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托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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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托管服务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儿童； 哮喘急性发作； 布地奈德； 异丙托溴铵； 雾化吸入

中图分类号 R725.6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6）3-0131-02

doi：10.14033/ki.cfmr.2016.3.072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由肥大细胞、嗜酸粒细胞和K淋巴细胞等多种细胞引起的呼吸道非特异性炎症，是儿童时期的常见病，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在世界范围内儿童哮喘发病率和病死率均呈逐年增高的趋势，而完全控制的比例仍未得到明显改变[1]。急性哮喘发作患儿可引起气管痉挛及明显憋喘、气促、胸闷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呼吸困难、窒息而危及生命，须采取合理的方法积极治疗[2]。近年来笔者所在医院采用雾化吸入布地奈德和复方异丙托溴铵联合治疗儿童哮喘急性发作，取得较为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2年10月-2014年9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哮喘患儿74例，均符合2008年中华医学会《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和防治指南》中的相关诊断标准[3]，所有患儿均为急性发作期，有不同程度气喘气促、咳嗽等症状，双肺可闻及哮鸣音，排除重度哮喘持续状态、严重心率失常、心力衰竭、呼吸衰竭、伴有肝肾等器官功能障碍及对本研究药物过敏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儿分为两组，观察组38例，男25例，女13例；年龄1～9岁，平均（5.3±1.6）岁；轻度哮喘急性发作26例，中度哮喘急性发作12例。对照组36例，男24例，女12例；年龄1～8.5岁，平均（5.1±1.4）岁；轻度哮喘急性发作25例，中度哮喘急性发作11例。两组患儿年龄、性别、病情严重程度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儿均给予常规儿科哮喘急性发作常规处理，包括吸氧、补液、氨茶碱解痉平喘、盐酸氨溴索祛痰、镇静等，静脉给予小剂量糖皮质激素，酌情给予抗感染治疗。观察组患儿在此基础上给予布地奈德（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和复方异丙托溴铵（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雾化吸入治疗，其中≤6岁患儿的剂量为布地奈德0.5 mg、复方异丙托溴铵液1.25 ml；>6岁患儿的剂量为布地奈德1.0 mg、复方异丙托溴铵液2.5 ml；均为加生理盐水至3.0 ml后雾化吸入，2次/d。

1.3 观察指标

观察和记录两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如哮鸣音、咳嗽、憋喘等）、住院时间、不良反应等。并评价两组临床疗效。

1.4 疗效评定标准

经雾化吸入5～6次（3 d）的治疗后患儿哮鸣音基本消失，哮喘、气促、缺氧等症状显著改善为显效；经雾化吸入6次的治疗后患儿哮鸣音减少，哮喘、气促、缺氧等症状有所改善为有效；经雾化吸入6次的治疗后患儿症状、体征均无好转或加重为无效[4]。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等级资料行秩和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字2检验，检验水准α=0.05，P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和住院时间比较

观察组哮鸣音、咳嗽、憋喘等症状消失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两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和住院时间比较 d

组别 症状消失时间

住院时间

哮鸣音 咳嗽 憋喘

观察组（n=38） 2.6±0.5 3.1±1.5 1.9±0.6 4.2±0.7

对照组（n=36） 4.1±1.2 5.6±1.8 3.2±0.8 6.1±1.4

t值 4.019 2.765 5.176 3.891

P值 0.021 0.031 0.002 0.024

2.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表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n=38） 31 6 1 97.4

对照组（n=36） 19 10 7 80.6

Z/字2值 2.793 5.420

P值 0.005 0.020

2.3 不良反应

两组患儿均未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

3 讨论

哮喘患儿呈明显的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状态，在各种激发因子作用下引起气道平滑肌痉挛、黏膜充血水肿、腺体分泌增多，导致气道狭窄而出现缺氧、二氧化碳潴留等，因此哮喘治疗的关键是控制炎症反应、解除气道痉挛状态[5]。研究表明胆碱能神经和肾上腺素能神经是支配支气管平滑肌的主要神经，胆碱能神经M受体和肾上腺素能神经β2受体分别分布于中大气道和小气道，因此抑制或阻断胆碱能神经M受体能舒张中大气道，而兴奋肾上腺素能神经β2受体则引起小气道舒张[6]。

