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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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状况范文第1篇
在农村劳动力大分流的今天，重庆农村妇女劳动力分布状况大致有三个层次：
一是30岁以下初中文化以上的新生劳动力。她们并非“富余”劳力，但却是各大城市最能吸纳的劳动力，为此她们事实上成为向发达及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输出的主力军。
二是30岁至40岁初中文化为主体的骨干劳动力。这批人中分为两类：能力较强的一部分，成为农村种养殖及其加工业大户，是农业产业化的基干力量；生存条件困难的一部分，成为季节性就近打工群体，是农村挣钱补贴家中生计的主要力量。
三是40—50岁左右文化程度偏低的基本劳动力。这批人成为承继传统农业，解决吃饭问题，在家带孙子，稳定农村生活的基础力量。她们占农村现有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均在60%以上，有的地区高达80%。
二、农村妇女劳动力的从业动态
30岁以下的新生女劳力，在进入发达城市打工的机遇上，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事适合女性心灵手巧特征的项目。
30—40岁的骨干劳动力中，能力较强或有一定资金基础的妇女，一般都选择就地创业，或承包荒山，或搞蔬菜基地，或科学养殖、种植而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大户。同一年龄段的另一部分人，因上有老下有小，故土难离，多在小城镇从事体能强度较大的家政服务。这批人成为在土地锐减背景下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力量。
40—50岁左右的基本劳动力，是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基础力量。她们大多从事传统小农生产，进行小规模的、传统的种养殖业。同时还成为带孙子、支持儿女外出打工的主力军。
三、农村妇女劳动力的发展走势
30岁以下的新生劳动力转向发达地区后，在那里安家生儿育女，大批返乡已不太可能，但这批人比城里同龄人更能吃苦，更有创业动力，她们中会有一部分人在未来20年中获得成功，而她们的故土情结会在成功之时更加强烈。她们中的成功者，可能成为未来家乡建设的主要投资者和支撑者。
30—40岁的骨干劳动力中的专业大户，在未来20年发展中，大多会成为农工商企业主，她们将成为农村产业化和农业生产市场化的桥梁、纽带和带头人。
40—50岁的基础劳动力，10年后将退出农业生产环节。但她们是农业大变革时期稳定农村社会的基石，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期的奉献者。
四、发挥农村妇女劳动力作用的建议对策
1、广开劳务输出渠道，强化男女协调有序转移
据调查，农村劳力转移出现两大特征:一是输出者并非“富余”劳力，而是农村“新生”劳力。二是在自发转移群中，女性所占比例较低，且流向盲目。
为此，一是各级政府要树立男女比例协调转移观。女性转移过少，未来重庆农村以“三八、六一、九九”部队为主的特征将更加突出，这不利于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更不利于农村儿童，即未来农村劳动力的培养教育，也会进一步扩大男女发展差距，导致农村发展和妇女发展的进一步滞后。
二是各级政府要广开转移渠道，把促进女劳动力转移作为主要任务来抓，力争每年输出的女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输出大军的30%以上，确保重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协调、有序。
三是抓住城镇化建设契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现就地转移。
2、构建农业服务体系，大力扶助农村女大户，女能人
据调查，农村专业大户的发展最需要寻求帮助的是三个问题：一是科技服务，希望得到品种上、种养技术上的切实指导；二是市场信息，希望及时了解把握市场的需求状况；三是资金周转，希望得到及时的低息贷款扶持。
为此，政府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满足专业大户的这些基本需求上，在政策、资金、信息服务等方面为女大户、女能人提供方便。政府要充分发动各种社会力量，构建好为农村女大户、女能人示范、带动、培训、服务的体系，从而带动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
3、构建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努力提高农村妇女的生产技能
劳动力状况范文第2篇
一、劳动力资源基本特点
（一）劳动力资源总量偏低
全县18至45岁的农村劳动力总量是157753人，仅占全县总人口的42.4%。从全国来看，我国人口已进入老龄化时代，特别是18-45岁的劳动力逐年减少，以及自然减员、疾病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近年来农村劳动力总量，已呈现出下降趋势。
（二）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大
全县外出务工人口为69807人，占劳动力总量的44.3%。外出务工经济收入高、见效快。据调查，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每人年纯收入在3至少万元。而农村传统的种、养殖业，周期长、规模小、收效慢。劳动力外出务工获得直接、可观的经济效益，导致外出务工是秭归县劳动力资源的首选。
（三）剩余劳动力数量少
全县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为33970人，仅占劳动力总量的21.4%。这部分群体之所以选择在家务农，大致有三方面原因：
