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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族企业 治理模式 优化 内部机制 外部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8(a)-0118-02
On Our Family Business Governance Model Legal Research
Liu Shuju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Nanchang Jiangxi,China 330013)
Abstract:Family business as one of the most ancient forms of enterprise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ny countrie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amily governance model has its reasonable aspect,that is,the commissioned cost、decision cost and coordination cost have been greatly reduced due to the direct control of family business.Form the viewpoint of private sector economy growth,it accomplishes it is original accumulation under special historic circumstances and a special economical system background,thus,the mode of private sector economy development is not standardized in its inner systematic arrangement,On the one hand,this paper research the problem of the family governance model,on the other hand,studying the pattern of the foreign family enterprises,getting some successful experiences,From improving their internal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improving the extern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 to start,make clear ownership structure,regulate the market manager,establish a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and improv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other specific measures.
Key Words:Family Enterprise;Governance Model;Optimization;Internal Mechanism;External Mechanism
自改革开放以来,家族企业逐渐呈现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我国家族企业的迅猛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家族企业在发展初期,有着比其他形式的企业组织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市场竞争加剧的原因,家族企业失去了原有的优势,而且自身存在的一些劣势又可能导致家族企业的衰亡,可能逃不过“富不过三代”的怪圈,虽然是生物学上“适者生存”的客观规律,也是经济学上“适者生存”的现实表现。现有相关研究虽然在观点上有一些差异,但立论的基础都是承认企业治理模式的多样性,认为,在不同的经济类型、文化背景、社会现实和法律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公司治理都有自己独特的轨迹和模式,解决企业治理中的问题和利益冲突没有通行的灵丹妙药,每一种模式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弊端。
本文以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拟从法学的视野出发,借鉴经济学、企业管理学等相关领域的成果,围绕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公司制为组织形式的家族企业治理问题,尤其是治理结构的设计和运作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1 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建立,法制也不健全,我国民营企业采用家族化治理结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是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我国家族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家族制管理模式弊端日益显著,面临着诸多法律问题。
1.1 产权结构上的弊端
(1)所有权模糊。
首先是家族成员内部的产权不清。其次,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到旧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对私营企业扶持力度不大,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现了打压的情况,为了摆脱受歧视的命运,获得与国有集体企业公平竞争的权利,家族企业纷纷戴上了“红帽子”。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社会环境逐渐宽松,企业发展迅猛,这些原因都导致了所有权权属的纠纷。
(2)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混淆。
