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与商业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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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与商业结合范文第1篇
中国国际时装周恰恰为设计师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开放性和国际性平台，她致力于构建在设计与人、社会、自然、时代之间相生相动的关系，为当代中国的时尚产业发展提供多维的视角参照。
在中国国际时装周2017春夏系列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更多设计师在设计中融入民族的文化内涵，在设计理念、面料组合和装饰搭配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质。NE TIGER2017高级定制会以“贯通古今 融汇中西”为设计理念，带来了一股民国范儿。例外演绎了东方哲学精神之于服装设计领域的深度延伸，将民族传统手工艺、宋代美学元素基于当代生活方式进行了审美重塑。张义超则把非遗文化元素“夏布”搬到了时装周，再现中国生态。曾凤飞延续了中式服装设计理念，从裁剪、面料运用等方面体现了中国元素。
文化的征服力不分国界不分民族，设计师有责任用自己的设计力量向世界传递那份中国的自信、传递那份属于中国的创造力。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寻根之上，需要更具现代感与时尚张力的转译与嫁接。
过去国内消费者对欧美大牌盲目追捧，对国外生活方式痴迷，现在中国的消费市场越来越成熟，并正形成中国人的消费观，这对于设计师来讲是非常好的促进，也让设计师更好地和市场结合。
中国的时尚产业需要不断进步，不断成长，而设计师是整个时尚产业链中的一部分，要服务于整个中国时尚产业的发展。对于这些土生土长的中国的设计师来说，他们的挑战在于观念的更新，如何有效保留他们所坚持的中国文化同时又能让国际市场接受这个文化？
提到这，不得不提这几年在国际市场上炙手可热的设计师王汁（UmaWang）和张卉山（HuishanZhang）。两人虽然成长路径不完全一致，但在生活阅历、设计与商业表现上却有许多共性：都是成年后去海外求学，相对于在国内的设计师而言，所背负的“民族”负担较少，对各国文化与理念的包容性更大，但与此同时，又没有丢失本民族文化中骨子里的审美哲学，比如内敛、含蓄。
尽管中国文化是这批中国设计师难以摒弃的特别情结，但他们对于“中国设计师”这个标签多少有些抵触，更受欢迎的说法或许应该是“来自中国的时装设计师”。
非遗文化与商业结合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共享性开发；协同发展
2013年9月、10月，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从国家层面看，该战略的实施旨在利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特质，重新打造中国与古丝绸之路和古代海上贸易路线国家的合作关系，与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民心相通、文化建设是该战略的题中之意。它不仅为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新的平台，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是资源开发提供了新机遇。
一、“一带一路”战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一）非遗资源开发与非遗传承保护不冲突
非遗资源开发与非遗传承保护这两个问题并不存在本质冲突。就前者而言，主要指的是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的商业开发。虽然资源开发的方式在当下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学界所担忧的“产业化”问题，但是从商业开发的路径看，与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之间是不矛盾的。
“生产性保护”是我国自加入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并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至今，结合中国实践经验，提出的一种新的保护手段。2012年2月，中国文化部颁发的《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中专门界定：“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简而言之，其逻辑起点就是通过非遗项目的手工产品和手工产品市场的开发，利用经济效益的获取来可持续地推动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然而，由于现实开发中大量出现的去手工化、机器化生产现象，学界对于非遗资源的开发、非遗产业开发一直存有比较大的异议。这事实上不是非遗资源开发的内在问题，而是全社会对非遗资源开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律问题，需要由政府主导予以监督和管控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负面问题的存在，而本质上否定非遗资源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延续，重在传承，也重在发展。唯有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知与更深层次的社会消费，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
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迫切需要融入社会生活，需要广泛的社会消费，唯有如此才能催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传承并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需要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一带一路”为非遗资源开发、走出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从“一带一路”的战略合作框架看，它贯穿了亚、欧、非大陆，连接了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沿线有65个国家，人口总数达44亿，占全球总人口比重的六成之多。尽管各个国家之间在种族、民族、宗教、社会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上存在各种差异，但是古丝绸之路悠久的贸易历史，也说明这些地区之间有着心灵相通的文化基础。从非遗资源开发、非遗产品走出去来看，这些沿线国家在消费中国非遗文化上不仅有历史基础，更有广阔的市场空间。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能够开拓并抓住这些市场机遇。
