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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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范文第1篇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完全竞争和存在制度性分割两种不同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对比分析,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条件下,当毕业生暂时无法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时,由于信号成本和高流动成本的影响,“先就业,后择业”不符合毕业生利益最大化需求,自愿性失业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文章认为,需要通过改革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来培育市场机制,尽可能消除人为的、制度性的市场分割,逐步建立一个统一的、富有弹性、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 制度性分割 自愿性失业

劳动力市场不同条件下就业问题概述

如果对大学生规模进行总量分析,由于我国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和高等教育入学率仍然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加上我国幅员广阔,不同区域增长极带动的多层次经济发展为大学毕业生就业提供了巨大的需求空间,因此,大学生依然是稀缺人力资源。然而,与劳动力市场上大学毕业生供给量逐年上升形成反差的是,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持续降低,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有效需求滞后于毕业生的供给,不均衡的人才结构性分布凸显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关于劳动力市场与就业(失业)的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范式一直居于主流,认为凭借工资水平的灵活调整机制,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会实现均衡,劳动力市场将自动出清。他们承认劳动力市场有时也会失灵,不过认为市场之所以出现失业现象,主要是缘于因工会垄断、信息不完全等造成的工资刚性,致使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缺乏有效的工资调整机制。Freeman运用这一分析范式较好地解释了欧美发达国家大学毕业生整体就业情况的长期变化(Freeman R.B.,1975)。不过,“供给―需求”分析范式由于建立在完全竞争、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假定基础之上,忽视了劳动力市场中非竞争性因素的影响,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还忽视了二元经济背景下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Lewis,w. Arthur,1954;Tpdaro,Mrchael,1969),因而对现实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在批评“供给―需求”分析范式的基础上,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因素逐渐受到重视。克拉克•科尔首先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外部劳动力市场,认为现实中的工资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结果,从而较早提出了有关劳动力市场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LMS)的思想。多林格尔(P.B.Doeringer)和皮奥利(M .J .Piore )在对波士顿低工资群体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模型,根据工资水平、工作条件、稳定性、培训和升迁机会等差异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他们认为二者之间不仅存在差异,还存在严重的流动壁垒,尤其是由次要劳动力市场向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动的可能性很小。赖德胜等在运用市场分割框架对我国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时发现,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因经济内生性因素形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不同,市场机制尚不成熟的转型经济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主要因外生的制度造成分割,就我国劳动力市场而言,则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以及正式劳动力市场与从属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分割(赖德胜、孟大虎等,2008)。

正是因为制度性分割因素的存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大学毕业生总量上稀缺与结构性过剩并存的现象,这意味着当前我国大学毕业生并非就业难,而是择业难(赖德胜、孟大虎等,2008),毕业生如果在就业过程中“先就业,后择业”,譬如选择去中西部农村地区或者降低就业期望值先行就业,就业空间将很广阔。但是大量毕业生在暂时无法找到不低于就业期望值的工作时,往往放弃低于期望值的就业机会,选择自愿性失业毕业生作为一理性个体,对于就业选择会进行成本收益比较,其放弃“先就业,后择业”而选择自愿性失业的行为并非是盲目的,而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这种约束条件,包括个人、家庭、朋辈群体的示范等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以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要特征的外在制度因素。

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毕业生就业

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市场是统一的和完全竞争的市场,工资具有无限弹性,可以自由调节劳动力的供求,而且劳动力的供给取决于对收入与休闲的权衡,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雇佣劳动力的边际成本(MRC)与边际收益(MRP)的均衡点。新古典经济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假设,但是仍然假定市场主体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理者,工资可以使劳动力的供求实现平衡。假如劳动力市场上毕业生供给大于需求,工资水平将趋于下降,从而使作为劳动力的毕业生使用成本下降,市场对毕业生的需求增加,而由于毕业生的劳动收益率在降低,这个时候毕业生个人会倾向于选择更多的闲暇,因此劳动力市场上毕业生的供给随之减少。相反,如果劳动力市场上毕业生供给小于需求,则会导致工资水平的上升,并迫使对作为劳动力的毕业生需求减少和毕业生供给增加,最后使供给和需求重新达到均衡。

如图1所示,D是毕业生需求曲线,S是毕业生供给曲线。假如实际市场工资率位于W1,这时毕业生供给量为S1,而需求量为D1,供给量大于需求量。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上的毕业生工资率会产生一种向下的压力,即新增的毕业生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来获得就业岗位,而厂商即便提供较低的工资也能雇佣到自己所需要的毕业生。这样,经过一个短暂的调整过程后,工资率会降低到W0的水平,从而实现毕业生供求的均衡。同样,如果市场工资率低于W0,则因为毕业生供不应求,会使工资趋于上升,一直上升到W0的水平。这样,只要工资率是可调的,市场上毕业生的供求都会在相应的水平上实现均衡,从而实现劳动力市场出清。