1.与种、养殖业形成了一定规模有关。秭归县部分乡镇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优越，适合发展种、养殖业。不少农户一年只需经营好产业园就能产生好的经济效益。
2.与自主成功创业有关。全县创业的类型主要有以下八种：种养殖、餐饮酒店、物资销售、快递运输、办公通讯、美容美发、装潢设计、家政服务。创业不仅方便了全县人民的日常生活，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3.与自身家庭条件有关。部分农村劳动力因是独生子女、孩子无人照看、父母年岁已高、身体状况欠佳等原因，只能选择在家乡发展，即使在县内规模企业打工也只能是季节性、临时性的。
二、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就近就地就业的原因分析
（一）从农村劳动力自身分析
1.劳动力文化程度不高。部分农村人受教育文化程度低，对子女的教育也不够重视，导致农村现有劳动力文化程度总体不高。
2.劳动力专业技能缺乏。在家务农者，缺乏比较硬的专业技术，对农产品的深精加工、产品市场营销知之甚少。即使外出务工，也大多从事技术含量低、劳动报酬少、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的工作。
（二）从企业用工环境分析
秭归县的规模企业大部分都建设在九里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市容环境和城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生活配套设施缺乏，进城务工人员生病就医、子女入学、生活娱乐都较为不便。而且县内规模企业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工资待遇低，工作时间长。据统计，县内大多数规模企业普工工资为1800-2000元左右，工作时间10小时左右。而沿海发达地区工资普遍在3500元以上，且有额外加班费。二是企业配套设施不足。多数企业不具备为员工提供食宿条件，无法满足员工的心理需求，也增加员工支出负担。三是精神生活匮乏，缺少休闲娱乐。可以说县内企业无论工资待遇还是务工环境，都与发达地区有较大差距，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三）从区域特色分析
秭归位于湖北西部，是典型的山区县、农业县。由于人口多，土地资源较少，在很长一段时期，外出打工经济是秭归经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有很多人在外打工，年底，县委、县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用专车接农民工回家过年，很多乡镇只留下老弱病残，很少看到年青人。
（四）从社会发展稳定分析
外出打工产生的社会问题日益明显。 “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现象普通，直接影响了儿童的健康成长，老人遇到困难或生病时更是孤苦无依，有的外出务工者务工后不愿回农村，重新组合家庭，导致许多家庭不稳定。
三、建议与对策
（一）加强正面宣传引导
县委、县政府一方面要引导各类新闻媒体积极宣传全县经济发展成果和县内规模企业风采，以及就业政策、创业典型和企业用工信息，宣传要做到全覆盖。另一方面，要引导外出务工人员算好“亲情账”，特别是外出务工产生的次生问题，如“子女教育”、“老人养老”、幸福指数等，让他们选择既做好事业，又照顾好家庭。
（二）加大培训学习力度
全县要利用就业培训中心、职教中心、移民培训中心等培训机构，大力开展各类职业培训、专业技术培训、实用技术培训，同时，各乡镇、村要积极建立化教育活动场所，不断提高村民的科技水平和整体素质。
（三）改善企业用工环境
随着县域经济和九里工业园区内企业快速发展，政府应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多渠道整合配套项目，有针对性地解决基础设施不完善、生活配套设施不足、市容环境较差的问题，不断改善园区生产生活条件。同时引导和鼓励企业完善员工住宿、用餐、文娱活动设施，丰富员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四）合理调节农村劳动力
要加大宣传力度，促使广大村民提高J识，转变观念，发挥自身优势，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走“复合型”致富之路。加强示范引导，乡镇要选择一批代表性强的“能人”大胆调整产业结构，兴办二、三产业。通过市场引导、典型示范使广大劳动力降低对土地的依赖性，合理流动、科学配置。
（五）大力实施创业扶持政策
劳动力状况范文第3篇
Abstract：Rural labor force employment's characteristics show the level is low，which due to its overall quality is not high，including cultural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skills.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ir educational training，improve their overall quality，and solve the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To grasp the situation and requirement on educational training of rural labor，the paper selected the rural labor force of Shicheng County in Ganzhou City as a sample. The paper hopes to put up with some referenc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labor force educational training.