布地奈德是一种新合成的非卤化糖皮质激素，能明显抑制花生四烯酸白三烯等炎症介质的合成和释放，抑制炎症细胞活化与迁移，具有很强的抗炎作用，其局部抗炎效果高出地塞米松980倍，与受体亲和力则高出可的松200倍，而不良反应则明显减少，此外，布地奈德还能刺激气道黏膜上β2受体合成、提高β2受体敏感性，通过多种途径来控制炎症、缓解气道高反应性和哮喘症状[7]。复方异丙托溴铵的主要成分为异丙托溴铵和沙丁胺醇，其中的异丙托溴铵为抗胆碱能4价铵化合物，具有抑制气道平滑肌M受体的作用，研究表明异丙托溴铵能拮抗迷走神经释放乙酰胆碱，并阻止乙酰胆碱与支气管平滑肌上的毒蕈碱受体相互作用，从而促进平滑肌舒张；沙丁胺醇则是一种短效β2受体激动剂，能通过作用于气道平滑肌β2受体来激活肌浆球蛋白的肌苷酸环化酶，减少细胞中Ca2+含量，促进气道平滑肌舒张，还能降低气道血管通透性、增强黏液纤毛清除能力，从而改善肺通气[8]。

雾化吸入疗法是目前治疗哮喘患儿最有效、安全的方式，其原理是经空气压缩雾化使药物形成2～4 μm的药雾颗粒，使下呼吸道和肺部中的药物达到有效沉积量而发挥作用。本研究中观察组在常规综合治疗基础上雾化吸入布地奈德和复方异丙托溴铵，发挥布地奈德、异丙托溴铵、沙丁醇胺之间的协同作用，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哮鸣音、咳嗽、憋喘等症状消失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明显缩短，临床疗效明显提高，且无明显不良反应，与文献[9-10]报道一致。

综上所述，雾化吸入布地奈德和复方异丙托溴铵联合治疗儿童急性哮喘发作效果显著，且方法简单、安全性高、患儿依从性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Gershon A S，Guan Jun，Wang Chengning，et al.Describing and quantifuing asthma comorbidty：a population study[J].Plos One，2012，7（5）：e34967.

[2]蒋应星.布地奈德联合异丙托溴铵雾化吸入治疗哮喘急性发作的疗效及安全性[J].海峡药学，2012，24（3）：182-184.

[3]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和防治指南[J].中华儿科杂志，2008，46（10）：745-748.

[4]李长金，刘艳，谭秋，等.两种治疗方案对儿童哮喘急性发作的疗效评价[J].儿科药学杂志，2012，18（10）：26-28.

[5] Barnes P J，Adcoc Kim.Anti-inflammatory actions of steroids molecular mechanism[J].Trend Pharmacol Sci，2010，21（14）：436-441.

[6]杨晓荣.氧气驱动雾化吸入可比特联合普米克治疗儿童哮喘急性发作60例[J].陕西医学杂志，2012，41（7）：802-803.

[7]杨义琼.复方异丙托溴铵溶液联合布地奈德雾化吸入治疗婴幼儿喘息性疾病的疗效[J].儿科药学杂志，2011，17（3）：34-35.

[8]陈锦平.复方异丙托溴铵在支气管哮喘治疗中的作用[J].吉林医学，2013，34（2）：251.

[9]李华，李景会，梁丽红，等.复方异丙托溴铵溶液联合布地耐德雾化吸入治疗支气管哮喘104例临床分析[J].临床荟萃，2010，25（16）：1445-1446.

儿童托管服务范文第2篇

LEYF是英国一家开创性的社会企业，它的百年社企之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它的成功表明社会企业模式可以在教育和就业领域以及加强社区联系上大有可为。

百年社企历程

纳迪娅・侯赛尼是一位生活在伦敦的单身母亲，她的劳动所得要么被用来支付房租，要么被用来支付育儿费，因此她的两岁女儿杰斯曼无法获得优质的早期教育，而这在伦敦并不是个别现象。伦敦虽然是一个以经济发达著称的国际化大都市，但在这个城市中，也存在着众多贫民区，尤其是对于英语不是母语的外来移民家庭来说，他们与本地人沟通很困难，更加难以通过其他方法获得幼托服务。

许多贫困家庭的家长明知早期教育对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却也无法给孩子提供优质教育，因为伦敦的生活成本实在太高了。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伦敦少儿基金会”的诞生。

总部设在威斯敏斯特区的LEYF不仅能为伦敦地区六个月至五岁的儿童提供服务，还能为全国各地该年龄段的儿童提供服务。对于这种定价合理的优质幼托服务的需求是巨大的，而伦敦少儿基金会是全面、细致、有效地满足这一需求的行业典范。

