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迁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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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第1篇
前言：劳动力迁移是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而导致的必然结果，由于迁移的劳动力人群在年龄、性别、教育、健康状况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特征，是种自我选择的群体，因此，劳动力迁移或多或少地会对地区差距、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迁移的劳动力可能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对于输出地和输入地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一、劳动力转移概述
在1993年，Braun采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探讨了劳动力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将导致人均产出速度降低。因此，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在人口增长速度加快的情况下，劳动边际产出降低，人均产出增长速度将下降，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劳动力流出会降低人口和劳动力增长速度，使人均产出增长速度加快。间言之，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将会进
步促进地区经济的收敛，这结论在多个国家已经得到了验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流动的规模逐渐扩大，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比如樊纲认为，要素流动可以缩小地区差异；李实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甚至是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王小鲁等人在对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对产出的贡献进行研究时，证明劳动力流动缩小了地区差距。
二、劳动力迁移对区域间经济差距产生的影响分析
以东西部劳动力迁移为例，以就业劳动力的数量作为参考依据，估算出劳动力的净流动量，相较于用农村劳动力转移代替劳动力流动和用人口流动代替劳动力流动来说，弥补了其中的不足，具有明显的优势。同时，通过次回归对东西部劳动力的净流动量与衡量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差距的Theil系数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在二者的均高度相关的情况下，则从劳动力净流动量的变化规律探讨劳动力迁移对经济差距产生的影响。
（
）描述性分析。运用经济增长模式对劳动力净流入与Theil系数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伴随着东部劳动力流入速度的加快和西部劳动力流出速度的加快，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将会促进地区经济收敛。选取2000年至2010年区域间Theil系数的变化趋势各净流八人口占区域总人口比重进行分析。
（二）格兰杰检验。1.东部地区。在进行滞后期为2的格兰杰检验的时候，E代表东部地区劳动力的净流入比重，T代表区域间经济差距的Theil系数。使用Eviews软件输出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结果显示，区域间经济差距形成的格兰杰原因并非是东部的劳动力流入，相反，东部劳动力流入的格兰杰原因是区域间经济差距，这结果与现实情况相符合。东西部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导致了东部地区大量劳动力的流入，相较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回报率较高，劳动力更倾向于东部地区。
2.西部地区。在进行滞后期为2的格兰杰检验时，w代表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净流出比重，T代表区域间经济差距的Theil系数。使用Eviews软件输出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结果显示，东部劳动力输出的格兰杰原因并非是区域间经济差距，相关，区域间经济差距形成的格兰杰原因是西部的劳动力流出，这
结果与现实情况相符合。东部地区之所以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源，与西部向东部的劳动力转移离不开关系。这种转移使得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东部地区，极大地满足了东部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因为人口的流出，使得落后地区的人均量增加，因此，劳动力迁移是区域间经济差距缩小的原因。
（三）劳动力流入（出）与Theil系数回归分析
1东部劳动力输入与区域经济差距。使用Eview软件进行E对T的回归分析结果。在这个模型中，解释力为0.83，长数值和系数值比较显著，劳动力比重的系数是负数。也就是说，东西部区域间差异将随着东部劳动力流入速度的加快而逐渐减小。2西部劳动力流入与区域经济差距。使用Eviews软件进行w对T的回归分析结果。在这个模型中，解释力为0.93，常数值和系数值比较显著，劳动力比重是负值，代表着劳动力的流八，系数为3.06。这说明，东西部区域间经济差距伴随着劳动力流八速度的加快而加大，也就是说，西部劳动力流出速度的加快会导致东西部区域间经济差距的减少。
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文章利用764份问卷调查袁的数据，具体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和未迁移者对政府政策的需求。结果显示，他们的最大期望，一方面是在城市中得到稳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希望农村土地的承包权得到保障。
因此，进一步规划解决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的战略思路：其一，统筹城乡就业，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其二，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减少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风险。
(一)统筹城乡就业，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统筹城乡就业，解决好农民的就业问题，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统筹城乡就业要求把解决好农村的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改变和摈弃重城市、轻农村的传统观念和做法，必须把城乡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尽快打破城乡就业壁垒，实行城乡劳动者公平的就业制度是统筹城乡改革的切入点。各级政府应把促进农民就业作为就业工作的重要目标，把增加农民就业纳入国家和各地区的就业规划。在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不仅要把扩大城镇就业、降低城镇失业率作为重要任务，而且要把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农民充分就业作为重要目标。
