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章中心 > 宏观经济税收

宏观经济税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宏观经济税收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宏观经济税收

宏观经济税收范文第1篇

随着自然资源的急剧消耗、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频频发生的严重雾霾天气使我们深刻体会和认识到发展低碳经济的迫切性和必然性。自2007年以来,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首超美国,居世界第一位;2009年我国政府第一次以约束性指标的方式宣布,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然而,我国“富煤、少气、缺油”的能源现状以及伴随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的巨量能源需求,使得我国未来碳排放形势日益严峻。随着国际气候谈判的进展和国内减排形势压力的加大,征收碳税已经迫在眉睫,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迟迟没有实施碳税。从技术层面上讲,碳税如何征收,征收多少?征收碳税会对我国社会福利、宏观经济及相关行业生产什么影响?碳税的“双重红利”效应是否存在?这都是亟待解决和明确的问题。

由于碳税征收的影响度和波及面较广,涉及行业、居民、政府等整个经济系统,因此,从国际文献上看,大多部分学者均采用了具有严密理论体系、能够模拟分析经济系统内相互作用机理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进行模拟分析,其中代表性文献主要有:Whalley和Wigle(1990)、Burniaux和Nicoletti(1992)、Floros和Vlachou(2005)、Galinato和Yoder(2009)、Allan等(2014)。总体说来,国外关于应用CGE模型进行碳税研究相对比较成熟。近年来,国内关于碳税的研究也不断增加。贺菊煌等(2002)建立了一个静态CGE模型分析了征收碳税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影响;朱永彬等(2010)基于一个静态CGE模型,通过引入碳税,假设六种情景对碳税政策的减排效果及其对宏观经济和各产业部门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郭正权等(2012)基于静态CGE模型分析了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中碳税政策对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石敏俊等(2013)利用CGE模型,设计了单一碳税、单一碳排放交易以及碳税与碳交易相结合的复合政策等不同情景,模拟分析了不同政策的减排效果、经济影响与减排成本。与以上国内文献不同的是,王灿等(2005)基于1997年投入产出表构建了一个动态CGE模型,并用该模型模拟分析了基准情景下N2Z117.jpg排放总量消减10%~60%假设情况下对边际减排成本、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

从文献上看,国内相关碳税CGE模型大多为静态模型,应用动态CGE模型分析碳税的国内文献寥寥无几,由于静态CGE模型只能在基准年度范围内进行模拟分析,不能动态模拟碳税的长期累积效应,因此静态CGE模型的模拟分析功能较为有限。虽然王灿等(2005)构建了一个动态CGE模型,然而该文的模拟假设缺乏现实意义,因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每年都在增加,在我国未完成城镇化、工业化发展阶段之前,二氧化碳总量减少的假设很难成立;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也是设定为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属于相对指标,并非二氧化碳总量的减少。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特征,本文构建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主要有如下特点。从技术层面上,本文根据最新的动态经济学理论,构建出一个递归动态CGE模型进行碳税政策模拟;依据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采用相对指标,即以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作为衡量目标;进一步把能源分为清洁能源和石化能源(石化能源进一步细分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采用多层CES函数嵌套方式进行组合,并从碳税征收方式和碳税使用方式上综合模拟分析碳税及相关二氧化碳减排问题。

一、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构建

1.宏微观SAM表构造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2007年135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①,合并扩展成包含1个第一产业部门、15个第二产业部门和5个第三产业部门,行为主体分为政府、家庭、企业、投资和储蓄、国外部门的宏观社会核算矩阵(SAM)表,该表中的数据除了来源于2007年投入产出表外,还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金融年鉴2008》《中国环 境年鉴2008》《国际收支平衡表2008》《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8》等统计资料。在宏观SAM基础上构建微观SAM,其中一个重要的细节内容是对电力部门和石化能源部门的拆分(即使135部门投入产出表,石油和天然气作为一个部门;电力也作为一个部门,没有细分出火电、水电、风电等),拆分方法如下:根据《2008年中国电力统计年鉴》电力生产量的比重,把投入产出表中的电力部门按照火电占83.06%,核电、其他电力供应占16.94%的比例进行拆分,其中煤炭、石油、天然气只对火电的生产存在中间投入,对核电、其他电力供应不存在中间投入分解;石油与天然气开采的分解是根据我国2007年能源生产构成,其中石油占能源总消费量的19.70%;天然气占能源总消费量的3.50%,然后根据消费量的比例对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进行拆分。宏观SAM表如表1所示。

N2Z128.jpg

2.生产函数结构设计

本文的动态CGE模型的生产结构采用五层嵌套结构,这也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方法之一,即中间投入的组合只包含非能源投入(列昂惕夫函数表述其关系),而将能源、资本和劳动力采用不变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嵌套。资本—能源—劳动力CES合成的嵌套结构中依照各种能源投入的替代程度自下而上依次组合,如图1所示。