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企业的所有者与管理者高度混同,使得投资者无法获得资本和管理带来的收益。由于家族企业把血缘关系与产权关系合为一体,因而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家族血亲关系对企业经营运作过程的过多干预。同时,因为产权结构的单一化,使得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不能有效结合,往往导致具有管理企业能力的人没有钱,有钱的人对管理企业一窍不通的情况,家族制管理模式严重影响了二种资本融合。家族企业的发展与管理者低下素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客观上必须应该由职业经理人代替其对公司的管理职能。
(3)未考虑人力资本产权的问题,无法适应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价格上升这一事实。随着人力资本多企业贡献增大,其价格相对提高,原有的产权制度安排不能够适应这一变化,必须加以变革,达到调动企业人力资本的积极性效果。
1.2 企业职业化管理存在的问题
中国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的发展面临着有别于西方的新课题。从实践经验来看,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
(1)职业经理人难以融入家族企业。
在家族企业里,名义上给予职业经理人各种职位的头衔,但事实上处在有职无权的尴地位,削弱了职业经理人本应享有管理权力,使得双方关系不断恶化,最终导致合作破裂。
(2)委托成本的加大。
在家族企业里,职业经理人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公司利益之上的情况屡见不鲜。“从而在家族资本和社会人力资本融合的过程中就产生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也是委托成本问题。
(3)职业经理人诚信度不足。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认为,职业经理人道德水平低下严重影响了中国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是企业不能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4)职业经理人流失现象普遍。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的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的合作的时间相当短暂,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一见钟情’到‘相互猜忌’,再到最后的‘不欢而散’,似乎已经成为我国职业经理人必须面对的三部曲。”跳槽是职业经理人对更优职业规划和更高收入,更加职业工作环境的追求所做出的决策举动,也是经理人和家族企业主对各自利益博弈的结果。
1.3 现代企业治理机构的缺失
股东大会流于形式,“用手投票机制”失灵。董事会独立性不够,董事会功能缺损。监事会地位没有落实,监事功能十分有限。
1.4 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阻碍因素分析
家族企业在世界经济活动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是,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亚洲国家,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怪现象普遍存在着。据统计,有高达七成左右的家族企业不能延续到第二代,仅仅一成企业能够顺利传至第三代。如何实现家族权力的顺利交接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课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家族企业传承模式相比,子承父业是我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最普遍和最重要的模式。该种接班模式在实践中体现出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价值观的变化,该种传承模式也面着巨大的挑战。(1)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2)权力传承缺乏规划。(3)继承者自身素质的影响。
1.5 家族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不完善
家族企业的外部治理机制是企业治理的先决条件和基本机制,同时对内部治理起到了有效补充。“外部治理机制主要是通过竞争性的市场实施的间接控制或外部治理发挥作用”,包括了舆论监督与配套服务体系,同时,政府部门,法律法规和等对企业经理人也起着极大地制约作用,然而,外部制度环境的不完善制约着当代中国家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1)家族企业发展的法律困境。
(2)相关部门不能有力的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发展非公有经济的政策。
(3)行业组织发展的滞后。行业组织是指由公民、法人或是其他组织在自愿基础上,基于共同的利益要求所组成的一种民间性、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
(4)政府职能错位及其机会主义行为时有发生,导致了家族企业交易成本的增加。
2 我国家族企业公司化治理的法律分析
2.1 所有权的完善
所有权结构的合理安排有助于科学的企业治理结构构建。因此,进行所有权的完善是治理家族企业的关键。我国家族企业所有权结构呈现出结构单一,同时家族内部股权占有不清的现象。只要家族企业内部成员关系良好,不出现复杂的矛盾,股权结构的单一性质有利于企业产权的稳定, 使得家族企业通过继承制度能够永久的发展下去。然而这类所有权结构有其弱点:例如,该种结构之于企业发展的保障功能对家族企业成员的和谐与实力依赖性太强,如果不能协调好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将对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不利影响。另外,家族对企业的绝对控股,使得企业后获得资本的途径单一化,具有相当程度的封闭性,使得资本市场与家族企业之间不能建立良好的信用关系,从而制约了企业利用社会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进行技术革新的能力。
家族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延利益边界,以实现家族企业产权结构的最优配置。具体措施如下:(1)明晰家族企业内部和外部的所有权关系。(2)实现家族企业所有权内部结构由封闭化、单一化向开放化、多元化转变。所有权结构的多元化能够保证企业形成科学高效的治理模式,同时也能为家族企业获得资金提供帮助。(3)实现家族企业所有权外部结构的社会化。