1．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建立保护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劳动力迁移者是一个容易遭受贫困与社会排斥的群体。近年来，虽然国家出台了不少保护其权益的政策，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农民工合法权益屡受侵害的现象仍继续存在。如农民工劳动合同签约率很低，工资边清欠、边拖欠，农民工超时间劳动，休息、休假权利受侵犯比较普遍，一些企业任意加班加点的行为没有得到遏制。距离公平就业，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不可否认，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与劳动力供过于求有关，但作者认为，其深层原因仍是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健全所导致，因制度原因使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从而遭受资方侵害。保障农民工权益是社会公正的体现，更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短期内的劳动用工整治行动只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举措，最终需要建立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包括工资形成的市场机制和集体谈判制度，工会作用发挥方式和程度以及保护劳动者的政府劳动立法等方面。
2．公平对待农村劳动力迁移者，逐步形成惠及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当前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实行的实际上是“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做法。主要表现在：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经济上进入)，但不承认他们在城市的社会成员资格，进城农民工不能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社会排斥)；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妇幼保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遭受歧视等。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不可避免地会给城市管理带来新的问题，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应有新的理念和措施。首先，应当转变观念，对农民工要由排斥到容纳，由管制为主转向服务为主，改变农民工“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要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把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统一管理，逐步做到权利平等。其次，在住房、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需要，使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到农民工。统筹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涉及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重新分配的问题，城市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需要作相应的调整。进行这种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对促进城市社会的安定和谐、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3．引导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合理、有序流动，努力开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我国城乡将长时期面临沉重的就业压力，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必须广开门路，多渠道并举，多形式并存，多层次展开，努力实现合理、有序流动。(1)在地域流向上，引导农民异地转移与就地、就近转移相结合。加快城镇化进程，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是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根本出路。
同时，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仍是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可忽视的一条重要途径。不断壮大县域经济，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近年来，随着土地供求矛盾趋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沿海发达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要因势利导，在继续鼓励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流动的同时，推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鼓励沿海发达地区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创造条件。(2)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特别是农村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生产环节的竞争优势。在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空间的同时，要重视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4．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技能和就业培训是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业部门就业，新的工作岗位对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有新的要求。如果劳动力的知识技能不能满足岗位要求，劳动者就容易面临着失业的威胁。而且，劳动力的整体技能较低，也对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构成了制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技能，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一是要建立完善的就业培训体系，大力提倡订单培养模式。走先培训后输出、以培训促输出和定向培训、定向输出的路子。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纳入各级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建立“政府主导、多方筹集”的投入机制。二是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有条件的地区鼓励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长期以来，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教学内容与农村发展需求严重脱节。由于经费短缺，农村职业教育机构萎缩，人员大量流失。要有效整合教育资源，把发展中等职业学校的重点放到农村。这对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意义重大，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减少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风险