在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由于工资率对毕业生供需的灵敏反映和调节,一个劳动力市场是充分流动和竞争的,毕业生选择自愿性失业并不能带来额外利润,却丧失了如果选择工作则可以获得的工资收入,从这个意义上看,自愿性失业并不符合毕业生利益最大化目标。

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条件下的毕业生就业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指由于经济内生因素或者政治、经济等外在制度因素的制约,使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具有不同特征和不同运行规则的领域,不同的领域在工资决定机制、工作稳定性、劳动者获得提升的机会等方面有明显的区别,而且劳动者很难在不同的市场之间流动。对大多数成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来说,因经济内生因素形成的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是最主要的分割形式,但对市场机制不成熟的转型经济国家来说,则主要是制度性分割。本文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定义和特征,对劳动力市场作出如下假定:

劳动力市场是由两个不同类型的单一市场A与B组成,其中A市场在工资水平、工作的稳定性、工作条件和职业发展前景等方面显著性优于B市场;B市场接近完全竞争,基本上没有进入壁垒,劳动力由A市场向B市场流动比较容易,相反,A市场存在很强的进入壁垒,劳动力由B市场向A市场流动成本很高;A、B市场的差别主要缘于制度性分割,忽略其他因素的影响;因为分割的原因,A、B市场存在不同的劳动力供求均衡。

毕业生进入A市场,意味着可以获得较高的分割性收益,这种分割性收益是以各种形式的福利待遇或社会地位等形式存在的,而如果进入B市场,则无法获得分割性收益,因此作为“理性人”的毕业生,选择进入A市场符合利益最大化目标。

毕业生进入A市场,一般有如下三种不同路径:路径1:一步到位,直接进入A市场;路径2:先进入B市场,再择机进入A市场;路径3:放弃在B市场的就业机会,进行等待或工作搜寻,择机进入A市场。

以上三种路径,路径1显然是最优选择。但在短期内A市场就业岗位容量有限或者毕业生与A市场就业岗位不匹配等情况下,毕业生将一时难以进入A市场,此时路径2与路径3哪个选择更符合毕业生利益最大化呢?如果仅仅从短期收入来看,路径2比路径3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因此路径2优于路径3。但这种分析忽略了路径2与路径3对毕业生进入A市场的可能性差异。

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是一个毕业生与雇主之间的博弈过程,由于在毕业生与雇主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毕业生具有对自身的信息优势,而雇主处于信息劣势,因此,一方面,毕业生通过发送文凭、技能、工作经历等有利信号使自己“脱颖而出”,另一方面,雇主则需要对毕业生发送的信号进行甄别和筛选。在毕业生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是否有在B市场的工作经历,对于毕业生进入A市场可以起到信号的作用,雇主有理由相信,宁愿留在A市场失业也不到B市场寻找工作的劳动者生产效率较高,而B市场的求职者生产效率较低,因此,在B市场工作的毕业生更加难以进入A市场。此外,毕业生即使有幸能离开B市场进入A市场,也面临与B市场雇主的解约成本,包括可能存在的违约金、若干年内禁止从事同业竞争的限制以及从原先单位的其他退出成本。综上分析,在毕业生难以一步到位直接进入A市场的情况下,先进入B市场工作虽然能使毕业生获得一定的收入,但进入B市场工作不利于毕业生向A市场流动,相反,自愿性失业有利于毕业生择机进入A市场,因此更加符合毕业生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选择。

结论与建议

如果劳动力市场不存在流动,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大的情况下,毕业生会先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等有合适的机会再转移到主要劳动力市场。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及其所导致的高流动成本,加上在追求劳动力市场分割性收益动力的驱使下,毕业生不惜暂时失业也要想方设法留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这说明在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的约束条件下,“先就业,后择业”并不符合毕业生的最大化利益目标。为此,需要通过改革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来培育市场机制,尽可能地消除人为的、制度性的市场分割,逐步建立一个统一的、更加具有弹性的、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首先,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当前重点是培育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机制,减少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机制将是劳动力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力量,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应主要限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

其次,政府要推动现有制度变迁,打破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壁垒,建立富有弹性和竞争性的统一劳动力市场。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表现为制度性分割,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推动现有制度变迁,减少劳动力市场的制度交易成本。

最后,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尤其要完善小城镇和农村公共资源建设,缩小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区域分割。当前,大学毕业生之所以不愿意前往农村地区就业,除了不尽合理的就业心态等因素外,城乡之间包括劳动力、资本等在内的资源配置上存在严重的制度性分割是主要根源。因此,要拓展大学毕业生就业空间,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除了进一步挖掘城市就业机会外,重点需要完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环境的建设,辅之以配套性激励政策,进一步缩小农村与城市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区域分割。

