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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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多样性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培训；生态学

作者简介：郭靖（1986－），女，山东青岛人，浙江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学；刘超（1985-），男，安徽砀山人，浙江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项目“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研究――基于‘云和师傅’的个案分析”（项目编号：DKA110298)，主持人：刘克勤。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9-0037－05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关于范式可以说是基于一定学术立场的研究方法。本文试图运用生态学范式来分析和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特点和规律，为培训活动注入新的活力和内涵。而且，也已有学者对生态学是否适切教育研究作出分析，认为自然、社会和教育系统有共同遵循的生态学原则，在和谐价值观的观照下，生态智慧可以应用于教育研究，生态思维模式本身更贴近教育形态[1]。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活动同自然生态系统相似，也可以看作一个各组因子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究其原因，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对于需要培训或已接受培训的农村劳动力而言，转移培训是一种消费品，农村劳动力群体在培训实施的过程中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提供和承担培训服务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是培训的载体，供给农村劳动力所需的各类培训，在培训生态系统中的充当生产者角色。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是影响培训的重要外界因素，好比自然系统中的太阳、空气、水和土壤，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发展不可或缺的宏观因素。转移培训这一系统的良好运作，离不开各个成分的有效协作。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特点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一个综合培训环境、培训生产者和培训消费者等各组成分，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发生作用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具有多样性、开放性和动态性等特点。

（一）培训系统多样性

培训系统的多样性首先体现在培训消费者的多样性，农村劳动力作为一个异质群体，根据其工作地域的差异性，可以细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已经长期居住在城市，拥有一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由于生产的季节性和就业的不稳定性造成的需要在城市与农村“候鸟式”迁移的兼业型劳动力；另外一部分是仍愿生活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

其次，培训多样性表现在培训生产者的多样性，培训生产者会根据培训消费者不同社会需求不同提供多样化的培训产品。从培训提供者分析，目前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部门，有教育部制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农业部提供的“阳光工程”和“雨露计划”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署的“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从培训活动的实施载体来看，有教育部门机构，包括：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专和农村化技术培训学校等。此外，还有隶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心、成人教育中心校、计算机培训中心、美容美发学学校、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农广校、农机校等。从参与培训的机构的性质分，可以分为公办和民办学校。多样性的培训可以提供与之最匹配的培训类型，满足不同文化层次的农村劳动力对培训的需求。对于想接受培训的人员，政府应该营造这样一个环境，不能因为客观条件而剥夺他们继续学习的机会。

再次是培训环境的多样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环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培训为中心，综合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价值环境组成的生态系统；第二层次是以单个培训机构或组织为中心的整个培训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第三层次是以单个培训者、外部自然、社会及精神文化氛围构成的外部环境。这三种层次的生态环境构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系统。此外，还有不属于任何一层次，涉及培训的虚拟网络环境，比如获取培训资料的互联网络。

培训系统的多样性不局限于培训对象、培训类型和培训环境，还涉及深入培训系统内部的各个方面，例如，培训教师的身份和来源渠道的多样性，培训内容的多样性，培训地点的多样性等诸多方面。多样性发展可以满足农村劳动力对培训的需求，而且可以保持培训持久的生命力，正如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多样性可以保证食物链的供应，脆弱的生态系统往往经不起外界环境的巨大变化。

（二）培训系统动态性

培训系统的动态性是系统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决定的。众所周知，生态系统的最优状态是各部分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但这种平衡不是静止的平衡，也不是持久的平衡，而是一种动态化的，表现为系统一直在平衡和失衡之间不停的波动。在从一种状态的平衡到一个下一个平衡，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会出现失衡现象，但都处于合理的、可控的范围内，其动力机制是矛盾的出现和冲突的化解。培训系统的动态变化是一种常态，动态性也推动了系统的进化。

培训系统的动态变化可以分为两种：被动变化和主动变化。培训系统自身无时无刻不与外界环境进行者信息、能量的交换，外界环境也时时刻刻发生着变化，外界环境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信息和能量交换的过程，培训系统本身必须对这种变化做出回应，这种有外界因素变化而引起的变动，称为“被动变化”。最为典型的例子则是教育政策的变动将直接影响到培训的经费投入。更多的情况是培训系统自身意识到目前自身的状况已经不能较好的适应后续发展的需要或是已经开始阻碍发展，必须根据现状，适时变革，主动的适应环境，发挥其主动作用，称为“主动变化”。例如，对培训经费的使用，如果按照目前的方式可能会出现不足局面，甚至导致培训活动停止，这是培训的决策者就会意识到现在的做法难以为继，必须果断改革。简而言之，引起被动变化的多是外因，主动变化的多是内因。