（三）非遗文化走出去有利于实现民心相通的战略目标
自2013年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文化建设一直是该战略重要的题中之意。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明确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主要发展内容，其中，民心相通成为该战略实施的文化目标。因此，如何推动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对话，在尊重客观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增加文化间的相互认知与彼此认同，则成为我国丝绸之路沿线省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战略任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活态表征，有利于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文明对话与相互认同。从文化间关系看，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在今仍真实存在。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对话，正是为了达成多元文化主体对彼此文化的认知、尊重乃至理解，增进文化间共同情感的交流和确认。世界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不同民族、种族、族群的文化传统的延续，在其意义结构中事实上是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的。一方面，共同的文化源头或亲近的文化血缘为不同地区的文化对话提供了交流的历史基础。我们在追溯一种文化或文明的源头或流变脉络时，总会发现这种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没有一种文化能够保持^对的独立；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对于生命、爱情、自由、正义等价值的共同体认，是不同地区人们能够跨越民族、种族、国籍、语言进行交流并相互认同的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承载了这些普遍情感的重要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不同地区文化交流或交融的产物。丝绸之路沿线省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很多文化的形成、演变都受到古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往来的影响，或者是经由外国传入，或者在中外互通的基础上受他国文化影响从而流变演化。可以说，这些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大地丰富了古丝绸之路文化的内涵。因此，要推进民心相通，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所以，“一带一路”战略的启动，事实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助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实质上就是要在新的文明周期开始的时候，与各国人民共同开启新的文明之窗。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非遗资源共享性开发的对策路径
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如何积极利用其战略机制，针对性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则是本文思考的主要方面。具体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一）在国际开放视野下，科学规划制定非遗资源共享开发的协同机制
丝绸之路连接着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国家），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的广阔区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提出，事实上正在重塑国内沿线区域的社会地理空间关系，重塑区域之间的空间文化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作为文化资源，就是被重塑的空间文化关系的重要方面。沿线省份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产业培育以及非遗产品走出去等方面做好区域协同的一体化规划。
而就协同一体的规划制定看，首先要考虑资源禀赋问题。既要立足经济带整体性资源优势做好战略的系统定位，还要兼顾各区域的比较资源优势，做好战略的空间布局。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南四省区市重庆、四川、云南和广西。这些地区拥有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仅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情况，就有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玛纳斯”、以及“麦西热普”，青海的热贡艺术，甘肃的“花儿”、皮影戏。而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前三批）的数量和资源类型来看，这些地区的非遗资源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以及民俗方面，其中，尤属传统手工艺和民间美术资源的数量甚为丰富。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资源开发的现实困境，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仍需以保护为主，因此，从文化走出去，尤其是依托“一带一路”经贸平台走出去的路径看，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类项目的资源开发是比较契合的。当然，就各省份自身的战略开发选择看，还需要再分析具体名录项目的传承基础与资源开发的可行性条件，从而确定其开发重点。