Key words：Rural labor force；Educational training；The situation and requirement；Shicheng County
农村人口作为中国人口基数较大的群体，其发展极大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经济技术发展现代化进程。农村劳动力作为城市建设的主人公之一，其就业特征却显示层次偏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因此，有必要对其加强教育培训，提高整体素质，解决就业困难。文章选取了赣州市石城县农村劳动力作为调查样本，通过假期社会实践，深入部分乡镇，采用随机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47份，问卷回收率为87%。以切实掌握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状况及需求，探讨提高农村教育培训工作的长效性。
1 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状况
1.1 受教育水平 由表1得知，该地农村劳动力还有2%的文盲，且受到过13a以上学校教育的人仅占3%；另外，分别有45%和33%的人接受过1～6a的小学教育和7～9a的初中教育，即绝大部分人仅接受过完整或不完整的义务教育。显然，该地农村劳动力总体受教育时间偏短，文化素质普遍较低，难以适应农村经济技术现代化发展对其素质的要求。
1.2 年龄结构 在被调查的农村劳动力中，年龄小于20岁和大于61岁的农村劳动力分别为5%和11%；21～30岁的占18%；31～40岁的占21%；41～50岁的占27%；51～60岁的占18%。由以上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年龄集中在31～50岁左右，也即中年人占多数。因此，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应当高度重视并充分考虑到这个年龄段农村劳动力的教育需求，把他们作为教育培训的主要对象。
1.3 家庭人均年收入情况 调查样本可知，有近38%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5 000元，14%的家庭处于5 001～10 000元，25%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区间为10 001～20 000元，还有约23%的家庭人均年收入高于25 001元。而江西2015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为11 139元，二者数据相比较可得：该地农村劳动力家庭人均年收入水平与江西省平均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1]（见图1）。
1.4 家庭负担情况 表2中，负担人数比指家庭劳动力与家庭常住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人数指该地在各个比例区间内的具体个数。通过对表2的分析，有46%的劳动力需要负担1.1～2个人的经济支出，还有33%的劳动力需要负担2.1～3人经济支出，更有甚者，有的劳动力需要负担5人左右的经济支出（占8%）。由此可见，该地农村劳动力的家庭生活负担较大，经济工作压力较大。
1.5 对农业科技掌握水平 农民对农业科技掌握水平如何？表3数据显示，约60%的农村劳动力对如何“选择优良品种”或多或少地有一些了解，而在对如何“正确使用农药”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71%的人对此有一些了解，还有近29%的人表示完全不了解。结合图1可推测，人均年收入相对较低的家庭其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务农。在此情况下，若他们还未能掌握更科学先进的农业技术，必将会对其收入总额造成极大影响。
另外，在对处理禽畜疫病的调查当中，有84%的农村劳动力选择了比较科学合理的方法（如捕杀、隔离、消毒、报告、请专家诊治等）进行处理，相比之下，还有近14%的劳动力认为应该通过封闭消息、立即出售及自己食用等方法进行处理。大部分人掌握了对禽畜疫病的处理方法。
2 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
2.1 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需求 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需求的调研结果显示（见表4）。（1）关于培训目的：60%的人将增加经济收入列为其参加教育培训的目的之一，另外，还有44%想要通过教育培训来提高他们自身的技能。（2）培训类型：绝大部分的人希望受到职业技能类（47%）与实用技术类（27%）的培训。（3）培训层次：一事一训作为短期培训的一种形式，与短期培训一起构成该地农村劳动力最期待的培训层次，总占比达77%。（4）培训时间：该地农村劳动力更加倾向于短期或超短期教育培训，愿意在7d以内培训的劳动力比例高达79%，另外可以接受在15d以内的也有16%。（5）培训费用：该地农村劳动力并不太愿意为了教育培训支付相对较高的费用，如选择为教育培训支付50元以内的占比高达82%。（6）培训方式：关于培训方式的选择，近半数的人选择面对面授课的方式（占52%），还有26%和33%的人分别选择了现场实习和多媒体教授方式。
综上所述，该地农村劳动力对学历或证书的培训需求要远远低于他们对增加收入以及技能方面的培训需求，并且，他们倾向于选择短期且低成本的教育培训。因此，政府及教育培训主管部门应当对症下药，针对当地农村劳动力的实际需求来开展教育培训活动。