2.2 建立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由于深受家族关系的影响,家族企业内部的关系远比非家族企业要复杂的多。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构建,要达到决策的科学化以及权力相互制衡的目的,除了要具有“三会”和职业经理层之间的一般关系架构外,“还需要建立家族股东与非家族股东的利益协调和权力协调机制,因此,可以在一般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引入一些特殊的结构和机制。”
(1)在所有权系统中建立股东大会和指导者董事会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2)在家族系统中建立家族委员会。(3)在家族企业系统内部建立一个职业经理层,同时制定相应的管理水平发展计划。(4)家族企业监督制度的创新。
2.3 完善我国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对策
(1)激励措施的完善。
根据职业经理人市场的行情以及职业经理人的预期收益,定期调整薪酬与福利,激发职业经理人的工作热情。
(2)对职业经理人的约束可从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来分析。
内部约束:即所谓的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相互约束,首先,建立与完善职业经理人选拔机制。其次,签订完善的合同条款,约束职业经理人的行为。外部约束首先,法律约束:完善《公司法》,加强《证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执行力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充分发挥法律应有的震慑作用。其次,设立职业经理人法,使得经理人地位与权责能够规范化、法律化。目前职业经理人已近成为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应该尽快制定法律,保护其合法的利益,同时又能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必要的法律约束。最后,建立职业经理人才的岗位证书制度,使得职业经理人必须持证上岗。
2.4 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机制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
从中国家族企业实际出发,应该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要正确处理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其次,努力进行制度创新,完善家族企业传承的制度环境。
2.5 外部治理环境的完善
法律不仅能够对事前起到预防和约束规范的作用,而且同时它也是事后治理的重要手段,因为具有严格强制力,其对公司治理起到了重要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相关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存在着法治环境不公平的现象。规范和发展我国中介组织。完善资本市场,拓宽家族企业融资渠道。
3 结语
在实施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家族企业对拉动经济发展、增加税收,带动就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改革的的深化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家族企业周边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我国家族企业面临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生存环境。”一方面,目前国家的大环境总体上有利于家族企业的发展。稳定的社会环境,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以及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行业协会的壮大,都为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传统家族治理结构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制约了其发展。通过从内外二个角度分析,可以发现制约家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包括所有权不清晰,职业经理人制度不完善,董事会监事会虚设以及外部治理结构的不合理。家族企业必须对这些问题加以重视,突破原有管理模式的瓶颈,逐步向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方向迈进。总之,家族企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国内外残酷的市场竞争。企业家们必须坚持改革的精神,审时度势,抓住企业治理结构转变的时机,大胆变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家族企业的长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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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户;家庭福祉;旅游发展;大别山区
中图分类号:F590;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20-5398-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20.058