引起系统动态性变化的因素有多种，其一是经济社会的周期性发展规律会影响培训学员的数量变化。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的情况下，企业、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就较大，甚至会出现“技工荒”局面。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稍微有点技术的劳动力也会充分就业，不愿放下工作，接受培训，他们认为这样不太划算，机会成本太高，导致培训的生源不足。其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升级也要求培训内容做出改变。培训的本质就是将农村劳动力从剩余的一次产业转移到二三次产业，产业变化也会对培训内容的更新起到导向作用。为了匹配产业需要，防止培训的学员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脱节，转移培训必须立足经济发展的方向，以开放性的姿态迎接这种变化，实现与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

（三）培训系统开放性

系统之所以是系统，因其具有天然的封闭性，但这种封闭性是相对的。开放性是生态系统赖以实现生态平衡的一个基本特性，生态系统要想维持内外平衡，就必须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2]。开放性系统可以无障碍地与其他系统进行信息和能力的交换，弥补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正如学习一样，“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开放性系统还可以拓展信息来源渠道，提高信息的可信度，克服“孤证不立”。此外，开放性可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来说，好比建立了一个平台，不断吸引更多的个体或群体加入这个组织，从而组建更加多样化的生态链和生态网，形成一个多层次高效率的物质、能量共同网络。一个有生命力、可持续的系统，可以不需要自身增加投资成本的和风险的前提下，提升系统的可承载能力。琳达・桑福德在《开放性成长》也提出开放性可以使价值链得到不断强化，最终打造一个稳定的商业生态系统。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这个理论同样适用。

培训系统的开放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受训学员的来源及去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学员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等级偏低，来自于社会经济生产的各行各业。接受培训后的去向也是服务社会各行各业。这就要求劳动力转移培训要从多学科、多方位、多层次的研究。

二是培训类型的开放性，培训是一个多种教育交叉的领域，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之间相互衔接，不是割裂的，相互孤立的。对于接受过普通教育的生源，他们没有机会升入高层次的机构学习或者是不想继续在学校，面临走向社会的选择，培训恰是一个可以提高他们技能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对于高级技术员，培训系统中的机构不能再提供他们需要的知识，培训也难以再发挥其功能，这个时候，高等教育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培训系统也必须依赖其开放性获取全社会的支持，从而避免“经费危机”和“质量危机”等。长远看，尽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暂时解决了他们的工作问题，但培训的层次定位与学员的期望存在着矛盾，培训系统的开放性是完全有必要的。培训不仅教育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延伸，也是继续教育的中转站。

三是培训环境的开放性，培训环境包括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无论何种等级的培训，都需要外界环境给予支持，脱离这些环境，培训的存在也就毫无意义可言。培训系统要保持自身平衡，也要寻求外部环境的支持，培训仅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对技能的需求，他们的就业出口仍然需要就业部门和雇主组织的通力协作。开放性还体现在培训需要依靠舆论的力量宣传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正面作用。系统长久发展也要求必须站在培训系统之外审视培训系统本身，以更宽阔的视野处理培训内部的变化，以达到最优化状态。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学解读

（一）培训生态位

生态位源自拉丁文“nidus”，原意为“巢”、“龛”，一般指群落中种群或物种个体占据的一定空间和具有的功能[3]。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中，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教育和培训机构都占据一定的位置，拥有各自的生态位，并与其他部分共同组成生态位体系。这种情况下，同等层次、同样项目的培训就可能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培训生产者共同利用同一个生态位，造成生态位重叠现象。生态位重叠看似是对资源利用空间或关系上的重合，其实质是本身所发挥功能的重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位重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培训系统外部，培训活动与社会其他部门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生态位相同；二是在培训内部，不同类型同一层次或同一类型不同层次间培训子系统之间的生态位重叠。在培训实践中，根据生态位重叠程度的高低，还可以分为：完全重叠和部分重叠。完全重叠是指培训的参与因子生态位完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二者或多者之间必然会出现激烈的竞争。部分重叠是培训参与因子生态度有重叠，但没有达到完全相同的程度。这种情况，虽然存在者竞争，但不足影响系统的平衡，而且适当的竞争有利于系统发展。通常情况下，同一生态位上出现的参与者越丰富，说明其存在可替代因素，这样系统的稳定性也就越高。