参考文献:

1.赖德胜,孟大虎等.中国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研究[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2.赖德胜.大学生择业取向的制度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03(7)

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范文第2篇

关键词：劳动力；移民流；流动理论

中图分类号：F249.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8－0003－02

一、 从劳动力国际流动现象分析其原因

对于劳动力的国际迁移，大概可以追溯到1600年的强制合同时期，主要指这个时期的移民需要受到合同的约束。此后的1790年到1850年，被称做先驱自由定居者增长期，有大量的移民不受任何约束迁移。而大规模移民发生在1850―1913年。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是亚洲的移民的时代。而在1914―1945年间，劳动力的国际移民受到了战争、萧条和限制的约束。1946年至今，由于各国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移民现象被相对地限制，被称做限制性的移民时期。学者们了解了由古至今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各个时期后，从四个方面对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原因进行了讨论：大量移民流的产生；移民流的波动；大规模（1850―1913年间）的长期移民趋势和近代国际移民趋势。

（一）大量的移民流产生原因分析

大量的移民是由于经济刺激，许多的相关探究都证实了这一点。研究表明，一战前的大规模移民时代，当时国际移民相对无束缚，经济刺激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去解释那个时期的移民模式。同时，还有研究认为，年轻人和单身更容易去移民。他们可能更爱冒险和有企业家精神，并且继承更少的原始投资特征，所以移民成本较低，他们同时从流动中将获得更多的利益。年轻一代的移民，他们能够从工作生活中获得更多的收获，同时最小化先前的工作搜寻、对目的地的调整适应等成本。作为单身移民，他们也能够减小自身流动的直接费用。并且，年轻人是没有技术或有很少技术和特别的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移民，就会很少因此失去附加特殊技术性资源而带来的经济回报。

（二）移民流的波动原因分析

研究显示，20世纪20年代的原因探究主要是受到推拉理论的影响；而20世纪60年代，人们认为这依赖于人们对本国和迁入国的预期收入比较决策，而这由迁入迁出国的工资率差异和在迁入国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两个因素决定；20世纪90年代至今，人们认为，本国和迁入国工资率和就业率都可以决定波动，并且，失业率是短期移民的有力决定因素，而长期趋势主要由工资率决定。

（三）移民的长期趋势原因分析

研究表明，实际工资率必须和移出国适龄和农业劳动人口比重一起，才能决定移民率的变化。另有研究得出：有限的土地所有者带来的人口压力也会产生移出现象，且农村人口的国际流动率相较城市人口较低。此外，如前所述，相关学者又证明了工作搜寻等成本的减少也能带来移民流；同时，若控制好其他依赖变量，10%的流入国资源工资率的增长会带来0.13%的流出国移民。总结各种研究发现：人口量、相对收入、劳动力结构改变、贫困、农业的落后、移民信息的传播等，这些都会对移民趋势大小产生影响；同时，实际工资率和适龄移出人口比例共同决定了移出率的变化，并得出19世纪10%的流入国资源工资率的增长会带来0.13%的流出国移民；此外，大规模的移民趋势和移出率增长需要本国工资和收入增长作为先决条件。

（四） 近代国际移民趋势原因分析

有学者认为，影响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移民的是同一个因素。这能解释瞬息万变的当代国际性移民问题――欧洲收入的戏剧性趋同，特别是在南欧，在所谓的黄金时期从1950―1973年，帮助解释欧洲移民到新大陆（美洲）的移民比重的大幅下降，说明本国收入的增长，减弱了欧洲国家的移出率。又有研究显示，政策也是一个影响移民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移民由于限额和规定，被大量地限制。所以，移民压力不能被清晰地观察，移民资源趋势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移民政策。还有一些针对不同国家情况所做的研究。如Germany （1964―1988）、 Karras and Chiswick（1999）证明了德国移民在短期内是由于周期性现象，像失业率影响，而长期因素则是德国和迁出国家的人均收入影响。

二、从劳动力流动理论分析其原因

（一）较早的劳动力流动理论

1.传统的劳动力迁移理论及其发展

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家――拉文斯坦E. G. Raven Stein（1885，1889）的“迁移定律”。认为人们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并对人口迁移的机制、结构、空间特征规律分别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迁移七大定律。人口经济学家E.S.Lee（1966）在拉文斯坦（E. G. Raven Stein）和博格（Burge）的基础上，在其《迁移理论》一文中系统总结了“推力－拉力”理论。他将影响迁移行为的因素概况为四个方面：与迁入地有关的因素；与迁出地有关的因素；各种中间障碍；个人因素。杨云彦（1994）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这四种因素的内涵，提出迁入地和迁出地因素都包含着推力、拉力以及中性因素，其中中性因素对迁移不起作用，而推力和拉力因素对不同的个体是不同的；中间障碍主要是指移民限制、迁移距离等因素；个人因素则是指个体的年龄、价值观、生活方式、收入水平等，都会影响到个体对外界信息的判断和迁移决定。劳动力是否迁移，取决与他对这些因素的综合权衡和选择。