2.2 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问卷的整理发现，影响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原因有很多（见表5），由于不同需求不一样，造成原因也不一样，但结合访谈分析，笔者认为主要影响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影响因素有以下几大类：
2.2.1 培训资源方面 这部分内容主要涵盖学校和培训内容两大类。30%的该地劳动力认为影响其接受教育培训的原因是当地学校数额少，20%的受访者认为培训内容不恰当。首先，学校是人才培养的大本营，然而在该地有如此大比例的人反映影响其接受教育培训的原因是由于当地缺少学校，说明当地政府对农民教育培训的重视稍显不足亦或是教育投入不够，突显为以下两点：第一，是对教育培训活动创新不足，如培训形式未实现数字化及信息化；培训手段不够多样化；第二，对教育培训宣传力度不足，无法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加入教育培训活动过程里，进而导致部分农村劳动力有意愿接受教育培训但却缺少设施，难以接受较为系统的学习。其次，若相关教育培训的组织者未就培训内容征询广泛农村劳动力的意见，或者未能贴近其生活实际，那么就会出现农村劳动力参加教育培训的兴致不高的现象，这将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培训效果不佳。
2.2.2 教育培训管理方面 通过对调研数据整理、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管理相对迟滞，如在培训资金投入上，政府投放金额有限，而农村劳动力人口基数较大，因此，农村劳动力个人分得的教育培训补贴较少，相对的其个人所要承担教育培训费用就更多，进而影响他们参加教育培训的动力；由于资金投入相对匮乏，致使教育培训资源配置（如地点建设、设备配置）难以满足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需求。在培训质量上，培训内容设置难以贴近农村劳动力的现实工作需求[2]；培训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培训对象选择有偏差，农村劳动力最需要接受教育培训的群体主要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但无法继续升学的年轻人以及知识技能相对较低的中年人，教育培训过程中，相关部门无法根据目标群体的特征进行针对性培训。另外，农村劳动力的闲暇时间是保证参培率的重要前提，尽管大部分教育机构已经在培训时间的安排上错开了农忙时节，但闲时培训时间仍过长，不符合农村劳动力预期。教育培训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而多数农村劳动力并不能完全满足教育培训在时间上的要求，从而降低农村劳动力的参培积极性和主动性。
2.2.3 农民自身情况 这部分内容涵盖教育培训费用、时间以及参培观念。其中，29%的人认为培训费用是影响其参加教育培训的因素之一，还有37%的人因时间限制而无法参加教育培训。首先，该地大部分农村劳动力一方面由于经济收入较低，难以支付较高的教育培训费用；另一方面，由于教育培训投入的回报期较长，再加上农村劳动力自身相对落后的经济和封建的小农文化思想观念的限制，封闭了农村劳动力获得最新农业科技及就业信息的渠道，使得他们不了解市场对知识技能的最新需求，导致他们不愿增加教育投入，进而缺乏对教育培训的实际需求。
务农是该地农村劳动力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务农占据了他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特别是在每年的农忙时节，若在农忙时节安排教育培训，这将直接导致他们因农忙而放弃参加。一定的文化素质是接受教育培训的基础，然而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受其自身较低的文化基础的影响，严重降低了他们对接受现代化教育培训的接受能力，也让他们未能充分认识到教育培训对促进自身知识技能发展和提高经济收入的重要性。作为最需要受教育培训的两大主体，有一定文化基础却无法继续升学的年轻人还未有经济能力来支付教育培训费用，而知识技能相对较低的中年人因为家庭负担较重在面对较高的教育培训费用时，难免有心无力。因此，教育培训费用给培训主体带来的经济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培训需求绵软。
3 对促进石城县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发展的建议
3.1 加强培训环节建设，提升教育培训质量 教育培训内容的设计一方面应当以就业为导向，根据市场对农村劳动力知识技能的需求以及劳动力自身的素质特征进行安排，提高培训的有效性，避免内容过于宽泛，缺乏指向性；另一方面，增添农村劳动力的心理辅导培训环节以及拓宽他们对最新知识技能的了解渠道。同时，多样化教育培训形式，革新教育培训手段。当然，在培训活动开展过程中，要注意对培训对象进行调研，针对不同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对象特征来开展教育培训活动，减少培训的盲目性，如对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村劳动力开展对文化知识要求较低的实用技能培训，而将市场需求较大的高新技术培训面向年轻一代农村劳动力。另外，师资缺乏是阻碍教育培训的障碍之一，而过多的师资亦会增加教育培训成本。因此，可以寻求相关工种的企业帮助，如技术人员的义务讲课、企业的资金赞助等。
劳动力状况范文第4篇
89个城市分布在全国各大区域，拥有市区人口1.24亿人，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人口的48%；拥有市区从业人员（含城镇个体劳动者）近5391万人，约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从业人员的55%.