Abstract: Through household interviews, the welfare changes of the residents was analyzed by using the multi index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each village has obvious spatial disparity caused by sources of income and traffic conditions, the well-being of the well developed village resident in the tourism service industry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non participating village. In each element of well-being,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e safety, relationships and living conditions were weak while the other element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2002-2011,the area residents welfare of Sage Village grew from 49.35 to 59.06, a growth rate of 19.68% and changes income level and farmland status were most significant with the farmland status presenting negative growth and the former presenting positive growth.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and consolidate th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Key words: household; residents’ well-being; tourism development; Dabie mountains;
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旅游目的地被开发出来,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经济、文化和环境带来了深刻改变,旅游影响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通过分析文献[1-11]发现,旅游影响感知研究很多,但都是从社会、经济或文化等视角出发,缺乏综合视角的分析,而福祉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本研究引入社会学福祉的概念,以居民福祉为切入点,从旅游地居民的感知入手,通过定量分析,运用横向共时性与纵向历时性相结合的方法来对旅游发展对当地居民生活状态的影响进行综合测度,以期为发展旅游提供政策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地处东经115°40′-115°46′,北纬31°02′-31°16′,位于罗田县北部山区(图1),总面积300 km2,辖两个乡镇,4个国有林场,6个集体林场,54个行政自然村和天堂湖水库管理处,总人口38 000人,人口密度为127人/km2。分设九资河大别山田园风光游览区、天堂寨大别雄风自然风光游览区、青台关古关名胜游览区、薄刀峰避暑休闲游览区、天堂湖水上乐园等5个景区,常年降雨量1 350 mm,平均气温16.4 ℃。
长期以来,本区农业结构调整制约因素多、空间小,农户经营性收入增长难度大,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外出务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积累少、负债多,自我发展能力严重不足,是典型的贫困山区。近十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景区群众在旅游发展中受益,所以,本区能反映旅游发展对居民福祉的影程度。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4年10月进行的问卷调查。通过随机抽样,采取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访谈了120家农户,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02份。对被调查者性别、文化程度、参加旅游服务年数等社会经济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表1)。所调查乡(镇)为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中旅游发展最好的九资河镇和天堂寨林场。为了能够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旅游发展对居民福祉的影响,分别选取了天堂寨林场的黄柏山、吊桥河和九资河镇的圣人堂作为调查村落。黄柏山和圣人堂问卷调查和访谈对象为参与旅游活动的农户,并且主要以中年人为主,以保证农户能够较准确填写2004年的问卷情况。吊桥河问卷调查和访谈对象主要为留守的老年人。问卷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旅游活动经营者家庭的基本情况,包括家庭住址、距离镇区的距离、家庭人员基本情况等;农业生产与经营情况,包括耕地面积、粮食来源、家畜养殖情况等;旅游业参与情况以及农户的福祉感知情况,获得的调查数据用Excel2007、SPSS17.0和yaahp等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2 福祉测评指标的构建及权重的确定
目前,学术界对人类福祉的指标选择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将福祉的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测评方式正逐渐成为总的趋势[12-15]。穆广杰[16]认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既要包括物质方面的指标,又要包括人们的主观满意度等指标。刘正山[17]设计了一整套主、客观结合的指标体系来构建幸福指数:客观指标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空气质量等;主观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指数、环境保护满意度等。本研究综合前人的观点,结合公园景区的自然特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选取人均年收入等18个指标来构建旅游区农户福祉的度量指标体系(表2)。通过咨询10位专家,参照户主感知,最终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农户福祉指标体系的权重值(表2)。
2.3 农户福祉的计算方法