2.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Neoclassical theory）及其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家将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关系引入人口迁移的研究中，认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区域差异引起了不同区域之间劳动力的调整，人口迁移是这一调整过程的体现。同时，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对于个人来说，迁移被视为是一种在个人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这种个人投资可以增强自身的经济效益从而提高自身的整体生活水平。多数研究表明，人口迁移主要是在市场调节下移民对经济机会的选择。这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发展经济学理论视角的刘易斯（Arthur Lewis）和托达罗模型。它先后经历了刘易斯模型、拉尼斯和费景汉（Ranis and Fei）的修正模型、托达罗模型修正三个阶段。

3.新经济家庭迁移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个人是迁移过程的最小单位，而在实际研究中，许多学者发现个人决策往往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关系，从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新家庭迁移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迁移决策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决定做出的，迁移（特别是短期迁移）的因素归结为一种最大化经济利益和最小化风险的家庭策略，而周期性往返迁移则是充分利用城市和农村（家庭）资源。人的迁移行为不仅受个人预期收入的影响，更重要的还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该理论对家庭观点较重的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具有更广泛的普适性。

（二）新的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发展

1.世界系统理论

主要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认识和解释人口迁移问题（Wallerstein）。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市场不断扩大，竞争的结果是多数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自身的发展过程被中断，成为部分核心国（发达国家）的附属国。发达国家的资本渗透到发展中国家的各个角落，控制了土地、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于是双向流动不可避免。在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原材料等也向发达国家流动。这种流动不是工资率差异的结果，而是市场竞争和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2.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迁移理论（模型）

现有的西方关于乡－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或因其重要假设不能在中国得到统计验证（如两部门模型），或因其理论未能形成系统体系（如三部门学说），似乎均难以为中国国内现阶段乡－城劳动力迁移提供充分的理论指导。朱镜德于1999年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建立了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乡－城劳动力迁移理论模型。

三元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可以自由进入、劳动力价格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缺乏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完全竞争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和不完全竞争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不可以自由进入、劳动力价格不完全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很高）。两阶段迁移理论是依据乡-城迁移的流向，将整个迁移划分为两阶段。其中，将主要发生在城乡两个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迁移视为迁移的第一阶段，而将此后发生的迁移看作第二阶段，从而解释由于市场开放程度和工资率等因素造成的中国特殊的劳动力迁移现象。

三、总结

通过以上综述不难得出，劳动力国际流动原因分析的研究主要分为政策结构、社会网络框架、新古典、新经济、劳动力结构、人力资本以及全球化等七个方面进行的实证和理论研究。但由于劳动力迁移问题的复杂性和可变性，新的时期，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原因也呈现出新的变化，如迁出国政策而非迁入国政策、政客动机意图、迁移人口年龄等因素也影响劳动力流动，却并未在之前的研究中包括。因此，我们不但需要理清早期对于劳动力国际流动原因的分析情况，也需要结合新时期的新情况，对迁移因素进行一些新的探索和研究。如加强理论的综合和包容性研究、加强对相关政策及迁入国政客行为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的研究、加强有针对性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研究等。

参考文献：

[1] Chiswick， Barry 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Immigration： Applic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 in Myron Weiner and Tadashi Hanami， ed. Temporary Workers or Future Citizens？ Japanese and U.S. Migration Polici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pp. 177-208.

[2] Chiswick， Barry R.， “Are Immigrants Favorably Sel-Selected？ An Economic Analysis” in Caroline D.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eds.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pp. 61-76.

[3] Winklemann， Rainer，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The Case of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IZA Discussion Paper， 2000， pp.169

[5] Williamson， Jeffrey G.， “Globalization， Labor Markets and Policy Backlash in the Pas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 12 （4） Fall， pp. 51-72.

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范文第3篇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探析

引言：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各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力资源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与企业的生存发展细息息相关。面对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断地提升人力资源部门的地位，希望将人力资源部从以往的人事管理的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为企业的战略服务，提高企业的有效性。但实施起来却缺少一些理论支持。如果说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是整体的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是企业内部的市场，那么内部市场的研究就一定要依据外部市场的理论基础，或者随着外部变化而变化。那么劳动经济学则为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持[1]。

一、劳动经济学和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概述

（一）劳动经济学概述。经济学家们很早以前就意识到劳动力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商品，适用于普通商品的价值理论不一定适用于劳动力领域。因此开创了劳动经济学来研究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科。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活劳动投入费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包括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本文引用乔治・J・鲍哈斯的《劳动经济学》中理论，通过对劳动力供给需求，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人力资本，补偿性工资差异，劳动力迁移率，工会，失业，激励工资等描述劳动经济学，以及其对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支持作用。