3.N2Z117.jpg排放系数确定

N2Z117.jpg的排放系数的计算方法,从文献上看,目前主要有:方法一,采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编制的《IPCC国家温室气体减排放清单指南》(能源)中化石能源中的有效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再通过能源实物消费量与实际热量的相互转换来计算。方法二,直接引用《日本能源经济统计手册》中的能源排放系数,其中焦煤0.692 tc/tce、焦炭0.776 tc/tce、原油0.546 tc/tce、石油制品0.532 tc/tce、天然气0.394 tc/tce(tc/tce的含义为每释放出一吨标准煤的热量所需要排放的碳量)。方法三,是利用国际能源署的International Energy Statistics中的统计数据,通过我国三种化石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能源的实际消费量来计算。

由于本文SAM中的基础数据来自投入产出表,该表属于价值变量表;同时,关于能源消费总量的数据可以直接从能源统计年鉴上获得,该数据相对准确,因此本文选用方法 三。二氧化碳的排放系数具体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N2Z102.jpg

图1 生产函数结构示意图

N2Z129.jpg

4.动态基准情景中相关参数假设及模型动态化运行机理

动态CGE模型首先需要对一些重要外生参数(替代弹性系数、劳动力数量、能源使用效率等)进行赋值,分别设定如下:

(1)劳动力数量估算。由于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对劳动力供给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人口增长受计划生育政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方式变化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但主要是国家人口政策的影响。王德文(2007)研究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在2015年达到高峰,2015年之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处于不断下降趋势,在未来20年内,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出现一个转折点,劳动力的供给量将会由增长转为逐步下降。同时,贾一苇(2009)研究表明,我国15岁~64岁劳动力年龄人口总量在2016年达到高峰,然后不断下降。

因此,关于未来劳动力供给的预测,两位学者得到的结果相距不大,参照其他文献,在未来劳动力供给预测上也没有重大分歧,因此,本文在借鉴上述学者研究结论,假定劳动力增长率②如表3所示:

N2Z130.jpg

(2)能源效率估算。能源效率主要是衡量单位能源产出量,目前主要有单要素法与多要素法。基于本文是研究我国整体能源效率的提高改进状况,且要素之间替代关系在生产函数层次上有所体现,因此选用单因素能源效率更为合适。本文根据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投入为当年能源投入折算的标准煤数量等相关数据计算出1986-2007年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③。根据计算结果可以得到,1986-2007年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我国单要素能源效率年均增长率仅仅为0.28%。考虑到未来我国的节能减排政策力度可能继续加强,能源供需矛盾和能源价格将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这种内逼机制很可能迫使我国能源使用效率有所提高。因此,本文在政策模拟时,将分别设定能源使用效率增长0%、0.5%、1%、2%四种情景假设。

(3)CGE模型动态化的运行机理④。模型的动态主要涉及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资本的积累以及新增资本在部门之间的流动等,具体描述如下所示:

N2Z131.jpg

N2Z132.jpg

二、碳税设计与模拟分析

1.碳税设计

(1)碳税理论。碳税(Carbon Tax)是“二氧化碳排放税”的简称,是针对化石燃料使用所引起的碳排放的外部不经济问题所征收的税。按照PPP(Polluter-Pays Principle)原则,可以根据污染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课税,将环境污染的成本加到产品价格当中去,从而消除这种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背离的情况,以弥补两者之间的差距,这就是所谓的庇古税(Pigovian Tax)。因此,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分析,碳排放引起气候变化的实质是外部不经济性问题,由此构成碳税的理论基础。

目前,碳税征收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按化石能源的产量向生产企业征收碳税,一种是按照化石能源消耗量向消费环节征收碳税。关于采用哪种模式征收碳税,依然存在着一些争议:选择前者征收碳税,一般来说所面临的社会压力较小,比较容易获得消费者的认同,但是由于能源市场的不完善性,难以有效地将价格信号传递给下游能源消费者,因此碳税的刺激作用可能有所削弱。选择后者征收碳税,比较符合税收的公平目标,也有利于提高能源消费者节能减排的意识;在具体的实际操作中,大多数的国家选择了在能源消费环节征收碳税,虽然日本、北欧等国家在上、下游都征碳税,但实际上还是以下游消费环节为主。因此,本文选择在能源消费环节征收碳税,即对生产部门的中间能源投入和需求部门(居民和政府)的能源消费征收碳税。

另外,征收碳税,对于生产者来说,由于生产成本的提高,将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产品价格提高。生产者首先自身承担一部分碳税,同时将转嫁部分税收负担,向前通过产品价格提高转嫁给消费者,向后可能通过降低劳动者报酬减少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具体比例取决于产品市场产品的需求弹性与供给弹性,要素市场要素的需求与供给弹性),从而影响收入分配、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等,由此引发了关于碳税“双重红利”⑥的研究和争论⑦,因此,本文也将从碳税使用方式的角度模拟分析碳税“双重红利”效应的存在与否。

(2)碳税设计。本文应用CGE模型进行政策模拟中,计税依据为N2Z117.jpg排放量,并且采用国际常用的在化石能源使用环节 征税方式,具体碳税设计为以下方程所示:

N2Z133.jpg

N2Z134.jpg

计算出化石能源的碳税税额以后,就可以将碳税的税率转化为从价税率,即对某种化石能源征收的碳税税收与该化石能源的国内需求的价值量之比。计算公式为:

N2Z135.jpg

2.政策模拟一:碳税征收方式模拟分析

首先模拟2007-2020年不同碳税水平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及其边际变化率以及部门产出和价格等变量的影响。由于碳税的征收,石化能源使用成本增加,势必会使得企业通过研发或其他途径积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因此,本文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假定能源使用效率也发生改变,从而综合模拟碳税征收的减排效果。

(1)能源与碳排放影响分析。从表5可以看出:①当不考虑碳税时,当能源使用效率提高分别0、0.5%、1%和2%,可以使得2020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相对基准情景分别减少0、4.59%、8.70%和15.56%;考虑碳税时,当能源使用效率分别提高0、0.5%、1%和2%,可以使得2020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相对基准情景分别减少44.32%、47.15%、49.70%和54.04%;②要实现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在仅考虑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征收碳税两种手段的前提下,若能源使用效率年增长率为0,则需要征收碳税大约为80元/吨;若能源使用效率年增长率为0.5%,则需要征收碳税大约为70元/吨;若能源使用效率年增长率为1%,则需要征收碳税大约为60元/吨;若能源使用效率年增长率为2%,则需要征收碳税大约为40元/吨;③四种情景下的单位碳税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边际变化率均呈现逐渐减小的变化趋势,相比较而言,能源使用效率越高,单位碳税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边际变化率越大。

N2Z136.jpg

N2Z137.jpg

如表6所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单 纯依靠碳税可以实现国家“十二五”有关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规划目标,但这会引起化石能源价格的大幅上升。如表2所示,当碳税税率为80元/吨时,2007年,煤炭价格增长74.05%,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分别会增长5.61%和7.73%;2020年,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分别上升99.70%、8.48%和11.46%,这必然会引起较大的物价上升压力;但若通过实施碳税减排政策的同时,加强科技进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如情景Ⅳ),这样,碳税大约为40元/吨,就可实现我国“十二五”规划中的有关二氧化碳排放目标,此种境况下,2007年相应的化石能源价格分别上升31.24%、2.35%和3.18%,2020年化石能源价格分别上升47.27%、4.41%和5.09%,物价上涨压力明显减小。倘若能源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相应的碳税将继续减少,同时化石能源价格上涨空间必将进一步缩小。

N2Z138.jpg

(2)部门影响分析。征收碳税必将导致化石能源价格上涨,从而提高生产成本,不同部门的化石能源投入占总投入比例差别很大,并且不同部门各级生产函数、各种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也不完全一致以及对不同部门产品的需求差别,将对不同部门的化石能源需求产生不一致的影响。由此,对部门的产出价格、产出量、劳动、资本使用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等将产生不同的影响。表7分析在情景Ⅰ中,能源使用效率年增长率为零(相对基准情景能源使用效率保持不变),碳税为30元/吨时,2010年、2015年和2020年各部门的产出及其价格相对基准情景的变化影响。

N2Z139.jpg

表7结果可以看出,21个行业中,产出价格都有所上升,主要是由于征收碳税,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有所提高,其中,煤炭、石油、天然气行业和消耗化石能源较大的电力(火电)、非金属矿采选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矿采选及金属冶炼业等部门价格上升幅度比较大,而且从时间上看,其价格上涨幅度在逐年增加;而消耗化石能源较低的农业、金融及房地产业、批发零售和住宿业、食品制造与烟草加工业、科教文卫社会服务业等部门的价格上升幅度明显较小,而且,从时间上看,其价格上涨幅度在逐年减少。

从产出上看,21个行业中,煤炭采选及炼焦业、石油开采及加工业以及天然气开采业的产出降幅最大,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其产出降度在进一步扩大;虽然纺织业、化学医药业、电子通信、仪器办公品制造业的产出在期初产出降幅较大⑧,但与化石能源部门不同的是,其降幅随着时间的延长在逐步降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低碳能源(水电、风电及核电)行业的产出在逐年增加,主要是由于化石能源价格提高后,低碳能源的替代作用开始逐步显现,社会需求有所增加,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其替代作用逐渐加强。

3.政策模拟二:碳税使用方式模拟分析

一般说来,碳税会引起化石能源价格的上涨,从而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价格上涨,但是碳税的不同动态循环使用方式,可能导致不同的企业收益、居民收入、居民消费、政府储蓄、进出口、社会福利等社会经济变量发生改变。另外,学术界还存在征收碳税是否可以达到“双重红利”的效果,因此,本文以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相对基准情景在2020年降低20%为例,模拟分析不同的碳税循环使用方式对社会经济变量的影响。具体情景设定如下:

N2Z140.jpg

N2Z141.jpg

根据表9的分析结果比较分析情景Ⅴ、情景Ⅵ、情景Ⅶ、情景Ⅷ中的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情景Ⅵ中,相对基准情景,由于征收碳税,居民的资本收入有所下降,虽然政府在征收碳税的同时降低了居民的个人所得税,但同时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也有所下降,由于减少的个人所得税额低于政府转移支付额,因此导致居民的税前总收入水平比情景Ⅴ下降幅度更大,但由于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税率,居民税后收入有所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有所提高,因此居民的社会福利状况比情景Ⅴ有明显改善。政府在总税收相对基准情景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由于碳税征收导致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引起政府的实物消费减少。对于企业来说,征收碳税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引起资本价格相对下降,因而企业收入和消费水平均有较大减少,同时由于国内产品价格相对国外有所上升,造成出口明显减少,进口增加。实际GDP构成中,仅有居民消费相对增加,而政府消费、投资、进出口均减少,从而导致实际GDP有所下降。总体而言,情景Ⅵ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同时使得社会福利水平有所增加,从而实现了碳税的“双重红利”效应。