有学者认为占据同一生态位的因子之间的关系是竞争与共生的关系，笔者认为他们之间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中，竞争的分析视角是指在教育资源有限、教育主体生态位重叠的条件下，按照教育主体为谋求发展而开展竞相争斗、相互排斥的关系之预设去认识、整理和看待教育活动和现象[4]。合作与竞争恰恰相悖，是指培训生产者在满足培训消费者对培训的需求时，各种培训的生产者可以采取合作的态势，共同提供服务。在笔者看来，同一生态位因子的竞争侧重满足对质量的要求，而合作的基础仅是满足数量层面。大部分情况下，各生产者内部的结构、功能、定位都各不相同，所提供的质量也有区别。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消费者选择任何一个培训生产者的概率是相同的，因为这种选择也是随机的，依据个人偏好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培训消费者对生产者有这新的认识，曾经的印象也有所改变，信息也会不断扩散，致使人们会越来越理性的选择培训生产者，培训生产者原本整齐划一的形象，现在开始变得丰富多次，这时合作的关系就会转变成竞争关系，各个培训生产者的所占的份额也将不断变化，出现强弱分化。强者会愈强，弱者就会淘汰，久而久之，就会完成一个演替的过程，即消失的个体所占的份额会被其他个体吞食，或者出现新的个体来代替。

在培训系统内部，如何避免出现生态位完全重叠或重叠程度加大的局面，这就要求在制定培训方案之初就加以考虑。正如我们所了解，当培训因子在同一生态位重叠过大时，将导致恶性竞争，日积月累就会内耗掉大量精力和发展的能力，不仅不利于系统的稳定与发展，还会降低培训的实效性。消除这种影响的方法有：一是对培训因子功能的泛化或是特化，重新进行目标定位。如果该因子的生态位宽泛，则适合泛化处理，生态位狭窄，适合特化处理。二是错位发展，错位发展就是利用比较优势，在发展目标和发挥的功能方面，主动避开重复建和和产品趋同，定位差异化，利用自身优势去发展特色专业。通过这两种措施可以适度调节各因子生态位。

（二）培训生态链

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结构图上可以清晰看到培训生态链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接受各级各类培训，发展为初级技术员、中级技术员和高级技术员。在数量关系上，受培训劳动力转变为初级技术员的数量会有所减少，由初级技术人员发展到中级技术人员数量上也会有所减少，中级技术员发展到高级技术员数量同样也会减少，总体呈金字塔结构。在这一点，培训生态链同自然界中食物链相仿。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信息流和能量流的散失，初级技术人员不可能同样的全部升级为中级技术员，中级技术员也不可能全部转变为高级技术员。但又有不同食物链的地方，食物链中能量只能从第一营养级流向第二营养级，再依次流向后面各个营养级，既不能逆向流动，也不能循环流动，究其原因在于生物之间的捕食关系是一定的，能量只能由被捕食者流向捕食者而不能逆流。在技能职称的升级过程中，这种发展方向是可逆的，培训的消费者可以发生角色的转变和更新，在低一级的消费者身上所“富集”或是累积的人力资本存量达到一定的数量级别时，有能力通过技能等级测试，便满足转化条件，逐步最后达到金字塔的顶部。对个体受训者而言，自身以获取的知识在较长时间内，没有运用和更新的状态下，会面临遗忘和衰减的风险，当再次测评时，如若达不到技术等级要求的标准，为了维护技能资格证书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受训者则面临降级。因此，受训者需要不断强化学习过程。

培训生态链的信息流和能力的富集累积，并不是遵循林德曼提出的10%的数量级，而是同受训者劳动力的能力、学习动机和教育特点有关。经验上讲，同等努力程度，人力投资的力度越大，转变的速度就相对越快。教授同样的内容，受训者自身的能力越强，其接受的速度也就越快。学习动机越强，对知识的渴求也促进其对知识的获取。同样还有诸多影响知识累积的速度。这种天然的生态链关系发挥着教育筛选的功能，造成培训人员数量呈金字塔排列。这并不是带有轻视的口吻来叙述，培训的功能是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但培训本身并不能直接创造就业岗位，接受培训的学员必须走向市场才能发挥其作用。产业结构需求数以万计的一线操作员，数以千计的中层技术人员以及相当数量的高级技能人员和管理人员，这恰好与筛选的结果相吻合。