（二）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概述。首先对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进行剖析，而后探讨劳动经济学是如何支持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各个环节的运作。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是以公司总体使命、愿景、战略、目标为基本依据。以此形成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以及理念，来制定组织的整体结构体系，和具体的岗位设置，以组织结构和岗位设置为框架来实行人力资源管理的几大重要功能：人力资源规划、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劳动关系管理。而劳动经济学与这几大重要功能息息相关。而后形成了一个公司特有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流程、信息系统，作用于企业的研发，生产，市场，财务各个部门来实现企业的有效性以及竞争优势。

二、劳动经济学对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支持作用

（一）人力资源规划和劳动力供求关系。在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中，人力资源规划是预测未来的组织任务和环境对组织的要求。而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则需要凭借劳动经济学内容对供求进行分析，了解当前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者，失业者，脱离劳动力队伍的剩余群体数量和现状，总体上向后弯曲的劳动力市场供给曲线，以及假设当闲暇是标准商品，能给消费闲暇的个人带来正的效用时，依据个人偏好不同而不同的消费―闲暇无差异曲线的预测。通对上述的分析明确劳动力市场的数量供求现状，人力资源类别，为人力资源规划提供依据。而需求上无论是完全竞争市场，还是非完全竞争市场，雇佣的核心都遵循雇佣最后一个员工时劳动力的费用与边际效益相等来实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原则。

（二）招聘，培训，开发，配置与人力资本。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强调培训与公司的战略一致性，人员分析，组织分析等。而劳动经济学则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执行标准如，每个员工的能力不同，学习同样的事物投入的精力，成本不同，以及每个人对于现在教育投入后，未来的回报的贴现率不同导致的每个人接受培训的意愿不同。

（三）薪酬，绩效与激励工资，补偿性工资差异。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薪酬理论包括薪酬体系，理论基础，薪酬设计。但是无论是工资的差异或是形式的差异其根本都是劳动经济学中的补偿性工资差异范畴之内。而绩效工资的确定更是利用工资增加的边际成本=该工作者的生产率的边际收益来最终确定。

结束语：如果说产品市场和融资市场决定了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向那么，劳动力市场则是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基石，而对于劳动力市场进行阐述的劳动经济学则是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支持，以劳动经济学为支撑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意味着，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依照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运作，能够使管理工作发挥出经济学作用，使组织赢得经济利益，实现经营目的。

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范文第4篇

关键词：劳动力就业市场竣视壁垒来源表现

1．歧视的来源

政视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是普遍存在的，为了从更深的层次上认识政视以便制定出有效的政策来消除政视，我们应该先揭示出政视的来源。政视懂得来源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来源是个人偏见，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雇主、作为同事的雇员以及顾客不喜欢与某些属于特定群体的雇员打交道而造成的;歧视的第二个来源是先人为主的统计性偏见，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雇主用某种先人为主的群体的共性来代替个体的特性而引起的;第三个来源是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垄断力量。

1.1个人偏好

个人偏好是指人们对那些和自己有着不同特征的其他人持有的成见和反对态度。有偏好的人未必一定会进行歧视活动，但当基于个人偏好而采取了反对他人的行动，使他人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就产生了歧视。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按个人偏好的主体不同，可以分为雇主歧视、雇员歧视和顾客歧视。

1.1.1雇主歧视

雇主歧视是由于待雇佣者因自己的与生产率无关的个人特征，与雇主的个人偏好相悖，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1.1.2雇员歧视

雇员歧视是指，某些雇员由于其他雇员在非经济因素上与自己的个人偏好不符，而使雇主采用了对其他雇员的不公平待遇的决策而产生的歧视。

1·1.3顾客歧视

顾客歧视是指，因被服务对象的个人偏好而造成的歧视。

1.2统计性歧视

统计性歧视是由于统计方法不全面，或是由于信息不完全造成的。所谓统计性歧视，是将一个群体的典型特征视为该群体中每一个个体所具有的特征，如果群体中的个体与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差别较大时，雇主利用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作为雇佣标准，就产生了统计性歧视。显然，雇主在雇佣工人之前，都会事先对求职者的个人特征做出评价。对其潜在生产率做出评沽。但是他们却很难详细地了解每一个求职者的具体特征，因此他们只能借助于每一个求职者所属的群体的特征，对求职者做出评沽。可是群体特征并不能完全替代个体特征，不能完全真实的反映出个体的生产率，因此这种情况下，即使雇主不存在个人偏好，统计性歧视也会产生。

