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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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力分析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乡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 收入差异

为了探寻我国农村人口大规模城乡迁移的原因，本文主要分析我国农村和城市发展的现状，从中对导致我国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一系列相关因素进行简要的分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我国更好解决农村人口的城乡迁移中的问题提供一些的意见。

一、 我国农村人口城乡迁移现状分析

农村建设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措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增收问题,而增收的关键是减少和转移农民,这就使我国农业就业比重明显下降,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迅速上升,从而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年龄结构较轻,据农业部调查,2005 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0. 8 岁,比全部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低9 岁。二是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未转移的农村人口,据农业部2005 年调查,农村外出就业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 0年,比留在农村的农业劳动者多1. 5 年;外出就业的劳动力中接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的人数占46. 3 % ,比全部农劳动力高出9. 6 个百分点。三是生存发展能力较未转移出的农村人口强,目前相当一部分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常年往返于城乡之间,他们农忙时在家务农,农闲时外出务工,在外面积累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和精神财富,这使他们比其他农民具有更强的经济生存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特别是很多新一代的年轻农民,外出打工已非完全为谋生计,而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另外，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人,占全部就业人口近1/3。我国建筑业的50%、煤矿采掘业的80%、纺织服装业的60%和城市一般服务业50%的从业人员均来自农村，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劳动者的主体。但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逐年增加，就业压力和转移难度越来越大。目前，我国有4.9亿农村劳动力，还有超过1.8亿有待转移。2020年之前，平均每年大约有1000万人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

二、 导致我国劳动力城乡迁移的因素分析

下面我们简要的从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因素着手，分析我国的劳动力城乡迁移的主要因素。现阶段，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是农村向城市迁移、由西部和中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有边疆和内地向沿海迁移。

下面，通过统计资料对上述相关收入情况作一个比较：

第一，城乡收入差异：

从上图可以看出，近三十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存在很大的变动。特别是从1986年以来，作为反映一个国家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我国的指标不断的升高。并且已经突破了国际上所公认的0.4的警戒线。

经济转轨过程中，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地区收入、城乡内部收入等方面的差异不断扩大。而其中的城乡收入差异尤其引人注意。

第二，地区收入差异：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对国土进行东、中、西的划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东中西部地区各自的经济发展，无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经济的增长速度，与以前相比，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各地区相对的收入差距却日益增大，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很快，西部和中部相对较慢，这也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迁移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不难得出，由于我国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异，造成农村人口、中部和西部人口，对于迁移后的收入形成较高的预期（预期收入大于在农村所得的收入），因而形成了目前我国人口迁移趋势。

除了上述主要促进因素外，作为中国这一发展中的大国，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促使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转移。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1、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

改革开放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在确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率,同时使大量隐性剩余劳动力显化。过剩的农业劳动力成为城乡迁移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由于农业产值的下降和农业收入的降低,土地在农民增收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生产要素转而变为提供保障和抵御风险的资产,土地转而成为农民社会保障的主要依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使得迁移的农民由于担心在新一轮的土地分配中失去土地而纷纷回到农村,“循环式迁移”成为中国农村城乡迁移的主要形式。

2、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随着各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将会释放出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会加入到未来城乡人口迁移的大军阻碍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因素。

3、农村青年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人口城乡迁移存在倒.U型关系，即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禀赋的农村劳动力优先选择的不是异地转移，而是选择在农村的非农产业就业。从迁移人口的文化程度来看，迁移人口的受教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教育水平上，其中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迁入人口又占到迁移人口的绝大多数，即中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农村人口城乡迁移倒U.型关系的拐点可能为初中文化程度。

三、结论

综上所述，促使我国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是由我国的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是由上述几个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本文认为,一方面要调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推进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又要保证这种差距在适当的范围之内, 控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另外，加快城镇化步伐, 提高城市化水平,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拓展更加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1]谭伟.中国收入差距―增长“奇迹”背后的利益分配.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9版

中国劳动力分析范文第2篇

一、劳动力需求变化的特点

（一）兼有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特点的行业比重提高，原料工业比重下降

2003—2010年间，工业从业人数在快速增长的同时，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从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占工业从业人数比重，2003年为42.1％，2010年下降到40％，下降了2.1个百分点；重工业占工业从业人数比重，2003年为57.9％，2010年上升到60％，上升了2.1个百分点。从年平均增长速度看，各行业之间的差别较大。