除了现存资源禀赋，各省份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尤其是历史互动方式，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沿线省份在地理、社会、经济环境上的差异客观影响了历史上贸易路线、贸易方式、贸易内容的差异。相应地，文化往来互通的方式、内涵以及层次也有差别。今天，重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不得不搞清楚古丝绸之路的跳动脉搏，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明晰沿线省份的战略分工，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这就要求沿线省份积极做好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挖掘和研究工作。通过深入挖掘、整理历史脉络，理清该地区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确定与新丝绸之路的契合方式。
在综合考虑资源禀赋、历史互动因素基础上，协同发展的对话机制更是不可或缺。没有出于顶层设计的协同机制，或者说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的协同机构、协同制度，没有跨行政区域的对话、合作乃至监督评估平台，不利于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的整体规模经济，容易导致资源的重复开发、同质化资源开发的恶性竞争等一系列后果。沿线省份的政府机构应加强这方面的对话，切实推动有关非遗协同开发与走出去管理机构、制度的建设工作。
（二）在政府积极主导下，科学搭建多层次、高质量的非遗产品国际贸易平台
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下，推动非遗资源开发并以此促进非遗文化走出去，需要特定的贸易渠道。作为经贸战略，“一带一路”在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设施建设上进行了大量投入，这也为非遗产品走出去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然而，不同于工业、生活消费品，非遗产品不是大宗消费必需品，沿线国家的市场有待深入挖掘，国际化的产品展示和贸易平台是必需的。艺术节、文博会、项目推进会等平台的建设应当成为战略重点。
目前，我们已有一个综合性主题的国家级平台，即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这是由我国政府批准，由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旅游局、中国贸促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面向沿线国家的国际流合作平台。2016年9月20日举办了首届“文博会”，从参与国家和代表团的数量看，规模非常大，文化和经济效应后期会逐渐显现出来。
除搭建综合性国家级文博会平台，主题类文博会、艺术节平台的建设则具有积极的补充作用。沿线省份不要在综合性平台建设上同质化竞争，而要结合区域资源优势，积极搭建特色文博交易平台，努力做好品牌建设，为当地特色非遗产品的走出去发挥实质性引导作用。
（三）在社会协调基础上，着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开发中社会参与的主体性和广泛性
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地区间民心相通、文化交流，其参与主体不仅包括政府、企业，还要积极调动社会公众、基层的文化参与。就这些区域而言，多数地区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主要在经济欠发达的乡村地区传承，非遗资源的商业或者产业开发对于当地民众而言，不仅是其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更是增加自身收入改善经济环境的重要途径。因此，出于保护地方文化生态、加强文化传承的考虑，要特别保障这些地区的社会参与权利并构建参与机制。
从目前看，一是要扶持、建立一定数量的民间手工艺专业村，将这些地方特有的文化资源、智力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积极有效地整合到非遗资源产业的开发建设中，引入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战略的实质性推进中。二是继续发展并优化“农户+协会+公司”的协作发展方式。一方面，强化协会在非遗保护与非遗资源市场开发关系协调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协会统筹个体农户、个体传承人集体参与地方非遗资源开发，从而加强实现整体规模经济效应。
（四）在可持续发展原则上，牢固确立非遗资源开发的创新意识，不背离非遗传承保护基本原则，鼓励非遗产品走出去
非遗产品的开发需要创新意识。从我国古代文化艺术走出去，尤其是文化艺术商品的外销经验看，积极的文化创新、文化调适是其关键因素。既然要打开沿线国家的文化消费市场，就必须做好融入国外文化市场的准备，审美取向、价值偏好的调适，技艺的创新，包括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些都必不可少。换言之，既要保持有中国特色，也要一定程度上容易被外国消费者接受。这与非遗的传承保护是可以调和的。只有不内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不背离该非遗项目传承流变的文化特质，不改变手工生产的基本手段和工艺流程，在产品开发的外观、样式上有充分的创新空间。
从我国古代年画产业繁荣期大量外销的情形看，其中就有丰富的年画题材革新，尤其是针对外销地区的审美趣味、世俗信仰等创作了丰富的专门满足当地热门需求的年画产品。同样地，从我古代瓷器的外销经验看，也是如此。我们不能狭隘地将非遗的传承保护理解为固守现状、一成不变。诸多非遗项目流传至今，正是在不断地创新与调适的节拍中保留其社会生命力。从这一点而言，积极抓住沿线国家的市场空间，绝不是用非遗去牟取所谓的经济利益，而是要依托新市场的打开，提高非遗文化的国际认知度和接受度，通过非遗产品的社会消费来提高其创新的生命力。这也正是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谈非遗资源开发、非遗产品走出去的主旨所在。
[参考文献]
1胡惠林.关于文化产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
非遗文化与商业结合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媒体；“洛谐”；再发展
“洛谐”是流传于日喀则市南部地区定日县的一种民间歌舞，它一脉相承民间歌舞艺术的形态，又在艺术种类上集音乐、舞蹈、弹奏于一身，形成了传承至今仍踵事增华的传统歌舞之一。在国家大力提倡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的大背景下，定日“洛谐”成了该地区政府的重点保护对象，并于2008年6月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编号Ⅲ-87。新媒体技术的介入也为定日“洛谐”歌舞的传播带来了新的突破口，打破了地域局限，改变了单向的传播方式，在政府解决传统文化+经济发展难题的同时带动大众自觉传播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笔者希望能通过本文对定日“洛谐”的“艺术欣赏价值、体育健身价值、社会精神价值、旅游文化价值”①等在新媒体视域下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阐述，使大家更好地了解“洛谐”艺术的发展前景，正确认识在新媒体视域下“洛谐”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共同保护好“洛谐”这一独具民间特色的歌舞艺术。