1.3垄断力量

劳动力就业市场并不都是完全竞争的，也存在着垄断力量，而垄断力量也是造成政视的一个来源，主要表现在拥挤效应上。劳动力就业市场上存在着职业隔离，尤其是按照性别形成的职业隔离，表现为把职业划分为“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女性职业”主要包括护士，秘书，售货员，服务员等，“男性职业”主要包括工程师，律师，管理人员等，由于妇女的就业职位相对有限，处于一个比较拥挤的劳动力市场上，这些职业中的女雇员供给大于需求，工资将被压低，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2．歧视的表现

歧视现象在劳动力就业市场土是)一泛存在的，它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性别歧视，户籍歧视，学历歧视，年龄歧视，身体歧视。

2.1，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是劳动力就业市场上最普遍存在的一种歧视现象。男人和女人似乎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在社会生活中的男女不平等直接影响到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平等。

性别歧视不仅表现在求职的难易程度还表现在男女“同工不同酬”上。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实施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从90年到2000年10年间，在业妇女收人与男性收人的差距明显拉大。99年城镇在业女性年均收人为7409.7元，是男性收人的70.1%，男女两性收人差距比90年扩大了7.4个百分点，以农林牧渔业为主的女性99年的年均收人为2368.7元，是男性收人的59,6%，差距比90年扩大了19.4个百分点。

2.2户籍歧视

目前世界上还实行户籍管制的国家只有三个:朝鲜，贝宁，还有中国。正是由于实行户籍管制制度才导致了户籍歧视现象的产生。户籍歧视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主要有两种表现:劳动力地域的限制进人和劳动力行业的限制进人。

劳动力地域的限制进人主要表现为各发达地区，开放地区先富起来的城市对进城打上的外来务工人员数量上的限制。劳动力行业的限制进人表现为在一些劳动力流向较集中的城市，对外地劳动力只开放部分经济部门与行业，而对另一些经济部门与行业贝9限制或禁止外地劳动力的进人。

2.3学历歧视

在当前的经济时代，一纸本科以的毕业文凭就像“”时代的贫下中农出身一样重要。现在若想应聘，晋升，选拔，本科以学历儿乎是必不可少的。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就业率也随着学历的降低而降低。据教育部学生司统计，2001年中国高校向社会输送毕业生115万人。截至当年6月，研究生初次就业率为95%，本科生为80%,而专科生的初次就业率仪为40%。在各人才市场1=各用人单位几乎都是非本科以卜学历不要。学历政视不仅表现在对低学历层次的劳动者的政视上，还表现在同一学历层次上，对不同院校毕业生的政视上。普通院校的学生整体素质或许不如那些名牌大学的学生整体素质高，但这些普通院校中也不乏此优秀之才呀，这些限制性条款对这些优秀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种政视，一种学历上的歧视，一种典型的统计性歧视!

2.4年龄政视

年龄歧视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也是屡见不鲜，绝人多数用人单位都对应聘者提出了年龄限制，“女性20一28周岁，男性35周岁以下”。在一些行业和部门，更是对40岁的普通女性职工实行“一刀切”，说法委婉，称之为“内退”。40岁儿乎成了普通女性职下在岗与下岗的一道分水岭。

2．5身体歧视

在劳动的身体歧视主要体现在对劳动者的容貌和身高的歧视上。在招聘会上许多用人单位都提出这方面的限制条件。

3如何消除歧视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剥夺了被政视者的白由和权利，给个人和社会造成了损失。因此我们应努力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现象，而在消除歧视的过程中政府无疑起到重要作用，政府在消除歧视时应从以卜三大方面着手。:

3.1减少歧视偏好

正是因为人们有了歧视偏好，所以人们才会去主动地歧视别人。如果歧视偏好减少，那么歧视现象也将会随之减少。在这一点政府可以通过教育的引毕日和法律的强制性来减少人们的歧视偏好。

政府在搞好教育的同时，还应加大立法，健全法制，严格执法，规范劳动力就业市场秩序。政府应在法律卜规定各单位在雇佣，培训，升迁，发放工资上对不同性别，年龄，民族，地域的人要同等对待，要司同酬。时还要注意区分招聘中的歧视与合理甄选，通过立法明确规定什么是歧视、什么是正常的合理甄选。

3.2减少节场缺陷

劳动力市场之所以存在歧视现象与劳动力市场本身存在的种缺陷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要消除歧视就要减少劳动力市场的缺陷。这些缺陷主要包括信自、不对称和不完全竟争。

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范文第5篇

关键词：最低工资制度；福利经济学；劳动力供给下降

中图分类号：F24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3-0062-04

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日益凸显。对此，国家提出将提高劳动者收入比重作为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重要手段。而最低工资制度所要解决的正是全社会劳动者中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问题，这一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对于收入差距问题的解决非常重要。比较而言，在经济学理论中以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福利水平为目标的福利经济学，更适合作为最低工资制度的理论分析工具。因此，有必要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对最低工资制度进行理论分析，并基于我国有效劳动力供给即将出现拐点的背景，结合我国最低工资制度执行现状研究，提出现阶段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完善对策。