进城务工的农民，大多处于不稳定状态。只要还没有稳定职业并且在外定居，土地仍然是农民最终的退路和保障。土地对广大农民来说，既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又是基本的生存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即使不从事农业生产，土地不再具有生产资料功能，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不会消失。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情况看，大量的农民将会长期亦工亦农，相当部分的农民工将是年轻时进城务工，年老时返乡务农。在农民到城镇未取得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以前，保障他们的土地承包权，使他们进退有路，不失去土地这一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有助于防止农民因丧失土地而沦为流民大量集中于城市，对保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稳定关系重大。
因此，在没有别的手段可以替代土地作为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之前，必须依法保障流动就业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稳定。将所有农村劳动力逐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留在农村不能进行农业生产的老年劳动力来说，土地难以起到生存保障的作用，他们往往成为农村贫困人口。在他们不能也不愿从事农业生产时，如果愿意退出农村集体的土地承包，可将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对那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力，赋予他们对农地承包具有选择性的退出权，根据自身条件在保持农村的承包地和获得不同的社会保障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他们有稳定的非农收入也愿意放弃土地，可以以农地换取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障基金，将他们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系统；而那些不愿放弃农地的转移劳动力，则将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对那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如果他们愿意承包上述两部分劳动力退出的承包地，那么根据其意愿承包的土地面积和承包年限支付一定的土地承包费，而这部分承包费则纳入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等到他们到了退出农业生产的年龄时将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参保单位，以社区或渔业公司作为社保的工作点。其次，为鼓励渔民参保，在政策资金上予以支持，在缴费比例上以“低门槛进入，低标准享受”政策执行。同时，从渔民转产转业资金中划出一部分，给予每个参保渔民一定数额的补助。
3．建立渔民下岗失业救济金制度。渔民在弃船上岸失去“工作”后既没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保险，又没有计划经济下的各种资助待遇，致使下岗失业渔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处于“体制真空”状态，基本生活陷入困境。为确保渔民基本的生活，应给予下岗失业且仍处于中壮年的渔民如城镇下岗失业职工一样的待遇。救济的金额和期限，可参照目前国家推行的城镇下岗职工有关规定以及广州市的标准给予适当的救济，以体现国家对达不到基本生活水平的人群及特殊人群应尽的救助责任，体现社会公正原则。
4．建立新型的渔民基本生活保障管理体制。要建立和维持渔民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关键是能提供这一体系或制度运行所需要的资金，而新型的渔民基本生活保障管理体制则是筹集和管理这笔资金所必需的。首先，在保证一定的政府拨款前提下，可由政府出面，通过财税部门统一负责渔民社会保障所需要资金的筹集、征缴，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税务机关的人力和物力，采取广泛吸收社会捐款，适当征收企业事业税收，按比例提取城镇建设项目费以及购买基金、稳定投资等办法来保证渔民社保资金的充足；其次，统一渔民基本生活保障管理机构，把渔民的基本生活保障纳入财政预算的管理范畴，并通过渔民基本生活保障预算的编制和审批，加强对其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管理；再次，建立由劳动保障、财政、审计等政府部门有关人员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对筹集和征缴机构的征收行为、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的支付行为、财政专户的管理行为以及基金运营情况实施全程监督。
改革开放以来，限制劳动力迁移的许多旧的体制已经基本消失，其中包括居住限制、食品供给限制以及大部分就业限制，同时教育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人们的迁移心理成本，增加了就业成功机会，也大大提高了人口的流动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力迁移的增加，移民网络已经起到提供就业信息、降低心理成本的作用，还有交通和通讯费用的降低以及高校扩招和收费的增加，‘都是中国国内迁移规模有可能增长的理由。剩余的限制劳动力迁移的因素，更多可能体现在一些较难改变的体制上，如城市就业体制和农村土地制度等。
为更好的了解农村劳动力对政策的需求，以便政策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2007年春节期间笔者在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县廊田镇11个村，共发放问卷调查表6O4份，其中A卷(迁移者)194份，B卷(未迁移者)410份，回收有效问卷552份，其中A卷181份，B卷371份。另外，2007年上半年在城市中进行了调查，所有调查对象均为广东省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共发放问卷调查表(全部是A卷)263份，回收有效问卷212份。两次调查共获取764份有效样本，调查目的主要是了解迁移者的个人特征和迁移动机，以及未迁移的可能原因，其中对政策的需求是调查的重点内容之一。