始建于1903年的LEYF比第一家有类似目的的官方儿童中心成立要早100多年，比英国国民医疗体系（NHs）早45年。该组织于1910年创立了一家婴儿医学检验中心，于1923年创立了一所育婴护理学院，并于1930年开办了第一家日间托儿所。多年来，又有更多创新产生。1991年，该组织在原有放松训练课程和幼儿俱乐部的基础上，建立了第一家工作间托儿所。在2006年，伦敦少儿基金会开始成为一个社会企业的旅程，使经济上可以自我维持，并且能够提供整个城市的家庭同样高品质的幼儿园体验，不论其背景。

一百年过去了，当初困扰着伦敦的诸多难题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但如今，LEYF已是伦敦最大、最成功的慈善社会企业。“一次一个孩子，借此改变世界”的使命激励开拓者追求卓越、不断创新。

玩转特许经营

LEYF大约87%的资金来源于家长支付的托管费和地方政府的拨款，此外还有外界提供的赞助、咨询服务费和捐款。捐款主要用于补贴贫困家庭，使本来上不起幼儿园的贫困家庭的儿童也能走进幼儿园。从依靠拨款转向自主经营，这是伦敦少儿基金会转型成为一家欣欣向荣的社会企业的关键所在。

自2005年以来，LEYF的规模扩大了两倍，在伦敦5个市镇的社区和儿童中心设立了22家托儿所，拥有320多名员工，每年使1700多名儿童的生活得到改观，企业的年营业额也达到了830万英镑。但他们并不止步于现有成绩，立志为更多儿童造福。LEYF目前正在寻求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在未来5年吸引25个特许经营者加盟，为另外5个伦敦市镇的2500名儿童造福；接下来，再在更广的全国范围内推广铺开。

英国拥有16000多家托儿所，大多数都是独家供应商。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这些托儿所往往乐意接纳LEYF提供的专营权。伦敦少儿基金会认为，与企业有机增长和收购方式相比，特许经营有助于企业为更多儿童提供高品质的托管服务。

LEYF模式的核心是提供公平的儿童托管服务。奥沙利文将伦敦少儿基金会的收费模式称为“罗宾汉”模式，也就是让相对富裕和开明的家长支付全额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差额补贴”了当地不太富裕的家长，从而让更多市民受益。正如奥沙利文所言：“我们希望家长能够明白，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就如同购买‘公平贸易’香蕉：这不仅有利于孩子的福祉，还有利于社会的长远利益。”

LEYF专注于开发儿童天生的好奇心和自信心。这样，在离开幼儿园后，他们会是好奇的探索家。依靠学术研究、与国际早期基础教育组织的合作关系和自身行动研究，LEYF创建了自己独特的课程。

除了核心业务幼儿教育和托管服务，伦敦少儿基金会还寻求通过各种附加服务和项目对社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包括旨在帮助青年提升自信心和技能、进而获得就业的指导与实习计划。伦敦少年基金会非常注重与孩子的父母建立并增进互动，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基金组织的郊游和其他多种活动，亲密亲子关系并搭建起托儿所与家庭之间的桥梁。此外，还举办各种以社区儿童为主角的联谊活动，以歌曲、美食和娱乐的手段使社区更加紧密和团结。除此之外，伦敦少儿基金会还参与了罗马尼亚的一个青年指导计划和乌干达的一个托儿所项目，力争使全世界的儿童生活得更好。

拥有杰出的领导者

在琼・奥沙利文的努力下，LEYF这家百年慈善机构如今发展成为一个有市场竞争力的创新型社会企业，甚至影响到了政府的决策，正确引导了关于儿童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方向。从它的发展历程、业务模式来看，它在遵循一些普适性的规律，值得我们国内的社会企业借鉴和学习。

自从公司首席行政执行官换成奥沙利文以后，LEYF企业规模扩大了两倍，在她的领导下，LEYF成为英国社会部门中最大的儿童托管服务提供商。奥沙利文的卓越领导还表明，企业转型无关乎组织结构或治理手段，而主要关乎人：关乎人的态度和意向，关乎人的商业技能和专业知识，关乎人追求改变的愿景和雄心。在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保持这种心态是很困难的，LEYF却在过去八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2014年11月26日，第16届英国年度社会企业大奖颁奖典礼在伦敦举行。琼・奥沙利文获得“杰出女社会企业家”一奖。

伦敦少儿基金会的核心理念还包括公平：这不仅在于它按照家长收入的高低比例进行收费、在于它的产品定位，还在于它对儿童和家长许下的诺言：作为一家机构，伦敦少儿基金会将不断提升自己的积极影响。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我们一定要保证自己已竭尽所能为彼此搭建一个长期、积极和可持续的未来”。