（三）培训生态承载力

生态承载力指一定条件下生态系统为人类活动和生物生存所能持续提供的最大生态服务能力，特别是资源与环境的最大供容能力。生态承载力包括两层基本含义：第一层涵义是指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与自我调节能力，以及资源与环境子系统的供容能力，为生态承载力的支持部分；第二层涵义是指生态系统内社会经济子系统的发展能力，为生态承载力的压力部分。培训系统的生态承载力具有客观性、可变性和多层次性。客观性是培训系统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具有客观存在的承载力，不是主观臆想的。可变性是指培训系统的承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相对稳定的动态性的调节，系统自身会根据参与培训的主客体变化做出相应的自我调节，并对外界条件变化给与信息反馈。多层次性是系统本身的多样性和多维度决定的，即对于初级技术培训、中级技术培训和高级技术培训，各种层次的培训所表现出的承载力也是不同的。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承载力就是现有的培训资源和培训系统所能承受的最大培训量。在未达到这一极限值，培训系统可以自行良好运作，一旦超过这一阈值，系统自身的修复功能将受到破坏，也意味着现有的平衡状态已经打破，如果继续增加对培训系统的压力，则系统可能会完全崩溃。

另外，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生态承载力的因素有：一是制度环境和自身结构。制度环境即坚持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需求相统一，坚持多元化的办学体制，相关利益主体权益与责任统一。库姆斯认为：必须在任何想通过发展教育来改革社会的努力之前进行，或至少同时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改革[5]。制度环境是影响高等教育行为决策、资源配置与办学效益的最重要的环境变量，对高等教育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对资源的利用方式与手段[6]。教育目的性通常不是由教育本身孕育的，而是受外界的因素决定的。这种外生性的培训价值取向也影响到培训的资源承载力。我国教育的行政管理模式也导致教育资源的“非生态”分布，理应得到较多的资源投入的却没有得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应该摒弃长久的“二元结构”格局，系统的成员对资源的获取机会均等。生态学的理论提示我们，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的不同，人们获取资源的机会不均等，不能仅依靠系统内部力量，还要从系统所处的环境着手。

（四）培训生态平衡

我国很早就“天人合一”的理念，其实质就是强调平衡，生态平衡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也是自身发展的前提。培训系统内的各个因子不是孤立的，静止的、毫无规律可言的聚集在一起，它们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共同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俗话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则意味每一个要素的波动都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平衡。生态平衡过程就是如何调整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过程。规模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所参与培训的人员的数量。（超过承载力）是输入的问题，质量和效应部分是输出的问题。结构是失衡的问题。

秦小云、贺祖斌认为造成高等教育系统生态失衡的原因有两种，一是系统本身与环境进行物质与能量的输入输出失调，二是系统的自身结构与功能的失衡[7]，这两只解释同时适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村劳动力物质和能量的输入包括培训生源、培训师资和培训资金设备等，输出即经培训后达到标准的合格的劳动力以及他们提供的社会服务。目前，供给体现在两个层面，即供给的数量与需求的数量、供给的质量与需求的质量。主要因为培训更多的应该体现一个很自然发展规律，是农村劳动力真的觉得需要培训了，便会产生需求。在我国，这种趋势更多是受到“人为”的施加因素的影响，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或是政府的行政性的目的，出现对行政力量的依赖，培训自我意识薄弱。比如，国家机构常常设定一个人为的、认为合理的比例，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至于其中的合不合理，很难有个明确的解释。

环境因素、生物种类、生物信息系统破坏（培训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具有整体综合效应的生态系统，本文重点从宏观分析）……培训的目的是合理有效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换句话说，就是为社会提供教育产品。通过这种形式完成能量和物质的交换，实现生态链的畅通。

培训生态平衡需多方面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伴随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应该具有阶段的可持续性。生态学强调持续进化。其中包含两种含义，一是保持系统的持续发展，二是保持系统的不断优化。

培训系统平衡实质是克服生态危机。因为作为个体存在的职业院校是构成职业院校生态系统的基础，如果其脱离了整个职业院校生态系统，其就不再具有系统的特性和功能，而各院校之间相互联系、协同发展，就能促进整个职业院校生态系统的性质及其功能的发挥，其自身也就能获得较好的发展环境[8]。

剔除直接的培训的生产者，同样有许多群体对培训的生产者起扶持作用，他们提供师资等，某些部分可以对培训的直接生产者替代作用，他们对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起辅助作用。

培训的生态平衡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同生态平衡相似，指“在一定的时间内和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生态系统各部分的结构和功能处于相互适应与协调的动态之中。它包括结构上的平衡、功能上的平衡以及输入与输出物质上的平衡”[9]。（结构：区域分布、专业设置、学校比例）、输入与输出不平衡不是培养数量的不平衡，二是培养结构的不平衡，培训的学院的能力结构与产业需求存在着差异。

培训作为满足农村劳动力文化日益增长的文化的需要的重要方式，应该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生存空间不应受到积压。就是要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眼前与长远的关系，同一与差异的关系、宏观与微观的关系。