情景Ⅶ中,相对基准情景,对于企业而言,由于征收碳税引起资本价格下降,从而企业收入减少,但由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企业储蓄水平有较大幅的提高。居民由于资本收入的下降、政府转移支付减少,居民总体收入下降,从而导致居民消费、居民储蓄、社会福利水平相比情景Ⅴ呈现更大幅度的下滑。政府的收入和储蓄虽然没变,但由于该情景下,产品价格上涨较大,因此,政府的实物消费降幅最大。实际GDP 下降原因同上,但相比情景Ⅴ和情景Ⅵ,实际GDP的下降幅度较小。总体说来,情景Ⅶ低企业所得税,使得企业储蓄和总投资有所提高,但也使得居民消费、社会福利水平与情景Ⅴ和情景Ⅵ相比降幅更大。这说明征收碳税的同时降低企业所得税不能实现碳税的“双重红利”效应。

N2Z104.jpg

图2 2008-2020年不同情景下社会福利变化

情景Ⅷ中,由于降低了间接税,而间接税发生在国内生产环节,企业可以将税负部分地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影响国内需求和出口。虽然该情景下企业收入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小于其他三种情景。对居民而言,居民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下降,政府转移支付也有所减少,因此居民总收入水平与情景Ⅴ相比略有下降,但由于降低了间接税,国内产品价格有所下降,因此,居民的消费需求、社会福利水平与情景Ⅴ和情景Ⅶ相比均有所提升。政府的收入和储蓄不变,但由于国内产品价格有所下降,因此政府的实物消费相比情景Ⅵ和情景Ⅶ均有所增加。由于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净出口改善较大,因此,实际GDP的降幅相比其他三种情景降幅最小。从图2可以看出,情景Ⅷ中,社会福利降幅微小,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接近于零。这说明,征收碳税的同时降低企业间接税,可以使得碳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微乎其微。

三、结论和建议

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单纯依靠碳税可以实现国家“十二五”有关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规划目标,但这会引起化石能源价格的大幅上升,这将会引起较大的物价上升压力;但在加强科技进步,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年增长率为2%)的前提下实施碳税减排政策,40元/吨的碳税征收标准为就可实现我国“十二五”规划中的有关二氧化碳排放目标。另外,随着碳税税率的增加,单位碳税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边际变化率均呈现逐渐减小的变化趋势,相比较而言,能源使用效率越高,单位碳税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边际变化率越大。因此,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可以有效地增强碳税的实施效果,我国应加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促使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不断提高。

从行业上看,21个行业中,产出价格都有所上升,其中,煤炭、石油、天然气行业和消耗化石能源较大的电力(火电)、非金属矿采选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矿采选及金属冶炼业等部门价格上升幅度比较大,而且从时间上看,其价格上涨幅度在逐年增加。消耗化石能源较低的农业、金融及房地产业、批发零售和住宿业、食品制造与烟草加工业、科教文卫社会服务业等部门的价格上升幅度明显较小,而且,其价格上涨幅度在逐年减少。另外,随着化石能源价格的提高,低碳能源(水电、风电及核电)行业的产出在逐年增加,替代作用逐渐加强。

若采用在能源消费环节征收碳税,同时降低居民所得税税率,保持政府财政收入中性的税收方案,可以实现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同时使得社会福利水平有所增加,从而实现了碳税的“双重红利”效应;而保持政府财政税收中性,在征收碳税的同时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并不能实现碳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因此,从社会居民福利水平的角度,要实现碳税的“双重红利”效应,我国碳税征收应与居民所得税改革相同步。

若采用在能源消费环节征收碳税,同时降低企业间接税率,保持政府财政收入中性的税收方案,比采用在能源消费环节征收碳税,同时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保持政府财政收入中性的税收方案,更能减弱或消除因征收碳税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从对碳税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负面影响的角度上考虑,我国在实施碳税的同时,适当降低企业间接税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的效果好于适当减少企业所得税的效果。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目前国家统计局还未正式公布2010年细分的中国投入产出表,所以只能以2007年投入产出表为数据基础。

②严格意义上,使用就业增长率更为合适,但由于我国缺乏行业就业人数、失业率等翔实数据,因此用劳动力增长率代替之。

③1986-2007年,我国能源使用效率增长率分别为-0.69%、-1.85%、4.43%、4.14%、3.90%、1.64%、2.86%、8.38%、14.00%、6.40%、0.47%、2.36%、3.30%、-2.47%、-1.44%、-1.26%、-5.10%、-11.01%、-7.93%、-6.14%、-5.44%、-2.43%。