伦敦少儿基金会模式可供我们学习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它注重培训和研究。LEYF拥有一个专门的研究、学习与发展中心，不仅为早教从业者提供广泛的认证课程，还为当地儿童的家长和弱势青年提供创新课程，帮助他们为就业做好准备。已有250多位学生在这方面获得了支持，包括住在托儿所周边地区的许多家长。

儿童托管服务范文第3篇

“3点半”难题难倒了一众上班族父母。学校课后服务普遍缺位，商业托管机构“解放”了部分家长，但鱼龙混杂的市场也埋下诸多安全隐患。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教育部已经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开展试点，实现“弹性放学时间”，由学校提供课后服务。

“弹性离校”能否破解“三点半”难题这一社会沉疴？如何调动校方开展课后服务的积极性？如何避免“弹性离校”沦为变相补课？填补课后服务“真空”还有哪些实现途径？

以政府购买服务补公校师资不足短板

胡卫（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

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下午放学过早，造成“课外两小时”的空档，并由此衍生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安全和隔代教育的问题。

此外，这一问题还助推社会上各类辅导机构的产生，加重家长经济负担；致使某些教师投身到收费晚托班“事业”中，丑化了教师为人师表的形象，群众意见大。

同时，公办中小学在社会上的办学口碑越来越差，老百姓认为“公办学校老师不负责任，抓得不严，两点就放学”，所以，有条件的家长都尽力将孩子送往私立学校。

“课外两小时”现象，存在已久，社会反响强烈，亟需解决。

建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课外培训机构或者各地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优秀教师到学校授课，以弥补部分公办中小学师资不足的短板。对课外培训机构和培训教师进行资质认定、培训教材和培训方案的审核，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购买服务，可以让公办中小学相关学科教师跟进学习加以培训，相应地可抵扣“十三五”教师培训的学分以激励教师积极参与的积极性。

上海市黄浦区曹光标小学与徐望月艺校的合作，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该校每天下午放学后向五个年级所有学生开放手工、绘画、棋类、舞蹈、科技、电脑设计、体育等各类课程，开学之初向每位同学下发选课单及收费情况，由学生和家长自愿选择，有条件的家长可以在放学后自己接回家，也可以不参加艺校报名参加学校的“晚托班”，有专门的老师负责监督学生做作业，这样很好地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也大大提高了该校学生的综合素质，受到广泛好评。

以财政保障解决课后服务“后顾之忧”

熊丙奇（教育学者）

从“一刀切离校”到“弹性离校”，这不只是学生离校时间、方式的调整，更是基于学生实际情况采取的理性举措。治理教育问题，需要改变传统的“推责式”懒政思维，而要以学生为本，从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职责出发，寻求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让教育管理、服务精细化。

2017年年初，南京宣布男卵期起实行“弹性离校”。在南京之前，已有多地调整了以前的“一刀切”做法，恢复托管班。上海公办学校从2014年春季学期开始，陆续开出各种形式的晚托班，解决下午三点半放学后孩子没人接的问题。这些晚托班，教育部门统一称呼为放学后的“看护服务”，对学生完全免费。随后，广州从2015年春季开学起，也全面恢复小学课后托管服务，费用由财政埋单。

总体看来，社会对学校恢复提供晚托服务且完全免费，是积极支持的。由于财政埋单，乱收费问题没有再发生。但也有进一步的问题。比如，如何保障教师加班提供课后服务的权利和待遇？如何给学校购买课后服务的自？还有，政府财政能否持续埋单也是一个问题。因为课后服务为非义务教育范畴。

如果要收取一定的课后服务费用，则发挥家长委员会的管理、监督作用，便尤显重要了。这就需要学校建立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家长委员会，对收费进行公开听证、决策。而且，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管理、监督，也是避免课后时间用于补课的重要措施。

实行“弹性离校”是教育管理从“一刀切”走向精细化。而要做好精细化，必须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平衡各方利益，有系统配套方案，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经费问题，精细化管理可能难以落地。

学校无力独“背锅”，大教育观亟待形成

李庆军（中学教师）

在中国的大部分中小学，“清校”已成为学校教学工作中的一个专业名词。到了规定的时间节点，不管有什么理由，学生必须一个不剩离开学校。

个中原因简单粗暴，借用文件语言就是“不得加重学生的学业负担”。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学生放学是早了，但放学后的学生该去哪里、该干什么呢？家长又开始为孩子早放学而愁眉不展。

不少家长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学校，“学校不负责，老师抓得不严”等抱怨经常可以听到。可是，化解“三点半”难题，不能仅靠学校延伸服务。因为学校只是一个教育单位，不能也无力承担对孩子的无限责任。