四、结语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学分析实质是讨论培训的应然与实然的问题，具体到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之中，“实然”揭示了客观事实，是一个客体性概念；“应然”表明了主体的价值取向，是一个主体性概念。主体的价值取向自然要符合主体的利益与需求，同时又须遵循客观事物的特点和规律。缺乏事实根据的价值取向是毫无生命力可言的[10]。应然与实然是现实性与可能性的统一。本文用生态学的理论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目的在于给培训的政策制定者、承担者和参与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培训，通过深入发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结构和生态功能，使各个群体能够正确、客观地认识培训以及培训内部各个要素的内在关系和深刻的生态规律，树立有助于培训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念，有利于提出科学合理的管理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性的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可持续发展，为培训活动注入新的活力和内涵。

参考文献：

[1]刘贵华，朱小蔓.试论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J].教育研究，2007（07）：5-6.

[2]张忠迪.高等教育资源浪费的生态学分析[J].江西教育科研，2006（9）:43.

[3]傅桦，吴雁华，曲利娟.生态学原来与应用[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15-16.

[4]刘贵华，朱小蔓.试论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J].教育研究，2007（07）：7.

[5]菲利普，库姆斯.世界教育危机―八十年代的观点[M].赵宝恒，李环，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社，1990：235.

[6]贺祖斌.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承载力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05（02）：16.

[7]秦小云，贺祖斌.论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平衡[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11）：17.

[8]程太生.教育生态理论下我国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J].职教论坛，2011（01）：74.

劳动力多样性范文第2篇

摘 要：在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就业问题日益严重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产物，非正规就业因具有就业准入低、劳动力容纳力大、机制运作灵活性等特点，成为许多新增劳动力选择的就业渠道之一，适应经济发展多样性的需要。但其发展不可避免地对体制改革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就业方式的灵活性与社会保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满足就业灵活性和保障性相统一，成为了非正规就业发展的重要课题。由此从非正规就业的理论及概念出发，概述中国灵活就业人口社会保障的现状，对未来的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社会保障

非正规就业对缓解就业矛盾、提供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巨大，被称为吸纳劳动力的海绵和蓄水池。非正规就业的发展有着深层的理论渊源，国内外对非正规就业的定义在名称上有所差异，国外使用非正规就业概念，国内官方使用灵活就业概念，其实质是相同的。

一、国内外研究概述

关于非正规部门及非正规就业者的理论研究源自三大理论：传统就业理论、贫困就业理论和二元经济理论。传统就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主张充分发挥政府和工会的作用，在国际贸易中采取有利于小企业的保护政策措施，并在经济运行各方面支持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发展灵活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可以通过灵活多样的用工方式增加就业机会，以促进经济发展。贫困就业理论认为，贫困是非正规就业产生的根源，正是由于城市失业和贫困化而引起的社会阶层分化，才促进了非正规就业的产生和繁荣。自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结构调整政策以来，非正规部门得到进一步发展，这说明非正规就业的存在与发展反映了社会的客观需求。二元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阿瑟・刘易斯通过构建一个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现象，归纳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即由农业部门转向非正规部门最终转至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是灵活就业的发展趋势。

国外对非正规部门就业的界定多采用2006年世界银行的表述，“以获得收入为目的，在城市地区规模较小的单位中就业，其劳动关系是以临时雇用或社会关系而不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其定义是从非正规就业规模和雇佣方式等方面出发的。在中国一般用灵活就业代替非正规部门就业使用，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几方面（至少一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的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由此可见，大多数国内学者从就业群体和用工方式灵活多样性等方面出发的。

二、非正规就业人员总量及社会保障现状

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国内学者对中国非正规就业人员总量的估计存在差异，何平等认为中国非正规就业的人员规模可能超过1.3亿人，于法鸣等估算出中国目前至少有六七千万人从事非正规就业，蔡认为中国非正规就业的比重在2001年已达到全部城镇就业的38%，2004年官方公布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灵活就业者总计不到4700万人。以非正规就业形势较活跃的上海为例，非正规就业人口的比例呈平稳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8.7%，2007年上升到了10.9%。虽然在统计总量上存在疑义，但可以肯定的是非正规就业正以正规就业的补充形式，吸纳劳动力的数量不断攀升。