一、定日“洛谐”现今发展状况
“中国新媒体发展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后，总体格局越来越趋于稳定，整个行业进入深度调整和再探索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新媒体内容生产力持续释放，媒介新技术不断向前发展。”②笔者认为，新媒体技术的介入为众多民间歌舞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定日县被称为“洛谐之乡”，从“洛谐”现今发展的状况来看，与传统铺垫和现当代创新作品的结合占很大因素，通过收集数据得知，新媒体抖音、美拍、微博、微信公众号、慕课等技术的成熟，已将“洛谐”的传统歌舞等作品弘扬至大江南北，其中，CCTV-3《舞蹈世界》节目组、CCTV《文化十分》节目组、中国网、日喀则旅游网、魅力网、中国旅游商业地产网曾多次下乡实地考察，对其舞蹈的风格形式、乐器演奏、传承和传承人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将“洛谐”舞蹈带到各大平台进行传播。在笔者看来，此举为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可行性的贡献，在传播文化艺术的同时提升了“洛谐”歌舞的艺术欣赏、旅游文化、社会精神、体育健身等价值。
（一）关于“洛谐”的流动性
本文运用访谈法对大学定日县协嘎尔镇恰来村和扎果乡扎果村等学生进行采访，来了解当地“洛谐”歌舞的发展现状。关于“洛谐”的流动性通过访谈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洛谐”发展起来以后到各地进行表演而形成的流动；二是民间艺人为了生存走访各地进行卖艺；三是与半农半牧的生产状态有关，但不是其主要的流动因素，因为“洛谐”表演主要集中于人口集中的农区，牧区人口较为分散，很难组织，传播效应较低。在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果谐是堆谐的母亲”，而且在学术界定日“洛谐”属于堆谐的南派风格之一，因此有关“洛谐”的流动、发展、传承，罗旦在《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一书中提道：“‘堆谐’从旷野田间的‘果谐’歌舞逐渐演变为村头小巷的南派堆谐歌舞，这是从环境和空间的变化中发展而来的。从群体自娱性表演的‘果谐’转变为个体娱人性表演的‘堆谐’形式，这是从艺术表达方式和内容的变化中提升而来的。这是一种民间歌舞艺术自然发展的基本规律。”③
（二）“洛谐”艺术现状及问题
1.表演节日藏族的传统节日主要以藏历年、雪顿节、望果节等为主，藏历年是藏族人民的传统节日，是根据藏历推算出来的，与汉族的农历新年大致相同；“雪顿节”在罗旦的《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一书中被描述为“堪称历史上规模较大的文化艺术博览会”①。该节日是融宗教活动、服饰艺术、餐饮文化、戏剧艺术、歌舞艺术于一体的盛大传统节日。“望果节”在藏族是绕着丰收在望的庄稼转圈的意思，是藏族人民庆祝丰收的节日。“洛谐”在表演节日上现今表现为从田间地头的传统、民俗节日转换为紧跟时代旋律和发展主题的传统、革命文化节日，以及政府组织的各大文化旅游节日等。从这一现状中我们得知除了大型的传统节日以外，小型的民俗节日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正在逐渐失去其传承的意义。2.舞蹈风格在何永才所著的《舞蹈概说》一书中曾这样讲：“各种艺术形式，都是在既能相互联系又能各自独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②它们在各自独立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相互联系和可以吸收的基因，采取结合、配合、综合等方式重组构成新的艺术形式和种类。现今由于各大艺术团的成立和新媒体技术的介入，为迎合艺术市场发展的需求，其表演形式分为传统与现当代新编作品两大类，民间以传统表演为主而艺术团以加工美化后的传统作品和新编作品为主。何永才在书中针对该艺术的表现力，提出了以下三点：一是根据舞蹈自身热情奔放的特点，吸收国外民间舞的艺术特色，侧重变化脚下节奏组织情绪，表现藏族人民新的精神风貌；二是以《奴隶之歌》中的愤怒舞为例，提出从人物情感需要出发，加强该艺术表现的力度；三是以舞蹈《丰盈》为例，提出主题意念法，使用脚下节奏用变化、模拟自然声效等方法，在鼓励艺术创新的同时又不丢失民族自身的特色。3.演奏乐器民族民间舞蹈服饰和道具与民族民间舞蹈的文化属性、艺术特征、舞蹈韵律、形态风格等有着紧密的联系。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及特殊自然环境中，利用独特的服饰道具丰富了民间舞蹈的文化内涵和深层寓意。“洛谐”的演奏乐器目前以扎年琴为主，它作为民族民间舞中最常用的娱乐道具之一，以其独特的音乐、表演、传承等特性现今已广泛应用于各类民族民间舞中，为更好地保护传承下去，被编写进高校的音乐舞蹈课程教材中使用。通过访谈得知，随着社会生活、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歌舞内容的丰富，部分地区由最原始的自歌自舞发展为带有乐器（六弦琴、孜孜、鼓）等结合舞蹈表演到现在的“音频+舞蹈表演”形态。这一现象充分凸显了民间手工艺技术正逐步退化和失传的问题。如何正视新媒体对“洛谐”歌舞传承所带来的影响？访谈结果显示，新媒体传播的“洛谐”歌舞受众呈年轻化趋势，并不被当地的中老年人群所接受，他们认为“洛谐”就是当地较为普遍的劳作歌舞，而舞台上加以美化的大幅度舞蹈动作结构严谨、程式规范，反而失去了传统自娱形式和风格。
二、新媒体视域下“洛谐”艺术的传播价值
（一）艺术欣赏价值
定日“洛谐”作为劳作歌舞之一，以其朴实的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藏族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劳作场景，从地域风格特征来分析，它属于“堆巴”南北派中的另一种风格，南派堆谐普遍统称为“洛谐”（是藏语，指南部堆谐），它所指的不仅是简单的地域概念，其更多地指向在舞蹈的风格特征角度上形成的南部堆谐含义。“洛谐”的表演乐器丰富，以扎年琴和三弦琴（孜孜）为主，早期的表演中有击鼓的现象。在舞蹈风格上，定日“洛谐”在舞蹈中强调和突出了原民间舞四分之一节拍的后拍起步，保留了中起步，四、二节奏变化，上身呈九十度弯腰低头姿势，舞蹈动作以摆动双臂双手体现了南“洛定日”庄重典雅古朴的远古舞蹈风格特点。“洛谐”独特的唱腔是慢唱腔，将强烈的小跑旋转、腾跃等技巧，伴音鲜明自成一体，以表现人们独特的生活情趣。“洛谐”以“脚靴”见长，通过脚下节奏变化抒绪，上身姿态变化不多。男性表演时伊拉琴弹琴边弹边舞，穿插旋转动作较多；舞者气质庄重豪放。女性舞蹈时脚步顿地，比较平稳，伴着脚下连点步跳踏，上身微微起伏，双手在胸前左右自如甩动，舞姿显得典雅轻快。③
（二）体育健身价值