解决“三点半难题”，应该形成全社会的大教育观：孩子的教育不仅是属于家庭、学校的，也是属于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应该激活社会各界的能力和资源，为教育服务。

社区教育在这方面作为了吗？社区图书馆有多少？社区活动中心有多少？体育中心、艺术中心有多少？孩子放学以后，如果社区有很多可以选择的项目，且收费低廉，家长怎么会不送孩子去呢？

再者，家庭作坊、教辅机构和专业托管班鱼龙混杂的课后托管行业“脱管”问题谁来监管？教委还是工商？有些托管班还提供晚餐，别名“小饭桌”，那是不是还要餐饮卫生，甚至家政行业的监管？目前看来是一片混沌。

治愈“三点半”这一社会沉疴，学校当然要主动作为，在课后服务方面承担主渠道责任，发挥主要作用。但不能仅靠学校，家长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等也应积极介入，形成合力，才能共同解决家长的难题。

不同国家课外托管政策基本内涵一致

周红霞（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小学放学时间与家长下班时间不一致，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虽然不同国家课外托管的概念、说法不完全相同，但基本内涵比较一致。

首先，国家层面出台立法，保障儿童的托管需求。

1971年，美国政府出台《儿童全面发展法案》，规定政府应为所有儿童提供高质量的看护服务；1983年，美国国会针对“挂钥匙的儿童”通过了“儿童决议”；198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先制定了《学龄社区儿童保健法》，这是地方课后教育正式立法的开始。时至今日，在法律的规范和保障下，美国的托管教育服务得到进一步发展，已经成为公共服务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二，建立合理的课外托管成本分担机制。

日本投入“放学后儿童俱乐部”的财政预算主要包括了运营费用、设施费用和紧急保育费用。其中的运营费用需要家长承担50%，剩余的50%运营费以及设施费和紧急保育费均由国家、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各承担三分之一。

第三，以严格的质量标准保证课外托管的有效性。

澳大利亚依《全国质量标准》对课外托管机构进行审批、评估和分级，旨在促进儿童的安全、健康和福利，并帮助家庭辨别什么是优质的课外托管服务。

第四，制定托管指南，确保课后活动有序开展。

儿童托管服务范文第4篇

【关键词】小学生托管 对策 教育社会学

伴随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生活压力之大，生活节奏之快。许多父母因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孩子吃饭、午休、按时接送上下学以及课业辅导。尤其在城市地区，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使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一方面在带来高集聚性、互通性的优势资源的同时，另一方面这种“高效率、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安全因素，诸如交通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使许多城市父母尤其是双职工家庭的父母对孩子放学后或寒暑假里的人身安全、食宿、课业辅导等问题心生担忧。于是，一个专门负责低龄儿童课后临时看管的新兴行业――“托管班”便应运而生了。

“托管班”也称“小饭桌”，主要指托管机构有针对性地面向由于工作繁忙而无暇照顾孩子的家庭，专门负责接送学生上下学、照顾学生中晚餐和午休，并进行作业辅导、陪伴孩子游戏，为中小学学生集中提供安全、健康的课后教育活动场所。[1] 目前社会上主要存在三种类型的托管服务：一是由私人开办在居民小区内的专营性托管；二是各类教育培训机构或家政公司兼营的托管班；三是个别学校和青少年活动机构，利用自有的场地，临时照看学生。[2] 家长依据需要可选择午间托管、全日托或假期托，收费根据服务类型不同和托管机构软硬件水平的差异一般由上百到上千元不等。

“托管班”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家长在孩子放学后接送、看管和辅导的职责，作为一种新出现的教育机构，一方面满足了部分家长的需求，另一方面无疑是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在学校教育向家庭教育延伸过程中对“教育空白”的有益补充，弥补了学校及家庭教育的不足，担负了一定社会教育的职责。因此，有必要从教育社会学视角审视托管班火爆的原因及其社会功能，针对托管班实际存在的隐患和问题，探求提高小学生托管服务水平的对策，以使托管班良性、规范化发展。

一、社会转型冲击下“托管班”的出现有其必然性

1.宏观方面――社会流动的需求

“社会流动”是从动态角度用来描述社会分层结构分化的时空范围、方向和速度的社会学概念，主要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的整体时空范围内，从某一种社会位置向另一种社会位置转移的现象，一般从方向性上分为两种主要的流动形式：一是指从地位、职业或阶级的下层向上层或者从上层向下层的垂直流动，二是一个人在同一社会职业或阶层内的横向流动。[3]