一、迁移者对政府政策的期望
农村劳动力迁移绝大多数人是依靠自身努力所实现的，但并不表明这种纯市场经济行为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因为迁移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毕竟是有风险的行为选择，他们需要政府的帮助，尤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在现阶段，他们对于政府政策的期望有哪些，哪些对于他们目前最迫切，作者利用A卷(迁移者)调查数据做了一个统计。
在调查中发现，在选择政策期望时，由于个体特征的差异，存在明显的地区偏好、性别偏好、年龄偏好和文化(教育程度)偏好。例如，乐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迁移者更注重社会保障，男性相对于女性来说，对农地承包权更为留恋，年轻者考虑计划生育问题更多，而对各项社会保障并不太感兴趣。但统计分析时，看到他们对政策期望的核心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只是选择的先后顺序不同而已。:
在城市生活中，他们担心更多的是失业和居住问题。前者，迁移的根本目的是挣取更高的收入，只要有份工作(或有份不拖欠工资的工作)，就会有一定的收入。出乎意料的是，迁移者对住房的要求比较迫切，迁移者向定居者过渡时强烈要求的具体诉求。另外，迁移者对于社会保障的要求并不太高，表面上看，由于他们从未得到过社会保障，所以觉得那只不过是城里人“天生”的待遇，甚至有不少人还不知道有社会保障这一说。况且进入社保还要求他交纳一笔费用，这将减少其现期收入，所以他们对纳入社会保障的要求并不迫切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农民的保障只是原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所以，迁移者无一例外的希望享有原有在农村的一些政策，固他们特别希望保留自己的宅基地。如果一下子剥夺了他们的土地承包、使用权，他们将很难适应，结果可能是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局面。
二、未迁移者原因
为了更好的了解迁移者的个体特征，调查B卷专门针对在家务农的农村劳动力，希望能做比较分析。未迁移者的原因，作为一个多选问题，在回收的373份有效问卷中，其选择未迁移的原因统计结果。
同样在选择不迁移的原因上，也存在着区域偏好、性别偏好、年龄偏好和文化偏好等因素。其中，年龄大的和文化程度低的主要是缺乏相应技能，而女性未迁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家人拖累，那些回迁者则比较满足于农村的生活状况。问卷调查中，绝大多数人并未选择“在打工地受到一些政策限制或歧视待遇”这一项，由于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和长期二元结构的政策影响，农民已经养成了逆来顺受的“品德”。
根据上述对迁移者和未迁移者分别对政策期望的系列分析，政策改革思路已经比较清晰，在户籍制度改革不能一蹴而就约束的前提下，在城市中健全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是改革必须先行的一步。关于农地制度改革，其基本思路，通过土地的合理集中实现家庭规模经营扩大，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通过制度的变革能够给迁移者提供一笔较大的到城市谋职和生活的原始资金。
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第3篇
目前我国农村的劳动力迁移有两种基本情况，即“离土又离乡”和“离土不离乡”，其中又以后者为主体。因此这里我们探讨的是“离土不离乡”式的劳动力迁移。所谓“离土不离乡”是指这种劳动力迁移是劳动力临时的流动，迁移人口无法享受和城镇“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机会和权力。当前中国的劳动力迁移具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劳动力迁移是在发展极不平衡的经济背景下进行的，并且在劳动力迁移的同时，这种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二是劳动力转移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要去向。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区域模式，表现为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带迁入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带。而农村迁出人口占全国迁移人口的6成以上，其中几乎有7成以上迁入城市。因此，中国现阶段的劳动力转移可以简单概括为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带农村地区迁向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带城市地区；三是受教育程度越高，迁移比例越大，但由于受到较高教育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非常小，农村迁移人口的总体受教育程度较低。
二、劳动力迁移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根据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人口流动的决策可由下列公式表示：
其中，Mt：第t期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数P：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
Wu：城市工资水平（P.Wu）：预期的实际工资
WR：农村的实际收入（P.Wu-WR）：即为预期的城乡收入差异
f’>0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
这一模型表明，只要预期的实际工资大于农村的实际收入，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就会继续下去。只有当预期的城市工资和农村收入水平相等时，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才会停止。农村与城市的收入差距决定了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数量和工资水平。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在农村的边际生产率低于其生活费用甚至等于零，也就是说即使只能获得很低的工资收入，他们也有向城市转移的倾向。而同时，我国东部沿海城市迅速崛起，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这使得在工资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东部城市转移。这个时期的人口迁移极大地增加了农民收入。但随着劳动力的持续转移，造成城市就业压力的增大，迁移劳动力工资增长非常缓慢，最终造成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缓慢。