一、最低工资制度的理论分析

（一）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

福利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体系下社会的资源配置与福利的关系以及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福利的经济政策。在资源有限条件下，对于如何判断经济政策的资源配置效果，主要存在两种评价标准：一是如果改变资源分配状况至少有一个人的福利水平得到改善，而其他人的福利水平没有变坏，这称之为帕累托改进。二是不管如何改变资源分配状况都不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得到改善，而其他人的福利水平也没有变坏，这种状态称为帕累托最优状态。

福利经济学用社会福利函数来表达社会中所有人的效用水平。假设一个两人社会，如果用W表示社会福利，则W=（UA，UB），式中UA和UB表示A、B两人的效用水平，因此，可以由该公式中的（UA，UB）效用水平组合求得一个社会的总福利水平。如图1所示，如果令W=W1，则无差异曲线W1和效用可能性曲线AB相交于C、D两点。可见，在有限的生产力条件下，无差异曲线W1上的点都不是最大的社会福利水平。如果令W=W2，则无差异曲线W2与效用可能性曲线AB在E点相切。这时，在有限的资源与技术条件下，社会福利达到最大水平，而这一点也是实现最大社会福利的生产与交换的唯一点。如果令W=W3，虽然代表W3效用水平的无差异曲线高于W2，代表了更大的社会福利水平，但是无差异曲线W3与效用可能性曲线AB没有任何交点，即此时已经超出了现有的资源与技术水平，所以W3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社会福利水平。在有限的资源配置条件下，最低工资制度是否达到了最优状态是评价其是否具有效率性的标准。本文在评价最低工资制度的经济政策效果时，利用社会福利函数进行社会再分配效果评价。

（二）最低工资制度的福利经济学分析在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不变的情况下（见图2），劳动供给曲线表示在不同的工资水平下劳动者所能提供的劳动量，劳动需求曲线表示不同工资水平下生产者需要的劳动量。在完全竞争条件下，E点是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点，此时资源配置效率达到了最优。当政府引入最低工资制度时，劳动者工资将高于均衡工资并达到W1水平，这时生产者福利ABW1面积小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AEI面积，劳动者福利变为OCBW1的面积，从而产生了BEC面积的社会福利损失。此时的就业量由Q3减少到Q0水平，社会出现大量失业人员。

在不完全竞争环境中，特别是垄断竞争条件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工资水平只能达到W2水平。这时，劳动者福利的面积为OCW2，劳动者福利受到损害，而生产者福利变为ABCW2。同时，劳动供给量维持在Q0水平，损失BEC面积的社会福利。当政府引入最低工资制度时，工资水平会上升到W3水平，劳动者福利也相应提高到ODW3，从而实现劳动者福利提高的同时就业量由原来的Q0增加到Q2，社会就业率得到提高，社会福利损失减少到DEJ的面积。

当劳动力需求增加时（见图3），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引入最低工资制度时，工资达到W1水平，生产者福利由原来的FHL减小到FMW1，就业量也减少到Q1水平，社会福利损失MHE的面积。当经济处于成长期时，经济增长带来了投资增加，投资带动了劳动力需求。这一时期，劳动需求曲线向右平移，生产者福利和劳动者福利水平都会增加，而且就业量从Q1增加到Q0。

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工资水平为W2。这时，劳动者福利为OEW2，生产者福利为FMEW2，福利损失为MHE的面积。当劳动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后，劳动者剩余没有变化，而生产者福利增加到ABEW2，社会福利损失增加至BIE的面积，生产者福利得到提高。这时，相对来说，生产者福利的提高损害了劳动者的福利。当引入最低工资制度时，工资水平会超过W2并达到W3的水平。这时，劳动者福利从OEW2增加到OGW3的面积，就业量从Q1增加到Q2，福利损失也减少到DIG的面积。如果劳动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在最低工资W3水平下，劳动者剩余保持不变，生产者福利提高到ADGW3，同时，就业量得到提升。

在劳动力供给减少的情况下（见图4），在完全竞争条件下，E点是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点。如果劳动者供给减少，劳动供给曲线向左平移，这时引入最低工资制度后，工资上升到W1水平，生产者福利从原来的AEI缩小到ADW1的面积，劳动者剩余从原来的OHDW1面积减少到W2CDW1，最低工资制度同时损害了完全竞争市场中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福利水平，就业量也减少到Q0水平。因此，在劳动力供给减少的情况下，最低工资制度同时损害了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福利状况，并降低了社会就业率。