一是兼有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特点的行业从业人数增速较快。2004—2010年间，通信及电子设备、电子机械、交通运输设备、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6％、12.49％、9.1％和8.65％，高于全行业平均增速（8％）7.96、4.44、1.06、0.61个百分点。

二是具有高能耗特点的原料工业增速低于平均水平。2004—2010年间，金属及非金属制品、石油炼焦、化学、黑色金属四个行业分别增长6.63％、6.41％、6.19％和4.39％，低于全行业平均增速1.41、1.63、1.85和3.65个百分点。但是，有色金属行业保持较高增速，增长8.74％，高于全行业增速0.7个百分点。

三是轻工业增长呈现分化特点。2004—2010年间，纺织服装业增长5.32％，低于全行业平均增速2.72个百分点，但食品饮料、木材造纸两个行业均增长8.51％，高于全行业平均增速0.47个百分点。

2010年与2003年比较，兼有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特点的行业占制造业从业人数比重上升。电气机械、通信及电子设备、通用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4个行业分别提高了1.77、3.61、0.4、0.45个百分点。4个行业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从业人数比重从27.42％提高到33.66％。

具有高能耗特点的原料工业的比重下降。黑色金属、石油炼焦、化学、金属及非金属制品4个行业分别下降了1.12、0.12、0.73、1.02个百分点，但有色金属业的比重提高了0.1个百分点。上述5个行业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从业人数比重从26.64％下降到23.65％。

轻工业的比重变化呈现分化态势。纺织服装业的比重下降了3.2个百分点，但食品饮料、木材造纸两个行业分别上升了0.25、0.18个百分点。3个行业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从业人数比重从33.33％下降到31.44％。

总体上看，兼有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特点的行业的从业人数比重上升，具有高能耗特点的原料工业以及轻工业的比重下降。

（二）技能、技术劳动者需求增幅大于平均水平

随着工业规模扩大和产业技术提高，技能、技术劳动者需求大幅度增长。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2003—2009年，包括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在内的技能劳动者增加了1930万人，年均增加386万人。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占技能劳动者总人数比重，分别提高了4.37、2.73、0.54、0.11个百分点，而初级工占技能劳动者总人数比重减少了7.74个百分点。

然而，相对于技能、技术劳动者需求的快速增长，技能、技术劳动者供给增长缓慢。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在全国部分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服务机构收集的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信息表明，2002年以后，各等级技能、技术劳动者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值（求人倍率）均超过了1，技术、技能劳动者需求增速高于求职人数的增长，技术、技能劳动者处于供不应求状态。而且总体上越是较高等级，供不应求的程度就越大，如2011年技师、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值达到了1.88、1.76和2.29。然而，劳动者整体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值在多数年份未超过1。这说明中国同时存在着技术、技能劳动者数量不足和劳动者总量过剩的现象。

（三）制造业对低文化程度劳动力的需求仍然旺盛

制造业所使用的劳动力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为主。2009年，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0.8％，高中文化程度者占20.6％，大专及以上者占8.6％。据2010年12月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制造业中使用的农民工，绝大多数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在纺织、服装、鞋帽业中，男性农民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的比重接近80％，女性农民工的该比重超过了87％。2002—2009年间，制造业的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的学历构成，几乎未有大的变化。

中国劳动力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就业；农村集体经济；劳动分占；劳动分占制度

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虽然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一些专家如温铁军博士也把“农民就业”当作非常重要的问题来谈，但农村劳动力就业，其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被揭示，对于该问题的认识也远没有达到应被认识的深度。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以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劳动分占与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探讨解决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有效办法。众所周知，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是顺应了时代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然后又以其给农村带来过多的问题于20世纪80年代被改革掉了。然而，在农村集体化内部机制中，以按劳分配为基础的无效劳动对有效劳动的无限分占却一直未被关注。其实，正是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解体和无效劳动再也不能分占有效劳动，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