由于我国农业的粗放型生产模式和生产技术进步缓慢，农业生产社会化程度较低，以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多年来没有显著提高，农业平均劳动生产率进而人均收入收入未能因农村人口的转移而得到明显提高。农村劳动力在农村的收入较低，纯收入更低，使得其在城市就业的机会成本很低。因此，多年来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的迁移，虽然迁移的速度在放缓。正如托达罗模型所告诉我们的，迁移速度的放缓是由于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和在城市收入差距减小造成的。但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少，并非归因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迁移人口在迁入地收入水平的缓慢增长、无增长，相对于城市居民收入和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而言，甚至是负增长。因此，过去二十多年的劳动力迁移虽然曾经极大地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但并不足以使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同步增长，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必然会进一步拉大二者收入的差距，造成相对贫困的增加。另外，农村人口的迁移使农村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流失严重。由于受教育程度越高，迁移比率越高，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的人才大量流失，使农村在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提高，从而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加剧了农村的相对贫困。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当前模式下的人口迁移，短期内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长期而言，并不能消除悬殊的城乡收入差距，甚至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1．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劳动力迁移模式。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所导致的城乡隔离以及由此形成的城乡分立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及其由此派生的各项歧视性政策，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正常迁移，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改革现行户籍制度，降低人口迁移的成本，使迁移人口在迁入地得到应有的保障，是从根本上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消除城乡收入差距的必然选择。
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 托达罗模型 人口推拉理论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必然存在的问题，二元经济结构密切相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大，素质偏低；而城市发展不足，容纳能力不够。使得近年来，与“农民工”相关的问题日益凸显。
一、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现状分析
1. 我国农村人口多，剩余劳动力人口数量大。2009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总人口中，有53.4%为乡村人口，城镇人口占46.6%，①农村人口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由于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的状况日益突出，我国现有耕地18.26亿亩，根据我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土地只能容纳约1.8亿的劳动力。加之科技水平发展，科学技术在农村的推广与传播，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造成大量劳动力剩余。
2.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殊性：“农民工”。由于农村劳动力不能充分就业，大批农民选择外出务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和中国人传统思想的影响，到城市打工的农民没有城市“身份”，无法享受城市福利并成为城市人，并且许多农民工在步入中年老年的时候更渴望回到家乡，使得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只能算作“流动”。并且，农民工流动性大，例如鉴于工资、家人等原因在不同城市间流动，受经济危机影响返乡。
3. 民工潮。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经济发达地区, 出现了“民工潮”现象。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 全国常年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约5000- 6000 万人，集中表现为仅四川、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90 年代中期以来,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表现为跨区域流动的范围和规模迅速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 扩大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空间。（王军、武双，2007）见表1：
表1②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据表
4. 民工荒。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城市出现了“民工荒”现象。但是，这并非说明市场需求过大导致的劳动力不足，而是，过低的工资待遇和歧视行为，让农民工民工望而却步。同时，由于农民工群体中技工的缺乏，特别是高级技工的缺乏，民工荒愈加严重。2009年初，受金融危机影响，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减速，大量农民工返乡，2010年，经济迅速回暖，缺工现象严重。
5. 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偏低。由于我国教育资源的倾斜，我国农村教育资源质量明显低于城市，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水平偏低。而农村仅有部分高学历人才大都在毕业后留在城市。这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愈加下滑。由于当前社会的高学历偏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就业上毫无优势。
6. 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岗位受到限制，农村劳动力就业几率低。目前，我国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两大途径：一是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二是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就业岗位。然而，改近年来我国大多数乡镇企业已由粗放型扩张向集约型发展过渡，资本或技术逐渐替代了劳动，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偏低，无法适应乡镇企业和城市岗位对员工素质的要求，致使就业范围狭窄、就业率低，多数只能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勉，极大地缩小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概率。