④CGE模型的动态方程主要是参考了Alfredo和Pereira(2014)、Alexandre和Arnaud(2013)等文献,具体推导过程详见这些文献。

宏观经济税收范文第2篇

税收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的一种,是指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任务,选择确立的税收分配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它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所定义的税收政策是指为促进企业R&D投入,提高企业的R&D投入强度所采取的一系列特别税收措施的总和。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而言,对R&D的定义通常采用OECD的弗里斯卡蒂手册( Frascati Manuel 1994) 的标准定义。R&D支出一般分为两类, 一类是经常性支出(current expenditures), 包括微观企业里研究部门人员的工资薪水、研发过程中所耗费的变动成本支出等;另一类是资本支出( capital expenditures) , 包括企业的R&D设备购置、建筑更新建设的支出。

二、税收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的传导机制

国际上有关税收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主要有三种机制:

(1)减免税政策。政府从应付所得税额中扣除部分或者全部的R&D支出。加拿大、意大利、韩国、荷兰、挪威、法国、日本、墨西哥、葡萄牙、美国和西班牙等国实施的是所得税减免方案。在实际计算可从应付所得税额中扣除的R&D支出时, 可以采取依据R&D支出总量的方法计算,也可以采取依据R&D支出增量的方法计算。在依据R&D支出增量计算扣除额时, 计算R&D支出增量的基期值可以用以往数年的移动平均值计算得到, 选取某一年份的R&D支出作为基值。将当期的R&D支出与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基值相比较。可以每隔一段时间重新选定基期。或者选取某一年份的R&D支出/销售额作为基值( 美国), 如果当期的R&D支出/ 销售额大于基值,就可以享受税收扣除。由于税收政策以外的其他因素会影响R&D支出,为了避免基期的R&D支出过于偏离常年平均值,可以选用数年的平均值作为基值。在依据R&D支出总量计算扣除额时,政府不仅补贴了企业新增加的R&D支出,也会补贴已经发生的R&D支出,因此政府花的钱中有一部分不会对企业增加R&D支持有激励作用,但依据总量的方法对政府和企业来说更利于操作。开展大规模的R&D活动的大企业更倾向于基于总量的方法, 他们认为, 基于增量的方法没有考虑到研发活动具有遵循企业和产品周期的特点, 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如果企业业绩不佳, 就不可能在R&D预算上保持向上增长的势头。

(2)应税收入抵扣政策。政府允许企业从应税收入中扣除比实际R&R支出更多的金额。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国实施的是应税收入抵扣方案。在实施应税收入抵扣方案是,也同样存在是依据R&D支出总量还是依据R&D支出增量计算抵扣额的选择。

(3)加速折旧政策。由于用于R&D活动的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等固定资产的收益将在以后各期获得,按照收益成本匹配原则,这些固定资产应该在以后各期记提折旧。到1999共有10个国家提供不同程度的加速折旧的优惠政策,允许企业在第一年将用于R&D活动的机器设备全额记提折旧, 或者在以后数年内加速记提折旧。折旧费是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目之一,税法允许加速折旧,使固定资产最初使用的几年折旧费增大,减少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减轻最初几年的所得税纳税义务,缓解了企业因购置固定资产造成的现金短缺困境。但加速折旧只能改变资金回收的速度,不会减轻企业的总税负,税负前轻后重,有税收递延之利,相当于政府给予一笔无息贷款。由于加速折旧可使企业提前收回投资,从而加速了固定资金的周转,可以促进企业用加速收回的资金去购买更先进的设备或选择更好的投资方案,这样就促进了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

为提高加速折旧的政策效应,应该注意加速折旧的时间安排。对于存在减免税优惠的企业,应避免将加速折旧安排在享受减免税优惠期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将不能利用加速折旧的好处,从而使这种激励措施的效应大大降低。国外学者曾用一个具有不完全竞争性的动态生产结构模型,对墨西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国的税收政策影响生产和投资效应进行了评估,他们的结论是加速折旧方法在促进投资与技术进步方面比更一般的降低企业税率的激励形式更具有成本有效性。

宏观经济税收范文第3篇

摘要:以供给学派理论为切入点分析我国增值税转型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探讨增值税转型改革对我国微观层面的企业和宏观经济增长及市场环境稳定的影响。分析我国全面推行增值税转型的效应。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供给学派;必要性;效应

1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就是从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其实质就是扩大抵扣范围,即允许抵扣当期购人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我国现行增值税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及时入库和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增值税作为我国税制体系中的主体税种之一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固有的弊端,从经济层面来看抵扣范围狭窄不利于刺激企业投资,从政治层面看为政府提供了“印钞机”导致众多的经济犯罪。鉴于此,增值税转型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就是减税,为此供给学派为我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和固定设备的更新,从而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每单位生产要素的投入能够产出更多的商品和劳务,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供给学派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更多的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是否有活力,是否有投资的积极性。

2我国增值税转型的必要性

从国内外的经济环境看,“华尔街金融风暴”导致全球经济减速,外需急剧收缩。出口受到重创。同时国内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内出现经济的周期性回调都反映出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面对我国目前内外夹击的经济形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值税转型无疑是雪中送炭,在供给方面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将是巨大的,巨大的投资乘数效应将会弥补转型后政府财政的税收收入,提高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带动企业固定设备的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从而带来较高的就业率和生产率,最终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消除这次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阻碍。

客观地说,增值税转型的契机已成熟。经济过热的风险悄然降温之际。减税呼声中的全国范围内的增值税改革已浮出水面。我国目前减税呼声此起彼伏,国内外减税潮流为增值税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等备受期待,这些减税政策无疑比政府投资更能够促进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和效率,在金融危机肆虐的关头更能带动经济的增长。