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针对人群主要是有固定用人单位的正规就业形式，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问题，目前还未出台具有普适性的政策法规，虽然近年来地方出台了一些规定，一方面设计存在缺陷，缺乏适用性、便携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行政执行无力，对违法行为监督不严、执法不力和处罚不够的问题，使得还有很大一部分的灵活就业人员被排斥在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之外。除此之外，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覆盖面小，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调查，近九成的农民工没有被工作单位的社会保险所覆盖。劳动和社会保障2006年统计数据较全面的反映了灵活就业人员及其社会保障的情况：2005年城镇就业者为27331万人，年末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仅13120万人，仅占城镇就业者的48%；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12648万人，年末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409万人，参保率仅为11.14%。总体来说，非正规就业者往往从事的是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不稳定、卫生及安全保护缺乏的工作，他们的社会保障状况亟需得到改善。

三、非正规部门人员社会保障发展路径

第一，明确劳动关系，加强非正规就业者的就业保障。签订劳动合同是就业保障中重要的一环，政府可依据《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监督企业与灵活就业者签订劳动合同，确保劳动者权益。除此之外，政府可鼓励与扶持工会的建立，利用工会谈判的优势，保障弱势群体的劳动权益；第二，明确参保项目，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不同类型分步推进社会保险。例如下岗职工、农民工和自由职业者对社会保险具有不同的需求，应针对不用人群，循序渐进，避免一刀切造成的隐患；第三，设计制度，建立适合灵活就业人员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参保形式和缴费标准上，应根据灵活就业的特点，通过自愿和吸引的方式，实行比较灵活和优惠的政策，例如降低灵活就业者的参保门槛、降低缴费标准、实现个人账户的可携性。（作者单位：辽宁大学）

参考文献：

[1] 威廉・阿瑟・刘易斯著，施炜译，《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 何平，华迎放，《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问题研究》[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P26

[2] 丁金宏，冷熙亮，宋秀坤，《中国对非正规就业概念的移植与发展》[J]，中国人口科学，2001，（6），P9-10

[4] 劳动保障部规划财务司，《我国灵活就业情况统计分析》[J]，中国劳动，2005，（3）

劳动力多样性范文第3篇

1.有助于贯彻落实国家战略，探索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新路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培养大量专业技能人才，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四化同步”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扩大就业、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的重要举措。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劳动就业制度不同，职业教育各具特色。凡是成功的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与本国实际紧密结合，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把推进城乡与区域教育协调发展作为“十二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我国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环境已经初步形成，职业教育服务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能力也明显增强。但同时国内外的发展形势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给职业教育与县域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的有机结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找出问题和不足，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新路。

2.有助于促进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县域经济健康发展、城镇化的顺利推进与完善的职业教育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一方面，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教育水平和教学水平的普遍提高，可以培养造就出更多高素质的劳动力，会加速区域各产业内部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转变，提高各产业内部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进而为县域经济做出更大贡献。同时，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职业教育拉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特别是职业教育由于其具有专业性、实用性、多样性等特点，使其针对性强、实用性高、覆盖面广，能够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获得接受教育、提高素质、增强技能的机会，有助于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打破封闭的“二元经济结构”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进城市，满足个人的就业需求和工作岗位的需要。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从乡村向城镇迁移，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县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城镇化的推进增强了县域的经济实力，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县域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从而改善职业教育的教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进而提高了职业教育的普及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将产生大量新的就业方向、就业岗位和用工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空间，提高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在这种局面下，职业教育在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着明显的作用，最终二者形成良性循环与良性互动。因此，推进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迫切需要一大批技能型人才。而作为培养这类人才的职业教育，发展却比较滞后。近年来，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出现的技工荒，也从侧面凸显了我国职业教育的滞后。与高等教育的高速度发展相比，职业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削弱，特别是在面向产业发展的技术工人的培养上相对弱化，职业技术学校在经费投入、政策扶持、社会重视各个方面都严重滞后于社会的实际需求，这也是造成目前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原因之一。虽然这两年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办学经费不足、办学条件差、师资队伍薄弱、办学质量不高、生源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而且这些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主要是针对农村地区发展的需要，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特别是现代工业的发展作用很小。因此，职业教育不能局限于教育内部的小循环，而是要纳入到全社会的宏观体系之中进行大循环，在国家教育体系与区域经济体系中定好位，积极对接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需求，加强职业教育发展，扩大职业教育规模，提高职业教育培养质量，打造与世界制造业大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二、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目前，职业教育的模式和组织结构单一，缺乏有效集成整合各部门的职业教育资源和资金的模式和机制。产业、行业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创新模式的多样性和组织方式的多样性，因此，要充分考虑不同层次、不同定位的市场需求特点，不断摸索适应新形势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和机制，适应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布局需要完善中等和高等职业院校的专业布局结构，畅通和拓宽技能型人才培养通道，然而针对职业教育的学历制度、职业资格制度和能力等级制度尚不够完善，尚未建立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宽松、自由、优越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环境，我国职业教育还没有从量的增长转移到质的提高的轨道上来，这与我国职业教育院校的人才培养机制密切相关，与职业教育院校的微观管理制度和国家宏观教育政策密切相关。因此，借鉴国外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城镇化相结合的发展经验，明确我国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城镇化相结合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建立适应职业教育活动特点又有利于推进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办学模式和机制，探究促进我国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城镇化相结合的教育政策，不仅有助于理论上深化对职业教育、县域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推动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和城镇化发展，实现改革红利、内需潜力和创新活力的叠加，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三、职业教育在城镇发展的路径探究