“洛谐”是非常欢快灵巧的一种舞蹈，但舞者在身体部位的运用上有较特殊的规律，舞者的下身欢快灵巧，上身又要求平稳大方，而且双手的甩动在缓慢与快速中又显得优美自如。另外，舞蹈中膝盖的自然松弛与小幅度屈伸是藏族民间舞蹈的基本特征，但是，在“洛谐”中的屈伸有别于“康谐”“果谐”，它由于动作速度较快，屈伸幅度很小，上下起伏中膝盖和脚下配合自如、协调，属于综合性的体能运动。在地广人稀的高海拔地区，人民群众所创造出的这一舞蹈艺术为群众的身心健康、生活等带来很多的乐趣、益处。音乐、舞蹈艺术的结合提升了人们舞蹈锻炼时的趣味性和艺术创造性，当力量感与柔美性相碰撞时，更是提升了艺术的内涵价值与观赏性。
（三）社会精神价值
舞蹈以人体作为物质载体，保存与承载着某个族群的历史文化记忆、观念信仰、情感态度、生活习俗等。“洛谐”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族地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也充分凸显了藏民族的文化艺术特色。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民族精神根植于我国的传统优秀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洛谐”作为民间劳作歌舞之一，常常出现在人们的劳作、自娱及节日等不同场景中，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乐趣、憧憬与向往。在平措扎西《流动的定日洛谐》一文中得知“藏历四月是孜布日山的月份，和别的转山不同，转孜布山不仅是一次信仰之旅，更是一次歌舞巡礼，以巡回比赛‘洛谐’的形式，向神山致敬。所以，每次转神山的季节，也是定日人展示自己歌舞天赋的季节”。在定日，这样的信仰崇拜活动以村为单位集体进行，以牧民的游聚方式带上牛羊与珍贵的六弦琴、胡琴，进行此次转山仪式。因此，采取措施保护并开发传播“洛谐”艺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旅游文化价值
旅游文化不是简单的文化特色与旅游景观的结合，而是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形成发展起来的，精神文化、艺术文化、地域特色等作为旅游文化的发展载体，它们之间是不可分离的。结合线上线下的调查结果来看，通过各大媒体的传播，“洛谐”艺术正逐步走进民族文化艺术的大家庭中，它以其别具一格的艺术特性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与热爱，定日县也因此被称为“洛谐之乡”，在新媒体视域下人们更是共睹了该艺术传播为当地旅游经济带来的发展效益。对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地区来说，舞蹈艺术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人民群众的交往距离，以舞蹈的形式聚集重大节日，在歌舞欢腾中增进民族情感，也创造出了流芳百世的民族艺术。
三、新媒体视域下“洛谐”艺术再发展策略
（一）从政府层面来看，加强对当地文化旅游局、艺术团等的指导
只有不断培育青年演绎人才，才能为艺术创新提供助力。该艺术发源于劳作中，传承于劳作中，发展于新媒体视域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传统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已被新兴科技逐步代替，而该艺术不可一成不变地以传统形式延续下去，新作品的编创在不脱离现代生产生活的同时只能依靠青年人担起重任。
（二）从高校层面来看，应不断强化思政教育
近年来，传统文化的保护已成为民族文化发展的热点之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内容以“课程思政”形式不断进入全国小学、中学、高校等各类课程中，让艺术类教师在传授实践教学内容的同时将该艺术背后的源流、背景、分类等情况注入学生的思想意识中，让“洛谐”艺术有源可寻。
四、总结
以上是笔者经过调查后对其问题与发展策略的陈述，笔者以“新媒体视域下定日‘洛谐’艺术再发展研究”为题，认为该艺术具有民间舞蹈概念意义，能够在当下弘扬。在新兴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为促进其再发展，应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的时代主旋律中，在政府扶持下加强该艺术各方面传承价值的宣传力度，在高校思政教育课程传播的基础上，加强演绎、编创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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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与商业结合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市化；维吾尔族土陶技艺；文化生态；礼物与商品
【作 者】丁玫，复旦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所博士后。上海，200433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3 - 0025 - 007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的产生和保护是工业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也是世界性的项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是中国政府近年来为了继承传统、保护地方特色文化、文艺兴国的一项重大举措。中国于2004年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根据《公约》的原则和精神，中国政府启动并完成了第一次非遗普查工作，建立了四级非遗名录体系。据《2015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报告蓝皮书》，国务院先后批准公布了三批共1219项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认定了四批1916名代表性传承人，设立了15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命名了41家国家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同时，管理部门还启动非遗数字化保护，开展数字化保护试点项目的建设以及全国数字化管理系统软件开发工作。201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颁布施行。[1 ]具体到本文所考察的新疆地区，到2013年为止，新疆非遗项目总计有3784项，其中包括国家级、自治区级以及地级和县级几个层面。① 其中，新疆的土陶工艺属于国家级非遗项目。