一、劳动分占制度的形成与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化解

(一)劳动分占是集体化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按劳分配是在农村集体化经济制度被确立之后的内部分配，目前见诸文字的研究，很少深入到集体内部分配机制。就笔者对农村生产队的了解，农村集体化时期的生产队内部分配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彻头彻尾的平均分配，也不是纯粹的按劳分配。实际上生产队集体产出的物品，凡是作为家庭生活保障品的(主要是粮食)，一般采用按人头与劳动工分综合平衡分配的办法予以分配；作为福利品的实物(如生产队种的莲藕、生产队宰杀的猪牛等)，一般按人头平均分配。但这并非终极分配，年终生产队要按当年总收入、总支出、实物分配情况以及劳动工分量分户结算。以户工分量计算劳动收入量，以户获得实物分配量计算户消费量，用户劳动力应得的劳动工分收入量减去户消费量，按此计算的结果才是真正的生产队集体分配。例如：张三户和王五户同在一个生产队集体。张三户劳动力4人，非劳动力2人，1972年劳动总量是2000个工分日，每个工分日价值是0．5元，劳动工分收入为1 000元；获得实物分配量为650元。那么，张三户1972年实际获得的分配是实物650元，现金350元。王五户劳动力2人，非劳动力5人，1972年劳动总量是800个工分日，劳动工分收入为400元；获得实物分配量为530元。那么，王五户1972年实际获得的分配是实物530元，现金一1 30元。

由此可见，农村集体化时期农村生产队的分配并非实物平均分配，而是实物结合劳动工分分配。这就是所谓的农村集体按劳分配。在这种分配办法里，集体内部人口基本消费粮和劳动力消费粮同时予以考虑，把基本生活保障和按劳动取酬结合起来了，其中按劳取酬似乎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但是，这样的分配方法却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农村集体内部的劳动分占。由于农村生产队中的生产所创造的收益局限在极其有限的产品上，而这些产品的价值又被以极其不合理的定价给贬得相当的低，使农村集体中实际创造的价值没有能够真实有效地体现，这种情况下的按劳取酬实际上就失去了应有的公平性。

我们把农村集体内部的分配情况再进行细分，很容易就会看到这种劳动分占在现实中的不合理。假定一个生产队人均口粮稻谷为200公斤，其他实物分配人均价值20元，劳动力工分粮为每100个工分5公斤，国家定价稻谷1 0元／50公斤(大集体时国家收购稻谷50公斤不足10元，为方便计算以整数计)。该生产队每年平均每个劳动力6000个工分，当年工分值为20个工分0．6元。在同一个生产队有两户人家，人口都是6人，甲户劳动力4人，乙户劳动力2人，非劳动力都是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小孩。甲户人少劳动力多，没有家务羁绊，出勤率为100％，甲户当年劳动力总工分为24000分；乙户人多劳动力少，有家务羁绊，出勤率为80％，乙户当年劳动力总工分为9600分。甲、乙两户当年获得分配情况是：甲户工分收／2720元，实物分配口粮1200公斤、折240元，工分粮1 200公斤、折240元，其他实物分配总计120元，获得实物600元，应得分红120元；乙户工分收入288元，实物分配口粮1200公斤、折240元，工分粮480公斤、折96元，其他实物分配总计120元，获得实物456元，超支168元。

依据上述甲、乙两户分配情况，甲户当年实际获得2400公斤粮食，人均400公斤，除了够吃，还有剩余；同时还获得120元现金分红。乙户当年实际获得粮食1680公斤，人均280公斤，其中4人是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小孩，粮食有点紧张；同时还要向生产队支付168元超支款。

由此可见，当年农村集体中表面看似公平的多劳多得，实际上是一种不讲劳动效率的多劳动力就多得的劳动分占。一些学者想当然地认为农村生产队是平均分配就效率低下，这是一种笼统的看法，不了解当时农村生产队分配的精细过程。

(二)劳动分占与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化解

虽说劳动分占在农村集体中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但它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种非常有效的化解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就业压力的机制。1978年，中国农业人口已经接近8亿，农村劳动力人数突破4亿[1]。按一些专家测算，中国农业实际仅需1．5亿劳动力就足够了。说明当时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就已经是数以亿计了。但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出现因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增大而出现社会稳定受破坏的问题。稍做分析就不难发现，中国当时拥有近500万个农村集体，还有数量可观、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比农村集体更大的国营农场和国营林场。当时中国拥有如此数量巨大的农业集体单位，按平均每个可以容纳50名劳动力就业计算，就可以解决总数超过2．5亿的劳动力就业。这就是农村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劳动力