从测度方式来看,福祉计量指标可分为两类:一是客观指标,本研究中包括期望寿命、人均年收入、总负担系数、前期投资、距离镇中心距离和耕地数量等指标,这些指标可以利用实测的经济或社会等客观数据去反映人类需求被满足的程度。其中,总负担系数是指家庭被抚养人口(重病无劳动能力,残疾以及年龄0~14岁和65岁以上人口)占对家庭收入主要贡献人口的比例;前期投资为农户参与旅游经营活动所做的前期投入,以人民币数额计算,以上两指标均为负指标,数值越大,得分越低。二是主观指标,此类指标在本研究中未能通过实测数据来进行度量,主要依赖调查问卷等方法对个人的幸福感受程度进行调查。主观指标依据被访者主观评价计算分值,主观评价分为:很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不满意5个等级,分别赋分5、4、3、2、1。
为去除量纲影响,各指标采用min-max标准化方法进行数据标准化,农户福祉利用标准化值加权求和计算。
3 旅游区居民福祉分析
3.1 农户福祉的空间差异
比较不同村落农民福祉状况(表3),总体上看各村落差异显著,圣人堂村农户福祉最高,为56.78;最低的吊桥河村仅为45.39,较平均水平低13.95%。黄柏山村和圣人堂村福祉水平相当,为56.24。安全、人际关系和基本生活条件3项福祉要素评分在不同村落间较为均衡,居民满意度比较高;健康、收入与支出状况和营养获取能力存在一定差异。通过访谈可知,导致农户福祉空间差异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1)收入来源。本次调查的3个村落,圣人堂村和黄柏山村距离风景区入口近,地理位置优越,几乎家家户户开设旅游宾馆或农家乐,通过参与旅游经营活动,带来了大量收入,富余劳动力还可在旅游淡季外出打短工或种植药材,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户收入水平,相应地带恿擞养获取能力和健康状况的提高,使得两村福祉水平较高。吊桥河村远离主要景区,交通不便,属于劳动力转移密集区域,打工收入是该村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村内青壮年常年外出打工,家庭聚少离多,农户幸福感往往较低。
2)交通状况。圣人堂村和黄柏山村交通条件便利,距离镇中心较近,外界信息渠道通畅,虽然退耕还林或旅游开发建设侵占耕地使得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很少,但农民有更多的增收方式,虽然农户耕地状况的满意度较低,但收入水平较高,导致农户福祉水平总体较高。反观交通闭塞的吊桥河村,农户以农业生产和外出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距镇中心远与外界沟通较少,蔬菜及肉类的获取不易,这些都使得农户福祉水平较低。
3.2 农户福祉的时间变化
为了从时间上分析旅游开发活动对居民福祉的影响,调查了圣人堂村村民2004年(此时农家乐刚开始兴起)的福祉感知情况,通过访谈结果及福祉计算方法,得出圣人堂村2004年和2014年的居民福祉(表4)。
通过表4可以看出,2004-2014年,圣人堂村居民福祉从49.35增长到59.06,增长率为19.68%,增长幅度较为显著,且2014年处于较高水平。各福祉指标中正增长最为显著的是人均收入、收入满意度和期望寿命。其中,人均收入对居民福祉增长的贡献率达68.41%,其主要原因在于居民年人均收入的提高。2004-2014年,研究区居民年人均收入从7 750元/年增至22 800元/年,增长率为194.19%。抛开富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居民收入增长主要得益于参与旅游经营活动。据调查,圣人堂村现有农家乐87家,每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收入达6 000万元。收入的增加使得居民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居民有钱看病,更加重视健康),营养获取能力得到提高。耕地状况、前期投资和健康满意度3项福祉指标呈现明显的负增长。尤其是耕地状况负增长最为显著,占福祉变化贡献率的-14.40%,主要原因在于为了保护景区生态环境,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使得研究区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居民对耕地的满意度下降明显,许多农户反映自家产的粮食不够消费,每年都需要购买。居民参与旅游经营活动要有前期投资,这些资金一般由农户向银行贷款,不少居民反映其贷款金额在百万元以上,这无疑增加了农户负担,削弱了幸福感,所以前期投资这一福祉指标贡献率为负。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以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乡村旅游地为研究区域,通过农户访谈和问卷调查,在建立多指标综合评价系统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近10年当地居民福祉的变化、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研究区各村落农户福祉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参与旅游经营活动的村落农户福祉明显高于未参与旅游经营活动的村落。各福祉要素中,除安全和人际关系外,其他福祉要素空间差异较大,特别是收入与支出要素差异最大。
2)2004-2014年,研究区居民福祉从49.35增长到59.06,增长率为19.68%,增长幅度较为显著;各福祉指标中变化最显著的正增长和负增长分别是人均收入和耕地状况,其中,收入水平对福祉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8.41%,耕地状况占福祉变化贡献率的-14.40%。
基于以上结论,为巩固和提高大别山地区农户的福祉,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农户福祉的增加主要依赖于农户参与旅游经营活动带来的收入增加,但是人类福祉基于主体的主观感受,不仅依赖于资本的供应及其质量状况,也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改变[18]。随着旅游业进一步发展,将来会有更多的游客进入到景区,景区的承载力会受到巨大挑战。旅游经营活动产生大量的餐厨垃圾、生活废水,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交通堵塞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农户的福祉感受,政府下一步要继续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新型农村旅游接待水平,必要时控制游客数量。
第二,诸如吊桥河之类的村落,应进一步改善交通状况,合理开发利用其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加强农林产业指导,引导居民到景区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增强贫困地区发展内生动力。