2003年二季度全国89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主要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1.从总体情况看，受“非典”疫情影响，本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总量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根据89个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共职业介绍服务机构所采集的劳动力供求状况信息，二季度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各类人员约177.4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的劳动力约200万人，求人倍率 约为0.89.
与上季度相比，求职人数减少了29.5万人，下降了12.8%，招聘人数减少了20.1万人，下降了10.2%.由于求职人数的下降幅度高于岗位需求，导致求人倍率略有上升，上升了0.03.下图显示了2001年一季度至2003年二季度全国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变化情况。
“非典”疫区城市中，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天津、北京，分别下降54%、40.9%、26.7%和17.9%；求职人数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天津、石家庄、包头、北京，分别下降39.6%、38.2%、38%和10%.
2.第三产业由于受“非典”疫情的影响较大，二季度用人需求下降幅度较大，第二产业下降幅度较小。
二季度89个城市第一、二、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1.8%、32.3%和65.9%，仍然保持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需求结构。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第三产业的需求比重分别下降了1.8和3.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需求比重则分别上升了2.1和3.6个百分点。
从需求总量看，与一季度相比，第三产业的用人需求减少了16.8万人，下降了12.6%.第二产业减少近2.3万人，下降了3.8%.
“非典”疫区城市中，第三产业的用人需求下降明显。其中，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北京、天津，分别下降51.9%、39.2%、19.4%和18.6%.
3.受“非典”疫情的影响，二季度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的用人需求呈现下降态势，但对制造业用人需求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
从行业需求看，各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集中在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三大行业，其用人需求分别为30.2%、26.9%和17.3%，三者合计约占总需求的74.4%.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分别下降2.9和1.6个百分点；社会服务业则分别下降了0.3和0.8个百分点；而制造业依然呈现上升态势，分别上升了2.1和4.4个百分点。
从需求总量看，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下降幅度较大，分别比一季度减少了11.8万、4.2万人，分别比一季度下降了18%和11.9%.此外，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也相对有所下降，比一季度减少了1.46万人，比一季度下降了21.2%.
“非典”疫区城市中，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建筑业、社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三大行业的用人需求下降较大。其中，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天津、北京、广州，分别下降51.9%、36.8%、36.5%、21.1%和18%；建筑业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天津、石家庄、包头、北京，分别下降92.2%、51.8%、48.8%和26.9%；社会服务业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天津、石家庄、太原、北京，分别下降65.5%、64%、41.5%、32.6%和15.9%；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太原、石家庄、包头、北京、广州、天津，分别下降59.6%、48.5%、42.5%、36.8%、14.1%和11.6%.
4.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占据主体地位，二季度企业用人需求减少，股份制企业和私营及个体企业用人需求出现下降趋势。
从用人单位看，企业用人占主体地位，所占比重达92.3%，其中，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占多数，两者所占比重之和约为63.8%.