就业问题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政府也无须重视的原因。

二、劳动分占制度解体与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形成

中国劳动力分析范文第4篇

车间的工作组织形式和雇佣关系

为迎接挑战和机遇，A公司向买家展现了他们先进的生产线设备。工人被分配在6个“小岛”或能够独立加工整件服装的生产线中，每个工人能够操作不同类型设备，加工机械被摆放成U型，车间干净整洁无杂物。

上世纪90年代中期，A公司引进了模块化生产系统，但是在10年后，选择转向精益生产模式（简称LP，起源于日本丰田准时化生产方式）。为了转型，公司加强了员工培训，所有工人受到25天（每天9小时）的在职培训，以及工作车间预防性维护的10小时业余时间的培训。公司人力资源部配合流程工程师组织本次培训，为了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在转型过程中公司支付员工全额工资和福利。但是，适应新生产模式需要时间，在刚开始转向单元生产模式时，传统模式下具备100%生产能力的工人仅能达到50%的生产水平，而生产量决定了工人的工资，为了让工人能安心去适应新的模式，A公司不仅保证转型过程中员工生产福利的81%，而且采用了物质奖励方式。譬如，在培训结束时，管理者组织结业联欢，每个员工将获得一件Tshirt和一块蛋糕作为奖品。每当特定工作单元完成生产量的100%时，该单元所有员工将获得奖励，照片也将被展示在公司中。

人力资源管理者表明，从模式化生产转向精益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质量。公司将两条生产线转型成三个单元，三个单元的生产量达到2700件Tshirt，而原始的两条生产线的产量为2400件。此外，产品质量也得到了提高。据A公司反映，精益生产让次品率下降了40%。质量和产量对于A公司而言同等重要，因此，管理层的监督和员工的自我监督同等重要。管理人员称，工人每加工5件成衣就得检查一遍质量，质量控制也是其工作的基本之一并落实到工作评估中。

由此可见，这种转型不仅增加了产量、产品质量和工资，也培训了具有较高设备操作水平的员工。换言之，A公司提高了生产水平，加强了竞争力。

与A公司不同，B公司没有转型精益化生产，而是投入大量资金在生产线系统上。模式化是增加效率、减少成本、大批量定制的方式之一。每一种成衣式样都要求特定的机械和流水线生产流程安排。A公司的设备摆放更灵活，当工人需要完成另一操作时“人动机不动”。单元化生产更适用于款式多和小批量的生产加工。B公司对工人的监督和管理严格。生产计划直接由管理者决定，工人没有机会参与。尽管B公司可以大批量加工产品，日产量却低于A公司。因为A公司的精益生产模式需要对生产流程做更详细的规划，以保证零库存，对市场变化快速反应的核心，在需要的时候，按需要的量生产所需的产品。

劳动者合理定位概念

提高劳动力水平已成为一种新的工作组织和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不仅促进了工作车间安全建设，也增加了厂商在劳动力保护法下的竞争实力。在A公司，员工们得到相应的劳动报酬，每天的工作时间合法，公司致力于合理地安排订单数量以及执行工作计划。在B公司，雇员工作时间长，报酬低，工作灵活性低。通过比较以上两个公司的生产水平，我们发现，工作组织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分歧关键在于工作环境和劳动力水平。虽然组织和监管行为可以影响供应商的生产水平，但是合理地计划生产、改善工作组织的形式提高质量和效率是更明智地选择，劳动力水平的提高才是供应商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关键。

半个世纪前，管理学作家Douglas McGregor指出，公司如何组织工作以及管理员工的策略取决于管理者如何定位员工。生产线的工人可以被看作需要控制的成本、公司发展的推动力量、被监督引导的团体、公司效益的缔造者。在工作组织和生产行为方式上，两个公司截然不同。A公司投入管理于工人培训中，使其工作积极性提高，并且能自主合理地解决生产中遇到的相关问题。“我们希望这里的所有人都感觉自己是重要的一份子。”A公司相关人员说道。在另一家B公司，工人是被控制的“输入资源”、需要消减的“成本”。当被问及，不继续这样低劳动成本行为公司会怎样时，相关人员答道，“那我们就得搬回亚洲。”