此外,我国目前的财政承受能力也为增值税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完全可以消化增值税扩大抵扣范围所减少的收人。在2003年到2007年五年的时间里,我国财政收入连续上了几个台阶,较轻松地实现从2万亿元到5万亿元的大幅度跨越。同时,新企业所得税巳于2008年1月1日在全国实行,增值税全面转型也错开了企业所得税这项大的税制改革,大大减轻了财政压力。

3我国增值税转型的效应

从供给学派的观点来推断,在我国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具有拉动投资的效应,对微观层面的企业和宏观层面的国家经济都会产生深远的意义。

3.1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微观主体的影响

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全国范围内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彻底抵扣固定资产所支付税金,这一转型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影响最为剧烈。对劳动密集毅企业的影响较为平缓。

同时,增值税转型对不同规模企业所产生的意义有着天壤之别。适用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对象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改革后这些纳税人的增值税负担会普遍下降,而规模小、财务核算不健全的小规模纳税人(包括个体工商户),由于是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且不抵扣进项税额。其增值税负担不会因转型改革而降低,因此需要相应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扶植小规模纳税人健康成长。

3.2增值税转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从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看。增值税转型对宏观经济的意义表现在增值税转型后,有利于企业增加投资。而投资的增加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增长导致了更多产品的供给,而更多的供给会导致更多的需求和消费,当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会增加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因此增值税转型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和市场环境的稳定。

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反过来,增值税的转型也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增值税转型后。固定设备购人方可用进项税额抵扣销项税额,间接降低固定资产取得的成本,提高企业盈余水平,这将带来企业所得税的增加和投资拉动GDP两方面的正效应。从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根据8005年统计数据显示,东北地区国内增值税收人为955.8亿元,而增值税转型试点直接影响东北地区增值税收人减收32.36亿元,占东北地区全年国内增值税收人的3.3%,只占全口径税收收入的1%左右,并没有造成税收收入的大幅下降,实际上税收总量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速。

3.3增值税转型对市场稳定的影响

用菲利普斯曲线来分析宏观市场的稳定,可以发现增值税转型对于宏观市场稳定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即: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首先从失业率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增值税的转型从总体上会降低企业的固定资产的投资成本,促进企业的投资的增加,而投资的增加则代表着更多生产单位的出现,从而增加了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降低了失业率。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固定设备的更新换代,对于劳动力索质的需求也会上升,也许在现阶段来看对于失业率并不会起促进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并不仅仅会是对失业率有促进,同时还会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且会促进我国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过度。因此,从整体上来说。增值税的转型不仅仅是给我们带来失业率的下降,而是在失业率下降过程中,带来了劳动力素质的上升。

宏观经济税收范文第4篇

[关键词]房地产调控;反思;新思维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0041-02

1 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再认识

1.1 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概念

房地产宏观调控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从宏观上对房地产业进行指导、监督、调节和控制,促进房地产市场供需总量、供需结构平衡,实现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管理活动。从调控体系上可将宏观调控分为政策调控和战略调控。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是从经济角度,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与土地政策等措施对市场行为进行经济性约束。房地产宏观战略调控,是从法律和行政角度,对房地产市场环境与房地产市场系统全局进行引导和规划。

1.2 房地产战略调控与政策调控的主要区别

调控手段差异。政策调控是对房地产市场行为等进行经济性约束和惩罚,对市场失误进行纠正,对市场失灵进行补充,对市场失效进行调整。战略调控是对房地产市场行为进行引导、惩罚和制度安排,具有强制性和法律性。

调控目标差异。政策调控旨在对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进行调节,维持市场短期局部的稳定,协调发展房地产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战略调控旨在制订房地产发展规划、房地产市场战略调整,维持房地产市场总供需总量平衡,促进其平稳健康发展;同时优化供需结构,保证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

1.3 房地产战略调控的必要性

战略调控有利于调整房地产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当前我国发展房地产业主要从总量上加大房地产业投资,由于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国民经济过分依赖于房地产业。而战略调控是从结构上对房地产业进行调整,提高房地产业的增加值,促进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实现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战略调控有利于推进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不协调,而政策调控仅调控区域性和短期性市场波动。战略调控则是从整个房地产市场出发,制订房地产长期发展规划,实现房地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战略调控有利于协调城市规划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只是盲目地追求房地产开发,而忽视城市规划,造成城市规划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协调。政策调控只是用经济手段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而战略调控则是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加强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约束性,从而更好地协调城市规划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2 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主要问题及反思