总体而言，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企业用人需求略有下降，其中，与上季度相比，股份制企业和私营及个体企业分别下降了2.5和0.4个百分点。
从需求总量看，企业的用人需求比一季度减少了20.07万人，平均下降幅度为10.9%.其中，股份制企业和私营及个体企业分别减少了9.8万和8.4万人，分别比一季度下降了18.7%和11.9%.
“非典”疫区城市中，企业的用人需求下降较大，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天津、北京，分别下降54.9%、40.5%、21.1%和18.1%.
5.劳动力市场中供求主要集中在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两大职业；受“非典”疫情影响，商业和服务业人员这一职业群体的劳动力市场供求总量下降幅度较大。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两大职业既是需求主体又是求职者主体，两大类职业的需求比重和求职比重分别是71.8%和65.6%.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各类职业的需求变化幅度较大的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和商业服务人员，前者分别上升了1.5和7个百分点，后者则分别下降了0.4和4.5个百分点。
从需求总量看，与一季度相比，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的用人需求减少了8.5万人，下降了11.1%.从求职总量看， 与一季度相比，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的求职人数减少了9.4万人，下降了12.2%.“非典”疫区城市中，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的用人需求和求职人数下降幅度比较大。其中，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北京、广州，分别下降55.9%、38.9%、17.7%和13.2%；求职人数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天津、包头、石家庄、北京，分别下降53.5%、43.6%、31.7%和7.9%.
6. 各求职人员类别中，失业人员仍然占主体；求职人员中，新成长失业人员、就业转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在所有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所占比重达58.9%，其中就业转失业人员占25.9%，新成长失业青年占20%，其他失业人员占13%；下岗职工占9.2%；其他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占24.4%.
从总量看，与一季度相比，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减少17.6万人，下降幅度为36.2%，其中，新成长失业青年减少约5万人，下降幅度为11%，就业转失业人员减少10万人，下降幅度为16.2%；下岗职工减少2.5万人，下降幅度为11.9%；其他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1.6万人，下降幅度为3.2%.
7.劳动力市场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和求职人数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从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的要求来看，88.4%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有要求。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总体需求的40.2%；从求职者的文化程度来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是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主体，占全部求职者的47%.求职人员文化结构和用人需求结构基本一致。
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大专和大学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下降幅度较大，其中，大专分别下降了0.7和5.7个百分点，大学分别下降了0.4和2.7个百分点。硕士以上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4个百分点。
与上季度相比，大专、大学文化程度的求职人数分别下降了0.5和0.3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大专、大学文化程度的求职人数分别下降了6.9和1.3个百分点。硕士文化程度的求职人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3个百分点。
从供求总量看，与上季度相比，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共减少了近6万人，下降了16.2%；求职人数共减少近8万人，下降了15.7%.
与去年同期 相比，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共减少了近10万人，下降了25%；求职人数共减少近20万人，下降了32%.
以上变化主要是由于受到“非典”疫情的影响，一些针对大、中专毕业生的招聘会临时取消，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大专、大学文化程度的供求比例出现下降。
“非典”疫区城市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用人需求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北京、太原、天津，分别下降77.2%、44.8%、31.7%、28.6%、11.5%；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求职人数下降幅度比较大的城市有包头、石家庄、天津、北京，分别下降66.8%、51.4%、29.6%和14%.
从供求状况对比看，除硕士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求人倍率大于1外，其余均处于求职人数大于需求人数的状态，求人倍率小于1.求人倍率较高的是硕士以上和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其求人倍率分别为1.14和0.98，其余文化程度高中、大专、大学的求人倍率分别为0.86、0.79和0.81.