7. 国际经济形势的冲击。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导致我国大量出口贸易受到冲击，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就业方向形成阻碍。
二、 托达罗模型主要观点
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一书中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正，从而提出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人口迁移模型。这一模型针对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解释了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的原因。
托达罗模型的主要观点有：1. 促使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基本因素是城乡收入差异；2.人们迁移不只是对实际收入差距的反映，主要是对预期收入差异的反映。而预期收入受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影响；3.农村劳动力获得城市工作机会的概率，与城市失业率成反比；4.人口流动率超过城市工作机会的增长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城市高失业率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经济机会不平均的必然结果。（刘洪亮、徐鹏杰，2009）
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显著、生活水平差异大，城市就业机会较多，导致到城市打工的预期收入水平大于留在农村的实际收入水平，造成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三、 基于托达罗模型的解决方案
基于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根据他的主要思想和政策含义，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案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第一、 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就业机会，缩小城乡差距，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手段。
第二、 均衡教育资源，平衡发展教育水平，特别是对落后地区的教育发展。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其文化水平，提高他们的竞争能力、扩大他们的就业范围，即提高他们的预期收入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
第三、 重视农村、农业、农民发展。根据托达罗模型，单一的增加城市就业机会反而会增加会加剧事业，只有农村的综合发展，才有可能解决城市失业问题。
第四、 托达罗模型认为：“政府干预城市工资水平的确定，特别是制定最低工资线，并且对城市失业人口给予最低生活补贴，会导致要素供给的价格扭曲，引致更多的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使城市的失业率更高”。（刘洪亮、徐鹏杰，2009）并且这种扭曲会是企业使用资本密集的生产方法，减少劳动雇佣。所以，应当消除城市工资对价格的扭曲，合理配置资源，减少农村剩余劳动的流动，增加对劳动的雇佣。
四、 托达罗模型的不足
托达罗模型建立在一些假设上，而某些假设使得之一模型不能完全适合中国实际。这一模型在中国现有社会现实下，缺陷表现为：
1. 托达罗模型衡量人们是否选择迁移到城市的标准是唯一的——工资，只有在预期收入 水平高于现有收入时才选择迁移。但是，现实中，人们往往被城市的其他因素影响，如文化氛围、基础设施等。特别是在城乡差距较大地区，人们更渴望到城市“见世面”。
2. 托达罗模型倡导在农村内部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希望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限制在农村，这一方式的不适应表现为：（1）中国城市化水平远远不够，城市化时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将剩余劳动力限制在农村，将阻碍中国城市化进程。（2）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限制在农村没有考虑到农人口不断增加的问题。中国农村人口增长速度较高，不断增长的人口将加剧农村剩余劳动力负担，这样做只能解决城市人口增长和就业问题，无法解决农村剩余生产力问题。并且，受农村的“一胎半”政策、养育孩子成本较低和男孩偏好、多子多福的观念影响，这一限制将加剧农村人口膨胀。（3）过分的将农民限制在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将对西部生态造成极大的破坏。
3. 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不利于城市发展，尤其是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中国城市发展，离不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贡献。特别是在第二、三产业亟待发展的时候，充足的劳动力将是不可或缺的保障。限制了农村劳动力，也将限制中国经济发展。
五、 人口推拉理论的主要观点
20世纪50年代末, 唐纳德·博格系统地提出了人口迁移推拉理论, 认为人口迁移是农村存在的消极因素形成的推力和城镇存在的积极因素形成的拉力这两种不同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农村地区并非只有促进人口迁出的推力因素,迁入地区存在一些不利于人口迁入的推力因素。）。最终，埃弗雷特·李完善了人口迁移理论, 他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 他认为迁移行为的发生时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影响迁移的因素包括：迁出地因素、迁入地因素、中间障碍因素和个体因素四个方面。这些因素既有客观方面的, 也有心理方面的, 只有迁移动力能克服迁移阻力的人才能最终完成迁移过程。这一理论的缺陷是，缺乏系统有力的实证证实，对推力拉力缺乏明确定义。
在以往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中，“邹新树指出：农民个体向城市流动就业是市场中同时存在着的拉力和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拉力和推力包括农村拉力、农村推力、城市拉力、城市推力四个力量，而每个力量又都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合力。农村拉力是由农村收入拉力、农村家庭结构和社会关系拉力、生理和心理拉力以及政策制度拉力等构成的合力，农村推力是由家庭生产生活推力、家庭结构和社会关系推力、发展机会和生活环境推力以及当地政府推力等构成的合力；城市拉力是由城市预期收入拉力、家庭结构和社会关系拉力以及发展机会和生活环境拉力等构成的合力，城市推力是由政策制度推力、进城就业成本推力、相对经济社会地位推力以及就业门槛推力等构成的合力。”（牛喜霞、谢建社，2009）