社会分层的客观现实为社会流动提供了可能性，这种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存在的流动具有社会普遍性。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信息化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教育已成为衡量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与个人的社会地位息息相关。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个体通过教育获得文化技术等资源，是实现在不同社会阶级与阶层、不同职业领域的地位转换的重要手段。受教育越多者越有机会获得更多优质的资源，大大增加了参与竞争并取得优势社会地位的机会，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就像索罗金在其著作《 社会流动 》一书中所描述的，“学校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教育已然成为个体改变命运、求得发展并促进社会良性流动的重要因素。

我国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流动基本呈平稳水平。但随着社会竞争日益强烈，就业形势也越来越严峻，许多家长在自感危机与压力的同时“见缝插针”般送孩子参加各种托管班，期望孩子在自己暂时无暇照顾到的时间里也能得到充分的优质的教育和辅导，以达到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目的。

2.中观方面――城市家庭职责的社会性外化

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核心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00年的36.22%，到2011年达51.27%，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4] 城市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将人力、能源、信息等社会资源高度集聚，并通过流畅的互通合作提高社会资源利用率、节省资本，以追求最大化利益。新世纪的人们，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以前大不相同，比如结婚礼仪有专门的婚庆所，酒店承办各种宴会，家政公司分担家务，养老院赡养老人，照顾病人有专门的护工，托管班代管小孩等。这些服务性生产逐渐成了产业中心的主要部分，按照“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较第一、二产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步上升是必然趋势。到2010年我国服务业占三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34.6%，比2000年增长7.35%，比改革初期增长22.4%。[5] 服务业的繁荣发展促使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同时，自1978年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家庭人口规模不断缩小，尤其对城市双职工家庭来说，在工作繁忙、家庭内人手紧缺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像“托管班”这样专门的社会机构来承担部分家庭职责，将一部分家庭内部的分工转变成社会分工，这样原本由家庭承担的职责向社会外化了。

3.微观方面――家长的需求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和教育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家长对托管班的需求是使托管行业新兴繁荣的直接驱动力。总体来看，目前家长对托管班的教育需求主要分三大类：一是因为工作繁忙，对孩子放学后到下班前这段时间和中午休息与用餐的照料上实在无暇顾及，心有余而力不足；二是一部分家庭里虽然有老人或保姆，具备照看孩子的条件，却担心孩子不能得到良好的专业性辅导而将其送到托管班，期望其在专业教师的教育下养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提高学习成绩；三是一些家长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低，或者经过长久时间遗忘了大部分知识，面对孩子的课业辅导不知所措，无奈只能送孩子参加注重课业辅导的托管班。需求决定市场，于是一些人捕捉到了这一商机，开始在学校周围、居民小区等地方成立各种“特色服务”的托管班，从微观的角度来说，托管行业的新兴和繁荣得益于家长的教育需求和吹捧。

二、从教育功能理论看托管班的社会意义

教育社会学的功能理论以社会学功能理论为基础，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中期得到深入发展。在这期间，对教育社会学功能理论影响最为深刻的是以社会学家斯宾塞和迪尔凯姆为代表的早期功能理论思想，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功能学派。在结构主义功能学派的主要代表莫顿看来，在对社会现象进行功能分析时，需要看到两种同等重要的功能――显功能和潜功能。显功能是有助于系统地调整和适应的客观后果，这种调整和适应是系统中的参与者所预料所认识的；反之，潜功能是没有被预料也没有被认识的客观后果。[6] 通俗地讲，显功能指实现和预期相一致的主观目标并能被人意识到的功能，而潜功能则是指客观实现与预期目标不相一致并一开始就没有被人们期望或意识到的功能。

1.“小学生托管班”的显功能

小学生由于年龄尚小、独立性和自理能力都不够成熟，需要父母的照料和看管。而很多城市父母忙于生计，工作和休息时间一般来说较刻板不够灵活，外加拥堵的城市交通加剧了人们的出行困难，父母的确对孩子放学后就餐和午休问题、上下学接送和下班回家前近两小时孩子无人看管的问题“心有余而力不足”。

托管班以学生的时间为主导，有针对性地提供灵活性的服务，首先，迎合了部分家长的需求，为其减轻负担解决了实际问题；其次，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托管班里有一定资质的专业教师为孩子提供课程辅导，及时帮助孩子解决课业难题，有益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并在教师的督导下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再次，托管班作为一种“小集体”生活，孩子在一起食宿、游戏与学习的过程中也接受了一种集体教育的熏陶，对锻炼小学生的独立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良好生活习惯都有一定的益处；最后，在目前我国青少年课后社会教育活动场所不足的情况下，托管班无疑是孩子最好的去处，避免小学生被一些不安全、不健康的外界环境影响，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小学生的人身安全和课后教育的问题。