8. 从用人需求的技术等级看，用人需求和求职者群体主要集中在职业资格五级、职业资格四级和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其所占比重合计均占总体的38%左右。求职人员的技术等级构成与用人需求的技术等级结构基本一致。
劳动力状况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外部性 不同质劳动力 就业迁移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应该是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沿海地区一直存在着“民工潮”的现象，但是2004年，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却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而且这一现象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部门，并且有向内陆扩展的趋势。从“民工潮”到“民工荒”，这是中国这个处于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现象，从表面上看，“民工荒”的出现可能是因为民工工资太低；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使部分劳动力又流回农村；民工受到歧视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但事实上，这种“民工荒”现象是一种结构性失业：一方面企业招不到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另一方面又有大量民工处于失业状况。在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早期，主要依靠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此时其劳动力市场几乎是一元的，而且不管是供过于求还是供小于求，都是可以慢慢回到均衡位置的。但是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这些地区必将向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产业发展，其对劳动力的要求在渐渐提高，其需要的不再是一般的劳动力，而是掌握一定技术和知识的人力资本，而民工本身却并没有也没有条件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事实上，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之间呈现出双因果关系，民工自身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其无法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比如教育和在职培训。其结果就是出现了结构性失业。从人力资本的供给和需求的角度而言，人力资本是呈现阶梯性的，不同等级的人力资本的供给曲线是不同的，同时，人力资本和一般劳动力的需求价格弹性也是不同的，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其需求曲线的形状，从而决定了其最终的不同的均衡状况。
这种结构性失衡的现象，对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当我国面临经济结构转型需要大量懂得一定技术和知识的产业工人时，我们的教育却极力从事高等教育的扩招而不是职业教育；我们怎样针对人力资本的不同层次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使我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实现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我们怎样寻找一种模式或是一种激励机制促使政府多把资金投资到与劳动相匹配的人力资本方面。
同时，“民工荒”这一现象也提醒了我们：劳动力是不同质的，而劳动力的不同质也最终导致了劳动力在供给方面的差异，而这一差异也最终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的断层。本文主要想探讨劳动力不同质所引发的劳动力就业和迁移决策问题，所以本文中的模型在表现劳动力不同质问题时，往往采取了将劳动力区分为熟练技术劳动力与非熟练技术劳动力，或是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和拥有较低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做法，希望借此来描述不同性质劳动力的均衡状况。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在劳动力转移问题上的看法往往是生产要素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而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超过需求时就会使得劳动力的价格下降，从而使得劳动力回流到不发达地区，对中国的劳动力转移而言，就应该是先“孔雀东南飞”，再“西北飞”，但是中国的现实并非如此，很多拥有高学历和技术的劳动力在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或是无法找到工作的情况下，仍然选择留在沿海的发达地区，而并不愿意去西北地区就业。这一现象体现了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凝聚作用。以前我们在分析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时，更多地考虑了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关系，事实上，资本和劳动之间除了替代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互补关系，即一个经济部门或地区的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和丰裕资本的积累足以产生一种互补性。其实，这一互补关系不仅仅体现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往往因为拥有丰裕的物质和人力资本、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企业家精神等资源和因素而会对本地区的劳动力产生一个正的外部效应，使得劳动力尤其是拥有较高教育水平或是技术的劳动力，即使在现期工资水平下降的情况下，仍然对未来的工资效用保持了一个较高的预期。而本文就是想在此思想基础上研究经济中的外部性或者说互补性对劳动者的诸如工作努力程度、对自身教育的投资以及迁移决策等选择行为的影响和作用。
对于一个想在城市中就业的劳动力供给者而言，其面对着众多的决策，其要选择是否在该城市中就业，同时也要选择改变影响自身就业状况的因素。在中国的现实的经济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所聚集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高，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其所拥有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
我们假定一个代表性劳动供给者的效用的大小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工资水平、其本身所受的教育水平、其所处地区其他劳动供给者所受的教育水平以及其所处的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用函数的形式表示就是：U=U(w, hi, h-i, a)。其中，w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hi,表示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hi越大，其受教育的程度就越高；h-i表示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h-i越大，其他劳动供给者受教育的程度就越高；a表示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是一个综合指标，是该地区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投资环境、基础设施等因素的综合指数。我们假定这个效用函数是连续的，而且二阶可微。同时假定U/w>0；U/hi>0；U/a>0，也就是说，当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提高时，可以增加其自身的效用，同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对其自身的效用也有一定的正的外部性。