生产跟踪和技术支持

除了对雇员的定义不同之外，两家厂商的管理层关系网络的建立也大相径庭，尤其表现在供应商和NIKE地方总部的联系。A公司与NIKE地方总部建立了合作公开的关系，NIKE地方总部的管理者每月一次定期参观A公司，A公司的领导者也会频繁拜访位于墨西哥城的地方总部。NIKE的地方管理人员和A公司在采访中表示，他们业余生活经常共享晚餐或打高尔夫球，他们频繁的交流增进了彼此在生产管理上的信任以及共同解决问题的效率。每当工作车间相关问题产生时，NIKE的技术专家和A公司的管理者能够迅速地找到补救的途径。总部不仅提供必要的信息或技术支持，在A公司转型时也提供了便利。因此，我们可以定义他们是共同改进生产能力的亲密的合作伙伴。

B公司与地方总部的联系程式化并有距离感。相对于A公司，B公司可能由于离墨西哥城较远，与地方总部的来往较少，主要通过邮件或电话交流。NIKE拥有很多“策略伙伴”以及未来长期的合作者，一些在鞋业上与品牌共同研发，另一部分在服装上为NIKE提供原料或成衣。作为NIKE策略伙伴之一，B公司也希望与总部建立信任、透明的关系。但仍未实现。为了获得更多的订单，B公司视NIKE为必须满足其要求的买家。NIKE管理人员认为B公司是技术合格的供应商，但并不认为其与品牌有紧密的关系。很多品牌强调管理监督模式：排除不安全的工作环境或不合理的雇佣条件，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高生产能力；然而，通过以上案例，我们得出全新的模型：品牌可以为供应商提供更完善的技术以及组织支持，以解决生产水平停滞不前的问题。

精益生产，还是模块化生产？

中国劳动力分析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劳动力转移 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省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总量不断扩大，2008年全省生产总值45472.83亿元，连续25年位居全国第一。然而广东的区域发展很不平衡。中部珠三角地区以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发达；而广东的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还是停留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经济相对落后。

面对区域发展的困境，广东省委提出了双转移战略，以此形成广东不同区域的双向交流，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广东的科学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广东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面临就业选择的困境：在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和在本地参与珠三角产业转移两者之间徘徊。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流动或转移必然受经济规律支配的。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劳动力与资本投入增加会拉动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促进投资增加，投资增加又会引致对劳动力需求增加，这就是所谓要素投入乘数效应和加速原理相互作用机制。广东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劳动力就业与转移之间的情形是否如此呢？本文以广东粤东、粤西、山区地区1998-200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广东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和作用。

二、文献回顾

1.经济增长与劳动力转移

Lewis（1954）在总结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综合经济增长过程和劳动力转移过程，从产业结构角度建立了著名的的二元经济模型。该模型将农村―城市人口迁移视为一种平衡机制，劳动力由剩余部门向短缺部门流动，从而使得两部门的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达到平衡。因此Lewis认为，国家经济增长，即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Simon Kuznets(1968)在其人口再分布理论中认为，富有生气的冒险者在经济激励下，脱离传统环境，迁往那些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经济机会的中心地区。Todaro(1969)同样指出，工业化初期，城镇工业部门的发展使其就业增长率大多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于城乡间存在收入差距和城市存在较高的就业机会，迁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激增。Stard和Taylor(1991)进一步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迁移不仅取决于城乡间的预期收入差异，还取决于迁移者在家乡所感受到的相对经济地位变化，以及迁移后按照迁入地的期望生活标准感受到的相对经济地位变化。王小鲁（2000）在研究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时指出城市经济扩张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能够把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陈塑（2006）也提到，经济增长时剩余劳动力的推进器，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最终要靠经济增长。他根据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以及我国近几年的数据分析，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与名义GDP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中外学者无论从国家发展历史、人口再分布还是从地区经验数据分析都认为地区经济增长带动了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2.产业结构与劳动力转移