我国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反映出几个方面特点，首先，国家和政府充分意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护国内各地方和各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认定到立法等程序是以各级政府为主导，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为主；再次，近几年各主要高校也开设了非遗传承人等培训基地，这样的方式调动了各地方的积极性，但仍然是以高校机构作为主导而传承人作为学习者的模式。调动社会各级力量保护非遗固然不可缺少，但非遗传承人的视角和声音也应该得到重视，进而实现全面的非遗保护模式。本文以新疆喀什地区土陶传承人吐尔逊的经历为例，基于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从维吾尔族土陶匠人的视角出发，考察土陶制作技艺的意义和文化内涵。土陶制作技艺是维吾尔族文化身份的守候，也是中国当代社会改革和变迁的见证与反映，对土陶制作技艺的保护应该注重文化和精神的层面。土陶技艺的理念是一种文化生态，是匠人对当下工业社会生产、人与社会关系的反思。因此，在非遗保护和传承中，个体传承人的想法和意识应得到充分的重视考虑，自下而上的非遗保护和传承既有可持续性也有必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存活在过去的“遗产”或者文物，而是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参考，是对当下工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有效的弥补，因此，对非遗更好的保护模式是向之学习，理解和发扬其文化和精神所在。
一、喀什城区改造与非遗保护
喀什噶尔（简称喀什）地处南疆地区，是新疆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维吾尔族文明的重要传承地所在。喀什的维吾尔传统手工艺是当地的传统文化和城市构造的综合体，因此，在讲述土陶手工艺匠人的生活之前，有必要了解土陶作为非遗的背景与城市环境，换言之，土陶如何成为非遗保护的对象。和很多穆斯林聚居地区一样，喀什市的构建特征是以艾提尕尔（Haytgah）清真寺为中心向四周发射型扩展。不同的人群对于城市的中心有不同的定义，对喀什当地的维吾尔人而言，艾提尕尔清真寺从历史到现在都是这个城市的文化与精神中心所在。喀什老城区居住着22万人口，占喀什市总人口的1/2，居民以维吾尔族为主要群体。结合喀什地区的老房改造、抗震减灾和扶贫问题，2001年9月国家启动《喀什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及老城区抗震防灾实施方案》，重点治理道路、排水等基础设施，地道回填，老城区危旧房的一期和二期改造，以及现代旅游业的开发。[2 ]22 ① 2008年12月《喀什老城区危旧房改造综合治理项目》实施，在广泛征求居民意见基础上进行一对一逐户设计，这一阶段的治理重点在于建设疏散场地、降低人口和建设密度，建设一批供水、排水、垃圾收集等集中点，同时打造旅游街区，配建一定数量的经营用房，为低保家庭提供固定经营场所。[2 ]22 经过这两个阶段的改造，目前喀什老城区大致形成两块相对分隔的区域，一部分是已经新改造好的、旅游特点突出的区域，以400年历史的城门作为入口，城门口布置有整齐的园艺，还有一块地方专门供走钢丝杂技表演。站在城门垛望去，城里是整齐而崭新的两层或三层小楼，城外望去可以看到不远处原有样貌生土结构的“高台民居”②。
改建后的新区有平整的街道、崭新的砖瓦楼、新油刷的各种颜色的房门，还有房门上铁匠刚打造好的银色门环。旅游气息在这个区域逐渐成为突出的主题，例如每条街道（维吾尔语为Kocha，意思是小街）都标有清晰的文字介绍，通常有汉语、英语和维吾尔语三种语言，有的街道还配有一些传说故事；偶尔穿行在小街上的旅游花车，花车被各色花帽装点着，里面坐着穿着艳丽民族服装、打着手鼓放着音乐的维吾尔族年轻人，孩子们追逐着花车嬉笑而过。对于游客而言，这里无疑充斥着旅游的节日气氛。这个街区有一个“售票口”，是2015年夏天才开设的，来访的游客们现在需要从这里买票进入街区，这里同时提供简单的游览地图和介绍，工作的导游多数不是喀什本地人，喀什老城旅游景点的设立为这些外地来的维吾尔年轻人提供了工作机会。这个改造街区的一系列设施都展示出改建计划的重点是发展旅游业，而在这里最具特色的铁匠和木匠手工艺也成为旅游亮点。
喀什老城这部分虽然修缮一新，但对于维吾尔手工匠人和居住在这里的人而言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这里几乎每家精细的门窗雕刻都出自这个街区的木匠之手，从门上的雕花到窗台的栏杆、大门上的各式圆润的门环也都出自这里的铁匠之手。当然，这些匠人除了忙于为仍然在建的房子提供需求之外，他们还继续自己的传统手工艺，比如木匠铺会在门口摆设一个摊子，里面通常是自家的木匠工作坊，制作维吾尔族传统日常生活里使用的各种器具，比如木碗、木勺、摆放经文的镂空书架、装饰品，还有专门制作各种型号的木质小孩摇床（bvxvk），小孩子的学步器等。和木匠一样，铁匠也是喀什著名的手工艺人之一，然而显然从事铁匠工艺的年轻人比较少，以一位修补铁桶的老人为例，他不愿意接受拍摄，主要是因为他上了年纪而又没有年轻的学徒继承手艺，才不得不自己继续工作，有人拍照让他想到自己的境况而伤心。虽然街区里打铁铺里的叮当声不绝于耳，但是和这位老人面临同样问题的传统手工艺却是繁华中的潜在问题。
喀什维吾尔传统手工艺面临的挑战来自于多个方面，全球化和快速的城市化使得年轻人不再愿意留在家乡务农或当学徒，学辈留下来的手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到城市里打工、学习或者工作，希望在城市里获得好的生活条件和未来。[3 ]147 再者，喀什老城区的城镇化改造也给这里的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带来的一定影响。城镇化不仅仅是居住地点的更新，也是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理念的变更。比如随着搬迁，一些以前务农的人家决定卖掉原有田地，在改造后的新区以旅游为支撑开店做生意，有的年轻人开始和在内地的亲戚朋友合伙做生意。离开以往的生活区域，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变，改建后的新区居民有不少都是从原住址搬迁到喀什新区的公寓住房，而留在这个新区的房子则打算作为以后的商铺。新区的楼房对木匠和铁匠的手工产品远没有以前的需求量大，人们的家里也不再需要铁水桶等铁质手工器，而维吾尔族传统务农的铁质坎土曼的使用率也在下降。
喀什的城市化进程是促使土陶技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因之一。在城市化必然的改变过程中，政府提出了多样化的保护方式，在2007年天津大学再次修订完成的《喀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提出要以保护、修缮和保留的综合方式改建老城区，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喀什老城的非遗申请和保护也随着城区的改造而提上日程。其中的代表是老城区高台民居里的维吾尔族土陶工艺。正如上文所说，喀什老城区的改造计划从2001年逐步论证并付诸实施，在这期间2006年国家首次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维吾尔族土陶烧制技艺列在其中。
不远处的高台民居虽然同属喀什老城，远没有改造后街区的整饬，没有浓重的旅游味道，这里却更具有日常生活气息。高台民居对游客的开放程度并没有改建后的旅游区大，在这里笔者拜访了土陶传承人吐尔逊・祖侬。