假设经济体有不同的经济区域，每个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程度不相同，也就是说，不同经济区域的资本存量、投资环境、以及人力资本的存量都不相同，为了简单起见，我们用ai来描述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因为较发达区域拥有丰裕的资本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从而该地区的经济环境能够与该地区的劳动力产生很好的互补性，而且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其产生的外部性也就越大，也就是说，对一个代表性劳动者而言，其提高自身的受教育水平所带来的边际效用是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递增函数。
我们可以用2U(w,h,a)/hjai>0（i≠j）来表示地区经济发展状况通过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所产生的外部性。假设一个代表性劳动供给者在做有关自身教育投资的决策时，将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看成是既定的，那么代表性劳动者的就要求解以下形式的问题：
Max U(w, hi, h-i, a)
hi
hi=f(h-i, a)
即代表性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是对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反应函数，如果我们做出传统的假设，即代表性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那么，对于任何(h-i, a)，存在一个特定的hi，如h*，可以解代表性劳动者的问题。隐函数定理意味着?h*(h-i, a)/h-i>0,一个代表性劳动供给者选择的受教育的程度是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的增函数。
当代表性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受到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时，有关受教育程度的决策就会产生外部效应。这种由受教育程度的决策所产生外部效应是一种战略互补性，可能会引起多重纳什均衡。
让我们假设所有的劳动供给者都有相同的偏好，考虑对称的纳什均衡，设Z为其他所有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因此，h*(h-i)=Z。一个对称的纳什均衡h*(Z)=Z是不动点，即如果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Z，一个代表性劳动供给者也会选择Z的受教育程度。在下图中，三条坐标轴分别代表代表性劳动供给者的教育程度hi,其他所有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h-i,、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a。在hi和h-i,所决定的平面中，横轴为h-i，即其他所有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纵轴为h*，即给定其他所有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情况下，代表性劳动供给者所选择的最优受教育的程度。每个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必在0和hmax之间。我们知道，反应曲线h*(h-i)的斜率为正，图中画出了一个例子，反应曲线与45曲线的每一个交点是一个对称的纳什均衡点。在我们所画的图中，有三个纳什均衡点A,B,C，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受教育水平。由于均衡是对称的，我们可以用帕累托标准排序，从而看到哪一个均衡比其他的均衡要好一些。当然，这里也存在着非对称的均衡，但我们要说的一般结论是：当存在战略互补性是，可能存在多重均衡，而且其中的一些均衡比其他的均衡要好一些。
同时我们亦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劳动供给者的决策行为的影响。我们前面已经假定提高自身的受教育水平所带来的边际效用是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递增函数。所以我们亦要考虑到反应函数所带来的使得劳动供给者效用最大化时的情况，结果如下图图1所示：出现了多重均衡的现象。如图中所示,B均衡点对应B`均衡点.
这也可以用来解释我们上述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所聚集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高，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其所拥有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因为单个的劳动供给者的选择受到对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决策的预期的影响，同时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单个的劳动供给者的选择行为亦有影响。
我们怎样促使经济体从一个低的均衡点向一个高的均衡点移动呢，既然单个的劳动供给者的选择受到对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决策的预期的影响，那么如果我们政府能够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和宣传力度，就可以影响到单个劳动供给者的决策。同时如果一个地区其自身的人力资本比较充足亦会促进其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又会对该地区的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产生外部效应。
以上我们在分析劳动者的选择行为时并没有考虑到工资的变化对其决策的影响作用，事实上，随着劳动力的大量的涌入某一个经济区域，该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很可能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从而使得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工资水平下降，此时，又会对劳动供给者的决策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其实市场上也会存在着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诸如资本之间的替代关系，当该地区的经济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或是技术密集型时，其势必会对劳动力的价格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事实上，资本和劳动之间既有替代性，又有互补性，在某种情况下，替代性大于互补性，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较大，则厂商的生产函数可能更接近CES生产函数的形式，当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城市部门的工资就会对城市的迁移劳动力的数量产生一个正的作用，此时就正如托达罗模型所示的结果；在另一种情况下，互补性大于替代性，此时即使资本对劳动有一定的替代性，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往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发达地区的资本和投资环境仍会对劳动者尤其是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或是掌握熟练技术的劳动力产生很大的外部效应，结果会使得这部分劳动力在工资水平下降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留在发达地区，因为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工资收入有较高的信心。
以上仅仅是狭义的看法，如果我们将发达地区的资本替换为该地区所拥有的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人力资本积累，那么上述结论仍有可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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