第三,对不同村落制定不同扶贫政策,加大扶贫力度,给农户创业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提高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和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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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某基层检察院共审理妨害公务案件60件83人,因饮酒引起的案件共26件35人,但2010年仅1件1人,2011年有6件9人,2012年9月初之前有15件/21人[1]。近三年因酒后引起的妨害公务案件数量大幅度提升,应引起重视。
一、综观这几年来该院所办理的与醉酒相关的妨害公务案件案件,可以发现实务中该类妨害公务案件有以下几个特点:
1、犯罪主体结构较单一,多为农民,法制意识薄弱。普遍文化程度较低,90%的犯罪嫌疑人为小学或初中文化水平,法律知识匮乏,意识不到自己行为触犯了法律。部分人员完全处于酒后滋事耍酒疯的状态,甚至到派出所几个小时之后才清醒,且已记不清案发时的行为。
2、警察为主要侵害对象。近三年涉嫌酒后妨害公务案的侵犯对象全部为民警和交警,表现为在执法过程中被咬伤、踢打伤、扭伤,骨折,扎伤,甚至被犯罪嫌疑人用汽车拖跑及撞伤的。例如2012年初1月某晚,犯罪嫌疑人张某酒后驾驶一辆轿车,在路口遇有交警执法,为逃避检查驾车逃跑,在逃跑过程中将执法民警撞伤。
3、案发环节集中在酒后滋事和酒驾检查中,饭馆、歌舞厅、路口等场所是案件的高发地点。2012年的10个涉案案件中,因酒后滋事引起纠纷不配合民警工作引起的案件有8起,因逃避酒架检查引起的案件有2起。其中发生在小饭馆与歌舞厅的案件各3起。
4、实施暴力的程度轻微,民警损伤以轻微伤为主,做出不予批准逮捕的比例较大。近三年涉酒的案件共16件21人,共有10件11人被做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二、随着醉酒引发的案件量逐年上升,分析一下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来自犯罪嫌疑人方,一方面来自于执法者本身。
1、酒后滋事引起矛盾,不配合民警执法是案发的主要原因。
第一类属于犯罪嫌疑人酒后精神亢奋,喜欢滋事“耍酒疯”,做出与他人吵架、打砸财物或作出不合理行为,在民警处理过程中产生了冲突,有些则主动暴力抗法。例如2012年中旬,某画家村约百余名行为艺术人员酒后聚集到河畔,进行所谓的“艺术表演,”其中4民人员现场脱掉全部衣服身体,民警立即将其与其他艺术人员分离,同时用喊话器宣传法律法规,上述人员不但拒不配合民警工作,而且强行冲撞警戒绒线,围堵民警执法,以暴力方式阻碍民警将上述4人带离现场。在处置过程中,将一位民警腰椎压缩骨折。
第二类属于为了逃避酒驾检查。随着国家对醉酒驾驶的严厉打击,且已将酒驾列入刑法,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很多酒驾的人存在侥幸心理,在道路路口遭遇民警检查时,为逃避处罚,企图强行离开,罔顾民警的阻拦和人身安全造成民警受伤。
2、将一般违法行为定性为刑事犯罪。因妨害公务罪的前三款对暴力威胁没有“情节严重”的要求,似应归类为行为犯,即只要行为人采取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法,即便未造成一定程度的人身伤害后果、财产损失或具有其它严重、恶劣情节,也可入罪。但不论是在理论界或实务中,均认为只是采用顶撞、争执等方法或者使用显著轻微的暴力、威胁方法的,一般认为不足以评价为妨害公务罪,而应作为一般违法处理[2]。
在实践中,一类案件起初存在较轻程度的拉拽,但由于醉酒人员情绪易激动,遂拉扯动作过大,但由于现有刑法对暴力程度及阻碍执法程度未作详尽的规定,一般违法行为也被定性为刑事犯罪,导致妨害公务案件数量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由于部分执法人员执法手段过于简单,执法态度、方式、语言不当,很容易引发醉酒人员对执法活动的抗拒心理,遂矛盾升级大大出手,触犯法律。
三、针对上述情况,笔者对于酒醉引起的妨害公务案提出以下对策:
1、加大法律宣传力度,提高大众的法律意识。第一以案释法,执法部门可以借办案的契机,针对相关单位或部分群体进行普法宣传,尤其是农村,针对农民,讲解案例等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法制宣传,让他们意识到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具有的国家权威性;第二要加大对公民的法制教育力度。使公民能清楚地认识到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与尊重法治权威、服从社会管理的关系,在遇到个人利益与执法活动冲突的情况下,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减少妨害公务案件的发生;第三同时借助新闻媒体及广播,做好相关的法宣工作,还要让民众进一步意识到醉酒的危险性。
2、民警应文明执法,提高执法水平和素质。在新形势下,民警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以亲切符合人性化的态度处理问题,加强应变能力,做好处理醉酒等特殊状态下当事人的工作,减少社会对立,营造良好的执法氛围。与此同时,要加强对执法人员进行培训,树立亲民的执法观念,规范办案程序,严格依法办事,减少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和群众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3、加强刑法学习,准备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对构成犯罪的案件要正确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处理冲突中,对于主管恶性较小,案发时只是头脑一时冲动,且轻微暴力手段、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人员,应认为是一般的违法行为,不以犯罪论处,视情况可以予以行政处罚或教育、训诫;对于导致民警轻伤以上后果或者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案件,或者是群体性暴力抗法案件,以及其他严重影响社会秩序构成犯罪的妨害公务案件,司法机关必须加大处置力度[3];对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对其教育进行调解,可不予批准逮捕。另一方面对于警察在办法过程中存在过错,导致矛盾激化的情况,也应区别对待,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
注释:
[1]数据来源于某处案件管理部门.