1.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帮助农民工发展职业技能

第一代农民工主要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而新生代的农民工却更迫切地想融入城市。我国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农民工的总数已经超过2.5亿，农民工平均才36岁左右，大多都是初中文化程度，没有参加过任何相关技能培训。农民工的就业岗位不稳定，随时面临着被市场淘汰的风险。要想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需要根据城镇经济发展需要，为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和再教育提供机会，尤其是劳务输出重点区域，更要搞好技术培训工作。

2.加快以就业为指导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步伐

劳动力多样性范文第4篇

晋江市作为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是福建县域经济的领头羊。作为一个经济相对发达的富裕县，晋江市把“民生和谐”作为新的施政理念，着力提高民生质量，营造和谐发展的社会环境，让最广大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晋江市政府在社会保障管理上立足本地实际，服从和服务于晋江市经济建设，在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企业工资总额的宏观调控、劳动关系调整，劳动保障队伍素质建设等方面成效显著：

首先，扎实推进各项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在进一步完善政府促进就业目标责任制，抓好税费减免、培训补贴等政策落实的同时，特别注意解决好灵活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的社保补贴问题。例如，在开展“再就业援助行动”、“春风行动”中，共组织160家企业参加，免费为下岗失业人员、求职者提供就业岗位1.8万个，达成求职意向2441人。截止到2005年止，完成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优惠证”年检手续，累计发放“再就业优惠证”690本，将本市的失业率控制在0.36%，低于泉州市控制指数。

其次，初步有效地破解企业缺工问题。一是通过健全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例如：在扶持一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的同时，配合灵源街道率先对社区剩余劳动力实施大规模转移就业培训。同时，取消社会保险政策中的城乡差别，实现城乡就业一体化，会同有关部门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等方面的不合理限制，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环境，完善针对农民工的就业服务。二是积极组织各种形式的山海劳务协作。加强与外地劳务联系，形成招生、培训、就业的一条龙服务形式，推进“异地培训、晋江就业”的长效机制。例如：先后引进30多批次近2000人，在云南丘北、陕西西安、福建上杭、建阳等地设立招工培训窗口等。三是启动企业缺工预警机制。例如：2005年2月份，组织对全市100家重点骨干企业进行调研，了解企业的开工情况、用工需求、工资价位、劳动时间等，并对1045家规模企业的开工、生产情况进行电话调查，形成调研材料向市政府汇报，积极应对企业缺工问题。

再次，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初步实现市、镇（街道）、村就业服务信息的实时联网、信息共享，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开放有序、规范统一。例如：通过购建面积达3545平方米，能同时容纳200家企业、4000名求职者的劳动力市场招聘场所，在摆脱晋江市“有市无场”的窘境的同时，还在全省首推引入社会职业中介参与统一的职业介绍服务，推进了劳动力市场制度化、社会化、专业化建设。

最后，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取得新进展。通过建立职业培训基地，积极为农民工提供形式多样的培训，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建立规模化的、与本地集群产业相关的职业培训基地。例如：2005年，晋江在五里工业园区建立鞋衣职业培训中心，该中心被省劳动保障厅授予“推进职业培训市场化重点示范基地”。同时，不断加大对非法中介和非法培训基地的打击力度，改革了职业技能鉴定权限，建立“晋江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积极推进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实施。

多年来，晋江市在社会保障管理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和经验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就业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职工参保率普遍偏低。劳动合同签订率仍停留在较低水平等。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对以下两个方面加以重视和进一步完善，以进一步提升政府的社会保障管理能力：