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如果劳动供给减少，劳动供给曲线向左平移后，劳动者为了获得更高的工资只会在W2的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引入最低工资制度能够保证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劳动者福利为W2CW3，生产者福利为ADCW3，而社会福利损失减少到BCD的面积。这时，劳动力供给对最低工资标准表现出非常大的敏感性，就业量有可能增加也有可能减少。图4中W3的最低工资水平下，就业量并没有发生变化。倘若最低工资水平稍微高于W3水平，就会导致劳动者供给增加，由于劳动力需求量Q1远大于Q0，所以社会就业量也会相应增加。如果最低工资水平低于W3而高于W2水平，由于劳动者的权益受到损害，劳动供给会减少。虽然劳动力需求远大于劳动力供给，但此时的社会就业量还是会降低。

可见，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者和生产者的福利状况表现出不同的资源分配效果，说明最低工资制度与各方利益息息相关。

二、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是调节收入差距、提高劳动者福利水平、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

从1994年开始，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分别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通过对近几年我国各省最低工资标准和失业率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最低工资制度实施以来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部分省份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失业率的上升；相反，这些省份失业率一直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这说明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低工资制度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最低工资制度对缩小收入差距方面也具有积极作用。最低工资制度可以通过调节低收入劳动者的初次分配情况，从而影响我国居民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

然而，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在保障劳动者收入方面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一些用人单位以提供食宿为借口，支付劳动者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还有一些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最低工资中算进了加班费用，而且还随意克扣劳动者工资，导致部分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此时，虽然政府出台了最低工资制度，但由于监督机制不完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仍会受到损害。

预测显示，未来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可能从2010年的9.7亿减少到2050年的8.7亿，减少的拐点将发生在2015年，届时将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从9.98亿的峰值开始逐年下滑，年均减少约366万。因此，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在企业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可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不仅有利于增加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而且可以降低企业的劳动者流失率，更可以利用最低工资制度的倒逼机制，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最低工资制度是劳动者获得最低生活水平的重要保障，在我国劳动力供给即将减缓并逐步降低的情况下，适当提高劳动者最低工资水平不仅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而且是提高劳动者福利水平、进而扩大内需的必要措施，也是实现社会资源合理分配的重要手段。

三、完善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对策

（一）提高立法层次，统一最低工资标准的内涵

应尽快将保障劳动者生存权益的最低工资制度纳入宪法当中，制定《最低工资法》及相关的处罚制度。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面临逐渐减少的问题，因此，现阶段尽快研究制定《最低工资法》不仅有利于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劳动力，同时能够有效提升劳动者的福利水平。而且从立法层次强制提高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能够提高整体居民的收入水平，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生存权益，促进经济向以扩大内需方式拉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转型。目前，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内涵有所不同，原因是我国尚未对其进行统一的规范。因此，最低工资制度作为保障低收入劳动者的制度安排，应该有一个统一规范的内涵。最低工资实质是劳动者的最低劳动收入标准，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不仅应该包括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还应加入职工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交通补助等福利待遇。当然，考虑到地区差异的存在，最低工资水平的高低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权衡，但是不能放任地方自行定义最低工资制度的内涵。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应该统一包含劳动者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可以参考各地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情况以及经济发展状况，酌情统一最低工资中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占比区间。

（二）统一最低工资调整时间，完善监督管理机制

目前，我国各省市地方政府基本每两年调整一次最低工资标准，但是在国家层面，并没有严格规定最低工资的具体调整周期。这导致各地区最低工资的调整时间比较混乱，甚至同一省份不同市级政府之间也存在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时间。因此，应当统一最低工资调整时间，各级政府应该根据当地的经济增长水平和物价指数，在统一时点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统一最低工资的调整时间有利于劳动者和企业及时、准确掌握最低工资相关的最新信息，促进最低工资制度更好地落实。同时，由于确定了统一的最低工资调整时间，所以总工会和企业联合会可以事前准备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并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物价指数、上一年的职工平均工资、经济增长水平等数据，对最低工资的调整方案进行协商并报上级部门审核，及时公布最低工资标准的最新调整方案。此外，为了更好地落实最低工资调整方案，不仅要统一各省市的最低工资调整时间，还要对最低工资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应当严厉查处以各种名义压缩工资的变相违规行为，对于违反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应该处罚其以数倍的最低工资标准补偿劳动者，以此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强社会监督机制建设，通过社会的监督促使用人单位严格执行低工资制度。

（三）加大最低工资制度的宣传力度，提高劳动者的维权意识

各级政府在每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不仅要在网上和报纸上公布消息，还应该制作简单精练的纸质材料，加大最低工资制度的宣传力度，使更多的人能够及时了解最新信息。同时，加强各类企业工会成员的培训宣传工作，使劳动者充分了解最低工资制度的内容，以此提高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实现用人单位最低工资制度执行情况的内部监督。

参考文献：