，以及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人口和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城市的转移，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条重要途径，其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和城市化进程的快慢。现代城市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源要素聚集的一种物化体现。资源要素的集聚，是城市化的内在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各地各类专业及综合市场的成功发育，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镇聚集，使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绝大部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向小城镇转移，毫无疑问，为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减轻了人口负担，为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效率做出了贡献。

2.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农村现代化而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必须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看，只有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比例，才能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生产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农村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农村现代化水平。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历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贡献不仅仅表现在劳动力非农化水平的提高方面，而且更在于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农民收入、农民的消费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机械化程度等均得以提高。另一方面，对于农村经济，现代化意味着通过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增长和农业中现代科学技术含量增长的作用，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如果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顺利转移，过大的人口压力必然阻碍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对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替代，制约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从而减缓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充分转移，才能有真正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才能推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2.3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素质为农村经济发展锻炼人才

在现代社会，劳动者的素质是劳动力就业竞争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用人单位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一种双向选择的过程，这种双向选择的机制决定了一个劳动力要从农业向非农行业转移，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通过转移过程中的工作和学习，通过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环境，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掌握了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开阔了视野，培养了新的意识和观念，如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价值观念、法律观念等，进而全面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为发展农村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也就没有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加，也就没有农村的小康和富裕。农民的富裕又反过来在农村进行教育和其他智力投资，不仅增加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资源，而且提高了自身素质，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2.4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农村经济发展注人了资金，繁荣了农村市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包括三层含义: 产业转移、地域迁移及身份改变。产业转移指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也就是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本质是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地域迁移指农村剩余劳力向城市的聚集居住;身份改变是指农业剩余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造成职业生活的转变并失去农民身份。”产业结构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农村人口均低于10%，而我国却高达80%。人口流动不但能降低我国务农劳动者的实际人数，还可较快地改变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业组合，并有力地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外出劳动力增加的收入，绝大部分带回家乡消费，带动了当地建材业和商业的发展，这不仅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而且把部分收入用于发展农村经济，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事实证明，一批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才和善于管理的企业家、实业家已经在“ 打工仔” 的队伍中脱颖而出，其中许多人致富后带着资金、项目、技术回家，促进了当地市场的繁荣，加快了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2.5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优化农业结构，加快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客观上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能够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市场比较优势，把土地资源置换出来，发展用地较少，而耗费劳动力较多的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迫使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业就业容量。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高标准农田基本建设、小流域治理、荒山绿化、平原绿化、农村交通建设等，引导农民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通过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压力。

此外，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发展农村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带动关联产业群的发展，将产业优势和产品优势转化为农民的就业机会，拓展农民的就业渠道。具体而言，产业化经营是以建立高效农业体系为核心，注重发展农副产品的深度加工和流通，可以调整乡镇工业的产业结构，使其围绕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和农副产品为原料办乡镇企业。这种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能够降低乡村办工业的成本，有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乡镇企业、乡镇加工业，有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产前、产后环节转移，缓解农业生产劳动力过剩的压力，形成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很强的吸纳能力，从而为农村经济发展积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