――进一步强化调控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力度。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切实提高劳动者就业的针对性。首先，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增加投入，加快建设与产业结构相配套的职业教育中、高等院校，鼓励和扶持企校联合，开展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者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适应性，以此化解就业结构矛盾和用工难的问题。其次，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整合资源，委托各职业培训机构增强对农民工培训的针对性与多样性，通过提供形式多样的培训，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技能。二是加快劳动力市场的信息网络建设，建立并进一步完善企业岗位空缺预警机制，增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帮助，并加强跨地区、跨省份的就业信息，降低劳动力供需双方的信息搜寻成本。三是加快发展民办职业介绍机构，鼓励其积极参与服务竞争，适应市场经济，同时及时给予收费管理工作指导等，以建立信息灵敏、服务完善、规范有序的市场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其对劳动力供需的调节和配置作用。

劳动力多样性范文第5篇

该报告指出，与男人相比，在妇女经营的土地上，单产较低。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妇女的种植技术不如男人。原因很简单，即她们获得的投入物比男人少。如果她们也能得到与男性农民同样多的投入物，其单产将会提高，她们的产出将会提升，并实现总体农业生产的增长。

“该报告对促进农业中的性别平等赋予重要的商业意义，”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说。“性别平等不仅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也是实现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基础。我们必须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确保以可持续方式战胜饥饿与极端贫困，”他补充说。

缩小单产差距使各方受益

只要发展中国家的妇女能够享有与男人同等的农业资源，由她们经营的农场便可实现20%-30%的增产，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总产量提升2.5 %至4%，而这又能反过来使世界饥饿人数减少12%至17%，即1-1.5亿。据估计，2010年世界营养不良人数为9.25亿，其中9.06亿在发展中国家。

“我们必须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确保对资源的获取更加平等，农业政策和计划更具性别意识，并使妇女在各级政策制定中拥有发言权。必须将妇女视为可持续发展中的平等伙伴，”迪乌夫说。

妇女的工作

在发展中国家，妇女占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平均为43%，从拉丁美洲的20％，到东亚和东南亚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近50%。这一比例在某些国家更高，而在有些国家内部亦存在很大差异。

在农村妇女就业的地方，她们往往被安排收入较低的职业，而且就业形式会更无保障，如季节性、兼职或低报酬的工作。该报告说，与传统农业相比，高价值出口型涉农企业创造的新就业岗位为妇女提供了更多机会。

关注差距

该报告阐述了在获取广泛农业资源方面存在的性别鸿沟，这些资源包括土地、牲畜、农业劳动力、教育、推广服务、信贷、化肥和机械设备等。

所有地区的妇女获得土地的机会普遍少于男性。对于那些有数据可查的发展中国家，在所有土地持有者中3%至20%为女性。妇女在农业劳动力中所占比例要高得多，在发展中国家区域为20%到50%。

“与男性农民相比，女性农民所经营的土地单产通常较低，其原因并非她们技不如人，而是由于她们经营规模小，使用肥料、改良种子和工具等投入物少，”该报告的编辑特丽・拉尼说。

实现农业中的性别平等

“许多国家的事实表明，政策能够促进在农业和农村就业方面实现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第一个优先重点是消除歧视性的法律规定，”拉尼说。“在许多国家，妇女在诸多方面不能享有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其中包括购买、出售或继承土地；开设储蓄账户或借贷；签署合同或出售农产品。即便法律权利已有明文规定，但通常得不到遵守。”政府官员必须履行维护法律的义务，而妇女则必须了解自己的权利并有能力维护其权益。

在农业领域，农业生产的复杂性和时间分配上的限制导致妇女面临多种制约因素。该报告指出，为了做到切实有效，干预措施必须“捆绑”实施，以便整体解决这些限制因素。

政策和体制对男女两性往往产生不同的影响――即使不存在明确的歧视含义。“男人和妇女在社会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同时也面对不同的机遇和限制，”拉尼说。“我们必须考虑性别差异，否则无法制定有效的农业政策。”

积累人力资本

除了提高总体农业生产之外，填平农业中的性别鸿沟也将有助于妇女增收，是改善儿童健康、营养和教育成果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能够提供的最好投资方式是针对妇女和女孩积累人力资本。基础教育、市场信息和农业推广服务是农业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拉尼说。

新闻背景：

农业中的女性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文化规范一直鼓励女性在经济上自力更生，历来敦促女性承担农业生产的重大责任。由于艾滋病毒/艾滋病、冲突和人口流动等诸多原因，许多国家农业劳动力中的女性比重上升。这一比重从科特迪瓦和尼日尔的36%到莱索托的60%以上不等。――东亚和东南亚区域平均值由中国主导，该国农业劳动力的大约48%为女性。――南亚的平均值由印度主导，该国农业劳动力中的女性比重为30%。巴基斯坦自1980年以来农业劳动力中的女性比重增加了近两倍，而孟加拉女性在农业劳动力中的比重现已超过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