2.“小学生托管班”的潜功能

教育不但是关乎个人和家庭的事业，更是国家强盛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法国社会学家孔德从“社会秩序和进步”的视角将教育看成是联系和组成社会的中心要素，并有协调、稳定社会的作用，认为社会是个集体性质的有机体，只有集体的所有成员同时得到发展，社会才能得到发展。[7] 教育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协力并承担责任。托管班作为一种新型教育机构出现在第三产业中，家长需求决定其市场供给，二者属利益相互满足的供需关系。在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课后社会教育责任而政府暂时无力担负的情况下，只能使其流向利益导向的市场途径。目前我国在青少年课后社会教育的健康活动场所建设方面仍不健全，甚至是很缺乏，另外学校教育又受其单一性限制在学生课后教育方面也“无力和无奈”。从这一点来说，托管班的出现对学校教育向家庭教育延伸过程中的“教育空白”无疑做了有益的补充，弥补了学校和家庭教育的盲点，为小学生提供健康、安全的课后教育场所，一定程度上担负了部分社会教育责任；另外，托管班应市场需求而出现，在活跃市场经济的同时也为一部分抓住商机的人带来利益，增加了就业机会，使优质教育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

三、目前“托管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托管班作为新兴行业必然有一切新事物发展的特点，存在很多问题和不适应。目前市场上的托管班主要存在两大主要问题：

1.“无注册、无资质、无监管”阻碍托管班规范发展

由于托管机构提供的服务范围除了教育、管理学生，还包括中午餐、接送等不属于教育范畴的服务，所以不能将其单一归类于民办学校或者是教育培训机构，也不能将其界定为民办教育机构；托管机构市场以需求为导向，属于市场和需求相互满足的利益关系，具有赢利性，但因其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使得它又区别于家政服务公司提供的家政服务，不等同于一般赢利机构。[8] 教育性与社会服务性的双重性质使托管业更具复杂性。对托管机构的性质界定模糊，导致其处在了“家长无奈、学校无力、社会无视”的尴尬处境，到底应该由工商、教育、卫生还是由其他执法部门进行监管呢？出了问题谁负责？托管班到底应该有哪些规范性要求和标准？诸多问题，目前并无明确规定。规范缺失造成了大多数私人开办在学校周围或居民小区的托管班自行规定收费标准，制定服务内容的“无注册、无资质、无监管”的无序状态，严重阻碍了托管班规范化地良性发展。

2.办学条件不符合标准阻碍托管班良性发展

由于托管班的巨大市场需求，社会上不乏一些人受利益驱动参与到此行业中来，他们简单地认为只要租一个场地，提供桌椅，再招些人员负责做饭和作业辅导就可以了。加上目前政府对托管班并无相关规范的审核和要求，导致市场上的托管班质量良莠不齐，大多数办学条件不够标准，存在诸多问题和安全隐患：一是相关执教人员没有国家颁发的教师资格证，不具备教学资质，导致学生学习质量下降。有的业者揣着“看孩子”的心理在招进大量学生后，任孩子打闹、看电视、玩游戏养成种种不良习惯，对家长所作出的“精心辅导孩子学习”的承诺成了空话。二是一些托管班的饮食服务人员无健康证明，对食品的采购来源和操作过程缺乏安全保证，操作间卫生条件差，学生碗筷随意堆放，有的托管班虽然提供消毒柜，但常常只是摆设，或者不规范操作，这些都对孩子的饮食造成安全隐患。三是托管班往往追求利益最大化，将投资成本压缩到最小，这就导致狭小的空间内拥挤着几十个学生，师生比例成问题。没有电子空气净化设施，容易引起病毒感染。消防设施也不具备，一旦发生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些都威胁到学生的人身安全。

四、提高小学生托管服务水平的对策

1.建立政府监督、管理机制，让托管班经营合法化、规范化

托管班的出现对学生、家长、学校都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目前托管班市场质量良莠不齐、缺乏监管的无序状态严重阻碍了其健康、良性地发展。因此，政府应及时给予重视与关注，协调工商、卫生、教育、公安等部门建立相关监督与管理机制，制定详细的相关条例准则，将托管班在市场准入的资质标准、收费标准、场地环境的安全标准、采购食品及操作环境的卫生标准、从业人员的资质条件、消防设施标准和教学管理条例等一系列审批程序纳入合法化、规范化的渠道。同时应建立监督与检查机制，不定期对托管班市场进行整顿检查与指导，使托管班的管理和运行有法可依，才能保证其健康、有序地良性发展。