(1)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本身的问题。一是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失灵问题。其一,宏观调控政策滞后性。宏观调控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需要一段过程,包括问题的发现、调控政策的制定、实施。而市场的易变性、波动性会使得政策无法执行,形成滞后性。其二,宏观调控政策灵活性较差。宏观经济政策是面向整体市场,解决短期经济问题。而房地产市场是区域性较强的市场,易造成部分区域适应性差。即使各地方政府依据中央政策制定地方调控细则,也只是一纸空文。另外,还可能由于政策制定者对市场问题把握不准。其三,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冲突、调控细则歪曲调控政策、政策执行者不作为、政策执行不到位等。二是房地产宏观调控失效问题。其一,宏观调控政策经济约束性失效。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因为利用土地、货币、财政、税收政策等对违反市场行为者进行经济性惩罚。在实施惩罚过程中,会因“寻租”、“招商引资”政策、经济惩罚力度不够使得执行大打折扣,造成投资回报远大于经济性惩罚,致使政策经济性约束性失效。其二,宏观调控政策片面性。综观我国已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皆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或现象。其三,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时间短。我国宏观调控实施后,会在短期内产生一定效果,之后问题会更严重,主要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仅在短期内影响部分房地产市场主体行为。

(2)房地产宏观调控引发的问题。一是房地产市场环境问题。其一,宏观调控使房地产市场经济环境更加恶劣。一方面宏观调控使得房地产投机回报率增加,投资炒房和囤房盛行,房地产市场俨然是住房投机市场而非消费市场。特别是大量制造业资本或者其他重要实体经济资本投资楼市,加剧了市场投机行为。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使得开发商大建高档住房,而高档住房成交拉动房价,使得中端房价也跟随上升,中端住房出现泡沫。因此,调控使得房价越调越高,住房越来越困难,房地产市场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其二,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法律环境受到质疑。我国房地产宏观政策效用大减,2006年的国八条和国六条实施后,房价出现短暂回调后又升到较高水平。使得人们质疑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多次调控表明,房地产宏观调控并不能引领房地产市场走向、改变房价走势及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权利。二是房地产市场系统问题。其一,房地产市场投机预期高涨。宏观政策调控使得房价不跌反涨,投机者信心高涨。根据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者(投机者)“买涨不买跌”,于是投机者看涨预期形成,大量投机资本进入楼市,房价越炒越高。其二,我国房地产市场住房投资功能强于消费功能。目前楼市投机盛行,政府宏观调控不力,使得购买住房主要是为投资而非消费。宏观调控使得购房者购房越来越困难,消费市场逐渐萎缩,投资市场成为主流。其三,投资者与消费者矛盾更加激烈。一方面是开发商与消费者的矛盾,征税增加开发成本,而开发商会将税收纳入房价,将赋税转嫁给了购房者,房价越高,购房越困难,开发商与购房者矛盾僵化。另一方面是投机者与购房者的矛盾,如为抑制投资,提高税率,但同时增加了自住、投机购房者的购买成本,可投机者掌握大量资本,并不受其影响,他们只需投资回报率大于银行或其他投资回报率,就不愿退出房地产投机市场,反而使自住需求减少。结果造成一方面投机者拥有大量空置房,另一方面购房者又买不起房,于是二者矛盾愈演愈烈。

3 完善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新思维

3.1 继续改进和完善我国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

(1)弥补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不足。第一,重视对宏观调控效果评价,制定更加准确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准确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解决政策失灵问题,宏观经济政策要适时、针对性地执行,严格执行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第二,加大宏观调控政策配套措施,提升宏观调控执行力。执行力关系到效果与目标的差异。要力求避免执行力大打折扣、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作为的现象,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执行,努力构建宏观调控政策监督体系。第三,着重分析抑制住房需求的弊端,积极引导住房需求。

(2)完善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机制。第一,完善税收政策调控机制。税收的重要功能是使收入、生产要素再分配。对房地产征税,主要应增加住房投资成本,而不是增加住房消费成本。目前我国住房税收调控既抑制投机,也增加住房消费成本,由此引发住房难问题。因此,很有必要对住房持有和住房流转交易分别设计征税。只有增大持有投资住房的税收成本,才能抑制投资投机行为,即让投资房地产的收益小于成本,才会抑制投机。第二,完善土地出让机制,最大限度地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我国土地现行的“招拍挂”出让机制,造成了房价的不断提高,建议在操作上可以采取商品房等用地沿用现行的价高者得的招拍挂方式,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出让而采取应价低者得。商品房等用地最高价招拍挂,可以实现土地效率最大化,并且可将这部分资金再投入保障房建设,以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难问题。

3.2 逐步启动和发展我国房地产宏观战略调控

(1)从战略调控的现实意义上正确引导我国住房需求。一是正确认识住房需求与住房需要,需要且有支付能力才构成需求。因此,购买住房的需要并不等于住房需求。实际上,我国楼市多数住房需要都被错误地理解为住房需求。二是引导中国住房观念,“安居乐业”是指有居住权而非住房所有权。因此,只要能满足居住,租房也能实现“安居乐业”。三是年轻人要认识到购买住房是一种奢侈而非必需。根据房价收入比4~6倍的国际经验,我国的房价收入比大多在10倍以上,再加上CPI的持续高涨,使得年轻人住房和资金购买力下降。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工资较低,短期内难以承担高房价。因此,购买住房只是一种奢侈而非必需,只有当改善住房需要变成需求时,住房才由奢侈转为必需。

(2)从战略调控的理论基础上,保障我国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消费权利。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难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由市场解决,社会问题由政府解决。因此,完善住房商品房分配制度,努力满足住房改善需求和住房投资需求的住房消费权利。更要加大保障房建设和完善保障房分配制度,努力建设以消费功能为主,投资功能为辅的房地产市场。并且实行透明、公开和动态的保障房分配制度,设定保障标准和进入退出机制设计,即无购买商品住房能力时,中低收入人群自动进入保障房分配;当有能力购买商品房时,又能主动退出保障房分配。还要扩大舆论影响,即从舆论上严惩不符合保障房人群却购买保障房的行为。

参考文献:

[1]黄烈佳.房地产宏观调控目标分析[J].产业观察,2006(4).