学者的研究基本肯定了经济增长对劳动力转移的积极作用，这为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政策依据。而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越来越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热点。Todaro（1969）在研究发展国家劳动力转移困境时，提出了农村--城市人口的迁移率由迁移者对未来的预期收入决定。Todaro做出了与Lewis不同的模型假设，即农民边际收入为正数，而城市存在着失业。一方面对城市城乡收入差距预期变大，另一方面城市又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失业，Todaro认为滞留在城市的大量农村劳动力将流向非正规部门。因此，Todaro模型实际上是一个三部门模型：农业、城市正规部门以及城市非正规部门。中国学者朱农（2004）在研究中国劳动力流动时发展了Torado的理论。他建立logit模型应用于四部门的中国省际迁移数据，发现中国工业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作用不大，城市非正规行业和农村非农产业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武治国（2005）研究中国1978年-2002年中国劳动力转移数据时进一步发现建筑业对劳动力转移作用为负，服务业则影响显著。而程名望等（2007）利用中国1978-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产业结构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时，认为不仅我国工业，服务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建筑业发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正相关。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学者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还存在分歧。三次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贡献基于不同地区的经验数据会出现差异。所以针对特定区域的实证研究变得更加有意义。

三、模型的建立与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变量及模型说明

根据1999年到2005年《广东统计年鉴》“各市劳动力市场”、“各市地区生产总值统计”、“各市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各市年末人口总数”可以得到广东粤东、粤西、山区等12个城市1998年-2004年外出劳动力总数、国内生产总值、农业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建筑业生产总值、服务业生产总值等84个样本观测值。

借鉴Greenwood（1969）的省际人口迁移模型中的变量设计，本文用劳动力从各地到珠江三角洲地区总迁移率作为衡量广东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情况。总迁移率为各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分别除以各地年末人口总数。由于本人掌握的数据有限，无法从统计年鉴获取各地劳动力转移数据，所以本文用各地外出劳动力变量代替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各地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代替变量。产业结构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三次产业划分方法，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包括服务业。

出于分析的目的和稳妥性，我们选取多元对数模型作为结构形式。对数模型的优点在于它反映了解释变量的变动与被解释变量变动的关系，所要估计的结构系数恰好是变量之间的弹性系数，而且它反映了被解释变量增长与解释变量的增长间的关系，适合分析长期面板数据。本部分的目的就是分析经济转轨中的广东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及其各产业经济增长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计量模型如下：

估计结果显示，1998-2004年，经济发展对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劳动力转移效应为负，即从总体上看，地区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吸引0.821733个百分点的劳动力留在本地。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广东欠发达地区的总体经济增长有力的促进了当地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这个结果印证了已有学术文献对经济增长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作用的研究结论。

由表2可以看出，在各个地区的固定效应模型中，第一产业、工业对当地农村劳动力就业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两个产业在10%的水平内通过检验，其吸引效应的弹性分别为1.676295、0.890005，即第一产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吸引1.676295个百分点的当地劳动力留在本地就业，工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吸引0.890005个百分点的当地劳动力留在本地就业。建筑业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显著为正向效应，它在5%的水平内通过检验，其吸引效应的弹性为0.316191。第三产业对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则是不显著的，其t检验值在80%水平上仍无法通过检验，所以在本模型中认定为不显著变量。可以看出广东欠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与武治国、程名望等人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这些地区农业、工业发展促进了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而非武治国所认为工业的发展并不能吸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些差异的原因存在于广东欠发达地区与珠三角毗邻的独特区位优势。这些优势使得这些地区的农业和工业发展路径不同于全国的情况。

四、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广东欠发达地区经济的速度发展，第一产业和工业已经越来越成为吸引当地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力量。农民在本地越来越繁荣经济的吸引下，更愿意的选择留在当地就业。但是三农问题仍旧困扰欠发达地区赶追珠江三角洲的步伐。要实现广东地区的科学发展，协调发展，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努力：1.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农村绿色经济。广东大部分欠发达地区拥有较为完善的生态体系，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吸引民间资本建设绿色农产品产业园，以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2.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加快当地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广东欠发达地区具有区位比较优势，可以利用机会建设产业转移园，承接起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促进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3.改善建筑行业生存环境，改革建筑企业的管理水平，改变建筑行业的盈利能力，提高建筑业从业人员福利水平，从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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