托管班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政府的教育公共服务职能的空白，具有弥补社会教育职责的潜功能。所以政府应积极发挥托管服务行业的引导作用，认真调研分析并尽快明确托管行业的性质界定与主管部门，并适当给予财政支持和政策引导，以确保托管行业尽快走上规范化、合法化的发展之路，给孩子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社会教育环境。

2.放宽政策，鼓励和允许学校以适当收费方式提供小学生托管服务

目前我国青少年的课后社会教育活动场所方面的建设较欠缺，而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因其功能单一和局限性也对小学生离校后的教育表示“担忧又无奈”。一些学校尝试以公益项目活动的形式以本校教学资源和场地为基础，在学校内部成立托管班，受到了很多家长的青睐。但这无疑给学校教师增加了工作负担，占据了教师的私人时间。以免费的义务服务方式开展校内托管不切实际，而且根据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规定，学校不得私自以辅导名义向学生收取费用，这让一些无力自己承担财政压力的学校对校内托管无能为力。因此，政府可以给予学校适当的财政支持，相关部门放宽政策，鼓励并允许学校以适当收费的方式提供小学生托管服务，让家长自主选择是否参与，同时加强对收费标准、教学实施过程的监管和指导。

3.动员条件成熟的社区自行开办小学生托管

在美国，课后托育机构主要是由公立学校与民间组织提供，其中社区在承担各项责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9] 社区可以充分利用其集聚便利、人和人之间熟悉和信任度高的优势，自行组织力量，将社区内的退休教师、厨师、医务人员、大学生等人力资源通过招聘形式充分利用起来，开办社区内部规范化和专业化的托管中心，建立及时与学校沟通教育信息的有效模式，进行上下学集体接送，实施科学、安全健康的托管教育。如此一来，家长在方便接送孩子的同时也能及时了解到孩子的教育信息和具体表现，使家长更加放心，学生也获得健康有益的发展。

总之，“托管班”是应时代要求而出现的，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仍存在诸多问题和阻碍，小学托管班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四川 南充，637000）

参考文献：

[1]尤琳.对中小学生“托管”问题的法律思考[J].教学与管理，2008（5）.

[2]王佳.提高小学生托管服务的若干思考[J].科技信息，2011（18）.

[3]马和民，高旭平.教育社会学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4][5]苏晓海.托管班现象折射出的新世纪社会变化[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9）.

[6]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7]鲁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8]钟泽欢.关于规范中小学生托管市场的建议[EB/OL].http：///onews.asp？id=1116，2010-

儿童托管服务范文第5篇

根据《规划》总体目标，“十二五”期间，我市将逐步建立和完善与社会管理创新相适应的家庭教育工作机制；覆盖全市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家庭教育工作的政策措施得到加强：家庭教育科学研究和指导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家庭教育工作科学化、法制化、社会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

不断提高家庭教育知识知晓率

2015年，全市城乡家长家庭教育知识的知晓率平均将达到95%。要运用现代传媒，多渠道、多形式向广大家长传播现代家庭教育理念、科学知识和教育方法。市、区县电台或电视台要开设家庭教育专栏或节目，不断扩大家庭教育知识的受众面，要把面向农村儿童家长尤其是留守儿童的监护人作为宣传工作的重点。

发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作用

切实改变家长学校办学中存在的无名无实、有名无实的现状，推进和完善网络家长学校建设，推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衔接。针对西安市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和聚集的特点，努力办好农村家长学校、留守儿童子女家长学校、流动人口子女家长学校、社区家长学校。

同时，加强家庭教育指导与服务，发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作用。到2015年，全市各区县至少有一所规模较大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80%的城市社区和60%的行政村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站点）。

发展公益性早期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有效发挥托幼园所的专业资源优势，面向社区、家庭，开展形式多样的早期教育指导服务，提高家长科学育儿能力。充分发挥新婚夫妇学校、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家庭教育指导站、儿童成长家园等阵地的作用，开展公益性的早期家庭教育宣传普及和教育指导。通过开设“钟点学校”、周末班、假期班等形式，为城乡居民、城市农民工等提供灵活多样、方便就近的儿童早期教育指导和托管服务。

推进家庭教育工作队伍职业化建设

建立市、区县、乡镇（街道）四支家庭教育队伍，充分发挥“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劳模）人员、专业社工和志愿者队伍在推进家庭教育工作中的积极作用；鼓励社会更多人士发扬公益精神，从事家庭教育志愿服务。采取分级培训的办法，五年内至少培训1000名以上家庭教育骨干。探索建立家庭教育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提高家庭教育工作队伍职业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