二、土陶和维吾尔族传统
维吾尔族土陶技艺又称为“模制法土陶烧制技艺”，这种土陶技艺大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主要以手口相传，没有详细的文字记录②。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维吾尔土陶主要分布在北疆的吐鲁番和南疆的喀什，其他地区也有土陶技艺，比如阿克苏的阿克陶县土陶归属于新疆自治区级非遗。喀什的土陶技艺最有名气也非常有代表性。吐尔逊并不是高台民居里唯一的一家土陶技艺传承人，在他附近不远处还有两三户人家也都是这项技艺的传承人。吐尔逊的展览室正中间的墙上摆着一份有合影的官方证书，是他被授予国家级非遗传承者的见证。
虽然吐尔逊不是喀什土陶技艺唯一的传承人，但是他的土陶制作和宗旨却和周围其他几个传承人有明显的不同。在吐尔逊的展室里，碗、茶杯等和食品相关的容器大多不上釉，有部分上釉的成品通常只是在器皿的外部，一些花瓶和用来做摆设的器具有上釉，以绿色为主，但是釉层并不厚重。吐尔逊的工作室是一间窄小的房间，这里的主要光源是从上层阁楼透进来的几束阳光。说是阁楼，其实是一层土隔板隔离开的上层空间而已，一层是处理和储存陶土的地方，另一层不大的空间正是吐尔逊每天工作的地方。夏天虽然室外酷热干燥，室内却阴凉舒适，条件正合适制作土陶。吐尔逊几乎一整天都要在工作室里忙碌。小房间里有两扇小玻璃窗，阳光就是从这里进入，周围的墙上都是木头架子，上面摆放着各式各样未上釉的烧制成品。正对着楼梯的位置是吐尔逊的工作台，制作陶器的转盘夹在一层与二层之间，吐尔逊半个身子悬在一层的房顶上，上半身露出在二层，脚下踩动踏板，一边用两手熟练地制作各式器具。
（一）土陶的坚持：文化生态
土陶制作是吐尔逊家的祖传技艺，到他这里已经是第六代。吐尔逊说制作陶器的方法就是这样从父亲传给儿子一直到他这里，但是他的儿子不愿意学习家传手艺，而是倾向于外出工作或者经商。现在家里的妻子和女儿帮忙照看展室，有顾客来的时候帮忙接待。说到自己制作的陶器，吐尔逊很自信并且骄傲地说，他制作的陶器和祖上传下来的几乎一样。吐尔逊强调的是制作理念，特别是针对给陶器上釉，他强调用作盛装食品的器具不应该上釉，因为釉都是各种金属类物质所成，上在陶器上虽然美观但是不利于身体健康。因此，传统的维吾尔土陶由于通常用作家庭餐具而直接烧制而成，并不上彩釉。吐尔逊指着旁边刚做出来的小茶碗陶丕说，这些碗健康实用，倒上茶水可以保温，又不会烫手，还可以留存茶香。周围的几家土陶传承人做的陶器几乎都上有各色彩釉，色彩鲜亮诱人，吐尔逊坚持他不会那样做，虽然好看的东西通常卖得好价钱，但是传统的东西是从父亲和祖父传下来的，他们那样做是为了坚持陶器的健康，自己也要坚持这一传统。
吐尔逊也提到来参观和拜访他的很多人，都说他的陶器要想走向如今的市场，必须要改变要更现代化，虽然吐尔逊不拒绝改变，但他更坚持传统的传承。在吐尔逊看来，他所传承的技艺并不仅仅是技术本身，也不单是制作出来的具体产品在实物层面的保留，而是文化和精神。根据吐尔逊的理念，不上釉的土陶不仅是器物，更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交流与连接方式，吐尔逊制作陶器的土（seghiz①）专门从阿图什运来，质地柔软且非常有弹性，有很好的可塑性，只有这土才能做出最耐用且健康的陶器。土质的选择和土的来源地都是独特的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②，这些地方知识记录和延续着南疆各绿洲之间的历史和交流。在公路和铁路联通南疆主要城市之前，各绿洲之间往往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由此形成了Rudelson笔下各地维吾尔人相对独立的“绿洲身份”[4 ]39-70。而吐尔逊家几代人以来都是从五十多公里外的阿图什一个村子运来陶土，这样频繁的往来正说明商业和物品贸易连接着南疆各绿洲的维吾尔人，这样的往来构成了相对独立的绿洲居民之间共同的想象。陶土在喀什和阿图什间的买卖运输，同往来于绿洲间祭拜麻扎的人们一样 [5 ]16-51 ③，是南疆维吾尔族从相对独立的地域认同到一个共同的民族认同的纽带。由此，对土陶传统技艺的传承是对维吾尔民族文化身份的守候，是象征个体与群体、个体与自然的文化生态。
土陶的传统用途除了用作日常家用器具，还用于街区里的清真寺建筑装饰，吐尔逊展示了专门用途的模具，主要用于清真寺院墙顶部（见下图）。他回忆说以前家里为清真寺制作的这些土陶产品数量不小，有时会成为他们主要的制作产品，现在这些模具已经不太使用了。吐尔逊记忆中为清真寺制作大量的土陶装饰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时期正是改革开放深入影响新疆的时期，很多喀什的维吾尔族商人在生意成功之后，都会捐乜贴④ 修整清真寺，以此感谢真主的赐予，类似的情况在伊犁地区也很显著⑤。在阿拉伯语和维吾尔语中用zakat指捐给清真寺的乜贴钱。Zakat是一个含有丰富伊斯兰文化的道德概念，基本可以泛指捐献，在《古兰经》中zakat所指的捐献包括分享（财物）、增强（社区）和社会公平。[6 ]319 Zakat反映财物所附着的道德和精神对个体、群体以及整个社会的贡献，它强调个人所得财物对于社会的回馈。Zakat可以是穆斯林给予社会上任何需要的群体而没有民族限制，比如孤儿、鳏寡孤独者等弱势群体。[6 ]319-321伊斯兰文化认为zakat是一种义务，维吾尔族传统文化通常用来证明财产的合法性。
维吾尔族文化中，世俗与宗教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伊斯兰就是人们每日的饮食起居和婚丧嫁娶，社会与伊斯兰是一个整体。商人的成功既是社会的给予也是真主的赐予，捐钱修建清真寺，由此证明自己的钱财取之有道，更是对社会的回馈。喀什老城的清真寺有上百座，除了最大的规模的艾提尕尔清真寺，人们居住的小巷中隔几户人家就有一座小清真寺，于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7 ]150-170很多小清真寺得到捐赠的乜贴钱进行修整，吐尔逊因此承担了很多清真寺修建的相关工作。这种回馈尤其体现在维吾尔社区里，小巷里的清真寺（mesjid）几乎是每个家庭的男性必去的地方，做礼拜前后也是人们重要的社交时间，清真寺是精神的家园也是社区的重要社会核心。在20世纪90年代，和国内其他很多城市一样，喀什的很多维吾尔商人注意到社会道德和传统文化的流失，兴修清真寺是对精神和道德的回归，也是对传统的保持。吐尔逊在当时制作清真寺的装饰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中国社会并没有处在一味追求金钱的趋势中，针对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弊端，喀什的维吾尔族以他们的方式弥合社会问题。吐尔逊的祖辈就在为清真寺制作装饰材料，然而他们的经历见证了当代喀什维吾尔族社会的改变，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反映。因此，喀什土陶的非遗保护需要考察传承人的视角，从文化和精神上加以尊重和保护，而不能轻易地从现代市场的角度出发简单改变土陶工艺和制作文化。
（二）土陶的商业化：介于礼物与商品之间
我国现行的非遗保护注重非遗保护与扶贫和发展当地经济紧密结合，非遗的保护与市场化进程相关联。吐尔逊家附近的两家土陶传承人显然已经做出了市场化转型，他们的产品几乎全部是上彩釉的土陶制品，包括盘子、水壶、碗等，这种转型也说明土陶的功能从维吾尔族社会的日常用品日益转变为以审美为主的艺术品或者商品。因而，土陶的使用价值在降低，而其商业价值籍由旅游市场而得到不断提升。面对市场化的趋势，吐尔逊有他的思考和见解。