六、 基于托达罗模型和人口推拉理论的解决方案
结合托达罗模型和人口推拉理论，探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解决，不但要：1重视农村、农业、农民发展，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2.均衡教育资源，平衡发展教育水平，特别是对落后地区的教育发展。3.消除城市工资对价格的扭曲。还应该：
第一、 增强农村地区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农村作为迁出地的拉力，相对减弱城市作为迁入地的拉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彻底改善农民生活面貌。
第二、 促进农村地区城市化，特别是第二、三产业的增长。通过这一方式，不但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促进较落后地区经济水平发展，增加劳动力需求，扩大本地区劳动力心爱能力，也实现了农民的“就地迁移”在本地区解决就业问题。
第三、 打破户籍制度壁垒，让农民工成为市民。城市作为迁入地而不能给予迁移者适当的社会保障和生活保障，使得农民工选择“回流”，既不能体现“以人为本”，又阻碍了城市化和农村发展。
第四、 同时，注意东中西部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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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区域性迁移；经济效应
一、中国农村劳动力区域性迁移状况：1978―2008年
作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一直是不争的事实，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区域性迁移也成为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中典型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的增长，逐步步入到现代工业化进程之中，但城市和农村之间、欠发达和发达地区之间的非均衡发展、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问题的凸显，以及城市化进程日益推进，都使得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往发达地区迁移，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民工潮”现象。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2008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总数已达1.3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26%，占城镇从业人员的46%，在1978-2007年的十年间，外出劳动力每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2.6%，区域性迁移的规模一直处于增长状态，1983年为34690万人，到2008年增加到50387万人。其中，皖、赣、鲁、豫、湘、桂、川、贵、云、陕10个省区成为区域性剩余劳动力迁出的集中分布区。
二、区域性劳动力迁移对移入地的经济效应
（一）产出效应
劳动力的区域性迁移，为迁入地注入了更多的劳动力，充裕了当地劳动力市场、填补了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欠缺。越来越多的来至于欠发达地区或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利用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平台，纷纷进入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产业部门，为这些部门的产出增长起着功不可没的显著作用。
另一方面，剩余劳动力迁移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提高了迁入地的劳动生产率，尤其是城乡经济结构中的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镇的迁移。脱离农业产业部门的劳动力的出现，为城市企业原有的用工制度带来有力冲击，以前国有企业严格实行计划用工制度，“三铁”盛行，农民工的出现增加了企业劳动用工的选择余地。农民工吃苦耐劳，守纪律，工资成本低，具有很大竞争优势，直接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在职职工构成竞争压力，也间接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生产效率。
（二）挤出效应
农村劳动力的区域性流动对流入地要素市场具有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体现为：流入地本身劳动力要素市场是一个非饱和的状态，尤其是当剩余劳动力流入之后，更为明显地加深了流入地的非饱和的情况，失业问题进一步凸显。以中国为例，迁移的劳动力可以分为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在低技能劳动力市场上，往往充斥了大量的农村转移出的剩余劳动力，因为农村转移的低技能劳动力用工成本低，因此相当大的程度上排挤了城市原本的低技能劳动力。在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城乡经济结构中区域性劳动力转移的主体是低技能劳动力，对于高技能劳动力产生的排挤效应并不十分明显，但是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毕竟农村迁移出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之中不乏有高技能人才，或者存在很大部分能够从干中学提升至高技能人才，从而对于城市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挤出效应。
（三）福利效应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迁移补充了城市劳动力的“不足”。尽管城市中也存在着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城市劳动力往往不愿在一些特殊领域就业，进城民工恰好填补了这些空缺。传统的城市就业制度形成的“三铁”，一方面造成城市职工工作效率低下、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等局面，另一方面，企业内部人浮于事，隐性失业严重。企业为了提高效率，不得不雇用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民工，尤其是让他们补充脏、累、差岗位。
同样，劳动力迁移还起了抬遗补缺的作用，尤其是迁移入城的劳动力，包括农民工。在与城市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许多领域中，农民工已成为主力队员，为城市居民生活的方便、舒适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区域性劳动力迁移对移出地的经济效应
（一）短缺效应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大部分劳动力区域性迁移都属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但由于目前中国劳动力迁移本身所具有的自发、分散、组织程度低、季节性明显的特点，很大程度影响了流入地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要素市场的稳定，流出地要素短缺现象明显，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1、农村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要素短缺