奥运冠军孙杨怎么也不会想到,一起意外的交通事故会使他的公众形象暴跌,并被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宣布停赛、停训以及停止商业和社会活动,乃至无缘2013年中国体坛年度风云人物评选,而在去年,正是他获得了体坛年度风云人物“最佳男运动员奖”。
11月3日,杭州延安路体育场路路口,孙杨驾驶白色保时捷卡宴被公交车追尾发生刮擦。事故处理结果虽然是公交车负全责,但孙杨本人被当场发现是无照驾驶。
新颁布的《道路安全法》第九十九条规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据说,杭州警方对孙杨开出的处罚决定书是“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7日”。
城门失火,殃及鱼池。孙杨无证驾驶,北汽现代不幸躺枪。去年12月23日北京现代全新胜达上市盛典上,奥运冠军孙杨成为全新胜达的代言人,主持人问他开车技术怎么样,孙杨当即回答,“会开,没本”。交通事故之后,网友调侃孙杨:“没有驾照,你广告代言汽车有什么意义?”
没有驾驶执照不能开车上路,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交通常识。孙杨在道歉微博中表示自己“对法律知识淡薄”,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说明他交通安全意识淡薄。
开车人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年虎二年狼三年变成小绵羊”。一辆车,开得稳妥是交通工具,开得随意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变成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灾难的凶器。
关键词:分组;合作;竞争
《全日制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指出: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的重要方式。在《全日制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和课程实施建议中,实施合作教学法,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意识和习惯,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并且被广泛推广使用。但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合作教学法在实施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少值得深思、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如何有效地解决存在的问题,提高教学实效?我认为,要达成合作教学法的目标和目的,教师除了需要处理好“六认真”的各个环节外,要正确处理好合作教学前的学生分组(学生学习小组成员的组合)问题;二是要在合作教学中善于把握教与学的度的关系问题。下面我主要就这两个问题结合九年级思想品德课合作教学法使用的实践谈一点粗浅认识。
一、合理分组是合作教学法顺利实施的前提和基础
在组织“走共同富裕道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个知识点的教学时,我曾经做过这样三个实验:
1.自由组合
第一个实验是让学生在课堂内自由组合分组,讨论、学习我布置的问题――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为什么?影响是什么?结果学生很快就本能地形成了“优优组合”“弱弱成组”的态势,“优优组合”的小组讨论得热火朝天:运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关系、生产关系内部三个方面的相互关系的原理,他们把“生产力、国
情―所有制(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的几乎所有教学目标都弄了个水落石出,对一些问题更是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对老师提出的问题表示了怀疑;“弱弱组合”小组则面面相觑,不知所云。各个小组学习的效果也呈现出了大相径庭的态势。
2.就近结合
第二个实验是布置座位相近的前后四位同学组成小组对即将学习的内容提出问题并回答问题,结果是,组内优秀学生滔滔不绝,落后学生则默不作声,仅是作为虔诚的听众或以诚惶诚恐的态度作壁上观。于是,优秀的学生思维活跃,锐于进取,落后的学生更加自卑,完全对思考和回答问题失去了信心。
3.教师组建
第三个实验是由我指定组合,“两优”与“两差”组合成组,而且明确落后的学生有优先选择提问或回答权。于是,落后的学生想方设法钻研设计问题或带有极高表现欲地回答问题,热情高涨;优秀学生则不断地与落后学生在“对”与“不对”间反复争论,力求使每一个问题问得更精确、答得更合理。
三种不同的组合,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教学效果,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我认为,分组合作教学绝对不是学生简单相加的组合,不同的学生在知识素质、能力素质、心理素质和外在素质都存在明显的差异,教学活动的最高原则就是尽可能地调动所有学生的所有积极因素来促进学习。因此,分组时必须力求注意让知识素质高的学生帮助、带动同伴的学习;让能力素质、心理素质强的学生负责组织小组活动;让外在素质美的学生来激化同伴的自强心理和外在美化。只有这样,才能给中等生和后进生带来进步的希望与激情;才能给优秀生创造表现的机会,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导向作用;才能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把握教与学的度是合作教学法取得成效的关键