宏观经济税收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控制体系经济发展

前言:旧的宏观调控面临经济的改革出现了诸多的不适应,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只有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才能实现经济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但如何进行改革成为困扰相关部门的重要难题。

1.经济管理职能的强化

1.1 宏观调节

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水平的平衡发展,避免失业率上升、控制通货膨胀在一定的范围内,国际收支平衡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主要是财政、金融手段的运用,进行一定的结构控制和调整。从我国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我国的宏观经济调节上仍存在着一些顽疾有待清除,主要呈现在:货币供给量控制状况不是很好,常常受到来自各方压力的影响;其次是调节手段只对部分群体有效,而对部分经济主体则无法发挥作用;再次,我国的财政赤字现象仍旧是较为严重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财政手段的发挥。类似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政府的宏观调节功能就无法进行,经济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

1.2 稳定社会收入的公正性

宏观经济管理控制体系可以对社会的分配保持其公正性做出贡献,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利益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一化呈现多元化的形式,贫富差距有所增多,尤其是在发展较快与部分落后的城市之间。与此同时,我国财政、税收等部门在维护社会收入分配公正方面所起的作用则显得不足。主要表现在,在我国尚未形成以源泉征税与收入义务申报制为中心、以贯彻税收法制为基本原则的现代征税制度,征税的标准也不够统一,造成大量的偷税漏税现象,严重威胁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我国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极小,而这离不开部分企事业单位承担了部分福利与保障职能有关,但要想覆盖全部人员,该制度仍存在着一定的限制,这对很需要社会福利的人来说是不公正的。市场机制的改革势在必行,为了抑制这种现象继续扩大,维护社会经济环境的稳定,政府的宏观调控显得非常重要,必须承担起维护收入分配公正的职责。

1.3 提供公共服务与墓础设施的职能

在未来的金融市场上,市场机制所要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但仅靠市场来提供是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的,尤其是部分公共与设施。类似的案例在世界各国都有体现,美国的信息统计部门主要是针对信息的收集和管理,并在整理后将其公布于众,我国在此项的服务明显落后发达国家;还有我的教育文教费用呈现上涨趋势,但是九年义务教育仍未得到普及,从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政府的职能在改善公共服务的现状方面有待改善和加强。

1.4 维持社会的公序良俗

市场机制的引进,竞争现象明显,但是竞争规则却不是很令人满意,在实际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为阻碍竞争、破坏公平交易的事件屡见不鲜,因此,对维护社会市场竞争机制和公平竞争,必须建立专门的部门进行该方面的改善,这对于今后的经济发展和改革相当的重要,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关键。

1.5 对市场领域的划分极为重要

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不够明确,哪些应该交给市场去自行调控,哪些应该由政府控制,整体保持政府的宏观调控,对于部分垄断的行业以及大部分公益的事业应该采取政府控制和直接规划的方式,为了保证直接规划领域的效率,也必要在价格设定及收费体系方面适时进行调整。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更应该注意法律措施的完善和相关政府执行的方向加强管理,促进宏观经济管理控制体系的作用发挥。

2.宏观经济管理的调控手段

根据我国的经济特殊性,采取合适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在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选择上,可以采取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的方式,直接调控就是由政府控制主要的部分,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该类调控正在逐渐减,间接调控的作用越来越大,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2.1 价格控制

价格是由市场自行调控的,但是在部分行业,尤其是生产和服务领域,为了保证基础的公共供给,防止部分企业为了获取经济效益,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牟取暴利、危害他人,也为了保护经济发展中的弱小群体,政府对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行直接确定和间接影响的行

政性价格政策.,主要涉及的行业包括主要食品、公共交通、水电气、邮政、卫生保险、农副产品、汽油、以及烟酒糖茶等方面。价格的调控是要遵循市场的规律,按照市场发展的原则进行的,所有的价格控制都要遵循市场的趋势和经济发展的周期,而且要定期进行审查,以便在控制的力度和范围上及时地做出调整,减少价格政策带来的扭曲和失误。

2.2 国家投资

我国一直采取的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其表现在各行各业,在投资领域,国家投资仍占有很大比重,而且随着新兴产业的出现,为了扶持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国家也应积极参与相应的投资,达到促进经济结构的变化。

2.3 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管理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为主要的作用是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完善,财政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预算支出、政府投资、税收政策、财政补贴和公共债务等手段,这些手段按照发展的需求必须由政府直接掌握,始终体现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的调控政策的基本意图。

2.4 货币政策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我国货币政策最主要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进而促进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管理控制体系调控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币值的稳定,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出现新的问题,出了应急措施的改善,更要嘉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管理,加快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将经济增长的目标放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上,实现经济质的飞跃。

总之,要根本解决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

参考文献:

[1] 张晓晶. 当前宏观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体制根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8,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