作为区域性劳动力迁移的主要部门，农业部门的生产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结构。中国农业劳动力素质本来就不高，加上年轻有文化或有一技之长青壮年随“流”而去，另一部分人转入当地第二、三产业，使得农业科技示范与推广在农村出现了“断层”，劳动力供求结构逆转、收益与预期相背，“青壮去务工，种田童老姑”的现象极为普遍；农田耕作效率下降，土地实际利用率下降，有的地区甚至造成田地荒芜。这是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后果。
2、农村经济增长的土地资源荒芜
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发生迁移，外出务工家庭的耕地大部分由家中留守的老人耕种，而家中留守老人体力不足、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只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导致农业生产先进技术应用不广，耕地处于一种新的耕地抛荒或隐性抛荒状态。现行的土地产权安排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使用权分散在各农户家庭，土地产权不许自由买卖，但使用权可以转让。农民比较利益很低，负担重，务农净收益微不足道，这就决定了农民转租责任田的净收益不大，租赁别人的责任田的净收益也很少，以至于这种出租使用权的交易事实上难以进行。而且出租土地还有可能形成地力下降，利益权衡的结果导致一部分外出务工农民干脆抛荒责任田，一门心思打工。可见，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造成农村劳动力短缺，进而使土地抛荒，必将浪费农村经济增长的土地资源和其他资源，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
3、抬升农村经济增长成本，缺乏高素质人才
近两年来，中国逐步实施的惠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但由于绝大多数有文化知识、懂技术的农村劳动力长年在外务工，特色农业和优势产业不能形成，农产品科技含量得不到提高，产业结构得不到升级。农村经济增长缺乏高素质的人才和高技术的支撑，只好低效运行，难以融入世界市场。在低下的发展效率下，更加不能留住优秀的农村经济技术人才，例如，有的村庄连个村干部都选不出来，原因是有能力当村干部的人都“转移”出去了。
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甚至连农村经济发展的正常劳动力也不够，造成了农村劳动力不是剩余而是短缺了，“空心村”现象凸显。大量的劳动力外出，农业发展必要的劳动力减少，导致农业发展的劳动力价格提升，再加上农业的化肥、农药价格的上升，农业的发展成本就更加大，进而带动农村其他物资价格的上涨，势必造成农村经济增长的成本上升，造成新的农村发展问题。
（二）收入效应
劳动力不管是从农业部门迁移往工业、服务业等产业部门，还是有欠发达地区迁移至较发达地区，这样一种迁移都会增加劳动力要素自身的报酬。2008年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全年货币总收入为3511亿元，在城镇及路途花费为1060亿元，带回或寄回农村的货币收入约2451亿元。务工收入的增加，很大部分用于改善当前的生存状态，不管是向奔小康打基础也好，还是返还移出地购置实物资产也好，收入的返回无疑支持了各种经济支出项目。劳动力要素收入提高也意味着对工业消费品需求的增加，这可以带流出地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对落后地区经济有着重要的乘数效应。
收入返回对农业本身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环境下，农业是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自身经济效率低，务农收益也低。农业发展急需注入资金，而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在其他经济比较效益高的领域竞争下逐年递减，从改革前占财政支出11%以上下降到2008年的4.7%，同时农用物资价格飞涨，大大抵消了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可能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农民负担重，农村各项事业支出逐年增加，很难挤出资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收入的返回在一定程度上解了这个燃眉之急。
（三）产业资本效应
劳动力务工迁移的收入返回还是非农产业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是中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根本出路。但因农业自身处境已经很艰难，实行后聚拢农产户的零散资金十分不易，不可能主要依靠农业自身提供发展非农产业所需的巨额资金。返回收入中只要有一部分转化为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原始积累，其数额和作用就十分可观。时下的“民工潮”回流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可以预见，他们将成为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四）技术溢出效应
劳动力流入城市和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直接为流出地免费培训了大批市场经济型人才和劳动力，先进的技术、管理及经济增长经验、做法在迁移务工中得以掌握并随着返乡而在当地扩散开。这种“干中学”的扩散效应对移出地经济增长意义很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较快地解决劳动力素质低下的问题，为移出地经济起飞提供合格劳动力和人才，还使迁移务工人员脱颖而出，熟悉和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程序、规则，成为他们返乡创业的优势。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和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既增加了收入，又促进了城乡信息交流，是城市现代文明向广大农村产生辐射和示范效应的重要渠道。
四、研究结论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逐步推进的同时，劳动力区域性转移成为二元经济结构中一个凸显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制度以及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都使得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转移特征，并且在新时期推行城镇化的情形下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作为劳动力要素迁移的经济增长效益，无论是理论上对转入地和转出地的影响，还是对国民经济增长总量及增长速度所带来的影响，中国区域性劳动力迁移的实践都给出了很好的实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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