曾经在听课时发现这样的问题:因为强调学生合作学习,有的老师往往把教的任务也推给了学生,整堂课讨论,热热闹闹,结果是一堂课下来,学生浑然不知学到了什么,重点、难点是什么。因为提倡合作学习,有的老师是为合作而合作,一目了然的问题却要布置学生讨论,或者问题刚刚布置完,学生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讨论,教师就主观地结束了讨论,然后在上面吐沫横飞地讲起来,至于学生讨论到了什么结果,存在哪些困惑则完全漠然。这简直就是在赶时髦――作秀。教学工作是教和学的有机组合,教师和学生的作用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忽视或过分强调哪一方都是不科学的。
1.教师的组织、引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教师作为组织者、引导者,在教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学生所不能替代的,否则自主学习就演变为盲目的自学。在组织“法律就在我们身边”的教学中,我曾经设计了两种方案:其一,先引导学生分组合作寻找教材中有关法律的基本知识(法律的特征、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的作用等),再引导学生小组讨论、学习、认识法律的这些基本知识;其二,先让学生小组讨论相关法律案例,如《食品安全法》、重庆打黑风暴、酒驾入刑等,再由学生讨论交流归纳得到相关的法律知识,加深对法律知识的深入理解、运用。不管哪一种方案,我都首先告诉学生讨论什么,引导学生怎么讨论,然后由学生操作。在学生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由小组推出代表,汇报讨论结果,各组提意见或做补充,教师在汇报中始终把握方向,引导学生在原有讨论结果的基础上朝预定目标发展,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实践证明,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教师把重点、难点知识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讲透彻,帮助学生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帮助学生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引领学生把整堂课的内容构建成知识体系,把相关知识点提炼到新的高度去认识等等,这些都需要教师在组合教学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2.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否则便是包办代替。要让学生动起来,在不违背教学内容科学性、准确性的原则下鼓励学生敢说但不是瞎说(要围绕问题)、敢问但不是乱问(要在问题的质疑上下工夫)、敢想但不是空想和幻想(要努力寻找理论和现实依据)、敢争论但不是争吵(要据理力争)。上述两点在实践中只有结合教学实际,合理把握,才可能达到理想的教学
效果。
三、实施合作教学需要把握好三个要点
要让学生在合作教学中达到预期的目的,教师要教育学生正确认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要注意分层合作的组合,要不断地回顾、反思和改进。
1.要正确认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古人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小组合作时,小组内部分优秀学生因为害怕周围的学生超越自己,有时会遮遮掩掩、欲语还休。而成绩暂时落后的学生又总是对别人的帮助是否真诚表示怀疑。在这种互不信任的情况下,小组合作学习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我认为,教师既要与学生讲清合作有利于促进竞争和发展,竞争不排斥合作的道理,更要让学生在具体的合作学习中深刻地去体悟这个道理。
2.要注意分层合作的组合
学生有差异,分组也不可能绝对均衡。分组合作学习并不是实行小组封闭。在一定的条件下开展小组之间的交流、合作与竞争,教师适度参与小组合作和竞争等,将更有利于促进合作和发展。
3.要注意不断地回顾反思
教无定法,教学有据。合作教学法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如果长期单独使用,也一样会产生许多弊端,如对教学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结合的把握,合作过程中与其他教学法的合理组合等。但是,只要我们本着有利于新课程改革中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教学目标实现的原则,不断地回顾反思,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将在最大程度上体现合作教学法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