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传承人的缺失。以前也有一些向吐尔逊学习的维吾尔族年轻学徒，后都因为工作枯燥、挣不到多少钱而离开，对吐尔逊的土陶技艺感兴趣的也不乏外国人士，曾经有几名韩国游客慕名而来向吐尔逊学习过两个月。吐尔逊担心没有学徒而手艺要失传，另外，市场化的生产也要求人工的增加。吐尔逊说自己的技艺一定会有年轻人感兴趣，只是很多人还不了解这项手艺，他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宣传去找到学徒。吐尔逊还希望通过时下新疆很受欢迎的《甜蜜的梦》节目（类似于《中国梦想秀》节目，以维吾尔语为主）来介绍自己的技艺同时寻找学徒，但是他担心自己不能在节目里很好地表达。他认为自己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上电视面对那么多人不知道要怎么在大众面前演讲，所以也不敢真的去尝试。
吐尔逊的土陶作坊年久失修，环境不太好，难以吸引学徒来学习，他希望政府可以帮助进行一些加固和修缮。在几年前的改造中，政府曾经建议吐尔逊和周围的家人搬到新修建的改建区，但是考虑到新的住房结构不适合土陶制作，另外也舍不得离开世代家人生活的地方，所以吐尔逊和家人还是选择留在世代生活的生土结构的房子里。非遗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保留了高台民居，因为要保护土陶技艺，它的制作场所也得到保护。土陶成为非遗是喀什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而成为非遗的土陶技艺也保护了喀什老城区的建筑和文化。
对于土陶技艺的市场化，吐尔逊希望可以在喀什或者乌鲁木齐开一家店铺，通过店铺向外界宣传自己的手艺，同时也可以有更广泛而稳定的顾客群体，目前大多数顾客主要是夏天来喀什的外地游客。关于陶器的价格，吐尔逊特别指出，自己的土陶不会卖那么贵，他的目的在于让很多喜欢土陶的人都买得起，为的是推广土陶制作文化，而不在于把土陶变成奢侈品。事实的确如此，在见到吐尔逊本人之前，笔者在他的展室买了两个小茶碗作为纪念，一共只用了十元人民币，在著名的旅游景点能以这样的低价买到用心之作的手工陶器实在令人惊讶。陶器的市场化带来大规模的量化生产，吐尔逊坚持手工陶器的低价售卖是他对现代工业化生产的反思，用他的话说，工厂生产出来的都是一个模子打造出来的成品，所有的东西都是标准化的复制品，一模一样，没有生命，自己手工制作出来的每一个都有细微差别，每一个都不一样，像人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这些陶器是有生命的。
工厂的东西可以大批量生产，卖得便宜，但流水线上的陶器商品却是人与价值的分离。吐尔逊的陶器虽然只可小规模制作，但保留的是人与物的结合，手工陶器包含的是意义和文化，也可以给顾客能接受的价格①。从陶器的制作理念、价格的制定到对未来市场的考虑，吐尔逊所遵循的不是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土陶社会价值的实现，这种社会价值可能不再是使用价值，而是土陶所承载的文化精神。从这个角度而言，吐尔逊对土陶市场化的考虑更接近于“礼物”这一人类学概念。以莫斯（Mauss）为代表的人类学家认为，和商品交换相对，礼物和资本主义市场里的商品交换不同，不以利润为交换目的。[8 ]10-23莫斯用新西兰毛利人的hau的概念解释礼物关系，送礼方将自己的精神（hau）的一部分寄托在礼物身上，而hau因为是他人精神的一部分被认为是有危险的，因此收礼方必须回礼，将hau物归原主。Hau的概念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就是对礼尚往来的规定，即来而不往非礼也，由礼物而规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礼物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Gregory提出礼物交换与商品并不是完全对立，二者有相同之处，商品交换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礼物交换最大化的是交换双方的社会地位。[9 ]24-36可见，喀什维吾尔文化与新疆其他地区、国内其他城市以及国际上的文化交流，强调的是喀什维吾尔族土陶文化在诸多文化文明中的一席之地。正如Appadurai指出，随着物品的流动和在不同阶段的作用，礼物与商品之间的界限模糊，[10 ]3-65土陶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也带来利润，具有礼物交换的特征。土陶介于礼物与商品之间的特质为解决当下社会问题提供可能性，工业化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价值缺失并不是必然的，吐尔逊对土陶在当下市场的理解说明文化、价值与意义有可能与市场化并行存在。喀什土陶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之一，其介于礼物与商品之间的特征也许可以推而广之来理解国内外其他的非遗当下所处情境。由此，非遗的保护除了适当推动市场化之外，也要重视其作为礼物层面的价值和意义。
三、结 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过去遗留下来的文物，特别是在全球化和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背景下，面对随之而来的价值缺失和社会道德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现今社会有重要启示意义的文化和精神。本文通过吐尔逊的视角说明，土陶技艺所蕴含和传承的正是现代工业社会所缺失的精神和价值所在，因此具有现实的社会价值。吐尔逊对土陶技艺的理解和未来市场化的规划值得受到重视，这些理念传递的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既文化、价值与市场和经济兼顾。因此，对于土陶的非遗保护和市场化，首先需要考察和理解非遗背后的历史、文化和价值，学习这些文化对当地和整个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和贡献。喀什土陶传承人的视角同时说明，非遗传承和保护应该充分重视传承者的想法和理念，认识到这些理念是对当下的全球化以及工业化进行的对话和反思，而不是把传承人的想法也归为“遗产”而断定不适合现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往往是目前工业化社会所缺少的人文关怀和价值，是对当下社会发展的促进。世界其他非遗保护的成功案例也证明同样的观点，比如在日本，很多传统手工艺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所保护的正是这些匠人的制作理念，即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精神，而日本的匠人精神也因此在全社会受到尊重和推崇，这种匠人精神随之为日本现代工业和制造业所继承，造就了日本现代工业的成功。非遗的保护是精神的传承，如果把这种文化和精神拓展和应用到其他的社会领域就会促进文化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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